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身的學術處境和問題意識

◎面對21世紀的文化挑戰(zhàn)

◎歷史語境與學科定位

◎學科價值理念與方法意識

◎學科身份與體制建構

◎文化壁壘、文化傳統(tǒng)、文化闡釋

◎什么“世界”？如何“文學”？

◎比較文學在北京大學

◎在韓國教比較文學

回到自身的學術處境和問題意識

從1993年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較文學批評導論》（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書中斷言比較文學在西方已陷入了危機，認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氣數(shù)已盡”。到2003年斯皮瓦克（Gayati C．Spivak）聳人聽聞的書名《學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干脆宣稱傳統(tǒng)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已經死亡，眾多來自西方的信息似乎都在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比較文學在西方遭遇了它的類似經濟危機一樣的學科危機。實際情形的確似乎如此，這幾年無論是北美、歐洲的研究，還是近兩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上的言論已經見不到什么熱點和亮點，大牌學者的身影這幾年也好像不大出現(xiàn)在比較文學的研討場合了。那么，這場學術危機會不會波及非西方國家的研究，會不會波及東亞的比較文學研究？看來是已經到了該由我們東亞國家的比較文學學者冷靜反省的時候了。

我們當然不可能簡單地做出這樣的判斷，以為西方的比較文學危機便是東亞國家比較文學的重大發(fā)展機會。但是，這的確是一個反思自身學術選擇的合適起點。就個人而言，我寧愿把比較文學在歐美的當下危機境遇視為一種警示、一針清醒劑，它促使我們去認真思考東亞本土各國比較文學學科的處境和未來可能。也許，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學科思維的新階段，那就是必須要回到自身的處境和問題意識，根據(jù)自身學術研究的現(xiàn)代歷史，學術成就和學術經驗，進一步總結自己的學術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重新找回東亞國家比較文學研究自身的學術主體性。

接下來，我將對作為比較文學重要分支學科的比較詩學在中國的發(fā)展成就和經驗做一簡單介紹和分析，我的目的是要證明，盡管比較文學的學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引進自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但是，處于東亞文化語境和中國學術現(xiàn)代性問題意識中的本土比較文學研究，卻注定有著與西方社會明顯不同的文化處境和問題意識，具有屬于自身特定的價值選擇、認識論基礎和理論邏輯起點，從而在其現(xiàn)代學術的研究實踐中已經逐步開始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學術主體身份、價值傾向、思考角度、研究的范式結構和方法學特點等。

如果說，一百多年前的“比較文學的興起是為反對大部分19世紀學術研究中狹隘的民族主義”（參見韋勒克[Ren Wellek]《比較文學的危機》），那么，今日比較文學的認識論基礎早已經超越了這種意識，而被明確地烙上了經濟發(fā)展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時代的所謂現(xiàn)代跨文化比較的烙印。在這種比較意識下，比較文學在關注自己學科走向和入思途徑的時候，其實已經成為從文學研究的立場去參與這種世界性跨文化對話的理想途徑，成為多元文化時代文學研究的最佳理論范式和方法選擇之一。這也將意味著，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宿命”。

具體到作為比較文學分支學科的比較詩學（comparative poetics），如果不考慮其復雜的學科歷史而只是做簡略的學科概括，其實它也就是從跨文化和國際性的學術視野去展開的、有關文學理論問題的專門性比較研究。它既研究具有歷史事實聯(lián)系的各國文學理論關系史，也研究并未有事實聯(lián)系但基于人類文學共生共創(chuàng)關系基礎上的多元文化間的文學理論問題。它與一般意義上文藝研究的核心差別，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場和從事比較研究者的“多語種”和“跨學科”的知識背景。但是，在不同的文化地域如何去開展比較詩學的研究，卻無疑是由該地域文化發(fā)展的歷史處境和現(xiàn)實價值目標所決定的。

在當代中國，文學的理論問題之所以需要從跨文化的視野去研究，至少是基于這樣一些重要理由：首先是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文論之間存在的，由歷史的沖突關系所造成的現(xiàn)代性發(fā)展落差；其次是自古以來，中國所擁有的獨特的具有原創(chuàng)性話語特征的中國詩學和文論傳統(tǒng)資源亟待精神延續(xù)；再就是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現(xiàn)代性發(fā)展的欲望和策略。這樣，存在落差，擁有資源，具有追趕和超越的強烈愿望，面對所謂“西方”這樣一個現(xiàn)代性的參照系，就不得不參照、比較和對話于中西古今之間，以圖通過所謂跨文化比較性的研究，去發(fā)現(xiàn)自身，更新自身，以圖實現(xiàn)中國文藝研究在21世紀的現(xiàn)代突圍。這種學科選擇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性超越和世界性融入的兩大趨勢。也正因為如此，不管西方是否“發(fā)明”了人們稱之為比較詩學的學科，比較詩學研究在當代的中國都是一個不可回避和宿命般需求的學術命題。而且從一開始，這種比較研究就基本上沒有按照正統(tǒng)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的理論邏輯和學科范式去展開模仿性的研究，而是始終具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視野和研究的方式，并且始終沿著自身的學術路徑向前推進。

作為重要的證據(jù)，早在20世紀初，也就是西方比較文學理論尚未引入中國以前，中國的學者們就已經在運用比較詩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理論問題了。譬如王國維1904 年發(fā)表的《紅樓夢評論》，1908年發(fā)表的《人間詞話》；魯迅1908年發(fā)表的《摩羅詩力說》等。據(jù)對1949年以前近三百余種中國國內出版的比較文學論著和論文的統(tǒng)計，其中可以列入比較詩學研究范疇的就占四分之一左右。而且，當時一些最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往往就是以比較詩學為代表的。譬如朱光潛的《詩論》（1942），錢鍾書的《談藝錄》（1948）等。由王國維開始所建立起來的關于文學、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原則，所謂“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見陳寅恪《靜安遺書序》）。以及錢鍾書所謂“取資異國”“頗采‘二西’之書”，通過互參互照，“以供三隅之反”的研究思路，從一開始就有著自覺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學科價值理念和問題意識。所謂“兼收西法，參合諸家”以達到“會通以求超勝”（錢鍾書語），試圖融古今中外為一爐，堅定地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所謂“心之同然，本乎理之當然，而理之當然，本乎物之必然”的學術理念和方法原則，都在一定意義上，初步確立了現(xiàn)代中國比較詩學最有中國本土文化特色的研究理路。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比較詩學學科獲得了重大的學術發(fā)展機遇，很快成長為世界比較詩學學科研究的重要一翼。1979年錢鍾書巨著《管錐編》的出版是一個重要的標志。該書跨越了眾多語言、文化和學科界限，以廣博的知識面和跨文化意識展開比較和對話。作者以《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列子張湛注》《焦氏易林》《老子王弼注》《楚辭洪興祖補注》《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十種中國經典為對象，旁涉中英德法多種語言，千余種中外著述的材料，旁征博引，探幽索微，針對中國文論話語的表達和存在特點，力求從中探討那些“隱于針鋒栗顆，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文藝現(xiàn)象和規(guī)律性問題，并且將它們置于國際學術文化的語境和材料中加以現(xiàn)代性的處理和確認，成為這一時期比較詩學研究的里程碑。

三十年來，中國的比較詩學學科迅速發(fā)展，目前已經建設成長為一個十分成熟的學科群體。我們在國內有數(shù)以百計的學者在專門從事比較詩學研究，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至今已經出版了五百多種關于比較詩學研究的著作，大學和國家研究系統(tǒng)中都建立了許多與比較詩學相關的研究機構，三十多個大學的比較文學博士點幾乎都有比較詩學的課程和專門研究的博士候選人，并且形成了華北、華東、華南、西南等不同特色的研究群體。

與比較詩學在中國發(fā)展的興旺景象比較，這一學科在歐美國家的發(fā)育和生成，在其整個學科系列中都是屬于最晚也是最不成熟的。尤其是在真正跨文化文學理論比較研究的實踐范疇，他們甚至比中國人晚了好幾十年光陰。20世紀初葉以來東亞以及中國的學者在比較詩學領域的自覺摸索和實踐，完全有理由和有學術資源為這一學科的范式建構和方法學形成提供一些新的經驗和方法。遺憾的是到現(xiàn)在為止我們還沒有認真清理和總結。究其原因，恐怕是因為我們還缺乏中國最著名的社會學者和思想家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所謂現(xiàn)代“文化自覺”的意識，以及對于自身學術主體身份的認知信心。這使得我們的一些學者在學科理念上一味以歐美為標尺，將他者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將他者的范式當成自己的范式，將他者的標準視為自己學科的標準。于是，我們的一些危機意識往往不是來自自身研究，而是來自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的動向，來自國際年會和美國學界的學科階段性報告。這樣，一旦歐美學界的比較文學發(fā)生問題，我們就會盲目地、莫名其妙地從心理上陷入一種學術上的危機境地。稍加理性的反省，我們都會意識到，這實在是一種既不正常，也不符合學術邏輯的奇怪現(xiàn)象。

進入21世紀，作為對歐美學界比較文學學術反思的再反思，將有可能把我們的思路真正引導轉回到東亞本土和中國比較詩學自身的學術處境和問題意識的起點上來。面對西方比較文學文學研究存在的危機和問題，我們的學術文化身份，我們的問題意識確立和方法學的結構重建等問題，都需要找到自身歷史和現(xiàn)實文化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說，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一學科在西方以外的文化地域發(fā)展的歷史價值和學術意義，需要找到它在東亞文化本土上興旺發(fā)展的獨特理由。

事實上，在整個20世紀，歐美的比較詩學發(fā)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進展緩慢，由于多數(shù)情況下面對的只是具有希臘羅馬本源類似性的文化傳統(tǒng)，其所謂比較詩學，一直都局限在“文類學詩學”，即有些學者所謂“比較詩藝”的范疇。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了包括韋勒克、艾田伯（René Etiemble）、謝弗勒爾（Yves Chevrel）、邁納（Earl Miner）、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人的努力，才逐漸轉向跨文化的文學理論比較研究，但研究成果始終是相當有限的。

而中國學者的比較詩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跨文化的文學理論比較研究起點上，即所謂“文藝學詩學”的范疇，并且如前所述，出現(xiàn)了眾多的學術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比較詩學三十年的努力，總的趨勢是從非學科化零散研究向學科化的系統(tǒng)研究整體推進。狀況盡管眾聲喧嘩，但一條基本向上的演進線索和范式構建軌跡還是可以辨認清楚的。譬如，從理論概念范疇的簡單1+1配對式（如迷狂與妙悟）比較，走向共同論題（如言意關系）的多方對話式探討；從以西方理論為范式去“整合”中國文論到尋找“相切部分”和“共相”的交集互補；從野心勃勃的要建構統(tǒng)一“普世性”理論，到主動解構自身，嘗試去搭建中國和東亞，也包括非西方理論（如印度、日本、阿拉伯）在內的，具有文化差異的多元復數(shù)理論的對話平臺；從借助“理論旅行”的概念，倡導開展“國際詩學關系史”研究，進而認識到當今世界理論本身的跨學科、跨語言和跨文化特性，從而倡導廣義的，包含文化思想史反思的比較詩學研究，進而倡導在中國傳統(tǒng)文論甚至東亞文藝理論的研究上超出特殊性的局限去尋找普遍性問題，嘗試主動提問和自覺建構本土具有現(xiàn)代性特征的文論體系，從多元文化共創(chuàng)的思路去探討各國文學理論問題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當代的比較詩學研究與歐美國家的研究明顯不同，它的確具有自己特殊的價值取向、問題意識和發(fā)展路徑，并且已經初步摸索出了一些較為適合自身文化和理論特征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路徑，因此，現(xiàn)在的確是有必要從東亞文化和中國本土的價值立場出發(fā)，去進一步加以總結和重新認識其價值意義了。

總之，文學研究的跨文化向度和國際化特征，無疑是21世紀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路徑和必然選擇，而比較詩學的內在理論邏輯正是要求超越單一民族文化的視野去看待和處理文學命題，因此，它與世界文學研究的未來發(fā)展趨勢是相吻合的。任何一種地區(qū)和國家民族的文學理論，即使是盛極一時的現(xiàn)代西方理論，在今天這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在文學生產、傳播、消費和評價普遍國際化的語境中，都將會遭遇到由于歷史和文化差異導致的理論失效和通約性困擾，都將面臨對話溝通的迫切需求。而未來東亞國家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性命題和發(fā)展建設目標，也都將在基于東亞文化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價值需求的基礎上，在古今中外文化間不斷的比較、對話、溝通和共創(chuàng)的過程中去逐步推進。

只要是近代以來東亞國家面對歐美所受到的文化沖擊及其后果遺留的痕跡還在，研究者不進行相應的跨文化比較就難以清理出合乎歷史現(xiàn)實的邏輯發(fā)展線索；而只要東亞文學發(fā)展的傳統(tǒng)價值沒有得到真正的世界性確認，這一艱難的對話和比較過程就將不斷繼續(xù)下去：而一旦東亞國家在世界文學現(xiàn)代發(fā)展的道路上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主體性目標，它的未來發(fā)展就應該是大有可為、前途無量的！

2009年11月于西二旗智學苑

（此文是本人在韓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50周年暨2009年度秋季

全國大會以及“東亞文學與世界，世界文學與東亞”國際研討會

上的大會主題發(fā)言，后以中文，韓文和日文三種文本發(fā)表于

韓國出版的《比較文學》年刊第46輯中，2010年5月出版）

1. 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資料：1919—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2. 參見《明史·徐光啟傳》。
3. 錢鍾書：《談藝錄·序》，中華書局，1984年，第1頁。
4. 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