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
題記
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的緣由,說起來是很沒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為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這是我做的么?我想??聪氯ィ坪跻泊_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2)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3)的影響;現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余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4),愈老就愈進步。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后,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
其次,自然因為還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為又有人憎惡著我的文章。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5)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木皮道人(6)說得好,“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為他就尊你為烈士了么?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于三一八慘殺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還有一點小意義,就是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跡。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至于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
我十分感謝我的幾個朋友,替我搜集,抄寫,校印,各費去許多追不回來的光陰。我的報答,卻只能希望當這書印釘成工時,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別的奢望,并沒有什么;至多,但愿這本書能夠暫時躺在書攤上的書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點小土塊。再進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國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還未被所謂正人君子所統(tǒng)一,譬如有的專愛瞻仰皇陵,有的卻喜歡憑吊荒冢,無論怎樣,一時大概總還有不惜一顧的人罷。只要這樣,我就非常滿足了;那滿足,蓋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魯迅記于廈門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風之夜
我之節(jié)烈觀
“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歷來的嘆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嘆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御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余的文章議論里,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嘆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嘆,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余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p>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觀,只是賞玩,只是嘆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嘆息一番之后,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其次是一班靈學派(7)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圣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
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fā)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里搗鬼,此時卻又有一群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種挽救的方法;他們叫作“表彰節(jié)烈”(8)!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復古時代(9)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里,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jié)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節(jié)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jié)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jié)烈”,卻是專指女子,并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jié)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窮,他便節(jié)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著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墒俏娜藢W士,已經不甚愿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贊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為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著鬼話。這表彰節(jié)烈,卻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幾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據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jié)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雖然是他發(fā)聲,卻和四支五官神經內臟,都有關系。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于這群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jié)烈(中國稱不守節(jié)作“失節(jié)”,不烈卻并無成語,所以只能合稱他“不節(jié)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照現在的情形,“國將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饑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只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為思想,全鈔舊帳;所以種種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仿佛,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無不節(jié)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才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于水旱饑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與女子無關。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jié)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jié)烈在后,并非因為他們不節(jié)烈了,才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閣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v令該擔責任,也只得分擔。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fā)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據節(jié)烈為本,將所有活著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jié),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jié)烈的人;一種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jié)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只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只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著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系?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jié)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志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fā)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jié)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F在所謂節(jié)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10)里,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jié)是男子已死的區(qū)別,道理卻可類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jié)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只是守節(jié),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于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只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污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jié)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里,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jié)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jié)烈這事,何以發(fā)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驓⒒虺?,都無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后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jié)便也漸漸發(fā)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里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并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無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并沒有鼓吹節(jié)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yè)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11)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于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yè)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jié)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后來因此多了幾個節(jié)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于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于歸了“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的什么“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12)了。此后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jié)思想倒反發(fā)達?;实垡甲颖M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jié)。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匆娞迫宋恼吕镉泄鞲募薜脑挘膊幻獠淮笈?,“這是什么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13),“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jié)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蛘咂夼畼O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來,稱贊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志”(14),甚而至于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jié)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jié)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于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fā)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園里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愿守節(jié),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于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張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后,言論的機關,都被“業(yè)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yè)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余“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15)。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jié)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于破人節(jié)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于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志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jié)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便也只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jié)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jié)烈派的里面,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墒蔷仁赖姆椒ㄊ遣粚?,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jié)烈難么?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jié),死了,便是烈;甲男并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jié);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布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jié)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jié)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只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后,間或得了旌表,還要寫入志書。所以各府各縣志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jié)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志書里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后,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jié)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jié)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里,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jié)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里。不過他死后間有一回表彰,寫入志書。不節(jié)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么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節(jié)烈么?答道,不愿。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jié)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愿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著少年女人,誠心祝贊他將來節(jié)烈,一定發(fā)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著??墒菬o論何人,都怕這節(jié)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愿。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jié)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于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jié)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jié)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fā)愿: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fā)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fā)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論照相之類
一 材料之類
我幼小時候,在S城(16),——所謂幼小時候者,是三十年前,但從進步神速的英才看來,就是一世紀;所謂S城者,我不說他的真名字,何以不說之故,也不說??傊窃赟城,常常旁聽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談論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個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傭工,后來出來了,據說她所以出來的原因,就因為親見一壇鹽漬的眼睛,小鯽魚似的一層一層積疊著,快要和壇沿齊平了。她為遠避危險起見,所以趕緊走。
S城有一種習慣,就是凡是小康之家,到冬天一定用鹽來腌一缸白菜,以供一年之需,其用意是否和四川的榨菜相同,我不知道。但洋鬼子之腌眼睛,則用意當然別有所在,惟獨方法卻大受了S城腌白菜法的影響,相傳中國對外富于同化力,這也就是一個證據罷。然而狀如小鯽魚者何?答曰:此確為S城人之眼睛也。S城廟宇中常有一種菩薩,號曰眼光娘娘。有眼病的,可以去求禱;愈,則用布或綢做眼睛一對,掛神龕上或左右,以答神庥。所以只要看所掛眼睛的多少,就知道這菩薩的靈不靈。而所掛的眼睛,則正是兩頭尖尖,如小鯽魚,要尋一對和洋鬼子生理圖上所畫似的圓球形者,決不可得。黃帝岐伯(17)尚矣;王莽誅翟義黨,分解肢體,令醫(yī)生們察看,曾否繪圖不可知,縱使繪過,現在已佚,徒令“古已有之”而已。宋的《析骨分經》,相傳也據目驗,《說郛》中有之,我曾看過它,多是胡說,大約是假的。否則,目驗尚且如此胡涂,則S城人之將眼睛理想化為小鯽魚,實也無足深怪了。
然而洋鬼子是吃腌眼睛來代腌菜的么?是不然,據說是應用的。一,用于電線,這是根據別一個鄉(xiāng)下人的話,如何用法,他沒有談,但云用于電線罷了;至于電線的用意,他卻說過,就是每年加添鐵絲,將來鬼兵到時,使中國人無處逃走。二,用于照相,則道理分明,不必多贅,因為我們只要和別人對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個小照相的。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應用。我曾旁聽過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說明理由:他們挖了去,熬成油,點了燈,向地下各處去照去。人心總是貪財的,所以照到埋著寶貝的地方,火頭便彎下去了。他們當即掘開來,取了寶貝去,所以洋鬼子都這樣的有錢。
道學先生之所謂“萬物皆備于我”的事,其實是全國,至少是S城的“目不識丁”的人們都知道,所以人為“萬物之靈”。所以月經精液可以延年,毛發(fā)爪甲可以補血,大小便可以醫(yī)許多病,(18)臂膊上的肉可以養(yǎng)親。然而這并非本論的范圍,現在姑且不說。況且S城人極重體面,有許多事不許說;否則,就要用陰謀來懲治的。
二 形式之類
要之,照相似乎是妖術。咸豐年間,或一省里;還有因為能照相而家產被鄉(xiāng)下人搗毀的事情。但當我幼小的時候,——即三十年前,S城卻已有照相館了,大家也不甚疑懼。雖然當鬧“義和拳民”時,——即二十五年前,或一省里,還以罐頭牛肉當作洋鬼子所殺的中國孩子的肉看。然而這是例外,萬事萬物,總不免有例外的。
要之,S城早有照相館了,這是我每一經過,總須流連賞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過經過四五回。大小長短不同顏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還有掛在壁上的框子里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鮑軍門(19)。一個族中的好心的長輩,曾經借此來教育我,說這許多都是當今的大官,平“長毛”的功臣,你應該學學他們。我那時也很愿意學,然而想,也須趕快仍復有“長毛”。
但是,S城人卻似乎不甚愛照相,因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運氣正好的時候,尤不宜照,而精神則一名“威光”:我當時所知道的只有這一點。直到近年來,才又聽到世上有因為怕失了元氣而永不洗澡的名士,元氣大約就是威光罷,那么,我所知道的就更多了:中國人的精神一名威光即元氣,是照得去,洗得下的。
然而雖然不多,那時卻又確有光顧照相的人們,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人物,或者運氣不好之徒,或者是新黨(20)罷。只是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為像腰斬。自然,清朝是已經廢去腰斬的了,但我們還能在戲文上看見包爺爺的鍘包勉,一刀兩段,何等可怕,則即使是國粹乎,而亦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誠然也以不照為宜。所以他們所照的多是全身,旁邊一張大茶幾,上有帽架,茶碗,水煙袋,花盆,幾下一個痰盂,以表明這人的氣管枝中有許多痰,總須陸續(xù)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執(zhí)書卷,或者大襟上掛一個很大的時表,我們倘用放大鏡一照,至今還可以知道他當時拍照的時辰,而且那時還不會用鎂光,所以不必疑心是夜里。
然而名士風流,又何代蔑有呢?雅人早不滿于這樣千篇一律的呆鳥了,于是也有赤身露體裝作晉人(21)的,也有斜領絲絳裝作X人的,但不多。較為通行的是先將自己照下兩張,服飾態(tài)度各不同,然后合照為一張,兩個自己即或如賓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圖”。但設若一個自己傲然地坐著,一個自己卑劣可憐地,向了坐著的那一個自己跪著的時候,名色便又兩樣了:“求己圖”。這類“圖”曬出之后,總須題些詩,或者詞如“調寄滿庭芳”“摸魚兒”之類,然后在書房里掛起。至于貴人富戶,則因為屬于呆鳥一類,所以決計想不出如此雅致的花樣來,即有特別舉動,至多也不過自己坐在中間,膝下排列著他的一百個兒子,一千個孫子和一萬個曾孫(下略)照一張“全家福”。
Th.Lipps(22)在他那《倫理學的根本問題》中,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就是凡是人主,也容易變成奴隸,因為他一面既承認可做主人,一面就當然承認可做奴隸,所以威力一墜,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那書可惜我不在手頭,只記得一個大意,好在中國已經有了譯本,雖然是節(jié)譯,這些話應該存在的罷。用事實來證明這理論的最顯著的例是孫皓,治吳時候,如此驕縱酷虐的暴主,一降晉,卻是如此卑劣無恥的奴才。中國常語說,臨下驕者事上必諂,也就是看穿了這把戲的話。但表現得最透澈的卻莫如“求己圖”,將來中國如要印《繪圖倫理學的根本問題》,這實在是一張極好的插畫,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諷刺畫家也萬萬想不到,畫不出的。
但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已沒有卑劣可憐地跪著的照相了,不是什么會紀念的一群,即是什么人放大的半個,都很凜凜地。我愿意我之常常將這些當作半張“求己圖”看,乃是我的杞憂。
三 無題之類
照相館選定一個或數個闊人的照相,放大了掛在門口,似乎是北京特有,或近來流行的。我在S城所見的曾大人之流,都不過六寸或八寸,而且掛著的永遠是曾大人之流,也不像北京的時時掉換,年年不同。但革命以后,也許撤去了罷,我知道得不真確。
至于近十年北京的事,可是略有所知了,無非其人闊,則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則其像不見,比電光自然永久得多。倘若白晝明燭,要在北京城內尋求一張不像那些闊人似的縮小放大掛起掛倒的照相,則據鄙陋所知,實在只有一位梅蘭芳君。而該君的麻姑(23)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確乎比那些縮小放大掛起掛倒的東西標致,即此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其一面又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蓋出于不得已。
我在先只讀過《紅樓夢》,沒有看見“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時候,是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為她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現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個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繼起的模仿者們的擬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憐的苦相,也就會立刻悟出梅蘭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蓋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
印度的詩圣泰戈爾(24)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然而夠到陪坐祝壽的程度的卻只有一位梅蘭芳君:兩國的藝術家的握手。待到這位老詩人改姓換名,化為“竺震旦”,離開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這震旦之后,震旦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的消息,而裝飾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舊只有那巍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里的一張“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
惟有這一位“藝術家”的藝術,在中國是永久的。
我所見的外國名伶美人的照相并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沒有見過,別的名人的照相見過幾十張。托爾斯泰,伊孛生,羅丹(25)都老了,尼采一臉兇相,勖本華爾(26)一臉苦相,淮爾特(27),穿上他那審美的衣裝的時候,已經有點呆相了,而羅曼羅蘭似乎帶點怪氣,戈爾基(28)又簡直像一個流氓。雖說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跡來罷,但總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假使吳昌碩(29)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畫的潤格如是之貴,則在中國確是一位藝術家了,但他的照相我們看不見。林琴南翁負了那么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熱心于“識荊”(30)的人,我雖然曾在一個藥房的仿單(31)上見過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32)函謝丸藥的功效,所以印上的,并不因為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車賣漿者流(33)的文字來做文章的諸君而言,南亭亭長我佛山人(34)往矣,且從略;近來則雖是奮戰(zhàn)忿斗,做了這許多作品的如創(chuàng)造社(35)諸君子,也不過印過很小的一張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銅板而已。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
異性大抵相愛。太監(jiān)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么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貴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里,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只好任憑那些捏錘鑿,調采色,弄墨水的人們跋扈。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36)(二月份《京報副刊》)里,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xiāng)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兇化吉,于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并且再三嘆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象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并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志,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鐘”、“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嘆亡國病菌(37)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38),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39),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卻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于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tǒng)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后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并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浊鹣壬_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zhàn),因為一宣戰(zhàn)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40)(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于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圣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圣廟里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臺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并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于是破壞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獫狁(41)早到過中原,五胡(42)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州兵的一箭,就鉆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著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志,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唇鼇淼谋?,怕又要大舉表揚節(jié)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里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并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么?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著。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于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chuàng)傷。人數既多,創(chuàng)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后,卻難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們單知道由于鄉(xiāng)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xiāng)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于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fā)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鄉(xiāng)下人還是這樣的鄉(xiāng)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xiāng)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后兩種。這區(qū)別并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講
我自己覺得我的講話不能使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長久了,所以終于不能不到這里來說幾句。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于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于現在的藝術的厭薄。天才究竟有沒有?也許有著罷,然而我們和別人都沒有見。倘使據了見聞,就可以說沒有;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侖過Alps山(43),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后面跟著許多兵;倘沒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缦胗袉棠?,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痉怯型敛豢?,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舉出幾樣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國故”。自從新思潮來到中國以后,其實何嘗有力,而一群老頭子,還有少年,卻已喪魂失魄的來講國故了,他們說,“中國自有許多好東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棄祖宗遺產一樣不肖?!碧С鲎孀趤碚f法,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凈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于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干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人談天,他自然總稱贊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決不痛罵畫家,農夫,工匠等類,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實在比許多國學家聰明得遠。
其一是“崇拜創(chuàng)作”。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這和要求天才的步調很相合,其實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來思想,異域情調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國和世界潮流隔絕的。許多人對于托爾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么譯到中國來?眼光囚在一國里,聽談彼得和約翰(44)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才行,于是創(chuàng)作家出來了,從實說,好的也離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tǒng)思想,使他適合于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為他所牢籠了,于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進舊圈套里去。作者和讀者互相為因果,排斥異流,抬上國粹,那里會有天才產生?即使產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這樣的風氣的民眾是灰塵,不是泥土,在他這里長不出好花和喬木來!
還有一樣是惡意的批評。大家的要求批評家的出現,也由來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上麄冎泻苡胁簧偈遣黄郊?,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到后來,連并非批評家也這樣叫喊了,他是聽來的。其實即使天才,在生下來的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親見幾個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約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著。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對于老成,有如孩子對于老人,決沒有什么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只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對于無論打著什么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yǎng)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yǎng)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fā)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做土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了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業(yè),就是能創(chuàng)作的自然是創(chuàng)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閑都可以。以文藝來消閑,說來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較勝于戕賊他。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里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
論“他媽的!”
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著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么,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我生長于浙江之東,就是西瀅先生之所謂“某籍”(45)。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卻頗簡單:專一以“媽”為限,決不牽涉余人。后來稍游各地,才始驚異于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真是“猶河漢而無極也”(46)。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獸。前年,曾見一輛煤車的只輪陷入很深的轍跡里,車夫便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車的騾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別的國度里怎樣,我不知道。單知道諾威人Hamsun(47)有一本小說叫《饑餓》,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見這一類話。Gorky(48)所寫的小說中多無賴漢,就我所看過的而言,也沒有這罵法。惟獨Artzybashev(49)在《工人綏惠略夫》里,卻使無抵抗主義者亞拉借夫罵了一句“你媽的”。但其時他已經決計為愛而犧牲了,使我們也失卻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氣。這罵的翻譯,在中國原極容易的,別國卻似乎為難,德文譯本作“我使用過你的媽”,日文譯本作“你的媽是我的母狗”。這實在太費解,——由我的眼光看起來。
那么,俄國也有這類罵法的了,但因為究竟沒有中國似的精博,所以光榮還得歸到這邊來。好在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榮,所以他們大約未必抗議;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國的闊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駭死的。但是,雖在中國,說的也獨有所謂“下等人”,例如“車夫”之類,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類,則決不出之于口,更何況筆之于書。“予生也晚”,趕不上周朝,未為大夫,也沒有做士,本可以放筆直干的,然而終于改頭換面,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為第三人稱者,恐怕還因為到底未曾拉車,因而也就不免“有點貴族氣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國罵”了;但也不然,闊人所賞識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嘗以為“花之富貴者也”?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閹遺丑”(50)罷了!還沒見過什么“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51)(七)記北魏邢子才“以為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息的地方。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yè),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土雖失于拓跋氏(52),士人卻更其發(fā)狂似的講究閥閱,區(qū)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實不過承祖宗余蔭,以舊業(yè)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于憤激,但對于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卻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么都倒敗了。這是倚賴“余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
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tǒng),在戰(zhàn)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fā)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53)的曲子里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廝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面登羅底叫德夫:何足云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這就是那時的暴發(fā)戶的丑態(tài)。
“下等人”還未暴發(fā)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里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余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于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xiāng)看見鄉(xiāng)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從胡須說到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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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吶喊》,才又記得我曾在中華民國九年雙十節(jié)(54)的前幾天做過一篇《頭發(fā)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罷,那時是《語絲》出世未久,我又曾為它寫了一篇《說胡須》。實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釗(55)之所謂“每況愈下”了,——自然,這一句成語,也并不是章士釗首先用錯的,但因為他既以擅長舊學自居,我又正在給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當時就聽說,——或者也是時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學的名教授就憤慨過,以為從胡須說起,一直說下去,將來就要說到屁股,則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報》一樣了。為什么呢?這須是熟精今典的人們才知道,后進的“束發(fā)小生”(56)是不容易了然的。因為《晶報》上曾經登過一篇《太陽曬屁股賦》,屁股和胡須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說此部,即難免不說彼部,正如看見洗臉的人,敏捷而聰明的學者即能推見他一直洗下去,將來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者,為防微杜漸起見,應該在背后給一頓奚落的。——如果說此外還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竊聞之:歐美的文明人諱言下體以及和下體略有淵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器為中心而畫一正圓形,則凡在圓周以內者均在諱言之列;而圓之半徑,則美國者大于英。中國的下等人,是不諱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諱,所以雖是公子而可以名為黑臀(57)。諱之始,不知在什么時候;而將英美的半徑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間或更在其上,則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銳敏了之故罷,向來就很嬌氣,什么也給他說不得,見不得,聽不得,想不得。道學先生于是乎從而禁之,雖然很像背道而馳,其實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們還是一看見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詩。我現在雖然也弄弄筆墨做做白話文,但才氣卻仿佛早經注定是該在“水平線”(58)之下似的,所以看見手帕或荒冢之類,倒無動于中;只記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體上動刀的時候,可似乎略有做詩之意,——但是,不過“之意”而已,并沒有詩,讀者幸勿誤會,以為我有詩集將要精裝行世,傳之其人,先在此預告。后來,也就連“之意”都沒有了,大約是因為見慣了的緣故罷,正如下等人的說慣一樣。否則,也許現在不但不敢說胡須,而且簡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論”或“天地玄黃賦”便不屑做。遙想土耳其革命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嗚呼,她們已將嘴巴露出,將來一定要光著屁股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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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人數我為“無病呻吟”黨之一,但我以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夠明白底細的。倘沒有病,誰來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經有了呻吟病了,無法可醫(yī)?!7伦匀挥质抢狻<慈缱院氈敝疗ü傻容?,倘使相安無事,誰愛去紀念它們;我們平居無事時,從不想到自己的頭,手,腳以至腳底心。待到慨然于“頭顱誰斫”,“髀肉(又說下去了,尚希紳士淑女恕之)復生”(59)的時候,是早已別有緣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評家們曰:“無病”。我實在艷羨他們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間的毫毛,向來不很肇禍,所以也沒有人引為題目,來呻吟一通。頭發(fā)便不然了,不但白發(fā)數莖,能使老先生攬鏡慨然,趕緊拔去;清初還因此殺了許多人。民國既經成立,辮子總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將來要翻出怎樣的花樣來,但目下總不妨說是已經告一段落。于是我對于自己的頭發(fā),也就淡然若忘,而況女子應否剪發(fā)的問題呢,因為我并不預備制造桂花油或販賣燙剪:事不干己,是無所容心于其間的。但到民國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進高等女子師范學校去了,而她是剪了頭發(fā)的,再沒有法可梳盤龍髻或S髻。到這時,我才知道雖然已是民國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視剪發(fā)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視剪發(fā)的男子相同;校長M(60)先生雖被天奪其魄,自己的頭頂禿到近乎精光了,卻偏以為女子的頭發(fā)可系千鈞,示意要她留起。設法去疏通了幾回,沒有效,連我也聽得麻煩起來,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隨口呻吟了一篇《頭發(fā)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來竟居然并不留長,現在還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來,也可以無須說下去了,然而連胡須樣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憤,要時時想到的。胡須的有無,式樣,長短,我以為除了直接受著影響的人以外,是毫無容喙的權利和義務的,而有些人們偏要越俎代謀(61),說些無聊的廢話,這真和女子非梳頭不可的教育,“奇裝異服”者要抓進警廳去辦罪的政治一樣離奇。要人沒有反撥,總須不加刺激;鄉(xiāng)下人捉進知縣衙門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個頭道:“謝大老爺!”這情形是特異的中國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齒又發(fā)生問題了,這當然就要說牙齒。這回雖然并非說下去,而是說進去,但牙齒之后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腸,直腸,和吃飯很有相關,仍將為大雅所不齒;更何況直腸的鄰近還有膀胱呢,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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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歷之重九,國民因為主張關稅自主,游行示威了。但巡警卻斷絕交通,至于發(fā)生沖突,據說兩面“互有死傷”。次日,幾種報章(《社會日報》,《世界日報》,《輿論報》,《益世報》,《順天時報》等)的新聞中就有這樣的話:
“學生被打傷者,有吳興身(第一英文學校),頭部刀傷甚重……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門牙二。其他尚未接有報告?!?/p>
這樣還不夠,第二天,《社會日報》,《輿論報》,《黃報》,《順天時報》又道:
“……游行群眾方面,北大教授周樹人(即魯迅)門牙確落二個?!?/p>
輿論也好,指導社會機關也好,“確”也好,不確也好,我是沒有修書更正的閑情別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許多學生們,次日我到L學校(62)去上課,缺席的學生就有二十余,他們想不至于因為我被打落門牙,即以為講義也跌了價的,大概是預料我一定請病假。還有幾個嘗見和未見的朋友,或則面問,或則函問;尤其是朋其(63)君,先行肉薄中央醫(yī)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門牙無恙,這才重回東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風來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兩個門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頓學風”者和其黨徒之氣罷;或者算是說了胡須的報應,——因為有說下去之嫌,所以該得報應,——依博愛家言,本來也未始不是一舉兩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場。我之所以不到場者,并非遵了胡適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從了江紹原(64)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著易卜生博士的遺訓正在“救出自己”;慚愧我全沒有做那些大工作,從實招供起來,不過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門牙,卻是“確落二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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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齒健全,決不會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見他歪著嘴角吸風,模樣著實可笑。自從盤古開辟天地以來,中國就未曾發(fā)明過一種止牙痛的好方法,現在雖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鑲牙補眼”的了,但大概不過學了一點皮毛,連消毒去腐的粗淺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論,以中國自家的牙醫(yī)而論,只有幾個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貴不可言。至于窮鄉(xiāng)僻壤,卻連皮毛家也沒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醫(yī)好,怕只好去叩求城隍土地爺爺罷。
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齒不痛的正人君子們立異,實在是“欲罷不能”。聽說牙齒的性質的好壞,也有遺傳的,那么,這就是我的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因為他牙齒也很壞。于是或蛀,或破,……終于牙齦上出血了,無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無牙醫(yī)。那時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謂“西法……”也者,惟有《驗方新編》(65)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驗方”都不驗。后來,一個善士傳給我一個秘方:擇日將栗子風干,日日食之,神效。應擇那一日,現在已經忘卻了,好在這秘方的結果不過是吃栗子,隨時可以風干的,我們也無須再費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醫(yī),服湯藥,可惜中醫(yī)仿佛也束手了,據說這是叫“牙損”,難治得很呢。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輩斥責我,說,因為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醫(yī)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長崎,再去尋牙醫(yī),他給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謂“齒垽”,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y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
我后來也看看中國的醫(yī)藥書,忽而發(fā)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它說,齒是屬于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才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它們在這里這樣誣陷我。到現在,即使有人說中醫(y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還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 Hugo先生的文才,也許因此可以寫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續(xù)集。(66)然而豈但沒有而已么,遭難的又是自家的牙齒,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單,是不大合式的,雖然所有文章,幾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辯護?,F在還不如邁開大步一跳,一徑來說“門牙確落二個”的事罷:
袁世凱也如一切儒者一樣,最主張尊孔。做了離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時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兩年。自此以來,相承不廢,但也因秉政者的變換,儀式上,尤其是行禮之狀有些不同:大概自以為維新者出則西裝而鞠躬,尊古者興則古裝而頓首。我曾經是教育部的僉事,因為“區(qū)區(qū)”,所以還不入鞠躬或頓首之列的;但屆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執(zhí)事。執(zhí)事者,將所謂“帛”或“爵”遞給鞠躬或頓首之諸公的聽差之謂也。民國十一年秋,我“執(zhí)事”后坐車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氣很冷,所以我穿著厚外套,帶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車夫,我相信他是因為磕睡,胡涂,決非章士釗黨;但他卻在中途用了所謂“非常處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將我從車上摔出。我手在袋里,來不及抵按,結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門牙為犧牲了。于是無門牙而講書者半年,補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現在使朋其君一見放心,釋然回去的兩個,其實卻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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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先生說,“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矣?!边@話,我確是曾經讀過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兩個門牙,借此能給若干人們從旁快意,“痛快”倒也毫無吝惜之心。而無如門牙,只有這幾個,而且早經脫落何?但是將前事拉成今事,卻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為有些事情,我還要說真實,便只好將別人的“流言”抹殺了,雖然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無損于已者為限。準此,我便順手又要將章士釗的將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賬揭出來。
又是章士釗。我之遇到這個姓名而搖頭,實在由來已久;但是,先前總算是為“公”,現在卻像憎惡中醫(yī)一樣,仿佛也挾帶一點私怨了,因為他“無故”將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經說過:我正在給他打官司。近來看見他的古文的答辯書了,很斤斤于“無故”之辯,其中有一段:
“……又該偽校務維持會擅舉該員為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請執(zhí)政將周樹人免職,十三日由 執(zhí)政明令照準……”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駁掉他:
“查校務維持會公舉樹人為委員,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稱在十二日。豈先預知將舉樹人為委員而先為免職之罪名耶?……”
其實,那些什么“答辯書”也不過是中國的胡牽亂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釗未必一定如此胡涂;假使真只胡涂,倒還不失為胡涂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說過:“挽近政治。內包甚復。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難于跡象求之。執(zhí)法抗爭。不過跡象間事?!彼蕴热羰虏桓杉海瑒t與其聽他說政法,談邏輯,實在遠不如看《太陽曬屁股賦》,因為欺人之意,這些賦里倒沒有的。
離題愈說愈遠了:這并不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現在即此收住,將來說到那里,且看民國十五年秋罷。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堅壁清野主義
新近,我在中國社會上發(fā)現了幾樣主義。其一,是堅壁清野主義。
“堅壁清野”(67)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業(yè),所以這話不是從兵家得來,乃是從別的書上看來,或社會上聽來的。聽說這回的歐洲戰(zhàn)爭時最要緊的是壕塹戰(zhàn),那么,雖現在也還使用著這戰(zhàn)法——堅壁。至于清野,世界史上就有著有趣的事例:相傳十九世紀初拿破侖進攻俄國,到了墨斯科時,俄人便大發(fā)揮其清野手段,同時在這地方縱火,將生活所需的東西燒個干凈,請拿破侖和他的雄兵猛將在空城里吸西北風。吸不到一個月,他們便退走了。
中國雖說是儒教國,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丘未之學也?!?sup>(68)但上上下下卻都使用著這兵法;引導我看出來的是本月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據說,教育當局因為公共娛樂場中常常發(fā)生有傷風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學生往游藝場和公園,并通知女主家屬,協(xié)同禁止。自然,我并不深知這事是否確實;更未見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當局之意,是因為娛樂場中的“有傷風化”情事,即從女生發(fā)生,所以不許其去,還是只要女生不去,別人也不發(fā)生,抑或即使發(fā)生,也就管他媽的了。
或者后一種的推測庶幾近之。我們的古哲和今賢,雖然滿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無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結果是:收起來。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專以“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二,是器宇只有這么大,實在并沒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經濟法,只有將錢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樣。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誨盜,冶容誨淫”(69),就是說子女玉帛的處理方法,是應該堅壁清野的。
其實這種方法,中國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過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只看見男人和賣力氣的女人,很少見所謂上流婦女。但我先在此聲明,我之不滿于這種現象者,并非因為預備遍歷中國,去竊窺一切太太小姐們;我并沒有積下一文川資,就是最確的證據。今年是“流言”鼎盛時代,稍一不慎,《現代評論》上就會彎彎曲曲地登出來的,所以特地先行預告。至于一到名儒,則家里的男女也不給容易見面,霍渭厓的《家訓》(70)里,就有那非常麻煩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構造圖。似乎有志于圣賢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應該看作游藝場和公園;現在究竟是二十世紀,而且有“少負不羈之名,長習自由之說”的教育總長(71),實在寬大得遠了。
北京倒是不大禁錮婦女,走在外面,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但這和我們的古哲和今賢之意相左,或者這種風氣,倒是滿洲人輸入的罷。滿洲人曾經做過我們的“圣上”,那習俗也應該遵從的。然而我想,現在卻也并非排滿,如民元之剪辮子,乃是老脾氣復發(fā)了,只要看舊歷過年的放鞭爆,就日見其多??上Р辉俪鲆粋€魏忠賢來試驗試驗我們,看可有人去作干兒,并將他配享孔廟。
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為之事,“收起來”卻是管牢監(jiān)的禁卒哥哥的專門。況且社會上的事不比牢監(jiān)那樣簡單,修了長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溝高壘,都沒有用處的。未有游藝場和公園以前,閨秀不出門,小家女也逛廟會,看祭賽,誰能說“有傷風化”情事,比高門大族為多呢?
總之,社會不改良,“收起來”便無用,以“收起來”為改良社會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車往奉天。這道理很淺顯:壁雖堅固,也會沖倒的。兵匪的“綁急票”(72),搶婦女,于風化何如?沒有知道呢,還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頌德的!
其實,“堅壁清野”雖然是兵家的一法,但這究竟是退守,不是進攻?;蛘呔鸵驗檫@一點,適與一般人的退嬰主義相稱,于是見得志同道合的罷。但在兵事上,是別有所待的,待援軍的到來,或敵軍的引退;倘單是困守孤城,那結果就只有滅亡,教育上的“堅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么呢?照歷來的女教來推測,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還能茍安時候,所謂男子者儼然地教貞順,說幽嫻,“內言不出于閫”,“男女授受不親”(73)。好!都聽你,外事就拜托足下罷。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襲來了,足下將何以見教呢?曰:做烈婦呀!
宋以來,對付婦女的方法,只有這一個,直到現在,還是這一個。
如果這女教當真大行,則我們中國歷來多少內亂,多少外患,兵燹頻仍,婦女不是死盡了么?不,也有幸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際,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于是生育子孫,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斷,但到現在還很有帶著奴氣的人物,大概也就是這個流弊罷?!坝欣赜斜住保鞘谙鄠?,大家都知道的。
但似乎除此之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闊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么善法來,因此還只得奉這為至寶。更昏庸的,便以為只要意見和這些歧異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當然的事。但最近,孫美瑤據守抱犢崮,其實倒是“堅壁”,至于“清野”的通品,則我要推舉張獻忠。
張獻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誰也知道,誰也覺得可駭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殺完百姓之后,便令AB殺C,又令A殺B,又令A自相殺。為什么呢?是李自成(74)已經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殺完他的百姓,使他無皇帝可做。正如傷風化是要女生的,現在關起一切女生,也就無風化可傷一般。
連土匪也有堅壁清野主義,中國的婦女實在已沒有解放的路;聽說現在的鄉(xiāng)民,于兵匪也已經辨別不清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一 解題
《語絲》五七期上語堂(75)先生曾經講起“費厄潑賴”(fairplay)(76),以為此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只好努力鼓勵;又謂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函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卻很想有所議論。但題目上不直書“打落水狗”者,乃為回避觸目起見,即并不一定要在頭上強裝“義角”(77)之意??偠灾?,不過說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簡直應該打而已。
二 論“落水狗”有三種,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論者,常將“打死老虎”與“打落水狗”相提并論,以為都近于卑怯(78)。我以為“打死老虎”者,裝怯作勇,頗含滑稽,雖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卻怯得令人可愛。至于“打落水狗”,則并不如此簡單,當看狗之怎樣,以及如何落水而定??悸渌?,大概可有三種:(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別人打落者,(3)親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于無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與狗奮戰(zhàn),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與前二者同論。
聽說剛勇的拳師,決不再打那已經倒地的敵手,這實足使我們奉為楷模。但我以為尚須附加一事,即敵手也須是剛勇的斗士,一敗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來,或尚須堂皇地來相報復,那當然都無不可。而于狗,卻不能引此為例,與對等的敵手齊觀,因為無論它怎樣狂嗥,其實并不解什么“道義”;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于是夾著尾巴逃走了。但后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它的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已懺悔,不再出而咬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事。
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里,又從而打之不可
叭兒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卻稱為西洋狗了,但是,聽說倒是中國的特產,在萬國賽狗會里常常得到金獎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幾匹是咱們中國的叭兒狗。這也是一種國光。但是,狗和貓不是仇敵么?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79)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為闊人,太監(jiān),太太,小姐們所鐘愛,種子綿綿不絕。它的事業(yè),只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豢養(yǎng),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街的時候,脖子上拴了細鏈子跟在腳后跟。
這些就應該先行打它落水,又從而打之;如果它自墜入水,其實也不妨又從而打之,但若是自己過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為之嘆息。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為它們雖然非常勢利,但究竟還有些像狼,帶著野性,不至于如此騎墻。
以上是順便說及的話,似乎和本題沒有大關系。
四 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
總之,落水狗的是否該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態(tài)度。
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后,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為落水之后,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y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
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后是說革黨(80),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81)之意。可是革命終于起來了,一群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82)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它們爬上來罷。于是它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么多。這就因為先烈的好心,對于鬼蜮的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而此后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秋瑾(83)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xiāng)就到了一個都督,——等于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發(fā)。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84),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于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后,王金發(fā)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壽終正寢”了,但在那里繼續(xù)跋扈出沒著的也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鄉(xiāng)也還是那樣的故鄉(xiāng),年復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長在可為中國模范的名城(85)里的楊蔭榆女士和陳西瀅先生,真是洪福齊天。
五 論塌臺人物不當與“落水狗”相提并論
“犯而不?!笔撬〉?,“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吃。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并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說,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前者且勿論;后者的大錯就又有二:一是誤將塌臺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塌臺人物又有好有壞,于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為縱惡。即以現在而論,因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轉輪,壞人靠著冰山,恣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憐,而曾經親見,或親受其噬嚙的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不打,甚至于還有哀矜之意,自以為公理已伸,俠義這時正在我這里。殊不知它何嘗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經儲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雖然有時似乎受傷,其實并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惻隱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復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投石下井”,無所不為,尋起原因來,一部分就正因為老實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說得苛刻一點,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錯誤的。
六 論現在還不能一味“費厄”
仁人們或者要問:那么,我們竟不要“費厄潑賴”么?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甕”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么?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并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后再與它講“費厄”不遲。
這似乎很有主張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為倘不如此,中國將不能有較好的路。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同的道德,還沒有劃一。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國卻微嫌太早一樣。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后。但現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為人也則幫之,為狗也則不管之,為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現今的中國,也還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護壞人。因為當壞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時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決不聽從,叫喊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時,好人或稍稍蹶起,則壞人本該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論者又“勿報復”呀,“仁恕”呀,“勿以惡抗惡”呀……的大嚷起來。這一次卻發(fā)生實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為然,而壞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無非以為占了便宜,何嘗改悔;并且因為是早已營就三窟,又善于鉆謀的,所以不多時,也就依然聲勢赫奕,作惡又如先前一樣。這時候,公理論者自然又要大叫,但這回他卻不聽你了。
但是,“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86),卻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卻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zhàn)斗,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tài),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七 論“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中國人或信中醫(yī)或信西醫(yī),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兩種醫(yī),使他們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推而廣之,怨聲一定還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國的通禮是鞠躬,但若有人以為不對的,就獨使他磕頭。民國的法律是沒有笞刑的,倘有人以為肉刑好,則這人犯罪時就特別打屁股。碗筷飯菜,是為今人而設的,有愿為燧人氏(87)以前之民者,就請他吃生肉;再造幾千間茅屋,將在大宅子里仰慕堯舜的高士都拉出來,給住在那里面;反對物質文明的,自然更應該不使他銜冤坐汽車。這樣一辦,真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我們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凈許多罷。
但可惜大家總不肯這樣辦,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費厄潑賴”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變成弱點,反給惡勢力占便宜。例如劉百昭毆曳女師大學生(88),《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復,陳西瀅鼓動女大學生占據校舍時,卻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把她們的東西搬走了罷?”毆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劉百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回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面有些“費厄”氣味之故。但這“費厄”卻又變成弱點,反而給人利用了來替章士釗的“遺澤”保鑣。
八 結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么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于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并未放松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里,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后,是應該改換些態(tài)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