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序

《文藝批評文集》初版于1964年（不過，某些進入這個集子中的文章可上溯到1954年）。我現(xiàn)在是在1971年。因而，時間的問題在這里是必然要提出來的（“時間”，在我們不理解其意義的情況下，它是歷史之靦腆的、被窒息的形式）。

我們知道，近年來，一種研究運動，也是一種戰(zhàn)斗運動，圍繞著符號的概念、對它的描寫（description）和它的過程（procès）在法國發(fā)展了起來；把這一運動稱為符號學（sémiologie）^[1]，或是結(jié)構主義（structuralisme），或是語義分析（sémanalyse）或是文本分析（analyse textuelle），都不重要：不管怎樣，沒有人滿意這些詞語，因為一些人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種時髦，另一些人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種過分寬泛和走樣的應用。對于我來說，我將保留“符號學”這個詞語，不是因為有什么特殊考慮，而是為了方便地指明一整套豐富的理論研究工作。然而，如果我需要對法國符號學做一番簡短評介的話，我卻不會盡力為其找出一種最初的界限；我忠實于呂西安·費弗爾^[2]的勸告（見其關于歷史分期的一篇文章），更愿意為其尋找一種中心標記，而從這一中心標記出發(fā)，該運動便似乎可以輻射到其前和其后。對于符號學來說，這一時間是1966年；我們可以說，至少在巴黎方面，這種研究的最為敏銳的那些課題在那一年出現(xiàn)了重大的、大概可以說是決定性的混合：這種變化表現(xiàn)在新創(chuàng)雜志《分析手冊》（Les Cahiers pour l’analyse）的出版方面（1966），在這份雜志中，我們看到了符號學的主題、拉康^[3]的主題和阿爾都塞^[4]的主題；于是，我們?nèi)栽跔幷摰哪切﹪烂C問題便被提了出來：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學的結(jié)合、說話主體與故事之間的新型關系、從文本到作品在理論上和論戰(zhàn)上的替換。正是在那個時刻，實現(xiàn)了符號學設想的第一次衍射，即符號觀念的一種過程——這一設想最初曾將這種過程有點過于天真地看作自己的功勞：這種過程從1967年開始便被德里達^[5]的著述、《原樣》雜志（Tel Quel）^[6]的作用、朱麗婭·克里斯蒂娃^[7]的研究工作所標志。

《文藝批評文集》一書雖然先于這一轉(zhuǎn)折，但屬于符號學的上升階段。在我看來，這并不意味著，這本書就應該以純粹歷時性的（diachronique）方式即（在賦予其一種意義、一種歷史可理解性的同時）以合乎情理的方式供人參考。首先，在這本書本身，多元性總是存在著：書中所有文本都是多義的（正像其作者在1954年至1964年那個時期一樣，他同時介入了文學分析、符號學的初創(chuàng)和對布萊希特^[8]藝術理論的捍衛(wèi)），并且，這些文本的匯編是拼湊的：從一開始，就沒有總體意義上的考慮，就沒有承擔一種智力“命運”的妄想：它們僅僅是一項漸進的、對于他自己來講通常也是模糊不清的研究工作的痕跡。其次，如果它正好是“結(jié)構主義”教給我們的一種東西的話，那是因為現(xiàn)在的（或?qū)淼模╅喿x屬于這本過時書籍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寄希望于這些文本會因其他人對其投注的新目光而發(fā)生變化；更明確地講，可以希望它們適合于被叫作諸多言語活動之合謀（collusion de langages）的東西；可以希望最近的先鋒派的言語活動賦予它們一種新的意義——這種新的意義（借助于通常的多元使命）無論如何已經(jīng)是它們自己的意義了，一句話，希望它們可以在一種翻譯活動中（符號僅僅是可翻譯的）被考慮。最后，至于將來，必須想到，文化時間的運動并不是直線的：當然，一些主題最終可能陷入過時境地；但是，其他主題，雖然表面上氣勢大減，但卻有可能重返言語活動的舞臺。例如布萊希特，他出現(xiàn)在這部匯編中，但似乎已從先鋒派領域消失了，我確信，他沒有說出他最后的主張：他還會回來的，當然不是像我們在《文藝批評文集》之初看到的那樣，而是——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螺旋形地回來。這是維科^[9]提出的歷史之美妙的意象（在不重復和不反復的情況下重述歷史），而我正想將這部書的新版本置于這種意象的保護之下。

1971年9月，R. B.

注釋

[1]我們在漢語中所稱的“符號學”，在法文中對應于兩個名詞，一個是sémiologie，另一個是sémiotique，前者是延續(xù)索緒爾的用詞，以“符號系統(tǒng)” （système des signes）為主要研究對象；后者是根據(jù)美國哲學家和邏輯學家皮爾士的理論從英文詞（semiotic）借用而來的。兩者的最初研究內(nèi)容大致相同，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才有了較明顯的區(qū)分。前者仍側(cè)重于符號系統(tǒng)，后者 則側(cè)重于“符號學過程”（procès sémiotique）。國際符號學協(xié)會（AIS：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于1969年創(chuàng)立，采用的是后一個稱謂，但sémiologie這個術語牢固地在法國和拉丁語國家中扎了根，至今仍有廣泛的使用。不過，前一名稱大有逐漸被后一名稱取代的趨勢，這也反映了符號學研究已經(jīng)步入了綜合發(fā)展的階段?！g者注

[2]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1878—1956）：法國歷史學家?！g者注

[3] 拉康（Jacques Marie Lacan，1901—1981）：法國結(jié)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家?！g者注

[4]阿爾都塞（Louis Althus?er，1918—1990）：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g者注

[5]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2004）：法國哲學家?！g者注

[6]《原樣》（Tel Quel）：又譯《泰凱爾》、《如是》。因本書對“Tel Quel”本義有所使用，故取《原樣》譯名?！g者注

[7]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　）：保加利亞裔法國符號學家，她自1966年開始在法國做研究工作。——譯者注

[8]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國詩人、劇作家?！g者注

[9]維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意大利歷史學家、哲學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