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99年七八月間，有人托我找出先父的老照片，因為家里新老照片堆放一起，頗為零亂，加之諸事纏身，我未克及時履行所托。半年后的2000年春節(jié)，有了幾天假期，我匆匆買了幾本相冊，然后將零亂堆放的所有照片來了一次基本清理。隨著一幅幅老照片映入眼簾，父親的音容笑貌連同照片所承載的歷史場景，逐一浮現(xiàn)于腦際，特別是見到父親與其孫松新的一張合照時，我猛然被拉回到“文革”時代的回憶。1966年春夏之際，“文革”正式開始，“吳晗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兩頂帽子立刻戴在了先父頭上，他隨即被揪斗，編入了管教隊（俗稱“牛隊”——“牛鬼蛇神隊”之簡稱）受管制教育，歷經(jīng)幾年，一直沒脫隊，身心備受煎熬，健康日益惡化，終于在1970年1月間檢查出患上了絕癥——肝癌。在“文革”混亂時勢下，醫(yī)療、生活條件之惡劣當可想見。父親未能留院醫(yī)治，只能“蹲”縮在中山大學地窖住所，苦苦在生死線上掙扎。1970年春節(jié)期間，在郊區(qū)任教的我妻葉秀粦攜子松新來中大看望先父母。父親仿佛黑暗中見到了陽光，歡慰不已，叫松新坐在其病榻前，反復端詳，問長問短，頻頻輕撫之，眼中含著淚花。我夫婦倆都知這可能是爺孫的最后一次見面，預先帶著一照相機準備照相留存。由于地窖光線不夠強，老式相機無法在地窖內(nèi)操作，我倆只好攙扶或者說半抱半抬著父親，將之艱難地移到地窖外的天井（屋檐下）進行拍攝。從照片可看出，穿著厚厚棉衣褲的父親其時已瘦至皮包骨的程度，他坐在一張老舊藤椅上，用那雙衰弱無力的手搭抱在松新肩上，臉上掛起了發(fā)自心坎而又艱難露出的笑容。年僅一歲兩個月的松新，不諳世事，只感到爺爺?shù)奶蹛?，怎知道爺爺三個月后便會撒手人世，顯露出一副天真可愛，快樂無憂的樣子。這幅照片是親情悲情交織而成的真切歷史寫照。觀此一照，我心潮被猛烈掀動起來，就像沖出了洞閘，不停地泛溢開來，流向父親的往事和身后際遇之回顧中。撫昔思今，大大加深了我對先父人品、學術的尊敬，也為其對朋友、學生等的關懷與相助所深深感動。適值2000年5月，正是父親辭世三十周年忌日，又想到再過八年便是其100周年誕辰，更知外間將有撰文或籌開紀念會之舉。作為兒子的我，有責任及早作出相應的準備，提筆寫文懷念先父和感謝友人的一種創(chuàng)作沖動驟然而生。

梁方仲生前最后一張照片

寫什么？如何寫？這是我腦子里經(jīng)常盤旋的問題。為此，在頭幾年里，我經(jīng)常利用休息日和工余時間跑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州圖書館以及中山大學圖書館等處，查閱關于父親生平和評價以及其論著被引用參考情況的書刊資料，目的是了解對先父研究的進展和存在問題；另一方面則盡力從父親遺物中或其友人處覓尋可供撰寫生平或評價貢獻的有關資料。通過幾年的查尋，已獲這樣一批資料、信息：

甲、介紹先父生平的小傳（傳略）在海內(nèi)外至少已有十余份（包括有我參加署名的1—2份），不過其篇幅都很小，多數(shù)在數(shù)千言之間，最長者也僅萬余字。各文內(nèi)容基本上大同小異且有疏漏或偏單薄之感，這是受當時資料所限，不足為怪。

乙、對先父治學授業(yè)上的貢獻，包括研究規(guī)范之樹立，治學方法的運用及其特點，研究成果的開拓性、奠基性諸方面，有了不少的評述。然而迄今為止，這些評述較為分散，不很方便讀者與研究者的閱讀參考。

丙、搜集積累了一批外間未見到或略有所聞但知之不詳?shù)挠嘘P資料，其中有：

1．父親一批未發(fā)表的遺作，包括講義、讀書筆記、論文、少作、譯作和詩詞、雜文等。

2．“文革”劫難后幸存下來的一些父親與友人、機構來往函件以及字畫。

3．父親1957—1969年案頭日歷記事（缺1960年）。

4．父親于“文革”及其他政治運動中所寫或與之有關的若干材料（底稿或復寫紙稿），其中包括有：（1）自傳（1949年前之履歷，為“文革”中被勒令而寫的交代與自我批評書）；（2）“文革”中所寫的交代、檢討和回答外調(diào)之材料（皆復印紙稿），其中含一些專題性的，如抗戰(zhàn)時期西北農(nóng)村土地調(diào)查、研究生培養(yǎng)，教材、講義撰寫，與吳晗等關系之類；（3）《與梁方仲先生談紅專問題——大字報選集》（中山大學歷史系編，1958年6月）等等。

在“丙”類材料中，“1”、“2”、“3”項無疑對于了解與研究先父生平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問題（學術組織、學人交往、學術史等等），深具參考與使用的價值。對于“4”項材料，由于它們屬不正常狀況下的產(chǎn)物，一般不適直接引用，但若做好“去表入里”工作，仍可從中發(fā)現(xiàn)許多內(nèi)存的事實（史實），屬不可忽視的有用材料。

依照需要與目前已有之條件，我便下了決心編撰一部較詳盡全面介紹先父生平及其治學特點、學術貢獻的書。本書之具體目標，首先是，在對先父生平的了解與研究上能補現(xiàn)有文獻之不知或知之不詳之處，修正某些不確乃至以訛傳訛的說法。其次，通過一些原始資料的披露和一些分散零碎材料的搜集綜合，既對先父的學術研究特點及其貢獻的了解與研究有好處，也可能對有關學術史的認識與探討，提供某些幫助與思路。最后，與此同時，查照父親一類學人的治學態(tài)度、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處事待人態(tài)度，對加強健康學風的建設，或許有些促進作用。

如何寫此書方面，鄙意認為有兩點應清楚交代：一、原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杰勤悼念先父文中有一語，云先父“以讀書、交友、著述、講學為樂事”。本書就是以此四點為敘事內(nèi)容之基本線索，結合父親生平各時期所處家庭、學校、服務機構和社會、國家的具體情況來介紹其經(jīng)歷，希望內(nèi)容編排上收到重點突出，眉目清楚之效果，更可突顯一個有個性有責任心有創(chuàng)造力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一生風貌及其形成的原因。二、本書旨在為讀者、研究者提供可信乃至可用的資料（史料），同時企望在讀者范圍由“圈中人”向“圈外人”的擴展上做點嘗試。撰寫時，強調(diào)了所述事實要真實可信，言必有據(jù)，力戒斷章取義，或錯讀所據(jù)之誤。寫法上采用了多擺事實，適當議論，即使一定要議，也盡可能多用他人和父親的原話來表述；引文、注釋較多且接近完整；文字盡量平實淺白。這樣的做法似屬必要，也較適合我身份，因為，避后人寫先人不客觀之嫌，減少非同一領域?qū)I(yè)人士撰寫時易犯疏漏、失誤之毛病，這些問題都必須考慮。這樣的寫法也有些“無奈”，或許會使部分讀者，特別是專業(yè)研究者可能感到書中某些部分敘述文字可簡約些。本書就是在如此復雜以至矛盾心態(tài)下展開撰寫的。

1. 朱杰勤《紀念梁方仲教授》，載湯明檖、黃啟臣主編《紀念梁方仲教授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