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比較文學視野下的中韓“底層文學”

將中國的“底層文學”與韓國的“民眾文學”相提并論，不經過考證就不能順理成章。畢竟兩種文學現象的發(fā)生有30年的時差，且兩國當時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究竟能否納入比較文學視野下進行研究，歸根結底還要探討一個問題：“何為比較文學？”“比較文學”四個字在中日韓文中通用，英語為Comparative Literature，法文為Littérature Comparée，德文為Vergleichende Literatur，西班牙語為Lileralura Comparada。以上幾個國家在比較文學的創(chuàng)立及研究上貢獻較大。比較文學的歷史盡管不過短短幾十年，卻波瀾起伏。其發(fā)展的歷程也是其研究方法整理的過程。有關其研究方法眾說紛紜，按照中國學者王向遠先生的主張，它可分為影響論研究法、接受論研究法、平行比較研究法、跨文學研究法等幾種。^[1]影響論研究主要是以法國學派的實證主義方法為基礎而展開的。具體方法為搜集并整理比較雙方的相關資料，從而去證實一方對另一方形成的實際性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后續(xù)情況等。與其同理的是對被接收方的接受情況進行研究的接受論研究。影響論研究是比較文學最原始的形態(tài)，同時它也是為了使比較文學在當時歐洲文學研究法中謀得一席之地才創(chuàng)建的理論。但是，到了二戰(zhàn)前夕，影響論研究成了德國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性產物，影響論為了夸大日耳曼文學在歐洲歷史上的影響而被當作政治工具使用。因此，源于歐洲的比較文學（實際上主要是影響論）在二戰(zhàn)后曾經隨著德國的戰(zhàn)敗而陷入沉默。這可以說是比較文學的第一階段——創(chuàng)立階段。

隨著二戰(zhàn)后美國世界地位的上升，美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理論粉墨登場，并且隨著戰(zhàn)后美國新的文化機制的啟動，比較文學逐步擴展到世界文學，在研究范圍和研究成果上也有了長足的發(fā)展。1965年在美國召開了第一屆美國比較文學大會（ACLA），其中勒內·韋勒克對比較文學當時發(fā)展的現狀進行了綜合報告：“戰(zhàn)后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心之所以能夠發(fā)展起來，要得益于對歐洲思想接受基礎上進行的美國文化多元主義。（中略）并且，有一種思維無論怎么強調都不過分，那就是：比較文學和姊妹學科之間的關系并非競爭關系，而是合作的關系?！?sup>[2]報告中還提到比較文學正在由之前歐洲的單一文學向普遍的世界文學轉變。

這個報告書成為擴大比較文學研究范圍的重要契機。美國學者Bernheimer在1993年ACLA上做的報告中大膽地提出：“文學這一術語恐怕已經不足以說明我們的研究對象，比較文學應該將從古代筆抄本開始到當今的電視、超文本（hypertext）、假象現實等在內的媒體之間的比較研究都囊括進來?！?sup>[3]從上述報告中看出，此時的比較文學已和歐洲主導的二戰(zhàn)前的比較文學有了明顯的色彩轉變，它明顯帶有文化研究的色彩。這里筆者將這一階段的比較文學稱為第二階段——成長階段。

比較文學的前后兩個階段不僅在主導力量上發(fā)生了更換，研究范圍上發(fā)生了擴展，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發(fā)生了變化。1965年第一屆美國比較文學大會之后，比較文學受到美國學派的推動，其方法不再局限于實證性的證據搜集整理，而相應地更看重跨文學研究、平行比較研究。平行比較即平行研究（Parallelism or Parallel Study），一般平行比較研究中比較雙方并不一定具有實際的關系，而是根據筆者所設定的主題而產生比較關系。也正是因此，比較文學中平行比較能否成立是一個重要論題。比較文學最初從影響論開始，所以影響論、接受論是比較文學的傳統(tǒng)研究方法。由于影響論研究以實證材料為論據，所以往往比較容易說服讀者，是一種保守的研究方法。而相反，在比較文學范圍的擴展初期反對平行研究的學者大有人在。1921年創(chuàng)建《比較文學雜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法國學派學者Baldensperger強烈反對平行研究：“對兩個不同的對象進行比較的時候，那不過是瞬間精神的結合，實際上沒有什么比以荒唐的記憶或者游戲性的印象為根據的比較更劣等的解釋了?！?sup>[4]但也有一些代表學者與許多前輩學者以及同時代的學者們意見不同，例如法國學派的Jear-Marie Carre和Marius-Francois Guyard。Carre指出當代的比較研究太注重以事實關系為基礎的影響論研究，提出應該擴展到異國國民之間相互構建的形象。^[5]Guyard提出了體裁論（genology）等新的術語，提供了一些跨學科的比較文學思路。他指出：“我們可以偶爾看到，比較文學正在擴展到心理學?！?sup>[6]事實上，今天所說的平行研究既和事實關系研究不同，也和“精神的瞬間遐想”不同。因為其實Carre和Guyard所提出的“比較心理學”是在民俗學基礎之上進行的精神史研究。也就是說，它和事實關系研究并不是對立的、沖突的，而是延伸的、通融的關系。例如：德國學者D.Durisin將接受研究分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接受和進步意義上的接受。他曾經說：

（進步意義上的接受）即便沒有明顯的影響和接受關系的資料，但外國文學和本國文學間的關系也是以相似性——段落、語法、文體、比喻、主人公、主題、結構等為基礎而形成的。所以，此時重要的是不一定要依靠自然的時間或者地理上的空間。^[7]

從D.Durisin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所指的“進步意義上的接受”實際上更接近于平行研究。這種研究是不同文學文本之間通過對主題情節(jié)以及表現技巧的類似性論證是擴大的接受論研究，但“段落、語法、文體、比喻、主人公、主題、結構”等要素往往也是平行比較中常常考證的內容。按照這個邏輯不難推理出，實際上以實證為基礎的比較文學方法和以作者所設定的主題而進行的平行比較方法，并非互相排斥的，而是相通的。從這一點上來看，“平行比較研究”的提出，實際上拓寬了比較文學的視野，也把比較文學從“資料整理”的局限性中解放出來，脫離了歐洲中心主義這一文學霸權。

當然，平行比較研究后來在美國學派的推動下得到了長足發(fā)展，美國學派的研究從最初開始就和追求歷史性的法國學派不同，更注重美學追求。勒內·韋勒克在1958年第二次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上發(fā)表了《比較文學的危機》（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提出比較文學的研究視角應該從政治性的研究史轉向文學上的問題、核心的美學問題、藝術和文學的問題。^[8]同樣持這種立場的還有美國學者Aldridge，他在《比較文學的目的和展望》（The Purpose and Persperctiv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對此進行了特別的強調。不僅美國學者提出了這種美學中心的觀點，歐洲的一些學者對比較文學也開始推陳出新，1974年法國學者Francois Jost在其《比較文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書中將比較文學分為四個領域，其中第三個領域為以體裁為基礎展開的對文學作品的分析研究，第四個領域為對文學作品的主題和母題進行的比較研究。對理論的追求，進步意義上的接受可將重點放在“形象（image）”和“鏡像（mirage）”上，“形象”和“鏡像”研究的重點是外國文學對本國造成的直接、間接影響或接受影響。此時，那種影響和接受的關系可以是以歷史事實為根據的，也可以是以作品內部的相似性為根據的。^[9]對比較文學領域的這種規(guī)定，比法國學派的歷史主義追求更發(fā)展了一步。總的來說，平行研究中不能靠作者的主觀臆斷就將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對象加以比較，但同時又不能否定，不能因為兩者之間沒有歷史性事實關系就否定其對比價值。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平行研究也是一種“互文性”的研究。后結構主義者巴特在其著名的文章“From Work to Work”（1971）中將文學作品的概念發(fā)展成了更廣闊的文本概念。他在該文中將作品和文本的差異說得比較清楚。假如說作品是寫作的體系的話，文本就是對關系解釋的體系。正如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所闡述的一樣，能指和所指之間本身就不是一對一的絕對關系，后學者們在對文本的解釋中更進一步揭露了西方形而上學性的語言秩序、社會制度。按照后學者的邏輯，語言作為實際的根據，世界呈現出無限的文本。一個文本并不能單純解釋為作家對現實的模仿或反映，而是能指之間的游戲的一環(huán)，其他文本的延伸。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文本內部必然有互文性的介入。而分析互文性的證據，其實也是比較文學所關注的相似性的具體表現，例如母題、主題、人物、情節(jié)等。但值得關注的是，由于美國學派的這種大膽解放思維，比較文學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魚目混珠的泛濫現象，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接軌更使得比較文學的概念愈來愈模糊。而且，比較文學從歐洲中心主義轉向了美國中心主義。

依筆者看來，跨文化研究的內涵固然包括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我們也無可否認，比較文學總是發(fā)生在兩者或多者之間。而無論是影響還是接受與平行，甚至包括跨文化比較，比較的雙方或多方中總有一方是主體，而另一方或幾方是參照物，兩者間的比較是通過參照物更清晰地說明或認識主體。從這一點上來講，有一種文學視角卻往往被忽視了。那就是通過他國的文學審視自身的文學，將他國的思想資源拿來使用，甚至升華為一種普遍的世界性資源。這種研究的典型學者有日本的竹內好、溝口雄三，中國大陸的孫歌、中國臺灣的陳光興，韓國的李政勛等，竹內好和溝口雄三從魯迅文學和哲學中找到了可借鑒的東西，通過魯迅內省日本本國的發(fā)展思路，而中國大陸的孫歌、中國臺灣的陳光興、韓國的李政勛等學者又從竹內好、溝口雄三的魯迅研究那里得到了“內省”的思路，通過借鑒周邊國家的思想資源來內省本國或本民族，將亞洲作為方法去“內省”、反思、批判自身。這種研究思路將主體與客體相對化了，主客體的存在只是暫定的，主體可以不斷地被包括客體在內的新主體代替，反之，客體也可以被主體代替。而這種不斷的延伸正如德勒茲分析的“游牧主義”所具有的不斷“脫走”概念一般，意味著一種主客體雙方的發(fā)展可能性。而歸根結底這種可能性來自主客體的比較、參照。筆者認為比較文學應該擺脫傳統(tǒng)概念的限制，步入一個脫霸權的、不存在強弱話語的、在反省中不斷進步的時代，正如上述的文學視角一般。筆者期待比較文學能夠發(fā)展為第三階段——主客體不固定的時代。

[1] 王向遠：《比較文學學科新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6～17頁。

[2] 參考The Levin Report，1965。

[3] 參考The Bernheimer Report，1993。

[4] Baldensperger，RLC1，1921，p.7.轉引自Ulrich Weisstein：《比較文學論》，〔韓〕李瑜榮譯，麒麟出版社，1989，第17頁。

[5] Ulrich Weisstein，《比較文學論》，〔韓〕李瑜榮譯，麒麟出版社，1989，第15～16頁。

[6] Marius-Francois Guyard，La Litterature Compa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1），p.20.

[7] 〔韓〕尹浩炳：《比較文學》，民音社，2005，第117頁。

[8] 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轉引自〔韓〕尹浩炳《比較文學》，民音社，2005，第82～83頁。

[9] Francois Jost，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74，轉引自〔韓〕尹浩炳《比較文學》，民音社，2005，第 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