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變”：審視先唐文體遞延脈絡的重要視角

羅劍波

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尤其是先唐文學研究，應當遵循何種文學理念，面對研究對象，是以現(xiàn)今之文學觀念予以觀照，或是深入當時之“現(xiàn)場”，以時之價值理念、審美標準給以審視，又或是就以上二者而折中之。這樣三種處理方式，如何確定，看似簡單，其實并非如此。陳寅恪先生“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之論述，可謂深透，劉永濟先生作《文心雕龍校釋》，就劉勰所論，每每細讀所涉作品，而后深思、尋繹劉勰之本意，這一“了解之同情”對筆者啟發(fā)甚大。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即使抱著有用于今的目的，我們也應要先回到當時之時代場景中，去仔細品味、理解古人之想法和理念，而非帶有預設的想法作簡單篩選和提取。循此思路，本文擬以劉勰之“通變”觀念與其文體論關(guān)系這一問題作簡要探討。

“通變”是《文心雕龍》中重要的理論范疇，這不僅在于劉勰以專篇來作詳細闡述；而且還在于這一觀念，時時貫徹在他對作家、作品的觀照和論述之中。《文心雕龍》在總結(jié)前世文章創(chuàng)作規(guī)律基礎(chǔ)上，討論文章作法，指導文章寫作，而“通變”就是劉勰在總結(jié)各體文章遞延流變基礎(chǔ)上提煉出來的重要的理論、美學范疇，因而對于《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甚或周秦漢魏各文體遞延脈絡的考察，自然應當遵循這一概念或原則，但這似乎并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關(guān)于“通變”之意旨，舊有“復古”說，影響甚大。清人紀昀實肇其端：“齊梁間風氣綺靡，轉(zhuǎn)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彥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zhuǎn)成纖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diào)，則古人之舊式，轉(zhuǎn)屬新聲，復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又申述之：“此篇大指，示人勿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庇衷疲骸皬┖痛似?，既以通變?yōu)橹迹聝?nèi)乃歷舉古人轉(zhuǎn)相因襲之文，可知通變之道，惟在師古”。二人皆著眼于糾正時弊，故稱彥和屬意復古。又有以“通變”為因果關(guān)系的認識，所謂“通變”，“實以通和變?yōu)槎?，而彼此并非并列，有著因果關(guān)系。換言之，變?yōu)橐?，通為果，由因致果，從變生通”，故“通變”即西晉陸機《演連珠》“通于變”，“于”有“從”的意思。故“在變則通”，“變”是“通”的先決條件。以上是片面強調(diào)復古或新變的兩種代表觀點。對于前者，劉永濟先生已予以糾正：“然舍人首言‘資于故實，酌于新聲’，贊語復發(fā)文律日新，變則可久，趨時乘機，望今參古之義，則‘競今疏古’，固非所尚，泥古悖今，亦豈所喜？”對于后者，“通”、“變”恰是并列之關(guān)系，劉勰既意以“通”，亦在于“變”。

《文心雕龍·通變》云：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shù)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shù)也。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shù)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shù)盡，乃通變之術(shù)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干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

劉勰于此談得極為清晰明白，所謂文事實含兩端，一者設文之體有常，故名理相因，體資故實，須“通”；變文之數(shù)無方，故通變則久，數(shù)酌新聲，須“變”。需指出的是，這里的“通變”一詞實為偏義，劉勰特言變，而并非如上引觀點“通變”特指變之一端。不可變者須通，可變者則須變，故論文之方，譬若草木，根干麗土而同性，如文之“通”；臭味晞陽則異品，如文之“變”?！巴ā?、“變”二者，皆乃“勢”之必然。劉勰接著又以此為準，討論前世作品之優(yōu)劣得失。“黃歌《斷竹》，質(zhì)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于黃世；虞歌《卿云》，則文于唐時；夏歌雕墻，縟于虞代；商周篇什，麗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時，其揆一也?！鄙讨苤埃m愈加“文”、“麗”，但“序志述時，其揆一也”，該通者通，該變者變，遂為后世之典范。而“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漢以后作品僅執(zhí)著于變，而迷失于通，故“彌近彌?！?，究其根本，則在于“競今疏古，風末氣衰”之故。

劉勰“通變”之適用于文體，即在于揭示其“名理相因”之須“通”，與文辭氣力之宜“變”者，并舉前世作品為證，以言其優(yōu)劣得失。今試以詩、樂府、賦為例作一考察。如《明詩》：“詩言志，歌詠言。圣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詩言志”、“詩者，持也，持人情性”，所謂應物而感，感物吟志，詩為情、志自然之抒發(fā)，此即詩之名理相因者；而四言五言、逞氣雕采，隨時變遷，亦當有取。以言志抒情為主干，兼以文辭氣力之強調(diào)，這樣的詩歌才合乎“通變”之準則。以此為準則，上古“順美匡惡”之詩自不必言，后世諸家亦多有可稱道者，如“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之類。而有些詩篇則因多崇變而乏于通，而為劉勰批評如宋之山水詩“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而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至于樂府，劉勰稱：“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釆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皇，氣變金石。是以師曠睹風于盛衰，季札鑒微于興廢，精之至也?！睒窇腥?，亦應由此觀盛衰興廢，此為樂府之名理相因之“通”；后隨世流轉(zhuǎn)，亦現(xiàn)新聲之因素，可酌以吸收、利用，如劉勰所稱“魏之三祖，氣爽才麗”之類。但劉勰對秦之后樂府多所批評，如稱“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xié)律，朱馬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jīng)，赤雁群篇，靡而非典”?！端螘分尽吩疲骸皾h武帝雖頗造新聲，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為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可與劉勰“麗而不經(jīng)”、“靡而非典”之評相參照。此為樂府不合“通變”之例，即僅逐新聲，而忽視了樂府應當體資“故實”之處。而前引“魏之三祖”例，雖“氣爽才麗”，但因“志不出于淫蕩，辭不出于哀思”，故“雖三調(diào)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則亦歸為違忤“通變”之類。

再看賦。劉勰稱“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之源，出自詩，故而鋪采摛文，意在體物寫志，這是其名理相因之須“通”之處。劉勰又稱“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屈賦之聲貌華采為新“變”因素，綜合二者，“賦也者”，乃“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這即是賦之“通”“變”之內(nèi)涵。與此相應，劉勰又云：“原夫等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zhì)，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賦與詩同，皆因物感而抒發(fā)情志，又與詩不同，則在于其原本即須鋪采摛文，從而是最易展示作者才華的一類文體。劉勰在對前世賦作“擘肌分理”的過程，認識到這一點，故將賦之“雅義”（通）、“麗詞”（變）這一創(chuàng)作總原則提煉出來，作為評價賦之優(yōu)劣與辨識賦之流變的標準。需要指出的是，劉勰在其他篇目對漢之后賦作多有批評，但這不是簡單對賦之華采、夸飾的否定，在《詮賦》篇，他列出十家謂之“辭賦之英杰”，就主要著眼于他們在文辭氣力方面的新“變”因素，他的批評是在于有的賦篇刻意追求奇彩而丟棄了情志之根本。這也即劉勰所言“然逐末之疇，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者也。

以上對詩、賦、樂府為例，對“通變”觀念在劉勰文體論中的體現(xiàn)與運用作了簡單說明。總之，“通”、“變”二者，作為劉勰由前世作品總結(jié)出的理論范疇與審美原則，應當回到對具體作品與諸文體的遞延流變的觀照、衡鑒中去，這才符合它的性質(zhì)與劉勰的意旨。當然，如何對此作深入的研究，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從歷時的角度考慮，“通”與“變”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即使“通”也絕非即如“情”“志”這樣籠統(tǒng)的界定那樣簡單，這些問題都需要去作詳細的梳理和界定，但“通變”這一符合傳統(tǒng)思維的文章范疇，對于我們考察先唐作品乃至古代文學歷世作品之源流遞延，均有著重要的啟示和意義。

1. 黃霖：《文心雕龍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頁。
2.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頁。
3. 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0頁。
5.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