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山館憂時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初，陶澍病死江寧，妻兒護送靈柩返回湖南安化，陶桄時年七歲，孤兒寡母頗讓親友們擔(dān)心。陶澍的親家賀煕齡（陶澍之女瑱姿嫁煕齡之子賀轂）致信宗棠，托他就館陶家，以培育陶桄。左宗棠既秉承師命，又念及陶澍的知遇之恩，遂于道光二十年（1840）趕到安化小淹，在陶家執(zhí)教達八年之久，這雖然耗去了其大量精力，但卻在學(xué)問上得到了補償。

安化清代屬長沙府，地處湖南中部，資江之濱。安化東、西、南三面環(huán)山，名峰不下十余座，而資江則“巋峞磅礴，湍洄清冷”，所以陶澍說他的故鄉(xiāng)是“冠蓋所不至，紅塵所不入”，真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陶家為名宦之家，家中藏書極為豐富，最著名的是藏有清康、雍年間編纂的一部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共一萬卷，僅次于《永樂大典》），此外還有大量的清朝憲章、奏疏。宗棠授讀之余，就在陶家藏書樓中博觀縱覽，暢游書海，其樂融融。

左宗棠雖身居窮山僻壤，但時刻心系時局，關(guān)心天下大事。

道光十九年（1839），當(dāng)時世界上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為保護鴉片貿(mào)易，竟預(yù)謀蓄意挑起一場不義的侵華戰(zhàn)爭。史載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各國輸入中國的鴉片一年已達三萬余箱，其中英國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煙毒泛濫全國，吸食者數(shù)以百萬計。販毒、吸毒的后果十分嚴重，它引起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yīng)：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稅額驟增，百姓負擔(dān)加重；同時，官吏、軍人吸食鴉片也敗壞了吏治，削弱了軍隊?wèi)?zhàn)斗力。正如林則徐在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的一份奏折中所說：“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shù)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601頁）

鴉片流毒已嚴重威脅到清朝統(tǒng)治者的根本利益，道光皇帝不得不嚴肅對待，于是就有了林則徐廣州之行。林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人。道光十八年冬，他受命為欽差大臣，節(jié)制廣東水師，赴廣東查辦?？谑录?。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則徐抵廣州，立即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共收繳鴉片二百三十七萬斤，并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起在虎門公開銷毀，歷時二十二天。對中國的嚴厲禁煙，英國政府的反應(yīng)是“應(yīng)該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擊”。隨之，英國議會通過了戰(zhàn)爭提案，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國派軍艦十六艘，武裝汽艇四艘，運輸船二十八艘以及四千名士兵開到中國海面，一場齷齪的侵華戰(zhàn)爭開始了。戰(zhàn)爭初始，英國侵略軍在廣東、福建沿海都未能得逞，轉(zhuǎn)而北上，攻陷浙江定海，其主力又繼續(xù)北上，于七月初直達天津?？凇?/p>

林則徐畫像（清人繪）

當(dāng)時，道光帝的對外方針是遵循一條“不失國體，不啟邊釁”的基本原則，而他所信任的一批滿洲權(quán)貴，如軍機大臣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兩江總督伊里布、盛京將軍耆英，都是鴉片貿(mào)易的間接受益者，他們暗中抵制嚴禁鴉片的政策，一旦前線戰(zhàn)局不利，更是公開攻擊林則徐、鄧廷楨等嚴禁派為“先許價買，而后負約，以致激變”。虛驕昏憒的道光帝也驚慌失措，即派琦善去天津大沽口與英國人交涉，并指責(zé)林則徐“措置失當(dāng)”。交涉中，琦善應(yīng)允如英軍退回廣東，朝廷將“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英國指揮官喬治·懿律鑒于兵力、補給不足，遂折返南下，以觀動靜。

這時，左宗棠的恩師賀煕齡正在北京，已由都察院監(jiān)察御史（從五品）轉(zhuǎn)署戶科給事中（正五品），是個品級不高的閑職，對朝廷政策的走向無能為力。目睹政治風(fēng)云的變幻，林則徐等愛國官員遭到申斥，賀煕齡胸中郁悶，曾有感事詩一首云：“似聞南國來馴象，誰截重洋戮巨鯨？和議重來多誤國，即看朝命決專征”（《寒香館詩鈔》卷三）。但形勢越來越惡化，“專征”朝命未見下達，對主戰(zhàn)派的迫害卻逐步升級。九月初三日（9月28日），道光帝又下諭旨，譴責(zé)林則徐禁煙抗英是“誤國病民，莫此為甚”，并將林則徐、鄧廷楨等交部嚴加議處。五天后，林、鄧同時被革去兩廣總督、閩浙總督的職務(wù)，琦善被任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與英國人談判。眼見時局逆轉(zhuǎn)，賀煕齡于九月以“目疾”為由告假回到長沙。

賀煕齡的返湘，為密切關(guān)注時局發(fā)展的左宗棠提供了便利條件。宗棠就館安化，身處偏僻，消息閉塞，如他自己所說，簡直是“埋頭牗下，如蟄甕中”（《全集》“書信”一，第16頁）。為及時了解前線戰(zhàn)況，他一面與京中諸友保持通信聯(lián)系，一面急切求教于回到長沙的老師：“軍中議論，未嘗聞問，伏乞吾師見聞之余，備以見示”，“吾師想必時有消息，仍就示悉為幸！”（《全集》“書信”一，第16頁）賀煕齡剛從北京歸來，當(dāng)然能提供一些有關(guān)時局的消息。

左宗棠不僅是個時局的關(guān)注者，而且抱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志向，把自己看作是反侵略戰(zhàn)爭中的一員。他出主意，提方案，甚至直接表達投身抵御外侮行列的愿望。根據(jù)自己的分析、判斷，左宗棠指出，英國“包藏禍心，為日已久，富強之實，遠甲諸番”。又根據(jù)自己閱讀“海防記載”的心得，“揆度今日情形”，提出了“練魚屯，設(shè)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shè)水寨，省調(diào)發(fā)，編泊埠之船，設(shè)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全集》“書信”一，第16頁）等抗敵設(shè)想。而且闡明“敵之所恃專在火炮，能制其長，即可克日蕆事”，并建議發(fā)動疍戶（世代以船為家的水上居民）、水勇乘坐小艇用木炮夜襲敵人。他告誡當(dāng)局：“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用妥協(xié)、退讓的辦法，不可使侵略者放棄自己的野心。同時，左宗棠也向往在抵御外侮的斗爭中建功立業(yè)，正如他在詩中所說：“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辈贿^令他沮喪的是廟堂上的高官、火線上的將帥，根本不會理睬一介書生的建議，真?zhèn)€是“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說憂時到草萊”（《全集》“詩文·家書”，第459頁）。

更讓人痛心的是，前線折兵失地的敗報頻頻傳來，為數(shù)不多的英軍竟能橫行東南沿海，這使左宗棠悲憤交加，憂心忡忡，在給賀煕齡的信中，他這樣表達自己此時的心情：“愁憤何言”？“令人憤懣”。清廷上下諸多官員渾渾噩噩，文恬武嬉，左宗棠極為不滿，卻無可奈何，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已被撤職的愛國官員林則徐身上：“其實目前人望無如此公。若荷殊恩，上足昭天子虛懷善任之明，下足固嶺南千里之守，此天下所誠心仰望者耳！”（《全集》“書信”一，第17—24頁）

希望沒有盼來，時局更加惡化。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八天后，即與英國副代表查理·義律交涉。他一反前任林則徐所為，遣散所募數(shù)千丁勇，拔除珠江口水底暗樁，并不準(zhǔn)添造船炮，以為這樣就可以得到侵略者的歡心。結(jié)果則適得其反，經(jīng)充分準(zhǔn)備后，義律決定進一步施加武力脅迫，以逼琦善就范。十二月十五日，英軍一千四百六十一人突然發(fā)動攻擊，占領(lǐng)虎門口外沙角、大角兩座炮臺，副將陳連升父子奮戰(zhàn)陣亡。此后，雙方交換照會，至二十八日，義律單方面發(fā)表所謂《給英國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捏造雙方已“達成了初步協(xié)議”（即所謂“穿鼻草約”），內(nèi)容包括清方割讓香港島和港口，賠償英國政府六百萬銀元。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41年1月26日），英軍正式占領(lǐng)香港，以造成既成事實。

道光帝得知英軍不肯退出定海且重新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大為不滿，下詔表示：“若不乘機痛剿，何以示國威而除后患？”（《清宣宗實錄》卷三四二）沙角、大角炮臺失陷的消息傳來后，皇帝更為惱怒，朱批道：“逆夷實堪發(fā)指”，隨即派皇侄奕山為靖逆將軍，馳赴廣東，指揮攻剿事宜，并從鄂、川、黔三省調(diào)兵三千援粵。二月初六日，廣東巡撫怡良報告英軍強占香港并彈劾琦善的奏章到京，道光帝更是怒不可遏，他痛斥琦善“喪盡天良”，下令將其革職鎖拿。同一天拂曉，駛?cè)牖㈤T的英艦十八艘攻擊虎門炮臺，尚未接到“鎖拿”之命的琦善竟不發(fā)援兵，炮臺失陷，守將水師提督關(guān)天培殉職。對于琦善在廣東的所作所為，左宗棠極為氣憤，他痛斥琦善“以奸謀誤國，貽禍邊疆，遂使西人俱有輕中國之心，將士無自固之志，東南海隅恐不能數(shù)十年無烽火之警，其罪不可僅與一時失律者比”，認為對這樣的誤國奸臣應(yīng)當(dāng)“斬首軍前”（《全集》“書信”一，第24頁）。

當(dāng)廣州危如累卵之際，義律出于恢復(fù)貿(mào)易的考慮，暫時停止了進攻。當(dāng)時，作為通商口岸的廣州已對英商關(guān)閉了兩年，五十九艘來華英船（總噸位在兩萬噸以上）不能進行貿(mào)易，損失很大。為減少英商經(jīng)濟損失，義律玩起了“停戰(zhàn)通商”的把戲。左宗棠得此消息，即指出這是一個陰謀，他說：“英人詭托陳乞通商，必因曠日持久，貲貨匱乏，冀得暫資接濟”，并認為廣東當(dāng)局答應(yīng)英人的提議是受其愚弄，“長寇仇而損國體，怠軍心而資寇糧，實為無策”（《全集》“書信”一，第20頁）。事實確如左宗棠的分析，義律不但利用暫時休戰(zhàn)贏得時間，使海軍司令伯麥得以赴加爾各答請求增兵；而且通過恢復(fù)貿(mào)易獲利甚厚，僅收購茶葉一項，英國政府就征到稅款三百萬英鎊。

左宗棠對時局的分析以及他的主張、建議是有相當(dāng)價值的。但當(dāng)時他人微言輕，決策高層甚至沒有可能聽到這種聲音，更不用說予以采納了。左宗棠曾考慮過把自己關(guān)于海外的知識以及如何防海的思考寫成專論，以備高層參考，但終因顧及不會有結(jié)果而作罷。在此期間，左宗棠日坐山齋，有“宏論”，卻找不到知音，正所謂“欲效邊籌裨廟略，一尊山館共誰論”（《全集》“詩文·家書”，第459頁），每當(dāng)前線潰敗的消息傳來時，左宗棠心情十分沉重，他深憾自己報國無門，滿腔愛國熱忱，只能付之東流！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1841年8月25日），英國艦隊北上突襲廈門，八月十七日，定海再次失陷，守將葛云飛、鄭國鴻、王錫鵬三位總兵殉國。隨后，鎮(zhèn)海、寧波失守。二十二年（1842）三月底，英軍進犯長江，五月初八日，吳淞口陷落，老將陳化成力戰(zhàn)犧牲。英軍沿江西上，攻占鎮(zhèn)江，直抵江寧（今南京）城下。道光帝決定妥協(xié)，終于于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簽訂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江寧條約》。

左宗棠目睹清廷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脅下屈服，為之痛心疾首，他在寫給賀煕齡的信中說：“時事竟已至此，夢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雖有善者，亦無從措手矣！”（《全集》“書信”一，第34頁）憂國之心，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