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經、子結集諸問題
《四庫全書》的經部、子部，搜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經學和儒家典籍。近年對這類經、史，時有新的結集。本文準備就接觸到的清季、民初結集的幾個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一
清季、民初結集的來源，較古代人物結集有兩點不同：一是手稿的存留，一是報刊的登載。
清季、民初人物，距離現(xiàn)在較近，他們的手稿尚有存留，這些手稿，有的沒有收入別人為他編輯或他自己所編的叢書，原因是由于作者后來思想發(fā)生變化，對早先之作，“既而棄之”。
康有為的《教學通議》過去未見刊布，只是在《康有為自編年譜》“光緒十二年（1886年）丙戌，二十九歲”中有這樣的記載：“又著《教學通議》成，著《韻學卮言》，既而棄之?！弊苑Q有《教學通議》之作，但后來“棄之”。查康有為早年“大肆力于群書，攻《周禮》《爾雅》《說文》”等古文經籍和解經之書，至于今文經學的主要著作《公羊傳》，則“治經及公羊學，著《何氏糾繆》，專攻何劭公者”。知他早年信奉《周禮》等古文經籍，對今文《公羊傳》的何休注，卻曾“糾繆”。那么，康有為早年是信古文、崇周公，而對今文專書則曾“糾繆”。但《何氏糾繆》，已“自悟其非，焚之”了?！督虒W通議》如有存留，將是探究康氏早年經學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七十年代，我在上海博物館所藏康有為家屬捐贈的書稿中，逐卷細查，終于發(fā)現(xiàn)了這部手稿，確是他的早年字跡?！督虒W通議》刊目二十：《原教》，《備學》，《公羊》，《私學》，《國學》，《大學》，《失學》，《亡學》，《六經》，《經亡》，《春秋》，《立學》，《從今》，《尊朱》，《幼學》，《德行》，《讀法》，《六藝》上（禮）、中（射御）、下。內《六藝》下有目無文。另“缺目”三，即《言語》《師?！贰吨G教》?！堆哉Z》《師保》“缺目”有文，正文另有《敷教》一篇，或即“缺目”中的《諫教》。全書約三萬八千字，上署“光緒十二年正月輯定”。
康有為在《教學通議序》中，標明撰書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之不修也”，“教學之不修”，“患其不師古也”。而所學只是“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認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督虒W通議》的宗旨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言教通治”，周公是典范?？涤袨檎J為，經書中的典章，都是“周公經綸之跡”?！爸芄蕴煳欢贫Y，故范圍百世，萬民無不曲備”（《六經》）?！把怨徘薪瘛?，周公也是典范，他“熔鑄一時”，“以時王為法”，從而“制度美密，纖悉無遺，天下受式，遏越前載，人自無慕古之思也”（《從今》）。
周公“言教通治”“言古切今”，是因為他不是空洞說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綱維天下”?！爸芄嫒醵┦?，監(jiān)二代以為文”，“制作典章”，“因時更化”，從而“大周之通禮會典一頒，天下奉行”（《從今》），“教學大備，官師咸修”。
《周禮》是古文經典，周公是古文經學家崇拜的偶像，康有為講《周禮》官守，崇周公權威，并從周公“有德有位”著眼，恰恰是古文經師的立論所在，至于今文經學家則是尊《公羊》、崇孔子的?？涤袨榧戎鴷g何休，《教學通議》中對孔子也作如是評價：“孔子雖圣，而絀于賤卑，不得天位以行其損益百世，品擇四代之學，即射行明備，亦不過與史佚之徒佐翊文明，況生丁春秋之末造，天下失官，諸侯去籍，百學放黜，脫壞大半矣?？鬃忧谇趹?，遠適宗周，遍游于列國而搜求之”（《六經》）。認為孔子“不得天位”，只是“搜求”遺文，退而講學。
周公、孔子對六經的關系也有不同，康有為認為：如今的六經“雖出于孔子”，而其典章皆“周公經綸之跡”。過去六經都有官守，“以官為師，終身遷轉不改”，“如《易》出于太卜，《春秋》出于外史，《詩》出于太師，《論語》《詩經》出于師氏”（《私學》）。但“自夷、懿以降，王跡日夷，官守漸失”，孔子就是生于“失官之后，搜括文、武、周公之道，以六經傳其徒，其徒尊之，因奉為六經”的（《失官》）。那么，六經本是“周公之制”，孔子只是“搜括文、武、周公之道”，“憲章祖述，纘承先王”（《六經》）。它和古文經學家之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何其相似！
以周公為“有德有位”，以六經為“周公經綸之跡”，康有為是尊崇周公的；至于孔子，他對經書的功跡，則在于傳授六經、講明六經之道和“制作《春秋》”。然而，孔子處“王官失守”之時，“六經之治掃地”之際，他只是“纘承先王”，講明其道。他寫《春秋》，也是因“六經之治掃地”，從而“感亂賊，酌周禮，據(jù)策書，明制作，立王道，筆則筆，削則削”的。其中自有所謂“微言大義”，而“孔子微言，質之經傳皆合”，他講《春秋》之治，也只是“繼周”，尊的還是周公。
如眾所知，康有為是利用今文經學議政言事、進行變法活動的；但他早年卻是尊周公、言古文?！督虒W通議》手稿的發(fā)現(xiàn)，不但可以弄清康有為思想演變的跡象，尋求言政依附的艱辛，并且可以證明他的援用今文，是在第一次上書不達以后，是在受到廖平啟示以后；還可以看到，康有為的援經言事，尊孔改制，是為了政治的需要。那么，手稿的發(fā)現(xiàn)，對研究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演變、發(fā)展是何等重要。盡管康有為后來思想變了，“既而棄之”，但如再結集，還是應該收入的。
二
近代報刊盛行，一些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每每跟隨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發(fā)表政論。但有的自己沒有結集，有的在流傳中散佚，致不為人所注視。例如章太炎的《諸子學略說》，發(fā)表在《國粹學報》第二年丙午第8、9號，1906年9月8日、10月7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署名章絳。而章太炎自己編的《章氏叢書》，卻沒有輯入。
章太炎為什么在輯集時不收《諸子學略說》？不是因為此文佚失，而是因為當時“深惡長素（康有為）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繼而悔之，從而把它刊落的。
《諸子學略說》首謂：“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子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接著，對儒家、道家、縱橫家、法家等加以說解。論儒家時，說“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鬃咏痰茏?，“惟有成就吏材，可使從政”。還說“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從事而變”，以至“孔子譏鄉(xiāng)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等“批孔之辭”。
《諸子學略說》發(fā)表后，章太炎弟子黃侃曾向他責詢，文中“孔子竊取老子藏書”出自何典？章氏只是支吾其辭。此后，這篇文章沒有收入《章氏叢書》。
到了1921年，柳詒徵在《史地學報》第1卷第1期發(fā)表《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一文，對《諸子學略說》加以批判。章氏見到后，回復柳詒徵，略謂：
頃于《史地學報》中得見大著，所駁鄙人舊說，如云“孔子竊取老子藏書，恐被發(fā)覆”者，乃十數(shù)年前狂妄逆詐之論，以有弟兄啼之語，作逢蒙殺羿之談，妄疑圣哲，乃至于斯。是說向載《民報》，今《叢書》中已經刊削，不意淺者猶陳其芻狗，足下痛與箴砭，是吾心也。感謝感謝……
鄙人少年本治樸學，亦唯專信古文經典，與長素輩為道背馳，其后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中年以后，古文經典篤信如故，至詆孔則絕口不談，亦由平情斠論，深知孔子之道，非長素輩所能附會也。而前聲已放，駟不及舌，后雖刊落，反為淺人所取。
應該說，對過去文章偶有的失實進行糾正，這是可貴的，也正是信奉古文的“樸學”實事求是的風范。但當年他批判康有為（長素），卻是生氣勃勃的，如今卻因前文失檢，深感“前聲已放，駟不及舌”，而不收入《叢書》了。
信中所稱“向載《民報》”，實際載于《國粹學報》。自稱“《叢書》中已經刊削”，說明章太炎在結集時是因為過去“激而詆孔”，自感“狂妄逆詐”，自行刊削的。自行結集，將舊作抉擇刪落，是可以理解的。清季以前作者，也不會將舊作盡行搜入。但近代報刊所載，每有根據(jù)當時形勢，有感而發(fā)，這類文章，針鋒相對，對研究作者思想發(fā)展，極為重要。我認為，如果沒有結集的，應該輯入；已經結集，內容有較大增刪的，應該校注。就以章太炎來說，所撰《客帝》，最早發(fā)表在《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3月12日，旋又發(fā)表在日本《清議報》（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出版）。前者署名“章炳麟”，后者署名“臺灣旅客來稿”。收入《訄書》原刻本時，增改頗多，如“自古以用異國之材為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偷壅吆我玻吭唬好晒胖髦鞘且病?。《訄書》原刻本作“客帝者何也？曰：滿洲之主震旦是也”。改“蒙古”為“滿洲”，易“支那”為“震旦”，并在“而支那曠數(shù)百年而無君也，如之何其可也”下，增加了一千五百余字，續(xù)予發(fā)揮。他揭露了清政府“奉表以臣敵國”的媚外丑態(tài)，指斥清朝統(tǒng)治者對各族人民的殘酷剝削，提出“逐加于滿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為神州大詬”。開始提出“逐滿”的口號。
《客帝》認為，滿洲貴族入主中國，是“客帝”。中國的“共主”，應是“仲尼之世胄”。說是只要清朝皇帝承認過去民族壓迫的錯誤，擁護孔子后裔做中國的“虛君”，自己退居為齊桓、晉文般的霸主，發(fā)憤自強，那么，反滿情緒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滿人，而地割于白人”。他在文章中，不但也談“素王”，還引《中候》和《春秋繁露》，說明他還未擺脫康、梁的思想影響。這種“客帝”的論調，也是章太炎后來所說“紀孔?；省钡谋砺?。這點，他自己也不否認：“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飾茍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于形勢遠矣?！?sup>
這一段話，是章太炎寫在后來寫的《客帝匡繆》上，作為《訄書》重印本的《前錄》刊發(fā)的，辛亥革命后，他手訂《章氏叢書》，把《訄書》改為《檢論》，卻把它刪除了。那么，如果把《訄書》最初在報刊上發(fā)表的編入，再將此后多次改動輯錄匯刊，無疑對研究章氏思想發(fā)展、演變是非常重要的素材。因此，我認為盡管他已自行結集，但搜輯尋求，校訂編集，也是必要的。
三
手稿的發(fā)現(xiàn)，可以尋求人物的思想演變發(fā)展；報刊的登載，可以考察人物在一定條件下的針鋒相對。經、子結集，對手稿、報刊文獻不容忽視。但一經整理，也有幾點可資探究：
（一）手稿多次修訂的處理
有些手稿，曾不止一次地進行修改，這些修改反映了作者在不同時期的思想演變。如果只收最初的結集，不易看到他在結集前的增訂緣由；如果只看后來的結集，可能有的文篇已經刪除。如上面提到的《訄書》，我就看到不止一次的修訂手稿。
戊戌政變后，章太炎旅居臺灣，曾將已刊、待刊論文，匯成《訄書》，共五十篇，于1900年（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付梓，這是《訄書》最早的刻本（即“原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行），對早先在報刊上發(fā)表的文篇，已有較多增改，如《客帝》。1900年，在義和團運動發(fā)生和自立軍失敗的影響下，思想發(fā)生變化，寫《客帝匡謬》，并校訂《訄書》。這部“手校本”，列《原學》第一，到《解辮發(fā)》第五十七，另附《客帝》，實為六十四篇。“手校本”的存目和部分新增文篇手稿，今藏上海圖書館。
1902年6月，章太炎由日本返國后，又在1900年《訄書》手校本的基礎上重行“刪革”。是年《太炎先生自定年譜》稱：“余始著《訄書》，意多不稱，自日本歸，里居多暇，復為刪革傳于世。”這就是1904年在日本東京翔鸞社的鉛字排印本。
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對《訄書》亦多所修治矣”，增訂了不少篇文，也刪除了一些篇目，如擬增《原儒》《原經》《六經說》《小疋大疋說》《八卦釋名》《孝經說》等自認為“閎雅”的傳世之作。這部“手改本”改筆都是蠅頭小楷，今藏北京圖書館。
1913年8月，章太炎“時危挺劍入長安”，為袁世凱幽禁，將所撰論著編成《章氏叢書》，1915年由上海右文出版社排印出版。不久，又由浙江圖書館木刻刊行。其中《檢論》，就是在《訄書》“手改本”的基礎上修訂印行的。從編目到內容，和原來的《訄書》都有顯著不同，我在《章太炎年譜長編》和《章太炎傳》中，都曾論及。
如果單看《章氏叢書》中的《檢論》，不但刪除了過去《訄書》中的一些革命文篇，而且看不到他自甲午戰(zhàn)后到民國初年的思想演變。如果“結集”能把他的歷次改本，一一搜集影行，那對深入研究章太炎思想，以至中國近代史，無疑是有幫助的。
或者以為，清季以前的結集，很多是作者晚年自訂，他們對早年之作，也會有增刪、修訂，為什么近代人物結集要如此細致，豈非繁瑣。其實，占有資料，繁瑣非罪，問題是結集的目的何在？作為“全集”，總希望搜編齊全，清季距今較近，手稿存留，這是一件好事，不將這些作品搜輯齊全，怎能對作者作出正確評價？況且在歷次修訂的手稿中，可以察覺各該時期作者的思想活動及其周圍環(huán)境，以至人物的關系，這是不容忽視的。況且，近代社會發(fā)展迅速，人物思想每隨時代而有變化，這和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社會自有不同，思想的演變，修訂的頻繁，自非過去人物“結集”可比。
當然，在處理手稿以至刊本進行結集的時候，帶來一些困難，如以初稿為底本，以歷次修改腳注、正文、注文檢查不易；如以歷次改本照錄，讀者又必重新勘覆。究竟采用何種方式為好，可以探討。但不能因為編校困難而任意放棄。作為近代人物的“結集”，對這種比較重要而歷經修改的文篇，還需慎重對待，不能棄而不顧。
其實，報刊發(fā)表的文篇在結集時又經修改的情況，近代人物也不只是章太炎一人如此，其他人物也時有所見，如嚴復《原強》一文，最初登載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八日至十二日（1985年2月4日至9日）的天津《直報》，后來收入《侯官嚴氏叢刻》，前后就有很多改動，除《物類宗衍》改為《物種探原》等名詞改動外，很多牽涉詞意的改動，如《直報》載：
故非為天、地、人三學，則無以盡事理之悠久博大與蕃變也，而三者之中，則人物為尤急切，何則？所謂群者，固積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則未由見其全；且一群一國之成之立也，其間體用功能，實無異于生物之一體。
《侯官嚴氏叢刻》則作：
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于名數(shù)知萬物之成法，于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借天地二字，各合而觀之，而后有以見物化之成跡。名教虛，于天地征其實，力質分，于天地言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于群學猶未也。蓋群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學也。且一群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
可知修改異同，勘校探尋，還是必要的。
（二）來源不一的考核
譚嗣同的《仁學》，最初刊登在《清議報》和《亞東時報》，但它們不是同源。戊戌政變后，梁啟超流亡日本，創(chuàng)刊《清議報》，自第二冊起（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899年1月2日）開始刊登，直到第一百冊（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元1901年12月21日）刊完，共登載十三次，歷時近三載。較《清議報》略后，在上海發(fā)行的《亞東時報》，自第5號起（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公元1899年1月31日）連載《仁學》，至第19號（光緒二十六年一月三十日，即公元1900年2月28日）刊完，共登載十四次，歷時也有一年零兩個月。但他們不是同源：《清議報》本源自梁啟超所藏“副本”，而《亞東時報》本則源自唐才常。1901年10月10日，由“國民報社出洋學生編輯所”署名，在日本發(fā)行之本，以至后來各本，都沿自梁啟超所藏“副本”。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建議“重印《仁學》，應以《亞東時報》本為依據(jù)，而將各本比勘”。中華書局重印的《譚嗣同全集》就曾按照這一意圖進行，并從《湘學報》《湘報》《時務報》《農學報》《清議報》《亞東時報》增補和校訂了一些文篇。
至于沒有在以前結集登載的，也應補輯，如唐才常有《覺顛冥齋內言》，收錄他在戊戌前的文篇。政變后，他續(xù)在《清議報》《亞東時報》發(fā)表詩文，如《論戊戌政變有益于支那》《答客問支那近事》《砭舊危言》《日人實力保華論》《正氣會序》等，都很重要，即戊戌前的函札，《覺顛冥齋內言》也未收錄。重編的《唐才常集》，也把這些補錄進去了。
清季、民初報刊的尋求，并不那么容易，但不能由此忽視。只有比較全面地、系統(tǒng)地掌握資料，才能編成真正的“文集”或“全集”，只有比較全面、系統(tǒng)地掌握資料，才能對各該人物有一正確的評價。
四
清季、民初人物結集，在如何寫好前言或后記，以及編排、標校等方面，也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前言或后記，應力求簡明、扼要、穩(wěn)定
作者生平、著作情況、版本依據(jù)、編集源由，可在前言或后記中說明，但不要“趨時”。
經、子結集，是要傳之久遠的，“前言”或“后記”就不能隨當時的政治形勢而作“趨時”之論。舉例來說，《龔自珍全集》在1959年出版的，1974年重印，重新改寫了“前言”。改寫的“前言”說是龔自珍從劉逢祿學公羊學是在二十八歲以后，斷然說是他與“公羊學無關”。事實上，龔自珍從劉逢祿學公羊學確在二十八歲，《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諸文，也寫在二十八歲以前；但不能說他與“公羊學毫無關系”。因為：
1．龔自珍同時期的人和受他影響的人，都強調他“好今文”。魏源說他“于經通《公羊春秋》”，梁啟超說“段玉裁外孫龔自珍，既受訓詁學于段而好今文，說經宗莊（存與）、劉（逢祿）”，以為他是“今文學派的開拓者”。夏曾佑贈梁啟超詩也說：“璱人（龔）、申受（劉）出方耕（莊），孤緒微芒接董生（仲舒）?！奔此鶎W與之殊科、學宗古文的章太炎，也說龔自珍“亦治《公羊》，與魏源相稱譽”，都承認他與今文經學的關系。
2．公羊學的特點是援“三統(tǒng)”“三世”以言變革，它每易為隱憂國事、期待變革的人所接受，龔自珍年輕時就有“經世之意”，二十八歲以前的著作中，也有跡象可尋。如《乙丙之際著議第七》，從夏、商、周三代“夷興”指出：“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有夏、商、周因革損益的微義。《乙丙之際著議第九》：“吾聞深于《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闭劦健叭馈保荒苷f它和《公羊》毫無淵源。
3．乾隆、嘉慶年間，今文經學異軍突起，“翻騰一度”，莊存與揭橥于前，劉逢祿、宋翔鳳推衍于后，形成“常州學派”。莊、劉久宦京師，里第也與龔自珍相邇。龔自珍于十一歲隨父到京，此后屢來京、蘇，對復興的今文經學和莊、劉行事應有所聞。1817年，當龔自珍二十六歲時，寫有《江子屏所著書序》，有講三統(tǒng)循環(huán)論的跡象。同年冬至，看了江藩的《漢學師承記》，認為以清代經學為“漢學”，“名目有十不安”，其中一條：“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泳白文，創(chuàng)獲于經，非漢非宋，亦唯其是而已矣，亦且為門戶之見者所擯”，宜指清代經今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莊存與而言。他對“創(chuàng)獲于經”的“絕特之士”是有所知的。就在遇到劉逢祿的前一年，莊存與之孫綬甲館于龔家，為龔自珍“言其祖事行之美”，龔自珍即擬為寫碑銘。次年，從劉逢祿受公羊學，并識宋翔鳳。如果他對今文經學毫無品味，不會一遇到劉逢祿，即從之受學。也正由于從小有“經世之意”的思想基礎，從而甫經遇劉，即從之受學，譽今文經學為“開天下知古今之故”之學，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顯露了今文的“微言”、《公羊》的“奧義”了。
龔自珍受今文經學的熏陶是事實，他在二十八歲以前已和今文經學有關也是事實，為什么《龔自珍全集》重印時，“前言”視而不見，特地加“與公羊學無關”這一段呢？查此書重印是在1974年，正是四人幫鼓吹儒法斗爭之時，他們把龔自珍定為“法家”，從而在書籍難于出版之時，會把此書重印，如果說龔自珍和“公羊學”有關系，如果說他受了常州今文經學的影響，豈非要影響龔自珍的“法家”地位？它特地加上這一段，不是沒有緣由的。但序文的“趨時”，卻影響了《全集》的發(fā)行，可知“前言”或“后記”還是穩(wěn)定為是。
（二）編排、標校諸問題
結集編排，應該根據(jù)材料的特點，力求保持資料的完整性為原則，不能任意取舍，主觀編排。一般說來，“全集”中的專書，可按專書編入；“全集”中的單篇詩文以至奏稿、函電，可按年月編排。如果自出“專題”，那么奏札函電，每每不是專言一事，勢必任意取舍，顧此失彼。同時，檔卷、手稿整理時，還應與文物保管相結合，因為這些畢竟是近百年、甚至百年前的文稿，稍有不慎，即易帶來研究時的困難。如有的函札，原有信封，郵票上有時日可稽，未加注意，甚至丟失，對考定時間、地點會帶來極大困難。
當今重行結集，自宜進行新式標點。我認為標點時首先要弄清文義，辨明句讀。其次，有的文稿，曾自行斷句，應予注意，如章太炎的《客帝匡謬》，最后一句“著之以自劾錄，當棄市”。有人在“劾”下加點，而章太炎手校本則自己在“劾錄”下加點，自宜按照作者原意進行標點。至于校注，宜力求簡明，避免讀者知道的去注、該注的卻不注。過去引文，每憑記憶摘錄，似加引號即可，不必另將原文注出，總之，編排力求合理，標校力求簡明。
近年海峽兩岸頗多經、子結集，因草此文，供討論參考。
1997年5月31日于上海
——原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卷第1期，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年版
- 本文為作者于1997年12月4日在臺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所作的演講。
- 章太炎：《致柳翼謀書》，《史地學報》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收入拙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763-765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
- 見拙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89-90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
- 章太炎：《客帝匡繆》，《訄書》重印本《前錄》。
- 拙撰：《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章太炎傳》，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 按光緒二十六年正月，無“三十日”，參以該號《亞東時報》報端另署“明治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則“三十日”，應為“二十九日”之誤。
- 拙撰：《〈仁學〉版本探源》，《學術月刊》1963年第5期，收入《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第301-328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 魏源：《定盦文錄序》，《魏源集》第239頁，中華書局1976年版。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 章太炎：《訄書》第十二，《清儒》。
- 參見拙撰：《龔自珍與經今文》，《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收入《經學史論集》第111-133頁，大安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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