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詩經(jīng)與楚辭

我們開始敘述中國的文學，覺得有一件事很奇怪：中國在她的文學史的第一章，乃與希臘與印度不同，中國無《伊利亞特》與《奧德賽》，無《摩訶波羅多》與《羅摩衍那》，乃至并無一篇較《伊利亞特》諸大史詩簡短的、劣下的、足以表現(xiàn)中國古代的國民性與國民生活和偉大的人物的文學作品。中國古代的人物，足以供構(gòu)成史詩資料的，當然不在少數(shù)，卻僅能成為簡樸如人名、地名字典的編年史與敘事極簡潔的《史記》的本紀或列傳中的人名，而終于不能有一篇大史詩出現(xiàn)。我們不能相信，古代的時候，中國的各地乃絕對的沒有產(chǎn)生過敘述大英雄的、國民代表的偉大事跡的簡短的民歌；但其所以不能將那許多零片集合融冶而為一篇大史詩以遺留給我們者，其最大原因恐在于：那時沒有偉大天才的詩人如所謂荷馬、跋彌之流以集合之、融冶之；而其一小部分的原因，則在于中國的大學者如孔丘、墨翟之流，僅知汲汲于救治當時的政治上、社會上、道德上的弊端，而完全忽略了國民文學資料的保存的重要。因此，我們的在古代的許多民間傳說，乃終于漸漸地為時代所掃除、所泯滅而一無痕跡可尋了。這真是我們的一種極大的損失！

我們現(xiàn)在所能得到的中國古代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只有兩部：一部是《詩經(jīng)》，一部是《楚辭》。這兩部大作品，都是公元前3、4世紀后商之中葉）至公元前1世紀（漢中葉）的出產(chǎn)物?！对娊?jīng)》是公元前3、4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中國北部的民間詩歌的總集（《詩經(jīng)》內(nèi)容甚雜，但以民間詩歌為最多）；《楚辭》是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的中國南部的作品的總集，其中亦有一部分是“非南方人”所仿作的。除了這兩部作品以外，古代的中國文學中，沒有什么更重要的、更偉大的作品了。雖然有幾篇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26世紀，如《吳越春秋》所載之《彈歌》，“斷竹續(xù)竹，飛土逐肉”，相傳以為是黃帝時作，又如《帝王世紀》所載之《擊壤歌》，《尚書大傳》所載之《卿云歌》三章，相傳以為堯、舜時作之類，雖我們不能說其偽跡如明人所作之《皇娥歌》《白帝子歌》之明顯，然其真實之時代我們卻絕不能斷定能較《詩經(jīng)》更早至1、2世紀以前。記載這些詩歌的書，本不甚可靠，也許其時代較《詩經(jīng)》為更后。且此種作品，俱為不甚重要之零片，在文學史上俱無甚價值可言，自上古以至秦，除《詩經(jīng)》與《楚辭》外，合真?zhèn)蔚脑姼瓒⒂嬛ㄆ鋵嵈蟛糠质莻蔚模?，其總?shù)不過百篇，只能集成極薄的一小本。所以我們論中國的古代文學，舍《詩經(jīng)》與《楚辭》以外，直尋不出什么更重要的、更偉大的文學作品出來。且這兩部不朽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都產(chǎn)生過極偉大、極久遠的影響。

《詩經(jīng)》

《詩經(jīng)》出現(xiàn)在孔子、孟子時代的前后，對于一般政治家、文人等等，即已具有如《舊約》《新約》及荷馬的兩大史詩之對于基督教徒與希臘作家一樣的莫大的威權(quán)。政治家往往引《詩經(jīng)》中的一二詩句以為辯論諷諫的根據(jù)；論文家及傳道者亦常引用《詩經(jīng)》中的一二詩句以為宣傳或討論的證助；有的時候，許多人也常常諷誦《詩經(jīng)》的一二詩句以自抒敘其心意。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磐，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zhì)，而使齊之封內(nèi)盡東其畝?！睂υ唬骸笆捦遄臃撬丫敢?。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zhì)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粢圆恍⒘钣谥T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裎嶙咏碇T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yōu)優(yōu)，百祿是遒。’子實不優(yōu)，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晉人許之。（《左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jīng)始靈臺，經(jīng)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jīng)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于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見于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友曰：“……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蓋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眾兔之塵；若躡跡而縱，則雖東郭?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跡而縱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逼溆讶嗽唬骸捌腿擞羞^，仆人有過！”（《新序》）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yè)，履天子之位……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韓詩外傳》）

像這種例子，在《左傳》《國語》，以至其他諸古書中到處皆是。由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出《詩經(jīng)》的勢力，在那些時候是如何地盛大！到了漢以后，《詩經(jīng)》成了“中國圣經(jīng)”之一，其威權(quán)自然是永遠維持下去。

從文學史上看來，《詩經(jīng)》的影響亦極大，漢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辭》以外，所受到的影響最深的就是《詩經(jīng)》了。自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長統(tǒng)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應治》《責躬》，乃至陶潛的《停云》《時運》《榮木》，無不顯著地受有《詩經(jīng)》里的詩篇風格的感化。不過，自此以后，《詩經(jīng)》成了圣經(jīng)，其地位益高，文人學士都不敢以文學作品看待它，于是《詩經(jīng)》的文學上的真價與光環(huán)，乃被傳統(tǒng)的崇敬的觀念所掩埋，而它在文學上的影響便也漸漸地微弱了。

《詩經(jīng)》里的詩歌，共有305篇；據(jù)相傳之說，尚有《南陔》《白華》等6篇笙歌，有其義而亡其辭（此說可信否，待后討論）。此300余篇的詩歌，分為風、雅、頌三種。風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頌有周、魯、商三頌?，F(xiàn)在據(jù)《毛詩》的本子，將其前后的次序列表如下：

這個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謂風、雅、頌之意義如何呢？風、雅、頌之分究竟恰當與否呢？這都是我們現(xiàn)在所要研究的。

據(jù)傳統(tǒng)的解釋家的意見，以為：“風，風也，歌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衛(wèi)宏《詩序》）他們的這種意見是很可笑的；因為他們承認《關(guān)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諸詩篇，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國風之詩篇，則為刺上的、譏時的；于是“二南”中的情詩，便被他們派為“后妃之德”，其他國風中的同樣的情詩卻被他們說成“刺好色”了。其實“二南”中的詩與邶、衛(wèi)、鄭、陳諸風中的詩其性質(zhì)極近，并無所謂“教化”與“譏刺”的區(qū)別在里面的。他們關(guān)于雅、頌的解釋，也極不清楚。

續(xù)表

推翻他們的傳說的附會的解釋的，是鄭樵的“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之說。（見《通志·樂略》，鄭樵的《六經(jīng)奧論》亦暢發(fā)是說。）

鄭樵以為古之詩，即今之辭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葉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有譜無辭，所以六詩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這種解釋，自然較漢儒已進了一步，且在古書中也有了不少的證據(jù)。但《詩經(jīng)》中的所有的詩，果皆有譜乎？果皆可以入樂乎？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且詩之分風、雅、頌，果為樂聲不同之故乎？他說：“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實則孔子固常言：“不學詩，無以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薄罢b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見孔子對于詩之觀念，恰與鄭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專以詩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詩之情緒，詩之意義以至于詩中的鳥、獸、草、木之名，以為應世之用。

據(jù)我的直覺的見解，《詩經(jīng)》中的大部分詩歌，在當時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樂的，但如幾個無名詩人的創(chuàng)作，如《無羊》《正月》《十月》《雨無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寫當時政治的衰壞（如《正月》等），及描寫羊、牛與牧人的情境的（如《無羊》），都是一時間的情緒的產(chǎn)品，絕非依譜而歌的，也絕無人采取他們以入樂的（《詩經(jīng)》中入樂的詩與非入樂的詩，似有顯然的區(qū)別，細看可以知道）

。所以說全部《詩經(jīng)》的詩篇當時都是有譜的樂歌，理由實極牽強。

至于風、雅、頌的區(qū)別，我個人覺得這也是很無聊、很勉強的舉動。就現(xiàn)在的《詩經(jīng)》看來，此種分別早已混亂而不能分別，“雅”為朝廷之歌，而其中卻雜有不少的民歌在內(nèi)，如《小雅》的《杕杜》與《魏風》的《陟岵》，一言征夫之苦，一言行役之苦，如《小雅》的《菁菁者莪》《都人士》《裳裳者華》，及《隰?！分T詩，與國風中的《草蟲》《采葛》《風雨》《晨風》諸詩置之一處，直是毫無差別！如《白華》《谷風》，也都是極好的民歌；“頌”中都是祭祀神明之歌，似無將所有的頌神詩都歸入“頌”內(nèi)，而不料許多的頌神詩，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如《大雅》中之《鳧鹥》卻又不列于“頌”中而列于“雅”中。似此混雜無序的地方，全部《詩經(jīng)》中不知有多少，現(xiàn)在不過略舉幾個例而已。這種混雜無序的編集，不是因為編定《詩經(jīng)》的無識，便是因為漢儒的竄亂。我以為“漢儒竄亂”的假定，似更為可信，因編定《詩經(jīng)》者，當他分別風、雅、頌時，必定有個標準在，絕不至于以應歸于“頌”的詩而歸之于“雅”，或把應歸于“雅”的詩而歸之于“風”。漢儒之竄亂古書，與他們之誤解古書，是最昭顯的事實。所以一部《詩經(jīng)》如非經(jīng)過他們的竄亂，其次序斷不至于紛亂無序到如此地步。不知今古來許多說《詩經(jīng)》的人，怎么都只知辯解詩義或釋明“風”“雅”“頌”之意義，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注意到這一層。

現(xiàn)在，我們研究《詩經(jīng)》卻非沖破這層迷障不可了！我們應該勇敢地從詩篇的本身，區(qū)分它們的性質(zhì)。我們必要知道《詩經(jīng)》的內(nèi)容原是極復雜的，“風”“雅”“頌”的三個大別，本不足以區(qū)分全部《詩經(jīng)》的詩篇。所以我們不僅以打破現(xiàn)在的《詩經(jīng)》的次序而把它們整齊地歸之于“風”“雅”“頌”三大類之中，且更應進一步而把“風”“雅”“頌”三類大別打破，而另定出一種新的更好的次序來。

我現(xiàn)在依我個人的臆見，姑把全部《詩經(jīng)》中的詩，歸納到下列的幾個范圍之內(nèi)：

詩人的創(chuàng)作，在《詩經(jīng)》中并不多，衛(wèi)宏的《詩序》所敘的某詩為某人所作的話，幾乎完全靠不住。在我們所認為詩人所創(chuàng)作的許多詩篇中，大概都是無名的詩人所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我們從他們的詩句中，知道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的《節(jié)南山》言“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大雅》的《嵩高》《烝民》俱言“吉甫作誦”之類。此外我們從《尚書》《左傳》以及漢人所著的書里，也可以知道幾個詩人的姓名，但這種記載，卻都是不甚可靠的。不過在許多詩篇中，哪一篇是詩人的創(chuàng)作，我們約略可以知道而已。在這些創(chuàng)作中，有幾篇是極好的詩，如：

冬日烈烈，飄風發(fā)發(fā)。民莫不谷，我獨何害！……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鱧匪鮪，潛逃于淵。（《小雅·四月》）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攪我心?。ā缎⊙拧ず稳怂埂罚?/p>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豳·鴟鸮》）

都是很美的，很能表白出作者的真懇情緒。

民間歌謠都是流傳于大多數(shù)孺婦農(nóng)工之口中，而無作者的名氏的。其中最占多數(shù)的是戀歌；這些戀歌真是詞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中國的一切文學中，它們可占到極高的地位。例如：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枰詾槠?，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枰詾槠?，明星皙皙。（《陳風·東門之楊》）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魏風·十畝之間》）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v我不往，子寧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v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鄭風·子衿》）

自伯之東，首如飛篷。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衛(wèi)風·伯兮》）

隨意舉幾首出來，我們已覺得它們都是不易見的最好的戀歌了?！敖Y(jié)婚歌”在《詩經(jīng)》中也有好多首，如《關(guān)雎》《鵲巢》《桃夭》之類，我們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周南·關(guān)雎》）明明可以看出前者是嫁女時樂工唱的祝頌歌，后者是娶親時所唱的樂歌。（近人辟《詩序》釋《關(guān)雎》之錯誤，以為《關(guān)雎》本是“戀歌”，其實也錯了，《關(guān)雎》明明是一首結(jié)婚歌。

）

“挽歌”《詩經(jīng)》中很少。只有《蓼莪》《葛生》等數(shù)首?！陡鹕窞榈客龆?，如：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諸句，讀之使人凄然淚下；《蓼莪》為哀悼父母之歌，如：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諸句，亦至情流溢。

“頌賀歌”如《麟之趾》等是，但不多，且不甚重要。

關(guān)于“農(nóng)事”的歌，《詩經(jīng)》中亦不甚多，但都是極好的，如《七月》，是敘農(nóng)工的時序的；如《楚茨》《信南山》，是農(nóng)家于收獲時祭祖之歌；如《甫田》《大田》，是初耕種時的禱神歌；如《行葦》《既醉》，似都是祭事既畢之后，聚親朋鄰里宴飲之歌；如《無羊》，則為最好的牧歌：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qū)嫞蛴?，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糇。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矣?！贝笕苏贾骸氨娋S魚矣，實維豐年。旐維矣，室家溱溱?！?/p>

其他不屬于上列范圍的民歌亦甚多。

貴族樂歌，大部分都是用于宗廟，以祭先祖、先王的，或是禱歌或頌神歌。其他一部分則為宴會之歌，為田獵之歌，為戰(zhàn)事之歌。這種樂歌，我們都覺得不大愿意讀，因為它們里面沒有什么真摯的詩的情緒。（正如當我們翻開《樂府詩集》時，不愿讀前半部的《漢郊祀歌》《齊明堂歌》之類，而愿意讀后半部之《橫吹曲》《相和歌》之類的情形一樣。）

《詩經(jīng)》的時代之難于稽考，也與它的詩篇的許多作者姓名之難于稽考一樣。我們現(xiàn)在僅知道，除了《商頌》中的5篇，為商代（公元前1700年以后，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產(chǎn)物以外，其余301篇都是周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50年前后）

的產(chǎn)物。在這301篇詩歌中，多數(shù)詩篇都是帶著消極的、悲苦的辭調(diào)，對于人生的價值起了懷疑，有的言兵役之苦，有的則攻擊執(zhí)政者的貪暴，有的則因此遁于極端的享樂之途。如：

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搗。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夜婚?，遑恤我后。（《小雅·小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啟居，狁之故。（《小雅·采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ā段猴L·伐檀》）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風·碩鼠》）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qū)。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nèi)，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風·山有樞》）

諸詩，都足以表現(xiàn)出喪亂時代的情形與思想。而這個喪亂時代，大約是在周東遷的時代前后，（《小雅》中的《正月》且明顯地說：“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所以那些詩篇，大約都是東遷前后的作品。我們研究《詩經(jīng)》的時代，僅能如此大略地說。至于如衛(wèi)宏的《詩序》，何楷的《詩世本古義》所指的某詩為某王時的產(chǎn)品，則其不可信，也與他們之妄指某詩、某詩為某人所作一樣。

《詩經(jīng)》的編定者是誰呢？《史記》言：“古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刪定為305篇，這是說，《詩經(jīng)》為孔子所刪定的，漢人都主此說。其后漸漸有人懷疑，以為孔子不會把古詩刪去了十分之九。鄭樵則以為孔子取古詩之有譜可歌300篇，其余則置之，謂之“逸詩”。有一部分人則以為古詩不過三百，孔子本不曾刪。崔述也贊成孔子未刪詩之說，以為：“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逢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則失傳耳。”（《讀風偶識》）其意蓋以《詩經(jīng)》之流傳，為有人愛好誦習之故，并沒有什么人去刪定。但以上諸說，都有可疑之處。古詩三千余首之說，原不足信，但古代之詩不止《詩經(jīng)》中的三百，則為顯然的事實。在《國語》《禮記》《左傳》《論語》諸書中，我們曾看到好幾首零片的逸詩，故古詩不過三百之說全不足信；鄭樵以300篇俱是有譜可歌的詩，也不足信（上面已提過）；崔述之說，理由甚足；但口頭流傳的東西，絕不能久遠，如無一個刪選編定的有力的人出來，則《詩經(jīng)》中的詩絕難完整地流傳至漢。（如當時沒有一個編定者，恐《詩經(jīng)》的詩，至漢時至多不過存十分之一。觀古詩除《詩經(jīng)》中之詩外，流傳下來的極少，即可知。）這有力的刪選編定者是誰呢？當然以是“孔子”的一說為最可靠，因為如非孔子，則絕無吸取大多數(shù)的傳習者以傳誦這一種編定本的《詩經(jīng)》的威權(quán)。大約在輾轉(zhuǎn)傳習之時，其次序必有被竄亂的，也必有幾篇詩歌被逸散了。如《六笙詩》，恐就是有其題名而逸其辭的，并不是什么“有其義而亡其辭”，也不是鄭樵所猜度的什么本是“有譜無辭”。

古代的詩歌，流傳到現(xiàn)在的雖僅有《詩經(jīng)》中的305篇（此外所存的極少），然在《詩經(jīng)》中的這305篇詩歌，卻有好些首是重復的，因地域的歧異，與應用之時不同，而一詩被演變?yōu)槎?、為三的。有一部分的詩，雖不能截然斷定它們是由一詩而演變的，但至少卻可以看出它們的一部分的詩意或辭句的相同?，F(xiàn)在且舉幾個例：

在第一及第三組的這10首詩里，顯然地可以看出每組里的幾首詩，都是由一首詩演變出來的。這種演變的原因有二：

一、因為地域的不同，使它們在辭句上不免有增減歧異之處，如現(xiàn)在流行的幾種民歌《孟姜女》與《五更轉(zhuǎn)》之類，各地所唱的詞句便都有不同。（此種例太多，看近人所編的各省歌謠集便更可明了。）

二、因為應用的所在不同，使它們的文字不免有繁衍雕飾的所在，如民間所用的這個歌是樸質(zhì)的，貴族用的便增出了許多浮文美詞了。（第一組的《樛木》《南山有臺》及《采菽》即是一個好例。第二組的二首詩，則僅開始的辭句相同，這個例最多。）

古詩的辭句，大概都是四言的，如《書經(jīng)·皋陶謨》所載的舜與皋陶的賡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ǖ鬯矗?/p>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ǜ尢眨┲?，即為一例?！对娊?jīng)》也不能外此，其中大多數(shù)的詩都是四言的；間有三言的（如：“螽斯羽，詵詵兮。”），五言的（如：“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p>

），以及雜言的，但俱不甚多。所以我們可以說，《詩經(jīng)》中的詩篇，四言是其正體。

《詩經(jīng)》在文學上給了我們以不少的抒情詩的瑰寶。同時，在中國的史學上，也有極高的價值，因為它把它的時代完完全全地再現(xiàn)于我們的面前，使我們可以看出那時代的生活、那時代的思想、那時代的政治狀況以及那時代的人民最熟悉的植物、禽獸、魚類、蟲類（植物有70種左右，樹木有30種左右，獸類有30種左右，鳥類有30種左右，魚類有10種左右，蟲類有20種左右），以及那時代的人民所用的樂器、兵器之類。這種極可靠的史料都是任何古書中所最不易得到的。

《楚辭》

《楚辭》雖沒有《詩經(jīng)》那樣的普遍的威權(quán)，雖沒有什么政治家或傳道者拿它的文句為宣傳或箴諫的工具，雖沒有什么論文家引用它的文句，以為辯論的根據(jù)，如他們之引用《詩經(jīng)》的文句以為用一樣，然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楚辭》卻并不比《詩經(jīng)》低下：《楚辭》在文學上的影響，且較《詩經(jīng)》為尤偉大?！对娊?jīng)》的影響，在漢六朝之后，似已消失，此后，沒有什么人再去模擬《詩經(jīng)》中的句法了。同時，《詩經(jīng)》經(jīng)過漢儒的誤釋與盲目的崇敬，使它成了一部宗教式的圣經(jīng)，一切人只知從它里面得到教訓，而忘記了——也許是不敢指認——它是一部文學的作品，看不見它的文學上的價值；一切選編古代詩歌的人，都不敢把《詩經(jīng)》中的詩，選入他們的選本中。（直到曾國藩編《經(jīng)史百家雜鈔》時，這個見解才毅然地被他推倒。）至于《楚辭》，則幸而產(chǎn)生在戰(zhàn)國，不曾被孔子所讀誦、所“刪訂”，所以漢儒還勉強認識它的真面目，沒有用“圣經(jīng)”的黑面網(wǎng)把它罩蔽住了。因此《楚辭》在文學上的威權(quán)與影響，乃較《詩經(jīng)》為更偉大，它的文學上的真價，也能被讀者所共見。

受《楚辭》的影響最深者，自然是漢與三國、六朝。而六朝之后，《楚辭》的風格與句調(diào)，尚時時有人模擬。漢朝的大作家，如賈誼，如司馬相如，如枚乘，如揚雄，都是受《楚辭》的影響極深的。賈誼作賦以吊屈原，枚乘之《七發(fā)》，其結(jié)構(gòu)有類于《招魂》《大招》，司馬相如的諸賦，也顯然印有屈宋的蹤痕。揚雄本是一個擬古的大家，他的《反離騷》，即極力模擬屈原的《離騷》的。自曹植以后，直至于清之末年，所有的作者，無不多少地受到《楚辭》的影響。其影響的范圍，則除了直接導源于《楚辭》之“賦”的一種文體外，其他的詩歌里，以至散文里，也無不多少地受有《楚辭》的恩賜。所以在實際上我們可以放膽地說，自戰(zhàn)國以后的中國文學史全部，幾乎無不受到《楚辭》的影響?！冻o》的風格與情緒，以及它的秀麗的辭句，感發(fā)了無數(shù)的作家，給予了無數(shù)的資料于他們。（朱熹的《楚辭后語》6卷，共52篇，即總集受《楚辭》的影響的作品，但我們絕不能說《楚辭》的影響，便盡在于這52篇作品之中。）

《楚辭》是一種詩歌的總集。《詩經(jīng)》所選錄的都是北方的詩歌，《楚辭》所選錄的則都是南方的詩歌?！稘h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25篇，《唐勒賦》4篇，《宋玉賦》16篇，但無《楚辭》之名。所謂《楚辭》者，乃劉向選集屈原、宋玉諸楚人所作諸辭賦及后人的模擬他們而作的辭賦而為一書之名?，F(xiàn)在劉向的原書已不傳，現(xiàn)在所傳者為王逸的章句及朱熹的集注本。據(jù)王逸章句本，共有作品17篇，據(jù)朱熹的集注本，則共有作品15篇。朱熹的后半部所收的各篇與王逸的章句本不同。茲將這兩種本子的篇目列表如下：

但兩種本子，都非原來的劉向所定的《楚辭》本子。朱熹的集注本是他自己編定的，不必論，即王逸的章句本，雖標明是劉向所定，然把班固所說的話：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fā)，故世傳“楚辭”。（《漢書·地理志》）拿來一看，便覺得它的不大靠得住，因為班氏去劉向之時不遠，且多讀劉氏之書，如果王逸注本的《楚辭》，乃劉向所編的原書，則班氏所述《楚辭》作家的姓名，不應與現(xiàn)在所傳的王逸本《楚辭》的作家的姓名不同。（如無王褒、東方朔之名，而王逸注本卻有之。

）大約劉向所定的《楚辭》必曾為王逸所竄亂增訂過，劉向、王褒諸人的作品，大約也與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一樣，是由他所加入的。

《楚辭》的名稱，不是劉向所自創(chuàng)的，大約起于漢初?！妒酚洝で袀鳌费裕骸扒人乐螅兴斡?、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彼抉R遷雖未以“楚辭”二字連綴起來說，然楚之有所謂“辭”。及楚之“辭”，乃為當時所最流行的讀物，則是顯然的事實?！稘h書·朱買臣傳》言，買臣善“楚辭”，又言，宣帝時，有九江被公善“楚辭”，大約《楚辭》之名，在那時已很流行。說者謂屈、宋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大約最初作《楚辭》者皆為楚人；《楚辭》的風格必是當時楚地所盛行的，正如《詩經(jīng)》里的詩篇之盛傳于北方人民的口中一樣。至于后人所作，則其作者不必為楚人，實際上，都不過僅僅模擬《楚辭》的風格而已。

我們對于《楚辭》所最應注意的，乃為《大招》以上的所謂屈原、宋玉、景差諸人所作的《楚辭》——《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10篇作品。至于《惜誓》《招隱士》《哀時命》《九嘆》《九思》等漢人模擬的作品，則我們可以不必注意，正如我們之不必注意于《楚辭后語》中的52篇模擬的作品一樣。所以現(xiàn)在置它們于不論，只論屈、宋諸人的作品。

屈原是《楚辭》中最偉大的一個作家，全部《楚辭》中，除去幾篇別的作家的作品外，便可以成了一部“屈原集”。古代的詩人，我們都不大知道他們的名字，《詩經(jīng)》里的詩歌，幾乎都是無名作家所作的，偶然知道他們名字的幾個詩人，其作品又不大重要，只有屈原是古代詩人中最有光榮之名的、最占有重要地位的一個。在中國上古文學史，要找出一個比他更偉大或可以與他比肩的詩人，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對于這個大作家，卻不大知道他的生平；除了《史記》里一篇簡略的《屈原傳》之外，別的詳細的材料，我們不能再尋到了。

屈原

屈原，名平，為楚之同姓。約生于公元前343年（即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或云，他生于公元前355年。初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原是懷王很信任的人。有一個上官大夫，與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肯給他。上官大夫因在懷王前讒害屈原道：“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屈每自伐其功，以為非他不能做?！睉淹跖?，遂疏遠屈原。屈原疾王聽之不聰，讒陷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于是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適懷王為張儀所詐，與秦戰(zhàn)大敗，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懷王曰：“不欲得地，愿得張儀。”儀至楚，厚賂懷王左右，竟得釋歸。屈原自齊返，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后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睉淹踔勺幼犹m勸王：“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guān)，秦伏兵絕其后，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竟客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濱，披發(fā)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死時約為公元前290年（即頃襄王九年）。他的死日，相傳是五月五日；這一日是中國的很大的節(jié)日，競賽龍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到現(xiàn)在尚是如此——雖然現(xiàn)在的端午節(jié)已沒有這種吊悼的情意在里面。

近來有些人懷疑屈原的存在，以為他也如希臘的荷馬、印度的跋彌一樣，是一個為后人所虛擬的大作家。其實屈原的詩與荷馬及跋彌的詩截然不同。荷馬他們的史詩，是民間傳說的集合融冶而成者；屈原的詩則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苦愁悶的情緒，帶著極濃厚的個性在里面，大部分都可以與他的明了的生平相映照。所以荷馬他們的史料，我們可以說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馬他們的自身，我們可以說是“零片集合者”。至于屈原的作品及屈原的自身，我們卻萬不能說它們或他是虛擬的人物或“零片集合”而成的作品。因為屈原的作品，本來是融成一片的，本來是顯然地為一個詩人所創(chuàng)作的。如果說《離騷》《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作的，那么，在公元前340至前280年之間，必定另有一個大詩人去寫作這些作品。然而除了屈原之外，那時還有哪一個大詩人出現(xiàn)？還有哪一個大詩人的生平能與《離騷》等作品中所敘的情緒與事跡那樣地切合？

屈原的作品，據(jù)《漢書·藝文志》說，有賦25篇。據(jù)上面所列的表，王逸注本與朱熹集注本所收的屈原作品皆為7種，但《九歌》有11篇，《九章》有9篇，合計正為25篇，與《漢志》合。（對于這25篇的篇目，論《楚辭》者尚有許多辯論，這里不提及，因為這是很小的問題。）不過這25篇的作品究竟是否皆為屈原作的呢？25篇的篇目是：

《離騷》與《九章》之為屈原的作品，批評家都沒有異辭。我們在它們里面，可以看出屈原的豐富的想象，幽沉的悲思，與他的高潔的思想?！峨x騷》不唯為上古最偉大的作品，也是中國全部文學史上罕見的巨作。司馬遷以為：“‘離騷’者，猶離憂也?！卑喙桃詾椋骸半x，猶遭也。騷，憂也?！倍f中，以班固之說較明。（《離騷》，英人譯為“Fallen into Sorrow”，其意義極明白?！峨x騷》的全譯本在英文中有Legge教授所譯的一本。）《離騷》全部共370余句，自敘屈原的生平與他的愿志；他的理想既不能實現(xiàn)，于是他最后只好說：“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在《離騷》中，屈原的文學天才發(fā)展到了極高點。他把一切自然界，把歷史上一切已往的人物，都用他的最高的想象力，融冶于他的彷徨幽苦的情緒之下。試看：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fā)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jié)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qū)兮，后飛廉使奔屬。鸞凰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云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guān)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jié)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jié)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fā)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fā)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離騷》）

在這一小段中，他把許多歷史上的人物、神話上的人物，如羲和，如望舒，如飛廉，如豐隆，如宓妃，如有娀之佚女，如少康，如有虞之二姚；許多神話上的地名，如咸池，如扶桑，如春宮，如窮石，如洧盤；許多禽鳥與自然的現(xiàn)象，如鸞鳳，如飄風，如云霓，如鴆，都匯集在一處，使我們不但不覺其繁復可厭，卻反覺得它的有趣，如在讀一段極美麗的神話，不知不覺地被帶到他的想象之國里去，而如與他同游。這種藝術(shù)的手段實是很可驚異的！

《九章》中的9篇作品，每篇都是獨立的，著作的時間也相差很遠，有的是在將沉江之時作的（如《懷沙》），有的是在他被頃襄王謫遷的時候作的（如《哀郢》與《涉江》）。不知后人為什么把它們包含在一個“九章”的總題目之下？我們讀這9篇作品，可以把屈原的生平及思想看得更明白些。

《天問》，有的人以為非屈原所作的。英國的魏萊（Arthur Waley）在他的英譯的《中國詩選》第三冊“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中曾說，《天問》顯然是一種“試題”，不知何故被人雜入屈原的作品中。我們細看《天問》，也覺得它是一篇毫無情緒的作品；所問的都是關(guān)于宇宙的、歷史的、神話的問題，并無什么文學的價值，可其絕非為我們的大詩人屈原所作的。且它的句法都是四言的，與《楚辭》的風格也絕不相同。但這篇文字，在歷史學上卻是一篇極可珍異的東西。在它里面，我們可以考出許多古代歷史上的事跡與古人的宇宙知識。

《遠游》亦有人懷疑它非屈原所作的。懷疑的主要理由，則在于文中所舉的人名，如韓眾等，并非屈原時代所有的。

《卜居》與《漁父》二篇之非屈原的作品，則更為顯明，因為它們開首便都說：“屈原既放”，明為后人的記事，而非屈原所自作的。這兩篇東西，大約與關(guān)于管仲的《管子》，關(guān)于晏嬰的《晏子》一樣，乃為后人記載他們的生平及言論而作，而非他們自己所作的。但在《卜居》與《漁父》中，屈原的傲潔的不屈于俗的性格與強烈的情緒，卻未被記載者所掩沒。

《九歌》中有許多篇極美麗的作品，我們讀到《湘夫人》里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讀到《山鬼》里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滋钐钯庥贲ぺ?，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諸句，未有不被其美的辭句所感動的?！毒鸥琛分蓙硪丫?，如《離騷》中言：“啟《九辯》與《九歌》兮”，又言：“奏《九歌》而舞《韶》兮。”《天問》中亦言：“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于是有的批評家便以為《九歌》原是楚地的民歌，不是屈原所作的。有的批評家便以為《九歌》是古曲，王逸卻說：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章之曲。（《楚辭·九歌》）

這是說屈原作《九歌》，乃為楚地祀神之用的。我覺得民間的抒情詩歌都是很短的，稍長的民歌便詞意卑俗，無文學上的價值，看小書攤上所有的“小曲”即可知；其文辭秀美，情緒高潔者，大都為詩人之創(chuàng)作，或詩人的改作，而流傳于民間，為他們所傳誦者。（如廣東的《粵謳》，據(jù)說都是一位太守作的。）以此例彼，那么，如《九歌》之詞高文雅，似必非楚地的民眾所自作，而必為一個詩人為他們寫作出來的，或所改作出來的了。所以王逸的話較別的批評家更為可信。至于作者是屈原或是別的無名詩人，則我們現(xiàn)在已無從知道。

宋玉

宋玉是次于屈原的一位楚國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在《楚辭》中只有兩篇，一為《九辯》，一為《招魂》。其他，見于《文選》中者，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4篇；見于《古文苑》者，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6篇，合之共12篇，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之《宋玉賦》16篇，數(shù)目不合；如以《九辯》作為9篇計算，則共為20篇，又較《漢志》多出4篇。大約《漢志》所著錄之本久已亡失。有許多人以為宋玉是屈原的弟子，這是附會的話?！妒酚洝で瓊鳌氛f：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后楚日以削，數(shù)十年竟為秦所滅。

可見，宋玉未必能及見屈原，大約宋玉的生年，總在于公元前290年前后（屈原自沉的前后），約卒于公元222年以前（即楚亡以前）。至于他的生平，則《史記》并未提起。除了在他的賦里看出些許外，他處別無更詳細的記載。大約他于年輕時曾在楚襄王那里（約當襄王末年），做過不甚重要的官，其地位至多如東方朔、司馬相如、枚皋之在漢武帝時。其后便被免職，窮困以死。死時的年齡必不甚老。

在宋玉的賦中，《笛賦》顯然是后人依托的，因為其中乃有“宋意將送荊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句。其他《風賦》《高唐賦》《神女賦》《大言賦》《小言賦》《登徒子好色賦》《諷賦》《釣賦》《舞賦》9篇，亦似為后人所記述而非宋玉所自作。因為這9篇中都稱“宋玉”，稱“楚襄王”或“襄王”，與《卜居》《漁父》之稱“屈原既放”一樣，顯然可以看出是后人記述的，正與后人記述管仲的事為《管子》一書而稱為“管仲”所自著者同例。但這幾篇賦，雖未必出于宋玉之手，其辭意卻很有趣味，很有價值，顯出作者的異常的機警與修辭的技巧，使我們很高興讀它們，與漢人諸賦之務為夸誕、堆飾無數(shù)之浮辭、讀之令人厭倦者，其藝術(shù)之高下真是相差甚遠。如：

楚襄王既登陽云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則大小備。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座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云夢之田?！本安钤唬骸拜d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踴，凌云縱身。經(jīng)由針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碧评赵唬骸拌仫w糠以為輿，剖粃糟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盼，附蠛蠓而邀游。準寧隱微以原存亡而不憂?！庇衷唬骸梆^于蠅須，宴于毫端，烹虱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余而不殫。”宋玉曰：“無內(nèi)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于太虛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纖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嘆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以云夢之田。（《小言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于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蓖踉唬骸盃钊绾我玻俊庇裨唬骸懊?，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tài)，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并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褂裳。秾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云翔。嫷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diào)心腸……”（《神女賦》）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愿王勿與出入后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辭，所學于師也。至于好色，臣無有也?！蓖踉唬骸白硬缓蒙?，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庇裨唬骸疤煜轮讶?，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登徒子好色賦》）

《諷賦》與《登徒子好色賦》其辭意俱極相似，大約本是一賦，其后演變而為二的；或宋玉原有這一段事，因為記述這段事者有兩個人，故所記各有詳略及互異處。

在宋玉的所有作品中，可稱為他自己所著的，只有《楚辭》里的兩篇：《招魂》與《九辯》。但《招魂》一篇，尚有人把它歸之于屈原的著作表里面。不過他們卻沒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說出來。所以我們與其剝奪宋玉的《招魂》的著作權(quán)而并歸之于屈原，毋寧相信它們是宋玉所作的。且在文辭與情思二方面，這一篇東西也都與屈原的別的作品不同。最可以使我們看出宋玉的特有的情調(diào)的是《九辯》 ：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悢兮去故而就新?？矎[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九辯》第一節(jié)）

景差

《楚辭》中尚有一篇《大招》，王逸以為是屈原或景差作；朱熹則逕斷為景差作。景差與宋玉同時，《史記·屈原傳》里曾提起他的名字，宋玉的《大言賦》與《小言賦》里也有他的名字。大約他與宋玉一樣，也是楚王的一位不甚重要的侍臣。其他事實則我們毫無所知。他的著作，除了這篇疑似的《大招》以外，別無他篇?！稘h書·藝文志》著錄的，只有《唐勒賦》4篇，并無景差的賦。所以這篇《大招》究竟是不是他作的，我們實無從斷定。不過《大招》即使不是景差作的，也不能便說是屈原作的，因為《大招》的辭意與《招魂》極相似，而屈原的情調(diào)，卻不是如此。

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干，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ㄖ袛⑺姆郊吧舷轮豢删优c反歸故居之樂）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陙須w兮，反故居些。（《招魂》）

魂魄歸徠，無遠遙只?；旰鯕w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中敘四方之不可居與反歸故居之樂）昭質(zhì)既設(shè)，大侯張只。執(zhí)弓挾矢，揖辭讓只?；旰鯊茪w，尚三王只。（《大招》）

這兩篇的結(jié)構(gòu)是完全相同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僅修辭方面相歧異而已。我們雖不敢斷定地說，這兩篇本是由一篇東西轉(zhuǎn)變出來的，但至少我們可以說，《招魂》與《大招》的文意與結(jié)構(gòu)必當時有一種規(guī)定，如現(xiàn)在喪事或道觀拜天時所用的榜文、奏文一樣，因為這兩篇是兩個詩人作的，所以文意結(jié)構(gòu)俱同而修辭不同?；蛘哌@兩篇文字當中，有一篇是原作，有一篇是后人所擬作的也說不定。

《楚辭》與《詩經(jīng)》不同，它是詩人的創(chuàng)作，是詩人的理想的產(chǎn)品，是詩人自訴他的幽懷與愁郁，是欲超出于現(xiàn)實社會的混濁之流的作品，而不是民間的歌謠與征夫或憂時者及關(guān)心當時政治與社會的擾亂者的嘆聲與憤歌，所以我們在它里面，不能得到如在《詩經(jīng)》里所得到的同樣的歷史上的許多材料。但它在文學上的影響已足使它占于中國文學史里的一個最高的地位；同時，它的本身，在世界的不朽的文學寶庫中也能占到一個永恒不朽的最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