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論

關(guān)于明代詩歌的發(fā)展，時人有“明興百余年矣，而詩道盛于弘、正之間”，“百余年來經(jīng)術(shù)貴而聲詩絀，一振于弘治、正德”之論，指出了弘治、正德詩壇的中興之勢。在這一時期，產(chǎn)生了明代第一個有改革綱領(lǐng)、追隨者眾多的文學思想潮流，即以李夢陽為首的前七子倡導(dǎo)的文學復(fù)古思潮，文章辭賦為之一變。因此，對明代詩學進行研究必不能繞過前七子，而對前七子進行研究則李夢陽研究是一關(guān)鍵，徐朔方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fā)表的《論前七子》一文中就指出：“要正確地認識這個流派的真實面目，公允地評價他們的活動，應(yīng)該從研究李夢陽的文學活動著手。他在前七子中行輩最高，成就最大，是他們公認的領(lǐng)袖?！?sup>廖可斌亦認為：“無論從對復(fù)古運動的倡導(dǎo)之功來看，還是就創(chuàng)作成就而言，要推選出復(fù)古運動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作家……如只舉一人，則只能是李夢陽。”這一認識是符合實際的。

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領(lǐng)袖，李夢陽影響了明代詩學走向的作用毋庸置疑。從一定意義上講，李夢陽是明代詩壇發(fā)展的轉(zhuǎn)捩點。近代學者陳田在概括明前期詩壇各流派演變時指出了這一發(fā)展軌跡：“有明詩流，吳下擅于青丘（高啟），越中倡于犁眉（劉基），八閩工于膳部（林鴻），東粵盛于西庵（孫蕡），西江妙于子高（劉崧），各有軌轍，不相沿襲。自茶陵崛起，籠罩才俊，然當時倡和襲其體者，不過門生執(zhí)友十數(shù)輩而已。暨前、后七子出，趨空躡景，萬喙一聲?！?sup>自以李夢陽為首的前七子起，明代文壇重文貴經(jīng)術(shù)而輕詩的局面發(fā)生了根本轉(zhuǎn)變，詩歌創(chuàng)作與理論探討蓬勃發(fā)展，詩道大振。自此，明代詩歌流派不斷涌現(xiàn)，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云間派等，無不分派立戶，在批評與被批評中不斷促進著明代詩學的發(fā)展。

李夢陽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思想受到了與他同時期以及后世人們的關(guān)注。王廷相曾盛贊道：“時則有若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閎統(tǒng)辯之才，成沉博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diào)寡和。游精于秦漢，割正于六朝，執(zhí)符于雅謨，參變于諸子。以柔澹為上乘，以沉著為三昧，以雄渾為堂奧，以蘊藉為神樞，會詮?fù)胖?，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汪流，闊者海受，洋洋巖巖，冥冥，無所不極。”雖然有溢美之嫌，但其指出了李夢陽的師法取徑和審美趣味。李夢陽后學朱睦在《空同先生傳》中云：“弘治間北郡李公獻吉始變文體，力追元古，以蕩滌金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擬漢魏，兼法李杜，海內(nèi)學士大夫翕然趨之，誠一代之宗?！?sup>亦指出了李夢陽文取先秦兩漢、詩取漢魏盛唐的特點，并解釋了李夢陽作為“一代之宗”的文學史地位。李開先為其做傳稱：“近見顧東橋所撰《國寶新編》總論，一時名流而以崆峒居最，黃初絕響，詩道中微，唐興數(shù)子，大發(fā)厥機，一鳴驚人，千古為友，乃出諸知己之口而非意料之語也。責備者猶以為詩襲杜而過硬，文工句而太亢，當軟靡之日未免矯枉之偏。而回積衰、脫俗套，則其首功也?！髮W得其指授及私淑者抑又不可勝計。”這里肯定了李夢陽對力挽明代文風頹勢并使之一變的巨大貢獻，同時亦為李夢陽辯護，認為其復(fù)古思想中為人所詬病的弊端是矯枉過正的后遺癥，是在改革道路上所無法避免的。

至清代，對李夢陽倡導(dǎo)的復(fù)古運動的評價褒貶不一。俞汝言盛贊李夢陽詩歌創(chuàng)作道：“獻吉五言古詩康樂后一人，七言近體少陵以后一人，七言絕句太白以后一人，惟五言近體少遜前賢，頗有才多之恨。”錢謙益則對李氏復(fù)古主張頗多不滿：“夷考其實，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溯而尚之，格律差殊，風調(diào)各別，標舉興會，舒寫性情，其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fù)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牽率模擬剽賊于聱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可謂好者美之，惡者批之，均有失偏頗。相較之下，四庫館臣對李夢陽的評價則尚屬公允，其云：“（李夢陽）氣節(jié)本震動一世。又倡言復(fù)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后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后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济髯院槲湟詠?，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啴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痹，使天下復(fù)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攻心，矯枉過直?！叫亩?，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至兵，利鈍雜陳者也?！保ā端膸烊珪偰俊罚?/p>

光緒三十年（1905），來裕恂《蕭山來氏中國文學史稿》道：“自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fù)古，文自西京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文始一變?！?sup>指出李夢陽等變革文風之功。1933年，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評：“（李夢陽）起自窮邊，而才思雄鷙，卓然以復(fù)古自命。……盛氣矜心，欲駕八家而上之；其文則故作聱牙，范經(jīng)鑄子，以艱深文其淺易。而熊邁之氣，足以振啴緩；生撰之句，足以矯平熟；風氣鼓蕩，觀聽變異，所謂：‘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評價毀譽參半。

但總體而言，在20世紀初，學術(shù)界始終將李夢陽置于“前七子”中進行整體關(guān)照，對以其為首的前七子倡導(dǎo)的復(fù)古運動多批判之聲，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大體持漠視態(tài)度。從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出現(xiàn)對李夢陽進行的專門研究，以唐景紳的《關(guān)于李夢陽的生卒年代》（《甘肅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和陳志明的《李夢陽的為人及其文學事業(yè)述評》（《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4期）為首發(fā)。中國學界對李夢陽等復(fù)古派的態(tài)度發(fā)生根本轉(zhuǎn)變，則以1982年章培恒翻譯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的《李夢陽的一個側(cè)面——古文辭的平民性》一文為標志，此文原發(fā)表于1960年《立命館文學》一八〇期，吉川幸次郎擺脫了對李夢陽等的文學創(chuàng)作評價不高的定式，肯定“由那樣的改革熱情所產(chǎn)生的他們的文學，乃是作為明代之特征的平民精神的表現(xiàn)之一”，從正面發(fā)掘李夢陽文學創(chuàng)作中順應(yīng)歷史潮流的平民性特征。自此，對李夢陽的研究蔚然成風，其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①李夢陽的生平及交游研究；②李夢陽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版本刊刻研究；③李夢陽的學術(shù)思想研究。

21世紀之前，關(guān)于李夢陽的研究主要關(guān)注于其生平及文集刊刻情況。如黃長椿《李夢陽年里考》（《江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梁臨川《李夢陽中進士年份辨》（《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梁臨川《李夢陽的兩篇佚文》（《文獻》1992年第3期）、梁臨川《李夢陽全集初刻本辨說》（《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王公望《李夢陽〈空同集〉人名箋證》（發(fā)表于《甘肅社會科學》1993—1996年共四期中）、王公望《李夢陽生平若干史實的考索辨誤》（《社科縱橫》1996年第3期）、王公望《李夢陽著作明代刻行述略》（《圖書與情報》1998年第3期）、王公望《李夢陽生平考辨二題》（《甘肅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等，主要是梁臨川、王公望二公致力于李夢陽的研究。與此同時，學者也開始注意到李夢陽詩學思想的研究。較早關(guān)注李夢陽詩論的研究有：趙建新的《李夢陽詩論述評》（《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注意到了李夢陽主張詩歌要“形于遇”、“因乎情”和“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章培恒的《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首肯了李夢陽論詩“尊情抑理”，并提出其與晚明文學新思潮有著密切聯(lián)系；汪正章的《李夢陽文學思想簡論》（《蘭州學刊》1990年第2期）則首次注意到了李夢陽詩論主“格”、“調(diào)”。其后又有黃果泉《李夢陽詩學思想的格調(diào)說》（《河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史小軍《試論明代七子派的詩歌格調(diào)理論》（《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專論“格調(diào)說”。自此，“格調(diào)說”、“真情說”成為李夢陽詩學思想中人們關(guān)注的焦點，對李夢陽的研究也更加深入與細致。

進入21世紀，李夢陽研究開始多元化。研究李夢陽詩學思想的主要有：陳文新《“真詩在民間”——明代詩學對同一命題的多重闡釋》（《杭州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鄧新躍《李夢陽的詩學辨體理論》（《社科縱橫》2005年第3期）、李琳《李夢陽文學思想的發(fā)展與演變》（首都師范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楊海波《李夢陽文學思想本體論》（《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鄧雅心《李夢陽復(fù)古理論中的“格調(diào)”與“真情”》（《絲綢之路》2009年第14期）和侯雅文《李夢陽的詩學與和同文化思想》（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研究李夢陽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要有：盛敏《李夢陽詩歌研究》（鄭州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楊海波《論李夢陽的詠隴詩》（《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郝潤華/邱旭《試論李夢陽對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創(chuàng)獲》（《甘肅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對李夢陽進行比較研究的主要有：王公望《李夢陽與何景明》（《社科縱橫》2001年第5期）、王公望《論〈中山狼傳〉〈中山狼〉雜劇并非諷刺李夢陽——兼論〈中山狼傳〉之作者及李夢陽同康海、王九思之關(guān)系》（《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李清宇《明代中期文壇的“四變與六朝”——以黃省曾與李夢陽文學觀念之異同為中心》（《北方論叢》2004年第2期）、張金環(huán)《相似人格的不同哲學內(nèi)涵——李贄與李夢陽文學思想對立的根源》（《齊魯學刊》2006年第3期）、李樹軍《論李夢陽、何景明論爭的文體學意義》（《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除此之外，郭平安的《李夢陽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對李夢陽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

總體而言，近年來對李夢陽的個案研究日趨全面與深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現(xiàn)有的研究鮮有跳脫出李夢陽個人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理論研究，并將其納入更為宏觀的整個明代詩壇系統(tǒng)中去進行比較、分析，這樣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無法明晰地反映李夢陽對明代詩壇發(fā)展的影響是如何產(chǎn)生與作用的，而這一問題恰恰是廓清文學史迷霧的關(guān)鍵。

筆者認為，如果能擺脫單純個案研究的束縛，拓展李夢陽研究的視域，把對李夢陽的研究納入整個明代詩壇這個大的坐標系中，通過研究李夢陽縱向上對前人的繼承、對后世的影響，以及橫向上與同時期地域性詩壇的互動，盡量真實地反映明代詩壇發(fā)展的運動軌跡，探索發(fā)現(xiàn)明代詩學復(fù)古思潮發(fā)展與變異的內(nèi)在原因和規(guī)律，則對確立李夢陽在文學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研究明代詩歌發(fā)展，乃至中國詩史都大有裨益。

1. ［明］陸深撰．《儼山集》卷四十四《梅林詩集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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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朔方著．《論前七子》．《杭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頁1．
4. 廖可斌著．《明代文學復(fù)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8年．頁156．
5. 陳田撰．《明史紀事·戊簽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395．
6. ［明］王廷相撰．王孝魚點校．《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李空同集序》．《王廷相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423．
7. ［明］李夢陽撰．《空同先生集》卷首．嘉靖十一年曹嘉刻本，三十一年朱睦增修本．上海圖書館藏．
8. ［明］李開先著．路工輯校．《李崆峒傳》．《李開先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606—607．
9. ［明］李夢陽撰．《李空同詩集》附錄．上海掃葉山房宣統(tǒng)二年（1910）石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10. ［清］錢謙益著．《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李副使夢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11．
11. ［清］來裕恂著．《蕭山來氏中國文學史稿》．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頁179．
12. 錢基博著．《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33年．頁862—863．
13. ［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譯．《李夢陽的一個側(cè)面——古文辭的平民性》．《文學理論研究》.1982年第2期．頁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