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正詩壇主盟的代興——李夢陽與李東陽
明初詩壇雖有高啟、劉基、宋濂等巨擘光耀一時，但其影響多局限在一定的區(qū)域，未輻射為一種詩壇整體性的聲應(yīng)氣求、互相倡和、沿襲繼承的局面。到李東陽崛起于政壇，后執(zhí)掌文柄，始呈現(xiàn)產(chǎn)生籠罩整個時代詩學(xué)宗尚的趨勢。而之后前、后七子大力倡導(dǎo)復(fù)古，使得當(dāng)時明代詩學(xué)出現(xiàn)了主流思想，不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近代學(xué)者陳田在概括明前期詩壇各流派演變時指出了這一發(fā)展軌跡：
有明詩流，吳下擅于青丘（高啟），越中倡于犁眉（劉基），八閩工于膳部（林鴻），東粵盛于西庵（孫蕡），西江妙于子高（劉崧），各有軌轍，不相沿襲。自茶陵崛起，籠罩才俊，然當(dāng)時倡和襲其體者，不過門生執(zhí)友十?dāng)?shù)輩而已。暨前、后七子出，趨空躡景，萬喙一聲。
在這一主流化過程中，勢必產(chǎn)生詩壇盟主，被當(dāng)時詩人封為正宗，成為詩人紛紛靠攏、追隨的中心。弘治詩壇盟主為李東陽自不待言，正德詩壇的領(lǐng)跑者則非李夢陽莫屬。若說李東陽長期身居高位、熱衷文事，并大力獎掖后輩，門生舊部廣布天下，使得其具備了能夠引領(lǐng)一個時代詩壇風(fēng)氣的條件，那么李夢陽作為當(dāng)時詩壇核心的“前七子”的領(lǐng)袖，雖沉淪下寮，亦成為明代詩歌中興的主力推手。
第一節(jié) 李夢陽與李東陽之關(guān)系
兩代盟主李東陽與李夢陽之間是師生關(guān)系。李夢陽有《徐子將適湖湘，余實戀戀難別，走筆長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詩云：“高皇揮戈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shù)子真絕倫。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我?guī)熱绕饤钆c李，力挽一發(fā)回千鈞。大賢衣缽豈虛擲，應(yīng)須爾輩揚其塵?！?sup>此中李夢陽所言之恩師“楊與李”即楊一清與李夢陽。
王士禎《池北偶談》載《中山狼傳》的作者馬中錫“正德間官右督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其門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詩》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dāng)年救此狼。’則此傳為馬刺空同作無疑。”這里稱康、李為馬中錫門生乃誤，此中更有訛傳李夢陽負康海的千古冤案。明清以來人們常訛傳附會馬中錫《中山狼傳》、康?！吨猩嚼恰冯s劇乃諷刺李夢陽忘恩負義之作，如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明沈德符《顧曲雜言》、明梁維樞《玉劍尊聞》、清鈕琇《觚賸》等，大都指摘李夢陽曾受康海脫難之恩，而后康海獲罪，李夢陽卻坐視不理；另有清朱彝尊《明詩綜》認為是指李夢陽負林俊事。此乃“昔時文人以隙末者甚多，其樂禍附會之筆”（黃云眉．《明史考證》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2239．），后人多為夢陽辯誣，可參閱張中《為李夢陽辨誣——談明雜劇〈中山狼〉》（《西北師大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82年第2期）、田守真《雜劇〈中山狼〉本事與李夢陽、康海關(guān)系考》（《西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1985年第1期）、王公望《論〈中山狼傳〉和〈中山狼〉雜劇并非諷刺李夢陽——兼論〈中山狼傳〉之作者及李夢陽同康海、王九思之關(guān)系》（《甘肅社會科學(xué)》.2004年第1期）等?！睹鲗嶄洝っ餍⒆趯嶄洝肪砦寰泡d：“弘治五年正月……戊戌……升陜西按察司副使馬中錫為大理寺右少卿?！?sup>而李夢陽弘治四年（1491）才攜家人自河南歸慶陽，并參加弘治五年（1492）鄉(xiāng)試中解元，時楊一清任陜西提學(xué)副使，對李夢陽有知遇提攜之恩，這在李夢陽自己的記錄和各家傳記中均有記載，而李夢陽與馬中錫卻未見有任何交集，所以，李夢陽承認的恩師僅楊一清和李東陽二人。
李夢陽于弘治六年癸丑（1493）二月參加會試，中二甲十七名進士，時任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xué)士的李東陽為考試官，依舊例李夢陽與李東陽有師生之誼，故早期李夢陽自稱屬茶陵派門人。但考察二人文集，關(guān)于李夢陽與李東陽實際交往的記錄很少，更多的是兩者在精神上的追慕與賞識。
李東陽初知李夢陽，是在弘治五年（1492）李夢陽參加陜西鄉(xiāng)試中解元之時，此間有段楊一清知人的佳話常被后人引用，李夢陽撰《張光世傳》載：“李夢陽之舉鄉(xiāng)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xué)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乎？’石淙公答之曰：‘設(shè)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后矣?！耙娫囦浢?，西涯公嘆且服曰：‘邃老知人，邃老知人！’”弘治十五年（1502），李夢陽父親李正病逝，時任戶部山東司主事（正六品）的李夢陽央請內(nèi)閣重臣李東陽為其撰寫墓表，而當(dāng)時并不認識李夢陽的李東陽竟欣然應(yīng)之，其理由是：“夢陽學(xué)于楊公，又予禮部所舉士，其視予，猶視楊公也。故予雖未識君，亦不得而辭焉?！?sup>李東陽愿意執(zhí)筆是因為李夢陽尊自己如楊一清一樣為師，可見李東陽對有此弟子是很滿意的。因此，同文中李東陽贊揚李夢陽“以文學(xué)發(fā)首解，登甲科，砥礪名行，表然見郎署”，對其頗為賞識。李東陽更曾在給楊一清的信中將李夢陽與自己的得意門生何孟春相比，認為夢陽更勝一籌，前途不可限量，可謂慧眼識珠。
李夢陽對自己的這位師長亦十分尊重。正德元年（1506）六月，時逢李東陽六十大壽，李夢陽為作《少傅西涯相公六十壽詩三十八韻》，其中稱頌李東陽：“文章班馬則，道術(shù)孟顏醇。絕藝邕斯上，高情頡籀鄰。一揮驚霹靂，只字破風(fēng)塵。絢練王侯宅，蒼茫海岳濱?！?sup>高度贊揚了李東陽的文章與書法，但其中未提及李東陽的詩歌成就則被研究者視為李夢陽與李東陽詩學(xué)上決裂的標(biāo)志。其實，雖然此時前七子已脫離了茶陵派，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初步成立了“前七子派”。但作于正德元年（1506）二月的《徐子將適湖湘，余實戀戀難別，走筆長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中李夢陽仍明確尊稱李東陽為師，并贊其在文學(xué)上“力挽一發(fā)回千鈞”，可見李夢陽并不完全否定李東陽的詩歌，只是鑒于門戶之別，而不便于祝壽詩中論其詩歌成就。至于嘉靖六年（1527）李夢陽在為朱應(yīng)登所作的《凌溪先生墓志銘》中指摘李東陽“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溪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sup>則可視作李夢陽與李東陽在詩學(xué)觀念上的徹底決裂。
后期李夢陽與李東陽的疏離，除了文學(xué)觀念上的相左外，還與李東陽在劉瑾事件中的大節(jié)有虧存在著莫大關(guān)系，這也是本以政治威望執(zhí)柄文壇的李東陽晚年地位不保的重要原因之一。史載：“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為？使當(dāng)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sup>同為閣臣的劉健、謝遷憤然辭職，李東陽則游移不定。日后留任更是依違其間，委蛇避禍。與李東陽同時任職內(nèi)閣的王鏊曾記到：“正德初，劉瑾權(quán)重，西涯欲尊之，特設(shè)一榻于凳之上……劉瑾雖擅權(quán)，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nèi)閣，但秉筆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dāng)云何？彼事當(dāng)云何？皆逆探瑾意為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后官至河下問之，然后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jù)理執(zhí)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sup>又有何喬遠記：“東陽每調(diào)旨，先探瑾意，即瑾有奏，輒擬優(yōu)答，最后云：‘且有殊等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瑾建玄明宮，東陽撰碑頌德，瑾乃大悅?！?sup>阿諛奉承之態(tài)、助紂為虐之姿畢現(xiàn)。雖然是時“凡瑾所為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并能“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但“氣節(jié)之士多非之”。以致南京御史張芹在后來曾彈劾李東陽“當(dāng)逆瑾專恣之日，禮卑貌詘，無所不至?！?sup>如李東陽這樣的品行，如何能使耿直剛烈、擯斥丘壑的李夢陽服膺。何況李夢陽數(shù)次因權(quán)臣、閹佞陷害下獄，對此等宵小是恨之入骨，而李東陽卻對他們采取忍讓、獻媚的態(tài)度，讓李夢陽情何以堪。況且，李東陽晚年行徑連其直系門人、南京禮部侍郎羅玘都無法忍受，而寄書請削門生籍，更遑論李夢陽會與之漸行漸遠。
第二節(jié) 李夢陽對李東陽的承續(xù)
李夢陽后期雖與李東陽分道揚鑣，但李夢陽早期自稱為茶陵門中人，不可否認，其對于詩歌若干理論問題的關(guān)注和認識是直接承續(xù)李東陽之后做進一步深化和轉(zhuǎn)換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將李東陽目之為李夢陽的先導(dǎo)。胡應(yīng)麟就曾就兩者關(guān)系作出如下論述：
“成化以還，詩道旁落，唐人風(fēng)致，幾于盡隳。獨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嚴整，高步一時，興起李何，厥功甚偉。”
王世貞亦指出：
“長沙之于何李也，其陳涉之啟漢高乎！”
作為弘、正詩壇盟主代興的主角，李東陽開啟了李夢陽的時代，李夢陽承續(xù)李東陽而下。
一、詩文辨體問題
辨體理論可以說是我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的主要內(nèi)容，自《尚書·畢命》最早提出“辭尚體要”始，辨體理論便成為理論批評家必定涉及的問題，“文辭以體制為先”也成為我國古代文學(xué)研究的慣例。而明代“是繼南北朝之后的另一個文體學(xué)極盛的時代”，詩文辨體作為辨體理論的一個方面，自然受到了各家的關(guān)注，其中李東陽便曾談到詩文辨體問題，其理論更被李夢陽接受并做了進一步的深入論述。
李東陽《春雨堂稿序》云：
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詩又其成聲者也。章之為用，貴乎紀述鋪敘，發(fā)揮而藻飾；操縱開闔，惟所欲為，而必有一定之準。若歌吟詠嘆，流通動蕩之用，則存乎聲，而高下長短之節(jié)，亦截乎不可亂。雖律之與度，未始不通，而其規(guī)制，則判而不合。及乎考得失，施勸戒，用于天下，則各有所宜而不可偏廢。古之六經(jīng)，《易》、《書》、《春秋》、《禮》、《樂》皆文也，惟“風(fēng)雅頌”則謂之詩，今其為體固在也。近代之詩，李、杜為極，而用之于文，或有未備。韓、歐之文，亦可謂至矣，而詩之用，議者猶有憾焉，況其下者哉！
李東陽“以聲辨體”，將詩歌目之為聲律之學(xué)，強調(diào)聲律乃詩與文的重要區(qū)別，“言之成章者為文，文之成聲中則為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sup>從聲律論的層面進行尊體。進而強調(diào)詩的音樂屬性，即“詩在六經(jīng)中別是一教，蓋六經(jīng)中指樂也。樂始于詩，終于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fā)志意，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后世詩與樂判而為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為排偶之文而已?！?sup>李東陽認為聲律是詩有而文無的特征，是判別二者的根本所在，詩歌韻律的和諧能觸發(fā)情志，感染精神，是詩歌抒情功能得以實現(xiàn)的基礎(chǔ)，因此無音韻則詩不為詩。另外，這里還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音韻（聲）與格律（律）的區(qū)別，這也是李東陽格調(diào)論中的一個關(guān)鍵，待后文詳論。
李東陽考辨詩體另有《滄州詩集序》云：“詩之體與文異……蓋其所謂有異于文者，以其有聲律諷詠，能使人反復(fù)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fā)志氣，取類于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sup>《鏡川先生詩集序》云：“詩與諸經(jīng)同名而體異。蓋兼比興，協(xié)音律，言志厲俗，乃其所尚。后之文皆出諸經(jīng)。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除體制層面的“聲律”外，詩區(qū)別于文還在于“比興”、“情思”，即前文所引“陶寫情性，感發(fā)志意，動蕩血脈，流通精神”等描述性、情感性層面的特征。
李夢陽在李東陽的基礎(chǔ)之上，對詩文辨體問題做了更為全面、系統(tǒng)的闡述。其《林公詩序》云：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于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峰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沖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yīng)，聲永而節(jié)。言弗暌志，發(fā)之以章，而后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diào)，沖言者未必沖詩，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diào)、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廋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
李夢陽與李東陽一樣強調(diào)了聲律是產(chǎn)生詩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贝硕斡伞坝^”發(fā)論，通過描述詩歌產(chǎn)生的特殊過程，指出由于詩歌由“志”而發(fā)，“詩”較“言”（即散體的文）在觀人上有先天的優(yōu)勢，所謂“人之鑒”，即詩歌能夠真實地反映人的內(nèi)心，故通過對詩歌的“諦情、探調(diào)、研思、察氣”，可以借以觀人。但文則可能因“睽志”而表里不一，此乃文與詩的區(qū)別之處。此間的“志”即情思、心之所向，較其他因素而言，情是詩歌產(chǎn)生的前提，李東陽亦有論及，其《懷麓堂詩話》云：“長歌之哀，過于痛哭，歌發(fā)于樂者也，而反過于哭。是詩之作也，七情具焉，豈獨樂之發(fā)哉！”但李夢陽的論述較李東陽更為清晰和透徹，又如其著名的一段詩論：“夫詩有七難，格古、調(diào)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fā)之。七者備而后詩昌也?！?sup>從生發(fā)層面，明確了情的首要地位。
李夢陽關(guān)于詩文之辨的論述還有《缶音序》：
詩至唐，古調(diào)亡矣，然自有唐調(diào)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diào)，于是唐調(diào)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fā)，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于是薄風(fēng)云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fù)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邪？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
這里通過批判宋人作詩主理作理語，進一步強調(diào)了聲律、比興、情思乃詩歌區(qū)別于文的重要特征，此論顯然承繼李東陽而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李夢陽的論述中“有理”、“無理”并非詩與文的標(biāo)志性區(qū)別。雖然此段以宋人作詩專作理語為批判對象，但并未斷然割裂“理”與“詩”的關(guān)系，并承認詩中可以有理趣，即“詩何嘗無理”。因此，詩與文的區(qū)別不在于是否有理，李夢陽批評的亦不是“詩中之理”，而是拋棄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即“一切鏟去不為”專作理語的宋詩。
另外，在李夢陽和李東陽關(guān)于詩文辨體問題的論述中，詩歌區(qū)別于文的諸特征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連貫、繼起地發(fā)生，如前所引李東陽“蓋其所謂有異于文者，以其有聲律諷詠，能使人反復(fù)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fā)志氣，取類于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李夢陽“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yīng)，聲永而節(jié)。言弗暌志，發(fā)之以章，而后詩生焉”，諸要素之間構(gòu)成一個彼此勾連，相繼觸發(fā)的邏輯系統(tǒng)，二公均從事物生發(fā)、發(fā)展的過程探求其本源與實質(zhì)。
總而言之，不論是李東陽，還是李夢陽，他們都是在通過辨別詩與文之異，建立詩歌自身的邏輯系統(tǒng)，從而達到尊詩體的目的，從形式到意義等不同層面確立詩歌獨立的審美地位，改變明前期重文輕詩的局面。
二、“格調(diào)”說
“格調(diào)”具體而言分“格”與“調(diào)”，其在文學(xué)批評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早期并不同時使用。最早以“格”、“調(diào)”論詩的是劉勰，但他在使用這些批評術(shù)語時并無確定的意義，“格”有品格、風(fēng)格、法式等含義，“調(diào)”指樂律、音韻、協(xié)調(diào)等內(nèi)容。在后來的發(fā)展中，“格”與“調(diào)”又各自衍生出許多意義，直至唐代二者合為“格調(diào)”一詞使用，泛指品格、風(fēng)貌。張喬有《宿劉溫書齋》詩云：“不掩盈窗月，天然格調(diào)高。”到了宋代，“格調(diào)”被用于詩文批評，既指詩歌的格律聲調(diào)，又泛指作品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如趙令畤《侯鯖錄》云：“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定格調(diào)，后聽蕪詞?！?sup>指格律聲調(diào)。洪邁《容齋隨筆》云：“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diào)不能高，而妄自尊大。”指藝術(shù)風(fēng)格?？傊?，“格調(diào)”之義并不固定。到了明代，高棅提出“別體制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將“主張學(xué)唐引向‘格’、‘調(diào)’兩個方面”，可以說是格調(diào)說的萌芽。而李東陽首以“時代格調(diào)”論詩，基本明確了“格調(diào)”的內(nèi)涵，并深刻影響了以李夢陽為首的七子派的“格調(diào)”說，正如郭紹虞先生對明代格調(diào)說發(fā)展所總結(jié)的，李東陽是格調(diào)說的先聲，李夢陽是格調(diào)說的中心，何景明是格調(diào)說的轉(zhuǎn)變，后來的王士禎則以格調(diào)說為中心，萌生出性靈說和神韻說的見解。格調(diào)說可謂是明清詩學(xué)中的核心理論范疇之一。
關(guān)于李東陽以“格調(diào)”論詩，最常被引用的是其在《懷麓堂詩話》中的一段話：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為第幾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即能識其時代格調(diào)，十不失一，乃為有得?！辟M殊不信。一日，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秘書，予適至，費即掩卷問曰：“請問此何代詩也？”予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予曰：“須看兩首?！笨串?，曰：“非白樂天乎！”于是二人大笑。啟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這里李東陽首次提出了“時代格調(diào)”一詞，以“格調(diào)”辨時代，不同時代的詩歌呈現(xiàn)出不同的“格調(diào)”，這種詩學(xué)辨體理論肇始于嚴羽的《滄浪詩話》，嚴滄浪以“氣象”論唐宋詩之異。而李東陽將“氣象”具化為“格”與“調(diào)”，這個“辨”的過程則通過“具眼”、“具耳”，即“格”與“調(diào)（聲）”完成。而“格”、“調(diào)”之中李東陽又有所側(cè)重，如上節(jié)所述，李東陽目詩歌為聲律之學(xué)，強調(diào)“聲律諷詠”是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甚或在李東陽對詩歌的評價體系中，聲律要超然于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之上。因此，李東陽評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二句“不用一二閑字，止提掇出緊關(guān)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是因為作者沒有“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遵循了詩歌的聲調(diào)規(guī)律，所以在李東陽看來，聲調(diào)之諧乃是詩歌創(chuàng)作中首先要注意的，否則即使“能寫景用事”，也是無法寫出傳世之作的。這種“對外在文體特征及其文體形態(tài)的高度關(guān)注，是對宋代詩學(xué)批評過于注重以義理入詩的理性化傾向的反動”。因此，在“格”、“調(diào)”之中，李東陽將“調(diào)”視為第一義，其格調(diào)說中以“調(diào)”為核心，“調(diào)”指聲調(diào)，即音樂性的聲律、音韻。對“格”李東陽未做詳盡的解釋，在其詩論中，“格”只是建立在“調(diào)”的基礎(chǔ)之上呈現(xiàn)出來的風(fēng)格、立意等。
另外，李東陽的格調(diào)說還通過“聲調(diào)”與“格律”差異的比較表現(xiàn)出來，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對兩者做了明確的解釋與區(qū)分：
今之歌詩者，其聲調(diào)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為吳為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shù)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diào)之為唐、為宋、為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與人以規(guī)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guī)矩之謂，而其為調(diào)，則有巧存焉。茍非心領(lǐng)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
雖同為近體詩，格律的字數(shù)、平仄相同，但因聲調(diào)“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的差異，而使其表現(xiàn)為唐調(diào)、宋調(diào)、元調(diào)，因此，聲調(diào)是辨別詩歌時代的關(guān)鍵。同時，聲調(diào)可以判定詩人的成就，對聲調(diào)的把握需要心領(lǐng)神會而不能教條化，故好的詩人可以超脫格律的規(guī)范，寫出上乘之作，而一般人則只能繩尺格律。所以，“律”是固定可因循的，“聲調(diào)”則是變化的，其高下取決于做詩人的功力與時代氛圍。另外，“聲調(diào)”與“律”只有相諧和，才能成就好詩，若有“律”而無變化，僅是“平鋪穩(wěn)布”則“雖多無益”。所以，長篇之中當(dāng)“有節(jié)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杜詩正是因為能夠做到“音響與格律相稱”，方達到“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的境界。
所以，李東陽以“聲”論詩，強調(diào)和看重詩歌的音樂性，認為受曲影響的元詩較宋詩更近唐，所謂“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并且從聲律出發(fā)，李東陽探討了古體與律的不同，成為“我國古代最早開始探討古體詩聲律問題的批評家”。
與李東陽的側(cè)重“調(diào)”不同，李夢陽認為“格”要先于“調(diào)”，是第一義的，所謂：“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諧音度，如方圓之于規(guī)矩?！?sup>“詩有七難”講“格古、調(diào)逸”，亦將“格古”置于首位。而對于“格”與“調(diào)”的界定，李夢陽說：“高古者格，宛亮者調(diào)?！?sup>何謂“高古”？何謂“宛亮”？廖可斌通過對李夢陽、徐禎卿、王廷相三人論述的歸納總結(jié)，給出了較為嚴密的闡釋：
關(guān)于“格”的要求，李夢陽等人共同的看法是要“高古”。其中“高”主要是指作品的思想境界即思、意、義等要高尚、精深，而不落于“凡近”；“古”主要指作品的句法、篇法、詞語等要古雅含蓄，而不落于“淺俗”。關(guān)于“調(diào)”的要求，李夢陽概括為“宛亮”。分別言之，“宛”指作品所蘊含的情、氣、音、味要委婉和暢，“亮”指作品的辭藻、文采要明麗鮮亮。
就李夢陽個人所論而言，其所謂“格”有兩層含義，包括詩歌的時代風(fēng)格和法式結(jié)構(gòu)。詩格高古以時代風(fēng)格論，即要求以各體發(fā)展的最高峰為師法范本，故李夢陽在《潛虬山人記》中說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在李夢陽的觀念中，上古三代的詩歌最為理想，可太過久遠難以取法，故退而求其次認為“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所以，李夢陽要求古體法漢魏，律詩取盛唐。而詩歌高古以法式結(jié)構(gòu)論，則要求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嚴格遵守法式，不可以意逆格，因為李夢陽認為詩歌“生有此體，即有此法”，又“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法式結(jié)構(gòu)是詩歌固有的只能遵守，而不可違背的內(nèi)在規(guī)律，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要求，若“搏沙弄泥，渙無紀律”，則寫出的必不能稱之為詩。因此，李夢陽主張：“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sup>可以說，正是出于對詩格高古第一義的追求，李夢陽選擇了復(fù)古之路，認為漢魏盛唐之詩能最好地表現(xiàn)詩歌的法式、體制，并能充分地展示時代賦予的高尚的內(nèi)涵和旨趣，是學(xué)習(xí)作詩最為理想的榜樣。
另外，李夢陽格調(diào)說中的“調(diào)”的內(nèi)涵較李東陽的論述也更為豐富。李夢陽所謂的“調(diào)”除指聲律等形式因素上的音樂性外，還將其與情思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詩有七難”之中的前六難需“情以發(fā)之”，情乃調(diào)之產(chǎn)生的基礎(chǔ)，即“情以地殊，音由感生”，“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這樣，李夢陽“便把李東陽‘以聲為本’的格調(diào)說轉(zhuǎn)換成了‘以情為本’的格調(diào)說”，在對詩歌的論述中強調(diào)真情的作用，并由音“發(fā)之情而生之心”進一步為“詩發(fā)之情”，真情的有無是檢驗詩歌格調(diào)的基本標(biāo)準，“情寡而工于詞多”的只能稱之為“韻言”，而不能為詩。這種大力主張抒寫真情的文學(xué)觀，使得李夢陽的格調(diào)說能夠超越李東陽側(cè)重關(guān)注詩歌形式因素的格調(diào)說，去更多地關(guān)注詩歌的內(nèi)容和本質(zhì)。由此，李夢陽在批評宋詩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尊情抑理的思想，與晚明文學(xué)新思潮產(chǎn)生了密切的聯(lián)系。
總之，李夢陽對“格”第一義的堅持，促使他選擇了“復(fù)古”作為振興詩歌的手段；又通過對“調(diào)”與“情”之間關(guān)系的把握，形成了要求詩歌抒寫真情的目的和旨歸。格調(diào)說在從李東陽到李夢陽的不斷探討、深化下，成為了中國古典詩學(xué)批評的重要理論之一。
三、對待宋詩的態(tài)度
“唐宋詩之爭”自宋始，至明則于此問題幾乎一邊倒地“尊唐抑宋”，其“態(tài)度、措詞之偏激，則前此所未有也”。
明初朝野上下尊唐之風(fēng)盛行，在朝的江右詩派劉崧曾“以一言斷絕宋代，曰：‘宋絕無詩?！?sup>此乃李夢陽“宋無詩”之濫觴。而洪武間在野的劉績更言辭激烈地比較了唐宋詩之高下，他說：
或問予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饾饤；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fēng)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sup>
閩中十才子之一的高棅編選《唐詩品匯》以盛唐為正宗，“使學(xué)者入門立志，取正于斯，庶無他岐之惑矣”。自此“終明之世，館閣宗之”，突出表現(xiàn)了明初詩歌創(chuàng)作的復(fù)古崇唐思潮，李夢陽、何景明等前后七子的復(fù)古思想亦胚胎于此。
而至李東陽持論，雖嚴辨唐、宋，但較之前代，其對各代詩歌的態(tài)度則顯得寬容與通達許多，他認為：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為體。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diào)別，彼此不相入。此可見天地間氣機所動，發(fā)為音聲，隨時與地，無俟區(qū)別，而不相侵奪。
各朝各代之詩皆因時間、空間的不同，而形成各自不同的風(fēng)格、體制，如方言一般有著自己獨特的個性與特征。正是有這樣的時代觀，李東陽既大力推崇唐詩，又不排斥六朝、宋、元，認為：“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并認為“今之為詩者，能軼宋窺唐，已為極致。”他在《懷麓堂詩話》中還充分肯定了宋詩內(nèi)容的包羅萬象：“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為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于是情與事無不可盡?！?sup>
當(dāng)然，李東陽在盡力包容宋詩的同時，對其不足之處有著清醒的認識，尤其是當(dāng)以唐詩為參照時，李東陽尊唐貶宋的態(tài)度愈加明顯：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顧元不可為法，所謂取法乎中，反得其下耳。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guī)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diào)。
蘇子瞻才甚高……獨其詩傷于快直，少委屈沉著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誚。
集句詩，宋始有之，蓋以律意相稱為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為，要自不能多也。后來繼作者，貪博而忘精。乃或首尾衡決，徒取字句對偶之工而已。
李東陽雖然并不完全否定宋詩，但對宋人作詩法甚為不滿，指出“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fēng)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闭J為詩法只是教人表面工夫，卻不能講明詩歌的精髓——“天真興致”。不過，李東陽雖不滿詩法之學(xué)，但對嚴羽極為推崇，他稱宋人詩法中“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sup>其實，李東陽的詩學(xué)思想受嚴羽影響頗深，王鐸所作《〈懷麓堂詩話〉序》中開篇就說明了這一點：
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蔓辟，殊不強人意。惟嚴滄浪詩談，深得詩家三昧，關(guān)中既梓行之。是編乃今少師大學(xué)士西涯李先生公余隨筆，藏之家笥，未嘗出以示人，鐸得而錄焉。其間立論，皆先生所讀得，實有發(fā)前人所未發(fā)者。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騭折衷，如老吏斷律，無不曲當(dāng)?！猛兄?，與滄浪并傳。
就實際創(chuàng)作而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概括李東陽的詩歌“導(dǎo)源唐宋”，《明史·文苑傳序》指其“出入宋元，溯流唐代”。錢謙益亦論李東陽詩：“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互出之?！?sup>尤其在對蘇軾詩的推崇和追和上，李東陽可謂不遺余力，創(chuàng)作了《除日追和坡詩三首》、《題沈啟南所藏林和靖真跡，追和坡韻》、《雪夜追次坡翁韻四首》、《雪，用坡翁聚星堂禁體韻》、《東坡煎茶圖，次坡韻》、《郊行，戲效東坡吃語》等?？梢娎顤|陽雖承襲明初尊唐抑宋之論，但并不拘泥，而是辯證地對待宋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
相較于李東陽詩學(xué)取徑的宏闊、通達，李夢陽則嚴苛許多，其最著名的論斷就是“宋無詩”。因此，李夢陽對待宋詩的否定態(tài)度是很堅決的。
李夢陽在《物理篇第三》中言：“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鳥生，商武敏肇，姬尹之空桑，陳摶之肉搏，斯于理能推哉？”此雖是指摘宋人對事物的認知因“主理”而失于拘泥，但可以看出李夢陽是極為反對宋人非理不言的態(tài)度的，故其對于呈現(xiàn)出“理趣”化現(xiàn)象的宋詩更是不屑，認為其被拘禁于“說理”的枷鎖中，破壞了詩歌本身應(yīng)具有的“香色流動”的自然、自由之美。
而李夢陽因宋人主理而批判宋詩的主張在《缶音集序》中得到了集中闡述，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點：
第一，“宋人主理不主調(diào)”，宋詩不如唐詩。如上節(jié)所述，李夢陽論詩主“格調(diào)”，同李東陽一樣，他強調(diào)詩歌的音樂性是詩歌情感得以抒發(fā)的基礎(chǔ)，是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之一。至唐古調(diào)雖亡，但“自有唐調(diào)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而宋人以理為詩、以文為詩，將詩歌案頭化，其音樂屬性由詞來承擔(dān)，詩歌不再用于歌唱，而成為純粹的文學(xué)文本，故而在此層面宋詩不如唐詩。
第二，“宋人主理作理語，于是薄風(fēng)云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宋詩不假物、比興，無法觸動情思，失去了詩歌固有的情感功能。何謂“風(fēng)云月露”？“風(fēng)云月露”即指詩歌中的物象，是詩歌比興的本體。李東陽曾說：“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詩）貴情思，而輕事實也?！?sup>李夢陽更是將比興、情思視為詩歌區(qū)別其他文體的本質(zhì)特征，所謂“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詩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而宋人“不書兒女事，不作風(fēng)月詩”，“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的態(tài)度，使得宋詩無法以物象寄托情思，不能“感觸突發(fā)，流動情思”，以致“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而“色”又為何？李夢陽在《潛虬山人記》中說：“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詩?！?sup>謝榛《四溟詩話》載：“黃司務(wù)問詩法于空同，因指場圃中菉豆兒言曰：‘顏色而已?！思搓憴C所謂‘詩緣情而綺靡’是也?！?sup>“色”即“緣情綺靡”，落實在詩歌文本中是“風(fēng)云月露”，指詩歌的審美與情感特征，是詩歌之主腦，缺此則無詩。因此，李夢陽批判宋詩專作理語，以致喪失了詩歌作為獨立審美主體的本質(zhì)，并發(fā)出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的詰問。
第三，“作詩話教人，人不復(fù)知詩”。這點與李東陽看法相同，認為宋人作詩話、詩法，以此為尺繩教人作詩，必然導(dǎo)致刻板、拘泥，而失去了詩歌的天真興致，使得作詩成為一種技術(shù)，而非由內(nèi)而外的情感需求。
另外，李夢陽還批評宋詩直陳之弊，他說：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則直陳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
這一直陳之弊正是宋人放棄比興托物之后，為說理，在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取法過程中不可避免而會產(chǎn)生的問題，所謂“比興寡而直率多”。人的很多情感與體驗本身是無法言明的，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需要用心體悟的，“形容”之妙就在于將不可言說的情感與體驗，通過詩歌與接受者的心靈發(fā)生碰撞，從而使接受者感悟這種情感與體驗，并發(fā)現(xiàn)美?？伤稳似非竽軌蛴美硇缘?、邏輯的語言將其表達得明白曉暢，即所謂“直陳”，使得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接受缺少了感悟的過程，一切如白紙黑字一般明了清晰，其所帶給人們的心靈震撼與美感勢必要減弱，正如李東陽曾指出的：詩“正言直敘，則易于窮盡，而難于感發(fā)。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復(fù)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
鑒于以上持論，李夢陽明確地亮出了他對宋詩的態(tài)度，認為“宋無詩”，雖然此說在后世遭到很多人的詬病和批判，但李夢陽較李東陽更為嚴苛地對待宋詩，則是出于強調(diào)聲韻、比興、情思等，以達到純化詩歌，改變明前期詩道不振的局面，提升詩歌在明代文壇地位的目的。因此，“宋無詩”作為李夢陽復(fù)古理論體系的一環(huán)，為其追求“第一義”、詩法正宗的復(fù)古理論的實施掃清了道路。
總而言之，通過李東陽、李夢陽對明中期詩壇的主盟，及其以尊詩體為目的的理論探討，初步完成了以古典審美理想為旨歸的復(fù)古理論體系的建立，使詩歌在明中期出現(xiàn)了井噴式的繁榮。
- ［清］陳田撰．《明史紀事·戊簽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395．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二十．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楊一清（1454—1530），字應(yīng)寧，號邃庵?！睹魇贰份d：“少能文，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宗命內(nèi)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xiāng)試，登成化八年進士……貌寢而性警敏，好談經(jīng)濟大略?！保ā睹魇贰肪硪痪虐恕读袀鞯诎耸钜磺濉罚本褐腥A書局，1974年．頁5225．）楊一清初授中書舍人，后累官至華蓋殿大學(xué)士，贈太保，謚文襄。《太原府志》載其“宏才碩望，師范端嚴，人才高下甄別不爽，表節(jié)義禁浮華，士人翕然宗之?！保ǎ矍澹萆驑渎暤茸胄蓿短尽飞虾诙啪怼堵毠偃罚迩∷氖四辏?783）刻本．頁36a．）李夢陽更是在為楊一清所撰《石淙精舍記》中自豪地稱：“今天下之學(xué)宗我?guī)煑罟??！保ā犊胀蛹肪硭氖牛魅f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楊一清身居高位，名擅當(dāng)世，提攜后學(xué)不遺余力，對李夢陽有授業(yè)之實，有教諭拔識之恩。明人雷躍龍在《石淙楊文襄公傳》中記楊一清督陜西學(xué)政時“乃益自振勵，創(chuàng)正學(xué)書院，選英俊居其中，躬自教督。所拔識李夢陽，以文學(xué)召擢；狀元康海、呂柟、名士馬理、張璿皆與焉。”（［明］楊一清著．唐景紳/謝玉杰點校．《楊一清集》附錄二．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119．）據(jù)李東陽《重建正學(xué)書院記》載：“正學(xué)書院，為道學(xué)而作也。院在陜之西安，蓋宋橫渠張子倡道之地。……入國朝百余年，遺址為民兵所據(jù)，而坊名尚存。弘治丙辰，楊君一清始倡之。時巡撫都御史張公敷華、巡按御史李君瀚，以為業(yè)久不可奪，乃屬參政汪君奎、副使馬君龍，督府衛(wèi)別度吉壤，得諸城之正中，為秦府隙地、秦簡王聞而捐之，知府嚴君永浚議重建焉。丁巳，汪君進繼為布政，柳君升為按察使，請于巡撫許公進、巡按張君黼，往達觀之，貿(mào)地為南門、后熊公翀為巡撫、馬君碁為巡按，益嚴督勸，再易地以益之，而其域始廣。劃為三區(qū)，其中為祠，左為提學(xué)分司，而書院實居其右?！保ǎ勖鳎堇顤|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三卷文后稿卷之五．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77—78．）正學(xué)書院建成于弘治十年（1497），李夢陽入學(xué)當(dāng)在此后。而李夢陽初從楊一清學(xué)則早于此時，朱安
《李空同先生年表》載：“（弘治）四年辛亥，公年二十歲。長子枝生，公偕左宜人歸慶陽。時大學(xué)士遽庵楊公一清為督學(xué)憲副，見而異其才，延之門下，日從講肆，公為賦《邃庵辭》?！保ā犊胀蛹犯戒浺唬魅f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由是可見，李夢陽拜入楊一清門下，乃楊一清主動招攬使然。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睹鲗嶄洝っ餍⒆趯嶄洝肪砦寰牛_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頁1131—1140．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六《張光世傳》．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三卷文后稿卷之十六《大明周府封邱王教授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李君墓表》．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231．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三卷文后稿卷之十六《大明周府封邱王教授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李君墓表》．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231．
- 《與楊邃庵書》中，李東陽說：“始得關(guān)中書甚悉……所喻李夢陽者，果得首解……時雨之化，殆有不誣。仆所許何生孟春者，輸君一籌，然此子之進，尤未可量也?！保ǎ勖鳎堇顤|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文前稿卷之十四．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213．）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二十八．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第五章對此說做了詳盡的考察。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四十七．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第六十九·李東陽》．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822．李夢陽對此事亦有記載：“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亹亹訾訾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空同子集》卷三十九《秘錄附》）不滿之情溢于言表。
- ［明］王鏊撰．《震澤長語》卷上《管制》．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頁16—17．
- ［明］何喬遠輯．《名山藏列傳》（三）《臣林記》．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②》．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頁451．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第六十九·李東陽》．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822—4823．
- ［明］何喬遠輯．《名山藏列傳》（三）《臣林記》．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②》．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頁454．
- 或者說由于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派的過渡，至以李夢陽為代表的七子派時期，使得弘、正詩壇為之一變，這種過渡和轉(zhuǎn)變均非李東陽、李夢陽個人之力而能完成的，由于受本節(jié)主旨限制，關(guān)于集體層面上的過渡、繼承、轉(zhuǎn)變關(guān)系，留待后文論述。
- ［明］胡應(yīng)麟撰．《詩藪》續(xù)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頁345．
- ［明］王世貞撰．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卷六·一四．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頁300．
- ［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清］阮元?？蹋妒?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45．
- ［明］吳訥撰．《文章辨體凡例》．［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2年．頁9．
- 吳承學(xué)著．《〈明代前中期詩學(xué)辨體理論研究〉序》．鄧新躍著．《明代前中期詩學(xué)辨體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三卷文后稿卷之三《春雨堂稿序》．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37—38．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三卷文后稿卷之四《匏翁家藏集序》．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8．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29．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文前稿卷之五《滄州詩集序》．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72．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文前稿卷之八《鏡川先生詩集序》．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115．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一．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45．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四十八．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二．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宋］趙令畤撰．《侯鯖錄》卷五《元微之崔鶯鶯商調(diào)蝶戀花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35．
- ［宋］洪邁撰．《容齋隨筆》卷七《薛能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95．
- ［明］高棅撰．《唐詩品匯敘》．《唐詩品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
- 蕭華榮著．《中國詩學(xué)思想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頁240．
- 郭紹虞著．《照隅室古代文學(xué)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367．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0—531．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2．
- 鄧新躍著．《明代前中期詩學(xué)辨體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6．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639．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3．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1．
- 鄧新躍著．《明代前中期詩學(xué)辨體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70．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二《答周子書》．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二《駁何氏論文書》．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廖可斌著．《明代文學(xué)復(fù)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8年．頁119．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一《與徐氏論文書》．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二《再與何氏書》．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二《答吳瑾書》．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二《答周子書》．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二《駁何氏論文書》．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九《題明遠樓詩后》．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一《結(jié)腸操譜序》．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鄧新躍著．《明代前中期詩學(xué)辨體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7．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一《結(jié)腸操譜序》．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一《張生詩序》．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詩集自序》．《李氏弘德集》．明刊本．上海圖書館藏．
- 參閱章培恒先生的《李夢陽與晚明新思潮》一文（《安徽師大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86年第3期．頁6—15．）
- 喬治平著．《唐宋詩之爭概述》．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頁36．
- 劉崧（1321—1381），字子高，原名楚，號槎翁，元末明初文學(xué)家，泰和珠林（今屬江西泰和塘洲鎮(zhèn)）人，為江右詩派的代表人物，楊慎評明詩，以其為第一。官至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謚恭介。著有詩文集《槎翁集》、《職方集》等。
- 見葉盛（1420—1474），撰《水東日記》引明初黃容《江雨軒詩序》（《水東日記》卷二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劉績，字孟熙，家有西江草堂，人稱西江先生，明洪武間詩人，山陰（今浙江紹興）人。通經(jīng)學(xué)，隱居不仕，教授鄉(xiāng)里為生。家貧，轉(zhuǎn)徙無常地，所至，署賣文榜于門，有所值則沽酒而飲。詩以雄健為長。著有《崇陽集》，未見傳本。另有筆記《霏雪錄》，今存。
- ［明］劉績撰．《霏雪錄》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高棅編選．《唐詩品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47．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高棅》．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7336．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44．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45．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文前稿卷之八《鏡川先生詩集序》．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115．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47．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1．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45．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52—553．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51．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53．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1．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1．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28．
- ［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十八集部六別集類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785．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列傳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7307．
- ［清］錢謙益撰．［清］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初學(xué)集》卷八十三《書李文正公手書東祀錄略卷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759．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五．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4—535．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二《缶音集序》．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五十一《鳴春集序》．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宋］梅堯臣著．《寄滁州歐陽永叔》．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330．
- ［宋］陳師道撰．《后山居士詩話》．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頁8．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四十八．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謝榛著．宛平校點．《四溟詩話》卷二．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1年．頁61．
- ［明］李夢陽撰．《空同子集》卷六十六《外篇二·論學(xué)下篇第六》．明萬歷三十年（1602）鄧云霄刻本．上海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藏．
- ［明］李夢陽撰．《詩集自序》．《李氏弘德集》．明刊本．上海圖書館藏．
- ［明］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懷麓堂詩話》．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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