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引】

曹雪芹自云：“大旨談情?！?/p>

魯迅題曰：“清代人情小說?！?/p>

魯迅先生之題品，是正解“大旨談情”一語的原創(chuàng)名言。

本書又解魯迅之名言而作如是宣說——

“人情”者何？人是以感情而相互交際的“萬物之靈”。故人之情，貴在有情，情即“通靈”的靈性，所謂“靈心慧性”，是為人的精神方面的精華表現(xiàn)。

有情，則我與人、物與我，皆為一體，相互體貼，慰藉。此“情”博大，乃雪芹所重所惜，而他將今日所謂之男女“愛情”名之曰“兒女私情”，以示分別。

是故，魯迅才是20世紀之初最懂得《紅樓夢》的大師。

情在《紅樓》，是最博大的真情。情到至極處，癡心一片，百折不回，忘我為人，不知自私為何“物”，不知名利有何益——如一“不慧”“無智”之人，是謂之“情癡”。

書中主人公，以此為他人生品格。

故寶玉為“千紅一哭（窟）”，與“萬艷同悲（杯）”。

詩曰：

大旨談情費考量，大師指點有專章。

“人情”莫作“言情”解，萬艷千紅總可傷。

解得情癡是圣賢，為他痛悼為他憐。

人間何處無芳草，開辟鴻濛第一篇。

巨大的象征

什么是象征？據(jù)現(xiàn)時通行版《辭海》，其定義是這么寫的：

用具體事物表示某種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

文藝創(chuàng)作的一種表現(xiàn)手法。指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來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種較為普遍的意義，利用象征物與被象征的內(nèi)容在特定經(jīng)驗條件下的類似或聯(lián)系，使后者得到強烈的表現(xiàn)。

我自己非常害怕讀這種“科學的抽象思維”和“理論術(shù)語”，覺得又啰唆又糊涂。為了此刻的方便，我斗膽自創(chuàng)一個簡單好懂的解說：“象征者，取象于物，以表喻人或事（境）之特征也?！?/p>

象征包含著譬喻的因素，但譬喻并不總能構(gòu)成象征。比方《紅樓夢》里說李紈是個“佛爺”，是說她一問三不知，與世無爭，“超然物外”……這只是個比喻，“佛爺”還不能為她的“象征”。等到群芳夜宴，祝壽怡紅，李紈伸手一掣，掣得的是一枝老梅（花名酒籌），正面鐫著這梅枝，反面刻著“竹籬茅舍自甘心”一句古詩——這，才是她的象征。兩者的分際，倒確是微妙的。

在《紅樓夢》第六十三回（“七九”之數(shù)），寫此一大關(guān)目，與第二十七回“餞花”盛會是遙相呼應，其妙絕倫！每個抽得的簽，都是以名花來象征抽簽者：湘云是海棠，探春是紅杏，黛玉是芙蓉，寶釵是牡丹，襲人是桃花……最后麝月是酴醿！這真好看煞人。這才地地道道是象征手法。其實在中國小說中，人物的別稱、綽號，都是今之所謂象征，并不新鮮。

這些，讀者能悟，原不待多講。研究者論析雪芹藝術(shù)的，若舉象征，總不離這一佳例。這是不差的。但是，《紅樓》一書中，另有一個總括的、特大的象征，論者卻忽視了，這也可以戲比一句俗話：“小路上撿芝麻，大道上灑香油。”只顧細小的，丟了巨大的。

若問：此一總的大的象征端的何指？便謹對曰：就是大觀園之命脈，曲折流貫全園，映帶了各處軒館臺榭的那條溪水的名字——沁芳！

“沁芳”二字怎么來的？值得從“根本”上細說幾句。

原來，整部《石頭記》，到第十八回（“二九”之數(shù)）為一大關(guān)目：元妃省親。古本第十七、十八兩回相連不分，是一個“長回”，前半就是專寫建園、園成、賈政首次入園“驗收”工程，并即命寶玉撰題匾對，是為有名的“試才題對額”的故事。在此場面中，寶玉的“偏才”初次得以展顯。寶玉當日所提對聯(lián)匾額雖然不少，但有一個高潮頂點，即是為了給那個入園以后第一個主景——壓水而建的一座橋亭題以佳名。這段故事寫來最為引人入勝，也最耐人尋味。試看——

那是賈政初見園景，滿心高興，上得橋亭，坐于欄板，向圍隨的眾清客等說道：“諸公以何題此？”

須知，只這一句，就是為了引出這通部書的一個主題、眼目。

眾人所對答的，是引據(jù)宋賢歐陽修的名篇《醉翁亭記》，提出名之為“翼然亭”。賈政不贊同，指出此乃水亭，命名焉可離水而徒作外表形容（舊套濫詞）？自己倒也順著原引的歐記，想出了一個“瀉”字，又有一清客足成了“瀉玉”二字的新名來了！

諸君，你怎樣領(lǐng)略《紅樓夢》的筆致之妙？亟須“抓”住這一關(guān)鍵段落，細細玩味——這“瀉玉”，比方才那“翼然”（只形容建筑的“飛檐”）真是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這佳名，縱使說不上錦心繡口，但出自素乏才思、不擅詞章的“政老”之啟示，那意味之長，斤兩之重，就是斷非等閑之比了！

可是，在賈政展才，眾人附和的情勢之下，獨獨寶玉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

寶玉說：第一，歐公當日用了一句“瀉于兩峰之間”的“瀉”字很妥當；今在此套用則欠佳。第二，此園乃省親別墅，題詠宜合“應制”的文格，如用了“瀉”字，那太粗陋不雅了。

他總括一句說：“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p>

務請注意：寶玉并沒說反對“瀉玉”的構(gòu)思——即內(nèi)涵意義，只是評論了它措詞的文化層次不對，造成了意境上的很大缺陷。

到此，賈政方說：諸公聽此議論若何？既說都不行，那聽聽你之所擬吧。

這樣，文心筆致，層層推進，這才“逼”到了主題，讓寶玉的命名從容地（實是驚人地）展示于我們面前。

寶玉說：與其有用“瀉玉”的，何如換成“沁芳”二字，豈不新雅？！

那位嚴父，從不肯假以顏色的，聽了此言，也再難抑制內(nèi)心的驚喜贊賞——但外表則只能是“拈須點頭不語”！很多今時讀者對此并不“敏感”，視為常語，無甚奇處；而當年那些清客卻都窺透政老的“不語”即是大贊的“最高表現(xiàn)”，于是“都忙迎合，贊寶玉才情不凡”。

你看，“沁芳”二字，是這樣“推出”的呢。

請你體會中華漢字文學的精微神妙：為什么“瀉玉”就粗陋？又為什么“沁芳”就新雅？二者對比的差異中心，究竟何在？答上來，才許你算個“《紅樓》愛好者”。

瀉與沁，水之事也。玉與芳，美者之代名也。措詞雖有粗雅之分，實指倒并無二致。

賈政又命擬聯(lián)。寶玉站在亭上，四顧一望，機上心來，出口成章，道是：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復又“點頭微笑”，眾人又是“稱贊不已”。

這些妙文，真不異于是雪芹的自評自鑒。

粗心人讀那對聯(lián)，以為不過是“花”“柳”對仗罷了，沒甚可說。細心人看去，則上句似說柳而實寫水，下句則將那“沁芳”的芳，隨文借境，自己點破了“謎底”。

在過去，人們對“沁芳”二字等閑看過，甚者以為這也無非是“香艷”字眼，文人習氣而已，有何真正意義可言？自然，要說香艷，那也夠得上；香艷字眼在明清小說中那可真是車載斗量——哪處“香”詞“艷”語中又曾蘊涵著如此深層巨大的悲懷與弘愿呢？

“沁芳”二字何義？至此應該思過半矣。

雪芹苦心匠意，雖然設(shè)下了這個高級的總象征，心知一般人還是悟不透的，于是他在省親一事完結(jié)、娘娘傳諭、寶玉隨眾姊妹搬進園中居住之后，第一個“具體”場面情節(jié)（此前不過四首即景七律詩“泛寫”而已），便是“寶玉葬花”——人人都知有黛玉葬花，畫的、塑的、演的……已成了“俗套”，卻總不留意寶玉如何，不能悟知寶玉才是葬花的真正主角。

這是怎么講的呢？試聽雪芹之言：

那一日，正當暮春三月的下浣（古時每十日一休沐，故每月分為上中下三浣），早飯已罷（不是現(xiàn)在晨起后的“早點”，是每日兩主餐的上午飯，約在今之十點鐘左右），寶玉攜了一部《西廂》，來到沁芳閘畔，在溪邊桃花樹下一塊大石上坐了，獨自細品王實甫的文筆。當他讀到“落紅成陣”這句時，偏巧一陣風來，果然將樹上桃花吹落大半，以致滿頭、滿身、滿地都是花瓣。寶玉最是個感情豐富而細密之人，他心憐這些殘紅墜地，不忍以足踐踏污損，于是用袍衿將落花兜起，撒向溪內(nèi)，只見那些殘花，隨著溪水，溶溶漾漾，流向閘門，悠悠逝去！

這是寫故事、寫情景嗎？這就是為給“沁芳”二字來作一次最生動、最痛切的注腳！

其實，雪芹還估計能讀他這書的人，必然是熟誦《西廂記》的有文學修養(yǎng)的不俗之士，所以他有很多“省筆”，留與讀者“自補”。即如此處，分明“省”去了《西廂記》開卷后崔鶯鶯唱的第一支《賞花時》：

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guān)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

你看那觸目驚心的五個大字：

花落水流紅！

這就是一部《紅樓》的主題詩，也就是雪芹從王實甫“借”來的象征意匠——而“沁芳”，又是那五個大字的“濃縮”與“重鑄”！

所以這叫新雅——粗陋的對立面，所以這是象征。它象征的是書中眾女兒，正如春盡花殘，日后紛紛飄落，隨著流水逝去。這才是全部書的總主題、“主旋律”。

這其實也即是第五回早已暗示過的——警幻仙姑款待寶玉的是：一、千紅一窟（哭）；二、萬艷同杯（悲）；三、群芳髓（碎）。

雪芹著書，“大旨談情”，這“情”并非哥妹二人之事，乃是為了千紅萬艷的不幸遭遇與苦難命運。這哭，這悲，在一百年前劉鶚為《老殘游記》作自序時，已經(jīng)悟到了，并以此為全序的結(jié)穴。他是雪芹的知音者，高山流水，會心不遠。

但雪芹還怕人心粗氣浮，又在本回之末，寫了黛玉在梨香院墻外聞歌，一時間將“落紅成陣”“花落水流紅”“流水落花春去也”……諸篇名句，聯(lián)在了一起，不禁“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支持不住，也坐于石上……

石頭，它是“沁芳”的見證人。

還有，第五回寶玉初到“幻境”時，尚未見有人出來，已聞歌聲，唱道是：

春夢隨云散，飛花逐水流。

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閑愁。

你聽，那分明點醒：等到殘紅落盡，隨水東流，那時紅樓之夢便到散場之時了。雖說仙姑的口吻是“勸戒”“指迷”，但那兒女“閑愁”，又正是“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的隱指。這愁雖“閑”，可是萬種之重??！

如此看來，雪芹的開卷之筆，實際是若斷若連，一直貫串在全書之內(nèi)。這是何等的文心、何等的筆力！

中華文事，到此境界，方具其不可言傳的魅力。

“沁芳”本是傷心語

“沁芳”一詞，它的引發(fā)、緣起，先要略講一講；而它本身又自具“表”“里”兩重語義，更需解說清晰。

“沁芳”表面上原是為一座亭子而題的，但實際上溪、橋、閘、亭通以“沁芳”為名，可見其重要。亭在橋上，故曰“壓水”而建，更是入園后第一主景，所以主眼要點染“水”的意境。題名的構(gòu)思，則是由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這篇名作而引發(fā)。此記的開頭，說是滁州四圍皆山，而西南特秀，林壑尤美。請注意這個“秀”字，不但林黛玉用了它，李宮裁的“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也用的是它。（歐公原句為“蔚然深秀”。早年燕京大學對門是一古園，即名蔚秀園，亦取義于此。）這西南勝境，則有一泉，其聲潺潺，瀉于兩峰之間，因此賈政提議要用上這個“瀉”字。一清客遂擬“瀉玉”二字。寶玉嫌它過于粗陋，不合乎元妃歸省的“應制體”，這才改擬曰“沁芳”。雅俗高下，判然立見。賈政含笑拈須點頭不語——這乃是十二分的贊賞的表示了呢！

世上一般看《紅樓夢》的，大抵也都如此，因為確實是新雅典麗，迥乎不同于庸手凡材，可不知就在這里，透過字面，卻隱伏著雪芹的超妙的才思和巨大的悲痛——原來這正是以此清奇新麗之詞來暗點全園的“命脈”，亦即象征全園中所居女子的結(jié)局和歸宿！

雪芹寫《紅樓夢》，為什么要特寫一座大觀園？據(jù)脂硯齋的批語說是：“只為一葬花冢耳?！边@種批語，至關(guān)重要，但也被人做了最狹隘的理會，以為修建了一座大觀園，只是為了寫“黛玉葬花”這個“景子”，這已然被畫得、演得成了一種非常俗氣的套頭兒了。要領(lǐng)會雪芹的深意，須不要忘掉下面幾個要點：

（一）“寶玉系諸艷（按：即“萬艷同悲”之艷字）之貫，故大觀園對額，必待玉兄題跋?！保ǖ谑呋乜偱氂袷怯H身目睹群芳諸艷不幸結(jié)局的總見證人，他題“沁芳”，豈無深層含義。

（二）寶玉與諸艷搬入園后，所寫第一個情節(jié)場面就是暮春三月，獨看《西廂記》至“落紅成陣”句，適然風吹花落，也真?zhèn)€成陣，因不忍踐踏滿身滿地的落紅，而將花片收集往沁芳溪中投撒，讓萬點殘紅隨那溶溶漾漾的溪水，流逝而去——這才是“沁芳”的正義。

（三）雖然黛玉說是流到園外仍舊不潔，不如另立花冢，但雪芹仍讓她在梨香院墻外細聆那“花落水流紅”的動心搖魄的曲文，并且聯(lián)想起“流水落花春去也”等前人詞句，不禁心痛神馳，站立不住——試問：他寫這些，所為何來？很多人都只是著眼于寫黛玉一人的心境，而體會不到在雪芹的妙筆下，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給“沁芳”二字做出活生生的注腳。

“沁芳”，字面別致新奇，實則就是“花落水流紅”的另一措語，但更簡靚、更含蓄。流水飄去了落紅，就是一個總象征：諸艷聚會于大觀園，最后則正如繽紛的落英，殘紅狼藉。群芳的殞落，都是被溪流“沁”漬而隨之以逝的！

這就是讀《紅樓夢》的一把總鑰匙，雪芹的“香艷”字面的背后，總是掩隱著他的最巨大的悲哀，最深刻的思想。

“沁芳”，花落水流紅，流水落花春去也，是大觀園的真正眼目，亦即《石頭記》全書的新雅而悲痛的主旋律。這個奧秘其實早在乾隆晚期已被新睿親王淳穎窺破了，他詩寫道：

滿紙喁喁語未休，英雄血淚幾難收。

癡情盡處灰同冷，幻境傳來石也愁。

只怕春歸人易老，豈知花落水仍流。

紅顏黃土夢凄切，麥飯?zhí)澌N上故邱。

雪芹的書，單為這個巨麗崇偉的悲劇主題，花費了“十年辛苦”，在知情者看來，字字皆是血淚。他的“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總圖卷，又于卷末用了一張“情榜”的形式，從《水滸傳》得來了一個最奇特的啟迪：記下了“九品十二釵”的名次——正、副、再副、三副、四副……以至八副，總共是一百零八位脂粉英豪，與《水滸傳》的一百零八位綠林好漢遙遙對峙、對稱、對比！

千紅一窟 萬艷同杯

《紅樓夢》形式體裁是一部中國傳統(tǒng)章回小說，而內(nèi)容實質(zhì)則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綜合體和集大成。

小說在文學史上得到很大重視是近百年來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結(jié)果；在中國則素來有“野史”“閑書”之名號，是不夠高雅流品的書冊，甚至是禁止流傳閱讀的“禁書”（尤其是青少年不許看小說野史，只能偷讀）?！都t樓夢》就曾是禁書中的“重點”名目。它的巨大含義與偉大價值地位，是近數(shù)十年方才得到逐步認識的。

作者以女媧的神話古史的故事做引而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天、地、人、物四者之間的關(guān)系；人的起源；人的具有“靈性”的兩大表現(xiàn)：感情與才華的問題；才之得用與屈抑（浪費人才）；情的真義與俗義的問題；情與“理”“禮”的矛盾統(tǒng)一的社會道德問題……都可以在這部偉著中找到觀照與解答——至少是作者的思考和認識。

作者曹雪芹把這些問題集中而具體化起來，選中了一塊石頭的經(jīng)歷而敘寫，成為一“記”。

石本為物，物與人是對峙的“雙方”，但作者認為，物經(jīng)媧練，也能“通靈”，即有生命，有知覺感受，有思想感情——物與人是可以相通的。

這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博大的哲思。

作者又認為，在“靈性”的諸般功能體用中，以“情”最為根本，最為珍貴，是以書中于開卷不久就特筆表明“大旨談情”。

但因“情”是抽象的，無法成為故事，于是便又以眾多人物的“悲歡離合”的情節(jié)來抒寫這個特別可貴的“情”。

但是，“情”這個字眼常常令一般人發(fā)生錯覺或誤解，一提起“情”，就劃限在男女之間的所謂“愛情”上，于是作者便又順水推舟，就以女子作為書中的主體人物而來體現(xiàn)真正的“情”到底是何等境界意味，它與被俗常歪曲而又看不起的“情”，其間區(qū)別又是怎么樣的。

這兒，又包括了曹雪芹的一段獨有的見解：他特別器重賞愛女兒的真才情——“聰明靈秀之氣”，超過男子遠甚。而在他的時代，女子的處境與命運卻是帶有普遍性的不幸與悲慘，這就又使作者產(chǎn)生了一種大悲憫的情懷：特別珍惜憐愛女性。

這就是他在第五回中提出的“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沉痛語言與宣言。這是人類的最博大的真情，也是中國文化文學史上出現(xiàn)的一個最偉大的思想境界。

“千紅”“萬艷”是泛稱其眾多，而實際是以一百零八個女子這個象征數(shù)字代表了千千萬萬。書的異名又叫作《金陵十二釵》，十二也是代表多的意思，九層的十二釵，便成為一百零八位女子（傳統(tǒng)評價人物，也是分為“九品”）。書中所寫一百零八位女兒，正對《水滸傳》的一百零八位英杰。是以作者表明：書中人物是“小才微善”的“異樣女子”，這一措詞又謙虛又表彰。

“十二”是書中的一個基數(shù)，處處點明不畏其重出復見，如十二個小道士，十二個女戲子，十二支宮花，十二支《紅樓夢曲》……連“冷香丸”的配藥處方也是九個十二組成的！

寫了這多女兒，絕大部分都是姑娘、侍妾、大丫鬟、小丫頭——當時屈抑為奴婢“賤”位的女子。

然后，采用了一個巨大的總象征手法：“花落水流紅”“落紅成陣”“花謝花飛花滿天”——“沁芳”之溪，水逝花流，群芳俱盡！

特寫“餞花會”，明似熱鬧繁華，實深悲悼。

從這一點來觀照評比，豈獨在中國的思想史文學史上是向所未有，即全部言論著述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再解“空空”十六字真言

昔年對雪芹的“空空”十六字真言做過試解，此刻又想舊話重提。因為這是《石頭記》的“靈魂”——

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

妙若連環(huán)，聲如鶯囀，非大智慧者，何能道其一字。在我輩常人，試圖索解，當然只能是捫燭叩盤，姑妄言之。

未解本文，先須引幾句著名的《心經(jīng)》。我有幸見到雪芹姑母所生大表兄平郡王福彭楷書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乾隆元年十二月），也可證知當時滿洲貴胄的一種文化生活的側(cè)影，包括熟誦佛經(jīng)。此玄奘法師所譯，中有句云：

觀自在菩薩行深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這是佛家的最精要簡短的教義哲思（五蘊：色、受、想、行、識。經(jīng)文只舉色時出以全文；其他四者亦如此例，簡化避復也）。

就由打這兒，世俗人也常說“色空”了，如《思凡》的小尼，法名“色空”；不少“紅學家”說《紅樓夢》是宣揚“色空觀念”，云云。

究竟如何？還是聽雪芹的話為是。

很醒目：那十六字真言，兩端是“空”，中間是“情”。由空起到空止，但后空不同于前空，不是“復原”——否則繞了一陣圈子，中間的要害豈不全成了廢話？

要害，在雪芹看來，全在一個“情”字。

他是說宇宙世界，最初一無所有；繼而這種“無所有”中出現(xiàn)了“色”，“色”即“色相”，包括萬物萬象，無量無盡的“形形色色”皆在其內(nèi)。

只因這些“色相”一生，于是隨而來之便出現(xiàn)了這個“情”。萬物萬象，可以是冥頑之器，無識無知，無生無命，也就沒有什么“情”之可言。

“情”，是“物”的最高發(fā)展狀態(tài)的精神方面的產(chǎn)物。正如書中所寫：媧煉之石，卻通了“靈性”——就有了“情”這個“心理活動”，能受能感，能思能悟，能流能通。

因為一旦有了“情”，這時他再返觀萬物，便使得本來無情的一切都具有了感情的性質(zhì)、色彩。這是以有情之眼，觀照世間。這就是“傳情入色”。

“由色生情”，而又“傳情入色”，此時“情”已有了“本體性”，自身“離”物而成為一個獨立的范疇。

傳情入色之后，這才悟知：原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這就是“即”色“悟”空。

換言之，以無情之目觀世，一切皆“空”；而以有情之眼觀世，卻一切皆“色”——所謂“空”者，本即是“色”。萬物萬色，皆是“有情”，“有情”即“不空”。

“空空道人”悟了此義，所以才改名“情僧”。

到此，“空”已不再是“問題”，所把握珍重的，全然集中在一個“情”字上了。

“這符合佛義原旨嗎？”

這叫糾纏。雪芹從未以講佛為宗旨，是以小說形體來向人提倡以“情”做人，以“情”度世——不是“萬境歸空”。

——是“萬境歸情”。

你完全可以不同意雪芹的哲學思想，那是每個人的自由權(quán)利，我不是要講那個，是要求索雪芹的離俗抗腐的偉大精神和獨立思考。

“情”在《紅樓》

曹雪芹自己“交代”作書的綱要是“大旨談情”四個大字。他在開卷的“神話性”序幕中說，書中的這群人物乃是一批“情鬼”下凡歷劫。并且他的原著的卷尾本來是列有一張“情榜”的——“榜”就是依品分位按次而排的“總名單”，正如《封神演義》有“正神榜”，《水滸傳》有“忠義榜”，《儒林外史》有“幽榜”一樣。由此可見，他的書是以“情”為核心的一部巨著。

但“情”實際上本有本義與枝義（引申義）、廣義與狹義之分。雪芹的《紅樓夢》，正是以狹義之情的外貌而寫廣義之情的內(nèi)涵。狹義的，是指男女之間的情——即今之所謂“愛情”者是也。廣義的，則是指人與人之間的相待相處的關(guān)系——即今之所謂“人際關(guān)系”。但還不止此，從哲學的高層次來闡釋，雪芹所謂的“情”幾乎就是對待宇宙萬物的一種感情與態(tài)度——即今之所謂“世界觀”與“人生觀”范疇之內(nèi)的事情。

魯迅先生在20世紀初，標題《紅樓夢》時，不采“愛情小說”一詞，而另標“人情小說”一目。先生的眼光思力極為高遠深厚，所以他的標目是意味深長之至。要講《紅樓夢》，必應首先記清認明此一要義。但本篇暫時拋開高層次的“情”，而專來談一談“男女之情”。

雪芹是清代乾隆初期的人，即今所謂18世紀前半時期乃是他的主要生活年代，那時候我們中國人對“愛情”問題還遠遠不像現(xiàn)時人的通行看法，也沒有受到西方的影響。在他的心目中，男女愛情實是人類之情的一小部分，你看他如何寫史湘云？她的一大特點就是“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兒女私情，正是今之所謂男女戀情了——但他下了一個“私”字的“評語”。顯然，與“私情”相為對峙的，還應有一個“公情”吧？此“公情”，即我上文所說的廣義的崇高博大的愛人、重人、為人（不是為己自私）的“人際關(guān)系”之情。但他又在寫秦可卿時說“情天情海幻情身”，意思是說：在這有情的宇宙中所生的人，天然就是深于感情的——這兒至少有一種人是“情的化身”。

所以，雪芹這部書中寫的，他自己早已規(guī)定了的，絕不是什么帝王將相、圣哲賢人、忠臣義士等“傳統(tǒng)歌頌人物”，而是一群新近投胎落世的“情癡情種”。

但雪芹實際上很難空泛地寫那崇高博大的情，他仍然需要假借男女之情的真相與實質(zhì)來抒寫他自己的見解、感受、悲慨、憐惜、同情、喜慰……百種千般的精神世界中之光暗與潮汐、脈搏與節(jié)拍。他并不“為故事而故事”，為“情節(jié)動人”而編造什么俗套模式。

如拿小紅（本名紅玉）與賈蕓的“情事”作例，就能說明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卻是今日讀者未必全部理解的了。

賈蕓與小紅，在雪芹筆下都是出色的人材，也是書中大關(guān)目上的一對極為重要的人物。賈蕓在他本族中是個可愛可敬的最有出息的子弟，家境不好，早年喪父無力結(jié)婚，單身侍奉母親，能夠體貼母親，是個孝子——他舅舅卜世仁（不是人）的為人行事，不讓母親知道，怕她聽了生氣。辦事精明能干，口齒言詞都很好，心性聰慧，外貌也生得俊秀（因此寶玉都說他“倒像我的兒子”，并真的認為“義子”）。小紅呢？和他真是天造地設(shè)的一對：也是一個在不得意中無從展才的出色人物。生得細巧干凈俏麗，口齒明快爽利，當差做事精能過人，連鳳姐那樣高標準審材用人的“專家”，只一見了她，臨時抓派了一點兒家?，嵤?，立刻大加賞識，就要向?qū)氂裼憗?，收歸手下。一切可想而知了！可她在怡紅院，寶玉貼身的大丫鬟們個個才貌非凡，而且都很“厲害”，豈容她接近寶玉，為小主人做親近的差使？只因剛剛有幸為寶玉斟了一杯茶，就大遭盤詰奚落，于是心灰意懶，每日懨懨如病，意志不舒。

事有湊巧，卻值賈蕓要來看望寶玉，無意中與小紅有了一面之緣，并且獲得幾句交談的幸運。那賈蕓一見一聞，早已認識到這是一位出眾的少女。

我們自古說書唱戲，流傳著一句話，叫作“一見鐘情”。對這句話，有人不以為然，有人專門愛用。那寫《紅樓》的雪芹，對此又是如何評議的呢？

這事很復雜，不是一個簡單的“是、非”“好、壞”的“分類法”所能解說解決的。如今請聽我一講——

世上的一見鐘情，自然不能說是絕無僅有，但夠得上這四個字本義的，確實并不是太多。認真考核時，那“一見鐘情”是假象居多。雪芹的書里對此持懷疑或笑話的態(tài)度。因為，一個女的，一旦只要見了一個“清俊男子”，便立刻想起她的“終身大事”，難道這不可笑？那個“一見鐘情”的內(nèi)核質(zhì)素是個真實的牢靠的“情”嗎？只怕未必。細一追究，問題就很多了。

又不要忘記了歷史的實際，造成那種非真的一見鐘情的緣由卻又是“可以理解”的——那時候，婦女是封閉式的生活，悶在深閨，不得外出，更不許見外姓陌生的男性，莫說“兩性社交活動”是那時人所夢也夢不到的“奇談”，就連“一面之緣”也極難得或有。然而正是在此情形之下，適齡的男女幸獲一個覿面相逢的相會，自然遠比現(xiàn)代“開明進化世界”的人容易留下“深刻印象”——并由此而引發(fā)到“鐘情”的事態(tài)上去。所以，今天的男女“司空見慣”的這個“見”，在“紅樓時代”確實是個重要無比的“鐘情條件”。

事情正是這樣：賈蕓來到榮府書房等候傳達，想進園去看寶玉，正好此時小紅出來找茗煙——于是乎形成了二人的“一見”。這“一見”可不得了，賈蕓自然為這個不尋常的小丫頭的風度引起了注意。至于小紅，要講公平話，她原非什么“淫邪”之輩，起先一聞男聲，本就要“回避”（趕緊躲開）的，后知是本族當家子的子弟（侄輩子），這才肯向前搭話。話是體貼賈蕓，不愿讓他白耗時力傻等著，這兒并沒有什么“情”之可言。

然而，你看雪芹的書，那就傳神入妙得未曾有！他怎么寫小紅的“表現(xiàn)”？他那一支奇筆寫道是——

（紅玉，即小紅）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了，下死眼把賈蕓盯了兩眼……

雪芹的筆，遣詞用字，已是入木三分，一句話中蘊涵著無限的心態(tài)之奧秘。但到此為止，仍然不能說小紅就已然是“一見鐘情”，只不過是初次有所留心罷了。

以后的事情，也不是“直線發(fā)展”“一望到底”的。小紅在怡紅院難獲一個如意的機遇，反遭場惡氣，這才曲曲折折的忽然轉(zhuǎn)念到那日書房中偶遇之人。然后經(jīng)歷了遺帕傳帕、入園種樹、守護寶玉（遭馬道婆巫術(shù)禍害幾死），層層遞進，他二人的“情”這才真正暗暗地建立起來。

這種情況，你說它就是“一見鐘情”，就顯得太簡單化、太膚淺了；而如若說它絕對不是，也似乎過于粗陋——這正就是雪芹在距二百數(shù)十年前竟然能夠把男女之間的情寫到如彼其高超精彩的一個佳例。須知，雪芹在寫書的一開頭，就把那種“套頭”“模式”的“一見鐘情”明言反對了。

要想知道一下雪芹原書與現(xiàn)行的高鶚偽續(xù)本是如何地懸殊迥異，只看小紅賈蕓這一段情緣故事也可以顯示清晰。原來，賈環(huán)自幼受他生母趙姨娘的“教養(yǎng)”，對鳳姐與寶玉二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馬道婆那一場事故，已見端倪，但還不是他本人的毒計（那時還?。?；等他長大了，先誣陷寶玉“強奸母婢”，激怒了賈政，只差一些微就把寶玉打死了；再到后來，就干脆勾結(jié)榮府的外仇內(nèi)敵一起謀害鳳姐、寶玉，以致這叔嫂二人一齊落難入獄。此時，蕓、紅二人已經(jīng)婚配，通過醉金剛倪二的義俠之助，買通獄吏，前去探慰搭救，他夫妻二人是深深感念和憐憫他們的舊日恩人的屈枉和悲慘的。這些后話，其實雪芹早在第八回就設(shè)下伏筆了——那寶玉住的屋子為什么叫作“絳蕓軒”？你是聰明人，你稍稍運思，就恍然大悟：那“軒名”二字，正是“紅”（絳即紅之同義字，而且古音亦同）和“蕓”的“結(jié)合”呢！

其實，雪芹筆法之妙不止此。在全部書中，誰也沒“資格”進訪怡紅院，唯有賈蕓得入一次，劉姥姥自己瞎闖進去一次。這都為了什么？原來到日后寶玉極度貧困，寄住于一處破屋，幾乎無衣無食，那時重來眼見寶玉之慘境的，也正是賈蕓與劉姥姥，他們都是前來搭救落難之人的。在他們眼中，寶玉早先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精美住房，與他落難后的貧無立足之境，正構(gòu)成了一幅震撼心魂的強烈對比！

由此可悟，雪芹此書的前面貌似的富貴繁華，正是為了反襯后面的破敗凄涼。

但到高鶚偽續(xù)中，這一切統(tǒng)統(tǒng)不見了，而且鳳姐（原是與趙姨娘、賈環(huán)做死對頭、全力保護寶玉的人）變成破壞寶玉幸福的大壞人；賈蕓也變成了與賈環(huán)合伙坑害巧姐的大壞人！這究竟都是何肺腸？！不是要和雪芹針鋒相對、徹底歪曲，又是為了什么呢？

雪芹安排給賈蕓的另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是送來了白海棠，由此，引起了海棠詩社與菊花詩題——全書的“詩格局”由此起端。而且，無論海棠還是菊花，都是象征史湘云的。湘云與寶玉最后在艱險困苦中重逢再會，才是真正的“金玉姻緣”，即湘有金麟，寶有玉佩。（那薛家的“金鎖”確實是個偽品。）

由此又可見，賈蕓的作用是如何的巨大和要緊，但這已佚出了蕓、紅的“愛情故事”，留待異日再講可也。

為“情”定義

我好琢磨事兒，想其間的道理，雖非“思想家”，倒也好發(fā)謬論，惹人竊笑。這些思路想法不足為訓，然既是“自我介紹”，就該如實陳述，有善不必顧慮自詡夸揚，有過莫加粉飾回避。

我的“思想方法”不喜歡機械割裂，甲乙對立的理論古人的辦法，以為那是沒能真懂人家的意思、未能“感通”的毛病。

這是不是“折中主義”？或者主張好壞善惡是非正誤都可不分，全無所謂？那又并非我之本意。不是要泯滅區(qū)分差異，不是要“和稀泥”。我想的是人們歷來常常論到的一個“情”與“理”的對立問題。

人們送我一頂高帽叫“紅學家”，我有了理由可以順水推舟——就拿《紅樓夢》作例來比喻拙見。

依我看來，曹雪芹這個人怪就怪在他的“思想方法”。比如：

石、玉、人，三物本是不同的，而在他看來，可以互通，可以轉(zhuǎn)化——通與化有一基本因子，就是“靈”與“情”。故曰“大旨談情”“靈性已通”。故而石變?yōu)橛?，玉化為人，本質(zhì)有了共同的東西（性情，功能，作用，意義……）。

“石——玉——人”，這個“公式”甚至讓我想起達爾文的進化論，曹雪芹是“東方達爾文”，也有他獨創(chuàng)的“進化論”。

雪芹公子不但不把“物”與“人”對立起來，還把“正”與“邪”調(diào)節(jié)了一回，生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離經(jīng)叛道的“怪論”：即他所寫的一百零八位異樣女子都是“正邪兩賦而來”的奇才異質(zhì)，其“聰明靈秀之氣在萬萬人之上”！

這有沒有價值？中國思想史的大著中列過這么一章一節(jié)的專論嗎？講“紅學”講了一百年二百年，不講這個根本大題，那“紅學”又是干什么？有它存在的必要嗎？

多年以來，“家”們說了：曹雪芹的偉大就在于以“情”反“理”——故一個“叛逆者”（古代革命家也），云云。這種見解“古已有之”，至晚到“詮釋”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已經(jīng)大暢斯風了。

眾口一詞——就全對了嗎？其實，雪芹的書中從來未嘗反“理”。咱們先從“情”講起。

“情”是什么？怎么“界定”？我的辦法與詞典不同，我曾說過：精，米之最佳成分也；晴，氣候之最佳境界也；清，水之最佳狀態(tài)也；菁，草之美也；倩，人之美也；請，語之禮也；靚，妝之好也……如此可見，“倉頡造字”，中有至理，循律以推，則可知：情，心之最高功能與境地也。

故人必有情，情之有無、多寡、深淺、蕩墊……可定其人的品格高下。這兒就發(fā)生了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中華文化儒、道、釋三大家，他們對“情”怎么看待和“處置”？

釋迦牟尼，其人有情乎？無情乎？記得有一副對聯(lián)，道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闭f得最好不過了。佛若無情，不會去受千辛萬苦，只為了一個普度眾生。眾生都要普度，他心方安，難道世上還有比這更多情的人嗎？

先師顧隨先生講一故事：玄奘大法師苦住天竺國十七年，一次忽見到中土傳來的一把扇子，因而感傷而生了一場病。有人便譏諷說：“好一個多情的和尚！”顧隨先生說：玄奘上人不多情，他會遠涉萬里，去國十七年而苦求真經(jīng)（也是為了度人）嗎？

正好，在佛經(jīng)上“眾生”一詞或譯“諸有情”，在中華古漢語，人也叫“含生”“含靈”。這就充分表明：有感情有靈性的，才能叫人，方夠一個“生”字。

釋迦牟尼遭遇的極大悲劇就是“情極之毒”（脂硯齋評賈寶玉），他為眾生離苦，尋不到一個辦法，最終認為“情”是一切苦惱的本根，離苦必須絕情斷情！

儒們不大講“情”，只講忠孝仁義、三綱五?！@其實是把“情”倫理化、道德化——即人際關(guān)系制約化了。其實呢，一個真孝子，全是一片真情體貼父母的言談行止。如果只憑的是一個空洞的“理論概念”，一個“孝”字教條訓話，他絕對成不了一個名實相符的“孝”者。此理最為重要，可惜人們卻常常弄迷糊了。

所以，《長生殿》開頭就大筆點睛，說是“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總由情至”（《傳概》之《滿江紅》）。而“戚序本”《石頭記》第三十六回回前題詩中也恰有“畫薔亦自非容易，解得臣忠子也良”，正謂此也。

見了此等歷史語言，如只知“批判封建思想”而不悟中華古代人的情感實質(zhì)，那就什么文學藝術(shù)也難多講了。

道家呢？雖說是“太上絕情”，“至人無夢”，講“滌除玄鑒（心）”，摒除雜思，一心守靜，似乎無情了；可是“濠上”之游，莊、惠二人互辯“樂哉魚乎”，知魚之樂，非情而何？看來，古今大哲人，大智慧，無不為“情”的問題而大費周折，盡管貌似不同，實則“其致一也”。

說到此處，再看雪芹公子才人，就見出他的“大旨談情”的見解主張，是非同小可了。

寶玉（雪芹的化身或幻相）的最大特點是“情不情”——以“情”心來對待那一切無情、不情之人、物、事、境。

他自幼率性任情，故有“狂癡”之罪名；但他最講道理，故最能體貼他人——此即“理”也。比如，他心憐平兒，欲稍盡心意，卻知她是兄長房中之人，亦嫂級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任情。比如她在嫂嫂鳳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為盡一禮，然又服膺書童茗煙之言，盡禮之后，還須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賀賢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舉一可以反三，書中類此者，在在昭然，無俟枚舉。

是故，雪芹未嘗將“情”“理”絕對化起來，敵對起來，勢不兩立起來。說《紅樓》是一部“反理教”的書，豈其然耶？

孔孟等圣賢，出于治國安民的好心，把“情”倫理道德化了。雪芹則是：在倫理、社會關(guān)系上，承認“理”是適可而必要的；而在獨處自便之境中，即將“情”詩化起來，藝術(shù)化起來。兩者并不構(gòu)成絕對矛盾沖突，甚且有時是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

情，即“天”是也。理，即“人”是也。情與理諧，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華文化的最大特色與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頗與雪芹有相近相通之處。是以我說我不喜歡把事理人情割裂兩截，制造人為的對立的那種識見主張。

我們中華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語從未廢棄“情理”一詞，相反，一直尊奉運用。寶玉不樂于高冠禮服地賀喜吊喪的純“表演性”俗禮，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絕不可以舉此以為“反理”之證。寶玉不喜功名祿位，也只因其間只有官氣，而無真情——他特重者是一個“真”字。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對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俗世偽裝，是作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愛《紅樓》，全在于此。什么“愛情悲劇”，什么“婚姻不自由”，還有“反封建”“叛逆者”等識見，那是另一回事，與在下的“思路與想法”，關(guān)系就很小了。

詩曰：

后賢難議議前賢，“情”“理”相逢仇對煎。

細究中華文化史，天人合一否耶然？

“情榜”

在雪芹已寫出的書稿中，原有一張“情榜”，應是全書的結(jié)束——這是明清小說的一種傳統(tǒng)形式（如《封神演義》有封神榜，《水滸傳》有忠義榜，《儒林外史》有幽榜，《鏡花緣》有女科金榜）。這個“榜”之存在，有何根據(jù)？曰：有脂硯之批為證。一次是說估量正、副釵等的名姓、數(shù)目；又一次是說寶玉雖歷經(jīng)各種“警教”“覺悟”，而終不能跳出“情榜”。

這就不是單文孤證，不是想象之詞。

“情榜”者，列出了全體諸釵名單，每個人名下給予一個“考語”（相當于今之“總結(jié)鑒定”），上字一律是“情”，下字配以各人的“特征”。

黛玉是“情情”，金釧是“情烈”，晴雯是“情屈”……極少幾個略可推知，大部分已無從臆擬。最奇者，寶玉非“釵”，卻為群釵之“貫”（或作“冠”），所以倒能高居榜首。其他“濁物”，另有“男榜”，不相混雜。此外還有“外榜”，大約是張金哥、周瑞女兒、劉姥姥之外孫女青兒、卜世仁女兒銀姐兒、倪二之女兒、農(nóng)女二丫頭、襲人之姨姊妹等與賈府并無直接往來、居住關(guān)系的女兒們。

男榜、外榜，也許都是十二名？不敢說一定。

正釵、副釵、再副、三副……以至八副為止，共為“九品”，仍是古代品第人物的傳統(tǒng)?！笆北砼裕ㄊ榕紨?shù)、陰數(shù)之最大代表），“九”表眾多（九為奇數(shù)、陽數(shù)之最大代表），故十二乘九等于一百零八。一百零八是“情榜”的總數(shù)。

為什么非要一百零八？是專為和《水滸傳》唱對臺戲——你寫一百零八條綠林好漢，我寫一百零八位脂粉英雄（秦可卿語）。

這就是雪芹作書的用意、目標，也是藝術(shù)構(gòu)思和審美規(guī)范。

每人給一個“情×”的定品考語，是從明代馮夢龍學來的，馮是個小說大專家，搜編甚富，著有一書曰《情史》，又名《情天寶鑒》。這就是“情榜”所仿照的“范本”，因為那書里正是把古來寫“情”的故事分了細目，標為“情貞”“情緣”“情私”……

“情”，自六朝人方特重此字此義。昭明太子編《文選》，創(chuàng)立了“情賦”這一類目。“太上忘情，下愚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已正是六朝王、謝名族一輩人的思想和言詞。

書圣王右軍《蘭亭集序》說：“一觴一詠，亦可以暢敘幽情?！庇衷疲骸凹八葠?，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p>

雪芹：“大旨談情?！?/p>

妙玉續(xù)中秋聯(lián)句詩：“有興悲何繼？無愁意豈煩。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

《紅樓夢曲》的煞尾一支：“有恩的，死里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p>

空空道人“抄傳”了《石頭記》，竟改題為《情僧錄》——自名“情僧”。

“情僧”——又一千古首創(chuàng)奇文！

“情僧”是誰？

所以，寶玉終究跳不出“情榜”。他生死忠于“情”，是謂“情圣”。

一部“冤”書

《紅樓夢》有多層多面義，歷史的、哲思的、文學藝術(shù)的、道德的、性情的、靈慧的……也有社會的、政治的。綜論另是一回事，單論做好了卻也是綜論的基礎(chǔ)，然而也有其“本體性”，可以獨自成一規(guī)格范疇。如今想講的，是《石頭記》全書中所隱含的一個“冤”字。

講“冤”義似乎是個單論了，然而不然，“冤”在《紅樓》本身又是多層多面的。所謂“一言難盡”，是句實話。

雪芹的家世是個政治大冤案。他本人是個不為人知解的冤人。他的書被人橫加篡改割續(xù)，是一樁千古奇冤。他書中的人物——主要在一群女兒的為人和命運上，都沒離開這個可歌可泣、可駭可愕的“冤”字。

石頭是開卷“楔子”的角色，它被遺棄不用，是冤字之始。甄士隱無端遭火，一貧如洗，受岳父的白眼和蒙騙，是個冤士。嬌杏不過聽說賈雨村這寄身破廟的寒儒，不覺望了他兩眼，遂讓賈雨村認為“有意于他”，是個冤婢。馮淵與英蓮，本身即“逢冤”“應憐”，不必再說了。全書以冤起，以冤終——現(xiàn)存“八十回本”本來以晴雯結(jié)，這就是以冤結(jié)的明證。

如此可悟：書中眾女群芳，無一不冤。所冤雖各個自異，而都為含冤受枉之人，則分明可按——雖然有顯有隱、有巨有細、有直有曲，其為冤者，總歸一揆。

看看這些女兒的“總領(lǐng)銜”（脂硯所謂“群芳”之冠）寶玉，一生受的是“世人誹謗”（《西江月》）和“百口嘲謗”（警幻評語），受謗者即遭冤者。寶玉乃是世上第一大冤人。

再看“十二釵”之首元春的“判詞”之第一句，就是“二十年來辨是非”，是非不可混，然二十年一直在混，在辨——辨了沒有？還不得而詳。這豈不是諸釵之首的一大冤案？

迎春屈死。探春因“庶出”而遭歧視。惜春似無冤，而迫于家勢，緇衣出世，亦是一種屈枉。

鳳姐一生獨支大廈，心力俱瘁，只因犯過而被休，盡屈辱誣枉——成為眾矢之的，“諸罪所歸”，那報應是不公平的。

湘云淪為傭乞，巧姐落于煙花，妙玉為世同嫌愈妒，可知被屈的下場最為慘痛。

“正釵”之外，諸“副”也是各有冤屈。如平兒、如鴛鴦、如金釧、如彩云……事跡般般，都是無辜受害之好女子。鴛鴦被誣為與賈璉有“私”，彩云（或作彩霞）受疑與寶玉“相好”……

林黛玉之死，依拙意是與趙姨娘誣陷她與寶玉有“不才”之事緊密相關(guān)。

這兒，就剩寶釵與襲人，這二位賢女久受評者貶罵，其冤又在何處？且聽一解：一般人的理解是寶釵“害”黛玉，襲人“害”晴雯，兩人陽賢而陰險，眾皆惡而斥之，不遺余力。假如這樣，則雪芹的書就立刻變了味，不再是“千紅一哭”，而是一半“紅”哭；另一半“紅”害了別人揚揚得意而自滿自“笑”了。這就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極其重大的研《紅》問題。

我以為，雪芹的書若只是此一含義，那就太俗氣了，也就談不上什么“偉大”了，雪芹的“女兒觀”與精神境界也就降低到一個不值得重視與贊嘆的可憐地步了。

請你重溫一下80年前魯迅先生的話：

甚或謂作者本以為書中無一好人，因而鉆刺吹求，大加筆伐。但據(jù)本書自說，則僅乃如實抒寫，絕無譏彈，獨于自身，深所懺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紅樓夢》至今為人愛重，然亦又常情所怪，故復有人不滿，奮起而補訂圓滿之。此足見人之度量相去之遠，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

細玩這段極關(guān)要緊的論析，知其本由“釵黛爭婚”、釵“勝”黛亡、續(xù)書補“撼”而引起的，那就是說“有人”以為釵、襲之為人陰險壞極——所以先生進而指出：因此又變本加厲，遂謂雪芹“微詞曲筆”，書中“無一好人”了！

這就是書中人物釵、襲的冤案——也是芹書的又一層蒙垢積深的大冤案。其根本關(guān)鍵全在高鶚偽續(xù)的篡改與歪曲雪芹的偉大思想與崇高的文化層次、精神世界。

既如此，那么雪芹筆下的鳳姐，也被高鶚誣為“一黨”壞人，她在前八十回中顯得敢作敢為，只因貪小圖利，做了些錯事；又因賈璉的不給她留有地步，另立“新奶奶”，以致逼害了尤二姐。但書到后文，她所得的“罪名”卻是大大超過了她的過錯而判為大惡不赦，盡犯“七出”之條的重案罪囚——所以實質(zhì)上也是一個屈枉的難以為人盡明而普遭仇視的冤者。

如鳳姐這例可明，則其余諸女兒，如秦可卿、林黛玉乃至小紅、茜雪、四兒之輩，無一不是身遭不白之冤而為人歧視惡待，橫被罵名的屈枉者。只要細玩書文，不難盡領(lǐng)其旨。

以此而參悟雪芹的作書起因，層次雖多，而一腔不平之氣，感嘆人生，悲憫萬物，欲代他們一抒其不平的冤憤，實為重要的一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