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是薩巴爾家族的家庭故事看守人，是家族榮譽的護衛(wèi)，是家族傳統(tǒng)的捍衛(wèi)者。身為一名庫爾德父親的長子，大家說這些都是我的職責。但我打從出生前就開始抗拒這份責任。

我和父親的第一場沖突是因為我的名字，他希望將我取名為“阿拉姆”（Aram），這是古代敘利亞一個地區(qū)的名稱，三四千年前最初的亞拉姆語（Aramaic）族裔部落就居住在那里。如果兒子名叫阿拉姆，一條承載三千年歷史的時空之線仿佛應運而生，將迂回地穿越以色列和庫爾德斯坦，把我們拉回哈布爾河和幼發(fā)拉底河之間的那片土地。在迷蒙的遠古時代，我父親的族語就是在那個地方開始從人類的唇齒之間滑墜而出。如果兒子名叫阿拉姆，父親就能把這個關于族群的偉大天賦權利傳給兒子，這個兒子繼而再傳遞給下一代，香火綿延不息，就像童話中的國王和王子，世代相傳。

我父親當初也許抱著這樣的思維，不過我母親倒是打著另一個算盤。她似乎在我出生前就非常了解我，因為她很不認同阿拉姆這個名字。她身為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社工人員兼教師，知道學校里的小朋友對名字古怪的同學會有多殘忍。她告訴我父親，阿拉姆這名字絕對行不通。

所以早在我還沒出生之前，我就已經贏得漂亮的第一擊。

發(fā)生在我和父親之間的是一種縮小版的文明沖突。他是古代的庫爾德斯坦，我則是一九八〇年代的洛杉磯。

他在伊拉克北部一個沙塵漫天的小鎮(zhèn)長大，和一群人擠在一棟沒水沒電的簡陋土磚屋里。我則是在一幢位于西洛杉磯林蔭幽森的優(yōu)雅街道上、以白色灰泥粉刷得美輪美奐的大別墅中長大，附近隨時有標示著“貝萊爾巡邏隊”的私人警務巡邏車穿梭，治安好得不得了。

我們家在1972年、在我一歲大時遷居到洛杉磯，當時父親獲聘為UCLA的大學教授。但他的現代意識卻幾乎完全沒有因為我們搬到這個充滿現代感的地區(qū)而有所提升。他會到J．C．Penney平價百貨的折扣區(qū)購買設計師為打高爾夫球的場合所設計的粉色方格圖案西裝，接著自以為很體面地穿去參加大學學務會議。我都是在濱海度假城鎮(zhèn)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沖浪用品店購買百慕大褲和T恤，這些裝扮簡直就是我的制服，我連冬天到康涅狄格州拜訪母親的家人時都是這身打扮。

父親的一頭蓬亂卷發(fā)是以每支才半美元的廉價刮胡、整發(fā)兩用工具自己剪出來的；我則是從小就由媽媽帶到貝弗利山莊的高級沙龍設計，再用大量發(fā)膠雕塑出的時髦發(fā)型。父親老是用他老舊的雜牌錄音機播放一首又一首的庫爾德族哀歌，就算電池匣壞了，還拿橡皮筋固定住電池繼續(xù)用；我則愛坐在我那套最先進的搖滾鼓組前，邊聽私下錄制的嗆辣紅椒樂團（Red Hot Chili Peppers）歌曲邊打拍子。

父親習慣穿著一件磨舊的浴袍，整天坐在家中的辦公室里用亞拉姆文在索引卡上寫下一些隱晦難懂的注解；我則整天在偌大的后院里跟一群玩滑板的哥們兒一起打造起跳臺。父親說的是荒腔走板、錯誤百出的怪腔怪調英語，我說的則是油腔滑調的加州英語，經常就冒出rad（紅）、lame（遜）、mellow（放輕松）這些流行用語。

我們之間發(fā)生沖突的時候，那場面真是不好看。我會大發(fā)雷霆，連珠炮般的三字經回蕩在整棟房子里。他先是氣得七竅生煙，百思莫解當人家兒子的人怎么會對父親有這樣的行為，而后他會用假設安慰自己：美國小孩就是這么無可救藥。

不過，我多數時候會跟他保持安全距離。他活在他的星球上，我活在我的世界里。

我也不記得確切的時間點了，總之在青少年時期的某個階段，我甚至不再以亞拉姆語中的“父親”叫他“阿爸”（Abba）或“爹地”。他就只是一個名字——約拿（Yona），一個外表和說話怪里怪氣、穿著打扮也很詭異的人，他不過是碰巧和我們同住一個屋檐下。他可以是我父親，也可以不是——這要看是誰問我這個問題。

很快地，這一切就不再重要了。我離家到新英格蘭念大學，畢業(yè)后在報社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生活里充斥著偉大的故事，每天喝著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心情澎湃激昂地撰寫報道。某個警察在街頭遭到殘酷槍殺；某個議員貪污，結果被人贓俱獲；某家工廠又將廢棄物非法排入河川……

父親成天關在家中辦公室做研究，家中孩子一一上大學后，他更將自己深深埋進他那個外人搞不清楚的族群——庫爾德斯坦猶太人的世界里，探討他們的語言與民俗文化。有時候，我不禁懷疑當初醫(yī)院產房是不是弄混了。說不定真有那么一個不負族人所望的阿拉姆人生活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反倒是他那以保時捷跑車代步、在好萊塢當經紀人的爸爸不知道該怎么跟安靜的兒子溝通，絞盡腦汁也找不到辦法把兒子抽離出那本已經快翻爛的《亞拉姆語魔碗文獻中的語言特性》。

經過漫長的歲月，我才逐漸領悟到我可能錯怪了自己的父親——我可能真的是他的兒子。這個轉折點出現在2002年12月一個寒風刺骨的夜里，那天我太太生下了我們的長子。這孩子是個頭發(fā)烏黑細致的男孩，雙眼有如燈籠般散發(fā)溫柔的光芒。他叫賽斯，他和我之間日后會不會出現裂痕，就像我和我父親那樣？他會不會也認為自己無法從父親身上學到什么，而父親也沒有任何東西能教他？

“你到底是誰？”當賽斯的媽媽在那個冬夜里把他放進我的臂彎中，他似乎正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詢問我。

那年我已經三十一歲，但這個問題讓我無言以對。

我花了很多力氣才調整好我與父親、兒子的關系。我一點兒都不寬宏大量，自我防衛(wèi)心很強，說什么也不可能覺悟般地回家請父親寬恕我，或到某個錄影棚里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與父親相擁而泣。

于是我做了一件比較自然的事：我拿出我的記者筆記本。心想，如果我問的問題夠多，挖掘到相當深度，或許我就能在我和父親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找到一座連接兩端的橋梁。

父親的人生奠基在一個概念上：過去比什么都重要。他的族群——庫爾德斯坦猶太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猶太裔流散群體。這些人腳踏實地，勤奮不懈，而且高度迷信；將近兩千七百年來，他們生活在遙遠偏僻的山區(qū)村落，四周雖然有愈來愈多的穆斯林庫爾德人，但他們從未揚棄祖先傳下來的語言：亞拉姆語。兩千年來，亞拉姆語曾經是近東地區(qū)的通用語言，它是耶穌的主要語言，一部分的圣經便是以這個語言書寫，三個美索不達米亞帝國先后以它作為官方語言。但1938年我父親出生時，亞拉姆語早已奄奄一息。伊斯蘭軍隊在公元七世紀征服中東地區(qū)之后，當地的猶太人便逐漸改用周遭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語。亞拉姆語只殘存在一個地方——也就是庫爾德斯坦地區(qū)的猶太人及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唇齒之間。

遙遠的過去就這么停駐在父親的族人身上，透過他們不斷流傳。語言有如這些人的生命線，將他們與一個不復存在的時空緊緊相連。

我父親相信那個過去就是他的錨定點。如果斷了與祖先之間的血脈，我們就會無所適從，特別是在這個洛杉磯郊區(qū)的都會荒原中。他憑著這份信念，努力當上新亞拉姆語（Neo-Aramaic）教授，并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新亞拉姆語這個聽起來很新鮮的名詞其實代表的是我父親族語的生命末期，是語言消失前的最后鳴喘。父親不遺余力地挽救這個母語的作為受到高度肯定，學術成就攀升到UCLA的頂峰，與一些在各自領域中成績斐然、名聲享譽國際的大教授平起平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2002年出版的猶太新亞拉姆語與英語對照字典，那是人類史上第一本此類字典，仿佛一座金碧輝煌的墳墓，收容一種垂死的文字。

學術期刊《地中海語言研究評論》（Mediterranean Language Review）稱這部字典為“三十多年鍥而不舍的語言學研究活動獲致的登峰造極之作……由于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起庫爾德斯坦猶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猶太新亞拉姆語的各方言目前均已瀕臨絕跡；有鑒于此，作者的努力更顯珍貴，一個即將從地表消失的語言及文化實體因之獲得記錄保存,”評論家寫道：“但愿世界上每一個瀕危語言都能有如此優(yōu)秀且敬業(yè)的母語使用者致力保存，使其免受完全遺忘?！倍嗄陙?，包括哈佛、耶魯、劍橋、索邦在內的許多世界頂尖大學陸續(xù)邀請他開班授課。

父親的崇拜者不止來自學術圈。由于我們住在洛杉磯，好萊塢制片人也經常來訪，因為他們想找一個會說耶穌語言的人。父親經常難以理解這些人要他做的到底是什么，但總是本著一股天真的熱血拔刀相助。有一次《圣境預言書》（The Celestine Prophecy）的電影版制作群請他幫忙想“核融合”該怎么翻譯成亞拉姆語，結果他略帶歉意地回說亞拉姆語的語言發(fā)展比核子科學更早。

“那你編個新字?！敝破藨Z恿道。

結果父親果真想出一個近似詞?！啊N子混合’怎么樣？”父親說。他的解釋是,“種子”就像“核子”,“混合”就是“融合”。

“過關！”導演叫道。

1977年的電影《噢，上帝！》（Oh, God?。┲屑s翰·丹佛（John Denver）用古亞拉姆語向飾演全能上帝的喬治·伯恩斯（George Burns）問了一道謎語，那幾句話也是我父親編寫的。他近期則幫HBO頻道喜劇影集《消消氣》（Curb Your Enthusiasm）中的某個演員學會用亞拉姆語說出“我的腳！我的腳！”

“說慢點,”制作人指示道,“就像你踩到釘子，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

他幫好萊塢做這種工作所得的報酬都不多，而且有點兒天真的他從沒想過向制作單位多要點兒錢。在洛杉磯這個與庫爾德斯坦老家距離幾乎可用光年計的地方，居然真有人對他的語言感興趣，這件事反倒讓他非常開心。

我父親是何方神圣？他為什么遠走他鄉(xiāng)？我撰寫本書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希望能勾勒出他在從庫爾德斯坦山丘到洛杉磯高速公路的這趟人生旅途中跨越的重重地理障礙及語言隔閡。但我還想思索其他更大的問題：我們的過去有什么價值？當我們將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從一代傳遞到下一代，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我們究竟從中獲得了什么？

對我父親那一代的許多猶太裔庫爾德人而言，答案是“所獲不多”。他們移民到以色列后被貶抑成來自落后地區(qū)的土包子，許多人因而放棄自己的文化，而且不認為將之傳給后代有任何用處。但誰能責怪他們？當時的以色列上下正依據歐洲的理想形塑新的國族認同，故鄉(xiāng)的一切仿佛無謂的重擔，不如拋諸腦后。但基于某些復雜的理由，我父親無法放下那一切。對他而言，過去就像一個藏身之地，能帶來安全感。他發(fā)現如果能謹慎地處理過去，從恰當的視角研究它，那么過去是可以把人帶向新世界的。

當我年紀還小時，我本以為躲開父親以及他那詭異的外形和奇怪的口音是明智之舉。但是，我是否可能從一開始就錯了？要是過去其實是一個人能得到改造與救贖的契機呢？

我在父親與他的母語之間那種魂牽夢縈的關系中，隱約瞥見了一個事實：如果一個人懂得杠桿操作的奧妙，他將能讓光陰凝結得夠長久，借此挽救他最珍愛的一切。

1. 貝萊爾(Bel-Air)是洛杉磯西北郊毗鄰貝弗利山的高級住宅區(qū)。
2. 魔碗(incantation bowl)是西亞及北非在前基督教時期流行的驅邪道具，碗身刻有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