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體裁樣式的開拓與創(chuàng)新

宋代散文“抗?jié)h唐而出其上”，取得了空前的卓異成就，其體裁樣式的開拓與創(chuàng)新，是一個不容輕視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但長期以來，學界未予深入探討，迄今未見專論。本文擬就記體散文、書序、題跋、文賦、詩話、隨筆、日記和文藝散文等幾種具有重要開拓性的體裁樣式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淵源流變、美學特征和文化意蘊，以及與此相關聯(lián)的時代精神、人文環(huán)境、作家的體裁意識，試作繹述，以為引玉。

一、“記”體散文的勃興與新領域的開拓

在宋代散文的諸多體裁樣式中，宋人對于“記”體的發(fā)展、改造和創(chuàng)新最為引人注目。南宋葉適說“‘記’雖（韓）愈及（柳）宗元猶未能擅所長也；至歐、曾、王、蘇始盡其變態(tài)”，正指出了此體入宋后發(fā)展變化的特點。

“記”始于記事，本屬應用文字，所謂“敘事識物”（李耆卿《文章緣起》注）、“紀事之文也”（潘昂霄《金石例》）。《禹貢》、《顧命》被視為記體之祖，“而記之名，則仿于《戴記》、《學記》諸篇”（徐師曾《文體明辯序說》）。漢揚雄《蜀記》，影響不廣；晉陶潛《桃花源記》實乃詩序，非獨立成篇；《昭明文選》“奏記”、《文心雕龍》“書記”都不具備后世所稱記體的文體意義；故魏晉之前記體尚未獨成一式。至唐，韓愈、柳宗元創(chuàng)作記體散文，遂成一式；入宋則更加盛麗多姿，蔚成大國。茲據(jù)部分唐宋名家本集，統(tǒng)計記體散文數(shù)量如下：

由表可知：宋代諸家創(chuàng)作記體散文的數(shù)量大都遠過韓、柳，發(fā)展態(tài)勢趨向繁榮。就內(nèi)容題材看，唐代記體散文約有四端：一是亭臺堂閣記，二是山水游記，三是書畫記，四是雜記。此就韓、柳所作統(tǒng)計如下：

其中第一類包括廳壁記，如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第四類主要是記事記物，如柳宗元《鐵爐步志》。據(jù)表，知記體散文在唐代是以亭堂記與山水記為主，兼有記述書、畫藝術和雜事雜物者，作品數(shù)量和題材內(nèi)容都不豐富，呈方興初起之勢。入宋后記體散文得到長足發(fā)展，宋人不僅在題材方面開辟出不少新領域，而且在立意、格局、視角、語言諸方面也有所創(chuàng)變。從總體上講，宋代記體散文有四大特點：一是立意高遠，所謂“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二是題材豐富；三是格局善變；四是兼取駢語。下面據(jù)類分述。

亭臺堂閣記是記體散文最習見的題式，也是宋人最擅長的題式。唐人此類作品一般以“物”為主，多作客觀、靜態(tài)的記述，著眼點和著力點重在“物”之本身，如建構過程、地理位置、自然景色等，或稍予議論，以寫實勝，韓愈《燕喜亭記》即是典型。宋代一變而為以“人”為主，將強烈的主觀意識納入其中，或釋放自我意識，或表露心態(tài)情緒，故虛實參錯，且以動態(tài)敘述避開正面描繪，做到了“物為我用”而“不為物役”。

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開篇以簡潔的語言寫黃岡以竹代瓦的習俗與選址作竹樓的經(jīng)過，繼用大量筆墨鋪寫渲染樓中生活情趣，末段通過議論昭示心態(tài)情緒。顯然，文章的重點不是竹樓自身，而是生活在樓中的“人”，以及由此生發(fā)的隨緣自適、游于物外的思想。范仲淹《岳陽樓記》先交代作記緣由，繼而描繪樓外景色，而用“前人之述備矣”掠過，轉(zhuǎn)用濃筆潑墨鋪寫登樓“人”臨景時的情感變化，最后提出了飽含強烈社會意識的憂樂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與上述兩篇分別表現(xiàn)個體意識與社會意識有所不同，歐陽修《醉翁亭記》表現(xiàn)的是“人”回歸自然的情趣，是社會的“人”與大自然和諧統(tǒng)一的情形。文章不僅運用駢偶句式描繪出優(yōu)美的自然景色和形形色色的勞作、游玩的人，而且傳達了作者既能與人“同其樂”，又能“樂其樂”的意趣，全文形成一種雅俗共賞的藝術境界。蘇舜欽的《滄浪亭記》則比王、范、歐更為直接地揭示出“人”與社會、自然的關系，“人”與情、物的關系。上述諸記就整體格局而言，尚未脫離先敘事、次寫景、后議論這種“三段論式”的唐人模式，但由于表現(xiàn)主體的轉(zhuǎn)移和駢散參用的句式以及思想意識的升華，其藝術境界已與唐人大不相同。

對亭軒記的發(fā)展做出重要貢獻的當推蘇軾?！短K軾文集》中此類作品有26篇，數(shù)量空前。蘇軾不僅繼續(xù)突出人的主觀意識，寓理、情、識于文中，而且徹底打破了“三段論式”格局，敘述、描寫、議論穿插運用，靈活變化，甚至吸收其他體裁的表現(xiàn)方式（如賦體、問答、贊頌之類），從而使體式為之一變?！冻慌_記》發(fā)端于議論，講“人”與“物”的關系，且由物及人、由人及情、由情入理，提出了“游于物之內(nèi)”與“游與物之外”兩種情形的巨大差別；其后敘述自錢塘移守膠西而治園葺臺，“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篇末僅用兩句點題歸結，說明作者“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的內(nèi)在原因。全文以理為主，議論過半，由理入事，由事而及景，又以理收束，照應開頭，虛實相生，收縱自如?！断灿晖び洝菲祁}開端，征古明意，接著敘述建亭與命名的經(jīng)過；再用主客問答形式，闡明以雨名亭的涵義；而后用歌訣結尾。全文體式靈動圓活，語言流走如珠，表達了作者關心民瘼、與民同樂的主體意識。蘇軾之后，此類體式基本上沿著歐蘇創(chuàng)變的路數(shù)走，南宋亦未越此規(guī)范。如汪藻《翠微堂記》以議論“山林之樂”為主旨；朱熹《通鑒室記》、《拙齋記》以介紹室、齋主人為主；楊萬里《景延樓記》將幽美的畫面與深邃的哲理巧妙地融為一體；陸游的《籌邊樓記》用主客問答介紹和評論建樓人范成大出色的才能與憂國憂民的思想境界；葉適《煙霏樓記》著意于自然環(huán)境與人文狀況；魏了翁《徂徠石先生祠堂記》評議石介一生遭遇及對宋代文化發(fā)展的貢獻；劉辰翁《安遠亭記》盛贊郭彥高報國壯志……整體格局大都與歐蘇同一機杼。

山水游記也是記體散文中的“重鎮(zhèn)”，宋人對這一體裁的發(fā)展同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山水游記始于李唐。元結《右溪記》已初具規(guī)模；至柳宗元創(chuàng)成一體，《永州八記》一直被視為山水游記的奠基之作，其體式亦由此確立。唐人游記重趣、尚實而含情，往往在對自然景物的客觀細致而凝煉簡潔的精心描寫中，傳達出游人對大自然的欣賞與溝通。宋人在此基礎上努力開拓創(chuàng)新，如在內(nèi)容方面由單純的自然審美型轉(zhuǎn)向兼重議論說理的復合型，既增加了理性思辨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游記散文的信息涵納量和社會教化功能。王安石《游褒禪山記》、蘇軾《石鐘山記》最為典型。前者以議論為主，起筆即從釋名考證入手，接著順次記敘與山名有關的慧空禪院、華山洞、仆碑等，其后重點記述游洞情形，并由此生發(fā)出頗富啟迪性的議論。后者為學術考證式的記游散文。全文以實地考察石鐘山命名緣由為主體，而以駁論前人發(fā)端，中間記游，復以議論收尾，記游部分實際上成為考察論證的過程，體制變化不可謂不大。另外，北宋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南宋朱熹《百丈山記》、王質(zhì)《游東林山水記》、鄧牧《雪竇游志》等，雖體宗韓、柳，注重景物的客觀描繪，而在取材、造境、結構、手法諸方面又各呈新意。

伴隨著宋代書法繪畫的繁榮，宋代書畫記也有新的發(fā)展。書畫記始于唐而盛于宋，大約首創(chuàng)于韓愈。韓有《畫記》、《科斗書后記》。前者詳細描述了一卷古今人物小畫的全部畫面內(nèi)容，并交代了作記因由，所謂“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shù)而時觀之以自釋焉”。此為畫記正體。后者先敘與此有關的人事，然后言得科斗書始末與作記緣由，遂為書記常式?？梢娞拼鷷嬘浭且詴嬜髌窞橹匦?，兼及與作品有直接關聯(lián)的人或事，體現(xiàn)出鮮明的記事性和客觀性。宋人則不墨守此式而多變化，往往借題發(fā)揮，縱橫議論，靈活自由，貫穿己意，表現(xiàn)出強烈的寫意性和抒情性。王禹偁《畫記》乃為其父畫像而作，起筆于古代家廟祭祀風俗和近代“圖其神影以事之”的變化，次謂父像“神采盡妙”，“宛然如生”，由此推評畫家技藝，最后交待作記原因。歐陽修有兩篇書記：《御書閣記》與《仁宗御飛白記》。前篇敘述宋太祖為醴陵縣登真宮“賜御書飛白字”，其字歷劫猶存。在交待記由后，筆鋒忽然轉(zhuǎn)向釋、老之于儒家的關系，詫異儒排釋、老，而釋、老不協(xié)力抗衡，反自相攻訐。后篇首言于友人處得觀此字，次借友人之口敘述得字始末，兼及求記，然后議論作字之人。兩文雖未對書法墨寶作正面評論，但緊緊圍繞墨寶敘事、議論，視野開闊而生動有趣。蘇軾的書畫記與其書畫一樣，亦自成一體?！段呐c可畫筼筜谷偃竹記》實乃長歌當哭、悼念畫者的祭文，充滿了濃厚的抒情意味。作者追憶與畫者平素知音期許、詩書往來、相教相戲、篤厚無間的情形，一改前人撰寫書畫記只作為局外人記敘、議論的格局，變?yōu)樗囆g實踐的積極參與者?！秲粢蛟寒嬘洝贰ⅰ秱魃裼洝?、《畫水記》等則著意于畫論。蘇軾之后，書畫記體式幾乎沒有大的變化，而此類題材大量涌入題跋中。

學記與藏書記屬宋人新創(chuàng)。學記現(xiàn)存較早的是王禹偁《潭州岳麓山書院記》。該文首述古之重學，指出學校乃“政之本”，次敘始建興衰，復寫重修與作記，是以記敘為主體。歐陽修《吉州學記》先述朝廷詔令立學，次敘吉州學校興辦經(jīng)過與規(guī)模，而以議論教學方法、想象教育效果作結；記實之外，議論成分轉(zhuǎn)多。其后，曾鞏《宜黃縣學記》與《筠州學記》，王安石《虔州學記》、《太平州新學記》、《繁昌縣學記》等，大都循王、歐體式。至蘇軾《南安軍學記》始以議論為主，敘事為輔。南宋學記敘議結合，構思多變，數(shù)量也幾可抗衡亭堂記，如朱熹多達十幾篇，葉適也有九篇，均超過其亭堂記。

藏書記以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最為著名。該記先議書籍的巨大社會作用，繼言“學必始于觀書”，復講書籍發(fā)展與學人態(tài)度；在這樣廣闊的背景下介紹李氏山房始末，表彰藏書者“以遺來者”的仁人之心；末尾交代作記緣由與目的。文章不局限于記敘藏書本身，而是始終將書與人的關系作為表現(xiàn)中心，議論縱橫，談古說今，正反對比，勸誡啟迪，強調(diào)認真讀書的必要性，視野開闊，立意高遠。蘇轍《藏書室記》敘蘇洵當年“有書數(shù)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文章廣征博引，反復談論讀書的重要性，意在勸讀。二蘇之作遂為常式。南宋朱熹《徽州婺源縣學藏書記》、《建陽縣學藏書記》皆夾敘夾議，體類二蘇。陸游《婺州稽古閣記》圍繞閣名先敘述來歷、始末、規(guī)模與作記，然后議論“稽古必以書”；《吳氏書樓記》肇于議理，繼述吳氏兄弟“以錢百萬創(chuàng)為大樓，儲書數(shù)千卷”，兼及書樓格局，殿以議論；《萬卷樓記》首言“學必本于書”，繼從?？薄⑼ń?jīng)、博學諸方面強調(diào)了藏書的重要性，最后申述近代藏書之盛，視野、格局均略有變化。葉適《櫟齋藏書記》首敘齋主，次論學術流變，再述藏書內(nèi)容之富，略呈現(xiàn)出新態(tài)勢，而終未脫北宋范式。

二、書序的美學變化與長足發(fā)展

向來記、序并稱，二者在敘事方面雖有相近處而體例迥異。序作為一種文體，濫觴于兩漢，發(fā)展于魏晉，興盛于李唐而變化于趙宋。傳孔安國《尚書序》稱“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大體昭示了序的功能。約成于漢代的《毛詩序》、《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揚雄《法言序》等，大都立足全書，進行宏觀的闡釋申述，或者兼及作者自身，是為常式。其后又有文集序、贈送序、燕集序、字序（解釋人的名字）、雜序（事、物序）等相繼問世。唐宋是序體散文的昌盛期，作品繁富，名篇迭出。茲選唐宋八家文集分別統(tǒng)計并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贈序與書序最繁盛；唐代贈序興盛而宋代書序發(fā)達。書序本為序體正宗，漢以后不絕如縷，惜無大的發(fā)展，名家如韓愈，集中竟無一篇書序，這就為宋人留下了開拓的空間。

宋代書序的形象性、可讀性、理論性較之前代明顯加強。首先是表現(xiàn)主體和表現(xiàn)重心的轉(zhuǎn)移——由“書”到“人”。序的正體是申述作者之意，故表現(xiàn)的主體和重心是書。宋代書序情形大變。曾鞏《先大夫集后序》以五分之四的篇幅敘述著者事跡；黃庭堅《小山集序》幾乎通篇介紹晏幾道的為人與性格；魏伯恭《朱淑真詩集序》由朱氏作品的廣泛傳播與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開端，講述了作者不幸的身世。這些都將“人”作為表現(xiàn)的主體。陸游《師伯渾文集序》、陳亮《中興遺傳序》、葉適《龍川集序》更為典型。陸《序》首述“識隱士師伯渾于眉山”的情景，繼而邊敘邊議師氏生平境遇，以其行事和性情突出了人物的形象。陳《序》實為龍伯康與趙次張二人的小傳，從龍、趙京師初遇下筆，續(xù)以比射情形，進而詳述次張有志難申，最后略談書的內(nèi)容體例。龍氏豪放的性格與精湛的射技，趙氏的聰明機智和善于應變，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葉《序》則以凝練簡潔的文筆，敘述了陳亮由際遇天子到遭詆入獄幾死大起大落的一生和學術上的成就。此外，文天祥《指南錄后序》敘述抗元斗爭中的親身經(jīng)歷，因事而見人。諸如此類的書序，無不以表現(xiàn)著書之人為重心，充分體現(xiàn)了我國古代“知人論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其次是文學色彩的強化——抒情性與描寫性驟增。僅以歐陽修《歸田錄序》、秦觀《精騎集序》、晏幾道《小山詞自序》、李清照《金石錄后序》、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陸游《呂居仁集序》諸篇便可窺其一斑。歐以主客問答的方式（這是對書序體制樣式的一種革新），既生動地描繪了官場那種“驚濤駭浪，卒然起于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龜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的險惡情景，又抒發(fā)了“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fā)憤，有所建明”而被迫“乞身于朝”、“優(yōu)游田畝”的矛盾心情。秦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抒發(fā)了“少而不勤”、“長而善忘”的追悔莫及的心情。晏則敘其所懷，追憶往事，“記悲歡離合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所抒發(fā)的凄傷之情不亞于其詞作。李序膾炙人口而歷代艷稱不絕，首先就在于序文濃重的抒情性和生動的描繪。孟以淺易駢語成文，用精彩生動的語言描繪了北宋汴京太平時節(jié)的繁華景象：

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簾，雕車競駐于天衢，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調(diào)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qū)之異味，悉在庖廚?；ü鉂M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

陸序描述江河源流情狀以喻學者，表達對呂氏家學深厚、造詣精深的欽佩，頗富文采。

其三是視野開闊，注重宏觀審視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尋。如徐鉉《重修說文解字序》歷述華夏文字自“八卦即畫”至“皇宋膺運”長達數(shù)千年間的發(fā)展演變，融知識性、趣味性、學術性于一體。蘇軾《六一居士集敘》更以雄視百代、省察萬古的氣魄，從人類生存和文明發(fā)展的角度，將歐陽修與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韓愈作古文相提并論，高度評價歐陽修對于培育人材、發(fā)展宋學所作的巨大貢獻。孫覿為汪藻《浮溪集》作序，不僅從“由漢迄唐，千有余歲”這樣悠久的歷史角度審視，而且還從作者性格、嗜好、學養(yǎng)、構思特點、時代背景諸方面深入考察其藝術個性形成的多層原因。陸游《陳長翁文集序》先談兩漢文章的發(fā)展變化，次及兩宋，而以北宋盛時為參照，闡述南渡以后的文章利弊，最后突出陳氏“居今行古，卓然杰立于頹波之外”的創(chuàng)作特點。周必大序《宋文鑒》則論析了北宋散文由“文博”到“辭古”再到“辭達”的發(fā)展變化軌跡。劉辰翁《簡齋詩集序》肇端于作詩常理“忌矜持”，次由《詩經(jīng)》到晚唐，再到當代江湖詩派，大筆勾勒詩歌的發(fā)展，進而溯源于李白、杜甫、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在對比中突出陳與義詩歌的特征。

其四是向議論化、理論化延伸。宋人好議論，宋文好言理，這在書序中同樣表現(xiàn)得很突出。歐陽修《伶官傳序》發(fā)端與收尾均取議論，其“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已被視為至理名言。至其《梅圣俞詩集序》則重點討論“詩窮而后工”的問題，從詩的創(chuàng)作、流傳諸方面探討這種說法的真實含義，指出“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且以此為基礎評價梅氏其人其詩。曾鞏《戰(zhàn)國策目錄序》、《新序目錄序》，無不以議論為主。趙昚《蘇軾文集序》從論述“成一代之文章”與“立天下之大節(jié)”的關系入手，探討“節(jié)”、“氣”與“道”、“文”的聯(lián)系，然后議論蘇軾其人其文。朱熹《詩集傳序》則完全以問答的方式闡發(fā)有關《詩經(jīng)》的諸多理論：《詩經(jīng)》產(chǎn)生的淵源與基礎、詩的教化功能與作用、不同詩體的區(qū)分與原因、學詩讀詩的方法等。葉適《播芳集序》、姜夔《白石道人詩集自序》，也都分別從不同角度議論作文之難?？梢哉f，宋代書序幾乎無一篇不議論，無一篇不說理。這顯然與宋代文人慣于理性思考有密切關系。

三、題跋的創(chuàng)制及其趣韻風神

前人常將序、跋并論，僅就其客體對象而言（如為一書寫的序、跋），實有共同點，然其體制殊別，各成一式。明代徐師曾指出“題跋者，簡編之后語也。凡經(jīng)傳子史、詩文圖書（字也）之類，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謂盡矣。其后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于末簡，而總謂之題跋……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各有所為，而專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不同”（《文體明辨序說》），正看到了跋與序的區(qū)別。

題跋興于唐而成于宋。唐不以“跋”名篇，多作“讀×××”，且僅限于文字著述。檢韓愈、柳宗元本集，韓有《讀荀子》等四篇，柳有《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一篇，皆就作品本身議論生發(fā)，類近后世題跋。但數(shù)量甚少，形式和內(nèi)容亦頗局促。宋代題跋不僅數(shù)量驚人，而且形式靈活變化，內(nèi)容豐富多彩。如歐陽修集有題跋454篇，蘇軾集題跋達721篇，黃庭堅《山谷題跋》收400余篇，陸游《渭南文集》存270篇。宋人對題跋體裁的發(fā)展革新，首先反映在題材的開拓上，如由唐代單純議論著述文字擴展到繪畫書法等藝術、文化領域；其次反映在體式要求上無常格定式，靈活多樣；其三是擴大并提高了題跋的功能，由單一議論發(fā)展到說理、抒情、記事、寫人和學術研討等；其四是增強了題跋文字的文學性和可讀性、趣味性。總之，題材廣泛，體式多樣，內(nèi)容豐富，立意新穎，理、識、情并舉，揮灑自如，構成了宋代題跋的突出特點。

歐陽修《題薛公期畫》對繪畫以“形似為難”、“鬼神易為工”的說法表示異議，由作品本身引發(fā)開來，重在表達個人的見解。其《跋永康縣學記》立足于古代書法史，由魏晉書法談到唐五代的發(fā)展變化，再述入宋情形，最后才落筆于該記的書寫者蔡襄身上，予以高度評價。至《集古錄》中“跋尾”如《隋太平寺碑跋》、《范文度模本蘭亭序》等，或論字書筆畫，或議趙宋文化與字學，都富有見解。

蘇軾與黃庭堅“最妙于題跋”，“凡人物書畫一經(jīng)二老題跋，非雷非霆而千載震驚”。蘇軾題跋尤以理趣、情趣勝，使人既心悅誠服又難禁失笑。《書孟德傳后》議論老虎畏人，講述了“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三種人遇虎不懼的故事，認為“虎畏之，無足怪者”，據(jù)事推理，生動有趣。《書南史盧度傳》首寫跋者“不喜殺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次言“親經(jīng)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最后點出“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而寫此跋語，重在表達個人的心態(tài)感受，既見其仁慈本性，又有別于釋之戒殺，情濃而切理?！栋贤鯐x卿所藏蓮花經(jīng)》論“世人所貴，必貴其難”的常理；《題張乖崖書后》講寬、愛、嚴、威辯證關系之人情；《跋歐陽文忠公書》議外放與致仕的心態(tài)感受……無不生動有趣。蘇軾畫跋更是別具匠心：

智者創(chuàng)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正，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shù)，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謂游刃余地，運斤成風……（《書吳道子畫后》）

畫以人物為神，花竹禽鳥為妙，宮室器用為巧，山水為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tài)無窮為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燦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shù)而得詩人之清麗。（《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前者從物質(zhì)創(chuàng)造與文化發(fā)展的角度審視立論，漸及吳氏之畫；后者由各類繪畫而漸及山水，再及蒲氏技藝，均視野開闊，境界高遠，體現(xiàn)了一位通才大家的眼光與識見。其他如《書陳懷立傳神》征古論今，縱論傳神，最后點明“助發(fā)”陳氏之意；《跋南唐挑耳圖》因畫而記其為王詵用心理療法治耳聾；《書南海風土》談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適應，等等，無不充滿理趣與情趣。

與歐、蘇不同，黃庭堅題跋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間有敘事，形象鮮明生動，篇幅漸長。如《題東坡字后》：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跋者不是就書法作品推評議論，而是借此回憶和敘述了有關蘇軾作書的幾件小事，從而將蘇軾豪放飄逸的個性風采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由衷地抒發(fā)了跋者欽仰敬佩的心情。又如《書家弟幼安作草后》自謂其書無法，“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校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jié)拍，人嘆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寄情于名利之外習字作書的境界，形象而深刻。

黃庭堅題跋除了具有敘事抒情的特點外，還明理寓識，因而境界闊大，思致深邃，常妙語連珠，趣味豐饒?！栋锨厥纤梅ㄌ分塾诘赜蛭幕l(fā)展衍變的歷史，指出兩漢至宋“不聞蜀人有善書者”，然后突出眉山蘇軾“震輝中州，蔚為翰林之冠”，視野十分開闊?！稌L卷后》指出“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世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都是深有所得的名言。至如《書草老杜詩后與黃斌老》自稱“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跋湘帖群公書》謂“李西臺出群拔翠，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李致堯乞書書卷后》說“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歸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tài)也”等等，無不妙喻橫出，令人回味。

宋室南渡后，題跋基本上沿著歐、蘇、黃開拓的路子走，體式雖無新創(chuàng)，而多撫時感事，憂國傷懷。辛棄疾《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凝練精警，深沉感人，字字句句都熔鑄著強烈執(zhí)著的愛國赤誠和尖銳而含蓄的批判精神，悲憤、感慨、惋惜、遺憾等種種復雜的心態(tài)情緒與豐厚深廣的潛在內(nèi)容共同構成了深邃的意境，耐人咀嚼回味。陸游《跋周侍郎奏稿》、《跋傅給事帖》、《跋李莊簡公家書》等都是為人熟知的名篇；黃震《跋宗忠簡公行實后》對宗澤抗金救國給予高度評價，譴責黃潛善之流投降誤國，悲惋北宋傾覆和南宋偏安，格調(diào)深沉。

四、文賦的脫穎與文藝散文的誕生

文賦與文藝散文是宋人參酌舊體裁創(chuàng)造出的兩種新體式。

賦濫觴于周末，荀卿草創(chuàng)其體，宋玉推揚發(fā)展，至漢大盛，魏晉六朝“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yōu)槁桑稳擞衷僮兌鵀槲摹保ā段捏w明辨序說》）。文賦乃古文運動影響的產(chǎn)物。早在唐代已有古文向賦滲透的跡象，韓愈《進學解》即取古賦答問式，只是未以賦題篇。其后古文呈中落之勢，文賦亦未能脫穎。宋代古文大盛，文賦才有了新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大批的成功之作，因而成為獨立的一體而與古賦、律賦、俳賦并列。

歐陽修、蘇軾對文賦的創(chuàng)制貢獻最大；黃庭堅、蘇轍、張耒等也有數(shù)量可觀的文賦作品。他們的作品有兩大特點：其一是程度不同地保留并采用了古賦的部分形式與手法，如設問、鋪張等，同時大量吸收古文筆法與氣勢，多虛字，少對偶，句式長短錯落；其二是將事、景、情、理融為一體，增加了敘事與抒情的成分，而以言理為旨歸，縱橫議論。歐陽修《秋聲賦》以主客問答方式敘事、寫景和議論，描摹秋聲情狀，訓釋物象物理，再由自然界推及人類社會，探討自然與人生的聯(lián)系。蘇軾《前赤壁賦》起筆于敘事寫景，繼以答問，由事及景、及情、及理，將敘事、寫景、議論、抒情、說理熔于一爐，馳騁于自然、宇宙、歷史、現(xiàn)實，縱論時空的無限與人生的有限，既傳達了作者貶謫時期的內(nèi)心矛盾與解脫過程，又蘊含著深邃的哲理。蘇轍《黃樓賦》對蘇軾《前赤壁賦》有直接影響，起筆云“子瞻與客游于黃樓之上”，繼敘黃樓構筑始末，描述洪水情狀，再議論宇宙人生，結尾曰“于是眾客釋然而笑，頹然而就醉，河傾月墜，攜扶而出”。其起結、格局，《前赤壁賦》近之。蘇轍的《缸硯賦》、《服茯苓賦》、《墨竹賦》均屬敘議結合的成功作品。黃庭堅《劉明仲墨竹賦》先述畫者其人，次描繪畫面，末評技藝高下，全用古文方法結構布局，層次清晰分明。張耒《齋居賦》釋說自然界陰陽變化與人體相應的反應以及“養(yǎng)生而善身”的方法，議論“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卯飲賦》寫晨飲之趣，《秋風賦》描摹和議論秋風，也全取答問式而用古文句法。

北宋末黨爭殃及文壇，古文受抑，文賦中落。南渡后文賦再起，王十朋《雙瀑賦》描繪金溪雙瀑壯麗景象；張孝祥《金沙堆賦》敘寫金沙堆“壁立千仞，衡亙百步”的形勢狀態(tài)；范成大《望海亭賦》，楊萬里《浯溪賦》、《海鰍賦》，陸游《焚香賦》等，皆以古文為賦。明人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稱“文賦尚理而失于辭”，正道出了宋代文賦的一個突出特征。

文藝散文是宋人的創(chuàng)造。宋以前的散文，從文章功能看，大略可類分為應用散文、記事散文、抒情散文、議論散文四大類，實用性是它們最突出的特點。這同散文體裁直接源于社會實踐、源于社會生活的需要有關，從表奏書啟到記序論策無不如是。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是典型的直覺經(jīng)驗型，因而前代散文多以寫實著稱而絕少虛擬成分；即使有少量寓言性作品，也大都囿于自然界題材。柳宗元《設漁者對智伯》雖有一定虛擬，而實是對史事的演義，且作者不參與其事。宋代則出現(xiàn)了為世注目的新景象。柳開創(chuàng)作了《代王昭君謝漢帝疏》，王禹偁寫了《錄海人書》。此二文向被視作名篇而為人樂道，歷代讀者都似乎感覺到了其中飽含著濃烈的藝術氣息，但又往往只著眼于題材內(nèi)容，充分肯定作品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刻的思想性，而忽略了文章體式方面的創(chuàng)新。其實，二文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藝術生命力，還在于自身的形式。二文均承襲前代應用文體，但關鍵是兩文皆不是真正的應用文，不具實際“上疏”、“上書”的功能。柳乃替王昭君給皇帝寫《疏》，王則為秦末海島夷人作《書》給秦始皇。這種超現(xiàn)實的虛擬性，造成了與傳統(tǒng)實際應用型的“奏疏”、“上書”的巨大差別，文學屬性空前加強，藝術色彩驟增。于是，在前代體裁基礎上經(jīng)過改造創(chuàng)新，又一散文品種——文藝散文誕生了。柳、王之作除虛擬性外，還將讀者由現(xiàn)實帶回千年前的歷史空間中，而歷史與現(xiàn)實又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作者正是利用這種歷史與現(xiàn)實的疊合，借古諷今，造成深沉委婉的藝術效果。這樣，文章雖然失去了體裁原有的應用功能，卻獲得了更為廣泛、更為深刻和有益的社會功能，獲得了持久而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從現(xiàn)存資料看，柳開是較早創(chuàng)作文藝散文的作家之一。他于宋初首倡古文，強調(diào)“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河東先生集·應責》），注重體裁變化而不拘常格?！洞跽丫x漢帝疏》也許并非有意識創(chuàng)為文藝散文，卻獲得了成功。其后，王禹偁創(chuàng)作了數(shù)量可觀的此類作品，除《錄海人書》外，尚有《烏先生傳》、《代伯益上夏啟書》、《擬留侯與四皓書》等十幾篇。歐陽修、蘇軾等又推波助瀾，歐作《代曾參答弟子書》，蘇作《代侯公說項羽辭》、《擬孫權答曹操書》，王令也有《代韓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書》，可見此體風行一時（不過應當指出，宋人文集中尚有大量具有實際應用功能的代擬之作，不屬于文藝散文的范圍）。

五、詩話、隨筆的創(chuàng)造與日記范式的確立

詩話、隨筆和日記均是宋人創(chuàng)制的新文體，其共同特征是均用隨筆散記的形式，自由靈活，內(nèi)容廣博。

詩話（包括詞話）乃是古代詩歌理論批評形式的一種。漢魏時期即有萌芽，《西京雜記》、《世說新語》都有論賦說詩的片斷；唐人以詩論詩，且有《詩式》、《詩格》之類著述；宋則以文論詩，于是有了詩話。詩話產(chǎn)生于宋代古文運動極盛之時，是古文運動影響下的產(chǎn)物。歐陽修《六一詩話》是古代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著述，計有二十八則，內(nèi)容涉及本事考辨、詩歌理論、創(chuàng)作方法、作品鑒賞、流派群體、作家個性、風格區(qū)別、字句錘煉、詩作流傳、詩病、記疑等十多個方面。該書為歐陽修晚年退居汝陰時所作，雖自稱“集以資閑談”（《六一詩話·自序》），然去取謹嚴，文筆簡潔洗煉，尤多風趣、諧趣、情趣和理趣。二十八則詩話僅限于唐宋時期，更側重于當代，論唐詩才五則。每則集中談論一點，短小精悍，往往在輕松愉悅的氣氛中，將讀者帶入詩歌藝術的境界，使人深受感染和啟發(fā)。如第二則“白樂天體”與“肥妻”之談，第六則安鴻漸與贊寧之嘲詠，第八則陳從易與屬客對“身輕一鳥過”之“過”字的補脫，第十二則梅堯臣“意新語工”之論，第二十一則評述西昆體等，都極有見地。

歐陽修開創(chuàng)了“詩話”這一形式，適應了“好議”的時風，給宋代文人提供了談詩的新天地，用以交流詩歌技藝和心得，傳播理論與信息，故響應風從，作者繼踵，蔚成大觀：司馬光《溫公續(xù)詩話》、劉攽《中山詩話》、釋惠洪《冷齋夜話》、陳師道《后山詩話》……不勝枚舉。據(jù)郭紹虞《宋詩話考》，宋詩話可考者多達一百三十余種，流傳到現(xiàn)在的完整詩話著作尚有四十多部，可見當時詩話時興的狀況。南宋詩話呈廣博化、系統(tǒng)化、理論化趨勢，內(nèi)容兼及詞、賦、散文，又往往據(jù)類分章，自成體系。如嚴羽《滄浪詩話》分為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章，內(nèi)容廣泛，體系嚴密，成為一部較為系統(tǒng)的詩歌理論和詩歌批評著作；宋末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的分類更為細密全面。

隨筆又稱筆記文，是一種隨筆雜錄式的散文，以記載或議論當代事、物為主，或者談道說藝、考辨學術，內(nèi)容博雜，故又有雜記、散記、瑣記之稱，往往由許多形式自由靈活、篇幅短小精悍而又互不連屬的單篇文字集合為一書。這種文體濫觴于魏晉，發(fā)展于隋唐，而大盛于兩宋。宋代之前，筆記文與筆記小說往往混而為一，且不以“筆記”名書，至宋方獨成一體，宋祁首以“筆記”名書，則宋人創(chuàng)制可知。

宋代筆記流傳于世的多達幾十部，大都輯錄當代作者親歷、親見、親聞的事物，既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又有相當?shù)奈膶W價值。其學術考辨、論藝心得也多有發(fā)明，予人啟迪；文筆多簡潔淳樸，質(zhì)實生動，且趣味豐饒。如歐陽修《歸田錄》多記朝廷軼事及士大夫談諧之語，內(nèi)容涉及宋前期的人物事跡、職官制度和官場軼聞，很多片斷精彩動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乃“閑接賢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澠水燕談錄·自序》），久而成書。其卷四《才識》云：“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于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辯唱酬，間以談謔，以是尤為士大夫所愛?！币院啙崢銓嵉恼Z言介紹了蘇軾的學養(yǎng)、人品和聲望。范鎮(zhèn)《東齋記事》“追憶館閣中乃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東齋記事·自序》），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多述宋代典制，而雜說雜事亦錯出其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都是史料性極強的時事見聞筆記。其他如司馬光《涑水紀聞》雜錄宋前期朝政故事、李廌《師友談記》記蘇門交游言論、范公偊《過庭錄》輯北宋士大夫軼聞趣事，均為人稱道。

宋人筆記興盛于北宋中葉，其后持續(xù)不衰。南渡初期朱弁《曲洧舊聞》、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等都以追述北宋舊聞為特色；南宋中后期，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梁錄》、周密《武林舊事》等又都以記述都市生活與風情習俗著稱；王明清《揮麈錄》、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岳珂《桯史》等則以記述南宋朝政得失和士人言行而聞名；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王觀國《學林》等尤以學術考辨見長。陸游《老學庵筆記》更是久負盛名。由此可見南宋筆記的繁榮狀況。

“日記”一體，源遠流長。前代史籍多系時日，當為后世日記所祖。漢代劉向已有“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新序·雜事一》）的說法，歷代官府“日有所記”乃是史官、掾吏的職事之一，但這些均不具備文體意義。東漢馬篤伯《封禪儀記》、唐代元和三年李翱《來南錄》已稍有演進，日記體式因而萌芽，逮宋始有真正的日記文體。

現(xiàn)存較早的日記是北宋趙抃《御試備官日記》，寫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時間起自二月二十六日，止于三月九日，共歷時二十四天，其中間斷十四日，故僅立目十篇，內(nèi)容是記本年進士考試事，諸如仁宗旨諭行端、各科考官姓名、工作程序等，雖仍帶有官方事務性質(zhì)，而體式粗備。周輝《清波雜志》稱“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宋史·藝文志》也著錄了趙概《日記》一卷、司馬光《日錄》三卷、王安石《舒王日錄》十二卷，惜已大都失傳，難見原書面貌。唯有黃庭堅晚年撰寫的《宜州乙酉家乘》至今流傳，這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第一部成熟、定型的私人日記（參見拙作《中國古代傳世的第一部私人日記》，《理論學刊》1991年第6期），是日記文體成熟、定型的重要標志。這部日記實錄了作者“乙酉”之年，即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在宜州的私人交游，是研究黃庭堅晚年行實、思想及著述的珍貴資料，也是研究日記文體的重要依據(jù)。該書記事從崇寧正月一日開始，到八月二十九日終止，共計九月（本年閏二月）。其中除六月未記，五月所記文字在流傳中脫落三十六行而短缺六天外，余皆每天立目，日有所記，且所書均為當日事，確有“日記”之實。全書二百二十九篇，通觀其文字，篇幅不等，短至一字，長者逾百，充分體現(xiàn)了“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特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日記的格式：先書時日，次記陰晴，后寫事實，始終如一，固定不變。這種體式規(guī)格，成為后世日記的通式。其語言省凈優(yōu)美，生動形象，如正月十二日記游：

借馬從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嶺，要叔時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余，秉燭上下，處處鐘乳蟠結，皆成物象，時有潤壑，行步差危耳。出洞。

從出游方式到陪同人物，乃至到達的地方、中途的邀請、游洞的情形、所見景象等，均記述明晰，依次寫來，娓娓而談，運思措字，精確凝練。南宋日記盛行，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都是為人艷稱的日記體游記。

六、體式創(chuàng)新的時代基因與宋代文人的體裁意識

別林斯基認為，藝術的樣式、種類和體栽的優(yōu)越性，只能是歷史的——與時代精神相適應；卡岡指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不斷改變不僅引起了對藝術掌握世界的新方式的需求，而且使過去曾經(jīng)很重要的某些藝術形式、品種、種類和體裁失去了社會價值?！?sup>這就是說，一切藝術樣式都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變化而變化發(fā)展，我國古代賢哲說“文變?nèi)竞跏狼椋d廢系乎時序”、“若無新變，不能代雄”，也都看到了文體變化與社會存在的密切關系及其革新創(chuàng)造的重要性。

就中國古代散文而言，“其為體也屢遷”，體裁樣式大略經(jīng)歷了五個發(fā)展階段。先秦是散文的濫觴期，尚無自覺的文體意識，散文屬紀實文字，但各種體式已在萌芽和孕育中，依附于經(jīng)史百家著述的整體系統(tǒng)中。秦漢時期為散文的形成期，多種體式開始出現(xiàn)。逮至魏晉南北朝，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等大批文章理論著述的出現(xiàn)，說明當時人們對體裁有了自覺認識并使之理論化、系統(tǒng)化，標志著文體進入了定型期。隋唐兩宋在前代的基礎上努力發(fā)展創(chuàng)造，成為文體的開拓期。元明清繼承多而創(chuàng)新少，成為文體的承襲期。近代以后，散文體式開始躍入又一個開創(chuàng)期。宋代處于散文體裁的開拓期，上承唐代古文運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加之宋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文環(huán)境，為散文體裁的開拓創(chuàng)造提供了適宜的社會條件和歷史基礎，散文家們在努力利用前代已有體裁的同時，積極創(chuàng)造新式樣，以適應社會實踐的需要，從而促進了宋代散文的繁榮。而宋代散文各種新體式的創(chuàng)造，又都與當時的社會發(fā)展相聯(lián)系：亭臺堂閣記的盛行，正是經(jīng)濟上升，建筑業(yè)發(fā)達的直接表現(xiàn)；書序的興盛，不但顯示了著述的繁榮，而且標志著印刷出版業(yè)的發(fā)達興旺；學記、藏書記的涌現(xiàn)，說明了對教育和知識的重視；山水記、書畫記的發(fā)展則反映了審美意識的提高；文賦固然是古文運動的直接產(chǎn)物，而題跋、詩話、隨筆、日記等，也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文人士子的審美情趣和社會心理，反映了文化的相對普及和朝通俗化發(fā)展的態(tài)勢。

宋文體裁的開拓創(chuàng)新，也與宋人鮮明的體裁意識相聯(lián)系。宋初古文家柳開即有“應變作制”（《河東先生集·應責》）之說，王安石評論文章“常先體制而后文之工拙”，倪正父更明確指出：“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保ā督?jīng)堂雜志》引）可見宋人對文章體制的重視。宋人編選文集亦甚重體式。姚鉉《唐文粹》雖棄駢就散而“鑒裁精審，去取謹嚴”；呂祖謙撰《文章關鍵》“于體格源流具有心解”；真德秀《文章正宗》、謝枋得《文章規(guī)范》皆重體式，其“格制法律，或詳其體，或舉其要，可為學者準則”（《古文關鍵·序》）。宋人這種重視體裁的觀念，也是體式創(chuàng)新的重要因素。

1. 本文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6期。
2. 《陸放翁全集》卷四一《尤延之尚書哀辭》。
3. 1963年3月31日《光明日報》在《文學遺產(chǎn)》欄刊出王水照《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樣式的發(fā)展》。這是建國后較早注意宋文體式發(fā)展研究的重要成果；近年來一些古代文體研究與古代散文研究的著作，也曾或多或少地涉及宋文體式的發(fā)展變化，惜無系統(tǒng)性。
4. 《習學記言》卷四九。
5. 謝枋得：《文章規(guī)范》。
6. 陳繼儒：《白石樵真稿·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7. 毛晉：《汲古閣書跋·東坡題跋》。
8. 參見卡岡《藝術形態(tài)學》，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
9. 參見卡岡《藝術形態(tài)學》，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
10.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
11.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
12. 陸機：《文賦》。
13. 黃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后》。
14. 《四庫全書簡目》卷一九。
15. 《四庫全書提要·東萊集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