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失落在亞述大地上

Lost in the Land of Assyria

有一天會發(fā)生這樣的事：一支大號角將吹出聲響，所有迷失的人將從亞述人的土地前來，所有在埃及土地上被摒棄的人也會前來，他們都將齊聚耶路撒冷的圣山上贊美天主。

——《以賽亞書27：13》

我父親和他的同學們當時不可能知道自己將成為末代伊拉克猶太人。但你絕對不能怪他們無知；當一個民族在一個地方生存了兩千七百年，四周的高山屏障讓他們與外界長久隔絕，沒有人有理由認為任何事物會改變。

早在公元前八世紀，將這群人的先祖送到庫爾德斯坦的那位亞述王原本對猶太人并沒有特別的仇恨。在亞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建立東達里海、西至尼羅河谷地的中東大帝國的構想中，由十個部族組成的小小以色列王國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麻煩。天賦異稟、足智多謀，而且不擇手段的亞述王為戰(zhàn)爭學增添了一項獨特的偉大發(fā)明：人口替換。他讓成千上萬被征服的人民徒步遷移到帝國彼端，借此達成兩個目標：其一，他將各個族群從他們熟悉的環(huán)境中剝離，讓他們失去汲取認同感和權力的根源；其二，他讓新人口定居在原本渺無人煙的邊境地區(qū)，讓帝國邊界更加堅實難破。

提格拉·特帕拉沙爾通過大規(guī)模的人口遣送政策，將數以萬計被他征服的亞述人、波斯人及南美索不達米亞人移往他鄉(xiāng)。公元前734年，以色列國王比加（Pekah）與提格拉·特帕拉沙爾鬧不合，為了報復，亞述軍隊攻擊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區(qū)，并強迫當地居民徒步遷徙數百公里到亞述帝國核心地區(qū)，也就是今日的伊拉克庫爾德斯坦一帶。大約十年后，另一位以色列王何西阿（Hoshea）造反，不但停止每年向亞述帝國進貢，還圖謀與埃及結盟，于是亞述軍隊又大舉攻進古巴勒斯坦。后來，提格拉·特帕拉沙爾的繼任者撒縵以色（Shalmanaser）和薩爾貢二世（Sargon Ⅱ），對以色列北部王國首都撒瑪利亞（Samaria）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圍城行動，最后在公元前721年攻下該城。

尚存于以色列境內的部族于是被趕出這片神圣土地，往東北方跨越遼闊無邊的沙漠。如果你熟悉希伯來圣經，那么就知道這些人最后到了哪里。《列王紀·下17：6》記載道，“何西阿九年，亞述王奪取撒瑪利亞，將以色列人遣往亞述。他將他們安置在哈拉（Halah）、哈伯爾（Habor）河畔的戈贊（Gozan）和米底斯（Medes）地區(qū)的城鎮(zhèn)?！焙喲灾?，他們被遣送到庫爾德斯坦。

學界一般認為，圣經中的哈伯爾河無疑就是在札胡一帶蜿蜒后流向敘利亞的哈布爾河。戈贊是現(xiàn)今地處敘利亞的泰勒－哈拉夫（Tell-Halaf），這個位于札胡西方兩百多公里處的城市自史前時代起就是制陶重鎮(zhèn)。至于哈拉，有些學者相信就是尼尼微，也就是米里亞姆曾在先知約拿墓前祈禱天主賜子給她的那座古城。

雖然這群遭到放逐的猶太人放棄了希伯來語，改說亞述帝國通用的亞拉姆語，但他們還是在新環(huán)境中看到圣經里描繪的景象。他們抬頭望向高聳在土耳其邊界一帶的亞拉臘山（Mount Ararat）時，看到的是傳說中諾亞方舟擱淺著陸的嶙峋山巒。他們可以將亞伯拉罕視為當地子民，因為不遠處的東土耳其城市烏爾法（Urfa）——亦即古代羅馬人建立的埃澤薩（Edessa）——很可能就是他的誕生之地“迦勒底的烏爾”（Ur of the Chaldees）。他們前往一系列圣地朝拜，那些地方似乎讓他們新立足的大地充滿揮之不去的神圣氣息：尼尼微的先知約拿神殿；阿爾闊什（Alqosh）的先知那鴻（Nahum）神殿；基爾庫克（Kirkuk）的先知但以里（Daniel）神殿；哈瑪丹（Hamadan）的以斯帖（Esther）女王神殿及莫迪凱（Mordechai）神殿等。他們在早晨虔敬地食用樹汁在朝露中凝成的甘露蜜——猶太人相信那就是《出埃及記》中以色列人行經漫天黃沙的荒野，又饑又渴時喜獲天賜的珍饈“嗎哪”（manna）。

在我父親的年代，這個流落到美索不達米亞北端內陸山區(qū)的以色列族群有一個精神上的首都，那就是札胡。在十九世紀中葉及后期，為數不少的猶太人為了逃離附近阿瑪迪亞和阿爾畢勒一帶的穆斯林族群動亂，紛紛聚集到札胡，讓這里成為整個地區(qū)猶太人的活動中樞。住在遙遠村落的猶太人開始前來札胡申請潔食屠夫專業(yè)認證或參加猶太拉比講授的課程。1888年到1906年之間，札胡的猶太人口從一千五百人增加到兩千四百人。1930年時，猶太人雖然只占札胡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他們相信自己居住在“庫爾德斯坦的耶路撒冷”。

學界習慣把伊拉克猶太人描述為單一民族。但歷史的發(fā)展卻讓來自古巴勒斯坦北部、撒瑪利亞的以色列人，與來自古巴勒斯坦南部的猶太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在以色列人被強迫放逐到現(xiàn)今伊拉克北部大約

一個世紀之后，猶太人被遣送到現(xiàn)今的伊拉克中部地區(qū)，包括位于巴格達南方八十公里處的繁華大城巴比倫，以及位于巴格達東南方一百六十公里的尼普爾（Nippur）。圣經用充滿詩意的語言描述猶太人被放逐的情形：“在巴比倫諸河畔，我們緩緩坐下；淚水悄悄滴落，我們憶起錫安（Zion）,”《詩篇137》如此寫道，“我們將琴高掛楊柳樹梢……在陌生的國度，我們如何以歌聲贊美天主？”

不過這些人不久后就找到傳承道統(tǒng)的辦法。身處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文明十字路口，這群被拋棄在巴比倫的猶太人將建立起龐大的信仰體系，流傳后世。他們撰寫猶太法典《塔木德經》,打造拉比宣教活動的世界樞紐，并且興建許多重要的猶太會堂及高校（yeshiva）。后來他們逐漸放棄了亞拉姆語，改說周圍穆斯林的阿拉伯話，并成功打進伊拉克政商界最高層。

古以色列人的后代則不曾離開過北部的蠻荒之地。他們居住在散落于偏遠山區(qū)的村莊，罕有機會互動，與外界各個文明之間的交會和糾結也幾乎完全無涉。圣經對這群猶太子民的流放命運沒有詩歌般的贊美，只在《以賽亞書27：13》中簡單提到以色列人“失落”在亞述的大地上。在某些譯本中，“失落”一詞甚至被寫成“衰亡”之類的晦暗字眼。在數百公里外的南方寫成的巴比倫《塔木德經》鮮少對庫爾德地區(qū)的猶太人有所著墨，仿佛他們早已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

在少數猶太人陸續(xù)回歸的巴勒斯坦，幾乎完全聽不到有關這群人的消息。而在當時猶太文明的核心——巴比倫，他們被稱為“失落的部族”,關于他們的傳說遂成為無法考證的稗官野史。有些拉比將他們的消失歸因于征服與同化，有些人則歸咎神話中波濤洶涌的桑巴提雍（Sambatyon）河將他們與其他猶太人永遠隔絕。但無論采取哪種說法，“失落的部族”都象征了一個無法挽回的過去。

在后來的歲月里，在遙遠的中國、印度、委內瑞拉及衣索匹亞等地形成的猶太群落紛紛將自己的根源追溯到那些“失落的部族”,但最能直接宣稱這點的，非庫爾德斯坦猶太人莫屬。無論如何，他們世世代代都待在古代先祖被亞述人放逐之處。他們沒有“衰亡”,甚至不曾失落。他們不過是存在于文明紐帶的遙遠邊陲，因而被其他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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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庫爾德斯坦猶太人撰寫完整的歷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他們從來不曾記錄自己的歷史，而且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少，在穆斯林史書中頂多也只是被順道提及。庫爾德猶太人如果出現(xiàn)在歷史記錄中，都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與某個比較重要的歷史潮流有了短暫的交集。少數流傳下來的斷簡殘篇雖然引人無比遐思，但相互矛盾的敘述不免也讓人摸不著頭緒。到底這些記載具有真正的代表性，還是謠傳杜撰的成分居多？我們很難判別。不過，我們基本上能從中看出這群人所擁抱的，是一種堅韌頑強的彌賽亞派猶太主義；他們謹守自己的典儀，從不屈就他人的規(guī)制。

在圣經宣告古以色列人“失落”以后，關于這些人的歷史訊號在數百年后才首度開始閃爍。巴比倫《塔木德經》以謎樣的語匯概略提及一道拉比命令：“我們可以接受科第恩尼（Cordyenian）族人改信猶太教?！豹q太拉比確實曾經積極勸誘“科第恩尼人”——也就是庫爾德人，信奉猶太教；而在公元一世紀時，他們的宣教工作在札胡東南方的庫爾德王國阿迪亞波納（Adiabene）順利得有如神助。這個王國的核心是現(xiàn)今距離札胡約一百六十公里的阿爾畢勒，其王后海倫（Helen）和王儲以薩特斯（Izates）原本是異教徒，但在幾個猶太商人的游說下，立刻擁抱猶太教，成為忠貞信徒。根據第一世紀羅馬猶太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敘述，當以薩特斯告訴幕僚，他已經偷偷行了割禮，宮廷里立刻人心惶惶，認為“他的子民可能無法接受統(tǒng)治者如此熱切地追隨外族的奇怪宗教”。但事情很快就平息下來，而且就像在他們之前與之后皈依他族宗教的許多人一樣，王后和她的愛子努力讓自己變得比猶太人更猶太。他們在耶路撒冷興建王宮和陵墓。圣城發(fā)生饑荒時，他們忙著運送谷物和無花果干到災區(qū)，并提供各種人道協(xié)助。公元前66年，當巴勒斯坦猶太人向羅馬統(tǒng)治者發(fā)起史上知名的叛變行動時，阿迪亞波納王室是唯一支持他們的外國勢力，并曾積極派軍支持，運送補給品。這個聯(lián)盟關系在當時顯得既詭異又不切實際。無論是巴比倫猶太人或其他離散在外的猶太社群都沒有向巴勒斯坦猶太人伸出援手，而羅馬人很快就會以恐怖的血洗行動大舉鎮(zhèn)壓他們。

在此之后，關于庫爾德猶太人的記載沉寂了一千多年。但他們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等到他們在十二世紀再度短暫浮現(xiàn)于歷史扉頁中時，他們的故事依然那么蕩氣回腸。1160年前后，一名出生于摩蘇爾北方庫爾德城鎮(zhèn)阿米迪亞（Amidiya）的大衛(wèi)·阿爾羅伊（David Alroy）負笈巴格達就讀猶太高校，而后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衣錦還鄉(xiāng)。他學會了七十種語言，不但精研猶太律法和《塔木德經》,對“穆罕默德人的智慧”和“方術之士撰寫的文獻”也了如指掌。

憑借著驚人的學術造詣和非凡的領袖魅力，他回到故土后聲稱自己是彌賽亞。根據來自西班牙、當時造訪該地的猶太裔旅行家——圖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描述，阿爾羅伊向庫爾德猶太人宣布，他將領導他們“協(xié)力對抗所有國家”,而且“阿爾羅伊透過假造的神跡，向猶太民眾揭示天主的信息，并告訴他們 ‘唯一的圣者——愿他被稱頌——是他派我奪下耶路撒冷，將你們從異教徒的奴役中解救出來’?！?/p>

阿爾羅伊在整個地區(qū)贏得無數人的狂熱追隨。但他謀劃的世界大戰(zhàn)和末日救贖卻讓波斯王極為不悅，波斯王于是威脅將殺害帝國境內所有的猶太人，除非巴格達猶太高校校長說服他那野心勃勃的弟子停止他的愚蠢行動?？上ｉL的訓誨派不上用場，于是波斯王想出一個更簡單的解決方法：他給了阿爾羅伊的岳父一萬枚金幣，請他趁阿爾羅伊熟睡時殺了他。事情就這樣大功告成了。

這個故事帶給英國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猶太裔首相班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極大的靈感，促使他寫下小說《阿爾羅伊，受奴役者之王》（Alroy or The Prince of the Captivity）。“1831年，當我造訪耶路撒冷參觀歷代以色列王陵墓時,”身為塞法迪（Sephardic）猶太信徒的迪斯雷利在小說前言中寫道，“我的心思不禁回到一位傳奇人物身上。早在童年時期，我就對此人深感著迷，在他的豐功偉業(yè)中蘊藏了無數可供撰寫小說與詩篇的素材?！?/p>

在阿爾羅伊之后的五百年間，關于庫爾德猶太人的史料又是一片空白。

十七世紀時，庫爾德斯坦最杰出的拉比塞繆爾·巴爾札尼（Samuel Barzani）成為極具影響力的改革者，并致力興建猶太高校。但他沒有兒子，因此無法透過一般方式延續(xù)家族命脈。于是他讓美麗的女兒阿塞納絲（Asenath）學習希伯來文、《妥拉》和猶太密宗卡巴拉。他把女兒許配給自己的侄子兼得意門生雅各布（Jacob）拉比，并要他發(fā)誓永遠不會叫她做家事。在父親和丈夫先后逝去后，阿塞納絲成為家族中唯一具備足夠學養(yǎng)的人物，能夠接管叔侄兩人生前在摩蘇爾經營的猶太高校。已知的世上第一位女性拉比于焉產生，她不負眾望，成為極其杰出的領導者、知識分子和資金籌募者，同時也以卡巴拉神跡行使者及賢明詩人的身份聲名遠播，贏得地方猶太人士的擁戴。她的躥升讓其他男性拉比覺得不可思議，不得不打造新的希伯來文字匯稱呼她：“tanna’it——塔木德女學者”。

接著，歷史記載再度空白了許久。

庫爾德猶太人的成就無法以任何約定俗成的尺度衡量。他們基本上不識字，留下的文字記載少之又少，而且完全沒有印刷機器。庫爾德說書人將引人入勝的口傳文學一代傳給一代，但事實、民間傳說和幻想之間的界線幾乎毫無分辨的可能。他們太過窮困，沒有能力讓小孩受教育。他們從事辛苦的勞力工作，沒有在社會及政治上爬升的實質機會。他們受好戰(zhàn)的地方部族首領牽制，但由于人數從來就不夠多，無法挑戰(zhàn)統(tǒng)治者的專權。他們以極弱勢族群的形態(tài)生活在大約兩百個散布于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和土耳其交界處庫爾德地區(qū)里的穆斯林城鎮(zhèn)及村莊。歷史中從不見他們團結起來向統(tǒng)治者要求改善生活條件，或積極主張民族權利的紀錄。

庫爾德猶太人最輝煌的成就不是建造巴比倫空中花園，或是起義對抗羅馬帝國統(tǒng)治，而是某種看似遠比這個更簡單、卻又無比詩意的東西：也就是他們跨越時代興衰，成功生存下來的事實。在他們“失落在亞述的大地上”兩千七百年以后，我們如今依然能看到庫爾德猶太人的身影。在伊拉克地區(qū)的其他猶太人改用阿拉伯語十二個世紀之后，這群庫爾德猶太人依然說著古代猶太離散社群的母語——亞拉姆語。

但這一切可能不若乍聽之下那么讓人難以置信。正如阿迪亞波納王國、阿爾羅伊和阿塞納絲的傳奇故事所揭示的，在庫爾德猶太人跨越的歷史長河中，小小的奇跡總有辦法在那些遙遠的山頭，如雨滴般點點飄落，澆灌族群的生存命脈。

1. 潔食（kosher）),符合猶太教教規(guī)的食材，具“潔凈、完整”之意。除了規(guī)定可食動物的限制種類之外，其屠宰、烹調方式也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