跨海訪日

1930年代的中國童子軍運動實際上是青年愛國抗日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出于愛國激情，倪家璽在“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的支前工作中和“八·一三”日寇侵滬的前線慰問、救護傷兵，在難民收容所參與救濟工作，以童子軍組織的名義，做了大量具體工作，在上海人民抗戰(zhàn)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1930年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野心已為中國有識之士洞察。在大中學生中，日本侵華陰影也引起廣泛警惕。但是日本有些人還鼓吹“日中親善”，中國也有些人主張“睦鄰相處”。倪家璽等愛國青年，決心去日本看看。是年暑假前，他們向校方提出假期中組織滬江童子軍團去日本參觀訪問的要求，得到校長劉湛恩的同意和支持，并指定倪家璽為參觀訪問團團長。他受命組織了40名童子軍，以“滬江童子軍訪日團”的名義，取得了政府有關部門的批準，并與日本駐華總領事館聯(lián)系，得到“東京少年團日本聯(lián)盟”來電歡迎⁽⁷⁾。在啟程之前還舉行了一個星期的集中訓練，做好了各種準備工作。是年7月9日滬江童子軍團共41人乘日輪“長崎丸”去日本。此事當時還屬首創(chuàng)，頗引起各界注目，新聞界也大加宣傳，上?！渡陥蟆钒l(fā)表了“滬大童子軍訪日”的新聞報道。訪日團團員都出身于中上層家庭，最大的21歲，最小的只有12歲，從未出過國門，啟程之日，家長和師友們都到輪埠送行，不少新聞記者到現(xiàn)場采訪。家長到埠送行的有著名學者胡適、海軍魚雷艦隊司令曾以鼎等，曾以鼎還將繡有“相期無窮”四個字的一面錦旗贈送給童子軍訪日團。

倪家璽當年21歲，率領童子軍跨海訪日，途經(jīng)長崎、神戶、大阪、奈良、橫濱，謙倉、東京等地，由日本少年團聯(lián)盟接待，參觀了各地名勝以及工廠和新聞社等，還與日本少年團舉行球賽和聯(lián)歡文藝活動。每至一地，中國旅日僑胞也來歡迎、探望，有些僑胞團體還設宴招待，異國相逢，情意親密。此行歷時三個星期，輿論稱之“播下了一顆親善的種子”，倪家璽的組織才能和處事魄力，也受到了學校和家長們的好評。但他并不陶醉于此。日本少年團的熱情接待和友好親善固然令人感動，而對參觀中的所見則有更多感觸。如童子軍團初抵長崎，團員上岸拍照即被禁止，數(shù)十架相機竟一無所用。他回想祖國門戶洞開，外人自由深入腹地，為所欲為，無人過問，深感痛心；在各地參觀時他又發(fā)現(xiàn)日本少年團組織十分普遍，不僅學校的青少年學生，而且工廠、大商店和集市農村都有少年團組織，訓練較之中國嚴格得多。各地少年團聯(lián)盟都由地方行政長官兼任；全國聯(lián)盟的理事長、副理事長都由伯爵、子爵貴族擔任。他深深感到日本少年團的組織、訓練，都大大超越了對童子軍的一般要求。因而他回國后對國內輿論界闡明他去日本考察后的觀點，認為“以兩國童子軍之聯(lián)絡，捐棄成人交惡之成見，而達到東亞真正之和平”的理想，似難實現(xiàn)，更不敢以此自負。于是他在童子軍教練中，學課方面強調愛國主義內容，術課方面加強救護、通信等訓練。他不僅在滬大童子軍中受到信賴和擁護，且與其他學校和市商會童子軍團都有廣泛聯(lián)系，在上海童子軍組織中擁有較高的知名度。

滬江大學童子軍團長倪家璽

1931年他于滬江大學畢業(yè)，但仍擔任童子軍團長和教練的職務。是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者終于對中國發(fā)動武裝侵略，東北全部淪陷。翌年1月28日滬戰(zhàn)爆發(fā)。全市人民掀起了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的愛國運動。上海童子軍紛紛投入募捐、輸送物資，救護難民、搶救傷員等支前斗爭。不少青年學生、童子軍和工人組織義勇軍，奔赴前線，協(xié)同十九路軍抗擊日寇侵略。倪家璽在童子軍支前中，親自駕駛汽車運輸支前食品及軍需物資，活躍于抗日前線，受到十九路軍將領翁照垣等多次贊譽。十九路軍雖得到人民支持，后來又有第五軍馳援，迫使日寇三易其帥，但蔣介石不予支持，簽訂了《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暫時結束了滬戰(zhàn)。

倪家璽1931年親自編《滬江童子軍》

于右任⁽⁸⁾為《滬江童子軍》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