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子：世家子弟

（一）家族與科業(yè)

李伯元（1867—1906），名寶嘉，原名寶凱，字伯元，別號南亭亭長、游戲主人、謳歌變俗人、溉花客、芋香、北園等，江蘇常州人。

李伯元于1867年5月21日（吳趼人《李伯元傳》云“君生于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降生于山東。這是僑寓山東的江南官宦世家，根據(jù)李氏家譜記載，常州李氏家族原出于唐太宗第十一世孫唐宣宗李忱之子，昭王李汭之后。昭王第三子李京的后世子孫繁衍于安徽歙縣、休寧、祁門及江西昌水一帶，周圍百余里，聚族而居，世稱“三田李氏”。至明末清初，世居休寧的一支，有一個叫李遇龍的秀才，因游學(xué)來到常州武進，卜居在城北的青山橋，再傳后分辟新居于附近羅浮壩（一說羅武壩，俗稱羅卜壩）——此地原為明御史吳芷園別墅之一部分，園盛時遍植梅花，鋪陳數(shù)畝，花開絢麗，爛漫似錦，為園中勝景之一。李遇龍即為常州李氏始遷祖。

常州李氏宗族至六世祖李文喆、李秉灝開始興旺，兩兄弟于清嘉慶十二年（1807）同中舉人，一時被鄉(xiāng)人傳為佳話。李文喆，字吉甫，清嘉慶十二年（1807）中舉，曾任滁州訓(xùn)導(dǎo)、鹽城教諭等職，敕授修職郎，誥封朝議大夫，晉封資政大夫。李文喆頗具文才，精于書畫，一生著作宏富，有《見聞記異》《山水人物考》等數(shù)十卷，其在任以興學(xué)育才為志業(yè)，故有盛譽。李秉灝后于嘉慶十四年（1809）中進士，官至內(nèi)閣中書。李文喆即為李伯元曾祖，據(jù)說享壽93歲。

李文喆生三子，長子名亮采，附監(jiān)生，早亡，賜封朝議大夫。次子名錫琨，字嗣卿，為道光元年（1821）舉人，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會試挑取謄錄，其后曾任廣東樂昌知縣、山東夏津知縣、山東菏澤知縣，歷署山東平州知州、濟寧直隸州知州等職、補平度州知州，誥封奉直大夫，晉封資政大夫。三子名錫琦，又名蕓，字德卿，為邑庠生，修選訓(xùn)導(dǎo)，29歲時因病去世，留下五歲兒子李翼辰。李錫琦即李伯元祖父，李翼辰即李伯元生父。

李翼辰，字申之，父亡后由伯父李錫琨撫育。李錫琨長年在山東為官，清咸豐十年（1860）為避太平天國之亂，將全家遷離江蘇常州，僑寓山東——其族人記載：“李伯元的高祖文喆逝世后，家鄉(xiāng)房產(chǎn)被兵災(zāi)所毀，伯元祖上已三世同居，沒有分家，其時伯祖嗣卿和堂伯念仔父子兩人同在山東服官，于是家屬均避居山東，同住一起?！保ɡ铄a奇、魏紹昌《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附記》）李翼辰既長，得山東候補知縣、山東補用按察司，娶甘泉籍候補通判吳熒之女吳氏為妻，生一子，即李伯元，女為李淑芳。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翼辰由山東趕赴原籍常州應(yīng)試，歸途中飽受顛簸與風(fēng)霜之苦，抵山東即患傷寒病，沉疴不治，撒手仙逝，年僅27歲，遺下孤子李伯元，是時六歲，還有遺腹女，降生后取名淑芳。

李翼辰、李伯元父子兩人，均為少小喪父、幼年失怙，依靠伯父撫養(yǎng)成人。李翼辰二伯李錫琨，生有一子，名翼清，字念仔，為李伯元堂伯；伯元父親去世后，其一家生活即由堂伯李翼清負擔(dān)。李翼清歷任山東兗州府同知、肥城知縣、東昌府知府等職，生有七子七女，長子李寶翰，字佩宜，直隸補用直州知州，工詩古文，亦擅花卉，著有《天弢閣詩鈔》《天弢閣文鈔》等；次子李寶章，字谷宜，一字斐園、谷貽，晚號待壹老人，同治十二年（1873）順天舉人，刑部員外郎，廣西司行走，賞戴花翎三品銜，浙江盡先補用道，工山水花卉，晚年僑居蘇州，以詩畫自遣，壽至八十歲；三子李景晟，五品銜河南候補知縣；四子李寶箴，號善宜，光緒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舉人，內(nèi)閣中書，后任滁州知州；五子李寶洤，又名寶潛，字經(jīng)宜，又字經(jīng)畦、經(jīng)彝、漢堂，晩號荊遺，優(yōu)廩貢生，山東補用知州，湖南候補道，歷官至湖南提學(xué)使，博學(xué)工詩文，著述頗富，有《漢堂詩鈔》《濯纓室詩鈔》《問月詞》《漢堂文鈔》等；六子李寶驥，字駿宜，中書科中書銜；七子李寶猷，國子監(jiān)典籍銜。

李翼清子女既多，兼以撫養(yǎng)李伯元一家三口，更因其正室管夫人早亡，遂家務(wù)悉數(shù)交由伯元母親吳氏操持。吳氏通明事理，賢惠端淑，頗具大家閨秀風(fēng)范，又為人謙和，行事周到，甚而親身下廚，料理全家飲食，將家務(wù)照料得井井有條、處處妥帖，贏得一家敬重。李氏家族是典型的官宦人家，恪守著傳統(tǒng)的家族禮教，長幼尊卑既嚴格有序，親情和睦則如沐春風(fēng)，老吾老，幼吾幼，世家子弟的人生目標只有一個——讀書求學(xué)、科舉仕進，既飛黃騰達，又光祖耀宗。李翼清對堂侄李伯元與兒子一視同仁，“視子侄為一體，而對伯元尤憫其孤、愛其慧，所以平時督教極嚴”（戴伯元《李伯元家世考》）。李伯元從兄弟中，工詩文、善書畫者不乏其人，李寶翰、李寶章及李寶洤等人皆有較深造詣，伯元與他們自幼即在一起同學(xué)共進。李氏家族既是傳統(tǒng)的官宦士族，又具有濃郁的傳統(tǒng)文化氛圍——李伯元就是在這樣的家庭—家族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李伯元十九歲成婚，妻子鐘氏（1867—1903），乃山東雒口批驗所鹽大使鐘履祥之女。伯元成家，青年守寡、含辛茹苦的母親吳氏，自然是一番感傷、幾多欣慰，可以寬心的是能夠告慰長眠地下的亡夫靈魂。而對于堂伯李翼清來說，一如其父李錫琨當(dāng)年撫育堂侄李翼辰（伯元父親），他也竭盡家族長者的倫理職分，既可告慰堂兄李翼辰亡靈，也無愧于李氏列祖列宗的庇蔭?；楹?，鐘氏伴隨伯元近二十年，其間李家從山東遷回家鄉(xiāng)江蘇武進（1892），數(shù)年之后，她又隨伯元母子一起遷居上海（1896）。1903年，鐘氏在上海病歿，年僅三十七歲，無子嗣。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李翼清從山東辭官返鄉(xiāng)，李伯元一家四口（母吳氏、妻鐘氏、妹淑芳及伯元本人）也隨之遷回家鄉(xiāng)常州。自咸豐十年（1860）至光緒十八年（1892），李氏一門在山東僑寓三十二年。而從幼年至二十六歲時遷返老家，李伯元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山東度過的，他一直生活在堂伯李翼清的官邸中。李翼清本人為人正派，為官清廉；但封建官場的規(guī)則與運作，充斥著黑幕與殘暴、貪婪與腐敗、無恥與巧詐——對此，李伯元目睹耳聞，了如指掌，憤懣在心。對封建官場真實內(nèi)幕的切近認識與深切嫌惡，是李伯元日后避走科舉仕進之路的內(nèi)在情感基礎(chǔ)與思想依據(jù)，也是他后來創(chuàng)作官場—社會批判小說、并成晚清小說重鎮(zhèn)的生活積累與精神前提。

常州城內(nèi)南市河，在青果巷南

因城北羅浮壩李氏舊宅毀于太平天國兵燹，李翼清遂在常州城南置房，安頓回遷故地的一大家子。新居臨近常州城南門戶——驛橋，橋邊的天禧樓乃一處名勝。新家坐南朝北，南枕南市河，北依青果巷。南市河明朝之前為常州運河，后運河改道南移，老河遂成市河，河水從西水關(guān)流來，向東往通吳門逶迤而去，舟楫相隨，沿岸成果品集散地。青果巷，原名千果巷，即因果品匯集而得名，清人褚邦慶《常州賦》有言：“入千果之巷，桃梅杏李色色具陳”；后訛傳喚為青果巷，倒也散發(fā)出幾分詩意韻味。古橋，名樓，流水，長巷，帆影落照，垂柳依依，車輛轆轆，市聲悠揚……古典江南的市井風(fēng)貌、日常生息，自有一種優(yōu)雅韻致，如云煙氤氳。據(jù)李翼清長房玄孫李君亮《留余堂小記》中記述李氏青果巷居所——

……坐南朝北共有六十余間，占地二畝六分。正廳“留余堂”五開間四進，因直朝大馬園巷，當(dāng)時的風(fēng)水先生認為“殺氣太重”，所以大墻門開在東側(cè)。第一進屋的布局是東側(cè)兩間為墻門、屏門、房門，西側(cè)三間是轎廳，正對大馬園巷封墻。轎廳朝南正對著“留余堂”主廳。第二進中面是三開間的主廳，木結(jié)構(gòu)，明清時建筑，大羅磚鋪地，六輻大屏門障后，正中是“留余堂”大匾，十分氣派壯觀，兩側(cè)各有廂房，屏門后是翻軒用于待客小息，很精致。第三進和第四進是五開間層樓的正房，兩層樓房東西兩側(cè)也都是樓房連接可以周轉(zhuǎn)叫做轉(zhuǎn)樓。第四進最東一間設(shè)有石級通向作為后門的三間矮小平房，后門口就是沿大河的蛤蜊灘。五開間正房的東面是三開間四進的正房組成，第四進是二層樓樓房，四進房中間都有寬大的大青石板天進，日照比較充分。再東面是兩開間的房屋大小廚房，小花園（有假山和梧桐樹），水井，走廊組成。和主房有月洞門相通，有磚門很典雅，有一楹聯(lián)“蕩胸生層云，舉杯邀明月”。在留余堂正廳與東三進相通處，有一小天井，種有玉蘭花一棵，枝繁葉茂，春天花開時燦若云錦，當(dāng)時在常州并不多見。從大墻門再西，又有一處由兩進房屋組成的園居，有住房約十間，另開大門，直臨青果巷……念仔公遺訓(xùn)“留馀堂意：積有余慶留之子孫，為人和平毋急躁，處處留有余地，以待善果”。

常州城內(nèi)青果古巷，其所在現(xiàn)為歷史文化街區(qū)

題名“留余堂”，李翼清意在教育李氏后輩須為人謙和、處世平和，臨事避趨極端，方能求得良善。

從1892年舉家遷回常州，至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移居上海，李伯元在家鄉(xiāng)常州生活約四年時間。其間，他與堂兄弟李寶箴、李寶洤等人朝夕相處，研習(xí)制藝、詩文，時有切磋、唱和；而與他交游甚密的親友，尚有談珵熙、金武祥、呂景端、張春帆等人。談珵熙（生卒年不詳），字筱蓮，號澹庵，與李伯元為中表親，兩人同應(yīng)江陰院試，談氏擅長詞曲，其山水小幅被譽有元人神韻，他后來也離開常州遷居上海，投身報界，在滬與李伯元依然時相過從，聯(lián)系緊密。金武祥（1841—1925），字溎生，號粟香，為李伯元姻親，居常州，后做師爺，曾捐班授官，著有《粟香叢書》《粟香隨筆》等，參編《江陰縣志》。呂景端（1859—1920），字幼舲，號蟄庵，與李伯元同應(yīng)江陰院試，清光緒八年（1882）舉人，曾官至內(nèi)閣中書，工詩詞，有才學(xué)，后為盛宣懷重要幕僚。張春帆（?—1935），名炎，別署漱六山房，住常州城內(nèi)麻巷，與李伯元住所青果巷鄰近；張氏日后也定居上海，創(chuàng)作《九尾龜》《宦?！返刃≌f，也是晚清小說一位大家。

李伯元居住家鄉(xiāng)常州期間，曾跟傳教士習(xí)英語，參與編修李氏家譜。其族人李錫奇述憶：“伯元在鄉(xiāng)曾從傳教士學(xué)習(xí)英文，又協(xié)助族人編修李氏宗譜。據(jù)先父見告，宗譜中所刊數(shù)十幅祠墓示意圖，均由伯元一手所繪，惟當(dāng)時系舊法木刻，注重在道里及村莊四周的竹樹、河道、墩溝等形勢，藉供省墓作標識之用，章法故不在詩情畫意?！保ɡ铄a奇、魏紹昌《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附記》）家族宗譜不僅是家族記憶的文本載體，它實際包含著宗法社會祖先崇拜、子孫祈福的信仰內(nèi)涵；因此，編修宗譜委實是宗法社會民間信仰建構(gòu)與信仰傳承的重要內(nèi)容與重要途徑，它與修建宗祠、祭祀祖宗等活動一起，構(gòu)成中國家族文化的有機結(jié)構(gòu)。對于李氏子孫李伯元來說，“協(xié)助族人編修李氏宗譜”，無疑是他親歷一次家族史教育；而“從傳教士學(xué)習(xí)英文”，顯示十九世紀末葉西潮、西學(xué)已然風(fēng)拂常州這座古典江南州府城市，而李伯元顯然受及它的撩動與吹熏。本土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文明在十九世紀末的中華碰面，作為晚清封建士子的李伯元，既承襲著前者的慣性延續(xù)，又迎受著后者的風(fēng)吹雨灑。近代中國社會變革與文化轉(zhuǎn)型，影響所及也投照在這位清末士子個體身上，而他自己在家族變故、社會變革、文化轉(zhuǎn)型等的多重因素策動下，也得作出人生選擇與生命定位。1894年，李翼清去世，李氏家族頓失頂梁支柱，李伯元一家也就此失去了大家族堅實的支撐與庇護。是年，李伯元二十八歲，家有母親吳氏、妻子鐘氏、小妹淑芳，他必須承擔(dān)養(yǎng)家糊口的責(zé)任。躊躇兩年，他為小妹完婚后，于1896年攜母帶妻離開家鄉(xiāng)常州，遷居上海，在十里洋場的大世界中，謀求生計。

李伯元一生兩次遷居，居地歷經(jīng)山東、常州、上海三地：自幼年至1892年隨李氏家族遷回家鄉(xiāng)，他主要生活在山東；自1892年至1896年攜妻、母遷居上海，他主要生活在江蘇常州；從1896年遷家定居滬上至1906年因病去世，他主要生活在大都市上海。若依其人生選擇與生命定位論，我們可以將李伯元一生以1896年遷居上海為界，分劃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即自幼年至1896年遷居上海，李伯元主要生活在山東及江蘇常州，托庇于李氏家族，是世家子弟，以科考仕進為人生目標，乃無數(shù)封建士子中一員；后期，即從1896年遷居上海至1906年謝世，李伯元落腳滬上報界，辦報、賣文，養(yǎng)家糊口，成為報人、小說家，是近代都市職業(yè)文人。

由傳統(tǒng)封建士子轉(zhuǎn)變?yōu)榻际新殬I(yè)文人（報人、小說家），這是李伯元的人生軌跡與生命趨向。李氏生命后期，即其作為都市職業(yè)文人的生活經(jīng)歷，后文敘論；其生命前期，即作為封建士子的人生內(nèi)容，詳述如下——

科考仕進，是封建世家子弟首要的人生選擇與人生目標，向來被視為世家士子的生命“正途”。李氏既出生于官宦世家，其子弟教育自然以科考仕進為指歸；時為李氏家族頂梁支柱的李翼清，對子侄及孫輩的教育，恪守家風(fēng)規(guī)約，既用心良苦，又厲行督責(zé)。從六歲開始，李伯元與從兄李寶洤、侄子李祖年等一道在家塾讀書。日后成為近代著名詩人的李寶洤，曾作《除夕有作》一首憶述早年讀書生活，詩云——

童時愛嬉游，?？秩赵逻t。

喜逢歲華至，督課暫弛之。

綵衣斕斑著，竹馬蹌踉騎。

爆竹列萬響，華燈懸千枝。

惟此行樂心，世事安所知。

忽忽十五六，童心漸已衰。

弱冠通詩書，始知慕文辭。

既欽古人賢，旋欲窺藩籬。

牙簽羅百城，一一隨手披。

疑義黝若漆，燭照將誰師。

忽然欣有獲，快若解疲肌。

俯仰握鉛槧，晝夜誦啞吚。

欲以方寸才，上窮千載奇。

豈惟人力艱，駑鈍由性基。

因循百無就，蹉跎逮今茲。

繭足走衣食，靦顏干有司。

三刖不知止，敝帚空自持。

一病迫九死，僅全亦幸而。

頭顱改故常，頤凖羅瘡痍。

昔賢惜分陰，處樂常思危。

矧我歷憂患，亦知生有涯。

晝游苦不足，繼問夜何其。

坐對五辛盤，手持醁醽卮。

顧此中歲顏，憮然念兒時。

梅花亦已香，小雪不盈墀。

明朝非故年，莫使晨光熹。

此去各如愿，努力追前期。

李寶洤比李伯元年長三歲，兩人從小在私塾一起讀書。這首五言古詩描述他們一年之中，只有歲暮年尾督課才暫時放松，可以玩耍嬉游，其余時間則日以繼夜，手不釋卷，苦讀不輟。“牙簽羅百城，一一隨手披”“俯仰握鉛槧，晝夜誦啞吚”，既是他們寒窗苦讀的真實寫照，也從側(cè)面顯示李翼清對后輩督教甚嚴。“念仔篤于舊禮教，視子侄如一體，對伯元尤憫其孤而愛其慧，平時督教甚嚴”（李錫奇、魏紹昌《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附記》）,“伯元之母亦不稍予姑息，以是伯元學(xué)業(yè)精進，擅制藝、詩賦，能書畫，工詞曲，精篆刻，余如金石、音韻、考據(jù)之學(xué)，無不觸類旁通?！保ɡ铄a奇《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在堂伯父及母親的嚴格督促下，李伯元學(xué)業(yè)日進，到十六歲時已經(jīng)讀完四書五經(jīng)，詩賦制藝、書畫篆刻，均具有很深的造詣。

李伯元早慧，二十來歲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秀才，補廩貢生。有關(guān)他的科舉經(jīng)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少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入學(xué)，累舉不第?！鳖欘R剛在《〈官場現(xiàn)形記〉之作者》一文則云：“弱冠后游泮宮，旋食廩餼。屢試省門不售，納貲為縣丞。簽分山東，未赴?！弊迦死铄a奇稱：“少時以第一名入泮，旋即補廩。”（李錫奇《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澄碧據(jù)其采訪李錫奇及李伯元繼室莊竹英記錄，作《小說家李伯元》，文中說李氏“二十來歲時考秀才，得第一名，補廩貢生。”李伯元二十來歲就考中秀才，這應(yīng)該是確鑿無疑的。戴博元《李伯元家世考》中則說他：“1893年參加縣考，中秀才第一名，旋即補廩。”1893年李伯元已經(jīng)27歲，與“少時”或“弱冠”明顯不相吻合，不知何據(jù)。李伯元究竟何時考中秀才？迄今沒有確切資料。顧頡剛的說法來自他的常州朋友趙孟軺，而趙孟軺是李伯元的繼室莊夫人的內(nèi)侄婿，他是從莊竹英處打聽到李伯元的信息，然后再告訴給顧頡剛的。李錫奇年小李伯元17歲，李伯元中秀才時他尚年幼，其說法應(yīng)該是從別處聽聞來的。澄碧的說法直接來自對李錫奇、莊竹英的采訪。李伯元去世后一年，他的母親吳氏也仙逝；因此，后人有關(guān)李氏科考經(jīng)歷的敘述大約多出自其口。不過，莊竹英嫁給李伯元僅兩年就守寡了，她也未必確鑿知曉李伯元究竟是何年考中秀才的。因此，李氏中秀才的確切年份，只能約略而稱“二十來歲”。

李伯元早年隨堂伯長期僑寓山東，每逢考期臨近都要回原籍應(yīng)試，清代江蘇學(xué)政節(jié)署設(shè)于常州府江陰縣，因此，他要從山東趕到江陰參加童試。少年時代的他及從兄弟們，為了功名前程經(jīng)常在山東和江陰之間來回奔波。堂兄李寶洤有詩《江陰試畢歸途即景》一首，描述回江陰應(yīng)試情景，詩云：“風(fēng)帆片片隨潮起，漁火星星帶月生。自笑微名羈絆久，三年兩度此經(jīng)行?！睉?yīng)試完畢，李寶洤并沒有回到常州，因為家人都在山東，他就直接由江陰渡江北上。江上風(fēng)帆片片伴隨潮起潮落，漁火星星點點與月光交相輝映，江水浩淼，蔚為壯觀，身處此景，詩人情感帶著些許自嘲、些許無奈，他訴說自己為功名羈絆，不得已三年兩度千里跋涉，奔波勞頓間，自有一番人生況味與感懷——同行的堂弟李伯元，想來也一定有此同感。李伯元的父親就是赴江陰應(yīng)試，歸途染疾，終至病逝的；李寶洤、李伯元等李氏子弟依然追隨前輩足跡，苦苦奔走在科舉這條士子“正途”上，努力延續(xù)仕宦家族的光榮與夢想。但事與愿違，李伯元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后，參加鄉(xiāng)試卻名落孫山。李伯元究竟參加過幾次鄉(xiāng)試？因確證材料匱乏，至今還是一個疑問。魯迅說他“累舉不第”（《中國小說史略》）；顧頡剛引李伯元內(nèi)侄婿趙孟軺說法，稱其“屢試省門不售”（顧頡剛《〈官場現(xiàn)形記〉之作者》）；胡適據(jù)李伯元堂侄李祖年（李翼清之孫、李寶章之子）“長信”，云：“他曾應(yīng)過幾次鄉(xiāng)試，終不得中舉人?！保êm《李伯元傳》）族人李錫奇辯駁：李伯元“只去江陰院試過一次。如果僅僅考過一次，雖未考中，如何能說‘累試不第’?！保ㄎ航B昌《魯迅之李寶嘉傳略箋注》）今人王學(xué)鈞則稱“李錫奇的辯駁未得要領(lǐng)”，因為“江陰院試屬童試范圍的最后一級考試”，“李伯元即使只參加過一次鄉(xiāng)試，那也得像劉鶚、陳獨秀一樣，到南京貢院去考，而不是在江陰考”（王學(xué)均《李伯元年譜》）。李伯元究竟是“屢試省門不售”，還是僅參加過一次鄉(xiāng)試？今難考其實；我們所能確知的事——李伯元參加過舉人考試，但沒有考中。

堂伯李翼清為幼年失怙的堂侄李伯元的出路著想，曾替他捐納候補省府經(jīng)略的功名。李錫奇敘及：“適遇山東遵籌餉例開捐，念仔便為伯元捐納了一個本省府經(jīng)略的功名，在家候補，可是伯元本人卻無意于此，終于未去辦理報到手續(xù)。”（李錫奇、魏紹昌《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附記》）顧頡剛在《〈官場現(xiàn)行記〉之作者》中則引趙孟軺信云：“納資為縣丞。簽分山東，未赴?！笨傊钜砬逶鵀槔畈韫俸蜓a，李伯元不知出于什么考慮并沒有去赴任。

以第一名中秀才；應(yīng)鄉(xiāng)試而不舉；捐納功名，在家候補但從未就任——這是世家士子李伯元大致的科考、仕進經(jīng)歷。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朝廷擬開經(jīng)濟特科以廣選人才，李伯元被保薦，既為人所彈，他本人也無意為官，故而未參加應(yīng)試——此乃后事，容作后敘。

（二）才藝與學(xué)養(yǎng)

李氏家族素以詩書傳家、書畫名世。民國年間武進李淵府所編《毗陵畫征錄》，收錄李氏家族多為書畫家作品，書載：李伯元曾祖李文喆，“沈浸古籍，工時善書法，誨士極勤，學(xué)署久頹圮，解己囊整新之，蒔花種竹，構(gòu)室顏曰養(yǎng)性，嘯詠其中。著有《見聞記異》《山水人物考》詩古文集凡數(shù)十卷”，“所寫菊花一幅，畫法極工，鑒者珍之，洵妙筆也”。李伯元的從兄李寶翰（李翼清長子）亦善花卉；另一位從兄李寶章（李翼清次子）則是書畫名家，“工山水花卉，晚年僑寓吳門，以詩畫自遣。有繪山水屏條題句云：‘偶鋪短紙綠陰初，幾點青螺畫不如。佳客自來忘剝啄，此身有托委琴書。天開圖畫皆藍本，地愛田園有絳蔬。剪取吳江半淞水，停橈漫欲狎樵漁。’”其詩畫俱佳，風(fēng)流自賞由此可見一斑。

李伯元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藝術(shù)氛圍的家庭里，幼承家學(xué)，耳濡目染，熏育著他多方面的藝術(shù)才華，詩詞曲賦、書畫篆刻，樣樣精通?！杜昊ㄕ麂洝氛f他“偶寫惲派花卉，筆意清超，尤工篆刻”?，F(xiàn)存常州博物館的《梅花壽帶圖》立軸是李伯元存世不多的繪畫作品，典型地反映出李伯元文人畫的風(fēng)格。此畫上款“次寅五兄姻大人雅屬”，落款是“弟李寶嘉”，“次寅”即惲毓庚，號衡齋，是李伯元妹夫惲毓巽（李淑芳夫君）的胞兄，曾任山東夏津知縣，工畫善書。惲毓庚無子，立惲毓巽之子惲寶濟為嗣；李伯元與惲毓庚有姻親關(guān)系，所以稱其為“次寅五兄姻大人”。此畫后為董絸庵購得，董絸庵又請惲毓庚的侄子惲寶惠題跋，跋文曰：

武進李寶嘉，字伯元，別號南亭亭長。為叔母李宜人之兄，從宦山左，博覽載籍，沉郁典麗，早有文名。光緒庚子后僑居滬上，目擊晚清政治腐濁，以貲進者充塞仕途，封疆大吏則專重情面，復(fù)畏外人如虎，敷衍假意，坐待危亡，乃撰《官場現(xiàn)形記》一書，盡態(tài)極致，刻畫入微，不啻牛渚燃犀，久已風(fēng)行海內(nèi)。其《庚子國變彈詞》、《文明小史》、《南亭筆記》等亦馳譽當(dāng)世。會經(jīng)濟特科再開，有人以丈應(yīng)詔，忌之者指其常作游戲筆墨，文人輕薄，不宜濫登薦剡。丈聞之遂不復(fù)進取，長吉竟夭天年。平日不輕作畫，雖著作流傳，而從未睹其畫本。此幅繪梅花壽帶，則專為仲父次寅公作，經(jīng)絸庵表弟收藏，筆態(tài)生動，超軼塵俗，尤可寶貴。前歲惠返故鄉(xiāng)，得見遺墨。今距光緒丙午春謁丈滬寓，留共杯酌，且逾五十年矣，存歿之感，為之憮然。歲在疆圉作噩，寎月，惲寶惠。

惲寶惠為現(xiàn)代書畫名家，他認為《梅花壽帶圖》“筆態(tài)生動，超軼塵俗”，評價頗高，也甚是中肯。另據(jù)今人戴伯元記述：常州文物商店曾購得李伯元所作扇面畫一幅，“畫為淡墨山水，有疏林泉石，著墨不多而得冷澹清雋之趣，為文人畫風(fēng)格”（戴伯元《李伯元家世考》）。李伯元不多的傳世畫作，表現(xiàn)出清超脫俗、不染煙火的精神品格，深蘊古典文人畫的風(fēng)神韻味，也體現(xiàn)出其本人疏雅爽朗、超凡脫俗的個性風(fēng)貌。

李伯元既有繪畫創(chuàng)作實踐的經(jīng)歷與積累，也善于在創(chuàng)作實踐基礎(chǔ)上深究畫理、畫法，形成自己獨到理性體認。他后來在《游戲報》刊發(fā)《論畫理》一文，表述其繪畫見解——

宋宣和中以畫取士，理勝者為上，法勝者次之，筆勝者次之。蓋理、法、筆三者必一一兼到，方可謂之佳構(gòu)。而“理”之一字，其義甚微，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不易言也。

即相傳古時名畫，如“萬里叢中一點紅”題，有一人畫一蒼松，陰翳中映出一輪紅日。評者謂其氣象廣闊，為第一。又一人畫修竹千竿，一鶴飛翔其間。評者謂其有瀟灑出塵之致，為第二。又一人畫桑田十畝，一女子倚胡梯而采桑，微露弓鞋一只，紅纖可掬。又一人畫日暮倚修竹之圖，美人手抵香唇，櫻桃紅綻，無限意態(tài)，含而不露。評者謂，二人所畫，意味雖佳而近于佻巧，不如紅日與鶴之大雅也。而不知相題立意，須將上下文一一貫通，方可著筆。

“萬綠叢中一點紅”，其下句云“動人春色不須多”。既云“動人春色”，如不在美人身上著想，則四字從何顯出？至紅日與鶴，有何春色，有何動人之處？真索解人而不得矣。以余觀之，當(dāng)以采桑、倚竹者為上乘，紅日與鶴在文不對題之列。質(zhì)之古人，未識以為然否？

噫！“理”之一字，其難如是。夫理可虛可實，在有形無形之間，令人尋味，方為至理。倘膠柱鼓瑟，則不可與言矣。

余曾見俗工作雙柑斗酒聽黃鸝圖，畫綠柳蔭中一客獨坐，置酒一斗、黃柑二枚，不覺失笑。柑，酒榼也，非黃柑之柑。試思聽鸝之時必在春二三月，黃柑乃冬令之果，何得相蒙？且黃柑豈為下酒物乎？凡人作畫，必先明理，推而至于一切事，何在不以理為重哉？

旋窗岑寂，適有客以絹素求畫者，談?wù)摷按?，因泚筆書之。

李伯元認為“理、法、筆三者必一一兼到，方可謂之佳構(gòu)”，又著力指說識“理”之微、之難，且明辨畫理與一切事理之相通，其畫論既表現(xiàn)出對繪畫藝術(shù)的精深認知，可謂深得畫理三昧。

李伯元的書法、篆刻造詣也頗深。他存世不多的書信原件，行書瀟灑飄逸，清雋秀雅，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的行書對聯(lián)——“可人如玉 落花無言”，書體厚重，風(fēng)神俊朗，自然天成。后人有評：“其書體灑脫，工楷自以虞歐入手，玩其‘可人如玉，落花無言’一聯(lián)之豐腴，則又具平原君之變化矣?！保ù鞑┰独畈沂揽肌罚?/p>

李伯元曾自稱“夙嗜篆隸”，因興趣而精研，持之以恒，故卓爾不凡。李錫奇述及——“伯元居常州時，某次文酒之會，王子淵素以篆書聞名，即席揮毫，偶不經(jīng)意，誤書篆法，伯元當(dāng)場點明，汪猛省大笑”（李錫奇、魏紹昌《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附記》）。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據(jù)周桂笙《新庵筆記》記載及李氏后人敘述，也稱李伯元“工篆刻，有《芋香印譜》行于世”。《芋香印譜》今已不見。常州博物館藏有《芋香室印存》，據(jù)戴伯元、澄碧記述，是為原常州博物館館長董菊新1957年在常州東大街舊書攤上購得。澄碧述說：“這本《芋香室印存》，采用了木刻水印線裝書的形式，但并非單行本，既無序目、跋語，也未注明雕版年月。封面封底是湖色冷金蠟光，絲線明裝。原黏在封面左邊的書名簽條已脫，現(xiàn)名《芋香室印存》（隸書，寫在原書名位置上）是旁人所寫。封面上還有朱文‘季育’名章一方；承李錫奇先生見告：季育可能是史季育，也是晚清常州名士，與李伯元常有詩文之會。印存里面用本連史紙，扉頁上有手記《李伯元傳略》（內(nèi)容大致不出吳沃堯《李伯元傳》的范圍），下署‘獨孤粲記’，并蓋有‘慎動’二字的朱文印章，但未寫明年月。印存計二十八頁，每頁有邊框，中縫為書名，除第十七頁印有二方外，其余都是每頁印一方，共二十九方，并非制板套印，全是手打。”（澄碧《李伯元和篆刻》）這二十九方印分別為——

李伯元《芋香室印存》（常州市博物館收藏）

（1）見笑于大方，（2）追蹤漢魏，（3）寄興，（4）盈盈一水，（5）狂歌送酒，（6）冷澹家風(fēng)，（7）風(fēng)雅含情苦不才，（8）守白，（9）人在畫中，（10）愛買僻書人笑古，（11）生計是琴書，（12）愛日夜暝遲，（13）不欲而靜，（14）耐煩，（15）歡喜堅固，（16）開拓心胸，（17）畫禪，（18）君高遷，（19）大雅，（20）鴻爪，（21）好古笑流俗，（22）任逸不羈，（23）臣寶嘉印，（24）芋香作畫，（25）伯元考藏，（26）北園，（27）伯元藏書印記，（28）伯元長壽，（29）芋香室印。

《芋香室印譜》二十九方印章是李伯元精神世界的真實袒露，反映出他獨特的個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叭我莶涣b”“狂歌送酒”“歡喜堅固”“好古笑流俗”等，表達著桀驁不馴、特立獨行的精神品格；“愛買僻書人笑古”“風(fēng)雅含情苦不才”“生計是琴書”“寄興”等，體現(xiàn)了對詩樂藝術(shù)的向往；“守白”“耐煩”“不欲而靜”等，表現(xiàn)對道家思想的推崇；“冷澹家風(fēng)”流露出家世清白的自豪；“芋香室印”“芋香作畫”是繪畫印章；“伯元藏書印記”“伯元考藏”是藏書印章；“北園”則是李伯元的別號。

李伯元篆刻，既有自我明志而作，也有為友人所作，反映出文人交游的雅趣。遷滬之后，即便報務(wù)倥傯，他也樂此不疲，如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9月，他曾為金武祥刻章，其信曰：“命鐫石章，早經(jīng)刻就，茲特送呈。另擬刻數(shù)方，尚未告竣，俟長者揚州歸來，當(dāng)有以持獻也?！保ɡ畈吨聹纳罚┰偃?900年（光緒二十六年）間，他為好友孫玉聲篆刻“漱石”印章一方相贈。孫氏在《退醒廬筆記》中說，李伯元“筆墨之暇，喜以金石刻畫自娛。嘗鐫圖章一方贈余，即余不時蓋用于題件上之‘漱石’二字，筆意蒼古，卓然名家”（孫家振《李伯元》）。后來，鄭逸梅在《海上漱石生珍藏李伯元遺印》一文中曾補述此事、此?。骸八ㄖ笇O玉聲——引者注）藏有李伯元遺印一方，承蒙他鈐拓見示，并題識于旁云：‘此章為毗陵南亭亭長李伯元君所鐫贈，石旁尚有邊款云：不談此調(diào)，三載于茲，偶而奏刀。知不值方家一粲也，光緒庚子麥秋節(jié)伯元識。余珍藏敝篋將四十年，臨文時每一蓋用，輒追念故人不置，蓋伯元君長于鐵筆，而中年后不復(fù)從事，絕少流傳，以是彌足珍貴也。民國二十六年荷夏孫玉聲跋。時年七十有五?！聻殛幬?，很古拙得體。”

無論是孫氏所稱“筆意蒼古，卓然名家”，還是鄭氏所言“古拙得體”，均表達出對李伯元篆刻藝術(shù)的褒評。今人也不乏贊譽之詞，有云：“李伯元的篆刻，既博采眾長，又別具新意，意趣遒麗穩(wěn)健，不同凡響?！瓗煿哦荒喙?，渾厚古樸，耐人尋味”（澄碧《李伯元和篆刻》）;“這些印章刀法峭秀，筆意蒼古，但師古而不泥古，博采眾長，卓然自成家數(shù)，可見造詣之深”（戴博元《李伯元家世考》）。

這樣的評價實事求是，符合李伯元篆刻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李伯元還具備音樂與戲曲藝術(shù)才華。他會吹平簫和笛子，精通戲曲音律，自己創(chuàng)作戲曲劇本?！八麑Τё职l(fā)音，素有研究，報上有《論海上名校書歌曲》《論歌唱須知反切》等作。對樂器之使用，有《琵琶說》《聽小如意彈琵琶因而考論之》《品簫》（在常州時吾曾親聆其吹笛）等作。又編《風(fēng)月空》《酸、酸、酸》短劇兩出，所用曲牌，均依套填制，可譜入工尺，非深明此道者，決不能強作解人也”（李錫奇、魏紹昌《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附記》）。此外，他還長于駢文，行文駢散結(jié)合，典雅流麗，詼諧生動。這一方面得力于他早年的舉業(yè)，另一方面在于他中年后又肆力辦報，因此，他的駢文小品都寫得極為雅致。邱煒萲《揮麈拾遺》卷五有言：“中國首仿西人為游戲報紙，惟上海之《游戲報》是已?？傊鞴P李伯元明經(jīng)，駢文專家，又復(fù)兼長小品雜著，嬉笑怒罵，振聵發(fā)聾，得游戲之三昧?！薄榜壩膶＜摇敝Q，是對李伯元駢文造詣的贊譽。孫玉聲也認為李伯元“為文典贍風(fēng)華，得雋字訣”（孫玉聲《退醒廬筆記》）。李伯元的駢文典雅清麗，而小品文則清新雋永?！陡媲鄻擎⒚梦摹肥撬壩牡拇碜髌?，文曰：

情天易老，欲海難填；私恨茫茫，春愁脈脈。阿房埋趙國佳人，祖龍已死；銅雀銷吳宮艷女，阿瞞何心。遂使浮云蔽日，滄海沉珠，紅粉飄零于風(fēng)雨，名花老謝于園亭。長樂宮中，春光寂寂；昭陽殿里，秋雨凄凄；豈不悲哉，亦可傷矣。

然而歷數(shù)風(fēng)流遺恨，不第妃子傷心。則有青樓者，聚怨之區(qū)，誤人之地。其慘則無天日，其怨則為風(fēng)波。卅六宮鶯燕哀啼，枕席之淚痕盡濕；七十鳥虎狼成性，鐵簽之刑罰難嘗。乃猶有名門閨女，迷入桃源；田舍村夫，信為錢樹。使祖宗受侮辱之名，兒女墮泥犁之苦也。

人須自悟，休惑甘言。試思潯陽風(fēng)荻，琵琶濕司馬青衫；天寶梨園，子弟皆少年白發(fā)。興盡悲來，盈虛有數(shù)；新賓舊客，迎送徒勞。云已薄而人情更薄，冰雖涼而世態(tài)更涼。漫說相公厚意，許訂同心；也思蕩子負恩，輒相反目。紅藥欄中，盡是刀山劍樹；笙歌隊里，無非縲紲朱衣。按紅牙，唱白雪，人以為歌舞喧天，我以為哭聲震地也。啖佳肴，醉美酒，人以為珍味盡嘗，我以為倚門求乞也。戴金簪，衣文繡，人以為絲綿千仞，我認為布帛百衲也。貯玉樓，藏金屋，人以為上界天堂，我以為暗中地獄也。

嗟呼！人生苦海，大地陷阱，莫此若矣。癡兒女但貪樂目前，錦帳戀春婆之醉夢；賢姊妹茍回思身后，白楊無嗣子之蒸嘗。幸今日投珠有客，贈帕有人，倘他年鬢發(fā)蕭條，門前冷落，則鶯鶯啼于何枝，燕燕棲于何處？故我愿青年姊妹，早自回頭，弗貽后悔，則幸甚幸甚。

李伯元于此苦口婆心勸誡青樓姊妹，青樓之地?zé)o非聚怨之區(qū)，歡樂場中無異人間地獄，世態(tài)炎涼人情淡薄，蕩子無情恩客反目，及早回頭，脫離苦海。李伯元駢文不尚用典，語言典雅，音韻和諧，節(jié)奏明快，具有清麗暢達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李伯元還擅長詩詞韻律。族人李錫奇記述李伯元居常州時，某次文友聚會，“李祖年太史（李伯元堂侄——引者注）賦詩，誤押十三韻，又被伯元及時指出，合座驚嘆”（李錫奇、魏紹昌《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附記》）。李伯元一生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詞，其中多刊登在他創(chuàng)辦的《游戲報》和《世界繁華報》上，現(xiàn)今大都散佚，殊為可惜。他對詩歌創(chuàng)作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保存在他創(chuàng)作的《南亭四話》中，既有詩學(xué)理論價值，也有歷史文獻價值。

首先，李伯元論詩主張適性陶情，不廢閑情。他說：“詩以適性陶情，風(fēng)浴詠歸，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藝也近乎道。蓋作者流連光景，無非水月鏡花，略不粘皮帶骨，何用谫谫拘拘者為？即如巨公一二詠物詩，足見其流風(fēng)余韻。”（《南亭四話》卷三“月下裁衣詩”）詩言性情，本是老生常談，無甚新意。李伯元論詩也沒有超越適性陶情的傳統(tǒng)詩教范圍。他感嘆的是——后人選定前輩詩集，為維護詩人道學(xué)體面，常常刪去閑情艷體之作，而保存冗長的應(yīng)酬之作；在他看來，性理之作固然可喜，而抒發(fā)閑情的詩歌更能表現(xiàn)人的真性情，在性理與閑情之間，他主張兼而有之，這樣，詩歌才能塑造一個完整真實的詩人精神形象。其次，他論詩講究寄托，而以成語典故敷佐，成語典故運用得當(dāng)，起到畫龍點睛的妙用。他說：“詠物詩須有寄托，而以書卷敷佐之，二者殆缺一不可。蓋寄托所在，恒有千言萬語，不得一當(dāng)者，只須援一故實，為之宛轉(zhuǎn)譬喻，則辭意俱達，省卻無數(shù)筆墨，豈非快事！若全賴故實而絀于寄托，則如貧兒暴富，現(xiàn)面盎背，無非金銀之氣，有不為兩腳書廚者幾希。大興舒位鐵云，能以書卷寫其寄托者也，如午日見人家戶側(cè)有縛艾作人形者，題曰鐘進士，戲為之詠曰：

李伯元《南亭四話》

南山白石老鬼家，一劍綠繡菖蒲花。

三年之艾五日福，風(fēng)聲鶴唳咸驅(qū)邪。

為誰蒿目但相視，猶有蓬心遽集止。

褦襶觸熱到人家，小草出山成進士。

小草句調(diào)侃不少，若非成語，又安知其妙耶？”（《南亭四話》卷一“詠物詩”）詩中巧妙運用成語“小草出山”，“小草”典故出自《世說新語·排調(diào)》“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小草”與“遠志”屬一物，其根叫“遠志”，葉喚為“小草”，根埋土中為“處”，葉生地上為“出”，這一典故本為譏刺隱士出山做官。舒位看到端午節(jié)有人家用艾蒿縛成人形，題名曰“鐘進士”，運用“小草出山”典故作詩譏諷熱衷功名利祿之人，恰切而深有寄托。李伯元認為運用成語典故貴在剪裁，剪裁恰當(dāng)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效，他說：“詩家用成語，貴有剪裁，如瓶水齋《寄懷子瀟》詩：‘麋鹿何曾戀城市，鴛鴦原不羨神仙?！础缸鼬x鴦不羨仙’意，眼前語一經(jīng)改造，便化臭腐為神奇。又龔定庵‘且買青山且鼾臥，料無富貴逼人來’句，亦佳?！保ā赌贤に脑挕肪硪弧霸娪屑舨谩保┧麑嶋H是強調(diào)詩人作詩化用前人成語典故，須追求推陳出新之功，“造句造意”；其云：“番禺居梅生山人詩，高警幽深，令人百思不到，人皆謂由黎二樵脫胎而來。其實山人浸淫漢魏，以《文選》樹骨，于樂府取神，洪北江所謂造句造意者?！保ā赌贤に脑挕肪硪弧霸炀湓煲狻保┧^“造句造意”，其實就是黃庭堅提倡的“脫胎換骨”法：“換骨法”是指不改變原作的詩意，而運用新鮮工整的語辭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去提煉更為精彩的詩境；“奪胎法”是窺入體悟原詩的意義而重新加以形容，好像意從己出——這兩者均強調(diào)要通過學(xué)習(xí)古人的作品來融化前人陳言舊意，再造新句新意，達到化腐朽為神奇的目的。

李伯元《南亭四話》卷一至卷四均題名“莊諧詩話”，其間多有記錄清代常州鄉(xiāng)邦詩人逸聞軼事著，為研究清代常州詩壇保存、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因而具有極其重要的文獻價值；而就詩論角度言，“莊諧詩話”也顯示了李伯元知人論詩的詩評特征。如“仲則綺懷詩”一則：“黃仲則集中《綺懷詩》十六首，情文交至，傳誦未衰。聞舊時相傳之說，謂仲則意中人所適者為四川屏山縣知縣之子，故詩句云：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又云：錦江疑在青天上，望斷流頭尺鯉魚。又云：忍見青娥絕塞行。是其明證也。其人僅中人姿，故詩中絕不言及態(tài)度云。”李伯元在此以清代常州著名詩人黃仲則的個人情感經(jīng)歷，釋解其《綺懷詩》，以詩人本事論說詩人作品，佐證有力，解說合理。又如“船山稚存之狂”——

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xué)士文端公之孫，性伉爽，胸?zé)o城府，書畫妙一時，與洪亮吉太史皆為大興朱文正公門下士。文正好佛，嘗于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文正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諸貴人驚，張獨大笑叫絕，文正大怒，坐是淪躓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后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獄，親友或?qū)χ?，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聞?wù)呓云铺闉樾?。賴上圣明，卒得釋還。張嘗畫一鷹贈友人，上題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fēng)勁乍低頭，沉思擊何處。可想見二公之風(fēng)采矣。

此則文字栩栩如生地刻畫出張船山、洪亮吉的風(fēng)采與個性。洪亮吉（1746~1809），江蘇常州人，初名蓮，又名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居士，清代著名經(jīng)學(xué)家、文學(xué)家，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授編修。洪氏為人正直，敢于死諫，因上萬言書下獄論死，親友為之傷心欲絕，他卻不以為意，反而勸慰親友賦詩道：“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边@則逸事是真實可信的，有洪亮吉詩歌為證，其狂態(tài)可掬，于此可見一斑，性情豪邁、文采風(fēng)流也在李伯元記述中盡皆顯露。

綜上所述，作為世家子弟、封建士子的李伯元，其在繪畫、書法、篆刻、音樂、戲曲、詩詞等諸方面，均具精深造詣與豐厚學(xué)養(yǎng)，他擁有傳統(tǒng)文化的系統(tǒng)素養(yǎng)，其知識才藝確實出類拔萃。后人贊譽：他“擅制藝、詩賦，能書畫，工詞曲，精篆刻，余如金石、音韻、考據(jù)之學(xué)，無不觸類旁通”（李錫奇《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多才多藝，詩詞歌曲，音樂美術(shù)，無不精通”（李錫奇、魏紹昌《李伯元生平事跡大略·附記》）——這并非溢美之詞，而是恰如其分的真實述說。而我們須得強調(diào)指出的是：李伯元豐富的文化素養(yǎng)與出色的知識才藝，也為他日后在上海辦報及創(chuàng)作小說、并成為近代著名報人和小說家，奠定了堅實的個體文化條件與能力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