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民初（19世紀末期—1910年代中期）——租界城市上海的誕生與“帝都”東京的體驗

1．從上?？h到租界城市、高杉晉作眼中的上海

●上?？h的歷史

上海的近代，是作為19世紀中葉由英國、美國、法國等建設起來的租界城市而開啟的。自那時起，上海既成了從市場、工商業(yè)、出版、教育，到戀愛、家庭等方面接納歐美資本主義諸種制度的歐化窗口，同時也成了中國建構其民族國家的中心城市。

公元前3世紀末，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時，天下被歸置為郡和縣上下兩級的行政區(qū)劃，由皇帝直接支配，郡縣制初步成形。漢武帝時雖曾設州以監(jiān)察諸郡，但至6世紀的隋代，州郡整合而被改成州縣兩級的行政區(qū)劃，至此，州縣制才得以確立。

以行政機構為州縣中心的州府、縣衙所在的都市城郭，即是州城、縣城。州、縣的數(shù)量在明代各有約200和1400個，到中華民國時期，州雖被廢止，縣卻保留了下來，現(xiàn)存的縣及縣級行政區(qū)域約有2000個。州府、縣城“以作為都市的政治特性為第一要義”（愛宕元，1991），而處于州縣這種政治化都市群落頂點的，則是皇帝所在的國都。

作為與中國東南沿海展開貿易的基地的上海，出現(xiàn)于唐代，元代初年的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獨立為縣，明代時為防止倭寇的入侵而構筑起城墻和壕溝，作為縣城的格局也趨于完備。現(xiàn)在位于南市區(qū)被稱為中華路和人民路的環(huán)形路，即是在1912年拆去城墻以后修造起來的。進入清代以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在設立寧波的浙海關等三所海關的同時，上海也設置了江海關，隨著在國內交通運輸方面地位的提升，上海成了江南的中心商業(yè)城市之一。

●鴉片戰(zhàn)爭與上海開埠

鴉片戰(zhàn)爭（1840年）后締結《南京條約》（1842年）的結果，清王朝將香港島割讓給了英國，上海與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一起被確定為開埠港口。即令是在沿海的這五個港口中，上海也由于地處中國關鍵交通地段長江入海口的咽喉位置上，背靠三角洲沖擊地帶遼闊富庶生產力發(fā)達的江南，加之水陸交錯連接的中小型城市群及稠密的居住人口，僅僅數(shù)十年里，就從中國的中心城市迅速成長為世界化的大都會。1846年以降，英、美、法三國開始陸續(xù)在上海建立租界，1863年，英美兩國的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通譯公共租界），到1914年為止，租界面積已擴張至32平方公里。

在歷經甲午戰(zhàn)爭（1894年）后日本的入侵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崛起之后，上海成長為東亞首要的國際性都市，人口也從1930年的314萬（其中歐美人3萬，日本人2萬），增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550萬（其中租界人口250萬，與之面積大體相當?shù)臇|京杉并區(qū)2011年的現(xiàn)有人口約為53萬）。順帶說明的是，租界初建之后（1852年）上?？h的總人口是54萬，20世紀之初的舊城人口只有20萬。

中國稱設置在海港的稅關為海關。清王朝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解除海禁，并設立了廣州等海關，負責管理中國人的沿海貿易及外國人的朝貢貿易，關稅征收由被稱為“公行”的官方特許的貿易商負責承擔。鴉片戰(zhàn)爭以后，開放的五個港口分別設立了洋海關，太平天國起事后，英、美、法三國在上海海關成立了關稅管理委員會，根據(jù)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洋海關開始由外國人負責管理。此種由駐京外國總稅務司和各海關外國稅務司負責管理的海關稅收制度一直延續(xù)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作為公共租界行政部門的上海市董事會（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及其執(zhí)行機構工部局設置于1854年。公共租界的重大決策事務由高額納稅人組成的納稅人大會決定，董事會的董事由高額納稅人選舉產生。可以說，上海就是個大商人支配下的都會小國。工部局沿襲的是傳自隋代的“工部”（專司營繕、土木工事的機構）之名，最初主要負責道路等土木建筑之類的事務，但不久即發(fā)展成了擁有市政總務局、財政局、警察局等完備機構的最大的市政機關。法國租界還于1862年設立了公共董事會，發(fā)揮的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職能。

●闊步新興上海的年輕武士

運河洋涇浜（今延安東路）順著沿黃浦江向南北延伸的英法租界的分界線流淌。從1862年的6月到7月間，這里每天都會出現(xiàn)一位綰發(fā)系刀氣宇軒昂的年輕日本武士。他就是在洋涇浜的旅店宏記洋行寄宿的高杉晉作（1839—1867）。晉作是擁有200石俸祿的大家族長州藩士高杉家的獨生子，五年前進入其修習的藩校明倫館時，拜入吉田松陰主持的松下村塾門下而嶄露頭角，松陰曾以“識見氣度為常人所不及，必成人所擁戴的高士之輩”相嘉許。20歲入江戶昌平坂學問所游學，返回長州后入軍艦訓練所，隨即于次年被提拔為繼任藩主毛利元德的侍從。

這位長州藩的青年才俊是最早造訪上海的日本人之一，他接受藩命登上了幕府為貿易和收集情報而派出的千歲丸號。千歲丸號在長崎搜羅了干鮑魚、紅鰭之類的商品，于5月27日朝上海駛去，五天后終于跨過東海的波濤抵達了長江河口。晉作在日記中興奮地記下了6月2日隨河道蒸汽船的牽引進入黃浦江西岸上海港時的印象：

此“支那”第一繁盛津港，歐羅波諸邦商船軍艦數(shù)千艘碇泊，檣花林森，欲埋津口。陸上則諸邦商館粉壁千尺，殆如城閣，其廣大嚴烈，不可以筆紙盡也。

“檣花林森”描畫了帆桅林立的景況，“諸邦商館粉壁千尺”則是說歐美諸國所建辦公大廈的白色粉墻綿延無盡。初瞥外域，始步洋街，晉作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

歐美的勢力最初在上海所建設的是海運行業(yè)，主要從本國及其所屬殖民地運進鴉片，并向中國各地運送工業(yè)制品。晉作目睹的歐洲各國的商船會館，均為將鴉片販至長江上游的中國內陸，又從江南一帶購回茶葉絹絲而聚集上海的。那時運送茶葉的快艇稱作“tea-clipper”，上海至倫敦最快只需九十多天。

1858年，美國迫使清政府將橫貫中國中部的大動脈長江默認為海運，三年后在上海至武漢之間開辟了一千公里的航道，海運行業(yè)后來在上海得以迅猛地發(fā)展。與之相伴隨的是造船業(yè)的興起及后續(xù)的銀行的進駐，等等。19世紀60年代，是依賴外國資本的上海近代產業(yè)的誕生期。工業(yè)也緊隨其后得到了持續(xù)的發(fā)展。從中法戰(zhàn)爭（1884—1885）到甲午戰(zhàn)爭（1894年）的十年間，上海新增了以紡織、繅絲等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各種近代企業(yè)六十多種。此外，1888年，由三井物產經營的機械棉紡廠等業(yè)已建成，日本企業(yè)開始進駐上海。商業(yè)的發(fā)達也令人瞠目，1908年，上海全市已經擁有了7381戶各式商鋪。

●民族資本的急起直追

近代工商業(yè)在上海的誕生與迅猛發(fā)展刺激了中國的民族工業(yè)。清政府大員李鴻章規(guī)劃設立近代化的兵工廠，1862年，以上海洋炮局的創(chuàng)立為先導的江南制造局（1865年設立）及其附屬的火藥、鋼鐵、水雷工廠等陸續(xù)開工，到1890年，該局已成為清政府最大的軍需生產基地。

1885年以后，民族資本在造船行業(yè)也得以立足，具有相對規(guī)模的海運公司“大達水運公司”于1904年成立，到1911年，民族資本在上海設立的海運公司已達十多家，且已擁有了517艘船舶。而中國人自行經營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也于1897年開業(yè)了。

2．報刊業(yè)的出現(xiàn)與近代學校體制

●訪問傳教士慕維廉

高杉晉作滯留上海的兩個月間行色匆匆，一面結交歐美和中國的各界人士，一面購進書籍、報刊、地圖及手槍（pistol）等，他甚至造訪了英軍的炮臺參觀了新式的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大炮。7月16日，晉作從租界的寄住地出發(fā)，朝著上?？h城西門外的舊街市走去。

這一天，晉作拜訪的對象是活躍在上海舊縣城里的基督教傳教士慕維廉（Muirhead，慕維廉為其中文名，1822—1900）。慕維廉是1847年從倫敦教會派往上海的英國教會的傳教士，在上海持續(xù)傳教已有半個多世紀了。晉作在長崎候船待航時開始刻苦學習英語，還曾寫下“從是學西方字初，誓心讀漢禁和書”的詩句。不過，在慕維廉的教會買的不是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而是該社出版的漢語報紙《上海新報》。此報創(chuàng)刊于一年前，是1860年代常見的最宜閱讀的漢語報刊。在長州期盼晉作歸來勤王的志士們，不必借助漢語辭典的指引也能流利地閱讀，無異于本土出版。

●報刊業(yè)的誕生

靠著外國資本和民族資本，在近代產業(yè)迅速成長的同時，報刊出版業(yè)開始崛起。契機則是出于隨外國資本一起流入上海的基督教傳教士的編輯活動，譬如與慕維廉一同來到上海的傳教士亞歷山大·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即于1857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最早的中文月刊《六合叢談》?！读蠀舱劇泛汀吨型怆s志》（1862年創(chuàng)刊）等對于中國境況、國際形勢，及化學、工學等自然科學，包括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之類給予了介紹。這些雜志由王韜（1828—1897）等中國的知識分子執(zhí)筆協(xié)助，江戶幕府還以古漢語原文加以標點翻印出版的方式將這些雜志輸入到了日本。

1872年，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等創(chuàng)辦了最早的中文報社申報館，接著，由于不滿申報館評論的不公之辭，容閎（1828—1912）于1874年利用民族資本創(chuàng)辦了《匯報》。《申報》發(fā)行量在創(chuàng)刊之初有600份，到1919年已達3萬份。1909年，《申報》由席裕福并購開始歸中國人經營。

1870年代，石版畫（lithograph，18世紀末由德國人發(fā)明并在19世紀將版狀大理石廣泛應用于繪畫的復制和石刻的印刷技術）以“石印”之名登陸上海，申報館附送的新聞畫報《點石齋畫報》于1884年正式創(chuàng)刊。

中國江南地區(qū)的書籍印制業(yè)一直是以蘇州為中心的，但在太平天國時期，大量書商轉移到了上海，出版業(yè)的中心也因此移到上海，1880年代，上海的書店多達五六十間。加之石刻印刷所的增加，上海一躍成了中國印刷業(yè)的主要基地。而隨著紙張需求壓力的日漸倍增，造紙工廠也趨于勃興，倫章造紙局等在1891年開工生產。

作為近代都市的上海的成熟促進了報刊出版業(yè)的誕生，而租界都市的報刊所承擔的則是對于中國革新的言說。

●洋學堂的出現(xiàn)

外國資本進駐上海之際，負責翻譯協(xié)作事務的中國人被稱為買辦。早期的買辦多數(shù)都是廣東人，鴉片戰(zhàn)爭后上海一成立租界，他們就跟著外國商人從廣州來到了上海。1685年，清政府準許海外貿易，在廣州設置了粵海關，由于貿易商組成的所謂“工行”組織壟斷了外國貿易，買辦傳統(tǒng)在廣州得以培植。開埠之初，買辦的另一個來源是舊式商人，其中以經營絹絲茶葉的商人為主。

1860年代以后，買辦的數(shù)量隨產業(yè)化一同擴大，出身江西、浙江兩省本地的人成為主流。與此同時，買辦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教會學校的畢業(yè)生及去過歐美的留學生也加入了買辦的行列。這些買辦中間，有蓄積巨額資本者投資清政府的官營企業(yè)而部分擁有早期官僚資本的人，更有投資民族資本企業(yè)轉而成為民族資本家的人。培養(yǎng)這類新興買辦的則是被稱作洋學堂的由外國人經營的西式學校。

洋學堂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以教會主持的小學為中心的第一個時期（1839—1873）和大量創(chuàng)辦教會中學的第二個時期（1874—1900）。第一個時期的學生主要是貧窮的中國信徒的子弟及孤兒，出于傳教的目的，在免除學費之外，還給予他們膳宿費用的補貼。第二個時期，中學招收學生的對象已轉變?yōu)樾屡d買辦及資本家的子弟，且收取高額的學費。殖民者在華企業(yè)的日趨增加需要大量的專業(yè)職員，再加上洋務派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也需要必備的人才，培養(yǎng)高級技術官僚（technocrat）的格致書院和圣約翰書院（Saint John's College，1905年正式更名為圣約翰大學）之類的教會大學也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

在第二個時期，中國的開明紳士和上層資產階級的一些人也伺機創(chuàng)辦了新式學校。1878年，張煥綸創(chuàng)設正蒙書院，開設的科目有國文、地理、經史、時務、物理、數(shù)學和詩歌等，1882年更名為梅溪學堂之時又增設了英語科和法語科，同時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1896年，李鴻章幕下的官僚資本家盛宣懷創(chuàng)辦了名為南洋公學的大學，三年后（燮昌）火柴廠的資本家葉澄衷創(chuàng)立了澄衷學堂。隨著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上海的資產階級開設新式學堂的勁頭越發(fā)地日趨高漲。

●上海的歐化與近代文學

中國現(xiàn)代的歷史學家對租界都市上海的歷史有過如下的概括：

帝國主義通過暴力和強權在上海設立租界，并在租界內創(chuàng)辦近代企業(yè)，開辟遠洋和內河航運，建立文化教育機構，進行市政建設，這一切都是為了侵略的需要……但在這一過程中確實也發(fā)生了另外一些變化：就在這同一塊土地上，產生了應用西方先進技術進行生產的中國民族工業(yè)，出現(xiàn)了中國人自己辦的新式的學校和新聞出版事業(yè)，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新型的知識分子。

歐美殖民主義勢力在上海的近代化工商業(yè)及文化系統(tǒng)方面的建設，中國人并不只是羨慕。中國方面也會敏銳地應對，將歐美勢力攜帶過來的現(xiàn)代生產方式轉化吸收變成自己的東西，以此向歐化的道路邁進，并且向歐美勢力發(fā)起挑戰(zhàn)。有了這樣的基礎，現(xiàn)代文學在上海才開始有了萌芽。

3．從洋務運動到變法運動、夏目漱石所看到的上海

●從洋務運動到變法運動

鴉片戰(zhàn)爭和太平天國的蜂起（1851—1864）為清王朝帶來了危機。彼時所崇尚的是馮桂芬（1809—1874）等人的中體西用論，即所謂以中國傳統(tǒng)學術為體（根本）而以西洋現(xiàn)代學術為用（應用）的思想。大官僚李鴻章等人據(jù)此組建了西式海軍，開始扶植以軍備為先導的各種近代產業(yè)，現(xiàn)代化的學校制度得以完備。但隨著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的相繼敗北，南洋和北洋海軍慘遭重創(chuàng)，借洋務運動重整朝綱已屬無望。

危難之時登場的是變法運動。相當于馮桂芬孫子輩的年輕的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人，借鑒彼得大帝（Peter I，1672—1725）的俄羅斯現(xiàn)代化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的模式，提出大清王朝也需引進西歐的社會體制施行君主立憲制。他們在漢儒顯學公羊學派和今文經學的基礎上融入了西歐的現(xiàn)代思想，特別是進化論和佛教思想，據(jù)此建構起了所謂大同論的政治理念。

1895年，康有為入京會試，召集起從全國各地聚結到北京參加科舉會試的考生（舉人）1200多名，兩度聯(lián)名上書，闡發(fā)拒絕與日本議和并實施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所謂公車是指會試的考生而言）。1897年，第五次的上書為光緒皇帝所認可，翌年即戊戌年開始策劃以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為先導，并著手籌備設立培養(yǎng)新式人才的京師大學堂及派遣留學生等的重大制度改革。但以西太后（光緒為其侄甥）為中心的保守派發(fā)動了政變（coup d'état）（戊戌政變），新政百余日即告失敗，光緒皇帝被囚禁，直至1911年去世，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亡命日本。

●革命派的登場

保守派緊接著就遭遇了義和團事件。與義和團聯(lián)手向列強宣戰(zhàn)吃了敗仗（1900年），西太后這才沿襲變法派的方案開始施行新政。這個時期，接續(xù)變法派登場的，是旨在推翻大清王朝以建立共和的民族國家的更加激進的革命派。清王朝的崩潰已是旦夕之事了。

在動蕩的清末，留學英國的夏目漱石（1867—1916）所搭乘的德國的普魯士號（Preussen）于1900年9月13日?？吭诹松虾８邸Ｊ谌沼浿杏浵铝藦膮卿量谕飧蹞Q乘小船登陸上海時的印象：“蒸汽小輪逆濁流兩小時抵滬，滿目皆中國車夫。家屋宏壯，橫濱比之一抔耳……所見南京鎮(zhèn)（疑為南京路之誤）之繁華，甚為稀有?！?/p>

漱石到了倫敦還在惦記著中國的前途，1901年4月，他在給好友正岡子規(guī)寄發(fā)的所謂“倫敦消息”的留學報告中寫道：“余依通例瀏覽《旗幟》（Standard）報……概自中國事件處讀起。”“中國受天子蒙塵之辱，確乎?！眱戎蟹磸吞岬搅恕爸袊薄哪且院?，密切關注起伏跌宕的中國近代史還成了漱石創(chuàng)作中最為重大的主題。

變法運動的突出之處，大抵就在以組織政黨為目的的辦報活動積極利用了上海近代媒介這一點上。譬如，梁啟超于1896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創(chuàng)辦的《時務報》旬刊每期都有20頁，登載各式評論、國內外消息及國外新聞的譯件，到因戊戌政變?？癁橹箍辛?9期，創(chuàng)刊時的發(fā)行量有4000份，一年后即達17000份，創(chuàng)造了國內報刊發(fā)行量的最高紀錄而被稱為“雜志之王”。

4．“新小說”的出現(xiàn)與日本留學熱

●“覺世之文”的啟蒙話語

?；逝傻哪贻p領袖梁啟超經戊戌政變后，于1898年亡命日本期間也并未蟄伏，在橫濱創(chuàng)辦了《清議報》旬刊，1902年更名為《新民叢報》，宣傳君主立憲，對帝國主義時代中國的危機發(fā)出了警示。年僅17歲即闖過重重科舉難關中了舉人，且能親臨京試會考的梁啟超，是一位有著豐厚古典素養(yǎng)的典型的士大夫。但因為投身變法運動，他的文體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

當代中國學者夏曉虹認為，相對于古典的“傳世之文”而言，梁啟超選擇了“覺世之文”。所謂“覺世之文”，即是指“流暢銳達、條理明晰，標準的”文章。在“近代報刊業(yè)興起”的背景下，“載于報刊功效最著”。換言之，就是立足于市場規(guī)律的現(xiàn)代市民社會的語言。在已經邁步走向現(xiàn)代化即歐化道路的梁啟超那里，就集中體現(xiàn)在“如何把國家觀念灌輸?shù)街袊说念^腦中”的啟蒙話語上（夏曉虹，1991）。

●明治日本的政治小說

重視啟蒙效用的梁啟超所面對的，是急速走向歐化的明治時代的日本及其報刊出版界。日本在1880年代，隨自由民權運動的高漲一同出現(xiàn)的，是政治小說的繁榮，在梁啟超眼里，兩者的關系無疑是最好的摹本。他自己不僅在1898—1899年翻譯了《佳人奇遇》（東海散人作，1885—1897年刊行）、《經國美談》（矢野龍溪作，1883—1884年刊行）等以倡導政治小說，其后還親自著手創(chuàng)作。梁氏于1902年在橫濱創(chuàng)辦了中國最早的文學雜志《新小說》，并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題為《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的文章，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與此同時，他還開始連載其創(chuàng)作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順帶說明的是，他所辦雜志的命名直接移用了日本在1889年和1896年兩次創(chuàng)刊的同名雜志的名稱，他的小說的題名也是《新日本》和《二十三年未來記》等明治政治小說書名的合稱。

在中國，“小說”這個詞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其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世紀左右編訂的《莊子·外物篇》。但長期以來，小說一直被視為閑暇讀物，正統(tǒng)的文章則是指詩、文（文言、雅語）。而到了清末，人們開始從改良和革命這種社會政治的功用的角度來評價小說，甚至到了像梁啟超這類一流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執(zhí)筆翻譯和創(chuàng)作小說的地步?！缎旅駞矆蟆返陌l(fā)行量直追《時務報》號稱達到了14000份，《新小說》的發(fā)行量恐怕也接近于這個數(shù)值?？梢韵胍?，與日本和南洋的華僑一同購讀的還有以上海為首的天津、漢口、香港等中國各地的租界城市及殖民地城市的有產階層。

●小說雜志的創(chuàng)刊熱

橫濱《新小說》的出現(xiàn)也引發(fā)了中國本土空前的小說熱潮。從1902年到1917年的15年間，僅以《繡像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等直接以“小說”名目（title）創(chuàng)刊的雜志即有27種之多。其中，除了6種在橫濱、香港、廣州和漢口發(fā)行外，其他21種都在上海發(fā)行。小說熱潮中，不只有《新中國未來記》那樣的政治小說出現(xiàn)在雜志報紙上，報人李伯元的《官場現(xiàn)形記》、《文明小史》，同為報人的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實業(yè)家劉鶚的《老殘游記》，翻譯家曾樸的《孽?；ā返缺环Q為“譴責小說”的社會小說、暴露小說也很有影響。上述除《文明小史》外的四種小說一般統(tǒng)稱“清末四大小說”。這類小說還有單行本出版，備受歡迎的《孽?；ā肪驮侔?～7次印數(shù)達2萬冊。要說起來，在日本，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從1905年到1907年分上、中、下三部出版單行本時，其初版印數(shù)也不過1000～1500冊。

●上海的歇洛克·福爾摩斯

歐美及日本小說的翻譯也盛行起來，從莎士比亞、狄更斯到德富蘆花均有引介。林紓就是將通曉外語的助手的口述翻譯為漢語古文而成了著名的翻譯家的，代表作有小仲馬（Alexandre Dumasfils，1824—1895）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等。偵探小說的翻譯也很流行，1894年在倫敦刊行的道爾（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回憶》，兩年后即被《時務報》譯載，中國接受福爾摩斯比日本要早七年。作為現(xiàn)代化的都市，那時的上海比東京、大阪成熟得要早得多。魯迅在南京游學及東京留學期間也非常愛讀福爾摩斯。

據(jù)樽本照雄的研究，清末從1840年到1911年在雜志上刊載及單行本發(fā)行的小說，相對于1237部創(chuàng)作而言，翻譯作品即有1135部。而且僅在1901年到1911年發(fā)行的單行本中，翻譯就占了64％。此種偏重翻譯的勢頭在民國初年（1912—1920）更是急起直追，占到了77％（樽本，1992）。

毋庸置疑，在近代出版業(yè)勃興的背景下，清末小說不僅在出版形式、發(fā)行數(shù)量、作者及作品的社會地位上與傳統(tǒng)白話小說有明顯的不同，兩者在表達上也存在巨大的斷裂。當代中國學者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一書中認為，從戊戌政變到1920年代，小說的敘事模式或者說語言風格在敘事時間、敘事角度和敘事結構三個層面上實現(xiàn)了重大的轉換。據(jù)此而論，傳統(tǒng)小說的敘事時間是依自然時間的流動而順延敘述的，敘事角度為全知全能的視角，敘事結構以情節(jié)為中心來加以構建。相對來說，20世紀之初的20年間，在西方小說的影響之下，順敘之中已加入了倒敘（時間順序的顛倒）、插敘（不同時空的交錯）等多重敘事方式，全知視角中也增加了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限制敘事及純客觀敘事等多種敘事角度，以情節(jié)為中心的趨向也加入了以人物性格為核心和以環(huán)境背景為主等的因素而形成了多元形態(tài)的敘事結構。唯有像清末小說這樣的變化才可稱得是言論史上的天翻地覆般的變革的開端。

●日本留學熱

近代中國的海外留學始于1847年容閎等人的留美。根據(jù)從耶魯大學畢業(yè)回國的容閎的建議，清政府在1872年到1876年間派遣了120名留美幼童，同時還向歐洲派遣了學習陸軍海軍的留學生。但在1880年代，所有的一切全都被停了下來，之后的近20年，派遣留學的事務再未得到重視。

為培養(yǎng)現(xiàn)代化的人才而重新提倡海外留學已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的事了，而且優(yōu)先派遣地也從歐美轉向了日本。其主要倡導者是變法派和張之洞等洋務派官僚，1896年有13名官費留學生被送出。在歷經戊戌政變的政治倒退以后，自1901年以降，清政府比之以往更加積極地開始推行留學日本的政策。留日學生在1902年有400～500人，1904年有1300多人，日俄戰(zhàn)爭及中國廢除科舉（1905年）之后則猛增到8000人。雖然在辛亥革命之際留學生人數(shù)銳減至1400名，但此后每年都在2000～3000人的層次上浮動。即使在九一八事變（1931年）及上海事變（1932年）后再次減少到1400人，卻仍在1935年（昭和十年）迎來了8000人的第二次高峰。

●嘉納治五郎的弘文學院

清政府派遣留學生之時，其教育主要依賴于日本政府。在日本，嘉納治五郎（1860—1938）擔任高等師范學校校長期間，即曾借用民宅開辦塾學，教授日語及數(shù)學、理科、體操等科目。不久，隨著留學生的急增，該塾學于1902年發(fā)展成為中國留學生的專門預備學?！昂胛膶W院”。同年留學的魯迅即在弘文學院學習過兩年。法政大學的速成班及早稻田大學的清國留學生部等都培養(yǎng)過大量的人才，下田歌子（1854—1936）也曾以開辦女子留學生教育的實習女校而聞名。

上海是清末日本留學運動的“最大集散地”，嚴安生曾評價說，為了留學，“來自內地的農村秀才們”“拼命地擠進上?！?，雖然被上海的外國人旺盛的活動能量所壓制，但在“各種政治言論及政治活動集散地”的上海，他們也變身為改良派或革命派。從逼迫而來的歐美及日本等現(xiàn)代國家那里貪婪地攫取現(xiàn)代化的產業(yè)制度和精神氣質，這就是中國的歐化——所謂日本留學運動，即是中國本土的士大夫階層走上了自上海開埠以來中國的買辦勢力所開辟的現(xiàn)代化之路。上海不單是留學日本的出發(fā)港，更是留學制度的起源地。

嚴安生還考察了士大夫階層熱心留學的根由，“末世封建社會的沒落，或者說滑坡”引發(fā)了“天下國家亡國滅種的極度危機感和關乎多數(shù)出身封建舊式家庭的留學生們之生存根基的大問題”。這就是清末社會及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所造成的士大夫階層的所謂身份認同的危機吧？

●年輕“帝都”生發(fā)出來的文學新體制

橫濱至新橋間由鐵路連接起來是明治維新不久后的1872年的事情，1889年新橋至神戶間的600公里鐵路開通。以往徒步從東京到大阪需要兩周的時間，開通鐵路以后預計到達的時間縮短到了22個小時。魯迅抵達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鐵路運營的總里程已達到約8000公里。同年中國的鐵路運營總里程還不過 4530公里，到1910年才達到了8000公里的水平。也是在1903年，已由鐵路與日本全國連接起來了的東京市內開始運營電車了。

1872年，全國各縣府所在地之間是靠郵政線路來維系的，伴隨著鐵路網的發(fā)展，郵政運輸實現(xiàn)了高速化。1873年，東京至長崎的電信線路開通以后，上海和長崎間也有了海底電纜的連接，東京與倫敦間也有了直接的電信往來。1890年，東京和橫濱市內以及兩市之間開始有了電話交換業(yè)務。作為歐洲產業(yè)革命最后成果的通訊革新，卻成了日本產業(yè)革命開始的先導。

1909年，東京的《報知》和《萬朝報》兩種報紙一天的發(fā)行量就分別達到了30萬份和20份，全國小學的入學率已達98％。隨媒體和教育制度的發(fā)展一同興起的新的讀者群促進了書籍店面代銷業(yè)務的完備，全國規(guī)模的讀書市場業(yè)已形成。明治時期的日本，基于交通、電信、教育制度及鉛字媒體的革命性發(fā)展，時間和空間上已明顯趨于一體化的信息在短時間內即可往復于全國的讀書市場。而在另一邊的中國，據(jù)1914年的調查，北京的報紙發(fā)行量僅有數(shù)千，即使上海的《新聞報》也不過2萬，其入學率在1919年更是低迷到了11％。

20世紀初期的日本，依靠著交通及電信的革命性進步，時空明顯被同一化，信息轉瞬即可傳遍全國。而且信息的傳播與接受也依托教育制度及鉛字媒體的急速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一派繁榮的盛況。處在新興“帝國”中心位置上的東京因此成了年輕的“帝都”。

●職業(yè)作家的誕生

根據(jù)永嶺嶺重敏的研究，全國范圍內擁有“新的閱讀觀念”和“新的讀書習慣”的讀者群的出現(xiàn)，以及自明治二十年（1887年）前后逐步完備起來的全國性書籍代購點及郵政制度的發(fā)達，促成了全國規(guī)模的讀書市場的形成。順應市場而出版新作的作者和出版商，與已經不再“無條件地尊崇著作”而是“根據(jù)自己的喜好選擇出版物以消費”的讀者一起，共同組成了顯示為“作家—出版者—讀者”關系的讀書市場。

此等鉛字媒體的活躍景況，在甲午戰(zhàn)爭（1894年）后的東京，激發(fā)了那種“在戶籍調查的職業(yè)欄被稱為‘著作人’、‘小說家’”的職業(yè)作家的誕生?！斑@里的作家是以‘社會的新興分子’而被認可的”。1907年，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英國文學的夏目漱石毅然辭去教授職位進入朝日新聞社選擇了職業(yè)作家的道路即可視為一個標志性的事件。而像魯迅在1927年辭去了教育部高官及大學教授的職位成為職業(yè)作家那樣，新文學的作家成為獨立的職業(yè)，在中國已是1920年代末期的事情了。

魯迅的散文作品《范愛農》（1926）中有個記載，敘述人“我”作為學長去橫濱迎接新來的留學生們，乘火車時這些新生不停地讓座，結果開車的當口一齊跌倒，“我”搖頭以示輕蔑，帶他們到了新橋，后來因這個小插曲感到深深的自責。這件事情顯示了已迅速步入現(xiàn)代化的日本明治時期中國留學生的先行者與后來者之間微妙而又難以逾越的思想鴻溝。

5．革命派的抬頭與留學生魯迅的內心審視

●革命派的雜志

在迎來了大量留學生的東京，最初?；逝捎兄鴺O大的影響力，但不久革命派開始抬頭，于1905年創(chuàng)刊了機關雜志《民報》，翌年，革命派的國粹主義理論家章炳麟流亡成了該雜志的主筆，革命派的勢力最終壓倒了保皇派。除了這樣的機關雜志以外，各省同鄉(xiāng)刊行的《江蘇》、《浙江潮》等綜合性雜志，也開始登載翻譯和小說等。譬如魯迅就曾懷抱建立民族國家和強盛祖國的熱望而執(zhí)筆放言，他將明治時代翻譯的古希臘故事改寫成了小說《斯巴達之魂》（1903），并翻譯了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1903）等。

有時候，對于新小說而言，演說會顯示出很大的功能。夏曉虹曾指出，以演說來構建小說的結構是出于日本政治小說的影響，特別是在明治時期的政治小說中，“演說進入小說，造成政治小說特有的慷慨悲壯風格”。明治時期，“民權派中人大多抱有志士意識，以先知先覺者自視，啟迪蒙昧眾生。和內心深處的優(yōu)越感一同產生的，還有不被理解的苦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泄苦悶的對象很容易選中歌妓”。《新中國未來記》中也明顯透露出“志士美人”奇遇的影子（夏曉虹，1996）。

●魯迅的浪漫派文學論

的確，對于士大夫留學生而言，身份認同的危機和疏離大眾的孤寂已逐步轉向了對內心的審視，魯迅的《摩羅詩力說》（1907）所展示的即是如此。該文以日本及歐美的文藝評論為底本，用散文的方式描畫出了從拜倫到俄羅斯及東歐等歐洲浪漫派詩人的譜系。文章認為，在以孔子以降的儒教意識形態(tài)為先導的中國，詩不過是討得專制君主歡心的工具，而近代歐洲追求自由呼吁反抗的浪漫派詩人競相出現(xiàn)，正預示著民族國家建設運動的肇端。

魯迅在文章的末尾，將詩人喻為“執(zhí)兵流血，轉輾于眾之目前，使抱戰(zhàn)栗與愉快而觀其鏖撲”的角斗士，使人聯(lián)想起波蘭的諾貝爾獎得主顯克微支（H．Sienkiewiza，1846—1916）的代表作《你往何處去》（1896）中所描繪的那個感人肺腑的場景。在這部講述羅馬在尼祿（Nero）皇帝時代發(fā)生的迫害基督教徒之事的歷史小說中，醉心于面包和馬戲的羅馬市民興奮地圍坐在競技場參觀虐殺基督教徒，自愿獻身的勇士維尼茨尤斯徒手扳倒了牛角間橫縛著莉吉亞公主的蠻牛，羅馬市民盛贊其勇并迫使尼祿將公主賞賜給了勇士，暴君甚至還救了兩人的命。這部作品在日本明治時代也頗為流行，特別是競技場的這一段曾被報紙雜志反復譯介。

勇士為公主拼死搏斗而讓愚昧的民眾受到感動進而激起他們挺身反抗專制暴君的故事，確實與魯迅對浪漫派詩人及中國的想象恰相疊合。這算得是明治政治小說的通俗版。不過，魯迅對角斗士的補充結論卻是：“雖有而眾不之視，或且進而殺之……（精神界之戰(zhàn)士）非彼不生，即生而賊于眾，居其一或兼其二，則中國遂以蕭條?！睂χ袊c近代歐洲之間差距的認識和魯迅自身的認同危機合成出一個“寂寞中國”的影像，這種“寂寞”已經轉化成為魯迅自身的內在心境。

●蘇曼殊的幻想小說

最早以小說展示這種精神境況的還有蘇曼殊（1884—1918），蘇曼殊為廣東商人與日本女子結合所生，1898年來到日本，在橫濱的大同學校及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學習，曾與章炳麟結為忘年之交。他還參與過魯迅嘗試創(chuàng)刊卻終至失敗的文藝雜志《新生》的刊行，其后所譯《拜倫詩選》（1908）曾在日本刊行。

《斷鴻零雁記》是辛亥革命次年即1912年在上海報紙上連載的文言小說。主人公三郎在父親離世后因不能與未婚妻雪梅結合而出家，加之對物欲橫流的中國的嫌惡而踏上了遠渡日本尋找生母逗子的旅程。那個世界里，母親和姨媽等一干女性對三郎傾注了毫無保留的愛憐，聰明美麗的表姐靜子也向他表示了?？菔癄€的戀情，但在中國即已出家的三郎無法接受這份愛情，他只能以回歸中國來逃避。卻未曾料想，在故土迎接三郎的只是未婚妻和乳母的相繼離世。為脫離此岸俗世的孤獨而邁向圣潔的愛的世界，卻又因為愛無法安住在圣界，回歸世俗后一切都已消逝，此即所謂深陷孤寂的幻想式小說。

小說中三郎所寫的書信里有所謂“遭世有難言之恫”的言語，其無疑是在描述蘇曼殊自身宿命式的孤獨。實際上，1900年蘇曼殊在為《拜倫詩選》所作的譯者序言里，即曾以民族主義的筆觸反復表達著亡國滅種所帶來的“痛楚”。歷經辛亥革命之后的清末小說，已經從政治性的啟蒙宣傳，漸次向揭示個人內心世界的文學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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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杉晉作原題：“長崎客舍，入西學之日，有此作?！比姙椋骸皬氖菍W西方字初，誓心讀漢禁和書，忘了先后畫吾作，將致上知與下知。”
2. 劉惠吾編著：《上海近代史（上）·前言》，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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