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漢語虛詞與胡適的新詩體“嘗試”
王澤龍 錢韌韌
摘要:胡適《嘗試集》的文學史意義主要在于詩體的解放。這種詩體解放與現(xiàn)代漢語虛詞入詩有密切關系?!秶L試集》大量地采用現(xiàn)代漢語虛詞入詩,改變了古代詩歌固有的語言組合規(guī)則,促成了漢語詩歌新的表意語法體系和思維模式的轉變。現(xiàn)代漢語虛詞入詩也是胡適“作詩如作文”新詩實踐的一個重要途徑,使過去整飭有序、節(jié)奏分明的句式松動變形,影響了新詩體式的形成;同時較大程度上改變了古詩的語音節(jié)奏、聲調韻律,對現(xiàn)代詩歌的音節(jié)建構有重要作用,整體上有力促進了新詩詩體的轉變。
關鍵詞:胡適 《嘗試集》 虛詞 新詩體 音節(jié)
《嘗試集》作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對中國新詩的發(fā)生、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白話新詩對舊體詩詞的解放性意義。胡適為了“詩體解放”,在理論與實踐中不斷探尋新詩的話語方式。“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jié),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sup>[1]胡適新詩詩體變革的有效策略,反映在《嘗試集》詩歌語言上,主要表現(xiàn)為白話對文言的替換,其中大量現(xiàn)代漢語虛詞的入詩關乎整個白話語體的變化,涉及詩歌詞匯、思維、文法、音節(jié)的革新?,F(xiàn)代漢語虛詞的激增與大量使用,不僅突破了古詩傳統(tǒng)的束縛,而且促成了句法、詩體的變化,對建構現(xiàn)代意義上漢語詩歌的新詩體式有重要作用。
一 現(xiàn)代漢語虛詞使用與新的詩體探索
胡適的白話新詩體式的探索,是在“嘗試”中逐漸擺脫古詩窠臼,實現(xiàn)詩體解放的。詩人厭惡文學套語和陳言濫調,希冀“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2]。鑄詞的關鍵一方面在于輸入新詞,對舊詞進行重塑,擴大詞的聯(lián)想關系;另一方面是改變句段關系,以語詞的相互碰撞、關聯(lián)激發(fā)新的語意生成?,F(xiàn)代語言學家索緒爾曾言,“在語言狀態(tài)中,一切都是以關系為基礎的”[3]。漢語詞類劃分為實詞和虛詞,其關系的變化會影響到整個語言系統(tǒng)。古代舊體詩不太強調語法,常少用或不用虛詞以避免妨礙詩體的齊整或押韻。胡適的新詩則相反,使用大量現(xiàn)代漢語虛詞,虛詞的激增影響了詩歌語法體系和思維模式的更新,與詩體的解放有密切關系。
《嘗試集》中的虛詞使用體現(xiàn)了從文言虛詞向白話虛詞、單音節(jié)虛字向多音節(jié)虛詞過渡的特征。古詩的虛詞使用往往拘謹,“實字雙用、虛字單使”、少用或不用虛詞,這主要是為了適應詩體韻律、體式的規(guī)則。胡適早期《去國集》中的許多詩歌便是如此,《久雪后大風寒甚作歌》《自殺篇》《老樹行》《滿庭芳》《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秋聲》等,雖有意識地使用虛詞,但多采用文言虛詞或單音節(jié)古漢語虛字,如“于”“焉”“頗”“乃”“雖”“豈”“已”“或”“且”“然”“耳”等,詩體也未能完全脫離古詩詞外在形式。在《去國集》之后,《嘗試集》中,開始有了不少雜糅各種曲調、舊詩詞、翻譯體詩歌的白話新詩的創(chuàng)作,體現(xiàn)出文言虛詞向白話虛詞、單音節(jié)虛字向多音節(jié)虛詞過渡的痕跡,如“之”變“的”,“亦”變“也”,“忽”變“忽然”,“豈”變“難道”等。白話虛詞的使用折射了漢語詞匯和語法的變化趨勢。胡適在1917年1月發(fā)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中談道:“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sup>[4]他依據(jù)進化論的觀點,解釋了白話的三個意思:“一是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sup>[5]胡適的“詩體的大解放”觀念要求充分采用白話的字,以近于說話的“活的文學”來建立有生命有價值的白話新詩。白話虛詞是白話作文作詩的關鍵因素。從口語而來的虛詞重新組合了漢語詩歌的句法結構。文言虛詞的“之乎者也”被“的”“還”“了”“著”等現(xiàn)代化的口語虛詞漸漸代替。由翻譯而來的歐化虛詞影響了白話的語匯和語體方式,激活了部分漢語虛詞功能的擴展變異,如“在”“和”“又”“被”“而且”“如果”“既然”等虛詞,對胡適變革詩句語法結構和詩體形式也有一定的啟發(fā)作用。
現(xiàn)代漢語虛詞的激增與使用改變了舊詩的詞匯比例、句式安排和語法特征,從根本上破壞古板嚴整的詩體格式。特別是副詞、連詞使用頻數(shù)的增多,增強了現(xiàn)代漢語語法的嚴密性和邏輯性,使豐富的內容和思想得以更明晰地表達。如短詩《蝴蝶》就接連使用了五個副詞,充分表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精微細膩的心理活動,這種詩歌語言令當時的讀者耳目一新。胡適自己的譯詩《關不住了》有意嘗試運用關聯(lián)詞語的句式?!丁皯摗薄分小耙苍S”“但”“又”等虛詞的使用,加強了詩句的邏輯關系,傳達出較為曲折豐富的情感思想。如果說副詞、連詞的激增從邏輯關系和語意表達上為詩句長度的拓展提供了基礎,那么介詞和助詞的使用則促進了詩句的松動變形。一方面,介詞的進入構成短語或從句,使詩歌節(jié)奏發(fā)生變化;另一方面,助詞的大量使用,特別是“的”“著”“了”等結構助詞、動態(tài)助詞和語氣助詞的出現(xiàn),使詩句延展,長短不一,革新了舊詩體形式。如《老鴉》:“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眱尚性娋浯蚱屏斯旁姷墓?jié)奏句式,介詞短語“在人家屋角上”不僅定位、定向,而且以現(xiàn)代口語的方式點明了固定時空下的物象思想。結構助詞“的”也并未省略,有舒緩語氣的作用。該詩除了押一定的尾韻外,在詩句長短、平仄、節(jié)奏等方面均脫離了舊詩束縛。介詞、助詞在詩句實詞縫隙間的使用,破壞了古詩整飭有序的格式,促成白話自由詩體的解放。胡適認為:“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復雜的感情?!?sup>[6]古詩由于詩體的限制,較多使用實詞,少用或不用虛詞,語序錯綜,文法不求精密,表意也較為單一。新詩大量虛詞的使用改變了這一現(xiàn)象,講究句法的嚴密和表意的準確,在句式安排上突破了五言、七言的字數(shù)格律限制,使用長短不一、變化自由的詩句,能夠表達更為豐富的思想情感和事理邏輯,對建構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新詩體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胡適新詩虛詞的大量使用反映了五四時期詩歌思維和情感表達的變化。在科學思潮和民主思潮涌入的文化變革時期,現(xiàn)代作家與詩人的主體意識增強,對理性精神、科學致知的追求也愈演愈烈。胡適以白話作文作詩,正適應了這一潮流。虛詞構成了詩歌文法的完整性,涉及現(xiàn)代科學思維對語言明晰性的要求??茖W語言的陳述性、邏輯性及句法的完整性,影響到胡適新詩的表意策略。他采取作詩如作文的方式,重構詩歌思維,以較多的虛詞使用實現(xiàn)科學理性在新詩中的運思,從而部分地改變了古詩中常見的跳躍性感物思維。F.W. 貝特森曾言:“一首詩中的時代特征不應去詩人那兒尋找,而應去詩的語言中尋找。我相信,真正的詩歌史是語言的變化史,詩歌正是從這種不斷變化的語言中產生的,而語言的變化是社會和文化的各種傾向產生的壓力造成的?!?sup>[7]新詩虛詞的激增反映了科學民主思潮對新文化運動方方面面的滲透。實詞的變化意味著人類接觸世界的變化,如五四時期大量外譯詞匯的進入,虛詞的變化則更多體現(xiàn)了思維和情感的變化。語言學家馬建忠指出:“凡字有義理可解者,曰實字。無解而惟以助實字之情態(tài)者,曰虛字?!?sup>[8]古人也有言:“構文之道,不外虛實兩字,實字其體骨,虛字其神情也。”[9]可見,實詞突出對具體物象、客觀世界的描述,虛詞從情態(tài)、神采等方面貫穿行文,能夠更明確地傳達主體的神情氣韻。民主思潮帶來的“價值重估”引入“我”的情感體驗和心理態(tài)度,這需要虛詞的介入表達。如大量否定副詞的使用,表現(xiàn)了五四時期新的主體精神氣象?!耙苍S不再和我為難了”(《關不住了》),“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夢與詩》),“他不能行你們的禮”(《禮!》),“但我們不要忘記”(《死者》),否定副詞多用于動詞前,表示對行為動作的主觀否定,表現(xiàn)出詩人情感、思想的波動。虛詞以一種評價性的語言構建詩人的主觀世界,突出了各種反復、遲疑、糾結或堅定的情感心理,反映出五四時期主體的反叛精神及各種復雜情緒。胡適曾指出:“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語言來創(chuàng)作新中國的新文學——來創(chuàng)作活的文學,人的文學。”[10]這種“活的文學”和“人的文學”要求新詩主體情感和思想的更多融入,以形成文學表達工具和文學內容的更新。胡適新詩虛詞的激增能夠更明晰地表情達意,彰顯了一代詩人對科學思維、主體精神和個性情感新時尚的追求。
二 虛詞與新詩散文化的語法嘗試
1915年9月20日,胡適作《戲和叔永再贈詩卻寄綺城諸友》一詩,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痹凇白髟娙缱魑摹毙略娪^念的影響下,他采用白話的文法章法作詩,探尋新詩體的建構途徑。1915年8月,胡適作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提出要建立漢文的文法學。他較為推崇《馬氏文通》,早在美國留學初期便開始總結英文學習經(jīng)驗,運用西方現(xiàn)代文法整理研究中國古文文法。他撰寫過《國語文法概論》,論述國語和國語文法的產生、形成、發(fā)展和研究方法,還參與當時教育部關于新式標點、分節(jié)分段、教材編寫等活動,為建設“國語的文學”貢獻了一己之力。因此,他對在作詩作文中不講文法的現(xiàn)象特別注意,認為“不講文法是謂‘不通’”[11]。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中強調要講究文法,將現(xiàn)代文法學的觀點應用于現(xiàn)代白話的倡導:“白話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其進化之跡,略如下述:1. 從單音的進而為復音的。2. 從不自然的文法進而為自然的文法。例如‘舜何人也’變?yōu)椤词鞘裁慈恕?;‘己所不欲’變?yōu)椤约翰灰摹?. 文法由繁趨簡。例如代名詞的一致。4. 文言之所無,白話皆有以補充。例如文言只能說‘此乃吾兒之書’,但不能說‘這書是我兒子的’?!?sup>[12]現(xiàn)代文法更趨于自然,如代詞的變化、系詞的增加、語序的改變等。反映在胡適的新詩實踐中,表現(xiàn)為實詞和虛詞的組合、增刪、變化須符合現(xiàn)代的文法規(guī)范,在語法的嚴密性和邏輯性上講究行文的自然通暢。
“作詩如作文”的新詩觀念滲透到胡適的白話新詩寫作時,最主要的體現(xiàn)是對句法嚴密性的追求。其中,句子結構、語義關系及情感邏輯的完整,往往需要虛詞在詩句中承擔更為重要的功能和職務。如果說《嘗試集》第一編仍有較多古詩詞的痕跡,常以虛詞遷就舊詩體的格律形式,“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牽就五七言的句法”[13]。那么從第二編起,胡適就力圖從文法上建構自由的新詩體。特別是他1919年2月26日譯成美國詩人提斯黛爾(Sara Teasdale)的《關不住了》(over the roofs)一詩,不僅語調、句式運用自如,而且意思、神韻也接近原詩:
《關不住了》
我說“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門關了,
叫‘愛情’生生的餓死,
也許不再和我為難了。”
但是五月的濕風,
時時從屋頂上吹來;
還有那街心的琴調
一陣陣的飛來。
一屋里都是太陽光,
這時候“愛情”有點醉了,
他說,“我是關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譯詩保留了原文的語意邏輯關系和口語化色彩,語法嚴密且不避虛詞的存在。古詩原有的對稱性詩行“二三”“二二三”的節(jié)奏模式被自然的散文句式代替,出現(xiàn)四字、五字或更多的字為一頓的模式,如“關不住了”“把你的心打碎了”。傳統(tǒng)的斷句方式發(fā)生改變,形成以標點及虛詞為引導的短語成分為主的節(jié)奏轉換,詩句伸縮的自由度大大提升。胡適的譯詩以語意的明白清楚為原則,而非遷就固定的格律節(jié)奏,因此講求句法的嚴密性,排斥舊詩錯綜的語序,添加大量虛詞?!耙苍S”“和”“但是”“還有”等,表明了詩歌的語法邏輯關系。在英詩中as、and、but、unless連接完整的句子成分。胡適受英詩句式的影響,以關聯(lián)詞語推進詩句的線性陳述?!暗俏逶碌臐耧L,/時時從屋頂上吹來”中連詞“但是”使詩句的邏輯性、依存性增強,很好地保持了詩行的牽連和語流的回旋。副詞“時時”介詞“從”構成完整的詩句,明確了固定時空下的事件物象和人情感受。該詩語法接近散文,也和胡適喜歡西方詩人華茲華斯、濟慈、白朗寧等人的散文化、說理之作有關。他認為:“只有歐化的白話方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歐化的白話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使我們的文字能夠傳達復雜的思想,曲折的理論?!?sup>[14]胡適在研究中西文法的基礎上利用虛詞重新整合現(xiàn)代散文句式,以白話的語調、單線遞進的句法結構變換詩句長度和詩體形式,形成了對舊詩語言秩序和語法規(guī)則的破壞。
不同詩句的實詞、虛詞的安排也可以形成情感基調和語意邏輯的變化。“虛字的數(shù)目遠不及實字多,可是重要性遠在它之上。一則虛字比實字用得頻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分別,實字的作用以它的本身為限,虛字的作用在它本身之外;用錯一個實字只是錯一個字而已,用錯一個虛字就可能影響很大?!?sup>[15]如《關不住了》原詩句“And Love cried out in me”中連詞“and”引出事件,副詞“out”構成“cry”的修飾語,與介詞“in”相互沖擊跌宕,表現(xiàn)了情感的遞進、波折和沖撞。胡適的翻譯“這時候‘愛情’有點醉了”僅用一個虛詞“了”,不但沒能點明各種句子成分之間的關系,如“愛情”與“我”、“out”與“in”的沖突,“and”的連接意味,還淡化了原詩的情感起伏。英文詞匯同樣具有多義性,上述詩句“me”兼具心靈和身體的含義,“cry”包含哭泣和尖叫的意味,介詞“in”兼具動態(tài)和靜態(tài)特征。實詞與虛詞的安排營構的多重意蘊,在翻譯中也難以完全涵蓋。如賓納和江亢虎合譯杜甫《望岳》的“蕩胸生層云”:“…I bare my breast toward opening clouds”[16],雖將句子拉長、語意延展,仍未譯出“蕩胸”的確切含義。然而就《關不住了》整首翻譯而言,胡適還是較大限度地實現(xiàn)了翻譯的準確度。特別是“像”“也許”“但是”“還有”等虛詞的翻譯,在完善句法結構、保留原詩語意關系、改變詩體形式等方面,給予了詩人許多啟發(fā)。
胡適自稱譯詩《關不住了》是“新詩成立的紀元”。譯此詩后第二天,他即譯《希望》,所選原詩的一節(jié)共33個單詞,虛詞有9個;而譯詩字數(shù)為44個,虛詞字數(shù)為18個,占將近總數(shù)的一半,遠超出原詩的虛詞數(shù)量。胡適顯然有意于詩作中多種虛詞的嘗試。他首先掌握詩歌整句或整段的含義,在理解全詩內容的基礎上翻譯。如他拋開具體虛詞翻譯和位置的限制,不在句首直譯原詩語氣詞“Ah”,而是以自然親切、平易暢達的白話語調來統(tǒng)籌全詩。胡適的虛詞使用不拘泥詩體形式,是自由完整的語意流動。而此前的譯詩《哀希臘歌》采用離騷體翻譯,就未能脫離文言模式。在翻譯《關不住了》和《希望》不到一個月后,他寫作《“應該”》一詩,便破壞了古詩體形式?!罢f道:‘你如何還想著我?/想著我,你又如何能對他?/你要是當真愛我,/你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你應該把待我的情待他?!比绻挥谩斑€”“又”“要是”“把”等虛詞,則很難表達出完整的語法關系和豐富的情感層次?!爸薄暗摹钡冉Y構助詞的增添,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副詞、連詞所造成的語意緊張,形成情感的張弛。胡適引較多虛詞入詩,不僅能固定語法關系、彌縫細節(jié)情態(tài),還使詩句長短不拘。朱自清曾說:“虛字一方面是語句的結構成分,一方面是表示情貌、語氣、關系的成分?!?sup>[17]由于較少省略虛詞以滿足語法結構及情貌語氣的完整,詩句由齊整變得參差,擴展了新詩容量,對打破舊詩詞格式的束縛起到了重要作用。
胡適有意識地采用現(xiàn)代白話和歐化句法,除了大量使用虛詞形成句法的嚴密性之外,部分虛詞在短語或詞組中構成修飾成分,更清晰地傳達了新詩主體的情感語意。其一,介詞的使用突出了對實詞的依存關系,引出時空關系的固定化、陳述對象的明確化及事件事理的依據(jù)原因等。如“我從山中來”(《希望》),“在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晨星篇》),介詞“從”“在”改變了古詩朦朧模糊的時空觀念,強化了主體精致細微的現(xiàn)代感受。這與西方語法將介詞短語構成的狀語成分突出有相通之處,同時也吸收了古典白話小說和宋詩的表達方式。胡適曾撰寫過《白話文學史》,也欣賞宋詩,“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詩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彼J為宋朝詩人的貢獻在于“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于說話的詩體?!?sup>[18]宋詩善于說理,常以文為詩,多用虛詞貫通語序詩句,使其完整、切實地表達詩人的“理”和“意”。胡適的詩作深受影響,如“忽然一大塊黑云/把那顆清涼光明的星圍住”(《一顆遭劫的星》)、“十幾年前,/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一笑》)、“枯葉被春風吹跑了”(《樂觀》)“對”引出具體行為的對象,使事件關系更為清晰?!氨弧弊志湟话闶菙⑹鲆褜崿F(xiàn)的事實。詩句加強了行為主體與對象的邏輯事理關系。“五四以后,漢語受西洋語法的影響,被動式的使用范圍擴大了”[19]。上古漢語常借主動表示被動,現(xiàn)代漢語直接表現(xiàn)被動,將接受者提前,有強調作用。這樣詩句重組打破了古詩并列平行的關系,詩句各個成分變得各有側重,被主體思想情感所限定。由介詞引導的短語加強了理性的歸納、演繹關系,使詞與詞的關系分明、詩句加長,破壞古詩的完整、對稱性結構及超分析、直映的表達方式,促成了詩體形式的解放。
其二,助詞的使用確定了句法中的從屬或修飾關系,打散了古詩固定的短語和句子結構,使詞組、詩句增長,改變了字數(shù)、語意對應的詩體形式。古詩中很少出現(xiàn)結構助詞,胡適則有意使用,如寫于1917年12月的《三溪路上大雪里一個紅葉》。詩人在后四句突然使用助詞“的”,改變原詩前六句的固定字數(shù)?!斑€想做首詩,寫我歡喜的道理。/不料此理狠難寫,抽出筆來還擱起?!苯Y構助詞“的”和動態(tài)助詞“來”破壞了五言的詩體結構,形成向現(xiàn)代詩語的過渡?!暗摹弊种饔^框定了一種語法關系,在胡適詩歌中被較多使用,如《一顆星兒》中“你的名字”“悶沉沉的天氣”等,將舊詩語言的并列關系轉為偏正關系,形成修飾性的從屬結構,使詩句更加貼合現(xiàn)代人的心境。“了”“著”等助詞的使用也是《嘗試集》中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胡適談到自己的做詩情況,在《你莫忘記》中應康白情的建議添加了三個“了”字,認為這樣“方才合白話的文法”[20]。西方語言的動詞有時態(tài)標志,胡適在白話新詩中增添“了”,表示動作的完成或事態(tài)的變化與確定語氣,如“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是誰把你老子打成了這個樣子!”“火就要燒到這里了”(《你莫忘記》)。胡適新詩中表達強烈感情的語氣助詞較少,僅有“呀”“哼”“哦”等少數(shù)情緒起伏消長的虛詞。如“‘來了?好呀!’——更無別話,說盡心頭歡喜悲酸無限情”(《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八暗?,‘哼,又做什么詩了!’”(《我們的雙生日》)“‘哦!愛情原來是這么樣的!’”(《醉與愛》)幾個語氣詞分別有慨嘆、俏皮、吟哦的不同感情色彩。胡適新詩語氣助詞的使用與郭沫若不同,前者情感較為節(jié)制、平緩,郭沫若則常用“啊”“喲”等情感激揚的虛詞,從而形成詩歌情感基調的不同,一個是小心的“嘗試”,一個是大膽的“宣泄”。胡適詩歌助詞的運用,令語詞關系完整、詩行詩句增長,容納更豐富的意思和細微感受,在較大程度上改變了古詩凝定的詩體結構,使其脫去了舊辭藻、舊句法和舊格調。
胡適提出“作詩如作文”之說,講究文法關系的嚴密性,以大量虛詞彌縫古詩語言的斷裂、跳脫的關系,帶來短語和句子容量的擴張?!拔逅囊院?,漢語的句子結構,在嚴密性這一點上起了很大的變化?;镜囊笫侵髦^分明,脈絡清楚,每一個詞、每一個仂語、每一個謂語形式、每一個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職務和作用,都經(jīng)得起分析。這樣,也就要求主語盡可能不要省略,連接詞(以及類似連接詞的動詞和副詞)不要省略,等等?!?sup>[21]胡適詩句講究語法的完整性,較少出現(xiàn)虛詞省略或語法變異、詞語陌生化的現(xiàn)象。如《一笑》:“十幾年前,/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我當時不懂得什么,/只覺得他笑的很好?!痹娋湔Z法嚴密,長短不一,以散文化的寫法營造了現(xiàn)代詩意的自由空間。介詞“對”增補了“笑”的次數(shù),使其更具體化,助詞“得”有余音裊裊的效果。文言虛詞向現(xiàn)代虛詞的轉變、人稱代詞的增添及補語修飾性的增強,體現(xiàn)了古典向現(xiàn)代的詩語轉化。如“只覺得他笑的很好”換成“但覺笑容好”則主客體關系松動模糊,口語化的語氣脈絡也會被古詩體形式所束縛。虛詞給謹嚴、板硬的漢字制造了明顯的關系脈絡,為白話文的語意流轉創(chuàng)造了寬泛的空間?,F(xiàn)代白話語法與詞匯間邏輯修飾關系的增強,大大擴張了句子長度,突破了古詩固定的五七言格式。古詩往往省略虛詞,避免邏輯關系和語法關系的過于明確,語言常會由于詩體韻律的束縛偏離原先的表達意圖。胡適的新詩由于較多使用虛詞,常能傳達更為清楚明晰的語意,實現(xiàn)真正意義的“言文合一”。“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xiàn)白話的文學可能性”[22]。這樣,詩歌寫作就從對詩體格律的推敲轉移到追求表意的準確性與完整性上,其中,虛詞的斡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帶來詩行的變化或擴展,有利于達到質勝于文的效果。
《嘗試集》中的白話新詩對舊詩體的突破主要在于詩行的擴展和跨行、跨段的產生,胡適認為詩體大解放必須“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大量虛詞的運用使過去整飭有序、節(jié)奏分明的句式開始松動變形。新詩要表現(xiàn)豐富的生活和復雜的思想,必須在很大程度上與現(xiàn)代的語法規(guī)范和邏輯秩序一致,使詩句拉長形成跨行、跨段。王力認為“白話詩的分行和分段顯然是模仿西洋詩”[23],跨行法將一個句子分跨兩行或多行,是歐化詩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孫紹振曾強調西歐詩歌“為了保證這種邏輯關系和語法關系的明確性不導致對于格律的破壞,它不惜跨行,打破詩行在意義上的獨立性。它不象中國傳統(tǒng)詩歌那樣珍惜詩行意義上的完整”[24]。古詩則很少跨行(最多跨兩行),常一句一意,“除了很特殊的情形之外,中國舊詩沒有跨句(enjampment);每一行的意義都是完整的”[25]。白話新詩相對于舊詩增添了大量復音詞和虛詞,受西方詩歌的影響,將詩句由于拉長而膨脹的部分進行跨行處理。如《晨星篇》:“在那欲去未去的夜色里,/我們寫著幾顆小晨星,/雖沒有多大的光明,/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這個長句依著語意的完整在句間隔斷,連跨三行以上。介詞、助詞、連詞等虛詞的使用,令詩句趨于散文化的日常語言組合。這種行內字數(shù)約略等同,屬于相對整齊的詩體形式。此外,也有詩節(jié)內跨行字數(shù)變化幅度較大的現(xiàn)象。如《一顆星兒》的后四行詩,字數(shù)分別為11、14、4、15,共同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句子,詩行參差,長短不一,被胡適稱為真正白話的新詩。詩句的跨行并非意味著語意的隔斷,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強了詩行間的關系,形成欲斷還連的效果。新詩中豐富的容量體積、復雜的邏輯關系和曲折的情感變化常需要虛詞的聯(lián)結,詩行的增加也因此影響到了詩節(jié),形成跨段。胡適白話新詩的跨段一般以句群、語意組織成段,沒有跨段的斷句,即不將完整的詩句斷成上節(jié)的尾行和下節(jié)的首行。如《許怡蓀》全詩共五個詩節(jié),每個詩節(jié)分別表達了追想、夸獎、分憂、密談以及夢斷的意思。大容量的詩歌篇幅需要多行多段的處理,如《樂觀》《上山》《死者》《雙十節(jié)的鬼歌》,不僅跨行、跨段而且也有行、段的均齊或參差的自由變化。胡適《嘗試集》中的白話新詩一般是句間跨行或者是復句成分的跨行,跨段沒有上下節(jié)之間的斷句連接,是順著語意的自然來組織詩行詩節(jié)。這種采取白話文的句式章法,“作詩如作文”,大量運用虛詞而令詩行長短不一,形成跨行、跨段、詩體篇幅增加的現(xiàn)象,從根本上有別于傳統(tǒng)詩歌,實現(xiàn)了詩體的真正解放。
三 虛詞與胡適新詩自然音節(jié)的形成
胡適的“詩體大解放”還要求充分運用白話的自然音節(jié)?!拔页踝鲈娨詠恚?jīng)過了十幾年‘冥行索涂’的苦況;又因舊文學的習慣太深,故不容易打破舊詩詞的圈套;最近這兩三年,玩過了多少種的音節(jié)實驗,方才漸漸有點近于自然的趨勢?!?sup>[26]自然音節(jié)論包括詩歌的頓挫和聲調,其重要的方法是詩歌內部的組織安排。現(xiàn)代漢語虛詞的激增極大影響了漢語詩歌現(xiàn)代音節(jié)對古代音律的更替。胡適關于自然音節(jié)的詩學觀,很大程度上是受英語詩歌音節(jié)詩學的影響:講究語言的音節(jié)單位意義,突出語音的輕重長短變化,主張詩歌語言的語意區(qū)分與語句的文法特點,這些都是中國古代詩歌格律詩不具備的特點。[27]通過對古詩音節(jié)模式的突破和異域音節(jié)詩學的借鑒,虛詞推動了胡適新詩白話自然音節(jié)的形成。
胡適自然音節(jié)論的實踐形成對傳統(tǒng)詩歌語音節(jié)奏的破壞,其中虛詞的增多使現(xiàn)代白話新詩的音步組合和邏輯節(jié)奏發(fā)生變化。關于“自然的音節(jié)”,胡適先對“節(jié)”進行定義?!暗谝?,先說‘節(jié)’——就是詩句里面的頓挫段落?!麦w詩句子的長短,是無定的;就是句里的節(jié)奏,也是依著意義的自然區(qū)分與文法的自然區(qū)分來分析的。白話里的多音字比文言多得多,并且不止兩個字的聯(lián)合,故往往有三個字為一節(jié),或四五個字為一節(jié)的。”[28]這里的“節(jié)”是詩句的節(jié)奏頓挫。胡適指出舊體的五七言詩兩個字為一“節(jié)”,如“風綻—雨肥—梅”(兩節(jié)半)而新詩往往不止兩個字,如“這一天—他—眼淚汪汪的—望著我—說道—你如何—還想著我?想著我—你又如何—能對他?”結構助詞“的”與“眼淚汪汪”共同構成形容詞短語修飾“望著我”。一方面是實詞詞組的擴展,“淚汪汪”變成“眼淚汪汪”,虛詞“的”也令新詩一“節(jié)”中字數(shù)增多,與字數(shù)少的“節(jié)”形成節(jié)奏的頓挫;另一方面是虛詞的增多構成音步的變化。古詩一般只有兩音音步和單音音步,“五四”之后,大量雙音節(jié)詞、三音節(jié)詞乃至多音節(jié)詞涌入新詩。上述詩句動態(tài)助詞“著”構成音步類型和數(shù)量的變化,副詞“還”“又”形成四字一節(jié)。虛詞極大程度擴展了節(jié)奏、音步的陣容,促發(fā)了白話新詩頓挫的節(jié)奏。由于“節(jié)”的總數(shù)和每“節(jié)”字數(shù)的不同,新詩詩句沖破了古詩節(jié)奏的束縛。胡適寫于1916年8月的《蝴蝶》,虛詞“不”“忽”“怪”“也”“太”使音步節(jié)奏在“節(jié)”與“節(jié)”的組合上發(fā)生變化?!耙矡o心上天,天上太孤單。”副詞打破了古典詩歌“二、二、一”或“二、一、二”的齊整節(jié)奏,出現(xiàn)了“一、二、二”的散行詩句。如果說《蝴蝶》僅僅在“節(jié)”的組合方式上發(fā)生變化,那么《上山》則完全打破了古詩節(jié)奏,在“節(jié)”的字數(shù)和組合上更加自由?!啊肷搅?!努力!/努力望上跑!’//上面已沒有路,/我手攀著石上的青藤,/腳尖抵住巖石縫里的小樹,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該詩音步可歸納為“3—2/2—2—1//2—4/1—3—3—2/2—2—5—2/5—4”,不僅音步組合有變化,還出現(xiàn)三音節(jié)、四音節(jié)、五音節(jié)等音步類型。這種現(xiàn)象多由虛詞介入而產生“節(jié)”的數(shù)量、類型的變化。
自然音節(jié)論的建構,“音”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第二,再說‘音’,——就是詩的聲調。新詩的聲調有兩個要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韻要自然。白話里的平仄,與詩韻里的平仄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方。同一個字單獨用來是仄聲,若同別的字連用,成為別的字的一部分,就成了很輕的平聲了。例如‘的’字,‘了’字,都是仄聲字,在‘掃雪的人’和‘掃凈了東邊’里,便不成仄聲了。我們檢直可以說,白話詩里只有輕重高下,沒有嚴格的平仄。……白話詩的聲調不在平仄的調劑得宜,全靠這種自然的輕重高下?!?sup>[29]胡適認為“音”包括平仄和用韻。虛詞的大量出現(xiàn)打破了古詩嚴格的平仄關系。胡適以自然的輕重為原則規(guī)定聲調。從平仄向輕重的轉化,體現(xiàn)了其對西方音節(jié)詩學的借鑒。英語單詞沒有平仄,多在詩句中通過輕重音變化構成節(jié)奏韻律。胡適的《一顆遭劫的星》也體現(xiàn)了實詞虛詞的搭配而形成一種聲調變化。如“熱極了!/更沒有一點風!/那又輕又細的馬纓花須/動也不動一動!”助詞“的”和語氣詞“了”,減少了聲調時長,形成語音的弱化。詩歌巧妙運用虛詞,帶來了白話的自然語氣和輕重感知的變化。古詩多以重音節(jié)字結尾,新詩句末虛詞的輕音及句間、句首虛詞聲調輕重的變化,突破了古詩單一、固定的平仄律。關于用韻,胡適提出“文當廢駢,詩當廢律”[30],認為詩體大解放應:“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sup>[31]虛詞的大量使用對擺脫古詩格律起到了重要作用。古詩一般實字押韻,很少押虛字韻。新詩散文化、口語化的詩句只是順著語氣的自然推動音節(jié)變化。胡適并非激進地反對一切格律,他針對的是舊的詞調曲譜。在對西文商籟體(Sonnet)、古詩、近體詩、律詩、長短詩、韻詩、無韻詩、詞曲的研究實驗中,胡適總結出詩體音律的規(guī)律,弄清舊詩體韻律是嚴重束縛詩歌精神自由表達的原因所在。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也談道:“詩律愈嚴,詩體愈少,則詩的精神所受之束縛愈甚,詩學決無發(fā)達之望?!彼赋隹梢栽黾右环N無韻之詩來拓寬詩體形式,“倘將來更能自造,或輸入他種詩體,并于有韻之詩外,別增無韻之詩;則在形式一方面,既可添出無數(shù)門徑,不復如前此之不自由;其精神一方面之進步,自可有一日千里之大速率”[32]??梢?,對詩體的突破已成為五四一代學人的共識,亟須新建一種自由自然的白話新詩。古詩較少使用虛詞,本是韻律的不便之處,發(fā)展到白話新詩,實際上卻成為新詩語言打破古詩韻律、重新結構詩篇的重要媒介,創(chuàng)造了迥異于古詩的音節(jié)形式。
胡適以自然音節(jié)理論來顛覆傳統(tǒng)的格律理論。他在《談新詩》中指出:“現(xiàn)在攻擊新詩的人,多說新詩沒有音節(jié)。不幸有一些做新詩的人也以為新詩可以不注意音節(jié)。這都是錯的?!?sup>[33]胡適的音節(jié)理論突出現(xiàn)代意義上的頓挫、節(jié)奏、聲調等。以白話為主體的新詩語言增多虛詞使用,帶來音節(jié)的變化。他提出用韻自由,“至于用韻一層,新詩有三種自由:第一,用現(xiàn)代的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仄韻。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韻,這是詞曲通用的例,不單是新詩如此。第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新詩的聲調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輕重高下,在語氣的自然區(qū)分——故有無韻腳都不成問題”[34]。胡適以能否充分表現(xiàn)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來衡量詩的音節(jié)優(yōu)劣,韻的有無及如何使用都以自由為原則。他強調韻律附屬于聲調的部分,配合現(xiàn)代白話音節(jié)的生成,認為音節(jié)需要講究自然的變化,才能做真正的白話詩。“音節(jié)一層,也受狠大的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jié)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jié),不能跟著詩料隨時變化?!?sup>[35]胡適曾以《關不住了》《上山》等新詩為例說明“這種詩的音節(jié),不是五七言的舊詩的音節(jié),也不是詞的音節(jié),也不是曲的音節(jié),乃是‘白話詩’的音節(jié)”[36]。其中助詞的增多、虛詞的押韻、句間虛詞的應和顯然與音節(jié)的運用相關。虛詞的使用需順應語法、語意邏輯的自然,方能產生和諧的音節(jié)。1920年3月,康白情在《新詩底我見》中也特別指出:“新詩所以別于舊詩而言,舊詩大體遵格律,拘音韻,講雕琢,尚典雅,新詩反之自由成章而沒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節(jié)而不必拘音韻,貴質樸而不講雕琢,以白話入行而不尚典雅?!?sup>[37]傳統(tǒng)詩歌由于較少使用虛詞,韻律節(jié)奏定型化。胡適講究現(xiàn)代新詩語言與語意的統(tǒng)一,虛詞的有意為之,為建構自然的音節(jié)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何在白話新詩中形成自然的音節(jié)?胡適指出:“內部的組織,——層次,條理,排比,章法,句法,——乃是音節(jié)最重要方法?!?sup>[38]詩人認為自然音節(jié)的和諧發(fā)生并不是講究“蜂腰”“鶴膝”“合掌”等,而是研究內部詞句的組織安排。如何使用虛詞是一個重要因素,這需要依著意義與文法的自然區(qū)分,形成自然的節(jié)奏頓挫?,F(xiàn)代白話新詩的自然音節(jié),借助虛詞打破古詩超語法、超邏輯的功能,增強了新詩的語法結構和邏輯語意節(jié)奏。如“他也許愛我,—也許還愛我,—/但他總勸我莫再愛他”(《“應該”》)。詩句的語法結構明晰,“也許還”兩個副詞連用,使音節(jié)增多,情感邏輯更進一層。連詞“但”引導的單句,與上句形成轉折關系。一方面虛詞緊扣情感語意促成音節(jié)數(shù)目的自然變化;另一方面虛詞順應文法邏輯也構成音節(jié)的對照,如頻率副詞“還”“再”的使用。有學者認為:“虛字在詩歌里的意義是,一能把感覺講得很清楚,二能使意思有曲折,三是使詩歌節(jié)奏有變化?!?sup>[39]虛詞不僅能更加準確地表情達意,還可以改變詩歌節(jié)奏。胡適將詩的散文化、口語化統(tǒng)一起來,虛詞不僅來自歐化語,還來自口語?!霸谡f話的時候,語詞的勢力比較大,故新詩的節(jié)奏單位多半是由二個乃至四個或五個字的語詞組織成功的……這些復音的語詞之間或有虛字,或有語氣的頓挫,或有標點的停逗,而同時在一個語詞的音調里,我們還可以覺出單音的長短,輕重,高低,以及各個人音質上的不同。……這種說話的節(jié)奏,運用到詩里,應當可以產生許多不同的格律”[40]??谡Z由于較多運用虛詞而使節(jié)奏更加自然。如《“威權”》:“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意義和文法明晰,給新詩的白話音節(jié)注入了活力。胡適綜合采用歐化語法和白話口語,較多使用虛詞,極為有效地破除了古詩固定的詩體形式,促成了新詩自然音節(jié)節(jié)奏的形成。
同時,在白話的語體范圍內尋找新詩的語感和聲氣,逐步進行現(xiàn)代音節(jié)的實驗,也是一個重要策略。周策縱曾統(tǒng)計過胡適新詩中“了”的使用。他結合當時手頭所有的1922年三版《嘗試集》和1964年影印的《詩歌手跡》統(tǒng)計了《嘗試集》句末有“了”的詩行結尾,如“關不住了”“自己來了”“人到哪里去了”“有點風了”等,認為三版《嘗試集》26個詩題中有47行“了”?!秶L試后集》29題中共有26行(1行是題目)。此外,還有一些押韻和不押韻而用“了”字作結的,未收詩稿13題中共有28例。總計新體詩共68題,以“了”作結的詩行共101行。[41]周策縱認為“了”字結句的韻大多是胡適新詩的一個毛病或痼疾。實際上,句末語氣詞“了”的出現(xiàn)不僅破壞了古詩韻律節(jié)奏,而且形成新的白話音節(jié)?!傲恕睒嫵梢艄?jié)的應和,具有彌縫文體、銜接照應、調整節(jié)奏的功能。如《我們三個朋友》每段前兩行均以“了”字結尾形成照應、舒緩節(jié)奏。句末虛詞多是輕音,常掛靠在實詞上,形成重音的押韻及語氣的延展。這種多余的輕音被叫作“外加律”。王力認為:“如果把‘的’‘了’一類的字認為不能構成音步,那么,當它們被用于一行之末的時候,就不能認為韻腳,必須它們前面的字押韻才行。”[42]他強調“的”字不該和“利”“細”等字押韻,“了”字不該和“小”“鳥”等字押韻。一般來說,虛字不與實字押韻,如《醉與愛》“睡了”與“醉了”“相像的”與“這么樣的”是句末隔行押韻、轉韻的應用?!抖Y!》句末虛詞“笑了”和“跑了”是押“ao”韻。當然,也有虛詞與虛詞的押韻。如句末押韻,“平排著,/輕輕地”(《湖上》),兩個虛詞顯示出湖泊靜謐的氛圍。又如句間虛詞的重復,“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那斫樹的人到哪里去了?”(《樂觀》)結構助詞“的”、介詞“在”的反復出現(xiàn),以近乎童謠的語氣形成自然的音節(jié)。范德機曾言:“用虛字押虛字,須極有意味、極有氣象?!?sup>[43]虛詞的巧妙使用不僅構成音節(jié)的變化,還飽含自然的語氣。胡適談到詩的音節(jié)的兩個重要分子:“一是語氣的自然節(jié)奏,二是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sup>[44]虛詞的語法作用,正是語言聲氣的長期積淀?!稑酚^》的虛詞以近乎淺白的方式,順應用字的自然和諧,表現(xiàn)出諷刺的語氣?!逗稀返奶撛~“著”“地”也體現(xiàn)出主體自在舒緩的聲氣。虛詞在文法、語意、語感、聲氣上的作用,為促進自然音節(jié)理論的形成及詩體的解放提供了切實的路徑。
當然,虛詞使用不當也會出現(xiàn)過于寫實、索然無味的情況。謝榛《四溟詩話》有言:“實字多則意簡而句健,虛字多則意繁而句弱。”胡適《嘗試集》虛詞的大量使用,其更多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新舊詩歌觀念與形式的轉換時期,對傳統(tǒng)格律束縛的突破及詩體的解放。如何在新詩中恰當?shù)剡\用虛詞,還需不斷地實踐總結。
(作者單位:王澤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錢韌韌,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1] 胡適:《我為什么要做白話詩(〈嘗試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
[2]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
[3]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0,第170頁。
[4]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
[5] 胡適:《自序》,《白話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7頁。
[6]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295頁。
[7] 參見F.W. 貝特森《英詩與英語》,轉引自〔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第195頁。
[8] 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1983,第19頁。
[9] 劉淇:《助字辨略》。
[10] 胡適:《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1頁。
[11]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
[12] 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胡適文萃》,楊黎編,作家出版社,1991,第603頁。
[13] 胡適:《我為什么要做白話詩(〈嘗試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
[14] 胡適:《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24頁。
[15] 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第65頁。
[16] Witter Bynner and Kiang Kang-Hu. The Jade Mountain. Alfred A. Knopf Press,1929. 158.
[17] 朱自清:《中國語的特征在那里——序王力〈中國現(xiàn)代語法〉》,《朱自清選集》第2卷,蔡清富等編選,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第379頁。
[18] 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楊黎編,《胡適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第596頁。
[19]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第503頁。
[20] 胡適:《四版自序》,《嘗試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7頁。
[21]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第503頁,第553頁。
[22] 胡適:《我為什么要做白話詩(〈嘗試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
[23] 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850頁。
[24] 孫紹振:《論新詩的民族傳統(tǒng)和外來影響——新詩基礎論之二》,《福建師大學報》1980年第4期。
[25] 〔美〕葉維廉:《中國詩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第330頁。
[26] 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嘗試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頁。
[27] 王澤龍:《新詩散文化的詩學內蘊與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28]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304~305頁。
[29]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305頁。
[30] 胡適:《寄陳獨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32頁。
[31]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299頁。
[32] 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
[33]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302頁。
[34]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306 頁。
[35] 胡適:《我為什么要做白話詩(〈嘗試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
[36] 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嘗試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192頁。
[37] 康白情:《新詩底我見》,《少年中國》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
[38]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306頁。
[39] 葛兆光:《論虛字——中國古典詩歌特殊語詞的分析之二》,《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札記》,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第162頁。
[40] 葉公超:《論新詩》,《文學雜志》第1卷第1期,1937年5月。
[41] 參見〔美〕周策縱《論胡適的詩——論詩小札之一》,沈衛(wèi)威編《自古成功在嘗試:關于胡適》,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第117~119頁。
[42] 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893頁。
[43] 費經(jīng)虞:《雅論》卷二十二,引范德機說。
[44]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第3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