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篤學潛齋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zhì)，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yè)，須人杰。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歌中的這句“絕徼移栽楨干質(zhì)”。絕徼，指荒僻的邊土，楨干質(zhì)，指大樹良材。即把那些正在成長的、國家的棟梁之材，移栽到邊遠的地方去，免受日寇摧殘，保護起來，積蓄民族未來的希望。這也是3所大學從北向南，在血與火中進行艱難轉移的根本目的。因為在當時，“保存與保護民族文化與人才”，幾乎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據(jù)一位原東北流亡學生回憶，當他找到張學良將軍，要求上前線時，張學良卻對他說：“我要武，也要文。你們是文武全才，應該到后方去讀書。”從而使他走上了“讀書救國”之路。

直到今天，云南昆明、蒙自一些上了年歲的人，依然對當年的西南聯(lián)大記憶猶新。那時，他們還在青春年少之時，似乎在一夜之間，昆明來了一大批舉世聞名的學者。他們藍布長衫，落落大方，以一種共赴國難的高風亮節(jié)照亮了整個社會。那時候，城里一些富裕的人家不好意思再穿綾羅綢緞，太太們也收起了繡花衣服，小姐們則放開被纏的小腳，到學校去念書。而每當西南聯(lián)大教授舉辦講座，昆明街頭的店鋪就會收鋪板關門，因為老板與伙計都要去聽講。演講內(nèi)容，有時是時事，有時是佛學、儒學，有時則是《紅樓夢》、《三國演義》。講到國破之痛，臺上的教授流淚痛呼，臺下的群眾一片悲憤。

任繼愈就在這樣一所大學——西南聯(lián)大，學習和工作，度過了長達8年的青春時光。

■ 西南聯(lián)大

1938年2月28日，天氣溫和晴好。

“湘黔滇旅行團”的最后一天行程。

任繼愈和同學們既興奮又感傷，興奮于旅行終于即將結束，到達目的地昆明；感傷則因為不能再做這樣可愛的旅行了。

距離昆明還有十余里地的時候，已經(jīng)有先前到達的兩路同學迎接他們。有的騎著馬，有的騎腳踏車，大家握手、擁抱，百感交集。進入昆明，有一位聯(lián)大女同學向黃師岳團長敬獻一束紅花，另有4位小姐，著白底淺藍花長衫，抬著一大竹籃鮮花獻給同學們。許多市民駐足圍觀，道途擁塞。一會兒，又有從海道先來的男女同學高舉橫幅，高呼歡迎口號，引導大家向聯(lián)大辦事處前進。

此情此景，讓任繼愈不由得想起，還在他們走到貴州一個偏僻小縣玉屏時，就看到一張縣長“布告”，上面稱他們這些大學生是“未來社會的精神領袖”，要求民眾于此國難關頭予以愛護。民間的這種純樸精神，任繼愈后來在昆明市民為他們流亡師生準備的茶館里，也深有體會。物理學家李政道也曾盛贊：“昆明的茶館民風，體現(xiàn)出對知識分子的同情與幫助”。

這一天，蔣夢麟、梅貽琦等學校諸常委早在西南聯(lián)大辦事處門前等候。黃師岳團長指揮同學們列隊聽候常委檢閱，同學們均著黃色制服、草鞋，服飾整齊。隨后，黃團長親自報告人數(shù)，交上團員名單。蔣夢麟校長代表常委講話，認為此行跋涉3500里，經(jīng)歷3個省區(qū)，備嘗艱苦，團員無一傷病，功德圓滿。其效果是既鍛煉了體魄，增長了見聞，又向全世界宣告我國青年并非文弱書生、東亞病夫，其吃苦耐勞精神，恐遠非外國青年所能比及。在今天國難嚴重的關頭，為增強抗戰(zhàn)意志，振奮民族精神作出了貢獻！

至此，由西遷的北大、清華、南開3所高校組成臨時大學，改稱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于1938年5月在云南蒙自聯(lián)合成立。5月4日即開課。

對于當時身處戰(zhàn)亂的學子們來說，本以為他們這次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而來的西南聯(lián)大，該是讀書的理想之地了。在未到之前，任繼愈的心里也一直滿懷憧憬?？僧斔d沖沖趕到臨時搭建起來的學校時，眼前的情景擊碎了他所有的想象：沒有寬敞明亮的教學樓，只有鐵皮頂土墻的校舍(鐵皮的屋頂據(jù)說后來還拆了換錢，不少都只有茅草屋頂)，窗戶沒有玻璃，運動場是野草遍地的土壩……

當時的情形，上課時間也不穩(wěn)定，飛機不時在學校上空盤旋。很多時候，師生們都要與飛機躲貓貓。每當警報一響，學生們就往山上跑。大約從早上九點躲到下午兩三點鐘，再回學校。學校也盡量避過轟炸時間安排課程。

西南聯(lián)大的本科宿舍是一座三層樓建筑，每間宿舍要住進40名學生。由于物資緊缺，學生們每頓飯都是半饑半飽。師生吃的稻米都是倉中陳米，有的甚至還出自近一個世紀前的道光年間，可謂歷史悠久。淘米水也是綠色的。而且，由于戰(zhàn)爭阻隔，不少學生都與家中失去聯(lián)系，沒有了經(jīng)濟來源，學校便及時推出了“代金制”，負擔貧困學生的吃飯費用。于是，像后來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等一批優(yōu)秀學生，得以繼續(xù)學習，完成學業(yè)。

條件雖然異常艱苦，但任繼愈和同學們不久就被西南聯(lián)大的生活吸引了。當時老師和學生共處一棟宿舍，天天見面，朝夕相處。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心心相通，儼然是血脈相連的親人。學生們總能看到，老師們屋里的燈，經(jīng)常在晚上12點之前沒有熄過。因此，學生們也不敢早睡，一直苦讀到深夜。

西南聯(lián)大由3所名校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一批中國的知識精英，學術氣氛濃厚。課余經(jīng)常舉辦一些學術講座，任繼愈有空就去聽。比如馮友蘭的《禪宗思想方法》、賀麟的《知行合一新論》與陳國符的《道藏源流考》等。任繼愈記得，馮友蘭先生講課，一定要講得清楚才算數(shù)。但是中國哲學中有直觀的體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如果不提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如果要提，語言又有限，總感覺隔著一層講不透。遇到這種情況，馮友蘭是不承認的。而胡適則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哲學史，因此北大的哲學史課程只能叫中國思想史。任繼愈并不認同胡適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是有哲學的。但他也喜歡聽胡適的課程，因為胡先生和錢穆先生一樣，口才極好，講課很有吸引力，聽的人也很多。而錢穆不僅授課，而且還會給同學們講道理。當時有些學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求參軍，到第一線去打敵人。錢穆就說，你們不要以為我們在后方念書就是茍安、怕死，要用前線戰(zhàn)士的精神去讀書，這樣才能讀得好，才能報效國家。

在西南聯(lián)大還有個特殊的現(xiàn)象，不僅學生聽課，老師之間也互相聽課。由于是3個著名大學強強聯(lián)合在一起，許多成名的教授都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積極向上、民主探討的學術氛圍。教授之間，互相聽課，師生之間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學術觀點。陳寅恪講“佛典翻譯文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助教、講師都來聽課，本科生反倒不太多。教授聽教授的課程，在西南聯(lián)大也屢見不鮮，沈有鼎為哲學系開《周易》課，聞一多也雜坐在學生中聽講。學校也有一個風氣，老師照本宣科教學會覺得很不光彩，因此上課時不僅會加入自己的觀點，還會年年有更新。老師之間的互相競爭也很強。如學校就曾讓好幾位老師都開講唐詩和楚辭，輪流開課，學生可以互相比較，老師們也共同促進。聞一多就是因為講唐詩和楚辭講得比較好，每年都有很多人來選修他的課。這種民主自由、嚴謹求實的校風，讓很多教師的水平大為精進，不少教師的著作都在那個時期完成。如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論道》、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時隔70多年后，仍是各自領域的重要參考書。

聯(lián)大老師堅持以自己的研究為授課內(nèi)容，而非采用統(tǒng)一教材，已經(jīng)蔚然成風。1942年，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3次下命令讓聯(lián)大采用全國統(tǒng)一的教材和考試，并交教育部核準。聯(lián)大的老師們聯(lián)名給教育部回了一封信，認為聯(lián)大有聯(lián)大的教學方式，應該尊重聯(lián)大的傳統(tǒng)，而非跟著行政部門的統(tǒng)一指揮。信件發(fā)出后，教育部再未來文催促，顯然已經(jīng)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因而聯(lián)大的這種傳統(tǒng)得以保留。

而學生之于老師，也并非要言聽計從。撰寫論文，學生可以不同意導師的見解，只要持之有據(jù)，教師即可以讓他的論文通過。平時考試，也可不必按照教師的講義來答卷，意見相左沒關系，只要有依據(jù)，照樣拿高分。這種民主的學術氛圍，既調(diào)動了同學們的積極性，又充分張揚了同學們的個性。有一件事，任繼愈印象非常深刻：一位叫吳宏聰(現(xiàn)中山大學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專家)的同學，有一次，他的導師楊振聲給他出了一篇《論曹禺》的題目。他因為自己的觀點與老師不一樣，整整一個星期不敢見老師。有時遠遠看到老師，立即像做賊一樣逃開，生怕被抓個“現(xiàn)行”。不久，老師終于知道了吳宏聰?shù)男氖?。老師說，學生的觀點不必和老師一樣，完全一樣就不是做學問了。吳宏聰這才消除了自己的心理障礙，放心地寫出了自己的觀點。

正是在這種濃厚的學術氛圍、親密無間的師生關系中，任繼愈逐漸累積了哲學方面的豐富知識，為今后的學術研究和知識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任繼愈最終能夠成為一代學術大師，與他在西南聯(lián)大廣泛接觸了國學知識、開闊了學術視野是分不開的。

西南聯(lián)大與我國抗日戰(zhàn)爭相始終。這所大學在顛沛流離中創(chuàng)建，在日軍飛機轟炸的間隙中上課，以極簡陋的儀器設備從事研究工作，不但辦了下來，而且辦得有聲有色。在短短八九年中，為中國革命鍛煉了大批骨干力量，為新中國的建設造就了大量優(yōu)秀人才。而聯(lián)大師生這樣驕人的成績是在半饑半飽的狀態(tài)下完成的。

第一流大學，教學與科研并重，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西南聯(lián)大不但做到了，而且這兩方面都處于各個學術領域的前沿。當時選送出國的留學生，到了國外也是尖子。這說明西南聯(lián)大早已與國外一流大學接軌。

1943年12月，林語堂從美國回來應邀在西南聯(lián)大講演，題目是《精神文明與物質(zhì)文明》，他對聯(lián)大師生艱苦的生活，為之感動，說“不得了”！同時對聯(lián)大師生戰(zhàn)勝困難取得的成績連稱“了不得”！

■ 大師風采

在聯(lián)大，任繼愈聽過經(jīng)濟學家陳岱孫的課。課堂上，陳先生總是衣冠整潔，談吐高雅，既有中國學者風度又有英美紳士派頭。他上課前一兩分鐘準時站在黑板前，而他講完最后一句話，合上書本，下課鈴也同時響起，讓同學們既驚嘆又欣賞。他講課言簡意賅，條理分明，沒有廢言。他不念講稿，但學生每次課后翻閱筆記，不需增減就是一篇完整的佳作。任繼愈說，“這種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聯(lián)大教授中只有兩位，一位是陳先生，另一位是馮友蘭先生。”陳岱孫教授還有一段佳話。由于聯(lián)大校舍的屋頂是用白鐵皮覆蓋的，條件非常簡陋。有一次，陳岱孫正在上課，屋外瓢潑大雨，頭頂雨滴叮當，學生根本聽不清他在講什么。無奈之下，他在黑板上寫下：下課賞雨。

與陳岱孫先生同樣出口成章的馮友蘭先生，是中國2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在西南聯(lián)大任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受過現(xiàn)代邏輯訓練，思維非常清晰。雖然講課慢條斯理，但把筆記做下來一看，就是一本完整的講義，不用整理就可以出版——因為他講課沒有廢話。馮先生慣于深思慎取，常常思考成熟后再將完整的觀點拋出。一次，他坐汽車經(jīng)過鎮(zhèn)南關，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就要過城門了。別人都照辦了，只有馮友蘭聽了之后便考慮，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與不放的區(qū)別是什么？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么？還未等他考慮清楚，已經(jīng)骨折了。其人癡迷深思至此。然而，正是這種深思篤學的精神，讓馮先生創(chuàng)作了《中國哲學史》等重要著作，成為一代哲學宗師。

學者黎東方在重慶講《三國》，當時也是一件轟動新聞，任繼愈與聯(lián)大的師生也去聽過。黎東方講歷史故事時，經(jīng)常加進一些噱頭。講三國時期呂布與董卓的矛盾，把三國演義的一些情節(jié)加以演繹：“呂布充當董卓的貼身侍從武官，住進相府。呂布就在客廳支了一張行軍床，這樣與貂蟬見面的機會就多了，隨便談談三花牌口紅的優(yōu)劣，談得很投機……”由于黎東方善于隨時加進一些“調(diào)料”，他的講演上座率很高。任繼愈聽后，與姚從吾先生邊走邊聊，認為用這種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歷史知識有長處。任繼愈后來在學術上鼓勵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理念可見一斑。

2007年，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于丹在《百家講壇》講《論語》，社會反響強烈。有人認為她的觀點過于個性，問任繼愈對此有何看法？任繼愈先生說：“諸子百家，大家可以隨自己的理解意思講，爭鳴嘛！”

徐悲鴻曾經(jīng)在西南聯(lián)大講過他的蘇聯(lián)之行。在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藝術題材也多以革命為主，連教堂的壁畫都被釘上了，畫家的自由創(chuàng)作受到限制。在當?shù)匾粓隹箲?zhàn)畫展上，徐悲鴻創(chuàng)作了一幅畫，名為《綠色的跳舞》，畫面上是一座房屋，房屋前面，一棵大樹的葉子在隨風飛動。當即有參觀者提出質(zhì)疑，說這幅畫里怎么沒有敵人？講解員機智地解釋道，敵人在房子后面躲著呢。聽到這里，學生們都哈哈大笑。

牛津大學的道濟教授來聯(lián)大，介紹英國戰(zhàn)時情形，讓學生們了解到英國人在戰(zhàn)爭期間的生活同樣很艱苦，但仍保持著樂觀幽默的心態(tài)?！耙蛔儇洿髽窃獾睫Z炸，被炸出一個大洞，第二天仍掛出‘open as usual(照常營業(yè))’的牌子。敵人又炸出一個更大的洞，百貨大樓就掛出‘more open as usual(更開放地照常營業(yè))’?！甭?lián)大的師生們也以這種樂觀豁達的精神，認真學習，積極思考，蓬勃向上。

除了名師教導，聯(lián)大還十分重視學生的基礎課程教育，初等的物理、化學課往往是由經(jīng)驗豐富的老教授來教，給學生打下的基礎好，入門也正。如國文和英文都是大一學生的必修課，文理科都要學。國文老師是李廣田、沈從文、余冠英這樣的名師，英文老師則是王佐良、李賦寧、查良錚等十來位，都是著名的詩人、作家、專家和學者。聯(lián)大對英文要求很嚴格，英文不及格不能升級，因此聯(lián)大的學生個個英文過硬。1943年進入反攻階段后，同盟軍在緬甸一帶作戰(zhàn)，需要大量翻譯。而聯(lián)大的學生一般只需培訓一個月之后，即能滿足崗位需求，可見平時的英文水平。聯(lián)大還要求文理科學生至少互相選修一門課。體育不及格的也不能畢業(yè)，以求學生的全面發(fā)展。詩人吳宓體育不及格，留學就晚了一年。學校讓他去學游泳，通過考試才行。還讓任繼愈記憶深刻的是學校的社團活動十分豐富。在那里，有詩社、話劇社、文學研究會等，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學生社團組織的各種活動，氣氛十分活躍。

西南聯(lián)大辦校正值抗日戰(zhàn)爭年代，有一半的日子天天躲避日寇飛機轟炸，物價飛漲，師生處在半饑半飽的狀況下，卻為中華民族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聯(lián)大創(chuàng)辦8年，學生有8000人，畢業(yè)生近4000人。其中，擔任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9年)27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54人(學生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學生)，其中有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趙九章、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4位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宋平、彭珮云、王漢斌等人成為國家領導人?？芍^群星璀璨，各領風騷。事實證明，當時聯(lián)大的教育質(zhì)量，已位居世界一流。所選拔出國的優(yōu)秀學生，到國外也都成為了專業(yè)尖子。凡是到過西南聯(lián)大的中外學者，都認為：西南聯(lián)大創(chuàng)造了辦大學的奇跡。

任繼愈親眼目睹聯(lián)大辦學8年，以其對獨立、自由、民主的執(zhí)著追求與堅持，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殿堂。正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所說：“我一生非常幸運的是在西南聯(lián)大念過書?！痹谌卫^愈看來，西南聯(lián)大之所以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源于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西南聯(lián)大關心天下大事、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尊重別人的民主傳統(tǒng)，“五四”的火炬在聯(lián)大師生手中傳承下來；還源于領導班子團結和“校長負責制”、“教授治校”的辦校風格。

當時3校的校長——蔣夢麟(北大)、張伯苓(南開)、梅貽琦(清華)組成集體領導班子。前兩位老教育家為了支持校長負責制一元化領導，公推年青的梅貽琦校長主持校務。南開校長張伯苓與清華校長梅貽琦有師生之誼。聯(lián)大成立之初，張伯苓誠懇地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我的表，你戴著?！边@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而北大校長蔣夢麟也頗懂得“無為”之道，他說：“在西南聯(lián)大，我不管就是管”。倘若不肯放手，各自為政，勢必造成聯(lián)而不合的局面。

事實上，西南聯(lián)大成立之初，北大與清華曾經(jīng)有點矛盾。據(jù)錢穆《師友雜記》記載，梅貽琦曾在提名聯(lián)大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時，偏向清華，引起北大師生不滿。不久，蔣夢麟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學院，北大教授紛紛向他“告狀”。一時師生群議分校，爭取獨立。錢穆在發(fā)言中力排眾議，認為國難當頭，大家應以和合為貴，他日勝利還歸，各校自當獨立，不應在蒙自爭獨立。蔣夢麟隨即說：“今天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不在此問題上起爭議，當另商他事”。教授們便都不說話了。今日回眸，可謂蔣夢麟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lián)大。

梅貽琦于1931年便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倒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自梅貽琦擔任校長后，清華學生喊出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他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只沒人愿意倒梅(霉)而已！”

梅貽琦一向重視教授的作用?！八^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便是他的觀點。在有關辦學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梅貽琦很注意聽取教授們的意見。當別人問他的辦學主張時，他常說：“吾從眾?！辈皇撬麤]有主見，而是充分尊重教授們的治校意見。他說：“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人物?！?/p>

正是在這樣一種民主、自由氛圍中，西南聯(lián)大才識卓絕的教授們，才不斷創(chuàng)造了生動活潑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跡。曾當過孫中山秘書的劉文典上課便很有個性。為講《月賦》一文，劉文典特意選擇在十五月圓之夜，當著一輪皓月開講：“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師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當學生問他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時，他說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p>

西南聯(lián)大教授們的敬業(yè)精神也令任繼愈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聯(lián)大時，盡管日本飛機常常轟炸，生活也困難，但他依然兢兢業(yè)業(yè)，每天工作到深夜才休息。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應學生第二天上課發(fā)作文。于是，他連夜批改學生的文章。而在他的書桌旁邊，就放著馬桶。第二天，他臉色蠟黃，眼窩深凹，人都變了相?？伤B臉都沒洗，提起公文包就又給學生上課去了。

有人說，西南聯(lián)大是集體的蘇武，南方陽光下的義勇軍。歲月流逝，人生滄桑，并不能夠磨滅的是這些珍貴的回憶。面對中華民族的漫漫歷史長河，每一個人永遠都只是孩子。而對于任繼愈而言，民族的驕傲與傳統(tǒng)的品格，是支撐他心靈最持久和最主要的力量。

毫無疑問，西南聯(lián)大是一個群體，不是由某一個巨人可以代表的。它的豐富蘊藉，不只在于它擁有一大批文化名人，更在于它在戰(zhàn)火硝煙中，漂泊于山河，從而跌宕有序地展現(xiàn)出中華民族靈魂中那些令一個民族走過5000年長河的珍貴品質(zhì)與力量?？梢哉f，西南聯(lián)大辦校歷程本身，就是一頁濃縮的中國文化史和民族史。

任繼愈說，后來的中國為什么一直未能再現(xiàn)這樣的學術氣氛，甚至發(fā)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逆轉？他認為，可能是小農(nóng)意識在其中作祟。這種意識的直接結果就是不相信間接經(jīng)驗，而崇尚直接經(jīng)驗。當然，這就導致了后來別的國家在轟轟烈烈地發(fā)展，而我們不但沒發(fā)展，反而在退步……

正是秉承著聯(lián)大這種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任繼愈一心向學、專志讀書，矢志尋找適合中國發(fā)展的道路。在讀完研究生之后，他就留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繼續(xù)自己的哲學思考之路。

■　初執(zhí)教鞭

1941年，任繼愈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并選擇留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學校給年輕的任繼愈老師一間書齋，就在昆明翠湖邊一條小巷子里，位于三層樓，面對著西山。在這間斗室里，任繼愈度過了七八年的時光。

這一間斗室，有著令人難忘的故事。

這原是陳寅恪先生的住室。其他教授如羅常培、鄭天挺、姚從吾、湯用彤等都在樓上樓下、左鄰右舍居住。陳先生身體較弱，冬天用紙條把窗戶封死。然而磚木結構的樓房不隔音，難免互相有干擾，但大家對陳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點以后，大家都不敢高聲談笑，以免打擾陳先生休息。有一天，樓下的傅斯年、羅常培、鄭天挺幾位正在高談闊論，興致頗高，陳先生正好在樓上房間，用手杖把樓板搗得咚咚作響。幾位先生趕緊停止議論，一時間變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陳先生赴英國講學，任繼愈畢業(yè)后就住進了這間房間。西山的朝暉夕陽，萬千氣象，岫云出沒，甚招惹人。讀書倦了的時候，思緒疲了的時候，任繼愈便抬頭看看遠山，頓覺心情開闊了許多。

任繼愈在年輕的時候，就養(yǎng)成了這樣一種習慣：晚上9點上床就寢，早上4點起來。他認為這是一種符合古代陰陽五行學說的生物鐘。那時生活極其窘迫，物價飛漲，人人輕易不敢逛街，倒是遠離了物欲的種種誘惑?！岸氵M小樓成一統(tǒng)”，任繼愈讀了不少書。為埋頭讀書，任繼愈自號書室為“潛齋”，意味“要以打持久戰(zhàn)的抗戰(zhàn)精神，潛下心來讀書、研究學問”。有“潛齋筆記”多卷，遺憾的是，這些筆記后來在“文革”中，毀于大火。

1943年春，任繼愈開了一門哲學系的選修課“宋明理學”，主要講朱熹和王陽明的哲學思想。任繼愈講課的方法也很有特色。他給聽課的學生從圖書館借來書，每人發(fā)一本。上課的時候，由他選書中的某段語錄，要學生來念。

然后師生進行討論。這樣的讀書方法，許多教師愛用，學生也喜歡聽，也的確起到了實際的效用。

其實，回頭看看，任繼愈的這種方法是受到小學曹景黃老師對他的影響，也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書院式”教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其實就說明一個問題：啟發(fā)學生不僅會念書，而且要付諸實踐、身體力行。

但與人們印象中古代書生那種“書呆子”的形象不同，任繼愈一直在堅持探索社會的真理，解決社會的問題，因而他也一直關注著社會時局。他與學生們談論學術，往往從哲學理論談起，逐漸談到政治，談到抗日，談到“皖南事件”，談到國共兩黨的趨勢，都有許多真知灼見，而且往往預測極準，對世界大勢把握得也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