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時期的羅馬，已經(jīng)有了一個人人都鐘情于文學與哲學的社團。這個社團的成員聰慧而有教養(yǎng)，當然，更具體說來，他們鐘情的是修辭和語法，而這時候，馬可還是一個學生。在這個社團里，人們對聚會問學的事情（The art of the conférencier）十分認真，就像在今天的巴黎大家對聚眾問學的事情很認真一樣。比如，聽說過M.讓·里歇班（M．Jean Richepin）的人就能理解，為何在安東尼努斯·庇烏斯（Antoninus Pius）治下，那些有文學品味的人會對具有這兩方面特點的一切話題都滿懷熱情：一是，這種話題給人們以展開想象、展示風趣妙語或博學才智的空間，二是，大家圍繞這種話題所展開的論述，在藝術手法上都配有“緒論”和“結語”、“高潮”和“語詞的愉快轉換”這類設計，其間有完整優(yōu)雅的句子，也有各種竅門和明喻展示。有時候，相聚問學的人們（the conférencier）說拉丁語，而有時候則說希臘語。文人雅士們（Men of letters）全身心投入這門藝術，他們前往帝國的各大城市，從安條克（Antioch）和以弗所（Ephesus），到雅典、亞歷山大里亞和羅馬，更遠則到達里昂。他們在這些地方開壇講學。在他們當中，多才多藝的薩莫薩塔的琉善（Lucian of Samosata）技藝遠勝他人。薩莫薩塔城位于幼發(fā)拉底河畔。至少在我們看來，琉善好像就是這么優(yōu)秀。他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他的文學功底十分扎實。另外，他可能還過于苛責過那些只滿足同時代人口味的有才之士。琉善打算舉行一場討論會，會議的主題就是《誹謗》（Slander）和《待雇的伙伴》（Companions for Hire），用來贊揚《蠅》（The Fly），并替《僭主》（The Tyrant）辯護，或者就某位狂熱的哲學家抑或大眾所歡迎的江湖術士，發(fā)表一番不失幽默感的諷刺話語，其間夾帶著真理、夸張、不實的陳述和想象的花式，還夾帶著一些故事，這些故事和那位喜好吹噓的敏豪森男爵（Baron Munchausen）的故事很相配。除了這些，里邊還夾帶著一種情感，這種情感旨在把生動的混合性內容展示成真實的敘事。人們可能也相信《格列弗游記》（Gulliver’s travels）。琉善是個敘利亞人，又或者是個希臘人。他隨時準備取笑整個世界。在人們眼里，他就沒個正行。而像波樂蒙（Polemon）或埃利烏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這些人，則可能因為缺乏琉善那樣的風趣妙語和生動文風，顯得相當?shù)貒烂C。在羅馬，充當征服者的民族的傳統(tǒng)尊嚴依然在保持著。

在被吸引到羅馬來的聰穎文士中，有一個名叫里昂的法沃里努斯（Favorinus of Lyons）的人。他可能在青年時期就已是馬可所熟悉的文士中的一員了。法沃里努斯既是哲學家，也是學者，他熟讀希臘語，同時對拉丁文學也非常了解。他很雄辯，訓練有素，能夠變換警句，有著驚人的記憶力。此外，他還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伙伴。在他另外撰寫的那些書中，有一本是關于懷疑哲學的，不過，他也并非不重視那些不那么嚴肅的問題。按照當時的流行做法，他喜歡先提出一個悖論（a paradox）供人考慮，例如先提出一個贊揚忒耳西忒斯（Thersites）的論據(jù)，或者提出一個關于瘴癘熱（a quartan fever）的觀點。

當他把客人們邀到家中一起用餐時，他的一個習慣性做法就是：讓某個奴隸大聲朗讀一位拉丁或希臘作家的作品，從朗讀的內容中，選取一個話題供大家交談討論。這個話題有可能是蘇格拉底（Socrates），有可能是維吉爾（Virgil）、盧克萊修（Lucretius）、品達（Pindar）或歐里庇德斯（Euripides）的一行詩句，有可能是出自某個抒情詩人的一個詩節(jié)（段）（a stanza），有可能是歷史上的某個時刻（some point of history），也有可能是一個倫理問題（a question of ethics），比如撒路斯特關于“貪婪”的公開譴責。在其他時候，他會和志趣相投的朋友如學者阿波利納里斯·蘇爾皮奇烏斯（Apollinaris Sulpicius）、著名律師塞克斯圖斯·凱奇利烏斯（Sextus Caecilius）以及其他人一道，在圖拉真廣場上相會，在浴室里碰頭，又或在某個公共圖書館里見面，還有可能在等待皇帝出現(xiàn)時于帝國宮廷的前庭里晤面，為的是討論修辭學上的問題。如果天氣寒冷，他們這群朋友就會來來回回漫步于某些高墻建筑的向陽邊上。如果是夏季，他們則會走出市鎮(zhèn)，前往某個朋友的莊園別墅里相晤。他們去過的莊園別墅都依水傍海，要么在阿爾西烏姆（Alsium），要么在奧斯提亞（Ostia），要么在安提烏姆（Antium，今安齊奧港［Porto d’Anzio］）。在年輕輩文士當中，有一個叫奧魯斯·格里烏斯（Aulus Gellius）的人。他很欽佩法沃里努斯，對他心懷敬意，這不由讓人想起博斯維爾（Boswell），而正是這位博斯維爾，在自己的筆記本里記下了他那位名人朋友的種種奇聞軼事，讓人覺得他是個有見識的人，同時也讓人看到，人們所說的這個文學俱樂部也并非完全索然無味，脫離現(xiàn)實生活，成了一個純講修辭的地方。曾有一位年輕的道學先生加入他們的隊伍，發(fā)表了一番嘩眾取寵、場面盛大的陳詞濫調。在把它們寫進書本時，他對自己的這一行為做了一番辯護，而在辯護時，他心中裝著的是對古代、古代正義、古代節(jié)制和自我控制品格的深深敬意。法沃里努斯說：“那好，就按照古代的方式來塑造你的行為吧，不過，你得說你自己這代人的語言。”他對羅馬人的奢侈宴請、金銀臥榻、紫色長袍和精美菜肴，都表現(xiàn)出一種很嚴厲的態(tài)度：“如果奢侈排場還這樣講究下去，那么到最后將什么也不會剩下；我們只要請人把自己從吃吃喝喝的麻煩事中解救出來就可以了?！彼菒郾瓤颂┑碌淖x者，而且非常欣賞“承受并克制”（Bear and forbear）這一著名警句。然而，人們往往把交談討論引向了細枝末節(jié)的表述問題或有關文學批評的其他點上?！澳阋窃诎乩瓐D那里改一個字，”他說，“你就會破壞他的語言的優(yōu)雅；你要是在萊西阿斯（Lysias）那里換一個詞，你就會傷了他要表達的涵義。”因為普勞圖斯（Plautus）的喜劇《束縛》（Nervolaria）中的一行句子，他感到快慰，這行句子描述了鎮(zhèn)上的幾個婦女，是這樣的：她們是一群“拙劣、無所顧忌、難纏、骯臟、丑陋、步履蹣跚、可鄙的妓女”（“scrattae，scrupipedae，strittivilae，sordidae，hideous，hobbling，hangdog harlots”）。他斷言，通過這行句子，你可以知曉普勞圖斯已經(jīng)寫了這部戲劇。有一次，當討論進行到一句熟悉的諺語——“娶一個太丑或太美的女人都是危險的”（it is dangerous to marry a woman too ugly or too beautiful）時，法沃里努斯論道，這兩個極端彼此相距甚遠，中間也許會有一個折中的選擇。有人援引恩紐斯（Ennius）作為權威，說道：用“中間的”（stata，［middling］）一詞來描述那個居中的位置很恰當。不過，法沃里努斯給出的建議則是另一個詞——“如妻般的”（uxoria，［wifely］）。

然而，這個團體中最為杰出的成員是馬可·康內留·弗朗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城市北非的錫爾塔（Cirta，in northern Africa）前往羅馬尋求好運，并取得了罕見的成功。他在律師行業(yè)度過了自己輝煌的職業(yè)生涯，并經(jīng)常當著元老院成員的面為一些非常重要的案子做辯護。作為一名演說家，他出名了。他被人們視為文學世界里的頭把交椅、風格大師和令人欽佩的文論家。和同時代人一樣，他沉浸于那種悖論式主題的撰文風尚，并寫出了《論睡眠》（On Sleep）、《論煙》（On Smoke）、《論塵》（On Dust）和其他一些類似主題的文字。他是法沃里努斯的密友，而且好像已成為那個知識人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他說起話來用語純正，信息廣泛而且精確，很是出名。有一天，法沃里努斯在弗朗托的家中向人引介年輕的奧魯斯·格里烏斯。他們像平素見面一樣，接下來便討論起語言問題來。法沃里努斯說道，在希臘語當中，用來表示顏色深淺的詞要比拉丁語中的多。這時，代表拉丁語一方的弗朗托接過話頭道：“我們不否認，在表達上希臘語要比我們自己的語言更加多變而且豐富，要知道，對于希臘語，你可是獻上了棕櫚獎章的；不過，就你提到的那些顏色而言，比如紅色，我們的語言的貧乏程度并不像你假設的那樣，因為就像你提到的那兩個詞——‘微紅’（rufus）和‘深紅’（ruber），都不是拉丁語中唯一用來表示紅顏色的詞；在此之外，我們還有其他詞，其數(shù)量要比你從希臘語中援引的還要多。‘深黃’（Fulvus）、‘金黃’（flavus）、‘紅’（rubidus）、‘猩紅’（phoeniceus）、‘黃紅’（rutilus）、‘橙紅’（luteus）和‘栗褐’（spadix）這些詞，都是用來描述紅顏色的，就好像用火來提升它的光輝，用綠將之加以調和，用黑使之色澤變暗，用白讓它更加明亮一樣”。他還援引了恩紐斯、巴庫維烏斯（Pacuvius）和維吉爾的作品，用以作為他的論據(jù)。當他講完的時候，法沃里努斯用南方人的坦率和禮貌，對他的成熟智識和精彩語言表示贊許：“要不是你，我親愛的弗朗托，就不會有人懷疑‘希臘語遠勝于我們自己的語言’這一說法了；多虧了你的工作，就像荷馬的詩里所表達的：

你勝利了，否則勝利仍然懸而未決?！?/p>

又一天，來的客人中有一人大聲朗讀羅馬史學家克勞迪烏斯·夸德里加里烏斯（Claudius Quadrigarius）的一段話：“在大家散后，梅特路斯（Metellus）在攘攘大眾的陪伴下（cum multis mortalibus，［in the company of many mortals］），來到了卡皮托利山（the Capitol）；從這里到他家，一路上都有全城民眾相伴?！庇腥苏f，用前面的這個表述“在攘攘大眾的陪伴下”（cum multis mortalibus）而非用“在許多人的陪伴下”（cum multis hominibus）來描寫一段歷史，顯得有些荒謬而且死板，它保留了太多的詩歌成分。弗朗托轉向發(fā)言人：“像你這樣在其他事物上講求精致品位的人，會覺得‘在攘攘大眾的陪伴下’（cum multis mortalibus）這一表述荒謬而死板嗎？難道你是在假設，風格非常純凈而且用語通俗的夸德里加里烏斯不想說‘攘攘大眾’（mortalibus），而是想說‘許多人’（hominibus）？在我看來，如今‘攘攘大眾’（mortales）一詞在描繪整個城市的人們匯聚一處的情形時，要遠比‘人’（homines）來得寬泛而且富有綜合意蘊。除非我對這位作者的喜歡和敬重、大家對古代語言的喜歡和敬重讓我做出了可能盲目的判斷，要不然，我是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的。也許，‘許多人’（multi homines）這一表述所表示的人的數(shù)量比較適中，不過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也即在我無法對之做出準確解釋的意義上，‘攘攘大眾’（multi mortales）這一表述所指涉的對象不僅涵蓋了城中人的各種類型和階層，而且還涵蓋了他們的各個年齡段和不同性別。當夸德里加里烏斯想描述（正如實際情形那樣）大批人群混合一處的情形時，他是在說‘梅特路斯在攘攘大眾的陪伴下，來到了卡皮托利山?！诿枋鲞@一事件時做了很多強調，其強調要比他在用‘在許多人的陪伴下’（cum multis hominibus）這一表述時多得多?！比w人都佩服弗朗托為這位作者所做的辯護，而奧魯斯·格里烏斯則記下了“他在語詞間所做的精確而又微妙的區(qū)分”。

又有一天，一群身份地位、財富或學問都很出眾的人在弗朗托家中相聚。弗朗托躺在一張希臘式長榻上，他把患有痛風的腿向外伸出，正考慮著各項新浴室建設的方案。他從中挑出一項，問大家如果執(zhí)行這項方案的話，要花多少錢。建筑師回答：要花300000賽斯特斯（sesterces）（15000美元）。某位懂得建筑門道的人提議：“你可以再加50000賽斯特斯，或者大致這個數(shù)目?！比巳褐杏幸晃徽Z法學家按捺住對建筑師的挖苦，對“大致”一說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他認為，像這樣一個粗糙用語，只有機械工才說得出來。然而，弗朗托卻表示支持，他援引恩紐斯的一段話，需知在這段話里就有“大致”一語。如此一來，討論也就繼續(xù)進行了。當尤里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堅持認為“arena”（sand，“沙”）而非“arenae”（sands，“沙灘”）才是正確的表述時，他的看法正確嗎？“pumiliones”（侏儒）或“nani”（侏儒）是“侏儒”一詞的更好的拉丁語對應詞嗎？至少，這就是奧魯斯·格里烏斯感興趣的問題。也正是這些問題，最終出現(xiàn)在了他的筆記本里。

這些人都是學者，或者，他們至少都具有學者的品位。他們享受到了最好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這種教育在一個對博雅之學（liberal studies）感興趣的時代，是不可或缺的。提供博雅教育的地方首先在于行省級大學（the provincial university），比如在迦太基，然后才是在雅典或羅馬。他們熟悉人們在哲學、修辭、歷史、文學和語文學方面展開的“最杰出的思考和寫作”。然而，他們缺乏創(chuàng)造力。他們從生活本身當中感受不到動力，不覺得有必要通過把急躁之人的思想付諸語言，且不管這種言語是詩歌還是散文，從而讓人們的豐富想象得到釋放。他們在精神上已不再年輕。他們從未陶醉在智識、道德或精神靈性的事業(yè)之中。他們重新走在了老路上。很明顯，他們生活在一個狹隘的世界里，帶著一種僵化的欽羨，回望那種存在于往昔中的更大程度的自由。據(jù)書中記載，這是一個批評的時代、歸類的時代、分析的時代和比較的時代。它們當中的衰敗跡象清晰可見，這種跡象確定無疑地預示著一個時代已經(jīng)終結。不過，在它們當中還有著一些美麗與魅力的痕跡，此外還有一種輕浮與感官上精致化的印記，它們和一種過度成熟了的情形相并存，一起走著下坡路。他們所寫的東西很少流傳到我們這個時代，所以這些痕跡即便到處顯現(xiàn)，也依然顯得寥寥無幾。這些痕跡就是弗朗托的寓言《睡眠》（Sleep）、阿普列烏斯（Apuleius）作品中的故事《丘比特與波西卡》（Cupid and Psyche）和詩歌《維納斯的守望》（Pervigilium Veneris）。

盡管如此，這些人還是有目標，并且竭力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作者、演說家、學者和語法學家都試圖對文學中的拉丁語做一點改變。他們毅然決然地開啟自己的工作。對我們來說，他們此番努力的徒勞性質可以和馬可·奧勒留試圖通過斯多葛主義的誡命來治療這個世界的病患相提并論。它們彼此都有著可悲的一面。然而，他們還是勇敢地進行下去。他們的口號是“回到古老的經(jīng)典”。他們承認西塞羅和維吉爾的權威，但是拒絕承認這些語言大師在風格上對后世幾代享有絕對的權威，并且通過回溯過去，或許從中還可借助理性的力量，回到更早時期的恩紐斯和普勞圖斯、老加圖（old Cato）和格拉古兄弟（the Gracchi）的拉丁經(jīng)典風格中去。他們會談論盧齊利烏斯（Lucilius）、奈維烏斯（Naevius）、巴庫維烏斯、阿奇烏斯（Accius）、特倫斯（Terence）和克勞迪烏斯·夸德里加里烏斯，但他們絕口不提塔西佗（Tacitus）、佩特洛尼烏斯（Petronius）、馬提爾（Martial）、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或斯塔提烏斯（Statius）。他們提到了塞涅卡，不過這只是為了用輕蔑的語氣把他譴責為一個產生了敗壞影響的作家而已。至于盧坎（Lucan），他們很少提起。在這些古代作家中，他們找到了一種新鮮的東西，一種能量，一種自然的東西；在高度文明化了的黃金時代的風尚中，這些東西都已經(jīng)逝去了。在這樣一種情感中，熱愛伊麗莎白時代的往昔的人們，或許有像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這樣的人，可能會打算回到莎士比亞和霍克（Hooker）那里去。這一文學領域的運動并不限于文士小圈子，它不僅僅是一種智識上的花式（intellectual foppery）。在羅馬貴族中間，總是有一種保持語言純凈的傳統(tǒng)。西庇阿和愷撒就是純潔派。在羅馬的律師行業(yè)中，似乎也存在一種眷顧古舊用語的傳統(tǒng)，至少在這類用語已經(jīng)過時而且語義模糊的時候，它們的倡導者還在使用它們。聰明而有教養(yǎng)的哈德良皇帝喜歡加圖勝過喜歡西塞羅，喜歡恩紐斯勝過喜歡維吉爾。這一運動還影響了行省中的諸位作家如阿普列烏斯。它不僅影響了拉丁語作家，還影響了希臘語作家。而這，就是馬可·奧勒留生長于其間的智識氛圍。有時候，他肯定是參加了這一團體，而這個團體的成員在帝國宮廷的前庭里，等待著安東尼努斯·庇烏斯的出現(xiàn)，聽取弗朗托、法沃里努斯和他們的同伴們講述著自己所欽佩的事情。

弗朗托讓我們感興趣的地方在于，他和馬可·奧勒留以及此時期其他杰出人士之間有書信往來。他的演講材料沒有留存下來，他的文學作品除了一些簡短的隨筆和悼詞殘篇外，也幾乎沒有什么留存下來。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當作參照指數(shù)，來考察他和他的匠人朋友們試圖創(chuàng)造的那種新式風格，不過除此之外，它們也就沒有什么閱讀價值了。他們的品位和我們的品位相差甚遠。弗朗托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這一時代在華麗辭藻之修飾、古風語詞、帶有藝術感的簡單風格和構成奇特的并排反差效果上，都有著自己的偏好，而且這個時代的人們還喜歡把街頭巷尾的語言融入到文學語言當中。不過我們的口味與此不同。另外，如果說現(xiàn)代學者對弗朗托的評價不高的話，那么他所生活的那個世界則對他真心推崇。他的名聲如妙音繞梁，持續(xù)數(shù)百年不絕，直到古代世界延續(xù)至蠻族人征服的那個夜晚，情況才起了變化。人們對他的贊揚回環(huán)往復：“弗朗托有著羅馬人的雄辯，不遜于［西塞羅］，享受著和西塞羅一樣的榮光”；“若要使吾皇感到光榮，那么我希望效仿弗朗托”；“若要尋找雄辯的楷模，那我就去找普勞圖斯；若要追求嚴肅和厚重，那我就去找加圖；若要進行一番辛辣的謾罵，那我就去找格拉古；若要擁有一副滔滔不絕的口才，那我就去找西塞羅；若要展現(xiàn)一派盛況，那我就去找弗朗托”；“偉大的演說家”和“最高貴的演說家”。

在羅馬人當中，演說的地位一直都被看得很高。在沒有報紙的地方，演說就成了一種有力的管理工具。在共和國治下，不管是在元老院還是在法庭中，抑或在投票人集會的時候，一位嫻熟高明的演說家就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在莎士比亞的戲劇《尤里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中，因布魯圖斯（Brutus）和馬可·安東尼的演說而造成的那種影響，就是羅馬人生活中相當真實的情景。同樣，在帝國治下，一個人在元老院所說的話，或者對禁衛(wèi)軍所做的長篇大論，都有可能成為一件極富政治意義的事情。演說總是被人們評價得很高，被看成是一項社會成就。在奧魯斯·格里烏斯所報道的那些談話內容中，演講者強調演說的瑣細層面，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嚴肅對待演說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人們把對演說家的教育看得很重，這從西塞羅的專論和昆體良（Quintillian）的《指南》（Institutes）中就可清晰看出來。從最初時候起，人們就意識到演說是一門說服藝術（the art of persuasion）；要想成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品質（character）。一位演說家首先必須是一位正直且高尚的人。他首先必須具備“義”的基礎，然后才構建起他的歷史、詩歌、哲學和其他學問這一上層建筑。加圖對演說家的定義被人們當作了公理：演說家就是一個精于說話藝術而又良善的人（Orator est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anorator is a good man skilled in the art of speaking）。

修辭學是一門真正的皇家學問。作為自身時代的最出色演說家，弗朗托自然被人們視作最適合在這一領域教導未來君王的人。正因如此，他成了馬可的修辭學老師。他的教學性質在他們二人的通信中已經(jīng)有說明了。在閱讀他們之間的早期通信時，我們一定會記得，這是一些師生間的書信，我們也一定會記得，這些書信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些修辭學方面的課業(yè)練習。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即在于他們的本意就是如此，而另一部分原因，則在于他們之間的關系使得彼此的通信有了這種特征，而雙方都選擇沿循這一做法。毫無疑問，弗朗托建議他的學生按照修辭學規(guī)則來寫信，認為那是一種好的做法。事實上，它們中間的許多文段聽起來就像是雙方在信件中展開一場類似于發(fā)生在演說室里的交談討論，但又還沒有結束。在我們看來，那些看起來有些強制、不自然、夸張又或奇異的東西，都因為具有修辭學上的價值而被雙方接受了；即便在那些最富情感的書信中，彼此也都樂于保持一種帶修辭色彩的文風。有時候，他們會對通篇的原則做一規(guī)定，并加以執(zhí)行，不過從總體上來看，他們事先都預設了演說的諸種元素和基本命題。

在“鎮(zhèn)定”和“自我克制”這類英國傳統(tǒng)中成長起來的評論家，會認為在對待自己最親愛的朋友時，表現(xiàn)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會很不錯。故而，在提及弗朗托和馬可之間的熾熱情感表達時，他們持反對的態(tài)度。例如，J.W.麥凱爾（J．W．Mackail）就把他們那些用來表達彼此間喜愛之情的熱情用語，比作“女學生的情感泛濫”（“the effusiveness of schoolgirls”）。說句冒昧一點的話，他這種批評等于無視那個時代的一大標志。作為口頭語言，拉丁語已經(jīng)開始解體了，并開始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形式，這種形式最終注定會發(fā)展成意大利語。弗朗托和馬可·奧勒留相互運用的一些形容詞，就是這一情勢的最初跡象，它表明書面語言也經(jīng)歷了一個相同的過程。英國人可能會局限于使用“親愛的史密斯”和“您真誠的”這兩種表達，但意大利人卻有另外一個習慣，他們在信的開頭使用“最令人尊敬的、最尊貴的、最讓人愛戴的”這類表述，而在結尾處則使用“來自最卑微者的問候”、“您最忠實的仆從”和諸如此類的用語。弗朗托和馬可這對朋友所使用的華麗形容詞——“（我）最認真的”（disertissime）、“（我）最博學的”（doctissime）、“我最親愛的”（mihi carissime）、“我最可愛、最鐘情的老師”（dulcissime Magister optatissime）和“我不可或缺的朋友”（amice desideratissime）（此為它們的拉丁語形式），都是一些坦率且表達鐘愛之情的意大利用語。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這種情形就好像給普通意大利人之間的通信增添了一抹溫情感，這對弗朗托這些相信語詞不僅應該表達思想，還應該傳遞情感同時又保持極高精確度的人來說，是一種很好的辯護。禮儀有它自己的洛可可時代（their age of rococo），也有它的多利安式簡約（Doric simplicity）時代?！奥蹇煽伞辈⒉皇菦]有人工制作方面的魅力。弗朗托的信函只是運用了當時的文學形式，它們具備（援用18世紀的一種說法）“正確—優(yōu)雅的書信風格”（a“correctly-elegant epistolary style”）。埃利烏斯·阿里斯提德斯撰起文來就非常鋪陳和冷淡。法沃里努斯給身為羅馬執(zhí)政官的赫羅德斯·阿提庫斯及其前代執(zhí)政官們寫道：“我何時才能見你，吻遍你的兩個唇角？”而本身冠有“雅典的喉舌”（“the tongue of Athens”）之名的赫羅德斯，則把下面這些詩句刻在了一尊雕像上，這尊雕像立在阿庇安大道（the AppianWay）上，以示紀念他逝去的妻子：

致萊吉拉（REGILLA）

到這里來，到這個圣殿來，你們，臺伯河的女兒們，

在萊吉拉的圣壇上進香；

她出自埃涅阿斯的子孫，

她出身于安奇塞斯（Anchises）和艾達里安·阿芙洛

狄忒（Idalian Aphrodite）一族，該族聲名遠播。

在馬拉松賽上，她完了婚；天上諸女神

給她榮譽——新德墨忒爾（Demeter the new）和老德

墨忒爾（Demeter the old）兩位女神。

因為這位身纏腰帶的淑女的神圣雕像，是為了獻給她們；

但是她住在那快樂島上

那是克羅諾斯（Kronos）統(tǒng)治的地方，是女英雄們所在的

地方。

宙斯乘著澤菲魯斯（Zephyrus）的天堂柔風

把這位淑女送到了海洋，等等。

如果說這些詩句是在指涉皇后福斯蒂娜（the Empress Faustina），那么我們就有很好的理由假設，這些詩句首先是題獻給她的，并且得到了她的同意。弗朗托有所冒失的地方就在于，他未能跳出或克服他那一代人的標準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