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杜贊奇的“滿洲國”“本真性”想象的失真

○“從民族中拯救歷史” ○理論譜系及變體 ○以偏概全的個案抽樣 ○《綠色的谷》 ○歷史求真的失真

在東亞，特別是在中國，杜贊奇的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受到廣泛的關注，已有兩部著作被譯成中文 ¹，還有一部中英文對照自選文集《杜贊奇讀本》 ² 。不過，他的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即《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式現(xiàn)代》，出版后立刻有反響，韓國有了譯本（2008），但十余年過去了，在中國，沒有出版中文譯本 ³，且未能在學術的層面上引起注意。對此，杜贊奇頗感不解：

一些我后來的專著，像《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和東亞的現(xiàn)代》，則是經(jīng)過了比較精深的研究，是絞盡腦汁的作品，但它們的影響卻不像《從民族中拯救歷史》那么大。所以我對此有點莫名其妙，或許一個新鮮、大膽但卻強硬的理念，比一個精心打造的創(chuàng)意，有較為持久的吸引力吧。 ⁴

該書的確未能進入中國“滿洲國”研究的有效學術視閾，盡管還是有評論對其予以有保留的抽象肯定：杜贊奇“運用他一貫高深的理論體系，在書中建構了‘滿洲國’追求主權的方式，建構‘滿洲國’獨有的文化領域的‘本真性’，以及這種文化本真性所顯示的東亞式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了作者別具一格的‘滿洲史’研究視角和理論追求”    ⁵ 。

這是北美的第一部使用后殖民“民族國家”理論來重新界定“滿洲國”的專著。杜贊奇意在使用原創(chuàng)性的跨學科方法來解構東亞區(qū)域研究，強調(diào)國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變化，將“滿洲國”置于“滿洲國”、東亞、全球民族國家體系三個層面上加以重新闡釋?？蔀槭裁础熬拇蛟斓膭?chuàng)意”沒有達到預期的“吸引力”？問題出在哪里？

問題出在其實質性的結論上。而其精心打造的研究模式預設，正是導致不實結論的癥結所在。

一、杜贊奇的理論譜系及變體

杜贊奇“民族國家”概念的學科理論背景，一是源于歐洲的現(xiàn)代民族史研究的流變，一是西方中國學中的現(xiàn)代史研究的當代轉型。

歐洲學院體制的職業(yè)化民族（國家）史研究，萌發(fā)于18世紀后半葉，即前現(xiàn)代向現(xiàn)代的轉折期。此時，民族、民族國家的整合變化開始加速。在這個進程中，歐洲的專業(yè)歷史研究也成為“民族敘述”發(fā)展的重要因素。19世紀歐洲的民族歷史編纂理論，側重從語言、歷史和文化方面論證各個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在1850年至1950年間，占主導地位的是刻意排除或淡化宗教、階級和種族等因素的干擾，編纂旨在維護民族統(tǒng)一性敘述的民族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剛剛成為歷史的野蠻的軍事占領和殘酷的大屠殺，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各國的民族史書寫。歷史編纂學呈現(xiàn)出多元化，“各種思潮不斷考驗民族歷史框架，把認同與歷史重新民族化的嘗試隨之產(chǎn)生。21世紀初，歐洲歷史學家期待歐洲化、全球化的歷史編纂，但民族的歷史編纂框架仍然具有活力” ⁶  。擴展到世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在有著幾百年被殖民歷史的老牌殖民地，以及被新興法西斯主義國家占領幾年到幾十年不等的國家和地區(qū)，出現(xiàn)了不可遏抑的民族要獨立、國家要解放的滾滾洪流，根本改變了現(xiàn)代世界格局。進入后殖民時期以后，西方后現(xiàn)代史學興起。新史學代表著作反觀與戰(zhàn)后民族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緊密相連的民族主義，對兩者的關系加以重新界定。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民族造就了民族主義”  ⁷ 。安德森更對民族做了這樣的表述：“它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成為本質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nbsp;⁸

作為美國的中國現(xiàn)代史學科中更為激進的后現(xiàn)代學者，杜贊奇一方面贊同蓋爾納和安德森的“關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再生產(chǎn)的觀點” ⁹ ，一方面又質疑其將民族與歷史分割的趨向，更為突出人為建構在民族、民族主義的產(chǎn)生和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杜贊奇的另一個民族國家史研究的歐美學術背景，是在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時期迅速崛起、在后殖民時期發(fā)生轉型的西方中國學，具體到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學科。20世紀80年代，柯文在他的《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¹⁰ 一書中，全面梳理戰(zhàn)后美國的中國近代史論著。他把此前的主要研究法概括為四種趨向：沖擊/回應，傳統(tǒng)/現(xiàn)代，帝國主義，以及從1970年代開始逐漸成型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方法?？挛馁澩⑾到y(tǒng)闡述了作為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方法論的“中國中心觀”。即在考察外部影響因素的同時，承認并更看重中國內(nèi)部所發(fā)生的自身變化的意義。這是對歐洲中心論和革命史范式的反撥。

柯文采用的是注重“空間切割”的還原法即現(xiàn)代科學分析法，實際上是在“以一種方法論上的現(xiàn)代性來消解現(xiàn)實歷史中的現(xiàn)代性”。杜贊奇為進一步完善“中國中心觀”方法，將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的重心從“文化”和“傳統(tǒng)”轉向歷史，突出時間維度，把“過去”與“現(xiàn)在”統(tǒng)合在共時的層面上，形成“復線歷史”。杜贊奇的“復線歷史”建構產(chǎn)生了新的問題：他“通過‘復原’眾多的替代性敘述結構來質疑啟蒙歷史敘述結構之合法性”，實際上是在用“一種復數(shù)形式的斷裂……來反對單一的線性形式的斷裂”。此外，杜贊奇比柯文更重視外因，更多地把帝國主義侵略對近代中國史的影響置于考察范圍之內(nèi)。但由于杜贊奇“過于強調(diào)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民族國家的聯(lián)系，把后者等同于殖民霸權”，客觀上致使其理論批判的對象從宗主國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即“內(nèi)化為對這些后起的民族國家的批評……殖民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對立，不過是現(xiàn)代化的國家政權建設與拒絕其滲透、抵制其霸權的一切本土的‘他者’之對立的另一種影像而已?，F(xiàn)代化霸權以及‘伴隨現(xiàn)代政體而來的壓制、僵化和破壞性的一面’遠比殖民霸權更值得注意” ¹¹ 。這樣的理論構架所存在的偏頗，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在對一些個案做總體判斷時，難以避免有悖于宏大歷史敘事的失真和失誤。杜贊奇的《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現(xiàn)代》就是一例。

二、“本真性”方法及個案研究存在的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帝國主義、民族主義、東西方文化交匯沖突的形式和內(nèi)涵發(fā)生變化。杜贊奇以此為背景，探討“滿洲國”如何通過建構顯現(xiàn)出東亞式現(xiàn)代性的所謂的“文化本真性”，既達成了“滿洲國”的“國家”主權訴求，又解構了中國民族國家的“線性歷史”。反過來，借助“滿洲國”建立主權民族國家的訴求過程個案，杜贊奇進一步印證他的民族國家建構理論，以及他所強調(diào)的“復線歷史”在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作用。因此，盡管該書確認東北是中國的領土，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實施了侵略，但是在他的論證推進的過程之中，無論是繁復玄幻的術語設定，還是以偏概全的抽樣個案，都將“滿洲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來處理     ¹² 。也就是說，杜贊奇抽象地承認“滿洲國”被占領的地位，但建構的過程和結果均對“滿洲國”的殖民地性質加以具體的否定，從而徹底消解了“滿洲國”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權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而毫不顧忌以下共識：無論是共時的還是歷時的認定，無論是“線性”的還是“復線”的歷史建構，均已顯示和證明，“滿洲國”不是主權自主的“民族國家”，而是日本對中國實施武裝占領和殖民統(tǒng)治的一種區(qū)域政權形式。作為在日本關東軍掌控之下的所謂“國家”，“滿洲國”僅維持了13余年，還不足以累積起像臺灣那樣的足夠的殖民教化（皇民化）。日本戰(zhàn)敗，從未獨立于日本行使過國家權力的“滿洲國”政府，立刻土崩瓦解。“滿洲國”與實施其他殖民統(tǒng)治模式的臺灣、內(nèi)地淪陷區(qū)，一同回歸祖國（中國）。部分民眾在殖民教化下形成的某些民族國家認同誤區(qū)，瞬間煙消霧散。需要申明的是，堅守這一基本的歷史判定，與中國目前的強盛與否無關：中國現(xiàn)在已經(jīng)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回事；85年前中國東北被殖民的歷史事實以及當下歷史研究的宗旨不能隨意主觀構建，是另一回事。兩者無法混為一談 ¹³ 。

細加探究，本真性（Authenticity）是杜贊奇的“滿洲國”闡釋的一個關鍵詞。何謂“本真性”？按照該書的杜撰，本真性就是每一個民族都認為自己所特有的性狀，它蘊藏在民眾的心理和文化實踐之中，可以從在地原住民的現(xiàn)場言說以及事后的追憶中獲得。這樣，作為個人敘事樣式的文學作品、口述史等主觀的知識遺存，特別是其發(fā)生和接受過程所具有的象征意義，以及與權力互動、博弈的運行方式，等等，對于復現(xiàn)歷史真實具有重要意義。這和當前的流行的研究新路數(shù)沒有太大的區(qū)別。問題在于，該書把“滿洲國”的歷史界定為“呈現(xiàn)出一個把全球話語轉換成民族或文明本真性的話語的空間”  ¹⁴ ，在這個空間中，日本帝國主義竭力營建“本真性”象征要素，企圖借此逐步使占領區(qū)原住民對“滿洲國”形成國家認同。并申明，該書的重點是確認日本控制下的“滿洲國”的主權訴求“在多大程度上是來自其聲稱代表的地域和人民的文化本真性”    ¹⁵。

利用占領區(qū)的物質和精神資源為殖民服務，是所有宗主國在殖民地施政的戰(zhàn)略和策略，也多以拯救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在地民眾而標榜，特別是東亞、亞洲語境中的日式東方殖民主義。中國東北是多民族聚居區(qū)。日本武裝占領后所實施的具有民族同化意圖的大規(guī)模的移民，進一步加劇了在地民族、民族語言、民族文化沖突與融合的復雜性，不存在一個“地域和人民”都認可的自己特有的民族“本真性”。

“本真性”概念云遮霧繞，但無法遮蔽該書存在著的一系列難以修補的現(xiàn)實問題。

首先，夸大了帝國主義殖民方式和殖民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之后的差別。一戰(zhàn)之后日本后來居上的對外擴展，同樣是世界殖民史上的體制殖民期帝國主義式的開疆拓土殺戮和“赤裸裸的侵略”，并非以弱勢（日本在中國的占領區(qū)）代言人（日本帝國）的身份實施隱晦的剝削，而是明火執(zhí)仗的掠奪 ¹⁶ 。日式東方殖民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仍然是帝國主義，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日本與老牌帝國主義的關系逐步從殖民利益均沾轉化為歇斯底里式的獨霸。杜贊奇在《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現(xiàn)代》的結論中舉證說，日本沒有在“滿洲國”實施皇民化運動。而實情是，并非日本不想實施，實在是無力實施。此外，戰(zhàn)后冷戰(zhàn)時期即新殖民時期，前帝國主義殖民宗主國在新興國家托管地的經(jīng)濟、軍事控制方式，也并非像杜贊奇所判斷的那樣，是在復制體制殖民期的“滿洲國”殖民模式。兩者沒有關系 ¹⁷ 。杜贊奇做這樣的連接，無非是在為“滿洲國”非殖民地說加重籌碼。

第二，“滿洲國”的軍事、政治、經(jīng)濟、民族構成以及政權結構、文化統(tǒng)制等，是判斷“滿洲國”政權性質的剛性要素。而杜贊奇把這些剛性背景都放在了被忽略的位置之上。

第三，作為避開宏觀背景維度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杜贊奇的有關“本真性”的舉證轉向“滿洲國”的文化、民俗、社會個案。比如，作為民間會社的個別宗教團體，規(guī)訓婦道的政府家庭計劃、宣教活動，日本學界關于日本人與東北少數(shù)民族鄂倫春人在人種學上同源同族的研究，從而能夠藉此宣示有義務對其加以保護（邊疆問題），保有本真性文明和狀態(tài)的東北農(nóng)村描述（“腹地”問題）。僅以這四種個案，不足以支撐起把“滿洲國”建構成一個民族國家的“本真性”的重大使命。

第四，杜贊奇設定，在建構事關中日的“東北”地理空間結構的過程中，認同和情感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為此，他選取山丁的鄉(xiāng)土題材長篇小說《綠色的谷》，用整章的篇幅對小說文本做了詳盡的分析，對該書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的命運做了系統(tǒng)的追蹤，從中發(fā)掘出“滿洲國”“本真性”的證明材料。雖然杜贊奇也試圖引入日本的文化統(tǒng)制等文學生產(chǎn)的外部制約因素，但由于對“滿洲國”文學場域的宏觀面及微觀面均缺乏總體把握，在對《綠色的谷》的文本及其周邊關聯(lián)加以闡釋和想象時，難以避免誤讀和疏漏，也進一步暴露出“本真性”概念所存在的問題。

三、對山丁《綠色的谷》的誤讀

這個部分涉及廣泛，需要做專題討論。這里僅略舉一二。

作為東北新文學萌芽期的資深作家，山丁信奉“五四”文學革命傳統(tǒng)和蘇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屬于與中共地下抗日活動關系密切的左翼作家群。在擔任“滿洲國”政府機關報《大同報》編輯期間，他曾提倡與中國內(nèi)地一脈相承的鄉(xiāng)土文學。除長篇小說《綠色的谷》外，山丁在滿出版的其他作品還有小說集《山風》（文叢刊行會1940年版）、《鄉(xiāng)愁》（興亞雜志社1943年版），詩集《季季草》（詩季社1941年版），散文集《東邊道紀行》（藝文書房1942年版）等。他扎根東北鄉(xiāng)土，是一位跨越東北現(xiàn)代、“滿洲國”和東北當代各個時段的主流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抗日作家。當代學界對于他的研究較為充分，有《梁山丁研究資料》（1998）面世。

山丁（1914—1997），遼寧人，原名梁夢庚，主要筆名小蒨、梁蒨、小茜等，曾接受“滿洲國”正規(guī)的公務員教育。1934年入新京大同學院，1937年畢業(yè)后任新京捐稅局監(jiān)事股長。后供職滿洲映畫協(xié)會文藝課，為滿洲文藝家協(xié)會會員。20世紀30年代初期，山丁移居哈爾濱，與北滿左翼作家金劍嘯、羅烽、蕭軍、蕭紅、舒群、白朗等人交好。后左翼作家或被殺戮，或被迫流離，左翼文藝運動沉寂。30年代末，山丁轉入新京，與“滿系”新進（年輕）作家梅娘等人結成新的松散的文學同人社群文叢刊行會，主編過《文藝叢刊》《詩季》等。山丁一直是日偽情報機構監(jiān)視的對象。1943年，隱含抗日內(nèi)容的小說《綠色的谷》東窗事發(fā)，山丁的生命受到威脅 ¹⁸ 。在這種情況下，他匆忙委托朋友辦理了“出國證”，乘夜車流亡北京。由于對山丁的相關背景，特別是“滿洲國”文壇生態(tài)隔膜，杜贊奇有關山丁及《綠色的谷》的斷語，多有牽強。

比如，杜贊奇說，盡管梁山丁參與了抗日文藝運動，“但是，民族主義并不是這部小說的主要關懷。相反，資本與社區(qū)之間的沖突才是小說的中心主題”。理由是，他在《綠色的谷》中沒有找到梁山丁對“特定的民族的或帝國主義的資本形式”加以專門的批評，以及批評“日本資本”的內(nèi)容   ¹⁹ 。據(jù)此，現(xiàn)實的日中沖突，即殖民地“滿洲國”區(qū)域中的殖民反殖民沖突，是次要的，可以忽略不計的。

這要回到日本侵華戰(zhàn)爭現(xiàn)場。日本占領區(qū)文學場域政治的常態(tài)是，抗日（“民族主義”）表達的空間極其狹小。《綠色的谷》的寫作始于1942年夏季。山丁本來的計劃是將農(nóng)民的（抗日）武裝斗爭納入四個家族長達半個世紀的動蕩變遷史之中。小說每天寫2000字，一邊寫一邊在《大同報》上連載（5月1日開始）。發(fā)表兩章后，山丁發(fā)現(xiàn)，大內(nèi)隆雄同步翻譯的《綠色的谷》，已在《哈爾濱日日新聞》（日文）上連載。這對山丁的后續(xù)寫作形成束縛和威脅。他只得更加隱晦。原來構想的農(nóng)民武裝領袖，點到為止 ²⁰ 。買辦背后的日本人后臺南滿站大陸商行日本經(jīng)理，最終沒有出場。這是為什么在小說中沒有找到“日本資本”的背后的原因。

1943年2月，《綠色的谷》單行本由新京文化社印出。在結尾處，山丁添加了一節(jié)游離于故事主體的《尾聲》：“過了幾天，小火車突然斷了，住在下坎的鐵路工人，從南滿站回來，把滿洲事變的消息捎到了狼溝?！边@一畫蛇添足之舉是在說，小說寫的是“九一八”事變之前的事情，以掩蓋小說影射“滿洲國”當下現(xiàn)實的意圖。在山丁的《后記》里，也出現(xiàn)“我夸張地描寫了滿洲農(nóng)民對于土地的黏著性”；“我們知道支持滿洲生命的是那些農(nóng)民，作為興亞之基的也是那些農(nóng)民”等字樣 ²¹ 。但在成書后的例行檢查中，《綠色的谷》仍未通過。后經(jīng)斡旋，有問題的部分被撕掉后，單行本得以面世 ²² 。7月，大內(nèi)隆雄的日文譯本由奉天吐風書房出版。在日譯本的《序》中，山丁添加了“綠色象征青春、健壯、活潑，并追求成熟的喜悅”之語，以虛假的歌舞升平?jīng)_淡對現(xiàn)實的真實描寫，進一步遮蔽已經(jīng)被深藏的寫綠林好漢的初衷。由此可以見出，如果去掉迎合時政的語句，《綠色的谷》仍可看作中國北地的風俗畫、“滿洲國”在地民眾的抗爭圖。

杜贊奇在《綠色的谷》中解析出三個地理場景：狼溝谷，南滿洲鐵路的一個車站南滿站，以及滿洲群山峽谷中的原始森林，并將它們分別視為山村、城市、原始林三個空間的代表?！斑@些空間中的每一個都生成或維持著一種時間關系、一種生產(chǎn)方式、一種生活風格和一種道德，在故事所涵蓋的時間段內(nèi)（大致從1914年直到1931年），這三個空間之間的平衡受到了一種即將來臨的崩潰的威脅” ²³ 。據(jù)此，杜贊奇把民族國家想象（階級矛盾），凌駕在抗日反日（民族矛盾）之上，而毫不顧及，山丁是在借古喻今，是對“九一八”事變之后被殖民的現(xiàn)況有感而發(fā)。顯然，問題出在他過于輕易地相信作家本人的表白，以及文學文本的字面含義。

“狼溝”是《綠色的谷》的虛構的場域基點，也是真實世界中實有之地。山丁在四十多年以后回憶說，為躲避國難，“‘九一八’事變后，我在狼溝生活了半年，親眼看到那些樸實、堅強的農(nóng)民，被逼鋌而走險去當‘胡子’，我同情那些貧苦的農(nóng)民” ²⁴ ?！熬乓话恕笔伦兒蟮摹昂印保蠖寂c反抗殖民有關。在寫作《綠色的谷》之前，山丁做了充分的準備，已經(jīng)發(fā)表一些描寫“狼溝”的作品。如散文《山溝雜記》（1933），寫“九一八”戰(zhàn)火襲來時，仍有一個像世外桃源一樣的安全的山溝?！渡綔稀罚?934）和《懷著耐苦心的人們》（1935）等，描寫農(nóng)民的斗爭，甚至武裝斗爭?？梢哉f，《綠色的谷》是這些片斷的匯總與擴展。為了種種的方便和不方便，文學作品有意篡改時間、地點是常有的事情。在非常時期，尤為多見。杜贊奇忽略了這種敘事策略，而他所構建的理論框架，又是倚重時間維度的。這樣，錯解就難以避免。

即使在狹義抗日的表象層面上，在《綠色的谷》中，仍有矛頭直接指向“滿洲國”殖民統(tǒng)治的段落：

火車從廣漠的大平原上滾進這個充滿了煙霧的市街，它以怪獸一般的鐵蹄，震碎了這個市街的春夢。誰都知道，使這市街繁榮的脈管，便是一年比一年更年輕更喜悅的火車，它從這里帶走千萬噸土地上收獲的成果和發(fā)掘出來的寶藏，回頭捎來“親善”“合作”“共榮”“攜手”…… ²⁵

“我不種地了，我去挖煤，去砍木頭，去到南海站當苦力，我不種地了！”

黃大辮子自己憤慨地說：

“我什么不能干，忙活一年，什么也剩不下，我不種地了……” ²⁶

前一個段落，奚落、反諷的對象直指殖民的本質：用“親善”“合作”“共榮”“攜手”的空話，空手套白狼，換取“千萬噸土地上收獲的成果和發(fā)掘出來的寶藏”。而支持這宗一本萬利的買賣的堅強后盾，是駐扎在東北的百萬日本關東軍。這正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鋌而走險的殖民劫掠邏輯。后一個段落，有其特定的階段（時間）背景。

1941年11月日本在太平洋發(fā)動的“大東亞戰(zhàn)爭”，將軍國主義擴張推向頂點，同時，也是開始走向衰敗的起點。戰(zhàn)爭、生活物資迅速耗盡。1942年5月，日本成立全國統(tǒng)一的文學組織日本文學報國會時，配合戰(zhàn)爭供給保障需求的生產(chǎn)文學，赫然與政治性的戰(zhàn)爭文學、大陸開拓文學并列，成為文學為“大東亞戰(zhàn)爭”服務的項目（題材）之一。日本的“生產(chǎn)文學”細化到農(nóng)民文學、工業(yè)文學、商業(yè)文學、礦山文學、漁業(yè)文學、拓殖文學等。生產(chǎn)文學代表作家間宮茂輔著有《突棒船》《礦苗》《山澗》等。中國的各日本占領區(qū)也開始鼓吹生產(chǎn)文學。北京的《新民報半月刊》發(fā)表了陳平的社評《增產(chǎn)文學》（第5卷第11期，1943年6月1日）。王度（杜白雨、姜衍）從“滿洲國”流亡北京后，也在北京的《國民雜志》上發(fā)表《津海之旅：赤日炎炎話增產(chǎn)》（1943年第8期）。在“滿洲國”，在日本學成返滿的田瑯，以及疑遲 ²⁷ 等作家，參加增產(chǎn)運動的宣傳活動。“日系”作家山田清三郎的《生產(chǎn)文學啊，繁興吧》，發(fā)表在中文雜志 《藝文志》（第1卷第1期，1943年11月）上。在《藝文志》第1卷第8期（1944年6月）里，《小說生產(chǎn)》欄目與《小說滅敵》欄目分列并置。1944年年底，滿洲藝文聯(lián)盟改名為滿洲文藝協(xié)會后，也把進一步開展增產(chǎn)活動列為協(xié)會的任務之一。糧食是維持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資。鼓吹糧食增產(chǎn)，是在為必然要失敗的不義戰(zhàn)爭的最后一搏做準備。放在這個背景之中，山丁的“我不種地了?！薄拔也环N地了！”“我不種地了……”的連續(xù)宣泄，顯然是有感而發(fā)——能不引來殺身之禍？

日語文本的譯者大內(nèi)隆雄當年對譯文的處理方式，也印證了《綠色的谷》的政治取向。

據(jù)山丁的回憶，在1943年的日譯本中，上述兩段被刪除了。至于這兩個段落漏譯的原因，或許是大內(nèi)隆雄為了譯作能順利面世，對于可能會引起審查機構注意的詞句，沒有譯出，而是用空格替代。這在客觀上也是對山丁的保護，不讓反日內(nèi)容在日語閱讀圈擴散。這也從在場的日本人的實際閱讀感受的層面上，說明了這兩個段落的矛頭所指。另一方面，1987年重印時，1943年在出版單行本時某些被刪除的部分，又需要根據(jù)日譯本還原 ²⁸?！毒G色的谷》的中文、日文文本的這一錯綜復雜的共時/歷時演化實態(tài)，也揭示出作者、譯者對時政的關注與敏感，以及文字上的稍有不慎可能會造成的后果。

有當代書評說，杜贊奇的研究描述了《綠色的谷》中所表現(xiàn)的“三個時空內(nèi)民眾的本真性生產(chǎn)、生活”。通過對主人公林小彪的解讀，發(fā)現(xiàn)了“滿洲地域不同民眾的這種懷鄉(xiāng)觀念，再現(xiàn)了其間民眾的本真性情感”。而對于小說戰(zhàn)時、戰(zhàn)后接受史的查考，追蹤出“認同和情感因素在‘滿洲國’本真性狀態(tài)顯現(xiàn)的真實作用”     ²⁹ 。這有些言過其實了。因為，在杜贊奇那里，與“本真性”勾連的“認同和情感”，是在把淪陷區(qū)“滿洲國”導向所謂的“民族國家”想象。而這既不是作者梁山丁的本意，也不是《綠色的谷》文學文本闡釋所能構建的言外之意。

在文場凋敝的“滿洲國”末期，區(qū)區(qū)一部虛構作品沒有多大的社會影響，無法經(jīng)由它的接受史探明“滿洲國”“本真性狀態(tài)顯現(xiàn)的真實作用”，實在承擔不起重新書寫“滿洲國”復線歷史、建構“滿洲國”“民族國家”之重。不過，《綠色的谷》受到“滿洲國”書報檢查機構的處理后，仍順利上市銷售，并有未做任何處理的完整書籍，在市面上通行無阻 ³⁰ ?？磥?，殖民政權的文化統(tǒng)制原本就混亂無效，遠不及合法的常態(tài)政權。經(jīng)過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之后，殖民文化統(tǒng)制的作用和威力，往往被放大了。

從《綠色的谷》闡釋個案可以見出，杜贊奇的這項以抽象概念和生造術語為中心的別具一格的“滿洲史”研究，另辟蹊徑，使用若干碎片化的敘事話語構建復線歷史，試圖借此來打破線性的民族歷史敘事對于歷史的遮蔽，還原歷史的多樣性真相。不過，其建構過程和結果均表明，這的確體現(xiàn)了構建者對于視角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執(zhí)著追求，但失去的，卻是歷史研究的本義——求真。

注解：

1Duara Prasenjit，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該書獲得1989年度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以及1990年度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中譯本為《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nóng)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中譯本為《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王憲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有學者認為，書名應譯為“從民族中拯救歷史”。杜贊奇，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現(xiàn)任新加坡國立大學萊佛士人文教授、人文和社會學研究主任。

2張頌仁、陳光興、高士明主編：《杜贊奇讀本》，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時，書名改作《歷史意識與國族認同：杜贊奇讀本》，所收文章由4篇增至5篇。

3該書部分內(nèi)容，見［美］杜贊奇著，褚建芳譯：《地方世界：現(xiàn)代中國的鄉(xiāng)土詩學與政治》，收入王銘銘主編《中國人類學評論》第2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第21—50頁。感謝錢坤教授提示該譯文與《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式現(xiàn)代》第六章《地方世界——詩情與本土政治》有一些不同之處，并對某些語句的譯法提出建議。錢坤，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著有Imperial-Time-Order：Literature，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hina’s Road to Empire. Leidon & Boston：Brill，2016.

4張仲民：《訪問杜贊奇：民族主義已喪失了進步和解放功能》，《人文與社會》2010年12月15日。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2259。

5蘇豐慶、高翠蓮：《從文化本真到主權獨立——讀杜贊奇〈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式現(xiàn)代〉》，收入高翠蓮主編《國外中國邊疆民族史著譯介》，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24頁。

6［德］斯坦凡·貝格爾著，孟鐘捷譯：《民族歷史的權力：19—20世紀歐洲的民族歷史編纂》，《學術研究》2013年第6期。

7Ernest Gell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Second Edition，2006. 引文見［英］厄內(nèi)斯特·蓋爾納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頁。厄內(nèi)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er），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其他著作還有Culture，Identity and Politics（《文化、認同與政治》，1964），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民族主義》，1997）等。

8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1983. Revised and extended edition published by Verso1991.引文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吳睿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還著有《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革命時期的爪哇》《美國殖民時期的暹羅政治與文學》《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9［美］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頁。

10Pan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美］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2002年版?？挛模≒anl A. Cohen），美國威斯理大學歷史學教授。

11夏明方：《拯救什么樣的歷史——近代中國研究的“后現(xiàn)代視野”解析》，梁景和主編《西方新文化史與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首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頁。

12杜贊奇明確說：盡管“滿洲國”的建立者抱有強烈的帝國主義意圖，但“‘滿洲國’并沒有成為殖民地，而是一個民族國家”。Duara Prasenjit，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P.1．

13在南京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杜贊奇曾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國家進入繁盛期，就沒必要過于強調(diào)民族對抗歷史了。”見《南方周末》專訪印裔美國歷史學家杜贊奇，2010年1月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4040。

14Duara Prasenjit，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P.4．

15Duara Prasenjit，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P.1.

16就在被杜贊奇遴選為“本真性”說明案例的小說《綠色的谷》里，作者山丁大膽地對日本在“滿洲國”所采取的殖民式的強取豪奪發(fā)聲。見后文。

17參見本章第一節(jié)以及本書第十一章《日據(jù)區(qū)文學研究方法問題：整體與局部》中的第一節(jié)《宏觀結構：四個共時/歷時差異維度》部分。

18參見本書第九章《滿系的離散：移居北京淪陷區(qū)》第四節(jié)《滿系與新民印書館及其他》中的山丁部分。

19［美］杜贊奇著，褚建芳譯：《地方世界：現(xiàn)代中國的鄉(xiāng)土詩學與政治》，王銘銘主編《中國人類學評論》第2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第44頁。

20梁山丁：《我與東北的鄉(xiāng)土文學》，收入陳隄等編《梁山丁研究資料》，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頁。

21這篇《后記》（1943）收入《梁山丁研究資料》（1998）時，后一句改成“作為社會基礎的也是那些農(nóng)民”?！段猜暋分械娜帐奖硎觥皾M洲事變”，也改為表明中方立場的“九一八”事變。對于戰(zhàn)后的這類修改，不宜輕率地戴上所謂“去殖民化”的帽子。這也是需要專題探討的問題。

22《綠色的谷》1943年單行本跌宕起伏的出版過程，包括添加《尾聲》、封面加蓋“削除濟”、撕掉指定部分等，大體上脫胎于梁山丁本人的文章《萬年松上葉又青——〈綠色的谷〉瑣記》，收入《綠色的谷·東北淪陷時期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23［美］杜贊奇著，褚建芳譯：《地方世界：現(xiàn)代中國的鄉(xiāng)土詩學與政治》，王銘銘主編《中國人類學評論》第2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第37頁。

24梁山?。骸度f年松上葉又青——〈綠色的谷〉瑣記》，收入《綠色的谷·東北淪陷時期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頁。

25山?。骸毒G色的谷（51）》，《大同報》1942年7月2日。這一段原樣收入單行本《綠色的谷》第5章（文化社1943年版），見第166頁。1987年重印時，其中的“廣袤”改為“廣漠”。見《綠色的谷·東北淪陷時期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頁。

26山?。骸毒G色的谷》，文化社1943年版，第289頁。原樣收入《綠色的谷·東北淪陷時期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見第179頁。

27疑遲（1913—2004），原名劉玉璋，筆名夷馳等。1935年，他離開中東鐵路到“滿洲國”“國務院”統(tǒng)計處擔任俄文翻譯。他是《藝文志》同人，后調(diào)滿洲雜志社做編輯。新中國時期改名劉遲，在長春電影制片廠擔任蘇俄電影翻譯。

28見梁山?。骸度f年松上葉又青——〈綠色的谷〉瑣記》，收入《綠色的谷·東北淪陷時期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29頁。［日］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4頁。王越、孫中田的《梁山丁〈綠色的谷〉版本比較研究》（《外國問題研究》2013年第1期）提供了另外的修改例子。主人公“林小彪”這個名字，也是1987年版的改動。1942年的連載、1943年的單行本均為“林彪”。感謝王越教授提供了這兩個段落的幾種原件。王越，東北師范大學文學博士，現(xiàn)就職于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

29蘇豐慶、高翠蓮：《從文化本真到主權獨立——讀杜贊奇〈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式現(xiàn)代〉》，收入高翠蓮主編《國外中國邊疆民族史著譯介》，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頁。

30有研究者得到了封面上未見大紅戳印、書頁未被撕掉的1943年版《綠色的谷》。見陳思廣：《中國現(xiàn)代長篇小說史話》，武漢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