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特里·伊格爾頓的美學批評策略

賈潔

特里·伊格爾頓是一位激進的左派，他強調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應積極投身大眾的文化解放事業(yè)。本文旨在探討伊格爾頓在其專業(yè)領域為了使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能更有效地面向大眾所采用的批評策略。

一 民粹及精英筆法雙管齊下

精英理論家，譬如維弗雷多·帕累托，宣揚精英統(tǒng)治的社會的存在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而馬克思主義者則否認這一規(guī)律的普遍正確性，并維護著人類想象和創(chuàng)造新型社會的自由。盧卡奇在《理性的毀滅》中指出那些為精英辯護的精英主義學說源于封建勢力的巨大影響，也就是說，它們意圖修正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為民主思想的發(fā)展設置障礙。19世紀下半葉，俄國興起一股社會思潮，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并試圖通過受過教育的領導者向大眾傳播一套思想觀念來開展民眾運動，對封建社會進行激進改革，這就是著名的俄國民粹主義運動。民粹主義在東歐和北美幾乎同時興起，從此長久不衰地影響著整個世界的政治。這勢必波及文化領域，英國學者吉姆·麥克蓋根總結雷蒙德·威廉斯的大眾文化理論走的是民粹主義的路線。他寫道：“正如斯圖爾特·霍爾所察，對于以多方位地探索追蹤并加以匯集為特征的文化研究領域來說，它（民粹主義）的形成沒有一個‘絕對的開端’。不過，威廉斯1958年的引起巨大反響的論斷——文化是平常的……差強可作為一處開端。這是對那種可標識為‘精英主義’的文化概念的清晰、簡潔的反駁?！?sup>

持文化精英主義觀的馬修·阿諾德?lián)姆湃螣o政府主義的“大眾”會給他的有教養(yǎng)的階級帶來悲慘的后果，因而一再告誡其讀者教育是通向文化的大道。這一思想得到T.S.艾略特以及利維斯的推崇。說來奇怪，身為英國文化研究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霍加特對大眾文化的看法與他們有很多共通之處，都提出了文化衰退說，并且都對教育情有獨鐘，認為教育是抵抗群氓文化宰制性力量的工具。威廉斯在劍橋做過多年的成人教育工作，他在《現(xiàn)代主義的政治》中指出，早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甚至是在30年代，文化研究在成人教育中極其活躍，“正是恢復了努力對大多數(shù)人進行的平民教育，這種規(guī)劃（指文化研究）才完全獲得了成功”。

而伊格爾頓倡導的投身于大眾的文化解放實際上也包含著教育的層面，為了擺脫精英主義式的孤芳自賞，為了不陷入民粹主義式的群氓宰制，伊格爾頓所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帶有教育大眾的性質。譬如他的《愛爾蘭的真相》《如何讀一首詩》《人生的意義》等都是極為通俗化的教育類讀物。以《如何讀一首詩》為例，伊格爾頓在被問起寫作該書的緣由時說，主要是他在曼徹斯特大學教書時，覺得學生幾乎喪失了細析語言文字的習慣，倒不是因為學生笨，而是因為從來沒有人指導他們?！盀榱俗x一首詩，你必須學會聽它的語調、感受它的文采、感悟它的節(jié)奏或情緒上的變化”。而該書就承擔起了指導學生包括大眾的任務。行文方面無絲毫晦澀、暢達樸實、簡潔有力，并以輕快的筆調化解了邏輯思辨的復雜。詩歌的形式是該書重點關注的對象，伊格爾頓以詩人W.H.奧登的詩作《美術館》的第一節(jié)為例，對文學形式的具體功能進行了形象的說明。該詩開篇為“說到苦難，他們從未看錯，/古代的那些大師們”。首句中的“他們”即指古代的大師們，用正常的語序來轉述這兩行詩句就是：那些古代的大師們從未看錯苦難。伊格爾頓寫道，詩歌以一種較為隨意的風格開頭，仿佛是與某人在餐后不經意間的交談，語序上的變換使平白的陳述變成了更具角度、在句法構造上更具趣味性的詩句。伊格爾頓還從語調、選詞和聽覺效果等方面對該詩進行了深入剖析。他的剖析使原本深奧的理論概念立刻變得生動起來，在教人們讀詩的同時也普及了文學批評理論方面的知識。

可見，無論是吹捧精英文化的學人，還是意在抬高大眾文化的學者，都在教育問題上所見略同。但他們的見解是不是毫無二致呢？其實并不然。這可以通過鑒別艾略特與威廉斯都推崇過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來加以區(qū)分。伊格爾頓在1967年寫出了《什么是共同文化》一文。在文中他指出，艾略特的共同文化的概念跟階層、等級、從屬可以完全相協(xié)調，艾略特繼承了保守的社會思想傳統(tǒng)，把社會看作界限森嚴但能夠自我滋養(yǎng)的有機循環(huán)體，不同層次上的階級可以共享同一種文化。而威廉斯所主張的共同文化是不僅被共同地享有，而且被共同地創(chuàng)造的：“它全力創(chuàng)造并維護自己的所有形式，包括藝術、政治、道德以及經濟，所有成員都最充分地共同參與這些文化形式……共同文化意味著共同的責任、共同的參與和共同的掌握，這種‘充分的民主過程’體現(xiàn)于文化的所有結構?！?sup>威廉斯在1958年寫成的《文化與社會》中一再強調，文化不是先被決定好，再被傳播的，它不會先于能動的、集體的制造而存在。

由于同時受到利維斯精英主義和威廉斯民粹主義文化觀的直接影響，伊格爾頓有試圖調和這兩種文化觀的傾向，他認為民粹主義無須與精英主義水火不容，從他的著作即可觀察到一二。例如，1976年，伊格爾頓同時出版了兩本重要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和《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馬修·博蒙特在提到這兩本書時說，伊格爾頓建立了一種獨特的模式，即幾乎同時出版一本普及性的書和一本專業(yè)理論書，并懷疑這是伊格爾頓為了達成自己的思想而有意為之的一種雙管齊下的做法。伊格爾頓承認他確實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施的，他說：“這到后來演變成了一種自覺的模式，我的意思是我很欣賞大眾化的作品，并覺得自己很擅長，《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是首例。從那以后，我傾向于交替著寫較專業(yè)化和較大眾化的書?！?sup>他還打趣地說希望霍米·巴巴能學學他。

盧梭在其《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中提到人類當中存在著兩種不平等。一種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種是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人們在體力、智力以及性格諸方面不可能完全相同，伊格爾頓當然也認可這一點，他沒有只顧著跟大眾對話而放棄跟其他知識分子的交流。應該說，他是在承認前一種差異的基礎上身體力行，希望最大化地消除后一種差異。伊格爾頓在自身專業(yè)領域采取的“民粹”“精英”雙管齊下的著書法正是他思想觀點的切實體現(xiàn)。在筆者看來，這是一種頗富智慧且卓有成效的批評。

二 為常識概念昭雪

在《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第二版的導言中，伊格爾頓以某種社會主義常識的缺失來刻畫繼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時期。如何擴大社會主義文化的傳播途徑，對伊格爾頓而言始終是一個具有政治緊迫性的問題。不過伊格爾頓并不是思考此問題的第一人，可以追溯至葛蘭西，這就涉及其知識分子理論以及“常識”理論。在葛蘭西看來，知識分子須肩負起這樣的使命：提高人民大眾的覺悟，把大眾的哲學即處于無意識水平的“常識”提高到自覺的水平。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為了成為最深刻的意識形態(tài)和知識寶典，一般情況下是貶低常識的，但像葛蘭西等人都試著利用常識，以期使無產階級的大眾能夠運用日常生活經驗來削弱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

“常識”或“常識哲學”概念在葛蘭西的理論中具有重要意義，葛蘭西用它來指大眾的哲學。葛蘭西指出常識是“非哲學家的哲學”，“它是哲學的‘民間傳說’，并像民間傳說一樣采取不可勝數(shù)的不同形式，它的基本特點在于它是這樣一種概念：即使在一個個人的頭腦里，也是片段的、不連貫和微不足道的”。葛蘭西認為，如果知識分子能夠對常識進行精心推敲并加以提升，則可以使常識成為“更新了的常識”，換言之，可以讓大眾獲得一種健全的識見。如此，便在政治上使大眾的而不是知識分子小群體的知識進步成為可能。

伊格爾頓對常識理論顯然有一番研究：

歐洲大陸有些左派哲學家對常識的喜愛較為適度，就像杜松子酒配奎寧水，齊澤克便是其中之一。歐洲哲學積累了相當多的文化資本，自然不被允許沉溺于常識之中?！蚁肫鸬吕镞_對于牛津學哲學的人的奇特的吸引力。德里達喜歡哲學上的戲謔、悠然自得和日常性，人們最不愿意把這些跟他聯(lián)系起來。就像我常說的，法國的玩笑是件很莊重的事情。在你可以從事法國幽默之前，你必須先拿到好幾個學位。葛蘭西確實爭取給不屑一提的概念平反昭雪。他講的健全的識見（good sense）的概念，在我看來是回到了一種實踐理性的傳統(tǒng)，亞里士多德稱之為實踐智慧。

伊格爾頓不僅對常識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還用他作為批評家的一支筆實踐與履行了葛蘭西所稱的有機知識分子的使命。齊澤克曾盛贊伊格爾頓的寫作方式是結合了高水平的理論與理論常識。

翻開伊格爾頓的《文化的觀念》《理論之后》《論罪惡》等書，即可印證齊澤克的評價不虛。尤其是《理論之后》，該書為一些極其過時的常識概念恢復名譽：真理、德行、客觀性、道德、革命、基礎、死亡和愛。依據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里德的見解，對基本、尋常而又重要的東西，換句話說即是“常識”的東西，應該給出一些描述性的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是任何一個具備正常理解和判斷力的人一望而能認可的。人類的知識累積始于“常識”，而且正是常識概念為知識的理論化和系統(tǒng)化提供了背景框架。然而如今抽象理論的發(fā)展已經與常識概念日益疏遠，常識性概念也總被認為是過氣的概念。我們可以具體地看一看伊格爾頓是怎樣來闡發(fā)這些常識概念，為之平反的。

例如“死亡”的概念。伊格爾頓認為死神雖然不完全是朋友，但也不完全是敵人。它確實試圖徹底毀滅我們，但在這個過程中，它卻暗示我們如何生活，而這卻是于朋友身份相稱的一種行為。他解釋說：“接受死亡也就能過更豐富的生活。承認我們的生命是暫時的，我們就能放松對生命神經的過敏的控制，從而更好地享受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欣然接受死亡，不同于病態(tài)地喜歡死亡。此外，要是我們真的把死亡放在心上，幾乎可以肯定我們現(xiàn)在的品行會更高尚。要是我們始終時刻面臨死亡，我們想必會更容易寬恕敵人，修復關系，放棄最近收購貝斯沃特區(qū)、趕走全部租戶之舉，認為這樣做不值得。阻礙我們做這些事情的部分原因，正是我們會永遠活下去的錯覺。”對于普羅大眾而言，伊格爾頓的論述頗有些心靈雞湯的味道。不僅如此，他還循序漸進地將這個話題的討論深入了一個層次，批判了基要主義者。伊格爾頓對多個概念的闡釋其實是重提某種文化常識，這種文化常識符合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處事倫理，并且與共產主義最高目標的生活形式方向一致。

在此，不能不提到一點，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不能忽視的地方在于，文化是展開意義爭斗的場所，就像雷蒙德·威廉斯、斯圖爾特·霍爾所做的那樣。因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遭遇文化的意義網絡，當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常識與他人的常識之間產生了對峙，就會出現(xiàn)所謂的“文化休克”的現(xiàn)象，所以文化絕不只是簡單的意義流動網絡，恰恰相反，從始至終，文化之網中既包含著意義的共享、共同創(chuàng)造，又存在意義的爭斗。不難看出伊格爾頓重提常識概念，有借助這些概念傳播社會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及方法論等的明顯用意。譬如，他在闡釋“革命”這一個概念時，順便普及了“辯證法”的思想：“現(xiàn)代史一直在開明地講述著物質福利、自由價值、民權、民主政治、社會正義以及駭人聽聞的噩夢。這兩個寓言絕非毫不相關。窮人的處境讓人無法接受，部分原因就是能減輕其痛苦的資源大量存在著。饑饉之所以駭人聽聞，部分因為饑饉并不是一定要發(fā)生的?！锩奶攸c在于它如何深入人心，而不在于它如何迅捷、血腥或突如其來。一些漸進的改革比一些武裝叛亂涉及更多暴力?！?sup>

三 消解批評寫作與創(chuàng)意寫作的鴻溝

在英國，有不少文學家對批評寫作懷有興趣，譬如王爾德、艾略特等人。也有不少批評家對創(chuàng)意寫作抱有熱情，例如雷蒙德·威廉斯、約翰·貝利等。甚至馬克思也是如此，1837年，馬克思著手寫一部幽默小說《蝎子和費里克斯》，“小說的整個結構，散文格調，情節(jié)突然故意急轉而下，以及漫畫式的表達，都受到斯特恩的小說《特利斯川·項狄》和海涅的特寫集《旅途景色》的影響。而且一遇時機便引證《圣經》、奧維德的《哀歌》、文克爾曼的著作、歌德的《迷娘曲》、哥爾斯密的《威克菲牧師傳》著名的開宗明義的一節(jié)、霍夫曼的《魔鬼的仙丹》以及其他許多文學作品和人物”。可見，馬克思不僅喜愛創(chuàng)作，還有形式創(chuàng)新的沖動。馬克思早年有句箴言：“形式如果不是表達其內容的形式就沒有任何價值”，現(xiàn)在想來，這句話其實并不表示馬克思看重思想內容、排斥形式實驗，而僅僅是道出了作品表達的思想和表達方式須協(xié)調一致的觀點。一個既有馬匹（思想）又懂得如何使用韁繩（形式）的作家，應該會得到馬克思的激賞，就像伊格爾頓在其愛爾蘭研究專著中稱贊葉芝在這方面的突出表現(xiàn)。

伊格爾頓是批評家，他本人對創(chuàng)意寫作也同樣深感興趣，除了1979年被搬上愛丁堡邊緣藝術節(jié)的戲劇創(chuàng)作《布萊希特及其劇團》，他正式發(fā)表的還有一些詩歌、小說《圣徒與學者》、戲劇集《圣奧斯卡與其他戲劇》、電影劇本《維特根斯坦》等。伊格爾頓看重先鋒派的資源，他的創(chuàng)作充滿了形式實驗。馬修·博蒙特在閱讀其批評寫作和創(chuàng)意寫作后，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布萊希特及其劇團》使用的一些素材似乎與論本雅明的那本書的素材有直接的重合，尤其是關于你的一個論點，即對馬克思主義而言，歷史在形式上是反諷的。前者的論述為：‘希特勒昨天是屋舍畫畫家，明天是總理，后天呢？也許希特勒倒在陰溝里，蘇聯(lián)人進駐到柏林。一切皆可被顛覆’；后者的論述為：‘希特勒作為昨天的屋舍畫畫家和今天的總理，正符合人間喜劇的特征，因為這種可抵抗住的晉升預示著變化莫測的過程，據此他明天可能就死在了地堡里’。你是不是有意試著消除批評寫作與創(chuàng)意寫作的鴻溝？”伊格爾頓對此給予了肯定的答復：“是的，當時在做很多體裁方面的實驗。這部戲是蒙太奇式的，并且我想本雅明那本書同樣具有實驗性。批評工作與戲劇工作在我的腦海里相混雜，這時我開始發(fā)現(xiàn)這兩種寫作對我來說感覺上是一樣的。兩者均是按照一定的形式去寫，經驗上沒有差別?！?sup>《沃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評》一書的結構骨架從中間被折斷，一分為二，分別對應書名的前半部分與后半部分。伊格爾頓表示這是他做的形式實驗的一部分，他甚至不想要章節(jié)的標題或目錄頁，只是在出版時，被佩里·安德森阻止了，這才呈獻給讀者一本較正常形式的批評著作。在論本雅明這本書的序言中，伊格爾頓提到了“自身的演變”，指的正是他學會了“將批評或理論寫作與創(chuàng)意寫作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他出版于1990年的理論著作《美學意識形態(tài)》以一種思想知識的，或更準確地說，意識形態(tài)的戲劇形式展示了美學的歷史。

如果說馬克思為了要更加有力地說明自己的論點，其《資本論》有意地模仿了文學結構，是不自覺的，那么伊格爾頓力圖消解批評寫作與創(chuàng)意寫作的鴻溝卻是自覺的。在筆者搜集研究資料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很少有人對批評寫作與創(chuàng)意寫作能否相互跨越進行思考。這也不奇怪，因為如果批評寫作跟創(chuàng)意寫作如出一轍，也就不會有此分類了。文體的不同是自古以來就達成的共識。對這一問題有過思考的人大多認為，批評寫作靠的是理性，但創(chuàng)意寫作往往依靠感性或非理性。這個認識跟風靡全球的現(xiàn)代主義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藝思潮相關。米蘭·昆德拉寫道：“在現(xiàn)代，笛卡爾的理性將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價值觀一個個全部腐蝕殆盡。但是，正當理性大獲全勝之際，純粹的非理性（也就是只想體現(xiàn)其意志的力量）占據了世界的舞臺，因為再沒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價值體系可以阻攔它?！?sup>由于西方啟蒙理性的暴力而導致的“非理性”的反抗，是不是表示理性就一定敗下陣來了。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個人愚見是，“非理性”反抗的是理性的“暴力”，它不應該也沒有能力摧毀理性本身。現(xiàn)代主義的大師王爾德、葉芝、喬伊斯、卡夫卡、貝克特等都是熱愛文學、對文學有著矢志不渝的信念的人，可以說但凡優(yōu)秀的作品無一不涉及理性的力量。這也就是文學理論家伊哈布·哈桑把通常歸諸現(xiàn)實主義的特色歸諸現(xiàn)代主義的原因。

倘若伊格爾頓想要完全消解批評寫作與創(chuàng)意寫作的鴻溝，不現(xiàn)實，也絕無可能。事實上，他的批評寫作無一例外地遵循著論著的規(guī)范。但若是為了服從于大眾文化解放的宗旨而盡可能地縮減兩者間的差異，使批評寫作具有讓大眾樂讀的可讀性，和使創(chuàng)意寫作具有特定的思想性，卻不能不說是創(chuàng)造性的結合。特別是對于旨在指導大眾實現(xiàn)文化解放的批評家來說，寫出讓大眾樂讀的批評文章，意義重大?；蛟S這正是伊格爾頓毫不吝惜地褒揚齊澤克的原因之一。齊澤克多運用通俗的大眾文化來解釋哲學、政治，行文幽默風趣，從而使晦澀的理論煥發(fā)出活力，也讓大眾文化得到深刻獨特的闡釋。對于如何盡可能地消解批評寫作與創(chuàng)意寫作的鴻溝，似乎在齊澤克那里得到了解答。比如他說，西方的民主自由社會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通過自己投票就參與了政治改革的進程，這就像電梯的“關門鈕”也沒有加快關門的速度，只是一個錯覺。齊澤克的悖論式的文風無疑啟發(fā)了伊格爾頓，像《文化的觀念》《陌生人的麻煩》《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等書的批評話語，有時候看上去在風格上與齊澤克十分類似。例如，《文化的觀念》中有一段講美國的中產階級害怕吸煙，伊格爾頓認為這是跟懼怕外星人一樣懼怕肺癌，他寫道：“就像令人討厭的外星生物，煙和癌癥是那些令人畏懼的他者，它們設法深入人的身體的核心部分?！?sup>這句話明顯有齊澤克的味道。綜上可知，行文的幽默，以及寫作時將理論與日常生活進行一種狂歡化的交織，可以作為批評家消解批評寫作與創(chuàng)意寫作之鴻溝的兩大利器，這在齊澤克那里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不過，伊格爾頓出版于2011年的《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對這兩大利器的活用亦可謂登峰造極。

四 學者的領導權與霸權之分

“領導權”和“霸權”到底區(qū)分何在呢？可以借用伊格爾頓對美學家柏克的一段論述加以說明：“他全部的政治思想都涉及領導權（hegemony），他想要的是一種殖民統(tǒng)治的領導形式，在這個形式下，無論是誰都真心地擁護法律，從而可以嚴格限制政治上的行動。此外，他也是猛烈抨擊霸權（ascendancy）的批評家，非常勇敢地捍衛(wèi)美國人民的獨立運動，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政治聲望為代價?！?sup>可見，領導權更多地涉及“認可”，而霸權就是脅迫和專制。

布爾迪厄認為：“學術世界與所有的社會世界沒什么兩樣，也是爭斗的場所；學者們彼此爭奪對學術世界和一般社會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權?！?sup>布爾迪厄的話，偏聽則暗。學者們固然不免于犯這樣的錯誤，即在對學術領導權的追求中日趨極端化，甚至與行政上的權力共謀學術界的話語霸權。但另一方面，文人當中多傲骨，真理自然越辯越明。試想一下，如果文人之間不再口誅筆伐，會是怎樣的景象？恐怕就算上帝來說“要有光”，這個世界也不會有光。不過，本文關注的不是文人相輕這種學界內部的現(xiàn)象，而是存在于學者和大眾之間的學者，利用手中掌握著的“學術資本與智識資本”，對大眾進行文化專制的現(xiàn)象。

2003年，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一書出版，在英文版封底的評論中，英國文學批評家弗蘭克·克默德寫道，如果這本書沒有引起相當大的轟動，他會很驚訝。另一位批評人士埃里克·格里菲斯則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長篇大論地反對該書，抨擊伊格爾頓是利令智昏地追求“文化企業(yè)家的身份”，并總結，《理論之后》被理論贗品填塞得滿滿當當，建議大家不要買。面對這項批評，伊格爾頓承認《理論之后》一書的寫作存在瑕疵，對某些見解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以至于有膚淺之嫌。但是，他也氣憤地反擊道：“《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在過去的40年里，抨擊了我寫的每一本書，甚至連書的再版都不放過。我懷疑該刊的某些評論者，包括埃里克·格里菲斯，他們領的是一種反伊格爾頓的薪金?！还茉鯓樱液芨吲d因為我，格里菲斯之流有了飯碗，我覺得這也是我為社會服務的一種形式?！?sup>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哪怕伊格爾頓出版一本歸附?；手髁x的書，像《泰晤士報·文學副刊》這樣的保守期刊還是能找到攻擊它的辦法的。

伊格爾頓對《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四十年如一日批判其著作的原因進行了深挖：

我高度重視明斷性，雖然我從來都是一個論辯的宗派思想家，但宗派性和公正不一定是對立的。還有，我確實也覺得保守主義者對我的書的反感跟他們對論辯的反感有一定的關系，但左派又不是霸權（ascendancy）。這些人就這么憂慮、敵視或不自信，以至于沒有勇氣聽哪怕一小部分持異議者的聲音嗎？他們可曾聽說過思想民主？在政治右派的眼里，思想民主可能就是我在1980年代早期寫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大眾性，《理論之后》再次讓他們想起了那時的情況。學生們都被《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洗腦了、領入歧途了，我能了解這多讓人惱火，讓他們少了很多炫耀自身學識的樂趣。

在這里，伊格爾頓至少道出了兩層含義：一是學霸厭惡持異議的思想家，也害怕與這些人辯論；二是學霸不樂見思想民主，因為會讓他們少了高人一等的學者光環(huán)?？偨Y起來，也就是在上文提到的，這類學者有意圖利用他們的學術及智識資本對大眾進行文化專制的傾向。學者要能起到指導大眾的作用，必須建立起一種領導權，但這種領導權的獲得靠的不是對大眾的專制，而是大眾的認可。然而這并非一日之功，威廉斯《漫長的革命》一書的書名一語破的。

1983年，伊格爾頓出版了《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該書對新式文學理論作了普及性的介紹，銷量巨大，美國有很多課堂將該書作為教科書，校園外也有很多普通民眾捧場?？梢哉J為該書奠定了伊格爾頓在指導大眾文化解放事業(yè)中的領導地位。在伊格爾頓之前并不乏文學理論書的發(fā)行，但那些作者們無一例外都在寫作中運用了艱深晦澀的專業(yè)術語和表述方式，非專業(yè)人士難以卒讀。伊格爾頓認為這有些反常，他說：“我覺得理論是重要的，因為它對我們習以為常的方法提出疑問。理論往往產生于當我們的習慣性假設或實踐因某種原因而行不通的時候，這種情況下，我們會試著跳出藩籬并問，‘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我們在做什么？這樣做的意義是什么？’我認為理論沒那么深奧，也不盡然是一個專業(yè)的方法問題，它更像是對我們慣常的實踐提出一般性問題的一種手段。我想這些問題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sup>伊格爾頓坦言喜歡讓自己的書大眾化些，喜歡盡量為更廣大的讀者寫作。他也十分重視跟普通民眾的交流，稱對《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最有意思的回應實際上來自那些從未在大學里待過的人，他們想知道在這個領域發(fā)生的事情，是很有悟性的大眾讀者。

當伊格爾頓的通俗理論書大量發(fā)行的時候，另一個問題便凸顯了出來。正如上文中埃里克·格里菲斯譏諷伊格爾頓是“文化企業(yè)家”，這里涉及“文化工業(yè)”的問題。阿多諾等人提出這個概念，本意在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大眾文化的程式化及商品化，但如今，在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伊格爾頓的書大賣之際，有人也借此概念來奚落伊格爾頓。不過，對于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借用其導師威廉斯的話來回答，“只有借著創(chuàng)造出另外一種領導權——一種嶄新、優(yōu)勢的實踐與意識——革命才可以達成?！?sup>

（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3年第2期）

1. 吉姆·麥克蓋根：《文化民粹主義》，桂萬先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第22頁。
2. 雷蒙德·威廉斯：《現(xiàn)代主義的政治》，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2，第219頁。
3.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293.
4. Terry Eagleton，How to read a poem，Oxford，Blackwell，2007，pp.3-4.
5. 特里·伊格爾頓：《什么是共同文化》，載《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馬海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140頁。
6.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194.
7.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131.
8. 盧梭：《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07，第45頁。
9. 葛蘭西：《實踐哲學》，徐崇溫譯，重慶出版社，1990，第110頁。
10.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257.
11. 張曉梅：《托馬斯·里德的常識哲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5頁。
12. 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后》，商正譯，商務印書館，2009，第202～203頁。
13. 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后》，商正譯，商務印書館，2009，第172～173頁。
14. ?！に_·柏拉威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梅紹武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80，第20頁。
15.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168.
16.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168.
17.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166.
18. 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第13頁。
19. 齊澤克：《實在界的面龐》，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第2頁。
20. 伊格爾頓：《文化的觀念》，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第103頁。引文參照英文原著有翻譯上的改動。
21.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242.
22. 皮埃爾·布爾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李猛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第103頁。
23. 所謂學術資本（academic capital），就是指與那些控制著各種再生產手段的權力相聯(lián)系的資本，而智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則是科學名望的問題了。參閱《實踐與反思》，第111頁。
24.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p.271-272.
25.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p.272-273.
26.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London，Verso，2009，p.191.
27. 雷蒙·威廉斯：《關鍵詞》，劉建基譯，三聯(lián)書店，2005，第202頁。譯本將hegemony譯為霸權，此處譯為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