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替一位老報人歷史添加一點注腳

王健壯

其實，我跟劉鑒銓先生至今只有一面之緣。

時間是2010年11月9日，地點在臺北市新舞臺，他是第二屆“星云真善美新聞傳播貢獻獎”海外地區(qū)得主，我是臺灣地區(qū)得主；我們兩人雖比鄰而坐，但因為彼此陌生，那天晚上我們之間僅僅禮貌性地寒暄了幾句。

在與劉先生初識前，他的名字我當然早就聽過；他的故事——一個馬來西亞華文媒體老報人的故事，我過去也略有所知。但當我看到蕭依釗寫的主旨是“I need your help”的那封e-mail時，我仍然猶豫了一會兒：為一本紀錄劉先生報人故事的書寫序言，可能太冒失了吧？我雖知其人其事，但終究與書中主角只有一面之緣，可能不太適合吧？但幾個小時后我回e-mail給依釗：“我雖然只跟劉先生在臺北見過一面，但能替一位華文媒體令人尊敬的老報人歷史添加一點注腳，我義不容辭?！?/p>

我對“報人”這兩個字、這樣一種角色，一向有解不開的情結(jié)。幾年前，我曾為香港《明報》副刊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舉目不見一個報人”，文中既感慨文人辦報的傳統(tǒng)已被商人辦報的現(xiàn)實所取代，也感慨新聞圈中已無人再以報人自期，許多人對市場規(guī)則妥協(xié)，沒有人再以追逐影響力作為辦報的最高價值。我甚至很悲觀地做了一個預言：“期待另一個報人的誕生，確實就像期待彌賽亞降臨一樣，永遠只是個夢?！碑斈甑念A言，證諸臺灣今日媒體的動蕩起落變化，不幸果然成真。

但臺灣地區(qū)已經(jīng)消失的報人身影，卻出現(xiàn)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蕭依釗曾說：“（20世紀）70—90年代，我們馬來西亞的新聞人都在仰望臺灣?！彼^仰望，就是仰而望之，有羨而慕之的意思，也有學而習之的味道；但夸張一點說，那個年代的臺灣媒體即使不是華文媒體的典范，起碼也是個模范生。

2010年12月下旬，我應依釗之邀與香港名嘴楊錦麟組成“港臺二人轉(zhuǎn)”去吉隆坡與檳城演講那幾天，我從《星洲日報》版面的字里行間，卻仿佛看見了70—90年代臺灣媒體的影子，依稀舊時影，讓人驀然又悵然。

馬來西亞華文媒體走過的路，坎坷一如早年臺灣媒體。劉鑒銓先生說馬來西亞新聞人頭上有“五把刀”，臺灣地區(qū)當年在“戒嚴”時期新聞人頭上的“刀”可能逾九把；劉先生警告年輕記者新聞線上有許多“地雷”，臺灣地區(qū)當年更不知有多少人因誤踩“地雷”而受害受難；劉先生那一代的馬來西亞華文新聞人曾經(jīng)歷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與1987年的“茅草行動”，臺灣地區(qū)媒體當年卷入的政治事件數(shù)不勝數(shù)。

馬來西亞媒體目前正走在新聞自由“多少”的路口。如果哪一天政治徹底松綁了媒體，頭頂上的“五把刀”消失了，腳底下的“地雷”也掃除了，馬來西亞新聞人也要像現(xiàn)在的臺灣地區(qū)的新聞人一樣，面臨著新聞自由“好壞”的考驗。劉鑒銓先生說“政治令人性的丑惡畢露”，“一半的真話也要說”，不僅表示他一生在爭取新聞自由的“有無”，也代表他對新聞自由“多少”的期待。

劉先生也許不喜歡被人以英雄視之，但新聞事業(yè)在本質(zhì)上從來就是英雄的事業(yè)。一部人類新聞史，或者說一部華人新聞史，都是英雄寫的歷史，記載的也都是英雄的故事；劉先生從山林之子一步步蛻變成報人，半個世紀的新聞生涯讓《星洲日報》一步步從小報變成大報，當然更是英雄寫歷史，他的故事也當然是英雄的故事。

報人之所以被稱為報人，就像reporter被稱為journalist一樣，都是角色價值的被肯定，證明他們有道德勇氣，也有進步意識。華人新聞史中“報老板”何其多，像劉先生那樣被人稱為“老總”的人也何其多，但報老板與老總能被當代人甚至后輩人定位為報人的卻寥若晨星；“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我們也有權(quán)去期待一種啟蒙，這個啟蒙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是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jīng)常很微弱的光亮”，我一向很喜歡Hannah Arendt的這句話，也經(jīng)常用來形容我尊敬的一些新聞人：“他們是黑暗年代中不間斷地在閃爍的那些光亮，燭照當年，也引領(lǐng)后世?！?/p>

我雖與劉先生只有一面之緣，但就像他辦公室掛的高適寫的那首詩的那兩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我雖非劉先生知己，但識君久矣，能替他的故事添加一點注腳，并寫下Hannah Arendt那句話送給他，代表的是一位臺灣老記者向馬來西亞老報人的致敬。

青山不老，這是個隱喻，形容劉鑒銓先生，也形容他奉獻五十年的《星洲日報》：他們的歷史，“寫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

（王健壯是著名評論作家，曾任臺灣《“中國”時報》總編輯、社長，現(xiàn)任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