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內(nèi)”與“話外”：明代詩話范圍的界定與研究路徑

左東嶺

近三十年以來，伴隨著中國古代史話研究的整體進展，明代詩話的研究也取得了令學界矚目的業(yè)績。僅以文獻整理而言，便有吳文治的《明詩話全編》，周維德的《全明詩話》，張健的《珍本明詩話五種》，陳廣宏、侯榮川的《稀見明人詩話十六種》，以及瞿祐、李東陽、楊慎、徐禎卿、謝榛、許學夷等人的詩學著作整理本的出版。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其中隱含的問題也逐漸呈現(xiàn)出來。最為明顯的有兩個方面：一是明代詩話的范圍應(yīng)如何界定。比如吳文治的《明詩話全編》除了收錄成為專書的詩學著作外，還大量搜集別集、筆記中的序跋等作品，以致明詩話幾乎就等于明代詩學文獻匯編。其實當這部書還在立項時就有人提出異議：“既然所輯大部分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中的詩話，而是輯自詩文集、筆記、史書、類書中論詩之語，則似改為‘歷代詩論’較為合宜?！?sup>待該書出版后更是質(zhì)疑聲四起。其實，明詩話收錄范圍的模糊混亂并不僅僅存在于《明詩話全編》中，可以說對詩話文體界限的忽視與混淆自清人起就已經(jīng)開始，并呈現(xiàn)愈演愈烈的趨勢，《明詩話全編》乃是此種演變的極端結(jié)果而已。二是盡管學界已經(jīng)整理出如此豐富的詩話成果，但能夠被學界所采用的卻又相當有限。比如周維德《全明詩話》共91種，雖然遺漏尚多，但即使如此也還是很多都沒有進入學者研究的視野。比如學界比較集中使用的依然是《談藝錄》、《藝苑卮言》、《詩藪》、《詩源辨體》等理論性比較強的著作，而對《詩學梯航》、《冰川詩式》、《欣賞詩法》、《作詩體要》等書卻很少涉及。既然難以被學界所采用，那么整理這些文獻的意義又何在呢？其實如果加以深究，這兩個問題乃是產(chǎn)生于同一個原因，那就是對于詩話文體的單一化理解，即將所有的明代詩學文獻匯編都歸之于文學理論或者說詩學理論的研究資料，搜集目的在此，選擇標準在此，使用價值亦在此。與此同時，也就忽視了它們當中所包含的文人交際、詩社活動、詩壇風氣、文人素養(yǎng)、風氣趣味等有關(guān)文學經(jīng)驗的豐富內(nèi)涵。因此，無論從文獻整理的角度還是從文獻使用的角度，都有必要對明代詩話的性質(zhì)、邊界、范圍進行重新的界定，并探討其使用的方式與途徑。

一、明代詩學文獻的三種主要類型：詩話、詩論與詩法

到底什么是詩話，在不同時代、不同學者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解。但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它的流行時間是從宋代開始而貫穿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無論在此之前是否有相關(guān)因素的出現(xiàn)，那些性質(zhì)相近的著作一律不可稱之為詩話。不論是鐘嶸的《詩品》還是孟棨的《本事詩》，均不可徑稱為詩話。二是其根本屬性是有關(guān)于詩歌的事件。因為“話”在宋代語言中就是故事的意思，無論詩話是受了宋人“說話”的影響還是“說話”受到了詩話的影響，都不會改變“話”是故事的內(nèi)涵。當然，詩話的紀事不同于史書，它必須與詩相關(guān)，同時又必須出之于輕松有趣、自由活潑的文筆。歐陽修認為他的詩話是“集以資閑談”，司馬光則說：“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xù)書之?！?sup>將此二人的話合起來，就是記述關(guān)于詩之事以供閑談乃是詩話最主要的特征。稍后的宋人許顗又加以發(fā)揮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sup>盡管增加了“辨句法”和“正訛誤”的內(nèi)容，但紀事依然是最主要的內(nèi)容。因此，盡管后來隨著詩話的演變，其所包含內(nèi)容日益豐富復(fù)雜，但如果完全沒有紀事的成分，均難以列入詩話的范圍。鑒于此，現(xiàn)代學者蔡鎮(zhèn)楚為詩話定了三條標準：

第一，必須是關(guān)于詩的專論，而不是個別的論詩條目，甚至連古人書記序跋中有關(guān)論詩的單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詩話。

第二，必須屬于一條一條內(nèi)容互不相關(guān)的論詩條目連綴而成的創(chuàng)作體制，富有彈性，而不是自成一體的單篇詩論。

第三，必須是詩之“話”與“論”的有機結(jié)合，是詩本事與詩論的統(tǒng)一。一則“詩話”是閑談隨筆，談詩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話”；二則“詩話”又是論詩的，是“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的契合無垠，屬于中國古代詩歌評論的一種專著形式。

從此種標準出發(fā)，則吳文治《明詩話全編》中所收大部分都不屬于詩話的文字。蔡鎮(zhèn)楚還以此標準進行了論述對象的選擇，比如其詩話史在明代部分沒有論及許學夷的《詩源辯體》。但這一標準依然受到現(xiàn)代風氣的影響，規(guī)定必須是“詩的專論”，是“中國古代詩歌評論的一種專著形式”，其實這并非是必須的，其核心在于記述有關(guān)于詩的事，而不一定專門論詩。詩話可以論詩，可以教詩，可以評詩，可以作詩，但都不是必需的，而是在紀事時連帶涉及的。正是由于太過于注重論詩，所以他還是將徐禎卿《談藝錄》、胡應(yīng)麟《詩藪》這些基本沒有紀事的論詩著作算在了詩話的范圍，從而其標準依然失之于寬。

具體到明代詩話范圍的界定，顯然與宋代應(yīng)該有所不同。明代的詩話是產(chǎn)生于當時的社會土壤與文學需求基礎(chǔ)之上的，因而其內(nèi)涵與特點便有了新的拓展與變化，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側(cè)面便是系統(tǒng)化與理論化色彩的增加。但是，在對明代詩話的認定上，至今依然存在著重大的失誤，從而導致其范圍界定的模糊不清。其中最重要的體現(xiàn)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誤將詩法著作納入詩話之中。詩法是有關(guān)作詩規(guī)范與技巧方法的著作，有時又被稱為詩格或詩式。在現(xiàn)有的明代詩話總集編纂中，都毫無例外地將此類內(nèi)容置于其搜羅范圍而無一例外。其實這顯然屬于常識性的失誤。其原因包括：第一是詩法是唐代最為流行的詩學著作體式，盡管此類著作缺乏理論深度，但卻是普通人學習詩歌創(chuàng)作不可或缺的入門書。至宋人陳應(yīng)行將此類詩學文獻搜集編纂為《吟窗雜錄》一書，今人張伯偉則又廣為搜羅，編為《全唐五代詩格?？肌贰６稳宋簯c之所編輯的《詩人玉屑》，歷來都將其作為詩論性質(zhì)的詩話，其實它主要是匯集的詩體、詩格、詩法及評論歷代詩人詩作的文字，基本是較少紀事的。元代是一個很特殊的歷史時期，盡管詩話在宋代廣為流行，但元代的詩話著作卻寥寥無幾，而詩法著作則廣受歡迎。今人張健曾著有《元代詩法?？肌芬粫?，搜集詩法著作20余種。由此可知，詩法著作較之詩話產(chǎn)生更早而自成體系源流，因而詩話無法將其涵蓋。第二是明代詩法著作中有許多都是對元代或更早的詩法著作的編纂，如趙撝謙編撰的《學范》、朱權(quán)刊刻的《西江詩法》、懷悅匯集的《詩法源流》和《詩家一指》、黃省曾的《名家詩法》、梁橋的《冰川詩式》等，都是對前代詩法著作的匯編或改編。可知此類著作的性質(zhì)屬于初學者的指導用書，目的在于詩體規(guī)范的把握與詩歌創(chuàng)作基本方法的訓練，往往被初學者視為秘籍而廣受歡迎。既然它與唐、宋、元的詩法著作一脈相承，就沒有理由再將其歸入詩話名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詩法的內(nèi)涵與詩話差異甚大，即詩法著作基本沒有“話”（紀事）之內(nèi)容，而集中筆墨介紹詩歌之規(guī)范法式，其目的乃是便初學而非資閑談，關(guān)于此一點，《四庫總目提要》的辨析頗為細致具體：

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此處除了明確將皎然《詩式》與說話分為不同種類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其“備陳法律”和“體兼說部”的不同文體特征。而且明人自身也對此有過明確的分類意識，祁承《澹生堂藏書目》在集部類設(shè)詩文評類，并分為文式、文評、詩式、詩評和詩話五類，就是將詩式和詩話分為兩個不同小類的。所有這些都說明，今人將詩法類的詩學文獻歸之于詩話的做法既不符合其實際內(nèi)涵，也不符合明人的分類標準。當然也有例外，胡應(yīng)麟曾舉出“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幾乎全為詩格詩法類著作，如王昌齡《詩格》、皎然《詩式》等共20種，這種混淆詩話與詩格的看法既可能是胡應(yīng)麟的個人認識偏差，也與其當時未能親自目睹這些著作內(nèi)容有關(guān)，因為他在引過上述書名后說：“今惟《金針》、皎然《吟譜》傳，余絕不睹，自宋末已亡矣?！?sup>胡應(yīng)麟的長處在于辨析詩體，其看重的是詩體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辨析詩法與詩話之異同非其所擅長，更何況他并沒有看到多少詩格、詩法類著作，當然不可能有真切的認識了。從文體分類的角度，藏書家的看法顯然更具參考價值。

二是誤將詩論、詩評著作納入詩話之中。詩話當然可以論詩與評詩，但必須以記述有關(guān)詩壇之逸事掌故為主，純粹的論詩與評詩則屬另外類別的詩學文獻。與宋代詩話相比，明代詩話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論詩成分的增加。比如李東陽的《麓堂詩話》，提出了詩法盛唐而不廢宋元、主于法度聲調(diào)、倡言雄渾盛大詩風、貶斥模擬剽竊之習等重要詩學命題，對明代詩壇影響極大。其主要內(nèi)容盡管已偏于論詩而非紀事，但依然記述了許多重要的詩壇掌故，其中不僅包含與當時詩人的交往逸事（如數(shù)則與好友彭民望的唱和交游），還有不少宋元以來的詩壇佳話。其中一則云：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為主，聘詩人為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yōu)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為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取羅公福為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為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這是典型的詩話內(nèi)容，它既非評詩，亦非論詩，而重在記述流行于元代的詩人結(jié)社活動，以及對于作者時代的影響，屬于詩歌史上重要的逸聞趣事。元代由于科舉廢止，文人在政治上被長期邊緣化，不得不結(jié)社吟詩以抒發(fā)自我性情與郁悶不平，本來是那一時代文人不幸命運的體現(xiàn)。但在明人看來，卻成了展現(xiàn)文人詩興雅趣的風流之舉，這大概與明代思想控制嚴苛，文人生活單調(diào)乏味有關(guān)，于是頓生向往羨慕之情。因此，無論《麓堂詩話》的論詩成分多么濃厚，依然無法與徐禎卿的《談藝錄》、許學夷的《詩源辯體》這樣的專門論詩著作相比，所以這樣的詩學著作也不應(yīng)該被列入詩話的范圍。

明人對此是心知肚明的，在此可舉二例為證。一是《澹生堂藏書目》所列詩話類基本全是嚴格意義上的詩話著作，而不包括詩論著作。其所收詩話共47種：《全唐詩話》、《詩話總龜》、《詩話匯編》、《六一詩話》、《溫公詩話》、《石林詩話》、《蘇子瞻詩話》、《劉貢父詩話》、《洪駒父詩話》、《陳后山詩話》、《呂東萊詩話》、《許彥周詩話》、《庚溪詩話》、《竹坡詩話》、《珊瑚鉤詩話》、《紫薇詩話》、《周平園詩話》、《風月堂詩話》、《梅澗詩話》、《嚴滄浪詩話》、《苕溪漁隱叢話》、《五家詩話》、《楊升庵詩話》、《詩話補遺》、《歸田詩話》、《野翁詩話》、《蓉塘詩話》、《陸儼山詩話》、《都玄敬詩話》、《夷白齋詩話》、《存余齋詩話》、《虛拘詩話》、《定軒詩話》、《麓堂詩話》、《渚山堂詩話》、《豫章詩話》、《續(xù)豫章詩話》、《蜀中詩話》、《神仙詩話》、《客窗詩話》、《妙吟堂詩話》、《謝伋四六談麈》、《王公四六話》、《木天禁語》、《詩家要法》、《杜陵詩律》、《騷壇密語》。其中有兩部談四六文的，最后三部則大約應(yīng)歸之于詩法一類，其他全是典型的詩話著作。像宋代《白石道人說詩》，徐禎卿的《談藝錄》、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許學夷的《詩源辯體》等論詩著作一律未能列入，而胡應(yīng)麟的《詩藪》則被列入了“詩評”類中，可見該藏書目對于詩話是有明確界限的。此處需要辨析的是嚴羽的《滄浪詩話》。自明代后期始，該書就被學界視為南宋詩話的代表性作品，并由此建立起以《六一詩話》為代表的重紀事閑談的詩話傳統(tǒng)和以《滄浪詩話》為代表的重詩學理論的詩話傳統(tǒng)，并認為越到后來這種詩學理論的詩話影響越大，以致改變了詩話的基本屬性。但從今天看來，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張健在其《〈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考辨》一文中，對該書的文獻演變有詳實的考證，其主要觀點包括：1．宋代文獻從未記載《滄浪詩話》之名，郭紹虞認為《滄浪詩話》有宋代版本的說法得不到文獻的支持；2．元人黃清老首次將嚴羽論詩文字匯為一集，名稱為“嚴氏詩法”；3．明代正德二年的嚴羽論詩著作單行本，名稱為《嚴滄浪先生談詩》；4．正德十一年刊刻的本子，開始將嚴羽的論詩文字取名為《嚴滄浪詩話》；5．以后的明清眾多刻本，大都以《滄浪詩話》為書名。盡管本文作者聲明還有個別現(xiàn)存的嚴羽詩集自己尚未過目，但他的論證基本是嚴謹扎實的，其結(jié)論也基本可靠。其中最可注目的是，元代詩法著作流行，故稱其為“嚴氏詩法”，而明代前期則稱之為“嚴滄浪談詩”。正如《白石道人說詩》一樣，是將其視為論詩文字而非詩話。至于后來被稱為《滄浪詩話》，則是在明清詩話概念逐漸擴大化的大潮中所受裹挾的結(jié)果。其實，對于嚴羽論詩文字的性質(zhì)，早就有人提出過質(zhì)疑，臺灣學者黃景進說：“比起宋以前的論詩專著，宋人的詩話明顯地帶有濃厚的消遣成分。《滄浪詩話》與宋人詩話相較，顯得極不調(diào)和，因為其中全是議論，并不敘說故事，學者們每以為這是詩話體裁演變的必然結(jié)果?！?sup>黃景進認為日本學者船津富彥所提出的《滄浪詩話》之體例乃是來源于唐代皎然《詩式》等論詩著作，較能為人所信服。根據(jù)張健的研究，這種“不調(diào)和”也就很自然了，因為它原本就不是詩話，而是專門的論詩文字。至于日本學者船津富彥的看法，其實也還可以商量，因為真正的詩學專論最早應(yīng)該追溯至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明詩》、《樂府》、《物色》、《比興》等文章。與《滄浪詩話》情況相近的還有現(xiàn)存謝榛的《四溟詩話》，其實在所有明代刊刻的謝榛別集中，其中的四卷論詩文字一律被標之以“詩家直說”，一直到清順治年間陳允衡所編《詩慰》所收的謝榛論詩文字，依然叫做“四溟山人詩說”，也就是將其視為詩論而非詩話。直到清乾隆十九年的耘雅堂刊本，才將《詩家直說》改名為《四溟詩話》，后來卻成為謝榛論詩著作的定名。

二是明代萬歷間人李本緯所編選的《古今詩話纂》所體現(xiàn)的詩話觀念。本書共六卷，收有《選〈唐詩紀事〉》、《選〈初潭集〉》、《選〈鶴林玉露〉》、《選〈蘇長公外集〉》、《選〈百川學?！怠贰ⅰ哆x〈西湖志余〉》等有關(guān)詩壇逸事及論詩文字。這里牽涉到一個至今還存有爭議的問題，即可否從歷代筆記中重新搜集與詩歌相關(guān)的紀事文字為詩話的問題。從今人整理詩話文獻的角度，也許應(yīng)該遵從以古代專書為搜集對象的原則；但從歷史的角度，則要看作者所搜集的內(nèi)容以及所遵從的編纂原則而定其是否可以為詩話。從內(nèi)容看，本書所選均為筆記，且全系記述詩壇相關(guān)掌故及詩歌評論，符合詩話紀事的根本屬性。從編選原則與詩話理念看，作者始終圍繞“詩”與“話”的核心要素而運作，他將所收詩話分為“話詩遘”、“話詩謔”、“話詩舛”、“話詩怪”、“話詩排”、“話詩禍”等六個方面，也許概括的還不夠全面，但無疑全是圍繞“詩”與“話”而展開的。關(guān)鍵在于其編選詩話之目的，叫做“能使詩脾乍醒，塵聽漸清”，從而達到“不越談叢而轉(zhuǎn)移韻府，未脫說苑而潛進吟壇”的詩學目的。也就是說，詩話的內(nèi)容不是要從理論上去論詩或者教人作詩，而是通過有關(guān)詩壇的種種歷史事件的敘述，引起人們對于詩歌的興趣，陶冶讀者的心靈，從而達到既熟悉詩壇狀況，又提升詩學修養(yǎng)的目的。從上述二例可知，至少在明代多數(shù)人的眼中，詩話是有其自身的內(nèi)涵與特征的，不能與純粹的論詩著作混為一談。

既然明代詩學文獻從實際狀況而言不能僅用詩話一種體式加以囊括，那就應(yīng)該根據(jù)其內(nèi)容與文體特征進行重新歸類。我以為起碼可以將其分為三個大類：一是以紀事為主要內(nèi)容、以資閑談為主要目的的詩話類，從寬泛處說，包括像《何元朗詩話》這類從筆記中輯錄的著作也可以納入其中。二是以論詩為主要內(nèi)容、具有理論化與系統(tǒng)性的詩論類，同時也可以將詩評一類的文字納入其中。三是以講授詩法規(guī)范為主要內(nèi)容、具有普及性質(zhì)的詩法類，其中又可分為詩格類的規(guī)范講授與詩法類的技法傳授。此三類可統(tǒng)稱為明代詩學文獻。其實，在清代詩學文獻整理中，早已有人不再以詩話之名加以概括，而統(tǒng)稱為詩學著作，頗足資以參考。張寅彭《新訂清人詩學書目》例言指出：“清人說詩，例有詩評（說）、詩式、詩格、詩話、論詩詩、詩句圖諸種體例，今以民國以來漸趨通行之一‘詩學’一詞通轄之?！?sup>明清兩代盡管在詩學研究上有頗多關(guān)聯(lián)，但區(qū)別也顯而易見。清代在詩學上具有明顯的集成性，總結(jié)前人成果多而自我創(chuàng)獲少，所以其詩學理論研究以詩評概括之較為名副其實，而詩說可涵蓋其中。明人理論多偏頗，又有較強之流派意識，但思想活躍、論說大膽，故其談詩多有創(chuàng)造性，所以應(yīng)以詩說的論詩著作為其主要特色，而將詩評涵蓋其中，庶幾符合詩壇實情。

二、明代詩話概念模糊的歷史由來及其后果

對明代詩話范圍的重新界定具有文獻研究自身的重要意義，探究名實相符歷來都是學術(shù)研究所孜孜以求的目的。但本文所關(guān)注的還不僅僅是這些，甚至不是主要的目的。從明代詩學研究的角度講，傳統(tǒng)做法是擴張詩話的范圍而包羅詩法與詩論，然后再作出詩話內(nèi)部的細致劃分以進行分類考察，這種做法當然也無損于詩學思想的研究。但是從明代詩話研究的角度，這種做法卻是以傷害詩話自身的文體功能和歷史作用為代價的。明代學者對于詩話的認知當然也存在著種種不同的看法，比如將研討詩論和詩法的嚴羽作品更名為《滄浪詩話》，從而模糊了詩話與詩論的界線，但他們的看法畢竟是多元而充滿活力的。進入清代之后，詩壇的整體氛圍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清朝文化政策的嚴厲與乾嘉學風的浸染共同導致了詩壇的沉悶與文人傳統(tǒng)意識的回歸，從而對于詩話的認知向著正統(tǒng)化與理論化傾斜，而對于詩話的追求雅興趣味與文筆輕靈活潑的特點多持貶斥的態(tài)度。其中最有代表性并對后人造成了巨大影響的是清人章學誠的觀點。他在《文史通義》專列“詩話”一節(jié)進行議論，認為“詩話之源，本于鐘嶸《詩品》”，其優(yōu)點在于“知溯流別”而“探源經(jīng)籍”。隨后便論及后人之詩話：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于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于經(jīng)部之小學矣?；蚍菏雎勔?，則詩話而通于子部之雜家矣。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yōu)，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詩話，沿流忘源，為詩話者不復(fù)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說部，沿流忘源，為說部者不復(fù)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犁別，學術(shù)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隨后，章學誠就將詩話與小說放在一起進行檢討批評，一一指出其敗壞世道人心之弊端。作為一位正統(tǒng)的史學家，他以經(jīng)史之學衡量詩話小說并持批評的態(tài)度，這原是可以理解的。最關(guān)鍵的是他將詩話文體泛化的做法導致了詩話范圍的模糊。他將詩話的源頭追溯至鐘嶸《詩品》，已經(jīng)把詩評與詩話相混淆。然后又推出“唐人詩話”的概念，使詩話流行的時間也趨于擴大化。接著再概括出“論辭論事”的著述主旨，則又模糊了詩話與詩論的界限。最后推測詩話的創(chuàng)作目的在“期于詩教有益”，更是為詩話規(guī)定了一個難以承擔的沉重責任。至于其通于“國史敘詩”、“史部傳記”、“經(jīng)部小學”、“子部雜家”的說法，更是將詩話文體進行了無限的擴張。該文最后總結(jié)說：“詩話論詩，全失宗旨。然暗于大而猶明于細，比于雜藝，小道可觀，君子猶節(jié)取焉?！?sup>此處所言的“全失宗旨”，當然是與“國史敘詩”的經(jīng)學相比，那是詩話難以企及的。但起碼也要在具體的詩學問題上有所發(fā)明，才會有存在的價值。概括章學誠對詩話的看法，其主要觀點有二：一是論事論辭而有見解，二是要有益于詩歌教化。在此，他絲毫未涉及歐陽修“資閑談”的消遣功能，更缺乏對于文人雅興的關(guān)心，將詩話的文體特征基本消解于正統(tǒng)詩論之中。章學誠對詩話的這種認知評價對后世影響極大，別的不說，就以在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上具有最重要影響的文學批評史專家郭紹虞而言，其見解幾乎與章學誠如出一轍。他評價《六一詩話》說：“曰‘以資閑談’，則知其撰述宗旨初非嚴正。是以論辭則雜舉雋語，論事則泛述聞見，于詩論方面無多闡發(fā)，只成為小說家言而已。后此詩話之濫，不能不說歐氏為之濫觴。”評《溫公詩話》曰：“則其撰述宗旨，原非嚴正，亦可知詩話之起，本同筆記。”隨后，他還引了自己的一首絕句作為評價：“醉翁曾著《歸田錄》，迂叟亦記《涑水聞》。偶出緒余撰詩話，論辭論事兩難分。”在此，郭紹虞也是用“嚴正”的標準來衡量歐陽修和司馬光的詩話的，無疑同樣持批評態(tài)度，以致將其視為“小說家言”，這恰與章學誠將詩話比附于小說的做法如出一轍。

自章學誠以來，詩話“以資閑談”的小說家特征就一直受到輕視，而其論詩論事的特征則日益得到強調(diào)，這從影響甚大的四部詩話總集編撰中可以得到明確的印證。何文煥《歷代詩話》收錄詩學著作27種，主要是將詩話與詩法著作混為一書，故而前兩部便是鐘嶸的《詩品》和皎然的《詩式》，明人詩學著作則收有徐禎卿《談藝錄》、王世懋《藝圃擷余》、朱承爵《存余堂詩話》、顧元慶《夷白齋詩話》等四種，大都偏重于理論闡述及品評作家作品。可知編者看重的是詩法的講論與詩歌的批評，所以在序中稱贊詩話“洵是騷人之利器，藝苑之輪扁”。他更看重的是論詩要有新意，故而明確表示不收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而對詩話的“資閑談”特點毫無涉及。丁福?！稓v代詩話續(xù)編》收詩學著作29種，體例與《歷代詩話》大致相同。明人詩學著作收有楊慎《升庵詩話》、王世貞《藝苑卮言》、顧起綸《國雅品》、謝榛《四溟詩話》、瞿祐《歸田詩話》、俞弁《逸老堂詩話》、都穆《南濠詩話》、李東陽《麓堂詩話》、陸時雍《詩鏡總論》共九種，依然是詩論與詩話混收而未加鑒別。有意思的是關(guān)于對王世貞的評價，何文煥在《歷代詩話》凡例中特意指出：“詩話貴發(fā)新義，若呂伯恭《詩律武庫》、張時可《詩學規(guī)范》、王元美《藝苑卮言》等書，多列前人舊說，殊無足取?！?sup>而丁福保卻在《藝苑卮言》小序中說：“其論詩獨抒己見，能道人所不敢道，推崇漢魏，唐以下蔑如也。其魄力直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sup>在此暫不追究二人對王世貞相反評價的原因，在二人相對立的態(tài)度背后，其實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認為詩話創(chuàng)作應(yīng)該在論詩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至于作為初學讀物的詩格詩法以及“以資閑談”的逸聞瑣事，當然不在其搜錄范圍之內(nèi)了，在何文煥那里，與《藝苑卮言》并列卻斥而不收的《詩律武庫》與《詩學規(guī)范》，就正是這樣的詩法著作。

丁福保的《清詩話》和郭紹虞的《清詩話續(xù)編》本來與明人詩話無涉，可以存而不論，但由于郭紹虞為二書所做序言對于后來的明詩話研究的學術(shù)理念影響甚大，不能不在此略加征引論說。其《清詩話》前言說：“詩話之體，顧名思義，應(yīng)當是一種有關(guān)詩的理論的著作。”作為文學批評史家的郭紹虞，在詩學文獻中更關(guān)注詩歌理論的文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徑直說詩話就是“有關(guān)詩的理論的著作”，不僅可能誤導學界，也可能使自己的學術(shù)判斷出現(xiàn)誤差，比如他接著說：“我覺得北宋詩話，還可說是‘以資閑談’為主，但至末期，如葉夢得的《石林詩話》已有偏重理論的傾向。到了南宋，這種傾向尤為明顯，如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說詩》和嚴羽的《滄浪詩話》等，都是論述他個人的詩學見解，以論辭為主而不是以論事為主。從這一方面發(fā)展，所以到了明代，如徐禎卿的《談藝錄》、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胡應(yīng)麟的《詩藪》等，就不是‘以資閑談’的小品，而成為論文談藝的嚴肅著作了。一到清代，由于受當時學風的影響，遂使清詩話的特點，更重在系統(tǒng)性、專門性和正確性?！?sup>這就定下了現(xiàn)代詩話史研究的基本調(diào)子，即詩話至南宋以后發(fā)生了轉(zhuǎn)向，主要標志便是嚴肅的理論研究成為主要內(nèi)容。這其實隱含著很大的學術(shù)誤解，郭紹虞所舉的三部宋人詩話，其中的后兩部都不能算是詩話著作，至于他后來所說的明人詩話，就更不屬于詩話的范圍。明清時期并非不存在紀事為主的詩話著作，只是由于它們不符合郭紹虞等現(xiàn)代學者的詩話標準，就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郭紹虞在《請詩話續(xù)編序》中說：“清人詩話中，除評述歷代作家作品外，亦有專述交游軼事及聲韻格律者。本書為提供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理論參考之用，故所選者以評論為主?！?sup>像清代一樣，明代亦并非沒有記述交游軼事的詩話，而是因為它們不合乎后來以理論探討為主的詩話標準，而被湮沒遮蔽了。郭紹虞在此有兩點失誤：一是將詩法與詩論混同于詩話，二是將詩話的價值收縮為詩歌理論之一端。而且這兩點誤解對于后來的明詩話研究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其標志便是兩部明詩話總集的編撰。吳文治的《明詩話全編》除了沿襲了混詩法、詩論與詩話為一體的傳統(tǒng)觀念外，甚至將別集、筆記、史傳等文獻中的論詩文字一并收入，可謂走得最遠。當時有許多當今名流為之作序，居然沒有一人提出異議。原因很簡單，因為編撰該書之目的不在詩話之研究，而是為古代文論研究提供全面詳實的資料，詩話文體自然不在眾人視野之中。周維德《全明詩話》則是專門收集明人論詩專書，其所受郭紹虞影響不僅體現(xiàn)在將詩法、詩論一并歸入詩話之中，更在于將詩話之主要性質(zhì)歸結(jié)為詩歌理論之內(nèi)容。其前言說：

詩話之體，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詩話，“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辨句法”，屬于詩歌理論的批評；“備古今，紀盛德”，多言逸聞逸事；“錄異事”，乃資談助；“正訛誤”，涉及考據(jù)。因此，作詩話“以資閑談”，作詩話“教人”，作詩話“標致己作”，作詩話“表彰遺逸而道揚風雅”，都屬于廣義的詩話。至于“詩話以論詩”，“凡涉論詩，即詩話體也”，則屬于狹義的詩話。

此處對于詩話的定義初看頗有幾分道理，而且都有前人說法作為依據(jù)，但仔細品味頗為令人愕然。作者劃分廣義詩話與狹義詩話的標準雖未明言，但根據(jù)其行文可推測為以內(nèi)容之駁雜與單一為其標志：由于“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所涉領(lǐng)域廣博，故屬廣義之詩話；而專以“論詩”就較為純粹明確，故稱之為狹義詩話。由此可以看到郭紹虞“詩話之體，顧名思義，應(yīng)當是一種有關(guān)詩的理論的著作”的影子?？墒?，如果從文體上看，“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才是以《六一詩話》、《溫公詩話》為代表的宋人詩話正宗，屬于狹義的詩話概念；而專以“論詩”的乃是后人擴張了的詩話概念，就其本意而言應(yīng)不屬于詩話文體，將錯就錯也只能歸之于廣義的范疇。以上所有這些對于詩話的誤解，都是建立在忽視詩話紀事特性，而轉(zhuǎn)向重視其詩學理論價值的基礎(chǔ)上的，而這無疑是對于詩話文體自身的傷害，也就自然嚴重影響了對于詩話的真正研究。

三、明代詩話的研究路徑與價值

就其本質(zhì)意義看，詩話不是只為詩論研究提供的詩學文獻，它擁有自身的文體特性與歷史功用。當代學人傅璇琮說：“中國古代詩話，其本身即有一種極大的藝術(shù)感染力，人們讀詩話，不一定即想從中得到某種知識的傳遞，而是在不經(jīng)意的翻閱中不知不覺地獲得一種美的啟悟，一種詩情與理性交融的快感。這種中國特有的對審美經(jīng)驗的表述，是十分豐富的，是有世界獨特地位的?！?sup>獲得審美啟悟與快感當然不是詩話要達到的唯一目的，它還可以傳達詩壇風向，揭示文人心態(tài)，反映文人交際，展現(xiàn)文人活動，當然也可以透視文人在詩歌理論與詩學觀念上的一些看法。因此，其中所表述的不僅僅是“審美經(jīng)驗”，而是更為寬泛的文學經(jīng)驗，而這樣的文學經(jīng)驗通過理論著作是無法得知的。具體到明人詩話來說，是否能夠從事文學經(jīng)驗的考察與研究，取決于其中是否還保留著具備這樣特性的詩話作品。就本人所經(jīng)眼的詩話著作看，此一點無疑是肯定的。像瞿祐《歸田詩話》、單宇《菊坡詩話》、都穆《南濠詩話》、閔文振《蘭莊詩話》、蔣冕《瓊臺詩話》、何孟春《余冬詩話》、陸深《儼山詩話》、姜南《蓉堂詩話》、顧元慶《夷白齋詩話》、游潛《夢蕉詩話》、楊慎《詩話補遺》、俞弁《娛老堂詩話》、黃甫汸《解頤新語》、何良俊《元朗詩話》、王兆云《揮麈詩話》、郭子章《豫章詩話》、陳繼儒《佘山詩話》、李自華《恬致堂詩話》、謝肇淛《小草齋詩話》、葉秉敬《敬君詩話》、曹學佺《蜀中詩話》等，盡管其中部分作品增加了論詩成分，但基本都保持了宋人詩話的傳統(tǒng)特征。這些詩話作品，無論是在目前的文學批評史還是詩話史上，都沒有什么地位，或略而不提，或一筆帶過。究其原因，大都是以其是否有理論價值作為衡量標準的?？梢哉f，是研究路徑的偏差，導致了研究方法與研究結(jié)論的失誤。當然，明代詩話自身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其中各階段所呈現(xiàn)的特征也有明顯差異。比如明代前期主要是對于元明之際詩壇狀況的歷史記憶的描述，以及作者個人詩學經(jīng)歷的記載；而中期則融入了較多的談?wù)撛娝嚨膬?nèi)容和詩歌體貌的辨析；自萬歷后則趨于多元，舉凡詩壇趣事、理論爭辯、詩法講求及文人交際等等無不蘊含其中。但有一點又是共同的，就是大都是結(jié)合作者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經(jīng)歷來展開討論的，帶有個體的體驗色彩與趣味性，與承襲匯集前人成果的詩法和系統(tǒng)論述理論問題的詩論具有明顯的差異。關(guān)于明人詩話的具體情況，本人將另外撰文論述，以避免本文橫生枝節(jié)而過于冗蔓。

其實，明代的這些詩話除了詩學理論的價值外，更重要的仍在于其自身的價值。現(xiàn)以《歸田詩話》為例，說明此類詩話應(yīng)具備之研究路徑及其價值所在。四庫館臣曾批評說“此書所見頗淺”，就是從論詩的角度著眼的。但同時又說：“猶及見楊維楨、丁鶴年諸人，故所記前輩遺文，時有可裁焉。”僅承認其文獻價值，算是沒有一筆罵倒。現(xiàn)代學者認為四庫館臣所說并不公允，但依然從論詩的角度評價說：“談詩多能聯(lián)系詩人的身世和時代環(huán)境去探求詩歌的立意、情感和社會作用，提倡詩歌‘直言時事不諱’，表現(xiàn)出一種比較現(xiàn)實的詩學觀點?！?sup>暫且不論此種評價是否比四庫提要更為公允，關(guān)鍵是論詩實在不是該書的主要價值所在。因為從體例上講，瞿祐明言乃是依仿歐陽修詩話而撰作，因而論詩非其主要目的。他曾說自己的詩話所記乃是“有關(guān)于詩道者”，其內(nèi)容則是“平日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wù)摗薄?sup>也就是說圍繞“詩道”而記述自己的所見所聞，內(nèi)容是相當寬泛的。但有一點又是很明確的，那就是結(jié)合自己讀詩、論詩及所見之詩壇掌故的切身感受來紀事談詩，其中當然有對詩學問題的認識，但更多的是其自我體驗。人們讀這樣的詩話，不是衡量其理論是否正確深刻，而是在其詩學閱歷中受到感悟與啟示。以《歸田詩話》的第一批讀者的閱讀感受為證：

觀諸錄中所載先生誦少陵詩，則有識大體之稱；頌太白詩，則有大胸次之美；誦唐人采蓮詩，則美其用意之妙；誦晦庵感興詩，則知其辟異端之害；誦東野詩，而服前人終身窮苦之論；誦晏元獻詩，則嘆斯人富貴氣象之豪。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jié)。

《歸田詩話》其實就是瞿祐所記錄的有關(guān)自己作為詩人的人生經(jīng)歷，那里邊既有其學詩、讀詩、作詩的種種感受與經(jīng)驗，也有詩帶給他的苦辣酸甜的人生遭遇，和由此遭遇所形成的種種時代認知。通過對詩話的研讀，可以獲得如木訥那樣的詩學感悟，也可以體味到瞿祐所經(jīng)歷的種種詩學因緣與師友情感，更能夠通過瞿祐的人生經(jīng)歷去認識那個時代文人的生存狀態(tài)與時代環(huán)境。如其《唐三體詩序》條全文引述了方回的序文，其中核心觀點為：“唐詩前以李、杜，后以韓、柳為最。姚合以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為第一，渡江以后，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玩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窺測也?！宾牡v在文后評曰：“此序議論甚正，識見甚廣。”并言愿“與篤于吟事者共詳參之”。從論詩的角度，瞿祐并沒有什么創(chuàng)造，但由此卻透露了元明之際詩壇的詩學取向。現(xiàn)代學者至今依然在通過當時詩論討論元明之際的宗唐與宗宋問題，但瞿祐卻認可方回唐宋兼宗的看法，并以朱熹的詩歌創(chuàng)作成就為最高。瞿祐乃是鐵崖派的成員，那么他的這種詩學取向是其本人的愛好呢，還是該派的共同傾向，就需要做出認真的考察。不過，《歸田詩話》最大的價值還是它承載了瞿祐對于元明易代之際詩壇狀況的種種歷史記憶，諸如他與楊維楨的香奩八詠的唱和與對鐵崖詩體的體認（“香奩八題”、“詠鐵笛”、“廉夫詩格”），對于元代文人江南情結(jié)與仕途失意的心理的描繪（“翰院憶江南”、“年老還鄉(xiāng)”）、對東南文人與張士誠復(fù)雜關(guān)系的感受（“哀姑蘇”、“紀吳亡事”），對于西域詩人丁鶴年元末詩歌創(chuàng)作及生存狀況的記述（“梧竹軒”），以及種種的詩壇所見所聞。這些詩壇往事當然其他歷史文獻也有記載，但通過當時人的歷史敘述，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而有些事件的記述則是無可替代的。如其《年老還鄉(xiāng)》條記載：

鄞士黃德廣，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過南方一教職而已，交游竟無一援引之者?？途右越虝鵀樯⑵奚?，二十年余。元末，天下擾攘，比歲饑饉，南北路阻，始附海舟而歸。去日少壯，回則蒼顏華發(fā)，故舊罕在者。誦賀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之句，以寓慨嘆。予從先師往訪之，見其所持扇上一詩，乃在北日所作者。詩云：“東風一曲《浣溪沙》，客子行吟對日斜。猶記金陵貰春酒，小姬能唱《后庭花》。”亦蘊藉可誦，而命運不遇如此。蓋元朝任官，惟尚門第，非國人右族，不輕授以爵位。至于南產(chǎn)，尤疏賤之，一官半職，鮮有得者。馴至失國，殆亦由此矣。

關(guān)于元代的民族隔閡與江南文人的政治遭遇及心態(tài)呈現(xiàn)，是元史及文學史中經(jīng)常討論的話題，但這種狀況在易代之際到底情況如何，卻并沒有確切的記載。瞿祐在此確鑿無疑地提供了歷史的證據(jù)，那是他曾經(jīng)造訪過的鄰居，他們有過交往與對話，親眼目睹了他的扇上題詩，因而他的北上求仕不遇，他的落魄困苦，他的失意感嘆，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是那一時代文人心態(tài)的共同體現(xiàn)。更重要的是瞿祐本人對此遭遇的態(tài)度，他不僅是同情的，而且由此做出概括：“元朝任官，惟尚門第，非國人右族，不輕授以爵位。至于南產(chǎn)，尤疏賤之，一官半職，鮮有得者。馴至失國，殆亦由此矣?！边@就是他自身對于元朝政治的認識，更具有說服力，因為他也是重要的當事人。而在進入明朝之后，瞿祐的所有歷史記憶均指向詩人的不幸與詩壇的詩禍，而且是結(jié)合自己切身的經(jīng)歷進行敘述的。為節(jié)省文字，僅引一則為例：

永樂間，予閉錦衣衛(wèi)獄，胡子昂亦以詩禍繼至，同處囹圄中。子昂每誦東坡《系御史臺獄》二詩，索予和焉。予在困吝中，辭之不獲，勉為用韻作二首。時孫碧云、蘭古春二高士，亦同在圜室，見之，過相嘆賞。今子昂已矣，追念舊處患難，為之泫然。詩云：“一落危途又幾春？百憂交集未亡身。不才棄斥逢明主，多難扶持望故人。有字五千能講道，無錢十萬可通神。忘懷且共團坐，滿炷爐香說善因?！薄八犸L苦霧雨凄凄，愁掩圜扉坐榻低。投老漸思依木佛，受恩未許拜金雞。艱難饋食憐無母，辛苦回文賴有妻。何日湖船載春酒，一篙撐過斷橋西。”

在此，除了瞿祐在歷史上留下了作品及聲譽外，其他三人胡子昂、孫碧云、蘭古春，都已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但由于《歸田詩話》的記載，使后人得以重新感受他們身處囹圄的狀況與感受。他們同為讀書人，大概也都是因為寫詩而招致了禍端。他們在獄中經(jīng)受了孤獨與饑餓，時日漫長而毫無希望，支撐他們生命的就只剩下詩了。他們依靠一向以曠達而著稱的蘇東坡的獄中詩作來獲得心靈安慰，同時也通過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來相互慰藉。這種復(fù)雜的人生經(jīng)歷使他多年后還為之“泫然”。再看瞿祐的獄中詩作，盡管難屬詩中之上乘，但卻情真意切，頗為感人，他通過詩品味痛苦，通過詩寄托希望，他已經(jīng)沒有什么高大的政治理想，唯一渴望的就是出獄回鄉(xiāng)，“何日湖船載春酒，一篙撐過斷橋西”，就是人生最為理想的結(jié)局。就在當時歌功鳴盛的臺閣體詩作廣為流行時，大量的底層詩人依然在進行雖不高昂卻很真誠的詩歌寫作，我想《歸田詩話》的真正價值就是這種對當時詩壇風氣與狀況的真實記憶與描繪。當然，由于瞿祐元末時年紀尚幼，入明后又輾轉(zhuǎn)于低級官位，很難進入文壇主流，所以他的詩壇記憶往往是片段零碎的，加之寫作條件簡陋，許多引詩僅憑記憶而錄入，也就難免出現(xiàn)訛誤。這些在四庫提要中均已被指出。但《歸田詩話》的價值也是無可替代的，因為作者所記多為其親見親聞，也就具有歷史的現(xiàn)場感與真實性，因而可以彌補正史之缺漏。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通過這些文字體察到作者本人的心靈跳動與情感波瀾。我想，這不僅僅是《歸田詩話》的價值所在，同時也是明代其他詩話著作的價值所在，就是說，研究詩話的途徑乃是對于詩壇狀況與文學經(jīng)驗的考察，而不是對于詩學理論的研究。

需要強調(diào)的是，明人詩話的研究不僅可以從總結(jié)詩學經(jīng)驗、考察詩壇狀況的角度加以切入，同時也可以從詩法運用及理論總結(jié)的角度切入。這首先是此類詩話著作內(nèi)涵的豐富性所導致的必然結(jié)果。詩話文體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極強的包容性及筆法的靈活性，因此其中的談詩論藝必然包括了對于詩法的講求和對于詩歌價值及審美特征的討論，現(xiàn)代研究者切不可忽視這些有價值內(nèi)涵的發(fā)掘。其次是不同學科、不同學者對于文獻價值的關(guān)注也會有顯著的差異，因而對于詩話既可以從其文體特征出發(fā)探討其自身的價值與作用，也可以從詩法或詩論的角度去發(fā)掘其理論內(nèi)涵，還可以從文學史角度去概括當時的文壇風氣與流派特性。比如李東陽的《麓堂詩話》，明顯處于明前期詩話至中期詩話的過渡階段，其中既有對于元明詩壇歷史記憶的描繪，又有對當時文人交際的記載，當然也有對于許多詩學問題的討論，不同學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其側(cè)重點當然也應(yīng)該是有區(qū)別的。其實這種現(xiàn)象在文史研究中頗為常見，同一段材料、同一種文獻，在不同學科與學者那里，所呈現(xiàn)的特性與價值是有很大差異的。詩史互證早已成為學界的常用手段，但在史學家與文學批評家的眼中，關(guān)注點即有明顯區(qū)別。但是，擴展詩話的研究路徑不應(yīng)該成為忽視詩話文體特征的理由，這就像學界常常將文人別集中的序跋作為詩學理論的研究文獻使用一樣，這些序跋的確包含了豐富的理論內(nèi)涵，但它們卻并不等同于純粹的詩論著作，因為序跋有自身的文體價值，其中的寫作動機、與所序?qū)ο笾g的關(guān)系以及不同的寫作環(huán)境，都會深刻影響其理論觀念的表達。如果將詩話著作等同于詩法與詩論，那么猶如將序跋等同于詩論著作一樣的粗疏與危險。

厘清明代詩話文獻的范圍，明確明代詩話研究的途徑，也將對其與詩法、詩論的相關(guān)性研究提供極大的幫助，從而使得明代詩學研究更具有立體感與豐富性。因為詩話、詩法與詩論所承載的功能不同，所以他們既有各自的獨立性，同時又構(gòu)成立體的詩學空間，顯示出詩壇的豐富色彩。詩法在明代是一種詩歌寫作的基本訓練，是進入詩歌門徑的必備讀物，因此這種詩學讀物從明初到晚明一直在社會上廣為流行。它們的特點是大多整合唐、宋、元以來的前人成果而缺乏創(chuàng)新，但對于明代詩壇又是不可或缺的書籍。研究詩法的途徑當然不能以理論性與創(chuàng)新性進行衡量，而應(yīng)該考察不同讀者群的閱讀狀況、不同地域的流行狀況以及不同歷史階段的刊刻狀況，借以了解明代詩人在詩學訓練方式、書籍獲取途徑以及詩歌普及程度方面究竟較之前代有了怎樣的改進，并對明代整體詩學文化基礎(chǔ)作出恰當?shù)脑u估。明代詩論的研究主要在于考察詩學觀念的演變及理論創(chuàng)新的水平。徐禎卿《談藝錄》無論從著述的方式還是所提出的理論命題，都是明人詩論研究的開端，而真正的理論繁榮則是明代的嘉靖、萬歷時期，《藝苑卮言》、《詩藪》、《詩家直說》、《詩源辯體》、《唐音癸簽》等著作代表了明代詩論的最高水平。其核心理論是以抒發(fā)情感為前提的詩體辨析，即各種詩體的源流演變與體式功能及審美特征的細致論說。詩話則介于詩法與詩論之間，既可以進行詩歌理論的談?wù)?，也可以進行詩法的講授，但最重要的還是詩壇狀況的反映與詩學風氣的展示。比如明代不同歷史階段的詩話無論從所關(guān)心的詩學話題、情感基調(diào)還是所記內(nèi)容，均有明顯的差異。瞿祐《歸田詩話》所言多滄桑之感，是元明易代的見證。俞弁《逸老堂詩話》從書名即可見出閑適的傾向，他不僅有從容的心態(tài)，而且有優(yōu)越的讀書條件，故而在書中論詩紀事，筆調(diào)輕松。比如他記載元代初年月泉吟社的詩歌評比活動，就與他人不同。月泉吟社核心成員謝翱、方鳳、吳思齊等人大都是南宋遺民，因而此次詩社活動其實帶有濃厚的遺民色彩，包括俞弁所引述羅公福“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的詩句，就很難說沒有拒仕新朝的寓意，可俞弁卻視此為一樁風流佳話，并無限向往地說：“安得清翁復(fù)作，余亦欲入社廁身諸公之末，幸矣夫。”化沉痛憂傷為輕松有趣，真是恍如隔世了?？梢姴煌脑妼W文獻有不同的研究途徑和研究目的，只有明乎此，才能真正認識到它們各自的價值。但是，他們之間又是有學術(shù)關(guān)聯(lián)的。衡量明代詩壇的活力與成就，就要注重考查詩法、詩話與詩論所構(gòu)成的整體狀況。明初近百年僅有一部《歸田詩話》出現(xiàn)，而且還大都是元末的歷史記憶。在當時詩壇勉力維持的是一些詩法類的書籍，說明了此時詩壇的沉寂。而到了嘉靖、萬歷時期，詩法、詩話與詩論同時趨于繁榮，詩法總集一再翻刻，詩話著作層出不窮，詩論著作水平日高，都說明了此時詩壇的活躍。而且它們之間具有互動的關(guān)系，詩法著作的廣泛流行顯示了寫詩群體的日益增加，基數(shù)的擴大自然會增進詩壇的活力，而活力的增進會將詩歌創(chuàng)作的水平不斷提升，創(chuàng)作水平的提升必然會促進詩歌理論的研討與總結(jié)，而所有這些詩壇的狀況又必然會反映到詩話的創(chuàng)作之中。在這樣的關(guān)聯(lián)性研究中，既沒有忽視各種詩學文獻的獨特性，又能將其融入整體詩學研究之中，從而將明代詩學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本文的目的是要厘清長期以來被學界混淆了的詩話文獻的界限與范圍，并說明厘清詩話文獻范圍的學術(shù)意義，以及所導致的不同研究途徑及其產(chǎn)生的學術(shù)效果。因此，本文中對明代詩話的研究都僅僅是為了說明問題而舉出的個案，既說不上全面系統(tǒng)，也很難說準確深入。明代詩話的真正有價值的學術(shù)研究，尚有賴于學界有志者的共同努力。但我還是想再加強調(diào)，在進入明代詩話的本體研究之前，厘清其范圍界限，認清其內(nèi)涵特點，尋覓出其切入途徑，依然是必須要做的準備工作。筆者深知對于詩話的研究已經(jīng)在漫長的學術(shù)史中堆積了過于厚重的誤解，將詩話作為中國詩學著作的獨特表述成為許多學人不加思索的知識前提，甚至有一些學者據(jù)此要建立有別于西方詩學話語的所謂東方詩話學。本人無意對于這些認知和努力去說長道短，但我想說的是，從追求歷史真實的角度，從詩話文體考察的角度，任何人都不能用積重難返和約定俗成的理由去忽視正本清源的還原性研究。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文學思想研究中心）

1. 傅璇琮《明詩話全編序》，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2. 歐陽修《六一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64頁。
3. 司馬光《溫公續(xù)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74頁。
4. 許顗《彥周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78頁。
5. 蔡鎮(zhèn)楚《中國詩話史》，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6.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79頁。
7. 此處將《本事詩》亦視為一體，而不同于許多學者所認為的，詩話體乃來源于《本事詩》的看法。求諸實際，應(yīng)以四庫館臣之看法為是。蓋因二者雖均著眼于紀事，《本事詩》之重心乃在作品的本事之追蹤，近于后代之《宋詩紀事》、《元詩紀事》等體例；而詩話之紀事則不限于作品之本事，而是以資閑談之詩壇掌故、文人雅趣、詩人遭際及風氣影響等作為涉獵對象，而且重在文筆輕松、自由活潑，所謂“體兼說部也”。
8. 《澹生堂讀書記 澹生堂藏書目》，鄭誠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51頁。
9. 胡應(yīng)麟《詩藪》雜編卷二，周維德集?！度髟娫挕?，齊魯書社2005年版，第2681頁。
10. 李東陽《麓堂詩話》，《全明詩話》，第487頁。
11. 《澹生堂讀書記 澹生堂藏書目》，第655—657頁。
12. 張健《〈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考辨》，《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13. 黃景進《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頁。
14. 李本緯《古今詩話纂序》，陳廣宏、侯榮川編?！断∫娒魅嗽娫捠N》，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3頁。
15. 張寅彭《新訂清人詩學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在2015年6月初由復(fù)旦大學中文系陳廣宏教授主辦的“鑒必窮源”傳統(tǒng)詩話·詩學研究工作坊上，張寅彭教授做了“清代詩學文獻體例談”的發(fā)言，主張將清代詩學文獻分為詩評、詩法與詩話三種體例，是對其前此思考的進一步深化，也對本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啟發(fā)。但明代詩學文獻與清代畢竟有明顯的區(qū)別，故須進行獨立的研究。
16.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59—560頁。
17. 《文史通義校注》，第570頁。
18.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重印1950年版，第409—410頁。
19. 《歷代詩話》，第3頁。
20. 《歷代詩話》，第1頁。
21.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xù)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頁。
22. 丁福保輯《清詩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78年版，第1頁。
23. 丁福保輯《清詩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78年版，第3—4頁。
24. 郭紹虞輯《清詩話續(xù)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
25. 《全明詩話》，第1頁。
26. 《明詩話全編》，第8頁。
27. 《四庫全書總目》，第1800頁。
28. 蔡鎮(zhèn)楚《中國詩話史》，第150頁。
29. 瞿祐《歸田詩話自序》，喬光輝《瞿祐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4頁。
30. 木訥《歸田詩話序》，喬光輝《瞿祐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頁。
31. 《瞿祐全集校注》，第406頁。
32. 《瞿祐全集校注》，第485頁。
33. 《瞿祐全集校注》，第482頁。
34. 關(guān)于瞿祐獲罪的原因，目前學界有“輔導失職”與“詩禍被謫”二說。其實本條記錄已足以證明乃是因詩獲罪，因為既然說“胡子昂亦以詩禍繼至”，則說明瞿祐之入獄亦因“詩禍”無疑。此亦可知詩話確有資考據(jù)之功用。
35. 俞弁《逸老堂詩話》，《全明詩話》，第1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