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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MOWICZ, Ludwik（盧德維克·阿布拉莫維奇）
ABRAMOWICZ, Ludwik（盧德維克·阿布拉莫維奇）。維爾諾
從來就是一個從童話中長出來的城市，盡管住在那里時我從未注意到這一點。當然，過去城里有一些秘密組織（我們知道有惡棍社、共濟會分會、愛學(xué)社），但在學(xué)生時代我并沒想到當時是那樣多姿多彩，直到后來，當我了解到各種各樣的細節(jié)，我才重建了對于這座城市的認識。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直到30年代，盧德維克·阿布拉莫維奇一直自費出版《維爾諾評論》。這是一份薄薄的期刊，其貌不揚，發(fā)行量有限，但意義要大得多。它傳達出的觀點來自一群非同一般的人。他們見地卓越，有類啟蒙時代的精英圈子。阿布拉莫維奇篤信共濟會思想，這意味著他恪守本城風(fēng)俗。到了20世紀，這些風(fēng)俗使得那些口號崇高的排外團體得以成形。
1822年，當立陶宛大公國的共濟會分會被勒令解散的時候，維爾諾有十個這樣的分會，這還不算那些秘密青年社團。某些家族依然守護著共濟會的傳統(tǒng)——羅默家族、普特卡默家族、韋雷希查克家族、赫萊普托維切家族。然而直到1900年，惡棍社（Societas Szubraviensis）才得以復(fù)活，每周一次在掛著“貓狗收容所”牌號的大樓里聚會，從樓上可以望見劊子手穆拉維約夫的塑像。但這并不是共濟會分會，頂多是一個討論小組。組織者是塔杜施·弗魯布萊夫斯基（Tadeusz Wróblewski）律師，他也是弗魯布萊夫斯基圖書館的創(chuàng)始人。在維爾諾他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
關(guān)于那些復(fù)興的共濟會分會我沒有一手見聞，但我聽說過也讀到過有關(guān)它們的情況。大約在1905年，立陶宛共濟分會與托馬什·贊共濟分會成立（弗魯布萊夫斯基曾活躍于前者）?！盁岢懒⑻胀鸱謺焙孟褚苍谀菚r復(fù)活。我從前的教授斯坦尼斯瓦夫·斯維安涅維奇（Stanis?aw Swianiewicz）是一位熱忱的天主教徒，但他與共濟會的人極其友善。我聽他說，那些共濟分會（許多大學(xué)教授參與其中）曾活躍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那段時期。在一個社會關(guān)系與組織關(guān)系幾乎無法區(qū)分的環(huán)境里，如果不是因為那特殊的背景，維爾諾的靈魂將蒼白得多。
盧德維克·阿布拉莫維奇是一位集民主思想、民族多元主義與維爾諾“地方主義”于一體的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言人。一戰(zhàn)以前，不僅波蘭人加入立陶宛共濟分會，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也加入。戰(zhàn)后，它以族際分裂。與此同時，那些地方主義的繼承者們反對民族民主運動，譴責對其他語言的歧視。最著名的地方主義共濟會分子（這些概念實際上全重疊在一起）有米哈烏·羅默（Micha? Romer）、布勞尼斯瓦夫·克日扎諾夫斯基（Bronis?aw Krzyzanowski）律師，還有揚·畢蘇茨基（Jan Pi?sudski）（元帥的兄弟）。不過，這種地方主義傾向同樣也被其他半秘密組織，如“高級流浪漢俱樂部”所繼承?！毒S爾諾評論》屬于說波蘭語的維爾諾社會的出版物，但它采取的立場卻是反對將維爾諾并入波蘭，贊同恢復(fù)一個以維爾諾為首府的多種族的立陶宛大公國，對約瑟夫·畢蘇茨基放棄聯(lián)邦的想法持批判態(tài)度。
這完全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綱領(lǐng)，為大多數(shù)波蘭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羅斯人所拒絕。阿布拉莫維奇的密切合作者、1914年在克拉科夫參加過波蘭軍團的米哈烏·羅默，在有關(guān)維爾諾的問題上，以他自己的方式斬釘截鐵地與畢蘇茨基分道揚鑣。他移居到考納斯，在大學(xué)里教授法律，兩次當選為考納斯大學(xué)校長。他身后留有用波蘭語寫成的多卷日記。
我曾讀過《維爾諾評論》，我想我受過它的影響。我沒法不把阿布拉莫維奇想象為莫扎特《魔笛》中的大祭司薩拉斯特羅——一個相信人類理智的高貴而又有點兒天真的改革者。
ABRASZA（阿布拉沙）
ABRASZA（阿布拉沙）。我第一次遇到阿布拉沙是在巴黎。當時我已與華沙政府決裂，住在拉丁區(qū)，所以那應(yīng)該是在1952年。他是個波蘭猶太人，姓贊姆什（Zemsz）。他當時正在索邦大學(xué)學(xué)習(xí)，更確切地說，他是個永遠的學(xué)生，或者說，他是那種以堅持學(xué)生生活為借口，躲開職業(yè)負擔、收入負擔等等的人物之一。他向我透露過一點他的過去。他曾在英國的波蘭武裝部隊中服役，但據(jù)他講，他曾受到反猶分子的折磨。后來他又在巴勒斯坦打過英國人。在巴黎，他窮得叮當響，住在某個地方的一個小閣樓里。讓娜·赫爾施（Jeanne Hersch）和我曾幾次努力幫助他，但就此我的記憶出現(xiàn)了空白。1968年學(xué)生造反之后，我想，是在1970年，我再次遇到他。他在學(xué)生起義中扮演過一個重要角色。問他為什么這樣干，他回答：“不為什么，就為了鬧事?！?/p>
伯克利和巴黎的1968年頗為不同：目標不同，路線也不同。的確，伯克利的學(xué)生們也放火焚書，但他們不曾像法國學(xué)生那樣毀樹，比如砍倒圣-米歇爾大街的梧桐樹來做路障?？粗死切╊I(lǐng)袖人物、那些煽動分子，我一點兒也不想?yún)⑴c其中。與此同時，我能夠理解科特·耶倫斯基，他贊成巴黎起義，一場更激進、更解放的全面革命、全面碰撞。不幸的是，一個人對這類事件的評價看來與他的年齡有關(guān)。當時我五十七歲，我懷疑，往好了說，我嫉妒那些學(xué)生。
阿布拉沙后來自殺身亡，但我既不知道他死于何時，也不知道他死于何種情境。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merican（美國藝術(shù)文學(xué)學(xué)院）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merican（美國藝術(shù)文學(xué)學(xué)院）。它仿照法蘭西學(xué)院建立，后者以辭書編纂為己任，強烈譴責那些被認為過分地方化或針對某一行業(yè)（農(nóng)業(yè)、漁業(yè)、狩獵）的專門化詞匯。它保持著警覺，站崗守衛(wèi)般維護一種統(tǒng)一的“經(jīng)典”法語。1918年波蘭取得獨立時，有關(guān)波蘭文學(xué)院的爭論曾經(jīng)沒完沒了，最后學(xué)院在各種對立意見的鬧嚷聲中宣告成立。學(xué)院設(shè)立了一項青年獎。1938年斯坦尼斯瓦夫·品塔克獲獎，當時待在法國的博萊斯瓦夫·米欽斯基曾致信他的母親，用一種他想逗樂就會使用的戲謔的俄語說：“腰舍米沃什賀獎費共豪?！?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2/11/16593673369880.png" />
我自己后來也成了一名院士。美國有兩個學(xué)院，一個在壩布里奇，是藝術(shù)科學(xué)學(xué)院，薈萃了不同領(lǐng)域的科學(xué)家以及文學(xué)、音樂、美術(shù)等方面的學(xué)者。我當選為該院院士——看來是作為一名教授當選的。另一個學(xué)院在紐約，有很長時間作為藝術(shù)文學(xué)研究院（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與藝術(shù)文學(xué)學(xué)院（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雙頭并立。我在1982年被選為研究院成員，幾年以后，我們投票將兩者合并為一個單一的學(xué)院。它集中了美國文學(xué)、音樂、建筑、雕塑和繪畫領(lǐng)域中所有最著名的創(chuàng)造性人物。出自個人遺贈的慷慨獎項年年不斷。學(xué)院擁有自己美麗的建筑，精英們能夠在此聚會，舉行晚宴，為對方的榮譽相互道賀。由于我住在西海岸，這類慶?；顒游抑粎⒓舆^一兩次。在花園里的觥籌交錯之間，在5月明媚的午后，我曾與德懷特·麥克唐納交談。那是最后一次，此后不久他就死了。那個老色鬼迷上了我的女伴，那天她的確衣著美麗，而且看上去確也美麗。
學(xué)院里并非清一色杰出的老人。在其成員名單上，肯定有些名字將會流芳百世。然而，是聲名決定誰能當選，而衡量一個人聲名的是紐約上流社會對他的謠傳和津津樂道。這就意味著在同一座房子里并存著持久的價值與短暫的聲名。這一點從學(xué)院的外國榮譽院士花名冊上就能看出。我們東方星座的七顆星星是：貝拉·阿赫瑪杜琳娜、瓦茨拉夫·哈維爾、茲比格涅夫·赫伯特、米蘭·昆德拉、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和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這最后一位當選的時候，約瑟夫·布羅茨基辭去了院士資格以示抗議。
ADAM AND EVE（亞當與夏娃）
ADAM AND EVE（亞當與夏娃）。《圣經(jīng)》中關(guān)于我們初祖雙親的故事，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它不可理解?；蛟S正因為此，其意味才比那些理性的詮釋更有力。列夫·舍斯托夫因此說，很難想象是一些目不識丁的牧羊人，全憑他們自己，夢想出了那個神秘的神話，而這神話數(shù)千年來令哲學(xué)家們耗盡心神。
樂園里既無疾病亦無死亡，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體驗著完滿的幸福。圍繞偷吃善惡樹上的禁果這件事，公眾的想象力熱切地辨認出了性的滿足。但是在《失樂園》中，約翰·彌爾頓另溯傳統(tǒng)，將亞當與夏娃的愛情作為他們樂園狀態(tài)的一部分，以服人的文筆描摹出來：
我們共同的母親這樣說著，雙目
閃射出夫妻之情，無可厚非，
她溫順地傾倒，半若擁抱地偎倚在
我們初祖的身上，將裸露的鼓脹的乳房
半貼住他的胸口，松柔的金發(fā)飄垂
覆蓋其上……
那么，善惡樹意味著什么？解釋五花八門。一些猶太圣經(jīng)學(xué)者在希伯來字母中發(fā)現(xiàn)了深藏的奧義。我們文明的觀察家們，看到人類理性深陷其中的死胡同，在魔鬼的聲音里聽出了理性主義的誘惑。其他人持論相反：偷食禁果開啟了人類歷史，因為在果子被吃下之前，亞當與夏娃過的是無意識的生活，一種動物的生活，所以魔鬼撒旦說他們將睜開雙眼，這話是對的。造物主也是對的，因為他警告過他們，如果偷嘗那果子，他們將會死去。然而，評論者們更經(jīng)常強調(diào)的，是他們在犯下天條之前對上帝顯示出的完美的、充滿情誼的信念。當他們把造物主拉低到受造物的層面并且指控他嫉妒時，災(zāi)難便接連發(fā)生。從這個觀點，原罪本質(zhì)上說是一種狂妄自大。
為什么犯下天條之后他們便意識到自己是赤身裸體呢？他們?yōu)槭裁匆源藶樾邜u？為赤身裸體而感到羞恥顯然重要，但為什么會這樣完全不清楚。一個人可以為此而展開無盡的沉思。他們踏上了歷史之途、文明之途，但赤裸是不是對這一點的否定？是否因此上帝不得不用獸皮為他們縫制衣服？而為什么就是那一刻結(jié)出了如此惡果——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死亡，還有自然的整體的改觀，因為自然在樂園中同樣是不朽的？還不僅如此，還有原罪問題，每個男人和女人一代又一代地承受原罪之重。幸運的是，天主教神學(xué)視原罪為信念的諸神秘之一，并不企望解說為什么我們會將它繼承。
在我們深信的最深處，在我們存在的最深處，我們配得上永生。我們將我們的轉(zhuǎn)瞬即逝和終有一死視作降臨到頭頂?shù)谋┝眢w驗。唯有樂園靠得住，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只是曇花一現(xiàn)。正因如此，我們對有關(guān)亞當和夏娃墮落的故事才如此動情，它仿佛從我們昏沉的記憶中召喚出了古老的真理。
ADAMIC, Louis（路易斯·阿達米奇）
ADAMIC, Louis（路易斯·阿達米奇）。我敢肯定在我的波蘭同輩人中沒有人會對這個人感興趣，他們大概甚至從未聽說過他。然而，我的20世紀不僅與波蘭有關(guān)，也與美國有關(guān)。這是事實，因此阿達米奇不應(yīng)被忽略。他是羅斯福時代最著名的美國作家之一。他是斯洛文尼亞人，十三歲來美國。他的英語和他對民主的熱情得歸功于他在學(xué)校所受的教育。年紀輕輕他便脫穎而出，成為一名散文作家。其作品介乎新聞報道與虛構(gòu)小說之間，主要傾向于新聞報道，因為他貪婪地觀察并記下筆記。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他注意到了其他不熟悉歐洲語言的作家沒能看到的事：那些來自斯拉夫國家的移民大眾，像斯洛文尼亞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捷克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烏克蘭人，他們對美國的貢獻。大體上說，這些移民命運多舛，這成為阿達米奇的寫作主題。作為作者，他既是他筆下主人公們的維護者也是介紹者。這當然是無產(chǎn)階級的美國，受到公開或隱蔽的歧視（作為證明，20年代通過的法律在簽發(fā)簽證的數(shù)量上對東歐與南歐的劣等國家有所限制）。數(shù)十年后，有關(guān)黑人、猶太人、中國人、日本人等不同族群社會環(huán)境的散文與詩歌將進入美國文學(xué)。阿達米奇是這座競技場上的第一人，但后繼乏人。考慮到斯拉夫國家的新來者之多，而他們參與高層文化的程度之低，實在令人震驚。這其中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新來者家庭的社會地位普遍低下。此外，孩子們被早早打發(fā)去掙錢，即使被送進大學(xué)，他們也不修人文課程。更有甚者，這些“白種黑人”受益于他們的膚色，經(jīng)常把自己的名字改得像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名字，這樣就很難弄清他們的血緣。
在進步與開放的羅斯福新政時代，阿達米奇的聲音一直保持其重要性。二戰(zhàn)行將結(jié)束時，他曾受邀參加羅斯福與丘吉爾在白宮的會談，這說明其聲望之高。報紙對他1948年的突然去世曾予以廣泛討論：他是死于自殺還是政治謀害？他始終關(guān)注他的故鄉(xiāng)，并聲明支持鐵托的南斯拉夫，這使他在按族際分裂并且互相仇視的南斯拉夫移民中樹敵眾多。
如今，阿達米奇被如此徹底地遺忘必有所意味。無論如何，這證明隨著戰(zhàn)爭的結(jié)束誕生了一個新美國。戰(zhàn)爭剛一結(jié)束，我第一次來到美國，很快就讀到了阿達米奇的著作，它們使我受益良多。它們也塑造了我的美國經(jīng)驗，其中包含著同情和良心的苦痛。
在美國，我命中注定不曾經(jīng)歷任何歧視。相反，很快我就成為白人精英中的一分子。我第一次來時懷里揣著外交官證件，第二次來時成了美國一所大學(xué)中的正式公民，這與我生在特權(quán)階層卻又始終對我的種種優(yōu)勢保持清醒頭腦的命運相一致。也許30年代身在巴黎拿著獎學(xué)金的波蘭學(xué)生們對失業(yè)人群漠不關(guān)心，但是我關(guān)心。后來也是這樣，我充分意識到需要調(diào)整我對美國的評價，因為我從來不是那些除了體力和肌肉便無可出賣的移民中的一員。
當?shù)滋芈傻钠嚬と寺犅勔粋€波蘭人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有種說法來作為這則沉重消息的總結(jié)：“那他肯定比波蘭佬好得多，一個頂倆?！彼麄儚淖约焊ゎ^打交道的經(jīng)驗得知，只有投入雙倍的技術(shù)與勞作，才能彌補出身的缺陷。
經(jīng)歷了青年反種族主義和反戰(zhàn)運動的戰(zhàn)后美國，其民粹色彩和無產(chǎn)階級味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阿達米奇的美國那么強烈。來自富有和受過教育的家庭的學(xué)生對賣苦力的人們和他們的舊世界價值觀并無多少同情。那些運動的遺留物，即“政治正確”，并沒有指向所謂的族際問題，或者說，它并不譴責對于特殊族群的輕視。
少數(shù)族裔——也就是那些阿達米奇寫到過的人，也包括希臘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沒有充分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壓力集團。“少數(shù)族裔大眾政治行動委員會”（EMPAC）的創(chuàng)始人米歇爾·諾瓦克對該組織的展望是，它也許能夠替代各單一族裔集團之間的協(xié)同行動。我想我加入這一組織主要是因為我還記得阿達米奇。
ADAMITES（亞當天體信徒）
ADAMITES（亞當天體信徒）。生活中每個人都應(yīng)當一絲不掛——這是我童年時代一個模糊的色情夢想。但這種夢想幾乎無處不在，而且在多少個世紀中，正是這種夢想刺激著亞當天體信徒各宗派的此消彼長。從有關(guān)捷克胡斯運動的文獻中，我發(fā)現(xiàn)他們與亞當天體信徒麻煩多多，后者將胡斯運動的一些邊緣追隨者吸引到自己的陣營。在北方的氣候條件下，回歸樂園，回歸原始赤裸與天真，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對他們怎樣成事頗感好奇。那是15世紀初期，但社會風(fēng)氣中肯定有些異樣的因素，因為稍后希羅尼穆斯·博斯便借助荷蘭本地資源（或許是異端邪說），畫出了他的《塵世樂園》。這是一個超級感官之夢，畫中人物無不赤裸，然而，確切地說，我們并不知道他創(chuàng)作此畫是為了頌揚還是為了醒世。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萊茨曾在某處寫過，與扣子扣到脖梗的裸體女人為伴是多么大的折磨。在戰(zhàn)時華沙的晚餐桌上，當酒已喝過宵禁時分，我在占來客一半的女客們身上，驚心動魄地發(fā)現(xiàn)了脫掉身上一切的需要——這也許是一種亙古常在的需要，但只能借著酒力釋放出來。
ADMIRATION（敬慕）
ADMIRATION（敬慕）。我敬慕過許多人。我一向自認為是一棵彎曲的樹，所以尊敬那些筆直的樹木。的確，我們應(yīng)該記得圣誕節(jié)前出門去買圣誕樹的經(jīng)驗。那一排排可愛的樹遠遠望去無不妙極，可就近一看，又沒有一棵正合我心。這棵太弱，那棵又彎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慈艘嗳绱?。毫無疑問，某些人之所以給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為我對他們了解有限，而我對自己的缺陷又過于一清二楚。
不僅對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對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詩人、畫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藝術(shù)與某種遺傳缺陷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與某種無能、異?；蚣膊〉年P(guān)聯(lián)，幾乎已成公理。作家和藝術(shù)家們的傳記揭示了這種關(guān)聯(lián)。舉目四周，朋友和熟人們的生活經(jīng)歷更令我對此確信無疑。然而，人們也許會懷疑，這種聯(lián)系只是視角不同產(chǎn)生的錯覺。倘若我們對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細的探察，其結(jié)果或許是，“正?！痹谒麄冎虚g也像在文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域里那些知名個體中間一樣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來展示而已。
我就是這樣安慰我自己的。但這種想法并不妨礙我去尋索那些高于我的個體，因為他們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后，無論對錯，我還必須寫下，我敬慕的能力屬于加分而不是減分。
AFTER ALL（終究）
AFTER ALL（終究）。終究，我還是到處旅行過了。有些旅行出自我本人的意愿，但主要還是由環(huán)境促成，我因此到過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我還是維爾諾一名高中生的時候，我曾試圖從有關(guān)俄國戰(zhàn)爭革命的圖片中理出個頭緒來；在那之外，一切都是未來，是個無法兌現(xiàn)的誓約。在法國、意大利、瑞士、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一個又一個，簡直數(shù)不清——然后是北美和中美洲，我在旅途中體驗過多少情感，它們有好有壞。所以我算部分地完成了我冒險家父親的期望，雖然我從未真正成為一個國家和地域的收集者（這與我的浪漫幻想無關(guān)），因為生活對我有太多的苛求。不管怎樣，在一個變化有增無減的時代，世紀之初還顯得遙遠陌生的事物，隨著歲月的推移，變成了家常便飯。
我的先輩們很少跨出他們祖居的基日達尼地區(qū)半步，去走訪一下我們的城市，如維爾諾或里加（Riga）。但是我父親，甚至在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之前，便從一趟穿越波羅的海地區(qū)的旅行中帶回了一些有關(guān)1910年歐洲的見聞。翻看他的荷蘭影集，我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就像我研究他1913年攝于葉尼塞河口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弗里特約夫·南森的蒸汽船甲板上。
我小時候沒什么照片可看。我對外國的想象建立在圖片和木刻版畫上——例如儒勒·凡爾納和梅恩·里德作品的插圖。不過那時電影院已經(jīng)開始放電影了。
我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但沒有養(yǎng)成世界主義的習(xí)慣。相反，我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歡冒險走出我居住的區(qū)域。這樣，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樣的東西。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園。但是對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釋一番。我們畢生塑造我們的個人神話，越是早年的事其影響越持久。我越是遠離家鄉(xiāng)（我要說，加利福尼亞離我的家鄉(xiāng)可是夠遠的），我越要找到與那個來自謝泰伊涅和維爾諾的故我的關(guān)聯(lián)。我以此解釋我何以要緊緊抓住波蘭語不放。這種選擇看起來既可愛又愛國，但說實話我是把自己關(guān)進了自己的堡壘，并且拉起了吊橋：讓別人在外面鬧嚷吧。我對被認可的需要——誰不需要被認可？——并沒有強大到足以將我誘惑到外面的世界并促使我改用英文寫作。我被另外的東西所召喚。
半個多世紀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維爾諾，這就像一個圓圈最終畫成。我能夠領(lǐng)會這種好運，是它使我與我的過去重逢，這太難得了。這一經(jīng)驗強大，復(fù)雜，而要表述它則超出了我的語言能力。沉浸在情感的波濤之中，我也許只是無話可說。正因為如此，我回到了間接的自我表達方式，即，我開始為各種人物素描與事件登記造冊，而不是談?wù)撐易约骸？梢哉f是這樣。
ALCHEMY（煉金術(shù)）
ALCHEMY（煉金術(shù)）。我這輩子有機會見證這個詞的社會身價的改變。起初，人人都知道煉金術(shù)只是前科學(xué)的化學(xué)，這一行當大約屬于魔法與科學(xué)的邊界尚難界定的時代。后來，那些對煉金術(shù)世紀，即17世紀做過深入研究的學(xué)者提出了問題：“那時人們期望發(fā)現(xiàn)哲人石和提煉黃金，究竟意味著什么？”那些研究者發(fā)現(xiàn)了煉金這一行為的精神維度，發(fā)現(xiàn)了它與隱修傳統(tǒng)的關(guān)聯(lián)。在隨后的時代，象征與原型受到尊重，卡爾·榮格、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以及其他許多人，對此貢獻良多。煉金術(shù)士的工作間不再只是擺滿奇奇怪怪的曲頸瓶、蒸餾罐、燒火風(fēng)箱的地方，因為那里進行的是最高層級的“轉(zhuǎn)化”（transmutation，這是一個煉金術(shù)行當?shù)某Ｓ迷~，表示從一種元素向另一種元素的轉(zhuǎn)化）。最終，17世紀隱修士圈子里著名的“精神煉金術(shù)”的概念得到了維護。
我的生活經(jīng)歷可以照此理解：綠色，小地方，可憐巴巴的教育，雖然不配，卻獲得了進入煉金術(shù)士工作間的權(quán)利，而后有許多年，我坐在角落里，駝著背，觀察并思考。當我離開那里來到廣闊的天地之間，才發(fā)現(xiàn)已所學(xué)不菲。
ALCHIMOWICZ, Czes?aw（切斯瓦夫·阿爾希莫維奇）
ALCHIMOWICZ, Czes?aw（切斯瓦夫·阿爾希莫維奇）。在維爾諾市希吉斯蒙德·奧古斯特國王第一國家男子預(yù)科學(xué)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們做過八年同班同學(xué)。有一段時間，我挺討厭他。我對別人的不快（例如對坎普夫雙胞胎兄弟）肯定源于我的某種嫉妒。比如說，阿爾希莫維奇，他長著一雙長腿，皮膚黝黑，好看，他的籃球球技高超，這些大概惹惱了我——一個長著娃娃臉的男孩。遇有情況，我們這種不和就會被一群人推波助瀾著，發(fā)展到動手的地步。我們一起參加了預(yù)科學(xué)校的畢業(yè)考試，之后便沒了他的去向。我相信他是進了華沙中央商務(wù)學(xué)校，然后在維爾諾的銀行工作，再后來參加了家鄉(xiāng)軍，再后來是在俄國蹲監(jiān)獄，歸來后在華沙坐辦公室。他是每到畢業(yè)考試周年紀念日便會給居住在加利福尼亞的朋友，即斯達?！た挤蚣{茨基和我，發(fā)來簽名賀卡的希吉斯蒙德·奧古斯特預(yù)科學(xué)校（Sigismund Augustus Gymnasium）的校友之一。他早已過世，斯達希也已西歸。
ALCOHOL（烈酒）
ALCOHOL（烈酒）?！坝谑浅赃^晚飯我們就會跑到魯多明納先生的酒館里狂喝痛飲。每一次開懷叫好之后，法國號就會吹響，姑娘們就會齊聲歡唱：
他喝個精光，他喝個精光，一滴也不留！
嗬！哈！他一滴也不留！
上帝寵他，上帝寵他，祝福給了他！
嗬！哈！祝福給了他！”
（伊格納奇·霍茲科《立陶宛素描》，維爾諾，1843）
這樣的往昔壓在我心頭。在許多個世紀里我們這個民族一直被酗酒所困擾。但我開始喝酒并不早。我第一次鬧酒是在扎賽茲飯店慶祝我們高中畢業(yè)的宴會上。但在上大學(xué)期間，我不屬于任何哥們兒團伙，也從未戴過一頂兄弟會的會帽；事實上，我們“流浪漢俱樂部”甚至連啤酒都不喝。當然，如果有點兒閑錢，我會（通常跟老友們一起）去日耳曼大街旁狹窄的小巷里找一家猶太人開的小餐館，就著猶太美食喝點兒冰伏特加。
我真正開始好酒是在華沙被占領(lǐng)期間。我的酒友是我未來的妻子揚卡，還有耶日·安德熱耶夫斯基。耶日漸漸變得嗜酒如命，并且患上了肝硬化，他最終被這種病奪走了性命。能夠保持一個健康的肝臟一直活到老年，算得上是一種悲哀的勝利，尤其因為這不是我愛惜肝臟的結(jié)果，而是我的基因使然。我沉湎于酒，但我總是留心將工作時間與撒開來喝的時候區(qū)分開來。我喝得最多的是伏特加。在法國，我也喝葡萄酒；在美國，我也喝波本威士忌。
酒精的最大壞處是它能把我們都變成傻瓜。然而我們內(nèi)心睜著一只清醒的眼睛，事后將各種丑態(tài)擺在面前，毀掉我們對自我的良好評價。這使人感到羞愧。這種羞愧也有其教誨意義，它提醒我們，無論取得怎樣的成就，駐留在我們身上的愚蠢都會暗中把它們破壞，因此不必裝腔作勢。暢飲之后是恥辱，還有后怕。比如一想起醉酒之后對德國人進行的無意義的挑釁，怎么能不后怕？
醉鬼邋里邋遢，惹人討厭，這是常事。在作家中，我親眼瞧見過瓦迪斯瓦夫·布羅涅夫斯基和馬烈克·華斯科的醉態(tài)；另外，奧斯卡·米沃什曾給我講過葉賽寧在巴黎的醉態(tài)展覽。這些例子本來足以說服我戒酒，但是，老天爺呀，我的多少代祖先都曾為我不要貪杯而干過杯。我想象不出一個貢布羅維奇家的醉漢，他若不是有備而來他就不會來。
或許（這只是假設(shè)）在波蘭人的內(nèi)心深處，他們根本不喜歡自己，因為他們記得自己的醉態(tài)。是這樣嗎？
ALIK PROTASEWICZ（亞歷克·普羅塔謝維奇）
ALIK PROTASEWICZ（亞歷克·普羅塔謝維奇）。從他身上我初識上帝的冷酷，或者說我發(fā)現(xiàn)那“最高秩序”可能關(guān)心許多事，卻并不關(guān)心我們所理解的同情的原則。亞歷山卓，也叫亞歷克，一個俄國人，我的同學(xué)。在維爾諾，沙皇時代留下來的俄國人沒幾個。后來，我跟他妹妹在大學(xué)里同修過法律。在我們班上，沒有人因為亞歷克是俄國人而把他當外人。他參加我們所有的活動，包括我們的遠足野游（我記得那趟去特羅基的徒步旅行）。在我們走到精疲力竭的時候，他說應(yīng)該“倒下”一會兒，于是我們便倒在一條溝里休息。
亞歷克大約在十五歲時患病，以后再未回到學(xué)校。他癱了，好像得的是小兒麻痹癥，但那時不這么叫這種病。我們倆要好，我去看過他。他瘸了多年，慢慢地，學(xué)會架著雙拐東搖西晃地挪動兩步。后來，我認識了一些情況各異的人，盡管瘸著雙腿，卻依然全憑意志之力，學(xué)會了過上正常的生活。但是亞歷克，本來朝氣蓬勃，體格健壯，卻被無助感壓垮，深深地陷入沮喪。邁進他的房間，你好像就能聽到那個問題：“為什么是我？”
AMALRIK, Andrei（安德列依·阿馬爾里克）
AMALRIK, Andrei（安德列依·阿馬爾里克）?；蛟S20世紀最無法理解的就是那個自稱為USSR，其他地方管它叫“蘇聯(lián)”的國家的垮臺。蘇聯(lián)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隊伍，耗費天文數(shù)字的資金把自己發(fā)展成天大的組織。它控制著千千萬萬的告密者，把一個勞改營網(wǎng)絡(luò)覆蓋在廣闊的歐亞大陸上。為確保外國人不了解其制度的真相，蘇聯(lián)在宣傳和間諜活動上也是不惜血本。這昂貴的恐怖機器以人道主義口號為掩護，看起來似乎確保了其絕對統(tǒng)治的持久性。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場上的勝利以及對劃分歐洲的參與，顯示出它的內(nèi)部效率，使剛被征服的國家的人民接受它如同接受一種宿命。的確，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塊巨石上出現(xiàn)了裂縫；然而那些觀察到它崩潰征兆的樂觀主義者們卻一度自討責難，被指責混淆了愿望與現(xiàn)實。
我是溫和樂觀主義者中的一分子，這就是說，我期待著改變，不認為莫斯科會一直支配我們的國家，我曾想變化肯定要發(fā)生，但不是在我有生之年。依我看耶日·杰得羅依茨要有把握得多。他以英帝國和法帝國的倒臺為參照，肯定蘇聯(lián)將要倒臺，但即使是他，也不能預(yù)言這事將在何時發(fā)生。我知道只有兩個人堅信蘇聯(lián)的絕對統(tǒng)治即將崩潰，不是在什么未來的某一天，而是再過十年，或者頂多再過十五年。
這兩人中的一個就是安德列依·阿馬爾里克。他于1932年生于莫斯科，是一位歷史學(xué)家的兒子。作為一名俄國人，一個居住在莫斯科的人，他心里裝著他們家族的法國世系。他喜歡提及他們西哥特人（Visigoth）的家族姓氏，阿馬爾里克。有兩位姓這個姓的國王參加過12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還有一位姓阿馬爾里克的羅馬教皇使節(jié)，在十字軍與阿爾比派教徒開戰(zhàn)并攻打下貝濟耶城之后，因高喊“把他們殺光，上帝會決定他們誰好誰壞”而出了名。中世紀有一位名叫阿馬爾里克·德·拜納的人，信奉異端邪說并為其信念而殉難。俄國阿馬爾里克家族的祖先在19世紀從阿維尼翁移居到俄國。由于對過去感興趣，安德列依學(xué)了歷史，碩士論文寫的是基輔羅斯。當他被要求改寫論文以符合有關(guān)原統(tǒng)治者為斯拉夫人而不是斯堪的納維亞人的官方論點時，他拒絕了，因而始終沒能拿到學(xué)位。他趟出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打打零工，只求能夠保持內(nèi)心的自由。他既沒反抗過國家也沒承認過國家。他不讀報因為報紙撒謊。他寫下的東西，包括以荒誕戲劇精神寫下的五個諷刺劇本，全都不適合出版。其有意隱遁的策略令我想到約瑟夫·布羅茨基。而且他于1965年被捕后所受到的指控也與布羅茨基相仿：寄生蟲（指他協(xié)助一些知名畫家將作品送到國外）。他被判兩年流放，發(fā)配到西伯利亞一集體農(nóng)莊勞動。關(guān)于這段經(jīng)歷他寫了本書，名為《不情愿的西伯利亞之旅》。書稿偷送到國外，1970年在紐約出版。我讀了這本書。書中對俄羅斯農(nóng)村的細節(jié)觀察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了阿馬爾里克的論文《蘇聯(lián)能否支撐到1984年？》。他采用了合法的、逐步爭取自由的策略，使用真名，出具地址，公開講話。這本薄薄的書其實只是篇論文，1969年出現(xiàn)在阿姆斯特丹，然后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包括由巴黎《文化》雜志出版的波蘭語譯文。
1966年阿馬爾里克獲準從流放地返回，但1970年他再次被捕，被判處三年嚴管營改造并遣送科雷馬執(zhí)行。他活了下來，但又被追加了三年刑期。安德列依·薩哈羅夫組織了一場國際抗議，使得對他的刑罰由嚴管營改判為國內(nèi)流放。他于1975年從流放地返回莫斯科，然后于1976年來到西方。荷蘭烏特里希大學(xué)、美國哈佛大學(xué)和胡佛學(xué)院先后款待過他。
阿馬爾里克的預(yù)言后來成真，只在時間上有幾年出入。自然，我們今天對其預(yù)言的理解與那時有所不同，那時，人們有理由懷疑阿馬爾里克的預(yù)言是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作為其同代人中的異類，他一直被比作沙皇尼古拉一世判決為瘋?cè)说谋说谩で∵_耶夫。就像后來證明的那樣，阿馬爾里克的判斷盡管極端，卻絕對清醒。
作為一名歷史學(xué)家，他曾寫過有關(guān)基輔羅斯淵源的東西，而現(xiàn)在，如其所言，他寫的是這同一個絕對統(tǒng)治的終結(jié)。蘇聯(lián)學(xué)家們把功夫全花在了從西方進口的馬克思主義上。與他們不同，阿馬爾里克堅持認為，正是由于有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絕對統(tǒng)治才得以擴張，就像古羅馬由于接受了基督教，其存在才得以延長數(shù)世紀之久。他不曾論證過這一論點，但他據(jù)此將研究指向了他的國家的獨特之處，在這一方面他有許多先行者，以恰達耶夫為第一人。阿馬爾里克把沙皇及其后繼者的國家比作發(fā)酵的面團，一動不動就能發(fā)起來。他將“社會中層”或官僚階級的思維僵化看做蘇聯(lián)即將垮臺并丟失領(lǐng)土（兩德將要合并，東歐國家將獲得獨立）的一大征兆，那些人沒有能力做出明智、大膽的決策，他預(yù)計他們僅僅出于害怕失去權(quán)力的心理才做出許多決定?？偟膩碚f，閱讀阿馬爾里克使我們認識到蘇聯(lián)倒臺的原因之復(fù)雜。關(guān)于這一點人們現(xiàn)在討論起來無休無止，但全是事后英雄，而他卻是先知先覺。他把人的精神因素包括在了蘇聯(lián)倒臺的眾多原因之中：對這個國家的人們來說，個人權(quán)利與尊嚴是一些異己概念，自由被等同于無政府主義，而公正意味著我的鄰人過得像我一樣差，如果別人過得好，那就是不公正。與此相關(guān)的還有科學(xué)進步與根深蒂固的習(xí)慣之間的反差?！疤K聯(lián)火箭已經(jīng)飛抵金星，而在我居住的村子里人們還在用手刨土豆。這不應(yīng)該被視作滑稽對比，這是一道裂縫，它將深化為一座深淵。此事的關(guān)鍵不在于刨土豆的方式，而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shù)人的思維水平并不高于這動手刨土豆的水平?！?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2/11/16593673369880.png" />
盡管阿馬爾里克生活條件惡劣，但他作為一個自由人，當?shù)闷饎e人對他的敬慕，不過我并不想把他抬高成一位先知。他曾預(yù)言蘇聯(lián)與中國之間將爆發(fā)戰(zhàn)爭，他在其中看到了一場大災(zāi)難的禍端（發(fā)生在阿富汗的戰(zhàn)爭替代了這場戰(zhàn)爭）。他也曾對歷史的終結(jié)有過啟示錄式的預(yù)感，即大眾被壓抑的殺人欲望會突然爆發(fā)，但這事并未發(fā)生。我相信，在他欲使其洞察力理性化的努力背后，隱藏著他在西伯利亞集體農(nóng)莊的經(jīng)歷。一種對于如此悲慘、如此殘酷的生活方式的恐懼，轉(zhuǎn)化為要求某種歷史復(fù)仇的吶喊。然而他所開列的導(dǎo)致蘇聯(lián)垮臺這一事件的原因仍顯不足，那時它在我們看來還像是完全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
我是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遇見的阿馬爾里克。我也遇見了他的畫家妻子糾澤爾（Gyuzel）。他們在西伯利亞結(jié)的婚。糾澤爾是韃靼人，她告訴我她生于莫斯科，是一位公寓樓看門人的女兒。在那里干看門人這種營生的主要是韃靼人：“很久以前，我們統(tǒng)治過古代的羅斯，所以他們?yōu)榱藞髲?fù)，把我們?nèi)兂闪丝创箝T的。”
在西伯利亞，以及安德列依被釋放以后，糾澤爾分擔了他的命運。她被藝術(shù)家聯(lián)合會拒之門外，無法展出自己的作品。我在美國沒見過她的繪畫，也不知道她是哪一類畫家。我被她的美麗和魅力所吸引。
阿馬爾里克沒能活著看到他的預(yù)言實現(xiàn)。他于1980年死于一起車禍，當時他正在趕往西班牙一個會議的路上。自那以后，我常會試著想象在失去安德列依之后，糾澤爾將怎樣度過她的余生。
另一位曾堅持認為當時蘇聯(lián)正處在垮臺邊緣的人是立陶宛政治學(xué)家亞歷山德拉斯·什特羅瑪斯（Aleksandras Sztromas），他從立陶宛跑出來的時間不長，在美國一所大學(xué)任教。說真的，我們共同的朋友托馬斯·溫克羅瓦自從在蘇聯(lián)軍隊中干過差事，便對該體制的混亂與腐敗了然于胸，他也預(yù)計蘇聯(lián)統(tǒng)治不會長久，但什特羅瑪斯堅信它只能再存在幾年而不是幾十年。
AMBITION（抱負）
AMBITION（抱負） 。它在受傷時就會凸顯出來。由于傷害它的原因足夠多，我們必須始終有辦法來應(yīng)對它。我們整個社會際遇的戲劇都取決于它；它是牽引我們一出出悲喜鬧劇的幕后力量。
關(guān)于我自己，可以說，我既曾高居峰頂，也曾落身谷底。在峰頂，抱負稍許得以放松，這是成功的一個好處。在谷底，事實證明，由于無從選擇，一點小小的成功就能成為安慰。不止一位不成功的藝術(shù)家被這個或那個半瓶子醋捧暈了頭，不止一位地方機關(guān)小職員為他收集的郵票沾沾自喜。
說到底，抱負就是叔本華的意志，一種等同于生物學(xué)意義上的恐懼與驅(qū)動的力量。然而不是有了意志便萬事俱備，搞體育的都明白日常強力訓(xùn)練的巨大意義。把自己打開，徹底放松，舒舒服服處于某種消極狀態(tài)，讓身體和諧運轉(zhuǎn)。在詩歌寫作上，尤其需要這樣；用強力是沒有用的，天助不會管我們當?shù)闷甬敳黄?。一方面要奮力爭取認可與聲譽，另一方面又要創(chuàng)造出能夠為自己博得聲譽的東西，這兩者是一對矛盾。
多年一直身處谷底，在一個傳授不為人知的小語種的無關(guān)緊要的系里當一名教授，我從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樂趣，這化解了我壯志不得酬的愁悶。
AMERICA（美國）
AMERICA（美國）。何等壯麗！何等貧乏！何等人道！何等殘暴！人際何等友善！個人何等孤寂！對理想何等忠誠！于現(xiàn)實何等虛偽！良知的何等勝利！良知的何等扭曲！矛盾的美國會向在這兒成事的移民顯示它的真面目（雖然并不非得如此），那些沒能成事的人，看到的只是它的殘酷。我成了事，但我總牢記這要歸功于我的幸運星而不是我自己，我是與整個不幸為鄰。我還要說：一想到勞作者的筋疲力盡和落空的希望，一想到拘囿著見棄于世者的龐大的監(jiān)獄系統(tǒng)，我對美國的裝飾物，那些隱現(xiàn)于郊區(qū)萬綠叢中的幢幢華屋，就會心生疑竇。
在我的學(xué)生時代，美國受益于胡佛戰(zhàn)后緊急救濟的努力，成了我眼中的一片白面包、一杯可可。先是美國的?；晟溃缓笫乾旣悺け炭损ズ筒槔怼ぷ縿e林的電影大行其道。幾年后，我崇拜上了女演員西爾維婭·西德尼。如果當時有人告訴我，有一天我的照片將與她的照片毗鄰出現(xiàn)在《美國名人錄》中，我會何等驚詫。那些電影顯示出美國已經(jīng)開始了它的膨脹。此外有幾條大街也顯示出這一點，像維爾諾的日耳曼大街，或德羅戈貝奇的某條大街，布魯諾·舒爾茨描繪的“鱷魚街”以后者為原型。我后來得以肯定，它們與曼哈頓東邊那些相當破舊的街道相差無幾。
在本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大海怪獸”的說法甚囂塵上，一個又一個“怪獸”被指認為美國的敵人和競爭對手，其中最重要的競爭對手是蘇維埃俄國，因為美蘇不僅在軍力上對壘，在有關(guān)人類典范的問題上也各不相讓。以烏托邦原則創(chuàng)造“新人類”的努力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那些事后不再理會這一夢想的人顯然不理解這種競賽的利害所在。最終“舊人類”勝利，而且借大眾傳媒將自己的典范推廣到全球。遠觀此一問題，我們應(yīng)該在文化領(lǐng)域?qū)ふ姨K聯(lián)失敗的原因。蘇聯(lián)盡管在宣傳上花費了天文數(shù)字的資金，卻無法勸說任何人接受其典范，即使是在為其所征服的歐洲國家。在這些國家，人們以嘲弄的態(tài)度接受其努力的成果，并且在其中看到野蠻人的自我裝飾毫無魅力可言。
冷戰(zhàn)，這民主的美國與陰郁的東方專制主義之間的沖突，剝奪了許多人自由判斷的權(quán)利，甚至剝奪了他們清亮的視野，因為對美國漠不關(guān)心會被認為是親共的表現(xiàn)。
20世紀的美國向前跨了一大步，這是她以前無法想象的。世紀之初，藝術(shù)家與作家們紛紛從這個被認為是乏味的、物質(zhì)主義的、只知道賺錢的國家，逃往巴黎和倫敦那樣的舊文化中心。到世紀之末，所有國家的藝術(shù)家與作家們又紛紛踏上美國之旅，來到這充滿機遇的土地。如今，是紐約而不是巴黎，成了世界繪畫之都。在西歐已經(jīng)萎縮到像古幣收藏一樣的詩歌，在美國的大學(xué)校園里找到了聽眾，找到了整個的系、學(xué)院和各種獎項。我意識到，如果我一直待在法國，我就不會在1978年獲得紐斯塔特獎（該獎被視作小諾貝爾獎，一般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步），或者后來的諾貝爾獎。
今天已經(jīng)很難想象在世紀之初美國離歐洲有多遠。一個大洋分開了兩塊大陸。那時人們一說到旅行就會想到海難，它們見載于整個19世紀的畫報雜志。我第一次從英格蘭啟程來美國是在1945年底到1946年的冬天，旅途上花了大約十二天的時間。小輪船急迫地爬上海水之山，又忽悠一下子落入波谷，然后繼續(xù)攀登。后來，飛越大西洋的航空旅行不再稀奇，有一次我甚至坐上了法國的協(xié)和飛機：配著葡萄酒的晚餐剛剛端到奶酪盤子邊，我們已經(jīng)到了巴黎。
人們向美國進發(fā)，多數(shù)人就留在了美國，但偶爾也有人打道回府。距我出生的莊園不遠，在美麗而富裕的佩克斯瓦村，有一座引人注目的“美國屋”。后來發(fā)生了一件事，簡單地說，它掀開了一個角，使人得以窺見蘇聯(lián)統(tǒng)治之下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立陶宛究竟發(fā)生了什么。這個村子位于大森林的邊緣，曾為“森林兄弟會”提供幫助。住在“美國屋”里的一家人被殺害了，房子也燒毀了，村民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泰加林帶，村子夷為平地。
我妻子揚卡的父親也是自美國打道回府的人中的一位。一戰(zhàn)前，盧德維克·杜絲基（Ludwik D?uski）在東海岸的幾家冶金廠干過幾年。一看到紐約市北哈德遜河谷那些廢棄工廠生銹的廠房架子，我就會想起他來。在那些舊式工廠里，杜絲基先生起早貪黑，命運一如其他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勞作的人們。后來工會爭取到的權(quán)利和好處他們一樣不曾享有。他回到了華沙，在華沙，生活或許艱苦，但不必拼死拼活（他當上了法警），而且，至少，沒那么孤獨。
AMERICAN POETRY（美國詩歌）
AMERICAN POETRY（美國詩歌）。首先，存在“美國詩歌”一說，但不是在韻文中，而是在散文里。費尼莫·庫柏，在其作為青年讀物的節(jié)本里，堪稱詩人。他全部有關(guān)開拓者的小說適合縮編為一卷（庫柏會因此變得更出色）。此外還有梅恩·里德、卡爾·梅。埃德加·愛倫·坡的《鐘聲》曾被一本文體參考書用來做象聲的例子。很久以后，我聽說美國詩人們認為這種對聲音的模仿簡直可怕，英語不能容忍這種帶有節(jié)奏的刺耳噪音。但是對法國人和俄國人來說，坡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把詩歌主要當成一種“聲音的魔法”。他有一首詩名為《尤娜路姆》（“Ulalume”），那是真正的魔咒。因為這首詩我準備大大地原諒他，盡管這首有著抑揚格節(jié)拍的詩更容易譯成俄語而不是波蘭語。
如果我是一個匈牙利詩人，或捷克詩人，或塞爾維亞詩人，或克羅地亞詩人，那么我所憑借的資源會多多少少差不多，因為，我不好意思承認，我們這些國家主要是模仿西方。我們的現(xiàn)代主義來自法國，也有一部分來自德國。一戰(zhàn)之前，有過一陣子，沃爾特·惠特曼的大名響遍歐洲，但只有一個國家對他真正癡迷，而且后果可怕。貝爾格萊德的青年革命者們把他當成一位政治詩人來誦讀，尊他為民主和全體大眾的歌手，視他為君王們的敵人。其中一人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開槍刺殺了斐迪南大公。這就是為什么說一位美國詩人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負責。
惠特曼的某些詩翻譯成了波蘭語，在阿爾弗雷德·湯姆（Alfred Tom）的譯文中有幾首詩給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但一般說來，一戰(zhàn)前美國詩歌還是默默無聞。在華沙，只有到了30年代晚期，學(xué)習(xí)英語才變得時髦起來。1939年我在華沙觀看的最后一出戲劇是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的《我們的小鎮(zhèn)》，一部詩情畫意的戲劇，講的是美國人尋根的故事。后來在美國，我和懷爾德處得不錯。
1945年春天我在克拉科夫編過一本英美詩選，不同譯者的譯文是從各處收集而來。當然，就像整個波蘭知識界，我是個西方文化的追慕者，我的左派傾向并沒有改變我的親西方主義。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嚴肅的打算：如果能夠出版這部詩選，它將為打破蘇聯(lián)的灰暗控制做點事。然而，政府的政策很快變得不那么寬松了，詩選也就沒能出成。
之后，我翻譯了大量美國詩歌，依然不無矯正時風(fēng)的想法。1956年以后，一切都變了，翻譯西方詩人的作品變得可以接受。漸漸地，人們發(fā)現(xiàn)了美國詩歌，直到翻譯作品鋪天蓋地而來。這樣一來，別人能做的事就不再需要我來做了，尤其在翻譯方面，我覺得我沒法與才華橫溢的斯坦尼斯瓦夫·巴蘭恰克相比。
在所有美國詩人中，一直讓我倍感親切的就是沃爾特·惠特曼。他滿足了奧斯卡·米沃什所說的偉大所需要的條件。奧斯卡要求一部作品應(yīng)該像一條河，裹挾著滾滾泥沙與斷木殘枝，而不是僅僅帶來些天然金礫。因此不應(yīng)視乏味的章節(jié)、重復(fù)、大規(guī)模地列舉事物為惱人的東西?；萏芈恰凹冊姟钡姆疵?。但與此同時，一個人體驗惠特曼就像體驗一位繪畫大師的巨幅畫作，通過仔細觀察，你會辨識出許多奪人的小小細節(jié)。
我對我的美國同輩不那么信任。毫無疑問，我的《論詩歌》借用了卡爾·夏皮羅年輕時所作的《談韻腳》（Essay on Rime）中的某些想法；兩篇作品都是長詩。然而由于我沉浸于波蘭的語言文化，以及我小心養(yǎng)成的“小地方人”的姿態(tài)，我保持著決然的獨立。
美國詩歌土地上充滿奇觀，畢竟，它崛起于傷口和抗議（我們不應(yīng)給惠特曼表面上的民主沖動所誤導(dǎo)），崛起于向歐洲的逃遁（龐德、艾略特、弗羅斯特），崛起于無政府主義的“垮掉派”，他們向摩洛克吐唾沫（金斯伯格）。而所有這一切都將被摩洛克所消費，在其他大陸上利用這一切來自我頌揚。
AMERICAN VISA（美國簽證）
AMERICAN VISA（美國簽證）。你既然能夠待在美國，為什么還要拋下家人返回歐洲？揚卡熱愛美國；她想讓我留下，但也怕我會以此怨恨她。在危險的1950年，我為我的魯莽設(shè)立的底線是：萬一出了什么事，華沙的人也不能把我的家人怎么樣。我真能留下來嗎？波僑——僑居美國的波蘭人社群——會放他們的狗出來咬我。說到底，我犯了一樁大罪，因為是我而不是他們，在美國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受到資助的波蘭文學(xué)講席，把曼弗雷德·克里德爾教授弄到這個講席上來。錢來自華沙，可以說是“布爾什維克盧布”。也許，不管波僑如何，我當時在美國生存下來是不成問題的，但我想在波蘭駐巴黎大使館堅持到情況有所改觀。這一努力未能成功，我困在了法國，既沒錢，也沒工作。
我們自己看自己同別人怎樣看我們是兩回事?？偸菫榇硕鷼夂翢o意義。他們愛怎么看就怎么看吧，就這么回事。向美國駐巴黎大使館打我報告的利沙德·福拉伽（涅茲布熱茨基）在我看來是個笨蛋，因為作為波蘭東方情報部門的前任頭目，他本該足夠精明，不至于懷疑我是蘇聯(lián)鼴鼠，但他的確相信我是鼴鼠。對美國波僑來說，我是“詩人米沃什，貝魯特的波蘭的大詩人”，我不能責怪他們既沒聽說過我戰(zhàn)前的詩集《三個冬天》，也沒聽說過文學(xué)雜志《垂直》和《雅典娜神殿》，等等。他們對曼弗雷德·克里德爾作為波蘭文學(xué)學(xué)者的崇高地位一無所知。他們通過大量信件和便條，表達了應(yīng)盡一切努力阻止一個危險人物進入美國的觀點，這使我獲得簽證的希望一下子變得極其渺茫。揚卡與美國政府部門持續(xù)交涉了好幾年，注定毫無結(jié)果，她一定是因為完全不能理解那里的官僚，情緒突然失控，沖他們大吼：“你們會后悔的，因為他將來會得諾貝爾獎。”往最好里說，他們認為揚卡的這次爆發(fā)證明她在涉及她丈夫的事情上已經(jīng)喪失判斷力。
即使很久以后，即使我在法國已待了很長時間，并且對移民美國已不抱奢望，我受邀赴加州大學(xué)講學(xué)并且在1960年獲得簽證的消息還是令許多人憤恨不已。這一情況我是從《鋼筆素描》（1960）的作者安德熱依·博布考夫斯基（Andrzej Bobkowski）的通信集里發(fā)現(xiàn)的。那時我已出版了《被禁錮的頭腦》，在博布考夫斯基看來，這本書證明我將對學(xué)生們胡說八道，因為我在書中發(fā)明了什么“凱特曼”以及諸如此類的胡思亂想。我欣賞博布考夫斯基的《鋼筆素描》，但他如此下筆，只是表達了他深深的成見。說真的，他也深信選出約翰·F．肯尼迪做總統(tǒng)是美國的災(zāi)難，因為肯尼迪是一名民主黨。在我受雇為教授之際，齊格蒙特·赫茲寫信告訴我，巴黎某位名人就此說：“這事我永遠不會信。”
二十多年以后，我坐在白宮。我是受里根總統(tǒng)邀請來接受他親自為我頒發(fā)的一枚獎?wù)?，表彰我對美國文化做出的貢獻。坐在我旁邊的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家、巴黎盧浮宮前玻璃金字塔的設(shè)計者貝聿銘，還有暢銷書作家詹姆斯·米切納（James Michener）。晚餐時我緊挨著里根的私人朋友弗蘭克·辛納屈就座。我要不要說說我當年為了拿簽證遇到過多少困難？我要不要說說他們當年還不想讓我入境？這一切在我看來已像舊石器時代一樣遙遠。想到命運那絕難想象的諸多把戲，我只能自己撇嘴一笑。
ANCEWICZ, Franciszek（弗朗契舍克·安采維奇）
ANCEWICZ, Franciszek（弗朗契舍克·安采維奇），或安采維丘斯·普拉納斯（Ancevicius Pranas），薩莫吉希亞人，一位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反共分子、國際主義者。此人體格壯碩，頭頂大麻纖維般的重發(fā)，鼻架角質(zhì)框眼鏡。1929—1939年間，助理教授艾日尼克（Ejnik）曾經(jīng)主持法哲學(xué)預(yù)備研究班。那時，彼得拉日茨基學(xué)說的追隨者朗德教授剛離開大學(xué)，教員中唯有艾日尼克小姐承續(xù)其思想路線。普拉納斯出現(xiàn)在預(yù)備研究班上。他開口說話時結(jié)結(jié)巴巴，滿臉通紅，因為他幾乎說不了波蘭語。此前他生活在維也納，那兒有卡爾·馬克思之家，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對他照顧備至。1926年他參加過社會主義者的暴動，自那以后他在考納斯就成了受到監(jiān)視的人物。所以說他過的是一種流亡生活。我與他長期的友誼是我從小地方出來以后成長經(jīng)驗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位朋友在維爾諾讀完法學(xué)院并獲博士學(xué)位，之后進入東歐學(xué)院的蘇聯(lián)學(xué)研究班。在那兒，他與學(xué)院當時的書記特奧爾多·布日尼茨基建立起友誼，也成了來校講學(xué)的斯坦尼斯瓦夫·巴琴斯基（Stanis?aw Baczyński）的朋友，后者是詩人克日什托夫的父親。在30年代末期，當?shù)胤介L官博茨亞尼斯基發(fā)起反立陶宛人和白俄羅斯人的運動時，巴琴斯基建議普拉納斯搬到華沙，并且在那里為他找到一份工作，我想是當圖書管理員。1939年，戰(zhàn)爭來了，普拉納斯回到維爾諾，然后作為中立立陶宛新聞記者趕赴德國。蘇聯(lián)人占領(lǐng)維爾諾時他正在德國。1940年秋我們在華沙相遇；他是從柏林跑回來變賣房產(chǎn)的。他努力勸說我去柏林找他。我問他我怎樣才能走成，他回答說：“這容易。我們的領(lǐng)事館也許關(guān)門了，但所有需要的印章還在，我會寄給你一份安全通行證?！蔽覇栁覀兩鐣髁x組織“自由”的頭頭茲比格涅夫·米茨納（Zbigniew Mitzner）我是否應(yīng)該接受，他說：“接受。得有人到柏林去拿那些縮微膠卷?！蔽揖瓦@樣擁有了一份立陶宛旅行證件。如果我遭到圍捕，這份證件可以保護我，但也不一定，因為它在德國人那兒并沒有備案。也是在這個時候，蓋世太保發(fā)現(xiàn)了社會主義者設(shè)在瑞典駐柏林使館的“郵箱”。
德國人占領(lǐng)立陶宛后，普拉納斯回來，在沙烏萊當了一名律師。隨后不久，他與妻子孩子穿過燃燒的普魯士去了西方，幾年之后又移民加拿大。盡管夫婦倆都擁有博士文憑，但在加拿大他們都成了工廠工人。作為工會的一名活躍分子，普拉納斯人緣好，人氣旺，競選過國會議員，但未能如愿。他家中藏有大量政治和政治學(xué)書籍。
我們在維爾諾同住一間宿舍的時候，他便遭受著周期性的抑郁的折磨，總是不能自拔，好像疾病纏身。如果不是還記得這個，我一定無法解釋他何以會自殺。他體壯如牛，但終生飽受靈魂疾病反復(fù)的侵擾。
ANGELIC SEXUALITY（天使性態(tài)）
ANGELIC SEXUALITY（天使性態(tài)）。那獨一無二的女性現(xiàn)身于何時？但丁的貝阿特麗切既非其妻，亦非未婚妻，只是一位偶爾遠距離投來一瞥的少女。但是她在《神曲》中與但丁相遇。在維吉爾把詩人帶至煉獄最高層后，她接替了維吉爾，成為但丁的向?qū)?。這一高不可攀、為人崇拜的中世紀女性的理想形象，在朗格多克游吟詩人的抒情謠曲中同樣反復(fù)出現(xiàn)。將婦女的身份提升到引領(lǐng)一個人進入amore sacro（圣愛）的高度，是一種圣母崇拜的反映。
后來，基督教文化屈從于異教拉丁詩歌的影響，拉丁詩歌并不表現(xiàn)愛的迷狂，盡管有無數(shù)詩作歌詠女人的美麗。18世紀，理性的時代，性風(fēng)俗解扣，領(lǐng)風(fēng)氣之先的是意大利，所以卡薩諾瓦的日記看來不止反映他自己的冒險。獨一無二的、非其莫屬的女人屬于浪漫主義，少年維特既然無法贏得她的芳心，必然只有自殺。這種自殺的原因?qū)τ谒苟喔鹦磐?、伊壁鳩魯信徒以及擁抱古典哲學(xué)的人來說，完全不可理喻。
然而，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人們，包括波蘭的浪漫主義者，是置身于一種完全不同的閱讀環(huán)境。他們從閱讀中了解到什么叫兩個靈魂的結(jié)合。在斯沃瓦茨基 （和巴爾扎克）尚處童年的時候，斯威登堡的著作便滋養(yǎng)了他們的想象力。順便我們還應(yīng)注意到，斯沃瓦茨基的《思想時刻》和巴爾扎克的兩部“斯威登堡式”小說《塞拉菲塔》（Séraphita）和《路易·朗貝爾》（Louis Lambert）差不多同時寫于19世紀30年代。斯沃瓦茨基的盧德維卡·希尼亞德茨卡是一位想象中的愛人，而實實在在的韓斯卡夫人身體里卻活著一個異常情緒化的胖大男人。《塞拉菲塔》有所用心，其意在解除主人公對他所愛之人的那種天主教式的重重顧慮，并使他最終踏踏實實地與來自維日霍夫尼亞的女子在婚姻中結(jié)合。
沒有什么神學(xué)知識體系能如斯威登堡想象的大廈，將兩個人的愛情確立在中心位置。由于感官世界與精神世界相互應(yīng)和，塵世的未了情會在天堂繼續(xù)。在他的體系中，這塵世的愛情既不受中世紀禁欲主義的羈絆，也不受柏拉圖理想觀念的左右。在他看來，婚姻使愛情得到滿足，這滿足屬于肉體，但必須恪守一夫一妻之道。他以同樣的目光看待天堂，因為天堂里所有的天使均從人類轉(zhuǎn)化而來。他們保持著青春的力和美，保持著他們的性向——陽剛與陰柔。他們性的驅(qū)動力依然如故，而且高強的性功能絲毫不減。塵世中幸福的婚侶重逢于天堂，回返青春年少的時光；那些單身男女也在天堂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我在斯威登堡這里發(fā)現(xiàn)的天使性態(tài)，不是對身體的剝奪，不是向虛無縹緲的天界的逃遁，不是綿綿不絕的渴慕與夢想。它是肉體的，超越塵世而又屬于塵世，它不同于背負罪惡的愛，只在于它的情欲只導(dǎo)向唯一的某人。塵世的生靈以實現(xiàn)雙方完美的靈肉和諧為目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們會在榮登天界之后繼續(xù)，他們之間永遠不會相互厭倦。
巴爾扎克《塞拉菲塔》的主題事關(guān)雌雄同體。這是陽性靈魂與陰性靈魂的結(jié)合，并由此形成一種中性結(jié)合體。巴爾扎克之所以以此為主題，也許是因為斯威登堡認為一對婚侶會在天堂里完全結(jié)合，他將這對婚侶合成一位天使，而不是兩位分說。我們發(fā)現(xiàn)，無論《塞拉菲塔》，還是巴爾扎克企圖勸說韓斯卡太太接受斯威登堡教誨的信件，都沒能改變其勸說對象的觀點，包含其中的對于基督教信仰的批判頂多給她的天主教加入了伏爾泰主義。
我如何知道這些？我不是巴爾扎克專家，但我了解法國，法國的評論研究遍地都是，這使我得以有所涉獵。在《人間喜劇》的背后隱藏著一套復(fù)雜的哲學(xué)架構(gòu)，通常被那些只把巴爾扎克視作一位現(xiàn)實主義者的人們所低估。《路易·朗貝爾》這部小說巴爾扎克寫過不止一遍，其主人公是一位卓越的思想者，他探索了兩個交織在一起的思想領(lǐng)域：“科學(xué)的”與神話的。在后一個領(lǐng)域斯威登堡的影響隨處可見。但即便如此，小說是基于二手知識，在這一點上，巴爾扎克與斯沃瓦茨基的情況相同。
許多作家著迷于斯威登堡（多重）天堂與（多重）地獄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這大概是因為傳統(tǒng)基督教的地獄和永恒詛咒的意象與仁慈上帝的概念不相吻合。人們更容易想象出一種傾慕者之間的自然吸引，是他們之間的親和之力而不是任何審判，使得他們向天堂飛升卻落入地獄。詩人們也從斯威登堡那里有所受益（比如波德萊爾），他們從他那兒借來有關(guān)肉體世界與精神世界相互應(yīng)和的思想，并稱這類應(yīng)和為“象征”。
ANONYMOUS LETTERS（匿名信）
ANONYMOUS LETTERS（匿名信）?！叭藗儾幌矚g你，米沃什先生?！边@是一個匿名來信者的話，附在他寄給我的文章復(fù)印件之后。這篇寫我的文章頗讓人討厭，發(fā)表在波蘭流亡者的報紙上。他這話說得倒沒錯，因為除了一小撥人，從來沒有人喜歡我。我們沒有理由肯定我們自己正確。但我的敵人們，那些經(jīng)常給我寫匿名信，或朝我放暗箭的人們，相信他們自己是正確的。首先，我渾身的毛病讓人很難把我擺放到一個受崇拜的位置上，盡管這方面有明顯的社會需要。其次，我時常在臧否人物時出言不遜，噴發(fā)出我的嗜血天性，現(xiàn)如今我覺得那純粹是粗魯無禮。第三，自打我寫作生涯開始，被我開罪和拒絕過的人就指責我傲慢自大，他們的指責已經(jīng)成為我的家常便飯。想一想，竟有那么多人通過寫作、畫畫、做雕塑加入了爭吵。等級觀念禁止人們贊揚那些在他們看來不值得贊揚的成果，但一想到某位詩人——比如說，他把一首新詩送給我，他為他的詩感到驕傲，期望得到我的贊揚——我還是會痛苦。我面臨著選擇：我可以寫信告訴他他的詩寫得不好，或者我就不回應(yīng)。這事不是我編的，我就是這樣傷了亞歷山大·揚塔（Aleksander Janta），我們的友誼就這樣走到了盡頭。
ANTHOLOGIES（作品選）
ANTHOLOGIES（作品選）。在旺斯（Vence），貢布羅維奇曾拿我開玩笑：“你能想象尼采去編什么作品選嗎？”但我還是勤勤勉勉地搜羅材料編選作品，在這項活動中能看到一個人的熱情，這種人要么對自己沒把握，要么就是太驕傲，不能只把自己供上高臺。我的第一本作品選《當代詩選》（維爾諾，1933）是與茲比格涅夫·弗萊耶夫斯基（Zbigniew Folejewski）一起編的，這完全是種革命狂熱的產(chǎn)物。第二本是地下出版物《獨立之歌》（華沙，1942）。第三本是一部英美詩歌匯編（克拉科夫，1945），從未出版。第四本，《波蘭戰(zhàn)后詩選》（紐約，1968）。第五本，《有用之書摘抄》（克拉科夫，1994）。第六本是第五本的英譯，出版時改名為《明亮事物之書》（紐約，1996）。就這樣將種子迎風(fēng)播撒，總會有所收獲。
作品選大概可被視為文學(xué)門類中的異類，就像不同作者思想的摘抄，后者又被稱作名言錄。在一個量化繁殖的時代，作品選可以使個人的聲音不致于被集體噪音所吞沒。
ANUS MUNDI （世界肛門）
ANUS MUNDI （世界肛門）。世界的陰溝。某德國人1942年曾這樣白紙黑字地定義波蘭。我在那里度過了戰(zhàn)爭歲月以及戰(zhàn)后一些年頭，在許多年里，我試圖理解一個人懷揣這樣的經(jīng)驗度日，究竟意味著什么。哲學(xué)家阿多諾說過一句廣為人知的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后，寫作抒情詩將令人厭憎。哲學(xué)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將1941年確定為上帝“拋棄”我們的時間。而我，明知這里發(fā)生的一切，卻在這“世界肛門”之地，這事發(fā)生的核心之地，寫下了我的田園短歌《世界》及其他作品。我是否應(yīng)該為此受到譴責？可能的話，最好寫下一份指控狀，或者一份辯護詞。
恐怖是生物世界的法律，而文明存心掩蓋這一真相。文學(xué)和藝術(shù)有提純和美化的功用，倘若它們描繪出赤裸裸的現(xiàn)實，正如每個人所懷疑的那樣（但我們保護自己免受這種知識的侵擾），那么沒有人能夠受得了。我們可以指控西歐文明是騙子的文明。在工業(yè)革命時期，它以人類做犧牲來奉享進步大神（Baal of progress），然后又卷入塹壕戰(zhàn)。很久以前，我讀到過某位烏里希先生的手稿。他作為一名德國步兵在凡爾登（Verdun）打過仗。他們那些人被俘之后的處境有如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徒。但是遺忘之水蓋過了他們的磨難和死亡。文明的習(xí)慣具有某種持久的特質(zhì)，在西歐占領(lǐng)區(qū)，德國人顯然感到窘迫，還會隱藏起他們的目的；而在波蘭，他們徹底放手蠻干。
當人們被公然的罪行驚呆時他們會喊出“這不可能！”這完全可以理解，完全符合人性。然而事實是，這是可能的。但那些宣稱上帝“在1941年拋棄了我們”的人，其作為卻像是在維護一種作為鎮(zhèn)痛劑的人類文明。人類一千年來相互仇殺，究竟是什么樣的歷史？姑且不提各種天災(zāi)，亦且不提14世紀導(dǎo)致歐洲人口銳減的黑死病。我們更不需要一個公共大舞臺來展示人類生活的某些方面，展示他們對于生物法則的順從。
生命不喜歡死亡。只要有可能，軀體就會站在死亡的對立面，堅持心臟的收放，傳布血流的溫暖。在恐怖之中寫下的輕柔的詩歌宣示了向生的意愿。它們是軀體對于毀滅的反抗。它們是carmina（歌曲），或次第展開的咒語，恐怖暫時消失了，安寧浮現(xiàn)——一種文明的安寧，或者說得更貼切些，一種幼稚的和平。它們給我們以安慰，讓我們懂得發(fā)生在這“世界肛門”的事是暫時的，而安寧將會長久——雖然這一點無法確定。
AOSTA（奧斯塔）
AOSTA（奧斯塔）。上帝降福給那些喜愛狩獵的君主。在阿爾卑斯山南坡，他們選定奧斯塔山谷作為皇家獵苑，禁止砍伐山林，也不許任何人驚擾獵物。正因為如此，奧斯塔山谷如今才成為國家公園。一些稀有動物物種在那里得以幸存——例如阿爾卑斯山羊（不應(yīng)該把它們與北美落基山脈發(fā)現(xiàn)的美洲山羊混為一談）。50年代我們在法國的時候太窮了，買不起汽車，去不起奧斯塔。后來是馬克·古德曼（Mac Goodman）開著他那輛寬大的美國車帶我們到那里走了一趟。道路頗艱，急轉(zhuǎn)彎處下臨陡壁。然而轉(zhuǎn)眼便看到迷人的山村。高山草地郁郁蔥蔥，一道道清澈的溪水、小河流著流著便消失其上。
ARCATA（阿卡塔）
ARCATA（阿卡塔）。加利福尼亞北部太平洋之濱的一座小鎮(zhèn)，靠近俄勒岡州界。始終是灰色的天空，海霧蒙蒙，從無麗日。那兒能住人嗎？或許是作為一種懲罰。然而的確有人住在阿卡塔，因為他們不得不住在那兒。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在保存至今的紅杉森林里當伐木工，但總是受到周期性失業(yè)的威脅，他們當然仇視那些有心斷其生計的生態(tài)工作者。對那些感情用事的“抱樹人”（tree-hugger），他們拿加州州長、后來成了總統(tǒng)的羅納德·里根的名言大事反擊：“見到一棵紅杉，你就見到了所有的紅杉。”
紅杉森林極其陰郁，因為它們需要持續(xù)的潮濕環(huán)境，生長在大霧常年不散的地帶。有些巨大的紅杉樹直指蒼天，它們的樹齡大概在千年以上。在樹身之間，霧帶橫貫，低處則是完全的幽暗，而底層雜木徹底不見。當這樣一棵巨杉倒下，遺木上又會迅速抽出嫩枝，伸向天空。這樣一棵樹可以剖成大量上好的建筑材料，這是伐木利益與生態(tài)工作者之間戰(zhàn)事不斷的原因所在。
ARON, Pirmas（皮爾瑪斯·阿龍）
ARON, Pirmas（皮爾瑪斯·阿龍）。特奧爾多·布日尼茨基和我開玩笑似的創(chuàng)造出了這個人物。布日尼茨基想到了由幾位俄國作家虛構(gòu)出來的詩人科茲瑪·普魯特科夫（Kozma Prutkov）。“皮爾瑪斯”（Pirmas）在立陶宛語中是“第一”的意思，所以他的名字就是“第一個阿龍”。阿龍·皮爾瑪斯在《災(zāi)禍派》上發(fā)表詩歌。我后來認出他的詩歌《我穿越捷克之旅》是出于我的手筆，盡管現(xiàn)在收入了布日尼茨基的一本詩集。在這首詩中，皮爾瑪斯自我描述為“猶太人與立陶宛人的汞合金”。其他人也用這個名字發(fā)表過東西。后來（是什么時候？）皮爾瑪斯把他的名字“阿龍”改成了“阿麗爾”（Ariel），好像有好幾個人用這個假名在《維爾諾信使報》上發(fā)表過他們的作品。
ASZKENAZY, Janina（亞尼娜·阿什克納奇）
ASZKENAZY, Janina（亞尼娜·阿什克納奇）。她是著名歷史學(xué)家阿什克納奇教授的獨生女。在耶日·斯坦鮑夫斯基的著作中我們能夠讀到他與阿什克納奇在1930年左右的談話。內(nèi)容挺可怕。教授清楚地意識到來自兩個陣營的災(zāi)難正在不可避免地迫近波蘭國土。幸運的是他死在了戰(zhàn)前。
他女兒有如溫室里的花朵，成長在知識分子階層那個小圈子里，完全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她個頭不小，缺乏光彩，黑頭發(fā)，靦腆，有心理障礙，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讀詩歌，讀哲學(xué)。在德國占領(lǐng)期間，她屬于我們的“自由”組織。這個組織由茲比格涅夫·米茨納領(lǐng)導(dǎo)（他最后被瓦茨瓦夫·扎古爾斯基排擠出組織），將記者、作家、演員，還有許多居住在猶太人區(qū)以外的猶太人，聚集到一起。阿什克納奇小姐隨身帶著個手提包，里面塞滿地下印刷品，在城里轉(zhuǎn)來轉(zhuǎn)去。我們那時住在華沙獨立大道的盡頭，她會來看我們。我們覺得她方向感很差。她告訴我們，有時她的方位感、時間感會完全喪失。有一回，她坐在有軌電車上整整兜了一圈，從哪兒上的車又回到了哪兒，最終引起了“藍警”（波蘭警察）的注意。他們將她扣住，但她想辦法在洗手間里將手提包里的東西處理一空。反正警察后來又放了她。誰知道怎么回事？也許她承認了她是一位著名教授的女兒，或者警察看她是個有障礙的人，不愿意找麻煩。在華沙被占領(lǐng)期間她好像一直孤身一人?？隙]有人照顧她。她是怎么死的我一無所知。
另一位悲觀的教授浮上我的腦海：馬里安·茲杰霍夫斯基。就在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他出版了一本名為《面對終結(jié)》的書。像阿什克納奇一樣，他也算幸運，沒有看到自己的預(yù)言成為現(xiàn)實。但是我一想到他那完全無力自我保護的兒子，就像回憶起阿什克納奇小姐一樣難過。1941年6月維爾諾大流放時他被掃地出門，去了蘇聯(lián)勞改營，在第一批死難者的行列里就有他這樣的人。
那在火坑、深井、深淵中受難的無辜者——他們中間有太多的人患有精神疾病，或者處于精神疾病的邊緣。他們的恐懼被他們的疾病放大，這種被放大的恐懼會襲擾他們一生。
ATILA（阿提拉）
ATILA（阿提拉）。他是一個十三歲的匈牙利少年，參加過1956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敗后他逃到奧地利。當時居住在巴黎的古德曼夫婦，馬克和謝巴赫，出于好心照顧他，送他去美國，供他讀書。對我來說阿提拉一直是個道德難題。在美國發(fā)兵越南時，阿提拉自然是挺身前往，因為對他來說，很顯然，必須打敗共產(chǎn)黨，無論他們在哪里出現(xiàn)。由于我們是古德曼夫婦的朋友，他在奔赴遠東的途中到伯克利來拜訪我們。當時伯克利的反戰(zhàn)氣氛濃厚。撇開這一點不談，我應(yīng)該對他，對這個想從我這里尋求道德支持的人說些什么呢？畢竟，在法國時我關(guān)注過法國人在越南的失??；為什么美國將軍們就認為他們自己能打贏呢？我應(yīng)該怎樣向阿提拉解釋，越南人打的是一場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戰(zhàn)爭，而這樣的戰(zhàn)爭外國人打不贏？我是否本應(yīng)向他灌輸點悲觀主義？在他已拿定主意的時候我是否本應(yīng)弱化他的決心？這讓我頭疼。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含含糊糊地說美國人對這場戰(zhàn)爭也不是眾口一詞，兩大集團之間的斗爭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簡單。可憐的、上進的、沒心眼兒的阿提拉！不過，他并未死在戰(zhàn)場上。他當?shù)氖强哲?，回來時成了把電工好手。
AUTHENTICITY（可靠性）
AUTHENTICITY（可靠性） 。我最大的恐懼是，我在假扮一個我不是的人。我一直意識到我在假扮這一事實。但是讓我們想一想：不這么干我還能怎么干？我的自我不快樂。倘若我能完全由著自己的性子來，我本可以搞出一種控訴和呻吟的文學(xué)。然而，我與我心里擠出的內(nèi)容保持著距離（這或許可以比作春蠶吐絲，絲變成蠶繭；或者軟體動物分泌鈣質(zhì)，以其做殼），這在藝術(shù)上幫了我的忙。
我曾忍不住想揭示我自己，想要承認除了自己的牙疼我對什么都不真正上心。然而我對牙疼的真實性從來沒有十分的把握，我拿不準是不是我讓自己相信我牙疼。我們過于自我關(guān)注時總有這個問題。
我的讀者們認為我的詩歌形態(tài)（Form）貼近我本人。甚至一位眼光卓異的讀者，康斯坦丁·耶倫斯基（Konstanty Jeleński），也這樣認為。對他來說，我的生活與我的詩歌構(gòu)成了一種驚人的一致。也許是我酒神式的入迷狀態(tài)讓他作如是之想，那的確是我的一部分，但我只是有意識地將它作為掩蔽痛苦的最有效手段。
文學(xué)的可靠性要求我們寫作時心存這樣或那樣的說話對象。然而我們不是生活在曠野里，語言本身，與其傳統(tǒng)一道轄制著我們，伴隨著該語言的其他使用者對其期許的壓力。我有青年時代為我的馬克思主義者同事寫作的經(jīng)驗，我有在德國占領(lǐng)期間為愛國主義的華沙寫作的經(jīng)驗。也許走上移民之路是對我的拯救，因為在法國和美國的許多年我不曾為西方讀者寫作，而且反其道而行之。當然事實上，我珍惜我的成功，因為的確有人在羽翼豐滿之后，沒完沒了地聲言他不是眾人中的一分子。我正好相反，直到與華沙政府決裂，我才真正開始按照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要求來寫作。
對于那些1989年之后開始為西方出版市場寫作的波蘭作家，我無法抱以好感。對于那些模仿美國詩歌的青年詩人我也是一樣的態(tài)度。我和整個“波蘭派”（Polish school）做我們自己的事情，心里裝著我們的歷史經(jīng)驗。
我們依賴我們使用的語言。當然我也可以舉出反面的例子：有些詩人的詩歌形態(tài)不允許他們我行我素，因為他們受制于他們的語言，無力觸及大膽的思想。
AUTOMOBILE（汽車）
AUTOMOBILE（汽車）。人們發(fā)明汽車肯定是為了嘲笑那些悲觀主義者。他們曾預(yù)言馬匹的數(shù)量將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而城市將被馬糞馬尿的騷臭嗆死。從只有一輛汽車（屬于扎別沃沃伯爵）的基日達尼縣，我好像被彈弓一下子射到了加利福尼亞。那兒的汽車就像電和浴室一樣普通。我不是在懷戀那過去的好時光。我曾生活在污穢和惡臭之中而不知，而我居然還曾屬于所謂的上層社會。我學(xué)生時代的維爾諾，街上鋪著鵝卵石，左鄰右舍沒有幾家有縫紉機。人們可以想象浪漫主義時期維爾諾垃圾糞便堆成山的樣子。值得花時間來描寫一下《新愛洛伊絲》的女讀者們，不是從高處，而是從低處入手：從她們閨房的夜壺（在哪兒倒夜壺？），從她們的襯褲（她們根本不穿），以及她們洗漱時那些歪歪扭扭的姿勢來入手描寫。
說實話，我們家公寓里還是有一個錫鐵澡盆的，但因為我們得燒柴，所以燒洗澡水成了件大事。如今我已經(jīng)無法想象沒有淋浴的早晨，但我必須對自己謙卑地承認，這同一個我，曾經(jīng)頂多一星期洗一次澡，而且一般是去城里某家澡堂。當時我覺得這很正常。不久前伊格納奇·斯維齊茨基對我說起他的父母，他們住在馬科瓦大街上（我們曾經(jīng)在那條街上用一桿老獵槍打烏鴉）一套公寓房里。他們得從院子里的水井打水，然后再用水桶提上樓去。那時我沒意識到這些，所以這一定是常人生活的一部分。
想來真夠令人驚訝：身處那樣一種落后的環(huán)境，我竟然早早便屈從于保守主義以及——差不多是同一個東西，盡管那時還無人知道這個詞——生態(tài)沖動（ecological impulses）。造成這種情況的是我的植物標本收藏、禽學(xué)地圖冊、魚缸、鳥籠子，還有我父親訂閱過的《波蘭獵手》雜志。當時我還讀了索非婭·羅齊耶維佐夫娜（Zofia Rodziewiczowna）的《森林人之夏》一書。那時我也就十三歲左右，但這些東西已足夠使我相當上心于保護自然。我會為我的理想之鄉(xiāng)畫出一幅幅地圖，那上面既無田野也無道路，唯一允許的交通工具是河流和運河上的船只。
過去我視汽車為一種威脅，因為它的噪音。這一點如今難以理解，但那時候汽車發(fā)動機的轟鳴聲響徹大地，意味著人類毀壞了大自然的寧靜。即使后來，當我們“流浪漢俱樂部”去徒步旅行，我們對汽車還是沒有好感。我記得有那么一輛小汽車從我們身旁轟響著駛過，突然停了下來，于是羅貝斯皮爾和我便開口唱道：“噢，汽車牛哄哄，轉(zhuǎn)眼開不動?！?/p>
我的理想之鄉(xiāng)的章程規(guī)定：大多數(shù)世俗之人不得入境，它只向自然之友張開懷抱。這就是說，它只接納那些雖已成年卻依然激情充沛的人們。我曾發(fā)誓要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成為一個自然主義者，但結(jié)果卻是另外的樣子。
我從一個拒絕汽車的人變成了手握方向盤的人。我該為汽車寫一首感恩之歌。正因為有了它，我才得以從墨西哥邊界沿美國西海岸一路旅行到加拿大境內(nèi)的落基山脈。途中我曾在山間湖畔睡過帳篷，在被稱作“死亡峽谷”的不毛之地經(jīng)受過熱浪的烘烤。
維爾諾（Wilno），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舊稱，10世紀始建，曾為波蘭東部與立陶宛思想文化中心?！緯⑨屓舴翘厥庹f明，均由譯者、編輯所加。
愛學(xué)社（Philomaths），1817年，密茨凱維支、托馬什·贊等維爾諾大學(xué)學(xué)生秘密發(fā)起的波蘭愛國青年團體。其秘密結(jié)社的宗旨為開展科學(xué)文化活動，但與更激進的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德社”有密切聯(lián)系。1823年，愛學(xué)社被迫解散，成員遭逮捕流放。
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維連斯基伯爵（Mikhail Muravyov-Vilensky, 1796—1866），帝俄時代曾任西北邊疆區(qū)總督，鎮(zhèn)壓1863年波蘭立陶宛起義，公開絞殺上百位起義者，隨后推行文化和社會上的去波蘭化，被波蘭人稱為“維爾諾的劊子手”。
民族民主運動（波蘭語簡稱“Endecja”），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波蘭右翼民族主義政治運動。
約瑟夫·畢蘇茨基（Józef Pilsudski, 1867—1935），波蘭元帥、政治家、獨立運動領(lǐng)導(dǎo)人。早年在奧匈帝國幫助下反抗沙俄侵略，晚年成為具有法西斯傾向的獨裁者。
克拉科夫（Krakow），波蘭僅次于華沙的文化教育中心，克拉科夫省首府，建于公元700年前后，是中歐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考納斯（Kaunas），立陶宛第二大城市，初建于13世紀。
康斯坦丁·耶倫斯基（Konstanty Jeleński, 1922—1987），流亡巴黎的波蘭作家、評論家。“科特”是“康斯坦丁”的昵稱。
斯坦尼斯瓦夫·品塔克（Stanis?aw Pi?tak, 1909—1964），波蘭詩人、作家。出身農(nóng)村家庭，詩作多基于浪漫生動的鄉(xiāng)村題材。
博萊斯瓦夫·米欽斯基（Boles?aw Miciński, 1911—1943），波蘭散文家。
即“要是米沃什獲獎會更好”。
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 1906—1982），美國作家、編輯、評論家、政治激進分子，曾任《黨派評論》編輯。
貝拉·阿赫瑪杜琳娜（Bella Akhmadulina, 1937—2010），后斯大林時代最著名的蘇聯(lián)詩人之一，布羅茨基稱她為“萊蒙托夫和帕斯捷爾納克所開創(chuàng)的俄羅斯詩歌傳統(tǒng)當仁不讓的女傳人”。
茲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 1924—1998），波蘭詩人、散文家、劇作家，二戰(zhàn)后波蘭最著名和被翻譯最多的作家。
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Evgeny Evtushenko, 1932— ），俄國詩人。
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 1866—1938），烏克蘭/俄國著名存在主義思想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
《失樂園》第四卷，第492—497行。
胡斯運動（Hussism），由揚·胡斯（約1372—1415）發(fā)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反對天主教會占有土地、教士奢侈墮落，主張用捷克語舉行宗教儀式。
希羅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荷蘭畫家，使用復(fù)雜奇妙的形象與象征符號來表現(xiàn)道德宗教故事，20世紀超現(xiàn)實主義的啟發(fā)者之一。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萊茨（Stanis?aw Jerzy Lec, 1909—1966），波蘭詩人，著名格言家，以其抒情詩歌和懷疑主義的哲學(xué)道德格言聞名。
基日達尼（Kiejdany），立陶宛中部考納斯縣下屬一行政區(qū)。米沃什的出生地謝泰伊涅（Szetejnie）屬于該區(qū)。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西伯利亞城市，位于葉尼塞河畔。
托馬斯·梅恩·里德（Thomas Mayne Reid, 1818—1883），美國冒險小說作家。作品風(fēng)格近似斯蒂文森，故事背景通常在蠻荒地區(qū)。
家鄉(xiāng)軍（Armia Krajowa），二戰(zhàn)期間于納粹德國占領(lǐng)下進行抵抗運動的一支波蘭軍隊。1942年成立，至1944年吸收了大多數(shù)波蘭地下反抗武裝，成員發(fā)展至數(shù)十萬。
耶日·安德熱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 1909—1983），波蘭作家。30年代開始發(fā)表小說，德國占領(lǐng)期間從事地下抵抗活動，1950年加入波蘭共產(chǎn)黨，1956年退黨，成為激進的持不同政見者。代表作有《灰燼與鉆石》等。他是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中“阿爾法”的原型。
奧斯卡·米沃什（Oscar Milosz, 1877—1939），立陶宛裔法國詩人，米沃什的遠房親戚，對米沃什的思想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
耶日·杰得羅依茨（Jerzy Giedroyc, 1906—2000），波蘭作家、政治活動家。
基輔羅斯（Kievan Rus’），9世紀中葉至12世紀初在東歐平原上建立的以基輔為中心的早期國家，又稱羅斯國。
《文化》（Kultura），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波蘭語文化期刊之一，位于巴黎拉斐特。米沃什1951年與華沙政府決裂之后流亡法國，曾長期為該雜志撰稿。
安德列依·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 1921—1989），核物理學(xué)家，蘇聯(lián)時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權(quán)活動家。
彼得·恰達耶夫（Pyotr Chaadayev, 1794—1856），沙俄作家，曾任御前近衛(wèi)軍軍官。1836年發(fā)表《哲學(xué)書簡》，被沙皇尼古拉送進精神病院。
Andrei Amalrik,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0), p. 62. ——原注
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z, 1892—1942），波蘭猶太作家、畫家，死于納粹槍殺。著有短篇集《肉桂色鋪子》（英文版名為《鱷魚街》）等，被認為20世紀波蘭語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舒爾茨出生并終身居住在德羅戈貝奇（Drohobycz）。
“大海怪獸”，典出《新約·啟示錄》第十三章：“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關(guān)于此獸象征著什么歷來聚訟紛紜，多數(shù)考據(jù)家認為它應(yīng)指羅馬暴君尼祿。尼祿發(fā)動了對基督徒的第一次大迫害。
另見本書SZETEJNIE, GINEJTY, AND PEIKSVA一節(jié)。
泰加林帶（taiga），西伯利亞凍土帶以南的針葉林區(qū)。
費尼莫·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美國小說家，代表作系列長篇小說《皮護腿故事集》。
卡爾·梅（Karl May, 1842—1912），德國作家，以描寫美國舊西部冒險故事的小說著稱。
此即薩拉熱窩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導(dǎo)火索。
斯坦尼斯瓦夫·巴蘭恰克（Stanis?aw Barańczak, 1946— ），詩人、文學(xué)評論家、學(xué)者和編輯，波蘭近年譯介英語詩歌最著名的翻譯。
卡爾·夏皮羅（Karl Shapiro, 1913—2000），美國詩人。1946年成為第五位獲得美國桂冠詩人稱號的詩人。
摩洛克（Moloch），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孩童作為獻祭品。金斯伯格在長詩《嚎叫》（Howl）中寫到摩洛克，視為一切邪惡的象征。
指米沃什在二戰(zhàn)后作為波蘭外交官第一次到美國后又返回歐洲之事。
曼弗雷德·克里德爾（Manfred Kridl, 1882—1957），波蘭歷史學(xué)教授。從1932年起在斯蒂凡·巴托雷大學(xué)任教。1940年前往美國，先后在史密斯學(xué)院和哥倫比亞大學(xué)任教。另見本書KRIDL一節(jié)。
鼴鼠，間諜行話，指長期潛伏的間諜、隱藏很深的特工，也用來指長期在某個組織內(nèi)暗中監(jiān)視和告發(fā)的線人。
博萊斯瓦夫·貝魯特（Boles?aw Bierut, 1892—1956），波蘭共產(chǎn)主義領(lǐng)導(dǎo)人，曾任波蘭工人黨領(lǐng)袖和波蘭人民共和國總統(tǒng)。
《垂直》（Pion），1930年代中期波蘭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右派文學(xué)期刊。
《雅典娜神殿》（Ateneum），1938—1939年在華沙出版的文學(xué)刊物。
“凱特曼”（Ketman），古代波斯術(shù)語，指一種政治上的偽裝，當公開反對權(quán)威會導(dǎo)致迫害時，保留個人反對意見，對權(quán)威口是心非表面服從。戈比諾（Gobineau）在其《中亞的宗教與哲學(xué)》中對此做了詳細討論，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中加以引述。
齊格蒙特·赫茲（Zygmunt Hertz, 1908—1979），波蘭出版家、社會活動家，流亡巴黎，1946年聯(lián)合創(chuàng)辦“文學(xué)協(xié)會”（Instytutu Literackiego），出版波蘭語《文化》（Kultura）雜志，是眾多波蘭流亡作家、藝術(shù)家的保護人?！拔膶W(xué)協(xié)會”一度成為優(yōu)秀流亡作家的據(jù)點。
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 1915—1998），美國爵士歌王。
雷昂·彼得拉日茨基（Leon Petra?ycki, 1867—1931），波蘭著名哲學(xué)家。
特奧爾多·布日尼茨基（Teodor Bujnicki, 1907—1944），波蘭詩人，維爾諾“災(zāi)禍派”的成員。
克日什托夫·巴琴斯基（Krzysztof Baczyński, 1921—1944），波蘭詩人、家鄉(xiāng)軍士兵，在華沙起義中喪生。另見BACZY?SKI一節(jié)。
指1939年9月蘇聯(lián)入侵，吞并維爾諾，此前該地區(qū)屬于波蘭。
“自由”，米沃什當時加入的一個地下抵抗組織。
1941年6月22日德軍發(fā)動巴巴羅薩計劃對抗蘇聯(lián)，24日侵入維爾諾。
沙烏萊（Szawle），立陶宛城市，一般稱為“希奧利艾”。
賈科莫·卡薩諾瓦（Giacomo Casanova, 1725—l798），富有傳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險家、作家。
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Juliusz S?owacki, 1809—1849），波蘭浪漫主義時期最重要的詩人。《思想時刻》是他1830年代創(chuàng)作的詩歌。
伊曼紐·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科學(xué)家、宗教學(xué)家、哲學(xué)家、神秘主義者。
盧德維卡·希尼亞德茨卡（Ludwika ?niadecka, 1802—1866），波蘭分裂時期的活動家，詩人斯沃瓦茨基的暗戀對象。
指巴爾扎克之妻、波蘭女貴族埃韋利納·韓斯卡（Ewelina Hańska），《塞拉菲塔》的女主人公以之為原型。下文提到的維日霍夫尼亞為韓斯卡夫人的莊園。
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 1904—1969），波蘭小說家，長期生活在阿根廷和法國。
巴爾神（Baal）原指古代中東民族崇奉的繁育之神，眾神中最重要的神靈。在舊約時代，巴爾和耶和華的信仰在巴勒斯坦一帶曾多次角力。另見BAAL一節(jié)。
抱住樹木以使其免遭砍伐的人，指環(huán)保狂、激進環(huán)保者。
原文為波蘭文?agary，本義為“焦木”。“災(zāi)禍派”本是維爾諾大學(xué)的一個左翼文學(xué)組織的名字，其主要成員都是詩人，米沃什是其創(chuàng)始人也是骨干之一；后來，他們辦了份雜志，就叫《災(zāi)禍派》。
米沃什指的大約是波蘭著名歷史學(xué)家、外交家希蒙·阿什克納奇（Szymon Askenazy, 1866—1935）。
耶日·斯坦鮑夫斯基（Jerzy Stempowski, 1893—1969），波蘭隨筆作家、文學(xué)評論家、共濟會會員，1939年后流亡國外，從1940年代開始與巴黎《文化》雜志合作。
馬里安·茲杰霍夫斯基（Marian Zdziechowski, 1861—1938），波蘭哲學(xué)家、斯拉夫語專家、文化歷史學(xué)家。法西斯和極權(quán)主義的批評者。災(zāi)變論和悲觀哲學(xué)的代表人物。
《新愛洛伊絲》（La Nouvelle Hélo?se），法國思想家盧梭的小說，描寫貴族姑娘朱麗和她的家庭教師、平民知識分子圣普魯?shù)膽賽酃适隆?/p>
另見本書?WIECICKI一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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