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學(xué)文獻體例談
張寅彭
清代詩學(xué)文獻數(shù)量龐大，體例繁富，它的這兩個基本特征是遠過于歷朝歷代的。正視和解決這兩個問題，無疑是整理與研究清代詩學(xué)的基礎(chǔ)。我在20世紀80年代從劉德重先生撰寫《詩話概說》清代部分的時候，對此即有強烈的感受。二十多年來，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雖仍談不上完全解決，但體量大致已經(jīng)探明，體例種類也已經(jīng)過反復(fù)的疏理，清代詩學(xué)體系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正在逐步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
現(xiàn)存清代詩學(xué)著述的數(shù)量，按照目前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在一千種左右。相較于歷代詩學(xué)，這是一個驚人的大數(shù)字。面對這個龐然大物，把握其全體的難度自然也大為增加。我從前在《新訂清人詩學(xué)書目》中，先試用編年法，依據(jù)各書的成書時間、刊刻時間及作者的生卒年份，大致建立了“順治康熙（前三十年）期”、“康熙（后三十年）雍正期”、“乾隆期”、“嘉慶道光期”、“咸豐同治光緒宣統(tǒng)期”等五期的歷史框架。這個分期與一般治史不同之處在兩個時間節(jié)點上，一是將康熙六十年一分為二，一是將嘉慶朝與乾隆朝分開，而與道光朝合為一期。從中可看出清代詩學(xué)具有一個二度輪回的特殊現(xiàn)象，即乾隆鼎盛與晚清再盛的現(xiàn)象。
編年分期外，近年則借助編輯《清詩話全編》之機會，進而致力于體例種類之辨析，從幾個不同的層面入手，初步分析出了自撰與匯編，詩評、詩法與詩話，斷代、地域與綜合，以及詩文評與總集等幾對范疇，本文即試圖從這一體例區(qū)別的角度，來談清代詩學(xué)的內(nèi)在脈絡(luò)。
一、傳統(tǒng)詩學(xué)體例成體的認識過程
中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研究的基本方法，不外編年法與分類法兩項。分類法在詩文研究方面的運用，則似以辨體最為成功。從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到嚴滄浪《詩體》，以及明人的一系列著作，可謂源遠流長，就詩體而言，牢固地樹立起了五言、七言、樂府、古體、律體等幾大類別概念。而關(guān)于詩文評著作的辨體之舉，雖不如此發(fā)達，但也未曾間斷過。如從目錄學(xué)的角度對其進行疏理，歷來對于詩文評著作體例的認識，大致有如下幾個階段：
四部分類確立之后，詩文評著作起初一直被歸入集部的總集類，與詩文選集并無區(qū)別，例如《隋書》和《舊唐書》的《經(jīng)籍志》都是如此處理的，顯示的是它的“涉及一家作品以上”的屬性，而尚未及其“評”的性質(zhì)。
此后在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中有了變化，詩文評著作雖仍歸在集部總集類，但已與選本分開，單獨作為一類，置于總集之末，并為之立了“文史”一名。
目錄學(xué)界有歐陽修此志所據(jù)為《開元四庫書目》的說法，則唐時應(yīng)已有此分類了。所以北宋在歐陽修前后的書目，如《崇文總目》等，才會同樣承襲了“文史”類這更進一層的分類法。這表明此類著作的“評”的屬性，此時得到了確認，較《隋書》、《舊唐書》等的分類止于總集大進了一步。這可謂是認識的第二階段。而“文史”作為類名，唐以來官修書目尤其正史書志中使用甚久，一直保留到清康熙間所修的《明史·藝文志》中。
但“文史”一目，實際上是文評之著、史評之著與詩評之著的匯合。以《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的情況分析，歐公自言從《舊唐書·經(jīng)籍志》承錄的是李充《翰林論》三卷、劉勰《文心雕龍》十卷、顏竣《詩例錄》、鍾嶸《詩評》三卷等四家，新增二十二家二十三種：“劉子玄《史通》二十卷、柳璨《柳氏釋史》、劉
《史例》三卷、沂公《史例》十卷、裴杰《史漢異義》二卷、李嗣真《詩品》一卷、元兢《宋（沈）約詩格》一卷、王昌齡《詩格》二卷、晝公《詩式》五卷《詩評》三卷、王起《大中新行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炙轂子《詩格》一卷、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李洞《集賈島句圖》一卷、張仲素《賦樞》三卷、范傳正《賦訣》一卷、浩虛舟《賦門》一卷、倪宥《文章龜鑒》一卷、劉蘧《應(yīng)求類》二卷、孫合《文格》二卷?！?sup>這其中顯然是有屬類之分的：《史通》以下五種為史評，《詩品》以下十一種為詩評，《賦樞》以下六種為文評。而上述不算在內(nèi)的四種，則兩種為文評、兩種為詩評?？梢娺@一階段雖然穩(wěn)固地認識了“評”之屬性，但文、史、詩之體還不遑兼別。
至南宋時認識進入了第三階段。此時出現(xiàn)的幾種公私書目，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目解題》仍以“文史”立目，可以不論；值得注意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以“文說”代替“文史”，蓋所錄九種都屬文評、詩評之作，剔除了史評之作，類目遂也芟除了“史”字。而最有意義的是鄭樵《通志·藝文略》，他在集部也還保留了“文史”一目，但顯然更重要的是，他令人矚目地使用了“詩評”一詞，首次準確地將歷代詩評、詩品、詩格、詩式、句圖、吟譜、詩話等四十四種同一性質(zhì)的著作歸為一類，至此可算是完成了對于“詩評”體例獨立性質(zhì)的認識，打下了后世目錄學(xué)確立“詩文評”類的基礎(chǔ)。
明中葉以后，學(xué)界這方面的認識還在繼續(xù)發(fā)展，如佚名的《近古堂書目》、董其昌的《玄賞齋書目》、錢謙益的《絳云樓書目》等，都一面以晁公武曾使用過的“文說”一辭來著錄文評之作，一面新采“詩話”一辭來著錄詩評之作。而嘉靖年間先后出現(xiàn)的焦竑《國史經(jīng)籍志》與祁承
《澹生堂藏書目》，則都用“詩文評”一辭來合并著錄詩評與文評之作，這可能是著眼于文評之作數(shù)量不多，故也不失為一種處理方式。另外清初錢曾的《述古堂藏書目》在立了“詩文評”一目后，復(fù)立“詩話”一目，且“詩文評”類著錄任昉《文章緣起》等區(qū)區(qū)九種，實以文評為主（詩評僅錄徐楨卿《談藝錄》一種），而將鍾嶸《詩品》、皎然《詩式》以下五十二種改劃為“詩話”類。這一階段的認識可謂是多元的。
緊隨其后的《四庫全書總目》繼而采用“詩文評”的分類法，終至定于一尊。此種效果主要不是依靠政治權(quán)威達成的，從上述疏理可知，實乃長期探索累積的結(jié)果，有其堅實的學(xué)術(shù)認識之基礎(chǔ)。這只要讀其小序，即可看到它對此所具有的自覺意識：
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闫?，采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fā)新意?！端逯尽犯娇偧畠?nèi)，《唐書》以下則并于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zhèn)?，博參廣考，亦有裨于文章歟。
這里尤可注意的，是所謂“五例”之說，這是進而在“詩文評”內(nèi)部細分體例的努力。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對于“詩文評”的辨體意識和成果，終于達到了可與嚴滄浪《詩體》相埒的水平。
二、主分與主合的兩種思路
《四庫總目提要》分出的五例：《文心雕龍》是文評，可以不論；《本事詩》后世未獲大行，其“旁采故實”的特點與《六一詩話》、《中山詩話》的“體兼說部”亦近，則可歸為一類。故詩學(xué)著述的體例，實可分為三大例，即鍾嶸《詩品》所代表的詩評類、皎然《詩式》所代表的詩法類與歐陽修《詩話》所代表的詩話類。歷來論著，大抵不出此三類矣。這是在“詩文評”著述內(nèi)部主張進一步分辨體例的思路，逗漏出重客觀和細密的合邏輯的趣味。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又出現(xiàn)了另一種與之相反的趣味，即章學(xué)誠的“詩話通于四部”說：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于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于經(jīng)部之小學(xué)矣?；蚍菏雎勔姡瑒t詩話而通于子部之雜家矣。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詩教有益而已矣。
這顯然是章實齋主“通”的學(xué)術(shù)立場的產(chǎn)物，也自是雄辯。但方向則與上述目錄學(xué)中顯示的“總集—總集末—文史—詩文評”的趨勢完全逆向，簡直連四部都可以不必分了。實齋此是就“詩話”立論的。大抵自宋代詩話體問世以來，就有以詩話包舉一切的議論，早期如許顗就有“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的說法（《彥周詩話序》）；嘉慶時鍾廷瑛亦云：“詩話者，記本事，寓評品，賞名篇，標雋句。耆宿說法，時度金針；名流排調(diào)，亦征善謔?；蛴袇⒖脊蕦?，辨正謬誤，皆攻詩者不廢也?！保ā度卧娫捫颉罚┐朔N議論表面上雖未越雷池一步，但他們一先一后，欲用詩話打通詩學(xué)內(nèi)部的意圖，則實際上與實齋同趣。如果再與上述多種明、清書目中以詩話標類的現(xiàn)象合觀，這一種不主張分辨體例的“合”的思路，顯然也是強勢存在的。乾嘉時期詩學(xué)體例研究中對峙的或“分”或“合”這兩種立場，如果不嫌簡單比附的話，也可視之為其時正熾的漢學(xué)與宋學(xué)之爭在詩學(xué)領(lǐng)域中的表現(xiàn)吧。
三、詩評、詩法、詩話三分的客觀可行性
評判上述兩種不同的立場孰為可取，其實有一個基本的依據(jù)，就是彼時正在充分發(fā)展過程中的詩學(xué)本身，數(shù)量眾多和體式不一的情況正達到史上空前的程度。據(jù)拙目統(tǒng)計，乾隆一期即近二百種之多，是順康（前）、康（后）雍二期一百二十馀種的1.7倍；至于體式的變化，即就詩話一體而言也很明顯，如《隨園詩話》以遍錄天下詩為職志的長篇形式，《雨村詩話》以“話古”、“話今”分篇等，都是新現(xiàn)象，而為世所矚目。所以辨體的現(xiàn)實需要是客觀存在的，其較之不辨的積極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詩學(xué)內(nèi)部進一步分辨體例，上述從《四庫全書總目》而來的詩評、詩法、詩話三分是一個基礎(chǔ)的類別，四庫館學(xué)者隨類所舉的鍾嶸《詩品》、皎然《詩式》與歐陽修《詩話》，誠為典范，三家之著體式與旨趣的不同，即是三大體例的不同。發(fā)展至清代，雖然新生一些變例，但這一三分的基本類別仍然存在，例如葉燮《原詩》、沈德潛《說詩晬語》屬詩評類，王士禛《漁洋詩話》、袁枚《隨園詩話》屬詩話類，趙執(zhí)信《聲調(diào)譜》、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屬詩法類等。以此類推，大部分清人詩學(xué)著作都是可以按其性質(zhì)而分別歸類的。
當然，在確定一部具體著作的類屬時，往往也會遇上困惑，即它的內(nèi)容一般不會純?nèi)换蛟娫u或詩法或詩話一種成分，而是混合的。這就需要審慎地甄別其基本性質(zhì)。例如《隨園詩話》，長期以來都將之作為闡說“性靈”詩觀的理論著作看待。這如果就其中一部分論評的內(nèi)容言，自然也有其合理之處。但《隨園詩話》的主要內(nèi)容和旨趣，顯然落在記錄詩人詩作一方面，全書的理論成分是非常稀薄的。它的價值實在于充分善用詩話體例的長處，故能極為詳盡地記錄下了乾隆一代盛世上下興起的性靈詩潮，乃是一部典范的詩話之作。從前學(xué)術(shù)界由于歸類不當，以至于一直未能盡其用。相反的情況，詩評著作中也有夾雜了詩話成分的，如沈德潛《說詩晬語》，通篇評歷代詩，中間忽夾一條近人語：“毛稚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澀之韻，可無作也?！杌栝L夜，得此豁然?！庇捎谌珪鴥H此一條，遂顯得突兀。又如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全篇談詩說法，但也有數(shù)則留下了本人的身影，如記少時與趙秋谷的交往等，性近詩話。沈德潛提及的毛稚黃，他的《詩辯坻》也是體例嚴整之著，然于末尾兩則也順帶捎及了本人之行事。舉這幾種相淆成分不成比例的著作為例，是為了便于說明此類情形，事實上都并未影響對于其書性質(zhì)的判定。
將詩評著作誤判為詩話，比較多的是發(fā)生在名實不副的場合，即冠名詩話者實非詩話。這是由明中葉以來好以詩話作為書名的風氣造成的。粗疏者不明就里，遂加遽了混亂。但也有人是明知故犯，例如翁方綱的《石洲詩話》，他一方面如此命名，一方面又在序文中申明，此書是“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而作的，“本非詩話也”。多此一舉，大費周章，令人幾不知其用意何在。此點覃溪遠不如他的師祖王士禛嚴肅。漁洋的《五七言古詩選》凡例，曾被王晫、張潮編為一卷，題名“漁洋詩話”，收入《檀幾叢書》中。漁洋對此大不以為然，不惜另作一部正宗的《漁洋詩話》，以正視聽。漁洋詩學(xué)向來講究精微，這在詩話體例辨析的場合也反映出來了。這兩例，由于是當事者自身說法，加上兩位又都是大名家，故對于詩話名實不副現(xiàn)象的糾正，是很有說服力的。
清人詩學(xué)著作較易互淆的是詩評和詩話兩種體例，至于詩法類著作，則以題旨內(nèi)容較為明顯而易于辨析。一般來說，古近體法則格式之類在理論上已經(jīng)基本沒有新義、剩義可供探討，所以清人詩法類著作，多為歸納、總結(jié)前人成法的性質(zhì)，用來教授初學(xué)，如李宗文《律詩四辨》、王楷蘇《騷壇八略》之類?！厄}壇八略》分源流、體裁、法律、家數(shù)、學(xué)殖、練習(xí)、領(lǐng)悟、款式，其中述源流等雖有論評的性質(zhì)，但無疑重點在教人學(xué)詩，識別其詩法的屬性自然不在話下。此類蒙課之作數(shù)量不在少數(shù)。另外清初王士禛、趙執(zhí)信等研究古詩的聲調(diào)問題，雖稍嫌勉強，但也不斷引發(fā)響應(yīng)，一直持續(xù)到同、光間，還出現(xiàn)有董文渙的《聲調(diào)四譜圖說》，以及王祖源匯總漁洋、秋谷、覃溪三家的《聲調(diào)三譜》等，所以“聲調(diào)譜”著作也自是詩法大類中的一類。乾隆二十二年科舉恢復(fù)試詩，又應(yīng)運而生大批韻書、類書及試帖作法等，如徐文弼《匯纂詩法度針》三十三卷首一卷，朱燮、楊廷茲《古學(xué)千金譜》二十九卷、《三韻易知》十卷，劉文蔚《詩學(xué)含英》十四卷，鄭錫瀛《分體利試詩法入門》十九卷首一卷等，每一種都規(guī)模浩大，雖也屬廣義的詩法性質(zhì)，實際上都系科考的工具書，并不在“詩學(xué)”的范疇之內(nèi)。諸如此類，皆不難辨析。
清人詩法類著作較之前人真正有所深入的，我以為是結(jié)合別集、總集所作的分析研究，往往精心選錄某家、某體、某代的作品，編為選本，然后一首一首詳加分析，就詩說法，不欲徒托空言，以致將歷來總集的說辭部分大為擴充。這類分析雖也涉及詩評、詩話，但以詩法的內(nèi)容為多。如吳瞻泰《杜詩提要》十四卷，分體選錄636首，儼然一部中型的杜集選本，每首的解說數(shù)百字不等，又是一篇篇合標準的詩法。再如徐錫我的《我儂說詩》二十二卷，就歷代選詩，又依體分卷，選錄既成規(guī)模，說法亦往往長篇大論，務(wù)求詳盡。此書于樂府、古詩、律詩三大體各有一篇總說，甚是雄辯，今已先行輯出，收入《清詩話三編》矣。但此類著作究竟歸屬總集，還是詩文評，頗不易遽斷，下文將專門來談。
清人詩法類著作又發(fā)揚光大明人的習(xí)尚，好匯編前人成說。此類匯編型的著作，也將在下節(jié)來談。總之，詩法類著作需要辨析的重點，已不在上述詩評、詩法、詩話之間，而須從匯編及與總集的關(guān)系兩個新的角度來談了。
四、匯編之著
清人詩學(xué)匯編型的著作，總量達一百數(shù)十種之多，內(nèi)中且有斷代、地域、專人、詩法等各種專題可分，成就超越前代，以至于形成了又一個新的分類標準和對象，可據(jù)以與自撰之作分而為二。從前《清詩話》與《清詩話續(xù)編》，以及拙編《清詩話三編》，因是選編，尚可以自撰者為限；但如放眼《全編》，就無論如何不能無視匯編型著作的存在了。
匯編前人的詩學(xué)資料，早在宋代就出現(xiàn)了十分成功的大著作，如胡仔所輯的《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所輯的《詩人玉屑》和計有功所輯的《唐詩紀事》?！盾嫦獫O隱叢話》以人為單位，可說是后世專人詩話匯編的前身。《詩人玉屑》以詩法為主，可說是后世詩法匯編著作的前身；同時《玉屑》也兼及其他詩學(xué)問題，故也可視為清代較為發(fā)達的總說各類詩學(xué)問題的綜合性匯編之著的前身?！短圃娂o事》則是后世斷代紀事體著作的第一部大型之作。只有以地方為專題的匯編詩話遲至明嘉靖間才出現(xiàn)，此即郭子章的《豫章詩話》，開啟了清代地方詩話遍地結(jié)果的局面。這種各以專題來匯編詩學(xué)資料的情形，雖說創(chuàng)體大都不始于清代，但都在清人手上發(fā)展壯大，形成完整的系列?？梢李悂砜矗?/p>
（一）斷代類
承《唐詩紀事》之后，依朝代順序：宋有厲鶚的《宋詩紀事》一百卷，陸心源《宋詩記事補遺》一百卷。另有一種羅以智的《宋詩記事補遺》不分卷，規(guī)模較小，書亦未刊，現(xiàn)藏南京圖書館。又有翁同書摘錄《宋詩紀事》一百卷，實不足百卷，摘錄之馀，略有補正。楊浚有《宋詩紀事選》一卷。遼、金、元有陳衍的《遼詩紀事》十二卷、《金詩紀事》十六卷與《元詩紀事》四十五卷，不過前兩種成書都已入民國了。明有陳田的《明詩紀事》十集二百馀卷，部帙最為巨大。
斷代匯編著作除上述紀事體外，另有一種詩話體，也創(chuàng)于宋代，即舊題尤袤的《全唐詩話》，從節(jié)錄改編《唐詩紀事》而來。清人同樣也承而續(xù)之。依所輯資料的時序，清初有沈炳巽的《續(xù)全唐詩話》一百卷，乾隆間又有孫濤的《全唐詩話續(xù)編》?！段宕娫挕非昂蠼?jīng)由王士禛、黃叔琳、宋弼、鄭方坤等多人之手，最后成于鄭方坤?！度卧娫挕穭t有同名之作多種，現(xiàn)存孫濤《全宋詩話》十二卷及鍾廷瑛《全宋詩話》（卷數(shù)未詳）兩種，鍾輯現(xiàn)存十三卷，僅止于北宋仁宗朝，以下闕佚，是一個殘本。另外《清史列傳》曾謂沈炳巽撰有《全宋詩話》一百卷，然書久佚未見。遼金元三代有周春的《遼詩話》二卷、王仁俊《續(xù)遼詩話》、史夢蘭《遼詩話》一卷等。明代的斷代詩話體由于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的出現(xiàn)而改變了形式，即完全附著于總集（詳下）。其他如杜蔭棠《明人詩品》二卷、蘇之琨的《明詩話》四卷及佚名《明季詩話》一卷附錄一卷等，篇幅都不大。
甚至本朝的詩歌資料，不待本朝的終結(jié)，也已被按照“紀事”和斷代詩話之體加以整理了。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法式善《八旗詩話》、符葆森《寄心庵詩話》等附于總集者留待下文再說，僅道光間張維屏一部《國朝詩人征略》，初編六十卷、二編六十四卷（二編未曾刊全），收詩人一千有馀，即已差具一代之規(guī)模。光宣間吳仲撰《續(xù)詩人征略》二卷，補充晚清詩人二十馀位，實不足為繼。學(xué)者們就是這樣編纂齊全了唐以后歷朝詩歌的《紀事》和《詩話》，表現(xiàn)出為詩歌“修史”的異乎尋常的熱情。
（二）地域類
如上所述，地域詩話起于明人，但蔚成風氣是在入清以后。這類著作往往從史傳、地志、詩文集、詩話、筆記等匯集材料，形成一地之詩學(xué)匯編之著。今依規(guī)模數(shù)量，分省區(qū)類列如下。
江西：裘君弘《西江詩話》十二卷，為清人第一部大型地域詩話匯編，所錄晉唐至清初540馀家，基本上都是江西籍詩人，較之《豫章詩話》的兼收非江西籍而詠江西詩或涉江西事者，范圍和性質(zhì)都更為純正。嘉慶中又有曾廷枚《西江詩話》，全書不足200則。咸豐七年楊希閔有《鄉(xiāng)詩摭譚》正集十卷續(xù)集十卷。三書皆為著眼于全省范圍之作。
浙江：陶元藻《全浙詩話》五十四卷，是地域詩話匯編中卷帙最巨之作，計收先秦至清乾隆間浙江詩人1900馀位。后咸豐間張道作《刊誤》一卷，僅訂誤二十馀則。潘衍桐《輯雅堂詩話》二卷，計收浙人226家，略于乾、嘉以前而詳于道、咸以后，差可接續(xù)《全浙詩話》之時限。鍾駿聲《養(yǎng)自然齋詩話》十卷，主要收輯杭州詩人之資料（卷一至卷四），卷五、六轉(zhuǎn)以“全浙”為對象，至末四卷又轉(zhuǎn)向外省人，鄉(xiāng)貫不盡統(tǒng)一。另有專輯浙轄某地的詩話數(shù)種，如吳文暉《澉浦詩話》二卷及其子吳東發(fā)續(xù)四卷、余楙《白岳庵詩話》（嘉興梅會里）二卷（以上嘉興府），戴璐《吳興詩話》十六卷（以上湖州府），張懋延《蛟川詩話》（定海）四卷、童遜祖《嶷嶷室詩話》（慈溪）一卷（以上寧波府），戚學(xué)標《三臺詩話》二卷、《風雅遺聞》（天臺）四卷、童賡年《臺州詩話》不分卷（以上臺州府），梁章鉅《雁蕩詩話》二卷（以上溫州府）等，數(shù)量居各省之冠。
福建：鄭方坤《全閩詩話》十二卷，所收以福建詩人為主，上自六朝，下迄清初，計約700馀家，所采資料達430馀種。梁章鉅《東南嶠外詩話》十卷，專收明代閩人詩事。梁氏以全閩為輯旨的著作尚有《閩川閨秀詩話》四卷，限于清代，得百馀人。光緒末丁蕓曾對此書加以續(xù)補。晚清林壽圖《榕陰譚屑》一卷、《榕陰譚屑剩稿》二卷，亦以收輯本朝閩人閩詩為主。閩轄一地詩學(xué)資料的收輯，梁章鉅所任亦多，如《長樂詩話》六卷、《南浦詩話》八卷、《雁蕩詩話》二卷等。此外，杭世駿《榕城詩話》三卷、徐祚永《閩游詩話》三卷、徐經(jīng)《雅歌堂甃坪詩話》二卷、莫友棠《屏麓草堂詩話》十六卷等，雖體例不一，然或全部、或大部以閩人閩詩為題，福建地域意識甚濃。
康熙初，從江南省分出單列的安徽、江蘇二省。前者有趙知?！稕艽ㄔ娫挕?，記涇縣詩人詩事；李家孚《合肥詩話》三卷，錄有清一代合肥詩人200馀家。后者有單學(xué)傅《海虞詩話》十六卷，錄常熟地區(qū)清詩人近400家；阮元《廣陵詩事》十卷，專記清代前期揚州籍人士之涉詩言行；顧季慈《蓉江詩話》三卷，專記江陰一邑自宋迄清乾隆間之詩人詩事；顧鹓《紫瑯詩話》九卷，專記南通一邑自宋迄清道光間之詩人詩事；李福祚《述舊編》三卷附錄一卷，為興化一邑之詩話；張升三《惜蔭軒詩話初編》一卷，錄沛縣鄉(xiāng)先輩詩作甚多；徐傳詩《星湄詩話》二卷，專輯昆山真義（正儀）之詩學(xué)資料，何絜人《疁溪詩話》二卷，專錄蘇州滸墅關(guān)一地之詩人詩事。如此等等，風雅亦頗盛。
其馀各地，尚有張清標《楚天樵話》二卷，兼收湖北、湖南之詩學(xué)資料。張修府《湘上詩緣錄》四卷，集湖南詩人之遺章斷句。梅成棟《吟齋筆存》一卷，錄津門之詩人詩事。王守訓(xùn)《登州詩話》二卷、趙蔚坊《登州詩話續(xù)編》，錄山東登州地方之詩人詩事。于春沾《浴泉詩話》二卷，錄河間之詩人詩事。王培荀《聽雨樓隨筆》六卷，輯宦游蜀地者之詩與事。何曰愈《退庵詩話》十二卷，記述蜀人及粵人之詩人詩事。張維屏《藝談錄》之卷二專收粵東詩人241位。梁章鉅《三管詩話》三卷，專錄廣西詩人詩事。王松《臺陽詩話》錄及臺灣詩人（間涉中土大家）170馀位。
地域詩話匯編著作的發(fā)達，與上述斷代詩話著作的發(fā)達一起，進一步佐成清代詩學(xué)與史學(xué)密切結(jié)合的性質(zhì)。因此不應(yīng)如通常那樣僅視之為一代、一地詩歌研究的素材而已，而應(yīng)當作為一種詩觀之反映來予以認識。趙慎畛所謂“詩，史也；詩話，亦史也”，“詩與史相為終始者也”（《靜志居詩話序》）云云，即此之謂也。
（三）專人類
“專人”即專就某一家而言。這與斷代、地域詩話一般都以匯集前人材料為主不同，專人詩話也可以是自撰，如萬俊《杜詩說膚》四卷、史炳《杜詩瑣證》二卷、方東樹《陶詩附考》一卷、鍾秀《陶靖節(jié)紀事詩品》四卷、方宗誠《陶詩真銓》一卷、張道《蘇亭詩話》六卷等，都是自家著作。另一種情形，專人詩話如果以錄詩為主，或以詩為單位，則又可能與選本為近。上文提及的吳瞻泰《杜詩提要》，即是一例。此類數(shù)量不在少數(shù)，當在與別集總集的關(guān)系中來談。
除去上述兩種情形，真正合于匯編體例的專人詩話則不多矣。約有溫汝能《陶詩匯評》四卷、陶澍《諸本評陶匯集》二卷、張澍《陰常侍詩話》一卷、胡丹鳳《陶靖節(jié)詩話》一卷等。胡丹鳳另有一種《采輯歷朝詩話》一卷，系陶淵明、謝靈運、鮑照、庾信四家的匯輯。
（四）綜合類（詩法類）
“綜合”者，即同時以兩個以上的詩學(xué)題類匯編材料，比如道光間張燮承的《小滄浪詩話》四卷，分詩教、性情、辨體、古詩、律詩、絕句、樂府、詠物、論古、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韻、用事、下字、辭意、指疵、發(fā)微等十九目，“詩教”、“性情”屬總論，其次為辨體五目，“詠物”、“論古”屬題材，“取法”以下十目為作法，是最詳?shù)囊活?。這是采選較為精審的一部。
這類綜合性質(zhì)匯編之著約有：費經(jīng)虞、費密《雅倫》二十四卷，錢岳《錦樹堂詩鑒》十二卷，伍涵芬《說詩樂趣類編》二十卷，吳霷、吳銓鑨《詩書畫匯辨》三卷、李畯《詩筏匯說》四卷，潘松《問竹堂詩法》八卷，張象魏《詩說匯》五卷，蔣瀾《藝苑名言》八卷，盧衍仁《古今詩話選雋》二卷，蔣鳴軻《古今詩話探奇》二卷，許嗣云《芷江詩話》八卷補遺一卷，楊霈《筠石山房詩話鈔》不分卷，張燮承《小滄浪詩話》四卷，聶封渚《吟詩義法錄》四卷，醉經(jīng)齋主人《詩話選抄》四卷等。
這類綜合性的匯編詩話，綜合各題中往往以作法為主，而詩法匯編之著往往也會稍帶其他議題，故這兩類實可并為一類。詩法匯編之著在明代已頗為熱鬧，如李文《詩宗類品》、茅一相《欣賞詩法》、朱宣墡《詩心珠會》、王昌會《詩話類編》、梁橋《冰川詩式》等。但如朱權(quán)《西江詩法》、懷悅《詩家一指》等，直接匯編前人的短篇之作，體例又稍不同。
清初詩法匯編之著即有葉弘勛《詩法初津》三卷、陳美發(fā)《聯(lián)璧堂匯纂詩法指規(guī)》二卷、朱紹本《定風軒活句參》十一卷、馬上
《詩法火傳》十六卷等多部，至于流傳很廣的游藝《詩法入門》四卷，則介于選本與詩法之間。乾隆后又有張潛《詩法醒言》十卷、蔡鈞《詩法指南》十二卷、陸祚《詩法叢覽》四卷、李锳《詩法易簡錄》十四卷《錄馀緒論》一卷、錢思敏《增訂詩法》四卷、李其彭《廿一種詩訣》十卷、趙兆熊《古詩評林》六卷、《唐詩評林》二十六卷、王岳英《詩法大全》八卷等。朱燮的《千金譜》則被余炳照簡編成《詩法纂論》十卷，在日本出版。
五、詩評與總集
詩評、詩話、詩法類著作與總集之間，一方面自是兩種體例，一方面又具有一種二而一的關(guān)系，傳統(tǒng)目錄學(xué)即是連類而及，排在一起的。兩者的區(qū)別不言自明，兩者的相重則也由來已久?？偧谠娢脑u的，如方回的《瀛奎律髓》，其序云：“所選，詩格也；所注，詩話也?！笨梢娮髡弑救思匆曔@部總集既是詩法，也是詩話。相反，詩文評類著作鄰于總集的例子，則如何汶《竹莊詩話》、蔡正孫《詩林廣記》等皆是。這是宋元人的例子。清人踵事增華，喜歡選詩以品評說法，詩文評與總集間的差別更為縮小，但分際又確然存在，這道邊際若不厘分清楚，則將無以編《全編》也。
區(qū)別詩評、詩法、詩話與總集的依據(jù)，一般難以直接從書名入手，比如吳淇《六朝選詩定論》雖云“論”，屈復(fù)《唐詩成法》雖云“法”，徐錫我《我儂說詩》雖云“說詩”等，但因其所選之詩都成規(guī)模，都有一相對完整的范疇，故都仍是總集無疑。這就如方回“所選詩格，所注詩話”之謂，主次是分明的。所以總集（別集亦然）中原輯者隨處所下的評語，一般都不會改變其以作品為主的性質(zhì)，也就不具備轉(zhuǎn)為詩文評的可能?！度帯繁敬苏J識，對像吳瞻泰《杜詩提要》、徐錫我《我儂說詩》、佚名《杜詩言志》之類說詩比重較大的選本，都認準其選詩為主的性質(zhì)，視為總集、別集而不收。如《杜詩言志》十六卷，以所謂“言志”為旨，選杜詩二百馀題三百馀首，即便《續(xù)修四庫全書》將之歸入詩文評類，《全編》也仍不為所動。堅持這一認識，便可將范檉、周采《詩學(xué)鴻裁》，黃生《唐詩矩》（專選五律），屈復(fù)《唐詩成法》，毛張健《杜詩譜釋》、《唐體膚詮》、《唐體馀編》，張玉榖《古詩賞析》，蔣鵬翮《唐人五言排律詩論》，洪舫《杜詩評律》，俞玚、張學(xué)仁《杜詩律》等一批書名容易致誤的選本剔除出去了。
清人總集與詩文評之間真正發(fā)生聯(lián)系的，約有如下幾種情況：
一是卷首往往有完整的總論、凡例，不少且為人輯出單行。如王士禛《五七言古詩選》之凡例，被王晫、張潮冠以“漁洋詩話”之名，收入《檀幾叢書》二集；徐增《說唐詩》卷首之《與同學(xué)論詩》，為張潮冠名“而庵詩話”，收入其《昭代叢書》；費錫璜、沈用濟之《漢詩說》之卷首總說一卷，亦被張潮單獨收入《昭代叢書》；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之序文凡例，光緒間屢為方子可、金武祥等單獨刊刻。這樣原為總集一部分的文字就脫離本體而獨立，成為詩評之作了。再如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實是一部中晚唐三十家詩人的五律選本，其卷首的《圖說》一卷亦具此種總說的獨立性質(zhì)，可方便輯出。
一是總集（別集）中的原評語被單輯出來，如周文在選白居易詩二卷，其子周春輯其評語而成《香山詩評》。類似此種只錄評語不出原詩的著作，尚有翁方綱《杜詩附記》、汪汲《樂府標源》、寧锜《杜詩批注摘參》等?？偧械脑u語還有另一種情況，即是他人閱讀寫下的批語，也頗有輯出成書的，如查慎行手批陶潛、李、杜、韓、白、東坡、荊公、朱熹、謝枋得、元好問、虞集及《灜奎律髓》等十二種，被張載華輯成《初白庵詩評》三卷；方東樹讀王漁洋《古詩選》、姚惜抱《今體詩鈔》等的評語，被他本人輯出，編成《昭昧詹言》二十一卷。此種將評語與原作分離的做法雖非良法，然以評者有眼識而終得以行世。這類著作，總集或別集的框架實際上仍然隱在其中，只是編者刻意抽去了作品，《全編》姑且也就權(quán)作詩評處理了。但以清人已輯者為限，絕不代輯，以避免《全編》中出現(xiàn)新古董也。
一是總集中原作有詩話，此種體例以朱彝尊《明詩綜》最早也影響最大。這部總集中的評詩之語都冠以正式的“靜志居詩話”之名，因之這部分評語的獨立性大為增加，不啻是作者在昭示世人：他在編總集的同時另在作一部詩話。這就十分方便后人將這部分“詩話”單獨輯出，而絕無上述批語單輯的難堪。所以這一體例最為后世的斷代詩總集和地方詩總集所樂用：前者如王昶《湖海詩傳》中的“蒲褐山房詩話”，符葆森《國朝雅正集》中的“寄心庵詩話”，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中的“晚晴簃詩話”等；后者如劉彬華《嶺南群雅集》中的“玉壺山房詩話”，鄭杰《國朝全閩詩》中的“注韓居詩話”，許喬林《朐海詩存》中的“弇榆山房筆談”，鄭王臣《莆風清籟集》中的“蘭陔詩話”，史夢蘭《永平詩存》中的“止園詩話”等。此種體例的詩話很多已為前人輯出單行，有的雖尚未輯出，但以其現(xiàn)成的獨立性質(zhì)出自原作者之手，故也可由今人代為輯出，這與處理總集中評語、批語的情形是不同的。
此類總集中的小傳資料，后人往往也樂為輯出。如錢謙益《列朝詩集》中的小傳，為錢陸燦輯為《列朝詩集小傳》；王士禛《感舊集》中的小傳，為盧見曾輯出，成《漁洋感舊集小傳》四卷補一卷，等等，而與上述詩話體例相輔相成。這個源頭自然更早，可溯自元遺山的《中州集》，再早則有姚合的《極玄集》。
上述總集中含有詩文評成分的幾種情形，《全編》采用相對從嚴的收輯標準；而與此相對，詩文評之作中也多有鄰于總集的情形。較為人知的是斷代紀事體之作，比如厲鶚的《宋詩紀事》一百卷，所收多為無事之詩，《四庫提要》即批評其“全如總集”。后陸心源《補遺》一百卷，光緒間陳田輯《明詩紀事》一百八十七卷，皆仍其例而不改?！睹髟娂o事》由于篇幅更大，所收無事之詩也更多。至陳衍輯《元詩紀事》，才自覺“紀事之體，當搜羅一代傳作散見于筆記小說各書者，不宜復(fù)收尋常無事之詩矣”（《元詩紀事自序》），從而與總集劃清了界線。
紀事體詩話外，詩法類中也有與總集相近的著作。比如游藝的《詩法入門》四卷首一卷，卷首為各家詩論，卷一為詩法，卷二為詩式，卷三為李杜詩選，卷四為古今名詩選，詩選的比重甚大。此書從清初到民國，再版不絕，在日本也很有影響。再如張潛《詩法醒言》十卷，從改編費經(jīng)虞、費密《雅倫》來，卷一至卷四講本源、詩體、格法等，卷五“二十一衡”條下即為詩錄，直至卷七，卷八樂府又純?yōu)殇浽?，卷九、十?fù)歸論時代、音韻等，全書有近四卷錄詩。又如潘松《問竹堂詩法》八卷，卷首總論，卷一至卷七為分體論，各卷例以“原始”、“標法”、“銓品”、“附詩”四目，其中的“附詩”一項，即專為各體之詩選。此種局部為選本的著作在詩法類中為數(shù)不少，但此類書的詩文評性質(zhì)還是容易確認的，故不會影響《全編》之收錄。
詩法類中還有一些以詩說法的著作，表面看是詩選，實際則是說法，選詩是為其說法服務(wù)的。如方俊《律詩六鈔》，初鈔總說五律，次鈔總說七律，三鈔談七律體格，四鈔談聯(lián)章，五鈔上談詠物、下談情景，六鈔論屬對，每鈔選詩幾首、十幾首、二十幾首不等，各作解說。其書顯然非為律詩選本，而是為說律詩作法也。再如程道存《唐律通韻舉例》二卷，列出二百四十馀首出韻之詩，各以通韻解釋之，亦非選本。又如黃應(yīng)奎輯《詩法舉要》，由其祖黃培芳詩的幾個選本合成，但觀符葆森、陳徽言、凌揚藻三個選本皆寥寥一二十首，（岑澄后補至一百六十馀首，又當別論。）顯然也并非為香石存詩，而是存其詩法也。此類著作究竟為詩法耶？詩鈔耶？頗不易遽辨。除了辨其主旨外，也以其篇幅較小，故大抵可斷之為詩法性質(zhì)。
清人還有一些名家名作的專評，從作品入手，乍看也往往與別集、總集相類，其實則非。以評杜類為例，如萬俊《杜詩說膚》分原情、法式、練字、審音四卷，各選詩若干以說明之。作者凡例云：“是編為杜詩法律各備一體，非選詩也。故法備而止，馀俱不錄?！笨梢娖錇檎f法而非為選詩的性質(zhì)明甚，與上述詩法類中的情形同。再如陳廷敬《杜律詩話》二卷、吳馮栻《青城說杜》不分卷：前者為其子說杜七律，才五十馀首；后者旨趣在“不煩詳說其細處”，全書也只說了二十八題六十五首，然每首則洋洋灑灑，“言之不憚煩”。至于賈開宗《杜少陵秋興八首偶論》更僅就一首作品詳論之。諸書皆與上述《杜詩提要》、《杜詩言志》的別集形式明顯不同。此外如盧震《杜詩說略》、喬億《杜詩義法》、夏力恕《讀杜筆記》、史炳《杜詩瑣證》等，原即不錄詩作，重在自我發(fā)明，則可不論。
評杜者外，又如吳喬《西昆發(fā)微》，分“無題詩”、“與令狐兩世往還及王氏李贊皇等詩”、“疑似詩”等三卷，專發(fā)李義山詩之有本事者，其說雖不免穿鑿，但非為義山選詩則一目了然，《四庫總目》將之歸在總集類是不妥當?shù)摹Ｓ秩缂o昀《玉溪生詩說》，既選一百六十馀首，儼然義山詩選本，卻又為不選之三百六十馀首逐一說明理由，則又破從來選本之例矣。梁章鉅《讀漁洋詩隨筆》二卷，錄王士禛詩二百馀首，其初衷為存紀文達、翁蘇齋二師之論漁洋語，后雖參以他家之說及己說，有所擴大，然也絕非為漁洋選詩，故于所評詩皆隨文錄出，不另標別出，卷首也不出目錄?！度帯穼⒋祟愔骶曂娫u著作錄入。
類似上述賈開宗《杜少陵秋興八首偶論》的名作專評，尚有專評《古詩十九首》的多種，如姜任修《古詩十九首繹》、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朱筠《古詩十九首說》、饒學(xué)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李兆元《古詩十九首解附箋》等。李兆元又有《蘇李詩箋》、《漁洋山人秋柳詩箋》等。此種體例評箋對象現(xiàn)成確定，主要工作實在評說上，故《全編》也予收入。
詩作兼有論說的體例，最直接的自屬論詩詩，以詩論詩，最是無間。但以篇幅較小而不成著作，即如元遺山、王漁洋等名篇，亦不過數(shù)十首。但在清中葉后，論詩絕句每有百首以上而成卷帙者，如馮聰《論唐詩絕句》二卷，論唐詩人二百六十四家，從唐太宗到僧齊己，十分系統(tǒng)全面，每家一首至數(shù)首不等，多者達十首以上，如論王維、劉長卿、柳宗元各十二首，韓愈十六首，韋應(yīng)物十七首，劉禹錫最多，達二十首，全書竟至五百七十馀首之大數(shù)字，令人矚目，以致《全編》不能不收矣。其他尚有廖鼎聲《冬榮堂論詩絕句》一卷、陳蕓《小黛軒論詩詩》二卷等，以及管筠等輯《碧城仙館摘句圖》三卷等，皆比照錄入。
此外還有一些個別之作，是耶非耶，因不成類，可隨機處置之。如輯詩社唱和之作而名詩話的陳瑚《頑潭詩話》二卷，以錄當時蓮社社友唱和之作為主，彼既名詩話，則不妨錄之；“消夏錄”中也偶有抄詩的，如顧安《丙子消夏錄》，專錄唐人五律詩，何文煥刊出時易名《唐律消夏錄》，則儼然總集矣，遂不收。諸如此類，出入之間，須視具體情形而定。
總之，清人詩文評與總集、別集的這一道界限，大致可辨，但也難以完全劃一，在多數(shù)著作確定性質(zhì)之后，剩遺的個別兩可之作，也就不難定其歸屬了。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xué)清民詩文研究中心）
- 阮孝緒《七錄目錄》“文集錄”已分楚辭、別集、總集、雜文四部，但《七錄》已不存，未知其詳。觀“雜文部”著錄有“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廣弘明集》卷三）之數(shù)，似非為“評”一類著作的專類。此“雜文”或與《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雜賦”為近？不可知也。
- 如余嘉錫有此說。見其《目錄學(xué)發(fā)微·源流考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27頁。
- 歐公自注“劉子玄以下不著錄二十二家二十三部”云云，實應(yīng)為鍾嶸《詩評》以下不著錄，舊志并未著錄鍾氏此作。故承錄《舊唐書·經(jīng)籍志》集部總集類的僅為前三家，如此也才合于新增的家數(shù)、部數(shù)（按照《漢書藝文志》以來慣例，分別著錄的元兢兩種算兩家）。
- 《四庫全書總目·〈通志〉提要》曾譏鄭夾漈的二十略“分門太繁”。然而這本來即是鄭氏的自負之處，所謂“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shù)耳”。按照他自己的統(tǒng)計，“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此種廣設(shè)類屬的實際效果，有的確為反映學(xué)術(shù)發(fā)展所必需，有的則不免流于繁瑣，需要具體甄別。而“詩評”一目的確立屬于前者，是大有可為鄭氏辯護之處的。
- 《四庫全書總目》以后，幾乎所有分類至集部總集的書目，如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外編尚復(fù)立“詩話”一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丁日昌《持靜齋書目》、張之洞《書目答問》、葉德輝《郋園讀書志》等，都斷然采用“詩文評”一名而絕無異辭了。
-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79頁。
- 章學(xué)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59頁。
- 詳拙著《新訂清人詩學(xué)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今輯《清詩話全編》，由于分內(nèi)外編，內(nèi)編各期剔除了匯編之著，故數(shù)目已不同。
- 袁枚《隨園詩話》卷十六：“近日十三省詩人佳句，余多采入《詩話》中。”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544頁。
- 李調(diào)元《雨村詩話》（十六卷本）序：“《雨村詩話》前著名矣，而此復(fù)著何也？前以話古人，此以話今人也。”道光二十六年暎秀書屋刊本，第1頁。
- 詳拙文《隨園詩話與性靈詩潮》，載《復(fù)旦學(xué)報》2014年第1期。
- 但前人有視詩話源于鍾嶸《詩品》的，或也即著眼于《詩品》中僅有的一二條，如謝靈運小名“客兒”、“遇惠蓮輒得佳語”之類。但謂源起尚可，直視為詩話則不可。
- 參見《漁洋詩話》自序，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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