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喬叟對喬叟及其作品的評論

杰弗里·喬叟有幸生活在一個特殊時期，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一個不僅英格蘭而且整個西歐社會都處于深刻變革的時期，即中世紀和現(xiàn)代交會的時代。羅馬帝國崩潰后大動亂中的西歐逐漸安定，經(jīng)濟特別是城市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阿拉伯帝國的興起和十字軍東征造成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碰撞，12世紀文藝復興帶來的從大學的創(chuàng)建、經(jīng)院哲學的思想發(fā)展到宏偉的哥特建筑的興盛，以及正在意大利蓬勃興起并必將波及歐洲和改變歷史進程的歐洲文藝復興，全都在深刻地改變著社會現(xiàn)實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改變著文學思想與詩歌創(chuàng)作。

11世紀的諾曼征服將孤懸海外的不列顛同歐洲大陸緊密連接在一起，在海峽兩岸形成了統(tǒng)一的王國；倫敦成為源遠流長的島國文化與豐富多彩的大陸文化的重要交會點，在隨后的幾個世紀里發(fā)展成王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正是在歐洲和英格蘭的大變革中，在英法百年戰(zhàn)爭的民族沖突里英格蘭民族形成和英格蘭民族意識大發(fā)展的時期，英國出現(xiàn)了歷史上第一次文學大繁榮，誕生了喬叟、高爾（John Gower，1330?—1408）、朗格倫（William Langland，1332?—1386?）、《高文》詩人等一大批可以同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文學家媲美的詩人，奠定了不斷創(chuàng)造出燦爛文學成就的英語文學傳統(tǒng)；而以喬叟為首的倫敦派代表了未來英格蘭詩歌發(fā)展的方向。

喬叟將英格蘭本土文學傳統(tǒng)、法國宮廷文學傳統(tǒng)和意大利新文學結(jié)合在一起，興詠情愛、筆繪人生、頌揚生活、傳承精神，創(chuàng)作出永遠令英國人驕傲的傳世之作，成為當時最杰出的詩人，被后世尊為英詩之父。同時，他還可以被視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位文學批評家，而他最重要的文學批評就是評論他自己的詩作。在現(xiàn)當代，文學家評論自己的作品自是司空見慣，但在中世紀則不多見，而像喬叟那樣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各種方式從不同方面反復談及自己的詩作，不僅表達對自己的作品和創(chuàng)作的看法，表達自己的作家意識，而且還以此發(fā)表一些基本的文學思想，在此前的英格蘭文壇的確聞所未聞。我們或許可以說，喬叟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詩人出身的文學思想家和批評家。

喬叟的文學思想主要來自中世紀基督教美學思想、以古羅馬的文學和哲學思想為核心的古典傳統(tǒng)、以但?。―ante Alighieri，1265—1321）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為代表的意大利新文學的影響，以及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體驗等各方面的創(chuàng)造性的有機整合。從他對自己作品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喬叟既繼承了中世紀正統(tǒng)的文學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時代，是現(xiàn)代英國文學思想和批評思想的先驅(qū)。

《聲譽之宮》（The House of Fame）是喬叟特別重要的著作，它體現(xiàn)了詩人創(chuàng)作生涯的轉(zhuǎn)折，而一個作家的文學思想往往最容易或最明顯地在轉(zhuǎn)折時期的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在那之前，在法國宮廷文化傳統(tǒng)和法語文學語境中成長起來的喬叟主要在法國宮廷詩傳統(tǒng)中創(chuàng)作，而在14世紀70年代，喬叟兩次出使意大利，其中一次長達半年之久，且主要就待在出了意大利文藝復興三杰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和薄伽丘的佛羅倫薩。自那之后，意大利新文學的影響迅速在喬叟作品中涌現(xiàn)?！堵曌u之宮》是這一轉(zhuǎn)折的標志性詩作，它從整體結(jié)構(gòu)到大段描寫都以《神曲》（The Divine Comedy）為藍本，因此在15世紀被稱為《英語之但丁》（Dante in Inglissh）。

《聲譽之宮》是喬叟比較明顯表達自己作家意識和自己創(chuàng)作觀點的第一部詩作。這部作品是喬叟在受但丁等意大利文學家影響后，從法國宮廷文學轉(zhuǎn)向法國宮廷文學傳統(tǒng)與意大利新文學相結(jié)合的新方向的重要成果，同時也是喬叟從內(nèi)容到形式對英語詩歌創(chuàng)作進行有意識的探索的重要著作。它既是喬叟對英詩詩藝和英詩未來發(fā)展方向進行探索的成果，也是他探索的體現(xiàn)。喬叟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個與他同名的敘述者，作為自己的代理人。這樣一位與作者同名、性格特征大體相似的敘述者還出現(xiàn)在此前的《公爵夫人書》（The Book of the Duchess）和此后包括《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在內(nèi)的喬叟幾乎所有重要著作里。

首先，很有意義而且也得到許多評論家特別重視的是，在這部詩作里，詩人借雄鷹之口，對夢中的敘述者杰弗里談及他的工作與生活：

你從不聽閑言碎語：

干完工作，算清賬目，

你不是回去休息，

或者四處尋樂獵奇，

而是連忙趕回家中，

坐在另一本書前，

仍像石頭一樣沉寂，

直讀到兩眼發(fā)直。

（House，ll. 650—658）^[1]

在這里，喬叟透露出他在倫敦海關(guān)任稅收官時的工作以及他工作之余刻苦攻讀的情況，這成為學者們研究喬叟生平的第一手材料。同時這也表明，他之所以能取得那樣杰出的成就，與他廣泛的閱讀和不倦的學習分不開。

然而雄鷹又告訴他，朱庇特之所以派他前來，是因為考慮到杰弗里工作之余，從不外出，只閉門讀書寫作，“過著隱士般的生活”，因而寫作“信息”（tidings）告罄（House，ll. 642—659），所以特命他前來，帶杰弗里去聲譽女神之宮，收集“信息”，也就是創(chuàng)作材料。喬叟在這里暗含對包括他自己早期作品在內(nèi)的法國宮廷傳統(tǒng)的詩歌脫離生活現(xiàn)實的批評。在詩作開始后不久，夢中的敘述者在代表宮廷愛情傳統(tǒng)的維納斯神廟外看到無垠的荒漠，那已經(jīng)暗示了這種批評。后來在《貞女傳奇》（Legend of Good Women，大約創(chuàng)作于1386—1387年）里，他描寫宮廷詩人們?yōu)橹С蛛r菊的花還是葉而分為兩派，進行無聊爭吵，進一步嘲笑和批評了文學脫離生活的現(xiàn)象。他在《聲譽之宮》的后面部分對聲譽之宮里那些沽名釣譽之人的精彩描寫以及對謠言之宮的生動素描，都充滿生活氣息，而這類充滿生活氣息的描寫在當時的英格蘭文壇十分新穎，它實際上間接批評了當時占主流地位的宮廷愛情詩傳統(tǒng)里那種脫離生活現(xiàn)實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喬叟筆下的聲譽之宮和謠言之宮是當時百態(tài)人生的縮影，而他的生動描寫是英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萌芽之一。^[2]

作為詩人，喬叟一直在對詩歌藝術(shù)進行不懈探索，探索符合英格蘭人的審美心理，符合英語語言的性質(zhì)與特點的格律、韻式，最終奠定了六百年來的英詩詩藝傳統(tǒng)。在《聲譽之宮》第三卷開篇，敘述者杰弗里向“知識與光明之神”阿波羅祈禱，請他給予“指引”。他說，盡管“我并不奢望在這里/將詩歌藝術(shù)展示；/然我用韻松散低劣”，為“使之多少悅耳，/有些詩行會漏掉音節(jié)”。所以，他懇求阿波羅“立即進入我的心靈”（House，ll. 1091—1109），以便創(chuàng)造出符合英語特點的“悅耳”詩行。這里自然有詩人表達謙卑的那種傳統(tǒng)的因素，但也說出了包括喬叟在內(nèi)的所有英格蘭詩人在當時所遇到的困惑：如何創(chuàng)造出符合中古英語語言特點的韻律。

在當時，英語還不是官方書面語言，更不是成熟的詩歌語言。不僅如此，由于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英語，各地發(fā)展出許多發(fā)音差別很大的方言，英詩自然也就還沒有形成符合中古英語特點的詩歌韻律，而從古英語時代流傳下來的頭韻體雖然在喬叟時代也曾獲得復興與繁榮，產(chǎn)生出《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農(nóng)夫皮爾斯》（Piers Plowman）等許多優(yōu)秀作品，但它已不太適合經(jīng)歷了深刻變革的中古英語。英語詩歌正處于十字路口，需要探尋新的發(fā)展方向。這種狀況既為喬叟等詩人的創(chuàng)作造成困難，也為他們帶來機會。

14世紀80年代中期，喬叟在已經(jīng)創(chuàng)作出許多傳世佳作之后，仍然因為英語中有大量方言而沒有可以作為統(tǒng)一的英詩韻律的標準英語而苦惱。所以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iseide，創(chuàng)作于1381—1386年）的結(jié)尾，他擔憂抄寫人員或后代讀者會因為受各地方言影響或發(fā)音不同而不能正確謄抄或閱讀這部他十分喜愛的詩作。他說：

由于大量方言存在于英語，

且書寫也缺標準，大有差異，

主啊，不要讓人因此抄錯，

也不因其發(fā)音不準搞錯韻律。

（Troilus，Vol. V，ll. 1793—1796）^[3]

不僅如此，喬叟甚至還專門為此寫了一首頗為幽默的小詩，題名為《喬叟致謄稿人亞當》（“To His Scribe Adam”），表達他對謄寫人員的不滿：

謄稿人亞當，你如果有一天為我

抄寫《波伊悉厄斯》或《特羅勒斯》等篇，

而竟未能謄抄忠實，一字不訛，

我愿那瘡癩生滿你發(fā)下耳邊；

你那樣的工作將使我每天

花盡了功夫去刪改、去擦抹；

全為了你過于疏忽、過于倉促。^[4]

盡管喬叟這里有調(diào)侃的意味，但他專門為此寫詩，可見他的確為謄寫稿中錯誤充斥大傷腦筋，十分不滿。中世紀手抄稿的確錯誤頻出，這極為普遍。聯(lián)系到喬叟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里表達的擔憂，除了謄寫員的“疏忽”與“倉促”外，中古英語中有大量方言以及許多詞匯沒有統(tǒng)一、規(guī)范的拼寫，也是重要原因。同時，這種狀況也為探索和確立英詩韻律帶來困難。喬叟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試驗與探索不僅從格律、韻式到詩節(jié)形式全方位奠定了英詩詩藝，而且也為現(xiàn)代英語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后面將談到，喬叟對英語發(fā)展的巨大貢獻，自15世紀以來，就已經(jīng)成為英格蘭詩人和學者們的共識，而斯賓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等幾乎所有偉大的英格蘭詩人都是從喬叟那里流出的“清純的英語清泉”的“暢飲”者。

所以，當喬叟在《聲譽之宮》里謙虛地說自己的韻律“松散低劣”，謙卑地請求阿波羅指引他創(chuàng)作出“悅耳”的韻律時，他實際上既指出了英語詩人們所遇到的困難，也間接表現(xiàn)出在現(xiàn)代英語詩歌草創(chuàng)之初，他堅持使用還不是成熟文學語言的英語進行創(chuàng)作，并積極探索英詩詩藝以創(chuàng)造符合英語語言特征的韻律的勇氣和信心。后來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他還借律師之口說，喬叟

……音步粗糙，

而且在押韻方面也不是很好，

然而很多人知道，就憑著往時

他那種英語，講述了許多故事；

…………

他講過古往今來的戀人事跡；

就連奧維德那些古老書簡里，

提到的戀人也沒喬叟那么多。^[5]

律師隨即簡述了喬叟的許多詩作，這成為后代學者們確定喬叟著作的寶貴材料。在這里，喬叟雖仍然表現(xiàn)了謙虛，但也表達了對自己豐富創(chuàng)作的自豪。這種謙虛與自豪的結(jié)合在他對《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的總體評價中也體現(xiàn)出來。在該部詩作的結(jié)尾，他說：

去吧，我的小書，去吧，我小小的悲劇，

愿上帝賜給你的作者以才智，

在他死前再創(chuàng)作一些喜??！

但我的小書，不要去招人妒忌，

要向所有的詩歌表示謙卑，

步維吉爾、奧維德、荷馬、盧坎和斯泰斯

后塵，親吻他們的足跡。

（Troilus，Vol. V，ll. 1786—1792）

很明顯，喬叟在表面上表示謙卑，但實際上也渴望乃至相信他這部杰作能像荷馬（Homer）、維吉爾（Virgil，70—19 BC）等偉大作家的作品一樣流芳百世。在這里，他將這部詩作定性為悲劇，下面將談到，這在中世紀文學語境中具有特殊意義，而他在中世紀復活悲劇精神是他對英國和歐洲文學的重大貢獻。另外，他在這里還提到他將創(chuàng)作一些“喜劇”，那顯然是指被許多學者稱為“人間喜劇”的《坎特伯雷故事》。這也表明，他在此時已經(jīng)有了關(guān)于創(chuàng)作這部杰作的初步打算和對這部著作的基本定性。

當然，創(chuàng)立英詩詩藝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到了14世紀90年代，喬叟在《維納斯怨詩》（“The Complaint of Venus”）的跋里還感嘆，“英語中韻律奇缺”，難以精當翻譯法國詩人格朗松的詩。他寫道，自己“才疏學淺”，加之

年邁力衰，愈加愚鈍，

早已才思枯竭，再也不能

精心構(gòu)思，隨意巧妙雕飾，

加之英語中韻律稀有奇缺，

要對格朗松，那法詩之花

的高超技藝，亦步亦趨，

以至字字珠璣，我望塵莫及。^[6]

除詩藝之外，喬叟還特別重視對各種詩歌體裁的探索與運用。在歐洲各國中世紀文學家中，很可能唯有喬叟在創(chuàng)作中運用了中世紀幾乎所有文學體裁。不過，特別有意義的是，在中世紀歐洲，喬叟是第一位對悲劇體裁理解比較準確的詩人。他把《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定性為悲劇，而且也把《修道士的故事》（“The Monk's Tale”）里所有的小故事叫作悲劇。他甚至專門為悲劇下了一個定義：悲劇

中的主人公原先興旺發(fā)達，

后從高位墜落，掉入苦難，

最終在悲慘中了卻一生。^[7]

對于現(xiàn)代人，這一定義也許太普通，毫無新意，甚至不大準確，但在中世紀卻具有里程碑意義。這個定義至今被學者們廣為引用來說明中世紀詩人對悲劇的理解，并據(jù)此分析那時期的悲劇故事同古典悲劇以及文藝復興以來的近現(xiàn)代悲劇之間的異同。喬叟的定義不僅是中世紀歐洲上千年歷史中為悲劇下的第一個定義，而且在那之后相當長時期內(nèi)也仍然是歐洲人對悲劇性質(zhì)最準確的理解。^[8]喬叟也正是根據(jù)他對悲劇的理解創(chuàng)作了《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修道士的故事》等他直接稱為“悲劇”的作品。

喬叟對自己的詩作特別有意義也特別精彩的評論出現(xiàn)在《貞女傳奇》的引言部分。這個長達五百多行的引言不僅是喬叟的杰作，也是英國文學史上的優(yōu)秀作品。該引言有兩個版本，被學者們根據(jù)收藏地分別命名為F本和G本，其中G本為1394年的修改版。引言的主要內(nèi)容是一個十分戲劇性的場面，而喬叟對自己作品的評論正是通過其中的戲劇性沖突來表達的。

在《貞女傳奇》的引言部分，敘述者杰弗里在夢中遇見愛神手牽高貴的女郎阿爾刻提斯和一群忠于愛情的貞女節(jié)婦飄然而至。但他隨即發(fā)現(xiàn)，愛神竟對他“怒目”相視，并嚴加斥責：“大膽的東西，/老實說，我寧愿眼前是/一只蟲子，也不想見到你”（G，ll. 242—244）。敘述者嚇得魂不附體，忙問是何緣故。愛神回答說：“你是我的死敵，與我作對，/并肆意誹謗我的忠仆”（248—249）。原來喬叟翻譯了《玫瑰傳奇》（Roman de la Rose），寫了《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得罪了愛神。愛神說，《玫瑰傳奇》是“違背我的教義的異端邪說”，由于喬叟翻譯了那東西，“致使聰明才俊離我而去”（256—257）。他斥責喬叟污蔑“多情人都不可理喻，/對所愛之人愚蠢癡迷”（259—260）。更糟糕的是，喬叟竟然還寫了一本“英語書”，揭露“克瑞西達如何背棄特洛伊羅斯，/描寫女人們?nèi)绾握`入歧途”。他責問道：“你為什么就不愿贊美女士，/反而對她們大肆詆毀？”（264—269）所以，他以他母親維納斯的名義起誓，喬叟因“拋掉精華，專寫糠秕”（312），同“往日那些老糊涂蟲一樣/終將后悔不及”（315—316）。

這時，“最高貴的王后”阿爾刻提斯連忙出面為喬叟辯護，說愛神有可能是聽信了讒言，喬叟“很可能是受人誣陷”，“因為在你宮中有許多騙子/和許多搬弄是非的怪人”，他們“憑空想象”或者“出于嫉妒”“成天”“在你耳邊聒噪”；而喬叟“生性愚笨”，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寫了些什么，他犯下過錯，看來并非本意。因此，喬叟不用受到嚴懲。另外，她還列舉喬叟創(chuàng)作和翻譯的作品，說他曾為愛神“效勞”（G，ll. 325—352）。不論是愛神的申斥，還是阿爾刻提斯的辯護，都充滿喜劇性，表現(xiàn)了詩人的幽默。

隨后敘述者喬叟終于得到機會自我辯護。他說自己“從未踐踏愛苑”，而他講述克瑞西達或玫瑰的故事，“無論如何，上天知道，我的意圖/是為了推崇真愛珍惜深情，/是以此警誡世人，揭露虛情與惡習。/這就是我的用意”（G，ll. 453—460）。也就是說，他并非背叛愛神，攻擊愛情，誹謗女人，而是真心頌揚愛情，并以克瑞西達作為負心和不忠的反面教材來警誡世人。愛神認為他誹謗女子，與愛神作對；阿爾刻提斯則說他遭人妒忌而被誣陷，或者因為愚昧昏聵，不知所云；而他自己則宣稱是推崇真情，譴責背信棄義。同一部作品，引出如此不同的觀點，在世界文學史上，這也許是最早的“讀者反應”批評，而且是一位詩人最早在詩作中如此運用藝術(shù)的形式來探討自己作品的接受情況，來表現(xiàn)作者的創(chuàng)作目的與讀者的解讀之間的巨大差異等重要問題。

其實，在此前于1386年完成的《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里，喬叟已經(jīng)預見到浸淫于宮廷文化的上層人士，特別是貴婦人們，可能會對這部著作產(chǎn)生誤解，他甚至有可能已經(jīng)受到一些責難，因為根據(jù)當時習慣，詩稿已完成部分有可能已經(jīng)在流傳或者他已經(jīng)當眾朗誦過。所以他在詩作結(jié)尾“懇求美麗的女士，/和高貴的夫人”，不要因為該書揭露了“克瑞西達的不忠/和罪孽而對我發(fā)怒”（Troilus，Vol. V，ll. 1772—1775）。

在《坎特伯雷故事》里，喬叟同樣也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直接和間接地做出評論。這部杰作可以被看作英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F(xiàn)實主義的核心是塑造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這種人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其社會和教育背景，其言行舉止必須符合其身份與性格。幾百年來，《坎特伯雷故事》正是以其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聞名于世。喬叟專門對自己忠實于人物的具有現(xiàn)實主義傾向的創(chuàng)作手法做了說明。他說：

但首先我要請你們寬宏大量，

不要怪我講的話粗俗或骯臟，

因為我要在這方面實事求是，

向你們介紹他們的言談舉止，

有時甚至把他們的原話重復。

其實呢，你們也同我一樣清楚，

無論是誰，要復述別人的故事，

就得盡量復述原話的每個字——

越接近越好，只要有這個能力，

哪怕說這樣的話放肆又粗鄙——

要不然他就歪曲原來的故事，

或生出新枝節(jié)，用了新的語詞。

哪怕是兄弟，他也容不得更改，

必須同樣一字又一字說出來。

他甚至借用耶穌和柏拉圖（Plato，423?—347? BC）的權(quán)威為自己辯護：

《圣經(jīng)》里面基督的說話很樸素，

而你們知道，這完全不是粗俗。

柏拉圖也說（讀他書的都贊同）

語言和行動必須是一對親弟兄。

除此之外，我還要請你們原諒，

如果人物身份和地位的狀況

沒能在敘述中得到恰當表現(xiàn)——

請你們理解，因為我智力有限。

（《總引》第725—746行）

后來在《磨坊主的引子》（“The Miller's Prologue”）里，喬叟再一次強調(diào)自己對香客的故事只是原文照錄。他說，這個磨坊主

不肯因為人家有意見就停住，

仍照舊開始他那種市井扯淡。

把這些照錄下來是我的遺憾。

所以我請求各位有教養(yǎng)的人

別因此認為我這人心術(shù)不正——

看在上帝之愛的分上，要知道，

故事得照錄，不管是壞還是好，

要不然，就是我對材料摻了假。

…………

磨坊主是老粗，這點你們明白——

管家和其他幾個人情況一樣——

他們倆講的東西都非常骯臟，

所以請你們注意，別把我責怪。

（第59—77行）

喬叟如此反復聲明自己忠實于人物，忠實于人物的性格、語言和故事，實際上是強調(diào)自己的創(chuàng)作忠實于現(xiàn)實生活和現(xiàn)實中的人。這在寓意模式和浪漫傳奇占主導地位的中世紀英格蘭文壇無疑是空谷足音。他根據(jù)自己的作品如此清楚表達他的創(chuàng)作思想，為自己的人物塑造、情節(jié)敘述和語言運用辯護，可以說是英語文學史上最早的“詩辯”。

另外，在中世紀語境中，特別重要的是，在《坎特伯雷故事》那著名的《總引》（“The General Prologue”）里，在“故事會”開始之前，詩人就借主持人旅店老板之口，為故事的評選定下兩條基本標準：“最有意義最有趣（of best senténce and most soláce）”（第798行）。也就是說，這些故事必須既給人“教益”也讓人“消遣”找“樂趣”。文學應該給人以教益和愉悅是中世紀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宗旨。這一思想根源于賀拉斯（Horace，65—8 BC）。他在《詩藝》里說：“詩人之愿望應該是給人以教益和愉悅，其著作應該既給人以快感也可用于生活?！?sup>[9]當然，中世紀文學家們給“教益”注入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標準。喬叟所給出的標準其實也是對整部詩作最好的評價：《坎特伯雷故事》以它優(yōu)美的詩藝、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六百多年來給人無限的愉悅，同時它也從正面的啟迪到反面的警誡給人無窮的教益，為人們“指出一條完美而光明的路途，/也即去天國的耶路撒冷之道”（《堂區(qū)長的引子》第50—51行）。

在“故事會”快結(jié)束之時，喬叟又讓那位品性高尚，“抱定宗旨，要引人們進天堂，/用的是他的善行、他的好榜樣”（《總引》第519—520行）的堂區(qū)長用一篇布道詞作為這部作品的“結(jié)束語”：我們“覺得這樣很適合也很有意義：/該給他時間來一篇道德教誨，/以此來結(jié)束這樣一次故事會”（《堂區(qū)長的引子》第62—64行）。這表明，如同中世紀社會本質(zhì)上的基督教性質(zhì)一樣，喬叟也特別注重文學作品的教育意義。他甚至還借律師之口評論自己的創(chuàng)作：“倒還是喬叟考慮得周到；/在他所有的創(chuàng)作中，他有決心/絕不寫那種傷天害理的丑行?！保ā堵蓭煹囊佑纱硕鴣怼返?6—88行）

在“故事會”結(jié)束后，喬叟不再借敘述者或人物之口，而是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出面，評價自己一生的作品：

如果有東西使［人們］不高興，那么請歸罪于我才疏學淺，別歸罪于我的愿望，因為我非常希望講得比這好，但沒這本事。……我恭順地懇求你們，看在仁慈的神的分上，為我祈求基督的恩典，寬恕我的罪惡/——特別是我那些講空幻塵世的譯文和作品，在這里，我撤回那些書，/諸如《特羅伊勒斯之書》、《聲譽之書》、《十九貞女之書》、《公爵夫人之書》、《圣瓦倫廷節(jié)百鳥會議之書》、《坎特伯雷故事》中帶有犯罪傾向的部分、《獅子之書》，還有其他許多書，可惜現(xiàn)在記不起來；還有許多詩歌和淫詞艷曲；所有這些，只求基督大恩大德，饒恕我的罪孽。但是說到我翻譯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安慰》，說到我寫的其他一些圣徒行傳、講道文和有關(guān)道德和獻身于神的書，我要感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要感謝圣母和所有天上的圣徒。^[10]

喬叟在寫下這段“后記”文字后不久去世。在一定程度上，喬叟在這里是對自己一生的創(chuàng)作做了評論，而且他的評論十分嚴厲，并宣布“撤回”自己的大多數(shù)作品。不論喬叟是認真還是假意，或者半真半假，他為自己一生的創(chuàng)作下的“結(jié)論”很有意義，被后世評論家廣為引用。首先，喬叟再一次而且相對而言更為完整地列出了自己一生的作品，為后世確定喬叟作品“正典”提供了確鑿證據(jù)或打下了基礎。其次，這段評論特別強調(diào)以基督教思想和道德價值為標準，為后世評論家，包括20世紀以著名喬叟學者D. W. 羅伯遜（D. W. Robertson，1914—1992）為代表的學派（后面將具體談到），致力于在中世紀文化語境，特別是基督教文化語境中研究喬叟提供了啟發(fā)和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