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翻譯策略是文學翻譯必然涉及的一個重要方面。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從總體上來看有兩種趨勢：一種是以原語文化為中心的翻譯策略；另一種是以目標語文化為取向的翻譯策略。雖然從表面上看，選擇哪一種策略都是譯者的自行主張，其實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

本書以文化學派的領軍人物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改寫”理論為理論基礎，通過追溯他的翻譯理論思想的重要來源——?？拢∕ichel Foucault）的“話語權力”理論，更深刻地理解勒菲弗爾翻譯理論思想中關于權力對翻譯的操縱所做的論述。繼尼采提出“權力意志”是人存在的本質(zhì)之后，?？掠脵嗔ψV系學的方法分析現(xiàn)代社會新型的權力機制，即作用于“人的身體”的“規(guī)訓權力”。在?？驴磥恚瑱嗔κ且环N關系，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并形成網(wǎng)絡關系。在權力關系中，人逐漸失去自主體驗和活動能力，成為可操縱和服從與溫順的主體虛構物。由此?？碌贸觥叭酥K結”這一令人文科學界震驚的結論。福柯還進一步認為，社會是一個權力運作的系統(tǒng)，它與社會各個層面特定的“話語”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縝密的網(wǎng)，駕馭其成員的思維、行動和組織規(guī)范。他在質(zhì)疑科學主義“求真意志”的同時，深刻地指出人文科學與權力緊密相連的本質(zhì)關系。在人文科學中，知識參與了權力運作策略的制定過程，知識是為權力關系制訂一系列規(guī)則、標準及規(guī)范的實際活動過程。?？抡J為，“話語”是獲取“知識”的途徑，而“話語”不僅是一個語言符號系統(tǒng)，也是與話語實踐緊密結合的動態(tài)總體。

勒菲弗爾將翻譯研究歸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看到了目標語社會中“權力”因素對翻譯行為的“操縱”，為翻譯的叛逆行為找到了深層次的根源。他指出，意識形態(tài)、詩學和贊助人是主要的權力操縱因素，贊助人的意志代表著目標語社會中占據(jù)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觀，制約著譯者對原語話語世界以及語言差異性的處理。當語言的差異性與目標語社會中的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觀發(fā)生矛盾時，往往是后者勝出。他通過對大量翻譯現(xiàn)象的研究，發(fā)現(xiàn)語言學派致力追求的等值翻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是不可能的，譯者的翻譯策略都是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詩學層面、話語世界層面做出的語言選擇。隨著他對文學翻譯策略選擇問題的深入研究，他完成了對制約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四大因素的研究并做了秩序排列：意識形態(tài)、詩學觀、話語世界和語言。勒菲弗爾一再重申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兩種語言是在兩種文學傳統(tǒng)的語境下發(fā)生碰撞，譯者周旋于兩種文學傳統(tǒng)之間，受目標語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不可能是中立的、客觀的，總會打上目標語社會中“權力”因素的烙印。

勒菲弗爾指出，譯者的翻譯策略選擇總是在意識形態(tài)、詩學觀、話語世界以及語言差異性等四個層面上做出的決策，而其中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觀的影響最大。因此，翻譯策略的研究必須與具體的歷史語境聯(lián)系起來。翻譯策略不具備規(guī)約性，而是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和時代特征性，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很自然會與一定歷史語境下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聯(lián)系起來，隨歷史語境的變遷而有所調(diào)整變化。

本書以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描述性翻譯研究為主要方法，以“面向譯本”“面向功能”為主要導向，選取世界經(jīng)典文學名著《簡·愛》在中國跨越近一個世紀里出現(xiàn)的六個有研究價值的漢譯本為藍本，深入分析不同歷史時期制約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社會文化因素，從意識形態(tài)、詩學觀、話語世界以及語言差異性四個層面詳細論述這些因素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制約性。

1847年，英國文學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發(fā)表其成名之作——Jane Eyre（漢譯名《簡·愛》）并引起強烈的反響。在隨后一百多年的風云變幻里，《簡·愛》歷經(jīng)歲月和風雨的洗禮，但仍然在世界各國盛行不衰，受到世界很多國家眾多讀者的喜愛與推崇。一百多年過去了，時間的流逝沒有減弱它在歷史長河中閃爍的耀眼思想光芒，歲月的漂白也沒有褪去它在世界文壇發(fā)出的璀璨奪目的藝術光芒，《簡·愛》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經(jīng)典文學名著。

20世紀30年代，《簡·愛》被譯介到中國。隨后在近一個世紀里，中國掀起了《簡·愛》復譯的熱潮。迄今為止，《簡·愛》漢譯本已達一百多種，而且復譯的熱潮至今也未平息下來。不同時代的譯本由于政治文化因素的變遷，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也是大相徑庭，這種現(xiàn)象為翻譯策略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本書選取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產(chǎn)生的六個具有代表意義的《簡·愛》漢譯本，結合特定的歷史語境，通過分析制約譯者選擇不同翻譯策略的社會文化因素，來探討文學翻譯策略選擇的規(guī)律以及趨向。

選取《簡·愛》漢譯本為研究藍本，首先是因為作品本身具有很強的時代意義?！逗啞邸肥且徊孔詡黧w的小說，描述了女主人公簡·愛的坎坷人生之路，成功地塑造了簡·愛這個自尊、自愛、自強、自立、敢于抗爭、勇敢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形象。在當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上流社會貴族富豪躊躇滿志，神甫教士‘神恩’浩蕩，等級森嚴，習俗累累，金錢第一，男權至上”的社會里，理想的女人都是“家庭的天使”^[1]。而作者卻塑造了一個長相平凡、身材弱小的女性，公開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鞭笞社會習俗，藐視財產(chǎn)和地位，為婦女不平等的權力大聲疾呼，這無疑是英國文學史上一個了不起的創(chuàng)舉。

其次，《簡·愛》是英國文學史上一筆珍貴的文學遺產(chǎn)，作品本身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和較高的文學價值。雖然一直以來文學界都把它視為一部現(xiàn)實主義的力作，但作品的語言優(yōu)美、典雅、富有詩性，給人以美的愉悅和享受，使整部小說充滿了散文詩般迷人的色彩。小說不僅酣暢淋漓地表現(xiàn)了人物意識下的深層情感，還以冷峻嚴肅的筆調(diào)對人物心理進行深刻剖析，在一定程度上蘊含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主義精神。此外，小說故事情節(jié)還充滿了隱喻式的構思、撲朔迷離的文學意象等，這又使整部作品洋溢著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

最后，《簡·愛》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小說有六十多處引用《圣經(jīng)》或借用、化用其中的典故、形象、比喻等，小說的主要情節(jié)構思也包含《圣經(jīng)》故事的隱語。作者從小生長在基督教氛圍濃厚的環(huán)境里，《圣經(jīng)》的語言和《圣經(jīng)》的意象在小說中隨處可見。因此，無論從時代意義、文學藝術性還是文化意義方面來說，《簡·愛》無疑都是一部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含量非常高的世界經(jīng)典文學名著。

這樣一部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和文化上都價值厚重的世界經(jīng)典文學名著，在中國出現(xiàn)盛況空前的翻譯、復譯熱潮也就不難理解了?！逗啞邸纷钤绲臐h譯本是伍光建的《孤女飄零記》，屬于節(jié)譯本。他在1925年完成翻譯，但直到1935年才出版。而第一個《簡·愛》漢譯全譯本由當代著名的翻譯家、魯迅先生的學生李霽野翻譯并于1935年在中國出版。此后，《簡·愛》的翻譯經(jīng)歷了一個低谷時期，直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掀起《簡·愛》復譯的熱潮。到目前為止，在一百多種類型各異的《簡·愛》漢譯本中，全譯本有四十多種，其他節(jié)譯、改寫、縮寫以及英漢對照版本等更是不可勝數(shù)。根據(jù)漢譯本所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又可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35-1949年，即新中國成立之前；第二階段，1976年“文革”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末；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

第一階段的代表是兩名譯者和他們的譯著。一是伍光建和他的《孤女飄零記》。《孤女飄零記》是中國最早的《簡·愛》漢譯本，雖然該譯本由伍光建在1925年就完成了，但直到1935年才被商務印書館出版?！豆屡h零記》屬于節(jié)譯本，喜歡節(jié)譯是伍光建的一貫風格。伍光建是稍晚于林紓的翻譯家，師從于嚴復，很早就利用業(yè)余時間從事翻譯。茅盾在評價伍光建的《孤女飄零記》時，曾這樣說道，伍的譯本刪去了大量不表現(xiàn)人物性格的景物及心理描寫，以及他認為與故事結構、人物個性關涉不密切的敘述和議論?！拔覀冃枰餮竺墓?jié)譯本（如伍先生的工作）以餉一般讀者，但是也需要完善的全譯本直譯本，以備文藝學徒研究。”^[2]

二是李霽野和他的《簡·愛》漢譯本，這是《簡·愛》在新中國成立前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漢譯全譯本。李霽野是深受“新文化運動”洗禮并逐漸成長起來的翻譯家。1933年7月，李霽野完成《簡·愛自傳》的翻譯。1935年8月20日，《簡·愛自傳》在生活書店出版的《世界文庫》第4期開始連載。1936年9月，生活書店發(fā)行《簡·愛自傳》的單行本。1945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簡·愛自傳》第3版，并將書名正式改為《簡·愛》。1982年陜西人民出版社以及1994年岳麓書社均再版該譯本。李霽野的《簡·愛》漢譯本符合“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譯學界的翻譯趣味，并帶有那個時代的語言特點——“歐化”的語言，對早期中國讀者的影響很大，使《簡·愛》在中國廣為流傳，奠定了《簡·愛》在中國翻譯文學中經(jīng)典文學名著的地位。

第二階段主要有1980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祝慶英的《簡·愛》全譯本。祝慶英是我國當代著名的翻譯家，她精通英語、西班牙語等，將畢生精力都致力于外國文學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她主要的譯著有《簡·愛》《夏洛蒂·勃朗特傳》《教師》《董貝父子》等。祝慶英的《簡·愛》漢譯本完成于20世紀70年代，但直到1980年才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當時就發(fā)行300多萬冊，是國內(nèi)最流行的漢譯本，受到中國讀者的推崇與喜愛。祝慶英的《簡·愛》譯本多采用直譯，雖然在語言表達上不像李霽野那樣明顯“歐化”，但她以原著為中心的翻譯策略選擇卻十分明顯。由于該譯本誕生于“文革”之后，譯者在對原著的闡釋以及語言的表達上，仍然留有那個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深深烙印。

第三個階段是《簡·愛》漢譯本出現(xiàn)最多的階段，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出現(xiàn)的全譯本就達四十多個。雖然漢譯本的數(shù)量可觀，但譯文的質(zhì)量卻優(yōu)劣混雜。根據(jù)譯本的不同譯法又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全譯本，包括199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吳鈞燮的《簡·愛》漢譯本（2016年譯林出版社新版，本書引用該版本）、1994年譯林出版社出版的黃源深的《簡·愛》漢譯本、199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宋兆霖的《簡·愛》漢譯本（2005年中國書籍出版社也出版了該譯本，本書引用該版本）、199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胡建華的《簡·愛》漢譯本等等；第二類是英漢對照本；第三類是編譯本、簡譯本等。后兩類譯本更是不計其數(shù)，對英語語言的學習，以及文學名著的推廣普及，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本階段出現(xiàn)了三個較為嚴肅和具有代表性的《簡·愛》漢譯本。一是吳鈞燮的譯本。吳鈞燮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出版有《托爾斯泰評傳》《老人與?！贰稛赖亩臁返茸g著。二是黃源深的譯本。黃源深是華東師范大學的教授，出版有《隱身人》《我的光輝生涯》《驚醒》《道連·格雷的畫像》等三十多部譯著，黃源深的《簡·愛》譯本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三是宋兆霖的譯本。該譯本最初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隨后有幾家出版社相繼出版他的譯本。宋兆霖是浙江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專家，出版有《最后的莫希干人》《大衛(wèi)·科波菲爾》《呼嘯山莊》《雙城記》等多部譯著，主編有《勃朗特兩姐妹全集》（10卷）、《狄更斯全集》（32卷）等作品集，發(fā)表小說、詩歌、論文等多篇。

本書選取不同時期六個具有代表性的優(yōu)秀《簡·愛》譯著作為個案研究，以勒菲弗爾的制約文學翻譯策略選擇的“四因素”為理論基礎，全面而系統(tǒng)地分析在不同歷史時期制約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社會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翻譯研究為主，結合具體的翻譯實例，本著一種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探討譯者選擇不同翻譯策略的根本原因，以及這樣的翻譯策略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所發(fā)揮的社會功用。

翻譯策略的研究應全面而系統(tǒng)地進行，應有系統(tǒng)的理論作為指導，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結合起來。翻譯策略的研究不能脫離具體的譯本研究而抽象地高談闊論，翻譯策略的研究是一個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綜觀學術界對《簡·愛》翻譯策略的研究，可以看出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統(tǒng)性和全面性?！逗啞邸纷髌繁旧砭哂泻軓姷臅r代意義、豐富的文學藝術價值以及豐厚的文化價值含量，這又增加了《簡·愛》翻譯的難度，而中國出現(xiàn)《簡·愛》復譯的熱潮又為文學翻譯策略選擇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以一種系統(tǒng)性的理論作為指導，透過《簡·愛》在中國出現(xiàn)復譯的盛況，研究文學翻譯策略的選擇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1972年，美國翻譯理論家霍姆斯首次發(fā)表《翻譯學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提出翻譯學研究的范圍，描繪出該學科的構架?；裟匪箤⒎g學定義為實證學科，將翻譯學分為純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純翻譯研究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描述我們經(jīng)驗世界中出現(xiàn)的與翻譯和翻譯作品有關的現(xiàn)象；二是建立能夠解釋和預測這些現(xiàn)象的普遍原則。第一個目標指的是描述翻譯研究，這一分支與實際的翻譯現(xiàn)象關系密切，它可分為面向譯本、面向過程和面向功能三大類。面向譯本的描述翻譯研究，是對翻譯個案研究的描述，或者說是以文本為導向的描述，是歷時和共時的研究；面向過程的翻譯研究，涉及翻譯這一行為發(fā)生的過程或行為本身的研究；面向功能的翻譯研究關注譯者實施翻譯行為與目標語文化的互動關系，注重文本在目標語文化中所發(fā)揮的功能。第二個目標指的是理論翻譯研究，即運用描述翻譯研究的成果，結合相關領域和科學信息，解釋和預測翻譯現(xiàn)象，其終極目的是建立一種充分而全面的理論，以解釋和預測與翻譯作品相關的所有現(xiàn)象?；裟匪箤梅g學分為翻譯教學、翻譯政策和翻譯批評三個部分。

描述翻譯研究著重描述譯本在何種情況下被選擇，譯者采取了何種翻譯策略，為什么選擇這樣的翻譯策略，以及這樣的翻譯策略在目標語社會中發(fā)揮出怎樣的社會功能等。翻譯理論研究利用描述翻譯研究的成果，加上相關學科的理論，解釋和預測翻譯過程及翻譯產(chǎn)品的原則以及翻譯理論的模式等；翻譯理論研究離不開描述翻譯研究中獲得的全面而具體的數(shù)據(jù)?；裟匪乖谧詈筮€指出：描述翻譯學、理論翻譯學和應用翻譯學三者是“一種辯證互動的關系”，“任何一個分支都為其他兩部分提供材料并利用它們的研究成果?！?sup>[3]

以描述性的方法進行翻譯研究，將翻譯研究納入全球化時代文化研究的范疇無疑具有重大意義，這也是當今國際學術界的前沿課題。翻譯本身涉及兩種文化的互動和構建，從這方面來講，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爾提出“翻譯是一種文化構建”，將翻譯研究提高到了更高、更廣闊的理論研究層次。

說到描述性翻譯研究，學術界可能會有一種誤解，認為這種研究只談“描述”，而不做任何價值判斷。勒菲弗爾在《文學翻譯：比較文學背景下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特別強調(diào)指出，這些研究“不可指示未來的譯者如何翻譯；它們只能讓譯者認識到問題的所在，認識到必須找到解決的辦法。既可以用過去成功的策略實例，也可以用過去失敗的實例來引導譯者。譯者可以決定仿效前者，避免后者”^[4]?；诶辗聘栠@樣的觀點，本書在進行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之上，還會進一步探討“問題的所在”，同時做出一定的價值判斷。

本書的篇章結構如下：

緒論部分是對中西方翻譯策略研究的追溯與回顧，對《簡·愛》翻譯策略研究現(xiàn)狀的概述。

第一章著重介紹?？略捳Z權力理論的基本內(nèi)涵，勒菲弗爾在充分汲取?？略捳Z權力理論的合理成分的基礎上，將翻譯研究納入歷史文化的語境，將翻譯行為視為一種文化互動關系，看到目標語文化中“權力”因素對翻譯行為的影響。因此，他認為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并不是一種自主行為，而是在權力網(wǎng)絡中的一種主體遺失，譯者必然會受到各種權力因素的制約。勒菲弗爾通過對大量翻譯現(xiàn)象的研究，找到了影響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四因素”，即意識形態(tài)、詩學觀、話語世界以及語言差異性。本書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問題的探討就是從這四個方面著手進行的。

第二章著重論述意識形態(tài)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毫無疑問，翻譯與政治關系密切，翻譯是一種政治行為，政治是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內(nèi)容。本章著重通過對意識形態(tài)概念、功能等方面的論述，通過對《簡·愛》漢譯本的歷時研究，分析不同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如何制約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

第三章著重分析目標語社會的詩學觀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一個民族的詩學觀，是該民族文學觀的一部分，即這個民族的文學樣式、文學主題以及文學手法等方面的總括。文學翻譯不僅局限于原文信息內(nèi)容的傳達，還涉及原文語言附載的審美、情感等藝術特質(zhì)的傳達與再現(xiàn)。將原著轉(zhuǎn)換成目標語文學作品，譯者必然受到目標語文學傳統(tǒng)的影響，譯者在做出翻譯策略的選擇時，目標語詩學觀發(fā)揮出重要的制約作用。

第四章著重分析話語世界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不同的話語世界之間在物體、概念以及文化習俗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制約著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積淀了一個民族深刻的社會文化意識和民族意識，譯者的翻譯策略選擇折射出其對待不同話語世界的態(tài)度。

第五章著重分析英漢兩種語言的差異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英漢兩種語言分屬不同的語言系統(tǒng)，無論在語音、詞匯或句法層面上均存在較大的差異，翻譯作為兩種語言的轉(zhuǎn)換過程，必然涉及很多棘手的語言問題。本章著重從兩種語言在音韻修辭格、詞義修辭格以及句法結構等方面的差異性入手，比較分析譯者在面對這三方面的差異時做出的翻譯策略選擇，分析語言差異性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制約。通過分析與研究，指出一些好的翻譯策略可為后來的文學翻譯帶來的啟示及引領作用。

在結語部分，本書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文學翻譯中確實可以看出勒菲弗爾的“四因素”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目標語社會中占據(jù)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詩學觀操縱著翻譯的“改寫”過程，當目標語社會十分強調(diào)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時，意識形態(tài)對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制約性會顯得特別明顯。當目標語社會對意識形態(tài)意識較為淡化時，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就會退居其次。而這個時候詩學觀、話語世界以及語言差異性的問題就會變得突出。在不同的時代，這四個因素的重要性會做相應的變化。翻譯策略的研究屬于文化研究的范疇，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它不應具有規(guī)約性，而是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和時代特征性，翻譯策略的研究應與一定的歷史語境密切結合并與時俱進。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促進世界多元文化共生成為一種時尚的理念，尊重差異、體現(xiàn)差異的翻譯策略更應該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策略選擇。

[1]朱虹.英國小說的黃金時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2.

[2]轉(zhuǎn)引自：王建開.五四以來我國英美文學作品譯介史（1919-1949）.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125.

[3]陳德鴻，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112.

[4]Lefevere, A.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