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科

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美國比較文學研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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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科

蘇珊·巴斯內特（Bassnett）在2006年的文章《二十一世紀比較文學反思》中認為：“比較行為必須基于差異：文本、作家或文學運動的比較最好是跨越語言邊界。”比較文學因此本質上是一種跨語言的研究。然而，我以為比較文學百年多來的發(fā)展其實早已跨越其他的邊界：跨國別、跨媒體、跨學科。對跨語言、跨國別文學的重視是歐洲比較文學的傳統(tǒng)，歐洲各國之間的作家、作品、運動和流派的互動產(chǎn)生了所謂的“影響研究”的模式，以追尋某種概念、形象、文體、風格、類型、樣式的越界轉移和流變。當然，類似的移植和流變并不僅僅局限于國別文學之中，還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藝術種類、媒體和學科之間。文學的概念可以來自詩學、美學、哲學，形象的塑造可以在文學、戲劇、藝術之間顯示差異，所以美國比較文學所謂的“平行研究”模式就在這方面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特色。這里不妨重溫亨利·雷馬克（Remak）在《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能》一文中的界定：“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jīng)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sup>雷馬克所憧憬的是一門跨媒體、跨學科的比較文學。

我想強調，如果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門跨學科的學科，那么有關比較文學的學科“危機”或“死亡”的焦慮自然就會不時產(chǎn)生，因為跨學科意味著學科本身并沒有獨一無二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巴斯內特這次對比較文學學科地位的“放棄”就不是《中國比較文學》“編者按”中說的“權宜之策”，而是坦誠直言：“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都不應該看作是學科：它們都是研究文學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閱讀文學的方法?！卑退箖忍剡M一步建議我們“放棄對術語和定義的毫無意義的爭辯，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對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時空邊界的書寫史和閱讀史”。巴斯內特這里對“文本本身”的重視，與蘇源熙（Saussy）在美國比較文學學會2003年十年一度的學科報告中提出的重新考察“文學性”觀念的建議遙相呼應。在歷經(jīng)了歐美理論熱、文化研究轉向的比較文學似乎又回到了專營文學的本行。

問題在于，蘇源熙的報告并不在意如何界定“文學性”，而“文學性”本身也不是比較文學的學科專利。近30年來，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其理論與方法也引起諸多的爭議。巴斯內特認為斯皮瓦克（Spivak）所推崇的“政治化的新型比較文學范式并不適合歐洲比較文學”，原因之一當然是斯皮瓦克所代表的后殖民的去歐洲中心的立場。我在10年前編輯一本英文的中國比較文學論文集時就用《多中心世界的中國》作為書名。其實，不僅歐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文學本身也不再是文學研究的唯一中心。從新馬克思主義到后結構主義，這幾十年來主導西方文學研究的理論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或美學理論，而更多的是社會或哲學理論。正因為比較文學的“學科危機”的背景是西方普遍的精英文學的危機，所以如果不從傳統(tǒng)的精英立場出發(fā)，目前的西方文學研究也就構不成“危機”或“死亡”之說。

與巴斯內特相似，中國學者也對美國學界選擇文學以外“無所不包”的研究策略表示焦慮，擔心多元化發(fā)展比較文學將“進一步導致學科泛化”的現(xiàn)象。有的學者推測，理論熱與文化研究“不僅導致了比較文學研究失范，更導致了學科意識的進一步迷失”。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教科書中所指涉的比較文學學科意識與研究范式大多建立在歐美比較文學過去的發(fā)展。這種重視傳統(tǒng)的優(yōu)點是中國學者比歐美學者更具備比較文學學科歷史的知識，但缺點在于國內教科書的描述已經(jīng)不符合歐美比較文學當前的現(xiàn)狀。歐美學者關注的是消除人文學科的盲點，開拓研究課題的新意，而不是界定比較文學的疆域。

如何在國際學術對話的語境中發(fā)展比較文學是大家關注的重點。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中國學派”代表了在多中心的世界中發(fā)表中國聲音的愿望，近年的“跨文明”研究也表達了中國學者的創(chuàng)新意圖。無疑，這兩種提議都符合斯皮瓦克所謂的比較文學的“將成”性和“將發(fā)生”性。自稱對“已成的”比較文學研究感興趣的巴斯內特這次呼吁大家重視翻譯：“任何比較文學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譯史置于中心位置?！狈g研究是巴斯內特擅長的學術領域之一，而對文學翻譯的重視顯然是北美以外大多數(shù)學者的共識。巴斯內特的目的是“凸顯讀者的作用，同時注意書寫行為和閱讀行為的歷史語境”。文學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國別閱讀后的重新書寫，而翻譯研究則是對這類書寫的再度書寫。譯者和學者一樣，同時都是讀者與作者，而且可以同時關注不同的媒體與學科。如果我們將電影的文學改編也看成一種文本翻譯，那么巴斯內特所描述的比較文學“方法”則可以擴展成跨媒體、跨學科的。

總之，如果比較文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科，其研究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取自、以至傳播到其他學科——比較文學的學科歷史證明了這點。作為跨學科的學科，比較文學的學科意識應該是開放的，其研究范式必然是多元的，其比較方法可以是跨語言、跨國別、跨媒體的。

（原載《中國比較文學》2009年第1期，第27—29頁）

1. 本文中巴斯內特、斯皮瓦克、蘇源熙的觀點轉引自黃德先翻譯的巴斯內特的文章以及《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4期的編者按。為節(jié)省篇幅，這里就不標明原文出處和頁碼。
2. 雷馬克的引文來自查明建：《當代美國比較文學的反思》，《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3期。
3. 參見張英進：《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美國比較文學研究趨勢》，《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第3期，第125—139頁。收入本書為第2章。
4. Yingjin Zhang ed.，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該書導言的中文版見張英進：《審視中國：從學科史的角度觀察中國電影與文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6—198頁。
5. 曹順慶：《比較文學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頁。
6. 查明建：《當代美國比較文學的反思》，《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3期。
7. 曹順慶：《比較文學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
8. 參見張英進：《改編和翻譯中的雙重轉向與跨學科實踐：從莎士比亞戲劇到早期中國電影》，《文藝研究》2008年第6期，第30—42頁。收入本書為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