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兒：毀譽參半

2013年9月，陜西考古研究院在對咸陽西咸新區(qū)空港新城園區(qū)內(nèi)一條擬修建的道路進行考古勘探時，發(fā)掘出一座唐代大型墓葬。墓室內(nèi)已無棺槨、墓主人遺骸、隨葬器物。據(jù)推測，此墓遭到過官方毀損。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甬道內(nèi)放置的青石墓志基本完好。墓志顯示墓主人是“唐昭容上官氏”，也就是唐代才女上官婉兒。關(guān)于上官婉兒，自古至今，除了“才華橫溢”可以蓋棺論定外，在政治上、道德上的評價不一，有說“功宣兩朝，有助國家社稷”，有說“八面玲瓏，沒有是非立場”?？隙ǖ氖?，做了政治的犧牲品是她作為女性傾心參與政治的宿命。

先后嫁父子兩個皇帝？

說上官婉兒“只講利益，沒心沒肺”最典型的例子是她在武周時期效忠殺父仇人武則天，甘心做武則天忠實的左右手。

最新出土的墓志告訴后人，上官婉兒是“隴西上邽（今甘肅天水一帶）人也”。之前，對她祖籍的說法一直沿用的是祖父上官儀的墓志“陜州陜縣（今河南三門峽一帶）人也”。如果往上追溯，上官家族的祖先出自顓頊高陽氏（五帝之一），戰(zhàn)國時，因為楚懷王之子子蘭被封為上官大夫，以官職為姓，這是上官姓氏的來歷。漢代，上官家族由楚遷至隴西上邽，分支各奔東西，上官儀一支到了陜州陜縣。也就是說，上官家族總籍是“隴西上邽”。出于“攀附郡望”（某一地域國范圍內(nèi)的名門大族稱“郡望”）的虛榮心理，上官婉兒對外自稱“隴西上邽人”是極有可能的。這就造成了祖孫兩代所稱籍貫不同。

由此可知，上官婉兒出身顯赫——其祖父也身居高位：唐高宗時期的宰相。這樣的家庭出身，注定她不可能像貧民女子一樣平淡而平凡地走完一生，她似乎天生習慣于宮廷生活，也從不畏懼殘酷的宮廷斗爭。事實上，她尚在襁褓中時便已經(jīng)被拋進了政治的旋渦之中。祖父上官儀不滿武則天的專權(quán)擅政，慫恿高宗廢后，高宗也早有此意。然而，就在上官儀代為起草廢后詔書時，耳聞的武則天先下手，巧舌如簧說動了高宗，兩人和好如初。高宗隨即將上官儀出賣，上官儀被以“謀反罪”處死，其子，也就是上官婉兒的父親上官庭芝受株連也被殺。依唐律，上官婉兒和母親鄭氏沒入掖庭（宮女居住和犯罪家屬婦女宮中勞動之處）為奴。

上官婉兒之所以“天性韶警，善文章”，緣于善詩文、工五言詩的祖父的遺傳——唐代詩歌史上第一個以個人命名的詩歌風格稱號就是上官儀首創(chuàng)的“上官體”，它以奉和、應(yīng)制、詠物為主，內(nèi)容空泛，側(cè)重技巧，重視格律，注重程式，辭藻華麗，也得益于雖淪為奴婢但并不自暴自棄、堅忍不拔的母親鄭氏的教誨——從牙牙學語開始，也出身名門的母親鄭氏便開始對婉兒進行啟蒙教育，讀書認字、學習詩文，更不可忽視嚴密發(fā)達的宮廷教育——宮廷教育由掖庭局負責，沒入掖庭的宮人必須接受“律令”“吟詠”“綴文”等訓練?！杜f唐書·上官昭容傳》說婉兒“及長，有文辭，明習吏事”。她的詩風頗有乃祖風范，但又自成體格。她最著名的五言詩《彩書怨》卻是她少女時代所作：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余。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p>

十四歲時，婉兒出眾的文才在宮內(nèi)傳開，武則天聽聞后召見，當場命題作文，她文不加點、一氣呵成，《新唐書·上官昭容傳》中說“若素構(gòu)”，即像是事先草擬好的一樣。這讓愛才的武后大喜過望，令其掌管宮中誥命文事。婉兒的命運發(fā)生逆轉(zhuǎn)，由卑微的奴婢一躍而為武后身邊的寵臣。在這樣的年齡受這樣的提拔，實乃傳奇。而這傳奇恰恰發(fā)生在兩個歷史傳奇女人的身上，因此讓歷史有趣，又讓她倆在歷史中留名而不隨時代的變遷被歷史遺忘。

身為罪臣之后，上官婉兒以才學為武后賞識，既顯她有過人之處，也看得出武則天的確有非凡的大將之風?；蛟S對于一般人而言，難以容忍服務(wù)于殺父仇人，但婉兒并不因此拒絕武則天的恩賜?；蛟S她很清楚，要改變自己和母親奴婢的命運，重登政治舞臺以在官場上恢復上官之名，不但自己要創(chuàng)造機會，更要抓住任何一個機會，不論這機會是恩人心甘情愿所給，還是仇人一時興起所賜。何況，宮廷爭斗、政治對決哪有是非可言？今朝是罪臣，明天是功臣，政治人物便是在這起落浮沉中輪回。從一開始，上官婉兒便沒有顯出記仇記恨的小家子氣，反倒有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潛質(zhì)。

因為如此，在宮廷她和其他臣子一樣雖然也如履薄冰，但不管哪朝天子她總是臣。都說伴君如伴虎，追隨武則天時時有風險。史書中就說，她曾“忤旨當誅”，后被武后下令“黥其面”。改“誅”為“黥面”，也算是武則天對她網(wǎng)開一面，當然是看在她平時忠心耿耿的分上。

在墓志出土以前，對于上官婉兒與武則天的關(guān)系，基本上限于君臣、婆媳——史書記載，婉兒嫁給了武則天之子唐中宗（李顯），被冊封為昭容。而墓志上的一句話——“年十三為才人”——卻顛覆了以往所說。她“十三”時，唐高宗尚健在；“才人”便應(yīng)該是高宗冊封。也就是說，她先后嫁父子兩個皇帝，先是高宗的才人，后是中宗的昭容，似乎步了武則天后塵。但也有研究者對此持謹慎態(tài)度，認為“才人”“昭容”其實只表官階（前者為正五品，后者為正二品），并非嬪妃等級。墓志中用于贊其博識而有捷才的一句話“該通備于龍蛇，應(yīng)卒逾于星火”，便不同于一般嬪妃墓志用典，顯示上官婉兒在宮中只是承擔了女官的職任。而“才人”之命很可能出自武則天旨意，目的是為了擺脫“官奴”身份的尷尬。

新舊唐書分別有上官婉兒在武周時期參與政事的記載：“自通天以來，內(nèi)掌詔命，掞麗可觀。”“自圣歷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在為武則天處理政務(wù)的過程中，她逐漸成長為“巾幗宰相”。這也為她在唐中宗時期繼續(xù)輝煌的官場生涯累積了宮斗經(jīng)驗、奠定了政治基礎(chǔ)。

秤量天下文人

一直以來，為了凸顯上官婉兒“墻頭草”的圓滑為政之道，咬定她參與了逼武則天退位、擁立中宗李顯即位的“神龍政變”。又從中宗時期，她對政務(wù)的參與并未隨武則天退位而終結(jié)，反而深得中宗信任進一步“專掌制誥”推測，她不可能與“神龍政變”毫無瓜葛。甚至認為，就她當時的地位，必得便利充當“內(nèi)應(yīng)”角色與李顯里應(yīng)外合。史書中沒有明確她參與了政變，但證實了她在中宗時期的確因“專掌制誥”而權(quán)傾一時、如日中天，官階由五品的才人進而三品婕妤，又升為二品昭容。

如果說武周時期，上官婉兒被賞識和重用，緣于她出眾的才學和獨到的政治手腕的話，那么平庸而遠遜于雄才大略的武后的中宗若想龍椅長穩(wěn)、寶座坐久，便更需要仰仗上官婉兒的輔佐。他給予她更大的權(quán)力，既是他無能的表現(xiàn)，也是他不得不那么做的無奈選擇。而分管翰林院的上官婉兒獨掌王言后不免權(quán)力膨脹，不限于“制誥”，更“其軍國謀獻，殺生大柄，多其決”。史書記載，她曾配合武三思，代中宗手詔出令，私意任行，朝中人事也受其左右：崔湜就因與她關(guān)系密切而被提拔為相?！顿Y治通鑒》里甚至有她收受賄賂、賣官鬻爵的記載?！短綇V記》直言其“外通朋黨，輕弄權(quán)勢，朝廷畏之矣”。

她飛黃騰達，家人沾光更是自然：祖父、父親均被平反、改葬，母親鄭氏不但早已甩掉“奴婢”的卑賤身份，更被封為沛國夫人，成功重新躋身貴婦行列。鄭氏死，上官婉兒奏請中宗降職以悼念母親。中宗不但批準了她的請求，還追謚鄭氏“節(jié)義夫人”。這種待遇，非嬪妃所能享。因此可以說，她在中宗朝的身份似乎不是“嬪妃”那么簡單，更具有外朝官員的性質(zhì)。

不可否認，在政治上上官婉兒并非毫無建樹?！皩⒊啥〉哪挲g由二十至六十歲改為二十三至五十九歲，以減輕百姓負擔的建議”就是中宗聽取了她的奏請；她還建議中宗倡導孝道，“天下士庶，庶母亡也要服喪三年”；她更主張“五品以上官員母、妻邑號不是由于其夫或子而封者，死后得用鼓吹之樂”，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婦女地位。她工作勤勉，日理萬機，張說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就說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yīng)接如響”。

不能不說上官婉兒作為一個女人能夠平步青云至權(quán)力上層不僅僅歸于她自身的才學和能力與膽識，也受惠于武周至中宗朝女性參政局面興盛的大環(huán)境。眾所周知，從武則天開始，隨著皇權(quán)性別身份的改變，宮內(nèi)由女性掌詔敕、預(yù)機密不再稀罕。中宗取代武后重掌帝印后，并未全盤否定武后政令，也仍保留包括武三思在內(nèi)的武氏政治地位，在女子參政方面，不僅不限制，反而因其天性懦弱而縱容和放任。除了上官婉兒，武后女兒太平公主，中宗皇后韋氏和女兒安樂公主都是宮內(nèi)翻云覆雨的狠角色。

一個可能還有些姿色的女人，又重權(quán)在握，難免會在私生活上遭人議論和詬病。在上官婉兒墓被發(fā)掘的消息不脛而走后，很多人急于探知墓志的具體內(nèi)容，其中最想了解的便是它該如何評說她荒淫糜爛的私生活。然而，通篇只有九百多字的墓志卻回避了這個問題。因此，之前所說——胡亂猜測也好，以訛傳訛也罷——只能繼續(xù)儼然以歷史真實面目存在。與她有糾葛的男人，有名有姓最重要的有三個人——張昌宗、武三思、崔湜。

由“忤旨而黥面”引發(fā)聯(lián)想，人們把武則天、男寵張昌宗、上官婉兒聯(lián)系在了一起。傳說，因為信任，武則天連與張昌宗床笫之事都不避上官婉兒。但后來上官婉兒卻與張昌宗關(guān)系曖昧，武則天發(fā)覺后大怒，用金刀將她的額頭刺傷，留下疤痕。上官婉兒聰慧，在疤痕上刺了一朵紅梅?！凹t梅妝”由此流行于大明宮。與武三思結(jié)緣于奉武則天之命同修《周史》，一來二去，便有了“互相利用”和“私通”之說。之后，她又為投其所好將武三思獻于韋后。而詩人崔湜是最沾光的男寵。這一切，均存于野史，也最為時人乃至今人津津樂道。

不論上官婉兒是玩弄權(quán)術(shù)的老手，還是私生活混亂的淫婦，也不管她有無政治節(jié)操，是否在武則天大勢已去時暗中與李顯勾結(jié)參與“神龍政變”，而在韋后和安樂公主得勢時又旋即投靠，又與韋后的政敵太平公主保持密切關(guān)系，有一個方面，無可爭辯，那就是她在位時對唐代文學的貢獻，這是有跡可循，也是有案可查的。

身為才女，又位居權(quán)要，上官婉兒以“文壇領(lǐng)袖”的身份引唐朝文學走向極盛。她頗重視人才，“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她死后，唐睿宗應(yīng)太平公主之請為上官婉兒編文集，為文集寫“序”的張說便是“廣置”和“盛引”之下的受惠者。盡管張說是李隆基的心腹，自然是太平公主的政敵，本不應(yīng)該站在與太平公主同心同德的上官婉兒這一邊，但他對她于文學所起的作用還是不吝贊美的。

中宗擴大修文館的規(guī)模，設(shè)大學士四人、直學士八人、學士十二人，選拔當時最優(yōu)秀的人才充任，就是聽從了上官婉兒的建議。而修文館的學士們或出于感激之情，或出于博取歡心之意，有意無意地散布和宣揚了她“秤量天下文人”和“妙評群臣詩作”的傳說。

《新唐書》中記載，上官婉兒的母親鄭氏臨盆前夜做了一個夢，夢見神人贈秤，并說“持此秤量天下”。鄭氏醒后，記起這個夢，希望腹中胎兒是男孩。婉兒出生后數(shù)月，有一天，鄭氏逗嬰兒，戲言：“秤量者豈爾邪？”傳來傳去，“秤量天下”變成了“秤量天下文人”。

“秤量天下文人”最著名的傳說是上官婉兒品第沈佺期、宋之問兩人詩作高下的故事。事實上，中宗朝，每當?shù)酆?、公主與臣子游宴賦詩時，都由上官婉兒為主上代作詩歌，“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群臣詩歌競賽時，居中裁判的往往都是上官婉兒，史稱“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作力也”?！短圃娂o事》中記錄的品鑒群臣詩作的故事最具戲劇性：

昆明池畔群臣賽詩，上官婉兒端坐彩樓之上。百余篇交至其手，群臣集于彩樓之下，等待她審閱。不消片刻工夫，劣稿被她紛紛拋下，“紙落如飛”，群臣“各認其名而懷之”。最后，只剩下沈、宋二詩不分上下。他二人，還有其他圍觀者緊張地等待。須臾，一紙飛墜，人們爭相去看作者署名，乃“沈佺期”。也就是沈詩淘汰，而宋詩問鼎。問其因，她解釋：“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zhì)，羞睹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北娙嘶腥?，不得不服，沈佺期也輸?shù)脽o話可說。

由于上官婉兒自己會寫詩會品鑒，因此在看似游藝性質(zhì)的游宴賦詩和群臣賽詩中，潛移默化地提升了宮廷詩歌的水準?；蛟S她之所以能夠登上權(quán)力上層與圓滑世故、八面玲瓏不無關(guān)系，但她的詩文才學還是無可爭議地得到男性官員的肯定和贊賞，而這反過來也會促進她在政治上的建樹。

韋后同黨？

上官婉兒死于唐玄宗李隆基的“誅韋政變”。在墓志出土之前，史書告訴后人，她的死理所應(yīng)當，因為她是韋后（還有安樂公主）同黨。這是她左右逢源、見風使舵，為了謀取個人利益不斷修正政治傾向的又一個把柄，而頻遭詬病。因為中宗對她那么信任，給予她那么大的權(quán)力，她卻在中宗逐漸被邊緣化、大權(quán)旁落韋后和安樂公主之手時，背叛中宗而轉(zhuǎn)投韋后。

但新出土的墓志卻給了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不僅如此，它不僅塑造了上官婉兒自始至終忠實于中宗、反對韋后的正面形象，甚至細致地描繪了她以死勸諫中宗為免后患除掉韋后的情景，頗具畫面感和戲劇性：

“以韋氏侮弄國權(quán)，搖動皇極。賊臣遞構(gòu)，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昭容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將除蔓草。先帝自存寬厚，為掩瑕疵，昭容覺事不行，計無所出。上之，請擿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發(fā)而出，卒為挫衂；下之，請飲鴆而死，幾至顛墜。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堅貞，廣求入腠之醫(yī)，才救懸絲之命，屢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請退為婕妤，再三方許?！?/p>

包括《景龍文館記》在內(nèi)的史書記錄有上官婉兒與韋后、安樂公主常在一起宴游唱和，似乎關(guān)系很融洽，看不出她與她們是死對頭。這也可以解釋為至少在表面上她并不刻意跟她們保持距離，甚至有意識地維持一種平和。而墓志里的她卻是一個從言到行，從說理到落發(fā)，逐步升級直到飲鴆“以死諫言”的烈女。如果說前者是她一貫奉行的誰都不得罪，巧妙地周旋于任何一方勢力的圓滑處世原則的話，那么后者便是身為一個臣子最難能可貴的仗義耿直。這是一個讓人驚訝錯愕而難以理解的反差。

上官婉兒與韋氏集團保持良好關(guān)系并非從一而終的說法或許更接近事實，正如太平公平、相王李旦（后來的唐睿宗）一方與韋后、安樂公主一方并不是一開始就水火不容、劍拔弩張的，雙方也有過一段和平相處的時候。與其說上官婉兒是“韋黨”，不如說她是“太平公主黨”。因為相對而言，她更傾向太平公主。她倆的友誼始于武則天時期，一個是武后的女兒，一個是武后的寵臣，兩人年齡又相仿，關(guān)系密切當在情理之中。

從墓志看，上官婉兒“以死諫言”是因為韋后意欲立安樂公主為皇太女。在這之前，隨著韋后、安樂公主勢力的不斷擴大，他們與太平公主一方的矛盾日漸加劇。而“立皇太女”則是雙方關(guān)系公開完全破裂的關(guān)鍵。如果墓志所言上官婉兒激烈反對真實存在，那么從這個時候開始，她與韋氏集團漸行漸遠，更加依附太平公主。

“立皇太女”一事直接導致節(jié)愍太子（李重俊，睿宗朝追謚）發(fā)動政變。李重俊非韋后所出，太子之位一直受到威脅，一是韋后想立女兒安樂公主為皇太女，二是武三思也一直為其子覬覦太子之位。神龍三年（707年10月5日之前是“神龍”，之后是“景龍”），擔心太子之位不保的李重俊終于發(fā)動政變，舉兵殺了武三思父子，然后沖入宮中欲將韋后、安樂公主一并鏟除。從史書上說他那時也想殺上官婉兒來看，認為上官婉兒是韋黨并非毫無根據(jù)。此次政變失敗造成三個后果：武三思父子被殺、李重俊被殺、太子之位空了出來，這就預(yù)示著宮斗會更加激烈。

當時，能與韋后、安樂公主抗衡的只有太平公主、李旦。如果說，政變之前，上官婉兒尚能與雙方勢力都保持平衡的話，那么，之后，她的政治立場有了很明顯的傾向。按照史書的說法，“歸心王室”，而且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表明她也擁有一定的政治勢力?！毒褒埼酿^記》中說她“自通天后，逮景龍前，恒掌宸翰”。也就是說，政變后，即景龍元年始，她已不掌詔敕，而從權(quán)力中心隱退，正如墓志中所說的“退為婕妤”。

根據(jù)《起復上官氏為婕妤制》，上官婉兒起復婕妤的時間是景龍三年（70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隱退和起復，并非無緣無故，其背后均有特定的原因。起復后，中宗仍讓她掌詔敕。這就使得在次年五月中宗突然駕崩（有說是被韋后毒死的）后，上官婉兒得以草擬中宗遺詔。如果墓志中上官婉兒曾力勸中宗除掉韋后的確存在的話，那么一向以縱容妻女、懦弱形象示人的中宗實則對韋后的野心了然于胸，起復婉兒并讓她掌詔敕，便是他預(yù)先設(shè)計以便將來婉兒能對韋后的權(quán)勢加以控制。

事實上，上官婉兒與太平公主合謀而成的中宗遺詔中，有一句話至關(guān)重要，那就是“相王旦參謀政事”，也就是以相王李旦來牽制韋后。關(guān)于這句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言之鑿鑿：這是上官婉兒非與韋氏同流合污的鐵證；也有人不以為然，認為就她一貫的行事作風，這是她在為自己留后路，仍然是她慣用的不論是非、不分立場的那一套，誰都不得罪，誰得勢就依附誰。若遺詔中只偏向韋氏——立韋氏之子溫王李重茂為太子，而且“皇后知政事”，那么，力量相當?shù)奶焦健⑾嗤趵畹┮坏┓锤甓脛?，她將死無葬身之地；反之，亦然。

自被武則天賞識起用，上官婉兒經(jīng)歷過幾次政變，每次她都能安然度過。這就給人留下了話柄，斥其左右搖擺毫無政治立場。然而，在李旦之子李隆基發(fā)動的唐隆政變中，她未能逃過一劫，還是在政變中喪身。

死后哀榮

視上官婉兒為“墻頭草”的又一個例子是當景云元年（710年）李隆基發(fā)動誅韋政變時，她馬上投靠李隆基，熱情地將其迎入宮中，意將忠心向明月，不料明月照溝渠，她被李隆基下令處死。對此，《資治通鑒》的描述最詳細：“及隆基入宮，昭容執(zhí)燭帥宮人迎，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于旗下?！毙鲁鐾恋哪怪镜诉@一戲劇性的一幕，只一句話，“遽冒铦鋒，亡身于倉卒之際”。

“制草”的“草”，應(yīng)該指的是她草擬的中宗遺詔。她之所以以遺詔“示劉幽求”，表明她想證明她并非韋氏一伙，因為文中有“相王旦參謀政事”一句，當然，“邀功”的成分還是很明顯的。劉幽求是李隆基的心腹，“為之言”，不僅僅是她制草有功，更在于他未必認定她與韋后一樣殺無赦。換句話說，這場政變針對的只是韋氏，不一定在計劃中就將上官婉兒置于斬殺之列，否則，劉幽求不會不斬立決，甚至還“為之言”。

李隆基下令斬殺上官婉兒，并非不知道她的確非韋黨，“制草”一事也讓他了解她暗中是支持李氏的。他發(fā)動唐隆政變，包括但不限于誅殺韋后和鏟除韋氏集團，他也想從根本上摧毀武氏殘存勢力，吸取中宗即位后仍部分維持武則天舊規(guī)——比如，女性過多參與政事和給予武氏集團成員政治地位的教訓，意欲重建武則天以來的宮廷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

若說上官婉兒有罪，那也不過曾經(jīng)是武氏的忠臣，也與武三思關(guān)系密切甚至曖昧，但這顯然罪不該死。政變后，羅列了千余罪臣的名字和罪狀，卻沒有上官婉兒。事實上，官方從來沒有為她定下一個確切的足以要她命的罪名。史書，如新舊《唐書》《唐會要》《資治通鑒》所說她的死與依附武三思有關(guān)，也只是分析和推測。如果此說成立，那何以解釋有些死心塌地追隨武三思，甚至效忠韋后的官員，并未在政變中被斬盡殺絕，只是或貶，或流放？

上官婉兒始終支持太平公主，兩人關(guān)系一直密切，那份對李氏家族有利的遺詔還是她倆密謀后起草的，唐隆政變可以說是李隆基聯(lián)合太平公主發(fā)動的。但李隆基卻毫不顧忌太平公主，也視若無睹上官婉兒制草有功，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殺了她，一定有其不為人所知的隱秘原因，很大可能是擔心有上官婉兒的輔佐，太平公主將是他日后最大最難對付的政敵。

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角力中，上官婉兒的影子一直存在。景云二年（711年）七月，唐睿宗發(fā)文恢復上官婉兒“昭容”名位。這被看作是身為睿宗胞妹、因睿宗庇護而權(quán)勢如日中天的太平公主打壓已被立為太子的李隆基的手段。長期以來，史學界都把收集、整理上官婉兒的遺作編纂成《唐昭容上官氏文集》的功勞歸于李隆基。盡管李隆基因政治對立斬殺了上官婉兒，但感念其昔日才情而下令編纂文集的說法流傳甚廣，至今仍有包括學者在內(nèi)的人加以百般推崇，以頌揚李隆基并不否定其文學成就的惜才美德。然而，從張說為文集寫的序中可知，編纂文集得益于太平公主的奏請。也就是說，恢復“昭容”之位、贈謚“惠文”名號、編纂文集等一系列行為含有為上官婉兒平反的意味，而這都是太平公主之功。

新出土的墓志更證明了太平公主對上官婉兒情真意切，甚至可以看出，禮葬也是出自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哀傷，賻贈絹五百匹，遣使吊祭，詞旨綢繆。”也就是說，禮葬上官婉兒是太平公主游說睿宗的結(jié)果，出資禮葬的也是太平公主。她對上官婉兒如此盡心，固然有追念友人之意，但也不排除做給李隆基看的意思，以凸顯李隆基“殺”的行為的失德、愚蠢和錯誤。

如果上官婉兒的墓真的遭到過官方毀損，那下令的是李隆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延和元年（712年）八月，唐睿宗傳位于太子李隆基。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太平公主被以“謀逆罪”賜死，駙馬武攸暨的墓、武三思的墓悉數(shù)被毀。也許，上官婉兒的墓也在其列。顯然，她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爭斗的犧牲品。她一生在政治旋渦中沉浮，注定被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