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空谷足音

1918年5月，楊昌濟教授接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一紙聘書，請他到北大執(zhí)教。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哲學家和西方文獻的翻譯家，也是孫中山所在的那個黨的成員。這是一個楊所無法拒絕的邀請：北京大學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和最具有自由主義氣息的高等學府。同年6月初，毛澤東送別了楊昌濟，但兩人分離的時間并不長。6月底，楊教授給他的這位愛徒寫了一封信，敦促毛速來北京與他見面，說北京有一批男女青年正籌劃去法國勤工儉學。楊昌濟勸告毛和他的朋友們一定要抓住這個了解世界的好機會。

這時的毛澤東正全力忙于政治與組織活動。他的組織才能的第一次展示是在1915年秋。當時暑假剛剛結束，毛一返校就發(fā)出了一則面向長沙各校的啟事，邀請有志于從事愛國工作的年輕人與他聯(lián)系。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求友之心甚熾”。已有的幾個同學兼朋友對他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毛想擴大他的社交圈子，結交幾位“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這則征友啟事上的署名就是我們在前文中已經(jīng)提到過的“二十八畫生”。

五到六個人做了回復。但只有三人表示有興趣參加這個愛國的小團體。其中一人是一個名叫羅章龍的19歲青年。他在與毛聯(lián)系時用的是一個日本人的姓名“縱宇一郎”。羅是從一位在長沙第一中學讀書的朋友那里聽到這則啟事的，他立刻給毛去了一封信。多年之后，羅章龍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一位較為重要的領導人，但在1931年被開除黨籍，原因是他反對奉行斯大林主義的黨的領導層。另外兩個加入毛澤東發(fā)起的這個小團體的年輕人后來都成為極端反動的人物。

毛還收到一個回復，或者說是“半個回復”，回復人是正在長沙一所中學念書的李隆郅，他是被羅章龍勸去與毛會面的。根據(jù)毛的回憶，李與毛的會面相當奇特?！袄盥犃宋艺f的話之后，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fā)展起來?！?sup>李隆郅對此的解釋是，他當時剛從鄉(xiāng)下來到省城讀書，毛令他感到局促不安。這位22歲的、非常博學的省立第一師范的學生表現(xiàn)出的良好教養(yǎng)令李自愧弗如。李的這種自卑感在五六年后已消退殆盡，當時的他已改名為“李立三”，是中國勞工運動的一個主要組織者。1928年，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上的一把手，從此直到1930年底，他一直是中共領袖中數(shù)一數(shù)二的人物。在那幾年，毛得聽他的指揮。

但這些都是后話了。而在當時，在羅章龍和其他幾位同學兼好友的幫助下，毛澤東竭盡所能，匆匆網(wǎng)羅了一批愛國青年。在這一過程中，出現(xiàn)了幾個滑稽的小插曲。其中之一是，一所女校的管理部門得知了毛澤東的征友啟事之后，誤以為這是一個登徒子尋覓床上伴侶的廣告。這場鬧劇尚未開場就結束了，一師校方出面為毛澤東的品行做了擔保。在很短的時間內，在毛身邊聚集了一些人。其中的一個人告訴毛：“（你的信就像）空谷足音，跫然色喜?！?sup>

下面是毛澤東對這個小團體的回憶：

這是一小批態(tài)度嚴肅的青年，他們沒有時間討論種種瑣碎的小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必須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們認為時局非常危急，求知的需要非常迫切，容不得他們去討論女人或私事。我對女人不感興趣?！嗄耆说搅诉@個年齡，談論女性的美在他們的生活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我的同伴不僅不談這個，連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不談。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青年的家里，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并且當著我的面把傭人叫進來，同他談這件事，然后吩咐他去買一塊。我很生氣，以后再也不見這個家伙了。我和朋友們只愿意談論大事——談論人的天性、人類社會的本質以及中國、世界乃至宇宙的發(fā)展規(guī)律。

1917年6月，毛澤東當選為一師的最優(yōu)學生，此事充分說明了他在該校學生中所享有的威望。獲得這個榮譽并非輕而易舉之事。在每個春季學期行將結束時，都會選出幾個最優(yōu)秀的學生，但其中只有一個幸運兒能夠獲得“年度優(yōu)秀學生”這一稱號。在毛當選的這一次，他共得了49票，就是說，多數(shù)學生投了他的票。此事過去不久，毛再一次展示了其組織才能。1917年9月底，他在一師發(fā)起成立了湘潭同鄉(xiāng)會。與此同時，他對一師學友會的活動也更加熱心，把越來越多的時間用于該會事務中。結果，兩周之后他當選為學友會總務。

學友會當時的第一要務是恢復工人夜校，這個夜校是一師部分學生在六個月前開辦的。但到1917年夏天的時候，夜校已難以為繼，到了秋天就完全停辦了。在毛澤東的努力下，工人夜校才恢復起來。11月9日，夜校正式復課。復課后的夜校共有102個學生，其中的多數(shù)人都是到城里找活干但什么活也找不到的失業(yè)者。這時的毛澤東已經(jīng)改變了對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他已經(jīng)成熟了，不再鄙視他們，盡管依舊認為自己在社會地位上要高他們一等。他進一步推論道：

草木鳥獸，同茲生類，猶宜護惜，而況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惡人，偶因天稟之不齊，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學，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無可自諉者。

在這所夜校里，“人類的救星”毛澤東承擔了中國歷史的教學，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給別人上課。

1917年11月，毛澤東積極參與組織了一個旨在維持學校秩序的學生志愿小組。時逢亂世，中國各地內戰(zhàn)方酣，湖南也不例外。士兵們經(jīng)常占據(jù)校舍，而一師緊鄰一條支線鐵路，顯然有某種戰(zhàn)略價值，因而對軍隊有相當大的誘惑力。進入校園的士兵們難免對學生動粗，尤其是對女學生。此類事件總是引起社會上的義憤和抗議。1917年11月，傅良佐開始擔任湖南督軍。在其統(tǒng)治期間，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成功地抵制了本地軍隊征用校舍改為營房的要求。在一個危險的關頭，毛澤東組織了學校的防御，用蕭三的話來說，看他那“發(fā)號施令的樣子，就好像自己有軍事部長的授權一樣”。毛多少有一點軍事經(jīng)驗，盡管這點經(jīng)驗極其有限，這是他與教師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地方。進入11月之后，形勢越來越緊張。當時，傅良佐的軍隊在與貴州軍閥譚浩明的交戰(zhàn)中吃了敗仗，一路后撤的潰軍對老百姓濫施淫威。其中的一支潰軍出現(xiàn)在一師附近，看樣子想攻進校園。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挺身而出。他聯(lián)絡了附近的警察局，說服了幾個警察前來幫忙。一支學生自愿軍也組織起來了，但其裝備只有木制的假來復槍和竹制的棍子。毛是這支“軍隊”的指揮官。他畢竟當過兵，也是學友會的總務。學生兵和警察埋伏在預定地點，等到潰兵靠近校門的時候，毛命令警察開槍（只有他們才有真正的來復槍）。緊接著，學生兵點燃了放在空油箱里的鞭炮，同時大喊道：“傅良佐早就逃跑了！貴軍已經(jīng)進城了！只要你們繳槍，我們既往不咎！”事實上，譚浩明的軍隊還沒有攻進長沙城，但潰兵們并不知道這一點，個個心驚膽戰(zhàn)，只好投降。事后，1917年11月號的《一師校志》上登了這么一句話：“湘南戰(zhàn)事緊急，風鶴頻驚。學生組警備隊分夜梭巡，警衛(wèi)非常。”

蕭三后來回憶道：“我當時就堅信：他日后一定會成為一位優(yōu)秀的將軍。”當時的毛澤東對軍事特別感興趣。不僅是中國，整個世界那時都在打仗。通過每天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報紙，毛密切地關注著歐洲戰(zhàn)事的發(fā)展。他不僅去圖書館看報，還訂了幾份報紙。據(jù)他自己估算，他把父親寄給他的錢的三分之一都花在購書和訂報上了。他還有一個奇特的習慣：在把每天的報紙從頭到尾看完以后，就把報紙四周的白邊剪下來，再把這些無字的長紙條用針線釘起來。蕭三告訴我們說：“他把報紙上出現(xiàn)過的各國的地名都寫在這些紙條上?！泵珜Σㄌm境內的馬祖里湖和法國的馬恩河特別感興趣，因為前者是1914年9月俄軍慘敗的地方，后者離巴黎不遠，該河兩岸是德軍攻勢被遏制住的地方。

1917年冬天，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產生了一個念頭：把志同道合的同志們組織在一個緊密的團體里。“我和其他城市的許多學生和朋友建立了廣泛的通信聯(lián)系，”毛告訴埃德加·斯諾，“我逐漸開始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更嚴密的組織?！?sup>這個組織終于在1918年4月成立了，其名曰“新民學會”。顯然，毛澤東和他的伙伴們并沒有在這個組織的名稱問題上花太多的心思。他們直接從梁啟超那里借來了這個名稱：“新民”一詞取自這位改革家在橫濱主辦的《新民叢報》雜志。“新民學會”這個名字是蕭瑜起的，其他人毫無異議地立刻接受了。

學會的成立大會于1918年4月14日清早在榮灣村中蔡和森的家里舉行，這一天是星期天。榮灣村位于湘江左岸、岳麓山腳下。會場是一片濃密的綠蔭掩映下的一個簡陋的小屋，與會者共有13人。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那一天天氣晴好，微風吹拂著蔚藍色的江水和湘江兩岸艷綠色的小草。這一美景給所有與會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sup>除了主人和毛澤東以外，與會者還有他們的老朋友蕭氏兄弟和張昆弟、羅章龍等人。與會者中也有幾張新面孔，其中一位是年已42歲的何叔衡。1913年，他與毛同時考進省立第四師范學校。1914年3月，由于一師與四師兩校合并，二人再次成為同學。但何叔衡畢業(yè)很早，只在一師待了幾個月。1914年7月起，他一直在一所小學教語文課。何個子很矮，兩肩很寬，不茍言笑，為人低調，總是戴著一副大而圓的眼鏡。年輕的同志們非常尊重他，但因為他蓄著一臉黑胡子，看上去像一位老派的紳士，又開玩笑地稱他為“何胡子”。他實際上是一位農村知識分子，18歲時就考中了秀才。毛和蕭瑜在1917年暑假于湖南省內漫游時，曾到他位于寧鄉(xiāng)縣的家中拜訪過這位何胡子，三人從此結為好友。這位無私的、精力異常充沛且目光敏銳的人在毛的成長過程中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在毛澤東1920年組織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過程中，他是毛最親密的助手。1921年他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何叔衡對毛評價極高，認為毛是一位非凡的人。盡管兩人年齡相差很大，但何一直很尊重毛，從未質疑過毛相對于他的優(yōu)勢地位。

在樹蔭下集會的這些人討論了這個組織的會章。會章草案是毛澤東和另一位會員鄒鼎丞早在3月就起草好的。其部分內容如下：“學會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所有會員須恪守如下規(guī)則：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睍逻€規(guī)定，新成員入會，須滿足以下條件：有至少五個會員的推薦；繳納一元入會費；半數(shù)以上會員的批準。每個會員每年還需繳納一元會費。

會章通過后，選舉了學會的領導人。蕭瑜當選為總干事，蕭瑜的弟弟蕭三在會上曾建議選毛澤東做總干事，但被毛婉拒了，他情愿做蕭瑜的兩位助手之一。新民學會最多時擁有70~80個會員，包括幾位姑娘，如李思安、陶毅、蔡暢和向警予。李思安是湖南蠶業(yè)學校的學生；陶毅是第一師范的學生，也是楊昌濟教授的得意門生；蔡暢是蔡和森的妹妹；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女朋友。學會的許多成員后來都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會員中的多數(shù)都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的事業(yè)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所有會員都追求一個共同的夢想：“使個人及人類的生活向上。”學會之所以以“新民”為名，原因就在這里。盡管他們拒絕“羅曼蒂克”，但是作為個人，他們都是浪漫主義者。毛澤東寫道：

這時候國內的新思想和新文學已經(jīng)發(fā)起了，舊思想、舊倫理和舊文學，在諸人眼中，已一掃而空，頓覺靜的生活與孤獨的生活之非，一個翻轉而為動的生活與團體的生活之追求?！T人大都系楊懷中先生的學生，與聞楊懷中先生的緒論，作成一種奮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觀，新民學會乃從此產生了。

學會會員經(jīng)常集會，討論現(xiàn)代文學，憧憬未來，使自己做好戰(zhàn)斗的準備。在學會宗旨問題上，學會會員們很快就改變了初衷。他們不再滿足于重建學術研究和重構道德教育，他們現(xiàn)在想要的，是“改造中國與世界”。但如何著手呢？他們真誠地希望從改變自己做起。除了使自己成為更完善、更純粹和更聰慧的人的崇高理想，以及為人類謀幸福的愿望之外，他們暫時還沒有任何具體目標可言。這個組織的成員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學會開始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團體?！薄皶T們絕大多數(shù)是青年人，都抱著要革新、求進步的熱烈愿望。但是對于怎樣革新、如何進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確?！?sup>

我們能因此而責備他們嗎？他們所天真地為之奮斗的，畢竟是美好的東西。他們若能永遠停留在那個層次上，后來的歷史又會是什么樣子呢？

蕭三認為，新民學會的會章，總的說來，“是儒家思想和康德主義的大雜燴”。毛澤東的評價本質上也一樣。“在這個時候，”他說，“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奇特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卻是肯定無疑的?！?sup>

1918年6月，毛澤東從師范學校畢業(yè)了。如他的女兒所說，當時的他正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既沒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他同包括蔡和森和張昆弟在內的幾個朋友一起，住在離岳麓山不遠的湘江左岸的某個地方。他想創(chuàng)辦一個公社，一個一起務農、一起探究科學的“志同道合者的工讀團”。他幾乎一文不名，但從不為金錢操心，因而遭到他的朋友們的善意的戲謔，說他“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他把整天整天的時間都花在思考天下大事、在長沙四郊漫游和欣賞大自然的美景上面去了。站在岳麓山頂峰，長沙之壯麗美景一覽無余：孔廟上略呈弧形的金色屋頂，在烈日下熠熠生輝；城墻上的八座塔樓高聳入云；地平線上，湘江在岳麓山下徐徐流淌。年輕人生來無憂無慮，毛澤東更有理由感到幸福：他不僅有許多朋友，而且這些朋友全都把他當做領袖。數(shù)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的秋天，毛故地重游，遙想當年，揮毫作詞一首：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

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喜歡吟詩弄詞，許多年輕人都有這個愛好，斯大林也寫過詩。不少革命家都曾有舞文弄墨的愛好，但毛直到暮年依然詩性不減。而且，如同他對待自己生活中所有其他事物一樣，他寫詩絕非僅僅為了消遣。

正是在這段相對悠閑的日子里，毛澤東收到了老師的信，告訴他有關招募年輕人赴法留學的消息。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蔡和森、蕭氏兄弟和其他朋友，大家都很興奮，蔡和森和蕭瑜尤其激動。多年來他們一直夢想著能夠出國留學，也認為法國是理想的目的地，因為它是一個民主國家，有著悠久的革命傳統(tǒng)。還能有比這更好的機會嗎？新民學會立即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認為有必要發(fā)起一場赴法留學運動并全力促成留法目的之實現(xiàn)”。會議授權蔡和森和蕭瑜負責此事。絕大多數(shù)與會者，或者說，25~30個會員，表示愿意去法國留學，只有一個人表示更愿意去日本留學，還有一人因為家庭原因而聲明不能離開長沙。會后，蕭瑜立刻給楊昌濟復信，要求提供有關北京方面組團赴法的更詳細的信息。

“孔夫子”的回信一周后就到了。楊教授在信上說，他已與北大校長蔡元培面談了此事，蔡校長同意讓湖南青年參加擬議中的赴法勤工儉學計劃。

這個計劃最初是在1912年提出來的，其首倡者是兩個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和吳稚暉。此二人也曾是近代中國第一批留法學生。他們兩人都是法國無政府主義理論家艾利歇·雷克呂的追隨者，后者則是彼得·克魯泡特金的朋友和同志。雷克呂認為，在教育與革命之間存在著某種辯證關系，他的中國門徒們也作如是觀。他們認為，如果沒有科學和教育的廣泛發(fā)展，一個社會的革命性的進步就將是不可能的。就事論事地看，人們很難駁倒這一觀點。1905年，李石曾和吳稚暉在巴黎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1912年，兩人組織了一個名為“中國留法儉學會”的團體，旨在為中國學生提供一種成本低廉的受教育方式。他們的想法是，本著“一年做工，兩年學習”的原則，新來的留學生應當先在法國企業(yè)工作，以便為自己掙得學費。這個社團給自己規(guī)定的任務就是，吸引中國青年赴法留學，幫助他們找到打工的機會。作為所有這些設想的基礎的，是這樣一種核心理念：利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優(yōu)勢，培養(yǎng)出“新式”的、身兼工人和知識分子雙重身份的男女青年。無政府主義者相信，只有這樣的人，才能使中國再生。在1912和1913年這兩年，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一共幫助了100位中國學生赴法，主要分布在巴黎、蒙達尼和楓丹白露等地。1913年底，中國留法儉學會不得不停止活動，因為袁世凱認為中國學生赴歐洲留學毫無意義。1917年8月，中國加入?yún)f(xié)約國，卷入世界大戰(zhàn)。此舉使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重獲生機。中國沒有派兵直接參戰(zhàn)，只是根據(jù)與法國政府達成的一個協(xié)議，派了14萬勞工前往法國，其中多數(shù)人的工作是挖戰(zhàn)壕。這件事使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再次活躍起來。深受鼓舞的李石曾開始全力以赴地組織大規(guī)模的中國青年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他聯(lián)系了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法國的幾位公眾人物，很快發(fā)起成立了一個名曰“華法教育會”的中法聯(lián)合機構。其宗旨一是推動中國學生赴法留學，并力圖使其制度化，二是加強中法間的文化聯(lián)系。也許可以這樣說，無政府主義者熱衷于吸引中國學生到歐洲去的一個意圖，就是實現(xiàn)“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一時間，北京、廣州和上海都成立了相關分支機構。1918年末，也就是第一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在北京、成都、重慶和保定都出現(xiàn)了為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而開辦的預備學校。這些學校為招生對象設定的最低年齡是14歲。

在歐洲受教育的設想對中國青年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用蔡元培的話來說，其原因如下：第一，中國的高校數(shù)量稀少，水平也有待提高；第二，國內缺乏高素質的師資；第三，中國政府的教育部和相關機構缺乏為有效組織學生的教學實踐而必需的資源，諸如圖書館、博物館、植物園和動物園這類設施都很稀缺。

收到“孔夫子”的信之后，蔡和森立刻去了北京，到京后會晤了楊昌濟、李石曾和蔡元培。6月30日，他給毛澤東及新民學會的其他會員去了一封信，信中保證說，赴法一事，千真萬確，敦促朋友們盡快來京。

然而，這時的毛不得不首先把家事安排好。他的母親文素勤自1916年以來一直病得不輕。她有胃潰瘍的老毛病，后來又患了淋巴結炎。我們知道，毛很愛他的母親，為自己不能守在她身邊盡孝道而深感內疚。在長沙讀書期間，他定期回家探母。最近幾年他的父親和母親的關系很僵，近于破裂。我們不知道問題到底出在哪里。隨著年歲的增加，毛澤東父親的脾氣越來越壞，文素勤可能覺得實在沒法再同他一起過日子了。終于有一天，她決定不再忍受，卷起自己的家私，回到老家唐家圫，住到幾個哥哥家里去了。毛貽昌對此事的反應不難想象。他既猜疑又守舊，無法容忍自己的妻子背叛自己，文素勤的行為也確實不見容于儒家道德。在這件事情上，毛澤東一如既往地站在母親一邊。1918年8月初，他再一次探望母親，不過這次是在他的舅舅家里了。他勸母親跟他一起到省城去看病。像天下所有的慈母一樣，老人家拒絕了，因為她不想給她心愛的兒子添麻煩。回到長沙以后，毛給他的舅舅們寫了一封信，再次要求母親住到長沙城里來。他計劃讓弟弟澤民陪母親過來，時間定在當年晚秋。也就在這封信里，他告訴親人們說，他打算到北京走一趟。信中沒有一個字提到他將去世界的另一端——法蘭西，還向他們保證說：“此行專以游歷為目的，非有他意?！?sup>

其實，毛這樣說，只是不想讓任何親人為他擔心。他毫無保留地同意與同志們一起赴法，即將到來的海外冒險令他不勝欣喜。

8月15日，毛和他的25位同志離開長沙，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他們先坐小輪船到了武漢，然后棄舟上岸，改乘火車。這是毛澤東生平第一次坐火車，而且是長途旅行，一坐就是兩千多里。

他們在河南省的一個名叫許昌的小縣城里耽擱了兩天，因為黃河泛濫，鐵路交通中斷了。這一意外卻使毛非常高興，因為許昌曾是曹丕皇帝所創(chuàng)立的魏國的首都，這位皇帝又是毛所喜愛的小說《三國演義》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毛的建議下，他的幾位朋友決定和他一起去探訪許昌古城。他們從當?shù)氐霓r民口中得知，古城遺址位于該縣城墻之外。不難想象當時的毛是多么激動。當時的他正準備去征服世界，對一處歷經(jīng)了十幾個世紀滄桑的歷史遺址純屬偶然的訪問，對他來說充滿了象征意義。古代的英雄們仿佛正在鞭策他，要他去干一番大事業(yè)，以重塑他的祖國的輝煌和強大。

參見廖蓋隆等主編：《毛澤東百科全書》，第5卷，2663頁；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112~113、137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高凱、于玲主編：《毛澤東大觀》，802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99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1，p.84.

[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99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參見唐純良：《李立三傳》，8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74-75.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4.

此處所言不確。羅章龍看到毛澤東的啟事后給毛回了信，毛在給他的復信中引用了《莊子》中的一句話：“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贝颂庌D引自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74-75。李銳弄錯了，或者是李銳此書的英譯者弄錯了。不是潘佐夫的錯。——譯者注

[美]埃德加·斯諾：《毛澤東口述傳》，翟象俊譯，69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參見廖蓋隆等主編：《毛澤東百科全書》，第5卷，2661頁，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52-53。

參見廖蓋隆等主編：《毛澤東百科全書》，第5卷，2662頁，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

參見廖蓋隆等主編：《毛澤東百科全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83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參見廖蓋隆等主編：《毛澤東百科全書》，第5卷，2662頁，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

Robert Payne，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Mao Tse-tung，London，New York，Toronto，Abelard-Schuman，1961，p.54.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50-51；Stuart Schram，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Penguin，1974，p.43.

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68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Robert Payne，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Mao Tse-tung，p.54.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47.

Robert Payne，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Mao Tse-tung，p.53.

[美]埃德加·斯諾：《毛澤東口述傳》，翟象俊譯，71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Vol.2，Armonk，N.Y.and London，M.E.Sharpe，p.20.

參見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111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71-72。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8.

參見周世釗等：《五四運動在湖南》，38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20；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4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5.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p.145-146；Мао Цзэдун.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Стихи.С.40.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3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3頁，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3頁，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5.

[美]埃德加·斯諾：《毛澤東口述傳》，翟象俊譯，73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參見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112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1，p.450.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2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這里指軍閥。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21.

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p.207.

Ibid.,pp.202-208.

Подробнее см.：Спичак Д.А.Китайцы во Франции（рукопись）.С.9-12.

Там же.С.13-14.

Там же.С.23-24.

Там же.С.23.

參見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3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266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pp.208-209.

參見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