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guān)于“己卯冬月定本”的問題

在己卯本的第三十一至四十回，即原書的第四冊的總目頁上，有“己卯冬月定本”這一行字，對于這一行字，吳世昌同志作了如下的分析：

如《脂配本》（即所謂“己卯”本——此括號內(nèi)文字是原有的，引者）的第二、第三冊目錄葉上，也有“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的簽注，第二冊在此簽注下還有“己卯冬月定本”一行小字。由于此本（按指庚辰本——引者）和《脂配本》的字跡完全相同，出于一人之手，可知這些本子系一個書賈所雇的抄者所過錄。從此本第二十二回末附記，可知其過錄時間均在丁亥之后?！八拈喸u過”、“某年某月定本”云云，都是隨意加上，以“昂其值”于“廟市”的花招。雖其底本也許確是某年所定，但這些年份決不能認(rèn)為即此現(xiàn)存抄本的年份。

在上述這段引文里，吳世昌同志提出了三個問題：一、己卯和庚辰兩本的“字跡完全相同，出于一人之手”；二、己卯和庚辰兩種本子是“一個書賈所雇的抄者所過錄”；三、“四閱評過”、“某年某月定本”這些話，“都是隨意加上，以‘昂其值’于‘廟市’的花招”?，F(xiàn)在就讓我們來依次討論這三個問題。第一，己卯和庚辰兩本的字跡，根本不是什么“完全相同，出于一人之手”，相反，倒是連己卯和庚辰兩本本身的字跡都很不相同，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己卯本是由九個人抄成的，庚辰本是由五至七人抄成的（按：庚辰本早已影印出版，讀者可以查看，其中有部分字跡一時頗難判斷是一人還是兩人，但可以初步判斷參加此書抄寫的少則五人，多則七人），其中只有兩個人，我們認(rèn)為是既參加過己卯本的抄寫，又參加過庚辰本的抄寫，因此在己卯本和庚辰本上這兩個人的筆跡是相同的，其馀就各不相同了。第二，己卯和庚辰兩個本子絕不是“一個書賈所雇的抄者所過錄”，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確知己卯本是怡親王府的抄藏本，庚辰本的抄者我們雖然沒有確知，但我們認(rèn)為它也不可能是書商抄賣的東西。原因是庚辰本是從己卯本過錄的，當(dāng)時的書商未必就能向怡親王府借到他們的秘抄本。特別是己卯、庚辰兩本過錄的時代，雖不能確考是哪一年，但其大體的時代，總不離乾隆二十五六年到三十四五年之間。按這個時代，根本還沒有像吳世昌同志估計的那樣已經(jīng)形成了“廟市”以“數(shù)十金”抄賣《石頭記》的情況。第三，關(guān)于所謂“‘四閱評過’、‘某年某月定本’云云，都是隨意加上，以‘昂其值’于‘廟市’的花招”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上述這段引文的中心，吳世昌同志為了要反對用甲戌、己卯、庚辰等干支來代表《石頭記》早期抄本的簡稱，因此就力圖證明寫在《石頭記》早期抄本上的這些“某年某月定本”的題記，都是書商隨意加上去的，因之，可以隨意加以否定。引文里第一、二兩個問題也是用來為證明這個問題服務(wù)的。但是事與愿違，吳世昌同志越是要證明這些題記都是書商隨意加上去的，事實卻越出來證明并不是如此。現(xiàn)在大家已經(jīng)清楚，己卯本是怡親王府的抄藏本，怡親王既不是書商，抄這部書的目的也不是什么為了出售，這部抄本本身也沒有成為商品，那末哪里來的“‘昂其值’于‘廟市’的花招”？所謂“隨意加上”去的這種說法，根本不符合當(dāng)時抄書的實際情況，反倒是吳世昌同志自己給它們“隨意加上”了上述無根據(jù)的說法。

“己卯冬月定本”這一行字是不能隨意否定的，這不僅有上面這些事實，而且還因為在庚辰本上，至今還保留著二十四條署明己卯年的脂批。其中有一條，還署了“己卯冬夜，脂硯”的名字，白紙紅字，面對著這些既署“己卯”，又署“脂硯”的批語，而要否定“己卯冬月定本”這一行字的真實性，否定這一行字所反映的《石頭記》成書過程的重要的歷史內(nèi)容，這怎么說得過去呢？事實上脂硯齋在己卯年既進(jìn)行了批閱工作，還進(jìn)行了“定本”工作，這是有記載可查，不能隨意加以否定的。

1. 見吳世昌《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七十八回本）的構(gòu)成、年代和評語》一文第三節(jié)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