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典故詞典》序

這部《詩詞典故詞典》的梓行，使我在欣喜之馀，亦不免感慨系之。承慶生教授囑撰弁言，因?qū)⑺写钟浻诖?，以當芹獻。

典故這項名目，對相當數(shù)量的人來說，是很討厭，甚至是惹人反感的東西。從古以來，反對在詩詞中用典，想把它“打倒”的人就不少。比如，主張“即目”、“脫口”，那還可說是針對“雕繪”而發(fā)，而“羌無故實”的提法，確實使“反對派”在措詞上也增添了“武器”。在詞壇上，標榜“清空”、排斥“質(zhì)實”的論家，在南宋已經(jīng)很有名氣了。往近處說，自從王靜安先生出而提倡“不隔”之說，遂連“代字”（其實那是詞人因音律、因藝術(shù)效果而考慮的詞匯變換）也在排斥之列，而“代字”往往即由典故而生，或即變相的用典。所以他實際上就是反對用典。到“五四”時期，“白話文學”的倡導者更無待多講，誤以為典故是與白話無關(guān)的東西。于是典故在近代文論中的命運是不問可知的，為它說“好話”的，乃有稀如星鳳之概。

慶生、令啟二君撰此詞典，主要目的是幫助青年一代愛好詩詞者解決學習和欣賞上的困難，這決不能說成就是給典故“說好話”，或者“提倡用典”。但是當我在此序言中要為典故稍稍“張目”，想來也還不致成為題外之浮文漲墨。我要說一句：典故是反對不了的，也是打不倒的。

為什么這樣講呢？理由并不復雜。有人要作反對典故的論文，而下筆寫道：“典故者，挦扯經(jīng)史字句，咀嚼前人牙慧；效獺之祭魚，類盤之饤果。其掉書袋，在常人固已霧墜而云迷；即搜典墳，雖鴻儒亦難水落而石出?！彼麉s沒有料到自己每一句都用了典，而且連“不像用典”的“水落石出”，也與東坡《赤壁賦》有些淵源。我們的“大白話”里，典故更是“如中原之有菽”，俯拾即是。有一種半帶開玩笑性的話，用典更多，“把他忙得個不亦樂乎”，毫不客氣地、也不怕失敬地用上了孔夫子的“典”，難道你不允許？要人家改說“把他忙得個不也很快樂嗎”，結(jié)果豈不比“不用典”更難懂？

日常俗話，尚且如此，何況詩詞——那是我們民族文化中的最高級的最精微凝練的藝術(shù)表現(xiàn)！

想要反對和打倒典故的主張者，用意自是可嘉，只可惜太不了然于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的特點，我們自己的民族品德觀念和審美心情，以及詩人詞客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藝術(shù)要求。

討論這些事情，總不要忘記一個像是老生之常談的大前提：我們這是何等的一個歷史久、文化高的民族，我們的祖先留下的是何等的歷史文化財富，并產(chǎn)生了多少奇才偉器、巨匠名賢，他們是有何等的過人的智慧，超眾的才華！因此，我們民族長期（幾千幾萬年哪）培養(yǎng)成一種特別敬佩和追慕前賢往哲的社會心態(tài)，歷史上的那些嘉言懿行、高風亮節(jié)，以至可歌可泣的事跡、回腸蕩氣的文采，現(xiàn)在都是我們的精神營養(yǎng)的源泉。我們樂于向那些美好的遺產(chǎn)汲取教益和享受，樂于學習和效法。這就是典故的發(fā)生和存在的根本原由。

我們的古代詩詞是一種最精微凝練的高級文學成就，它要用最少的字數(shù)，來表達最豐富的內(nèi)涵。這就使得他們創(chuàng)造出運用典故這一獨特的藝術(shù)手法。把它理解成只是文人炫示“博洽”的一種習氣，就只看到了最表面的現(xiàn)象。

自然，一切事情總要分別而論。即事即景，和詠物賦題就有性質(zhì)上的區(qū)分。崔護乞漿，他寫了“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就最好了，最美了，何必硬塞進“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去？塞進去，一定會破壞那種極美的境界（其實我們的詩人極少是那般愚蠢行事的）。但如果題目是先定了“詠桃花”，那就另當別論。自然你可以想到“桃紅又是一年春”，想到“桃花亂落如紅雨”，想到“兩岸桃花夾古津”……而且可以借了前人的語匯來佐助自家的才思。“初日照高林”，“大江流日夜”，“池塘生春草”，“首夏猶清和”，自然超妙，何必“典”來多事？但“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竟未休”這樣的名句，玉谿詩人如不借重于莊子的妙想，他又怎么能夠在僅僅十四字中就表達出那等沉痛的感憤情懷，并且能成為“詩”而予人以極大的審美享受呢？雪芹令祖曹子清（寅），作詩贈與《長生殿》的作者洪昉思（昇），有兩句寫道是：“禮法世難容阮籍，窮愁天欲厚虞卿?！痹嚳矗@也是一聯(lián)二典，把當時的劇作家的政治、社會背景，他的為人性行，他的生活處境、寫作條件，以及詩人自己的感慨與同情，都一齊攝聚于毫端句下，而且是那等的頓挫沉雄，有情有味——如果不是用了《晉書》和《史記》上的兩個典故，那將怎樣才能夠取得如此的藝術(shù)效果呢？

反對用典的理由是那些陳言往事時常冷僻而難查，隱晦而欠醒，是理解上的一種障礙。事實又是如何呢？典故的晦僻，這問題原不發(fā)生于作詩填詞者的當初彼日，而是發(fā)生于我們讀者的后世今時。一般來說，大凡用典都是大家習知的，即今日所謂已具有普遍性的知識范圍內(nèi)的事情，而絕不是故意鉆一個無人知曉的牛角尖來“刁難”讀者，用以表示他自己的“博洽”、“淹貫”（那樣的人不敢說絕無，但不在我們當論之列）。古代人的“必修課”，譬如五經(jīng)四書若干史（史的數(shù)目是隨時代而遞增的，唐人心目中的史，數(shù)量就不多），凡在讀書人，勢必熟悉，用了其中的典，怎么算是冷僻隱晦？后人不讀那么多書了，歷史知識有限，文化語匯貧乏，見了當時并無難處的詩詞，自己不懂了，卻反過來埋怨過去的作家，難道這種反歷史的思想方法，不是反科學的，反而認為是“進步的”文學理論——這也能說是“更科學的”嗎？

唐代詩人白居易，大概應(yīng)是不用典的代表吧，因為他主張“老嫗都解”。不用舉別的，單舉他自己很得意的《長恨歌》頭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請問：“傾國”是什么？“老嫗”解否？你反對？還是贊成？還是替白居易另出主意？

在詞人中，南宋吳夢窗大約可算是“晦澀代表”了，眾口一辭；他在寫禹陵的詞里用了“梅梁”這個“典”，被認為難懂。經(jīng)學者一查考，原來那是詞人故鄉(xiāng)的一段民間流行的傳說故事，載在當?shù)氐摹秷D經(jīng)》和后代地志中，是最帶普遍性的“知識”了。只有用這樣的例子，才能“說服”那些反對吳夢窗、責罵他用典太冷僻的人。

如果有人以為我這所舉之例還都太“早”，那么我來舉一個十分晚近的例：曹雪芹作《石頭記》，是“通俗”文學了，他一上來，張口就是“女媧煉石補天”，跟著一個“當日地陷東南”，這是“典”不是？我們要不要反對或打倒？他書中寫一群女孩子行酒令，詩句不出《千家詩》，文句不出《古文觀止》——曹雪芹是早已“為讀者考慮”了的。因為在當時，凡“識字”的讀者，都能一聽就“懂”的；但他絕不會料想到：時至今日，那些當時最有“普遍性”的常識，都成了“冷典”、“僻事”，以致連史湘云的酒令讖語詩句“只恐夜深花睡去”，以及此言與“崇光泛彩”、“紅妝夜未眠”全是遙相呼應(yīng)之妙，統(tǒng)統(tǒng)瞠目茫然，味同嚼蠟了。——難道我們也不“應(yīng)該”責難曹雪芹：你寫小說為何這等全無“群眾觀點”？

由此也就可見：一個用得貼切、精妙的典，不但使詩家詞客傳出了他的難言的心曲，而且能喚起我們讀者的豐富的聯(lián)想，灌溉著我們精神上的一種高級的情趣；作者的靈心慧性，不僅是給我們增加了文化知識，也浚發(fā)了我們的靈源智府。

因此，典故是打倒不了，也反對不成的。它的生命力是我們自己的民族高度文化歷史所賦予的。

說到最根本，典故是涉及我們中華民族詩歌表現(xiàn)手法特點的一大課題，這需要從美學角度作多層面的研究，才能盡明其理致和奧秘。

我把這一點淺見說明，或者可以為慶生、令啟二君的這部詞典的價值意義稍作申張，略加表曝。至于其考核的精詳，做法的特色，由其《凡例》，不難窺見一斑，我即不擬絮絮。他們經(jīng)過了六年的慘淡經(jīng)營，勤奮從事，這是一種“冷淡生活”，有異于“車馬盈門”的熱鬧行業(yè)。今日觀成，誠非易易。我的感慨系之，也是一時言之難盡的。

周汝昌

戊辰盛暑揮汗寫記

（彭慶生、曲令啟編，山西書海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