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陸德禮逃出山西

采訪手記

受訪者：陸瑛惠，即貝絲（Beth Leach），陸德禮（Albert French Lut-ley）的女兒。

馬俊之，原四川醫(yī)學院院長、黨委書記。

十六毫米的小電影機在嗒嗒嗒地轉動，八十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之春，展現在屏幕上。一望無際的油菜花，林盤環(huán)繞的農家院，溪流縱橫的田野，遠處的一脈青山。然后是長長的索橋，奔騰的岷江，都江堰的魚嘴，一年一度的清明放水節(jié)即將開幕……

這是極其珍貴的都江堰放水節(jié)影像資料，由華西協合大學教授陸德禮拍攝。陸德禮一生酷愛攝影，拍攝了大量的華西壩和川西風情照片，收藏了大量具有文物價值的民間工藝品。他的女兒貝絲，從箱底把珍藏了半個世紀的老照片和工藝品拿出來，贈給了大邑新場鎮(zhèn)的“百年影像館”和華西公共衛(wèi)生學院的CS（加拿大學校）展覽館，讓所有的參觀者贊嘆不已！

陸德禮的六個子女均出生在中國，貝絲從小在華西壩的加拿大學校讀書。如今，CS大樓已是華西的第七教學樓。八十四歲的貝絲指著三樓東北角的一間房子，對中國朋友們說：“七十多年前，我就住在那一間房子里，我是最小的女生?！?/p>

可以想象，七十多年前，貝絲還是一位金發(fā)碧眼的小姑娘，她和室友們像一窩喜鵲，整天嘰嘰喳喳，好玩得不得了。宿舍那扇窗，面對著華西壩最大的一廣場，推窗就可以看到精力無窮的男孩子們在踢足球，或許有挑逗的口哨聲飄來，貝絲矜持地一笑，把窗子砰一聲關上了。

七十多年過去了，人去樓空，窗戶緊閉著，像在堅守著什么秘密。

2016年10月中旬，由“加拿大老照片項目組”主辦的《加拿大人在中國》老照片展即將開幕，我隨項目組來到多倫多，與貝絲約定，跟她擺華西壩的“老龍門陣”。

很巧的是，華西協合大學經1952年的院系調整，更名為四川醫(yī)學院，長期在四川醫(yī)學院擔任領導工作的馬俊之院長來自山西，曾就讀于山西汾陽銘義中學，那是一所基督教公理會創(chuàng)辦的“洋學堂”。

在這里，歷史埋下了一個重要的伏筆。1985年，由馬俊之主持撰寫校史之時，對于如何描述有教會背景的華西協合大學，開始有了客觀、公正的評價。

今年九十七歲的馬俊之，頭發(fā)濃密，面色紅潤，思路清晰，記性極好，說話中氣十足、擲地有聲。

再說10月14日那天下午，四川師范大學多倫多校友會會長杜天梅特地買了一束深紅色的康乃馨，并約上著名學者桑宜川博士陪同我去拜訪貝絲。

貝絲打開房門，迎接我們。

她翻開幾大本相冊，還拿出一本破損嚴重的《圣經》，開始了漫長的回憶。

一、一本《圣經》見證愛情

縱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p>

假如我有千條生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牧師的這兩句名言，早已傳遍歐美。此刻，這位大名鼎鼎的中國內地會的創(chuàng)始人正在講話。那富有磁性的聲音，在教堂的穹頂回響。十字架上的耶穌超越了痛苦，慈愛地俯視著善男信女們。戴德生銀色的胡須蓬松散開，他揮動著手臂，讓所有人的心潮隨之澎湃：“中華歸主！中華歸主！想一想，在地球那一邊有一個貧窮、落后、崇拜偶像的國家，有四萬萬人口，每一個月就有一百萬人死于各種疾病、饑餓。他們是多么可憐，短促而痛苦的一生沒有接觸到福音，沒有領受到主的恩光。我們的宣教士去得太少，只能在中國沿海的城市建立為數不多的教堂，而幅員遼闊的中國，特別是中國內地，是多么需要牧師去傳播福音。去一百位都太少太少，去一千位也不多。到中國去吧！這是主的旨意，這是神圣的使命，這是上帝在召喚！”

所有的燭光，都激動得閃閃爍爍；所有的聽眾，都聽見了自己的心在怦怦跳。聽眾中，有一位叫貝茜的姑娘，攥得很緊的雙手已沁出汗水，仿佛隨時準備舉手宣誓。

會后，貝茜迫不及待地來到內地會的倫敦辦公室，表示愿意到中國去傳播福音。辦公室人員告訴她：未婚的女子，必須經父母同意才有可能被派往中國。他們反問貝茜：“你的父母同意你去嗎？”

貝茜臉紅了，搖了搖頭，感到深深的失望。

當她拖著沉重的腳離開辦公室時，有人請她等一等。她還以為奇跡發(fā)生了，破涕為笑。原來，他們告訴貝茜可以動員其他人去中國，這樣做同樣是為“中華歸主”做貢獻。

于是，貝茜以她特有的熱情鼓動了三個年輕人到中國去，其中一位就是艾爾伯特（Albert Lutley），一個看上去有些瘦弱、略顯病態(tài)的小伙子。

艾爾伯特從小孱弱多病，耽誤了學業(yè)。長大成人后憑著勤奮與智慧成功地經營著自己的公司。平時，他也參加一些教會活動。當他被貝茜的激情點燃后，就到內地會去報名，要求去中國。很不湊巧的是面對辦事員，他咳嗽不止，幾乎答不上話。辦事員見他病懨懨的樣子，便講了一番去中國傳教非常艱苦的話，婉拒了他的要求。

功夫不負有心人，艾爾伯特終于見到了戴德生牧師。戴德生首先被這位年輕人的執(zhí)著感動了。想到自己也是從小體弱多病，這么多年不也挺過來了嗎？一個人，哪怕你身體強壯，也有可能遇事就后退。內心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戴德生覺得艾爾伯特就是那種內心強大的人，便說道：“也許中國北方干冷的氣候對你的健康有益。”就這樣，艾爾伯特成為內地會派往中國的一百名宣教士之一，他的目的地是山西省。

貝茜衷心地向他祝賀，眼神里卻有難以掩飾的傷感。

在受訓準備出發(fā)的日子，貝茜美麗優(yōu)雅的形象讓艾爾伯特難以忘懷，他已經深深愛上了這個比自己大四歲的女神。但是，現實又是如此的無情：按內地會規(guī)定，學習漢語有嚴格的年齡紅線，超過紅線就不可能讓你學習。眼看著貝茜接近那條紅線，而貝茜的父母仍然反對女兒去中國。就這樣，因主的召喚而結識相戀的一對，又因主的召喚而不得不揮手別離！

這不是一般的別離，一萬多公里的大海高山層層阻攔，從此海角天涯，天各一方。艾爾伯特沒有考慮過自己會從中國回來。

一邊是主的托付，一邊是無望的婚姻。艾爾伯特深知：不論什么原因，即便是婚姻，也不能放棄主的托付。他的生命早已奉獻于神圣的祭壇，絕不能收回。

1887年11月，英國德文，秋風凜冽，吹不動厚重的云團。分手的時刻，艾爾伯特贈送給貝茜一本《圣經》。那最后一揮手表明：對上帝的忠誠已遠遠地超越了人世間的兒女情長。

等待，是一條看不到盡頭的隧洞；等待，是一支流不完熱淚的蠟燭；等待，讓他們感覺到與上帝特別親近；等待，讓相隔萬里的戀人做著相同的美夢。捧讀《圣經》，貝茜更懂得了艾爾伯特。熬煉人的日子成為甘美的日子。

終于，相會的時候到了，貝茜得到了父母的許可，雖然她已過了內地會限定年齡的紅線，但還是被接納成為宣教士派往中國。1893年10月13日，她登上了從利物浦開往上海的輪船。這時，她與艾爾伯特已經分離了六年。

行程萬里，風云莫測。印度洋上，巨浪借著暴風雨無數次要掀翻輪船。暈船的貝茜簡直要把五臟六腑都吐出來了。天旋地轉中的她就像被扔在地獄門口，奄奄一息。

這樣的航行持續(xù)了近一個半月，途經布林迪西、塞得港、亞丁灣、檳城、新加坡、香港，直到11月25日才抵達上海。

貝茜一下船就換上了中國婦女的服裝，在差會的簡陋木屋中，開始學習中文和嘗試著在婦女中做福音工作。按差會規(guī)定，她必須在差會工作兩年才能結婚。他們分別在不同的省份，無法見面，全靠一封封書信相互慰藉。

直到1896年1月，得到差會的許可，貝茜啟程去天津完婚。此時，貝茜與艾爾伯特已經分別八年多了！而艾爾伯特早已有了個中文名字：陸義全。

見面后，他們又去了一趟山西，因為那里的大主教突然病逝，處理完繁多的事務后，陸義全被委以重任。

直到3月，他們才回到天津，李滋牧師為他們主持了沒有鼓樂、沒有酒席、沒有禮服、沒有很多賓客親朋的婚禮。兩人穿戴的是典型的中式服裝。大家跪地禱告，為遠方的親人禱告，同時為苦等八年多終成眷屬的一對新人禱告。

婚后第五天，他們就趕往山西，那里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二、陸德禮，在逃生路上

看，就是這一本《圣經》！

貝絲將爺爺和奶奶一百二十九年前的愛情信物捧在手上。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本改換了幾次封面，留下被水浸泡、被火燒過的痕跡，空白處有貝茜一行行字跡的《圣經》。它見證了主人的堅貞，見證了一段驚心動魄的家族史。

1900年，農歷庚子年。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義和團運動在山東、河北、北京和山西，形成了燎原之勢。

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砍了譚嗣同等六君子的頭，也難解慈禧太后心頭之恨。她深知，洋人是支持光緒皇帝的。她的位置不穩(wěn)也是洋人在搗鬼。只有把中國土地上的洋人斬盡殺絕，方能解除心腹大患。據不完全統(tǒng)計，有兩百多名西方傳教士及其子女、兩萬多名中國教徒和平民百姓被殺。

貝茜關于“義和團”的記載從1900年5月持續(xù)到1900年7月15日。她寫道：

那是1900年5月，我們第一次聽說“義和團”。那時，他們已經來到了洪洞縣。一天晚上八點左右，傳教士埃爾德·范來告訴我“義和團”已經在城里訓練了，他們就要來屠殺洋人了。

陸義全夫婦從洪洞逃往平遙的威爾遜醫(yī)生處。后來平遙也很危險了。陸義全雖然身染疾病，貝茜也只能半夜抱起熟睡的孩子，隨手抓起幾件重要物品隨夫逃生。

7月15日，四輛大篷車向南疾行，土路上黃塵飛揚。

陸義全夫婦一行十四人，包括兩個女兒，四名冒著生命危險護送他們逃離的中國基督徒，從平遙逃往武漢。從平遙到漢口，他們一路逃離，貝茜根本睡不了一個囫圇覺，衣服也沒有換過，更不要說洗澡了。

黃土高原的夏天，白晃晃的烈日炙烤著大地。厚厚的簾布圍著的車棚，是個令人窒息的狹小空間，每個人都汗流浹背，呼吸急促。沒有食物，缺少飲水，長途跋涉，整日顛簸。不幾天，高燒、痢疾便糾纏著每一個人。最讓陸義全夫婦揪心的是兩歲半的大女兒瑪莉，嘴唇干裂，高燒不止，連吞咽一口水的氣力都快沒有了。

8月3日晚上，他們已逃到河南，鄭州城在望，瑪莉卻停止了呼吸。淡淡的月光照著她蒼白的小臉蛋，大概是為了不讓父母過度悲傷，小姑娘的面容非常安詳平和。按教會的規(guī)定，出逃的成人死于路上，要就地掩埋。對于孩子，也只能按此規(guī)定執(zhí)行。大家一齊動手，在城墻外的荒坡上，挖坑將瑪莉和她的衣物一同掩埋，還用樹枝做了個小小的十字架，插在墳頭。

8月20日清晨，一直高燒、僅有十八個月大的小女兒安迪絲也停止了呼吸。教友一直抱著她漸漸冰涼的身體，不敢聲張。貝茜不停地祈禱，任淚水嘩嘩地往下流。在這條逃難的路上，只能馬不停蹄地往前趕，離武漢近一點，大家的安全感就增添一分。更為重要的是，不能讓趕車的師傅知道車上有個死去的娃娃，他會以“大不吉利”為由，將所有的人都甩在危機四伏的路上。

在不到二十天里，兩個可愛的女兒相繼離開了深深愛著她們的爸爸和媽媽。這是讓人撕心裂肺的人間悲劇，卻不能哭出聲來。當時，貝茜已有六個月的身孕，為了那尚未出生的孩子，她必須強忍悲痛！她想起了母親。離別時，母親教她背誦的那幾段《圣經》，像神丹妙藥一樣讓她保持了鎮(zhèn)靜。同工和貝茜輪換著抱著身體越來越僵直的小安迪絲。兩天后，大篷車一直搖晃到河南與湖北交界的邊境，才有機會把小安迪絲掩埋在一座山坡上。

8月28日，陸義全一行終于到達武漢。

四名護送陸義全一行的中國基督徒，表現出無比的智勇與忠誠。他們想方設法弄吃的給大家充饑，還陪著十幾名洋人坐了幾天牢；他們忍受著同胞的嘲弄與譏諷，將回到山西的家里。他們還有家嗎？他們的家早已被搶光燒光了，家人已被打得遍體鱗傷甚至殘疾。同族的人都罵他們?yōu)椤岸碜印?，視他們?yōu)椤爱愵悺薄麄儠桨矄?？什么樣的命運在等著他們呢？

在武漢，陸義全聽到山西傳來的消息全是噩耗。在太原，那么多好友全家遇難；自己雖然失去了兩個可愛的女兒，卻還能幸存。還有躲藏在媽媽肚子里的孩子，經歷了從平遙到武漢四十三天的驚惶出逃。

1900年10月24日，在上海，貝茜生下了一個哭聲響亮的男孩，取名為波特。

波特，就是后來見證華西歷史、留下許多影像資料的陸德禮教授。

跟隨父母逃難回到英國的陸德禮（1901年）

三、回首太原血斑斑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zhàn)。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guī)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

于是，山西巡撫毓賢爭做表率，通知各地傳教士趕快到太原來集中，說這樣才能讓他們得到保護。誰知這是個大陷阱，傳教士們攜家?guī)Э?，全被關入了牢籠。在太原，巡撫衙門前的空地上，經常一次就屠殺幾十名甚至上百名基督徒。陸義全夫婦在太原的朋友紛紛遇難：

萊斯小姐被毆打至死；

休斯頓小姐慘遭毒打但一息尚存，卻被人趕著車從身上軋過，因頸項被車輪軋斷而死；

格魯爾先生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桑德爾斯先生失去了兩個孩子；

庫珀先生失去了心愛的妻子和兒子；

………

關于太原的屠殺，作家沈迦在《尋找·蘇威廉》一書中引用了中國籍浸禮會會員、親歷者惲程的口述，描述了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

第一個處死的是法爾定牧師，他跪在地上，只字未言。一瞬間，就死于劊子手刀下。

法爾定牧師一家是遇難人數最多的，除夫婦外，還有兒子葛愛、女兒羅思和伊麗莎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法爾定夫人緊緊握住的是六只小手。

基督徒遭斬首后，被拉上前的是天主教徒。須發(fā)斑白的主教先被斬首，隨后，神父和修女們也挨個遭處決。

被斬首的主教叫艾士奇。1860年來華傳教。1876年華北五省發(fā)生大饑荒，他與李提摩太一起，千方百計賑濟災民。

畢牧師在臨死那一刻仍在不斷為別人祈禱。魯教士視死如歸，鎮(zhèn)定自若。畢牧師夫人臨死時還牽著兒子的手，不過孩子也隨后被殺。剩下那位女士和兩個小女孩也被處決。

那天共有五十五名外國人被斬首。還有一些中國的教徒被殺。屠殺一直持續(xù)到傍晚，死難者的尸體被遺棄在原地。第二天尸體被移往南門外。

惲程說：“外國人臨死表現出的鎮(zhèn)定自若讓我們震驚，遇難者中除了兩三個小孩子，沒有一個人哭泣與吶喊?！?/p>

1900年6月，戴德生夫婦在瑞士休假。聽到這些消息，他們感到天崩地裂，完全驚呆了。

7月初，顧正道牧師在保定被殺；7月9日，四十七名宣教士在太原遇難。在一系列事件中喪生的宣教士（不包括沒有教會身份的洋人）共計一百八十九人。單內地會遇難者就有七十九人，其中成人五十八人，孩童二十一人。

1902年，義和團運動已被鎮(zhèn)壓，陸義全和其他七十幾位宣教士要再度回到中國。貝茜還能再回去嗎？她的身體衰弱，需要靜養(yǎng)；寡居的母親已年老體衰，需要照顧；更重要的是，她那剛剛兩歲的兒子波特，在中國那個貧窮的地方還能生存下去嗎？想到逃離山西所經歷的慘痛，想到長眠于荒山野嶺的兩個可愛的女兒，想到她們小小的僵直的身體，想到那血腥的殺戮場面——中國，意味著兩座孤獨的沒有標識的小墳丘，意味著可能存在的敵意與迫害。而自己——“我年紀已過四十，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波特是我們唯一的孩子了，絕不能再失去他，絕不能！”

戴德生的慰問信，讓貝茜想起這位令人敬仰的前輩所經歷的苦難——

戴德生是1854年經歷了一百五十六天漫長而痛苦的海上航程才踏上中國土地的。一到上海就遇上小刀會與清軍的激戰(zhàn)，若不是天降大雨，戰(zhàn)火已燒到他的窗前。他開始傳播福音時總是被人恥笑、辱罵，他睡過荒廟，宿過街頭，挨過毆打，遭過搶劫。他的妻子瑪麗和三個女兒均死于中國。雖然如此，內地會卻得到空前的發(fā)展。

經過了極其痛苦艱難的掙扎，貝茜終于伏在了主的面前：再一次把自己獻上。

1902年，貝茜與丈夫帶著兩歲的波特回到了山西平遙。

1903年10月，他們又舉家搬遷至洪洞，因為那里的工作站已經重建完畢，也就是在洪洞，有人從一廢墟中發(fā)現了貝茜的《圣經》。真是出人意料的、失而復得的無價之寶！

如今，在保存下來的頁面中，我們仍能看到關于貝茜生活的那個年代的一些印記?！妒ソ洝返钠ぬ滓呀洸皇窃b的了，可見它一定常常被貝茜翻看。

扉頁上，有陸義全二十二歲離開時寫的一段話：

貝茜·羅伯特，這是來自朋友的一份感激。因為在她的影響下，我決定投身于上帝的事業(yè)，去中國傳播上帝的福音……

貝茜還在那本《圣經》上，記下了瑪莉和安迪絲的靈魂飛向主身邊的時辰，也留下了淚水洇濕過的痕跡。

四、從山西，再到四川

義和團運動之后，戴德生堅持不要賠償，而且竭力與英國政府撇清干系。他深知，中國人總是把列強的政府行為與傳教士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就像把“熱狗”和“狗”混為一談?？隙ㄓ衅畚曛袊说膫鹘淌浚灿胁簧俜磳ο蛑袊斎滕f片、反對吸鴉片、反對炮艦政策、反對炫耀武力的傳教士，比如戴德生本人。而不少中國人卻將傳教士視為給炮艦裝飾橄欖枝的幫兇。最好的辦法是，讓事實證明一切。所以，傳教士們重返山西之后，除了整修被搗毀的教堂，第一件大事就是興辦教育。

李提摩太，是清政府為結束“庚子之亂”恭請出山的、最信得過的著名傳教士。他與戴德生有著同樣的觀點，就是傳教士生命可貴，非金錢可以賠償。他也明白，官府的巨額賠償一定會轉嫁到老百姓的頭上，而這會進一步增加仇恨。為此，他建議，“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學，以克服人們的無知和迷信——這種無知和迷信正是導致對外國人進行屠殺的主要原因”^[1]。

1902年，山西省第一所現代大學山西大學堂開學。庚子年之后，山西的一大變化就是“學校數量增多，并趨于完善，出現從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體系，還有專門和職業(yè)教育，教學內容上加強了科學知識的傳授”^[2]。

陸義全牧師又回到洪洞傳教。與此同時，何斯德在洪洞創(chuàng)辦了普潤中學，后來這所中學校改名為洪洞一中，是現在山西省的著名中學。

洪洞縣雖小，但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不可或缺、聲名顯赫的。

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災、旱災、蝗災、瘟疫不斷，使中原赤地千里，城邑多成荒墟。而山西相對安定，人口比河北河南的總數還多。據史書記載，明朝皇帝下詔，從洪武二年（1369）至永樂十五年（1417）約五十年間，組織了八次大規(guī)模移民，涉及十八個省四百多個縣市的八百多個姓氏。移民們在晉南洪洞縣一棵漢代大槐樹下集合，辦理手續(xù)領取盤纏，分赴各地。

此后六百多年，洪洞縣的大槐樹，便永遠聳立在民族的記憶里。

陸義全和何斯德，就在這棵大槐樹下，播下西方文化的種子，為山西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模范省”，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1925年初夏，陸德禮回來了。

二十五年前，他藏在媽媽的肚子里，驚險地逃出了洪洞縣。如今，他帶著新婚妻子，從新大陸回家來了。白發(fā)蒼蒼的陸義全夫婦聞聲出門，和兒子媳婦緊緊相擁。

1931年，陸德禮被派往成都新都的教堂擔任牧師。1937年又受聘于華西協合大學，教授英語。

酷愛攝影的陸德禮，留下了數千張珍貴照片。他懷著極大的熱情，用影像記錄下了20世紀30年代的都江堰放水盛典。

也許，陸德禮躲在媽媽肚子里逃出山西，是上帝賦予了他把山河美景、歷史畫卷真實記錄下來的特殊使命。

貝絲一直珍藏著父親的作品。在家中，她邊說邊笑，滿滿的都是對少女時代的美好回憶：

“在華西壩，我好快樂??！我喜歡游泳、爬樹、運動、旅行，還愛搞惡作??！我不會游泳，竟敢跳到錦江中去踩水，一直往河心走，江水涌過了腹部，腳下就發(fā)軟了，我趕緊后退，樂得伙伴們哈哈大笑。我和女孩子們爬樹，個個身手矯健，猴子一樣，唰唰唰，一下子就攀爬到高高的樹枝上，嚇得老師在下面直叫：‘小心！危險！’還有，鐘樓下面，荷花池旁，有一排竹籬笆，編得非常扎實，我們一群女孩子就爬上去，騎馬一樣騎著竹籬笆，有節(jié)奏地左晃右晃，開心極了！

“我們無憂無慮的生活，是被日寇的飛機毀掉的。聽到了尖厲的警報聲，媽媽帶著我們四個孩子，逃到郊外，回望成都，濃煙滾滾，火光沖天。我們?yōu)榘职痔嵝牡跄?，他還在市區(qū)內，不知道安不安全？我們不斷地為他祈禱。他曾經為一對新人主持婚禮，卻被警報聲中斷了三次。最后，婚禮辦得非常成功，一對新人都感動得掉淚了。

“每當我想起大轟炸，那些火光，那些倒在血泊中的無辜的生命，我就感到我跟華西壩、我跟中國土地、我跟中國人血脈相連。”

1989年，貝絲曾帶著兒子、孫子來成都，看她的出生地；2008年，她參加了老照片展覽；2013年，她參加了新場的“百年影像館”開幕盛典；2016年，她參加了華西加拿大學校在第七教學樓的展覽。華西壩的一草一木，都讓她懷念！

五、歷史“隨意”埋下伏筆

1911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之火燒到山西。閻錫山率領新軍千名，沖進巡撫衙門，殺了拒不投降的巡撫陸鐘琦。在一片混亂中，閻錫山被推舉為都督。此后三十八年，山西姓“閻”。外省人叫他“閻老西”，實際上是手握軍政大權的“山西王”。“閻老西”與云南的蔡鍔、四川的尹昌衡同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yè)生，見識過“東洋”，深知日本的“先進”都是從歐美師父那里學來的，其眼界不同于冥頑守舊的大清官員。“閻老西”治下的山西省，曾是中國的“模范省”。對興辦洋學堂，“閻老西”也是積極支持的。

1936年初秋，一個被父親親切地叫作“隨意”的女孩子，從山西孝義東鄉(xiāng)農村，考入了美國基督教會創(chuàng)辦的汾陽銘義中學。這在方圓數十里成了轟動一時的新聞。

銘義中學為“隨意”展開了一個全新的天地：有采光充足、窗明幾凈的大教室，有化學實驗室、物理實驗室、生物標本室，有圖書館、大操場、大禮堂，還有供暖氣的宿舍以及能吃白面的兩餐，加上衣著整潔、彬彬有禮的中外教師——對于從貧窮農村來的孩子，簡直可以說過上了天堂般的好日子。

第一天住進學校，“隨意”就失眠了。后來，她在八十歲寫的回憶錄《隨意》一書中詩意地寫道：

我看見窗外有月光，就爬上窗臺，坐在窗沿上，背靠著墻，雙手抱著膝蓋發(fā)呆。月光下，簇簇花木泛著幽幽的銀光，陣陣涼風襲來，風中飄著淡淡的花香，很是愜意。但我心里也有些緊張，一是黑暗中害怕有鬼爬上來，二是怕自己萬一睡著了會掉下去。我雖然才離家，但此刻真有“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的感覺……我就這樣胡思亂想著，徹夜未眠，一直在窗臺上坐到天亮。

接著，是快樂而嚴謹的學校生活。

她記得，初上英語課，大個子美國老師聽不懂地方話“二不愣”鬧出的笑話；她記得，參加童子軍，跋山涉水，學習做野炊、救護傷員的實用技術，在后來的革命征途中派上了用場；她還記得，第一次走進西醫(yī)產科醫(yī)院，看到外籍醫(yī)護人員一身雪白的衣服，有條不紊地為產婦和嬰兒服務。那些嬰兒，洗得干干凈凈，紅紅的臉蛋，頭戴白色軟帽，睡在白色的襁褓里，實在可愛極了……

銘義中學的學習，影響了“隨意”一生。她在回憶錄《隨意》中寫道：

來到汾陽銘義中學上學，是我第一次離開家開始自己的獨立生活，也是我第一次打開眼界，看到外面的世界。加之日后我在這所學校學到的知識和受到的良好教育與鍛煉，使我一生受益匪淺。

由于抗戰(zhàn)爆發(fā)，銘義和銘賢兩所名校合并，南遷至四川金堂。1938年，十七歲的“隨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從此投身革命?！半S意”，就是馬俊之。

經四十年風雨歷練，1978年，馬俊之被任命為四川醫(yī)學院院長。1985年，四川醫(yī)學院更名為華西醫(yī)科大學，恢復了“華西”的名號。各個高校都在做校史的編纂工作。擺在馬俊之面前的一個巨大難題是，如何書寫從1910年以來的這一部校史？

衛(wèi)生部部長錢信忠來了。他坦誠地與華西校史編寫組的老同志談自己的看法：我們過去所面對的英、法、美、日等各國政府，代表壟斷資本的利益，恃強凌弱，壓榨中國；而傳教士們帶著宗教情懷，來中國辦教育辦醫(yī)院，像北協和、南湘雅、東齊魯、西華西等，為中國帶來了現代醫(yī)學，為中國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我們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擺事實，寫史實，而不是從概念出發(fā)，為了證明概念而歪曲事實。歷史終究會露出真相。你們要學習太史公司馬遷寫《史記》，客觀、公允、秉筆直書，寫出來的校史，要經得起檢驗。

馬俊之對于錢部長的談話心領神會。她組織了編寫組，特別邀請了精通英語的謝桐教授，查閱了大量資料、檔案，反復核對，力求準確。1990年，一部較為客觀、公正的《華西醫(yī)科大學校史》，終于完成了。

比如，有關大學的籌建，固然有加拿大、美國、英國教會協同辦學的積極性，更是中國歷史潮流推動的結果?！度A西醫(yī)科大學校史》寫道：

當時的中國，一方面深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一方面維新變法失敗后又興起了革命?！皬U科舉，興學?！笔巧鐣洕巫兏锏谋厝灰蟆髮W的籌建，曾得到中國政府和地方當局的許可和支持。

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但從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變革的需要出發(fā)，又歡迎外國學者來華辦學介紹科學技術，這正是華西協合大學能夠創(chuàng)辦的一些重要歷史因素。

這樣寫，就把中國社會發(fā)展需要辦大學，歷屆政府與地方官員支持辦大學，五個差會有辦學積極性客觀、準確地陳述清楚了。

一直以來，人們都誤以為對于“教會辦的大學”教會有無邊的權力。其實，早在1926年，在“收回教育權”的愛國熱潮中，五個差會就開始讓步，從教育大綱到管理層面，均開始中國化。

“中國化”有三條硬指標：一是中國人當校長，校名冠以“私立”；二是按教育部頒發(fā)的大綱行課；三是信不信教由學生自愿選擇。1933年9月23日，四川省教育廳轉來中華民國教育部“準予立案”的消息，華西協合大學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成為教育部管轄的私立大學，而以中國人為主的校務委員會握有實權。

這部《華西醫(yī)科大學校史》，對畢啟（Joseph Beech）、蘇道璞（Clifford M.Stubbs）、啟爾德、林則等建校的重要人物都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歷史，就這樣“隨意”埋下伏筆。

【注釋】

[1] 參見沈迦著《一條開往中國的船》（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2] 參見沈迦著《一條開往中國的船》（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