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從拜財神爺?shù)剿枷氤嗷?/p>

那時候看電影，離家最近的影院有兩家，一是現(xiàn)在的勝利影院，一九四五年后曾名建國西堂。更早叫什么，不記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紅樓影院，后來以放映紀錄片為主。每次看完電影，我們都是從西四往北過馬路進帥府胡同或報子胡同，再往西走到我們家。對于童年的我，這兩條胡同都是太長了，走起來頗感疲勞。我常常抱怨，怎么這么長的路啊，什么時候能把這條胡同砍去一截就好了。

有一次，在這條長胡同上疲倦地行走，我忽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皮夾子，皮夾子里有少量的錢。這個巧遇使家人興奮起來，每次走在那里都希望能撿到錢包。甚至說閑話時也不住地說，什么時候跌個跤，撿上個金鎦子就好了。那時候物價日日飛漲，有錢的人都是用金條之類的東西保值或議價。租房是用“洋面”若干袋計價。我們沒有見過金條，但是生活中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后來在初中讀到守株待兔的成語，我以為這個成語并不夸張。在沒有保障和匱乏的生活里，真是晝思夜想也能撿到現(xiàn)成的兔子啊。

窮極更要供財神爺，每逢舊歷臘月三十，到處都有高喊著“送財神爺嘍”的小販給各家“送財神爺”，一張質(zhì)量低劣的草紙，畫著趙公元帥。有一次家里剛剛買了這幅帶來希望的神像，又傳出來敲門的聲音，我剛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說不要，也不能說剛買過，只能說“請過了！”

遇到大人與鄰居玩麻將牌，我與姐姐就去給財神爺磕頭。不論怎樣磕頭，我的印象是，母親與姨母的玩牌成績多是負數(shù)。

日本投降以后，又時興起了倒賣銀圓，我們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溝沿（后名趙登禹路）小市，它給我的印象像是樣板戲《紅燈記》里所說的“破爛市”。許多穿著破長衫的人嘴里叫著“買兩賣兩”兜售并收購銀圓。窮得發(fā)瘋的我們家也試過幾次，我也學會了辨認“袁大頭”“站人的”還有什么的。說來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們家進了銀圓，銀圓一定落價，只要出手了銀圓，銀圓一定猛漲。

所有的這些卑微，所有的這些恥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賤，在接觸到革命以后是怎樣地一掃而光了啊。再不會想走路的時候撿到錢包了，再不會祈禱母親打牌贏錢了，再不會夢想通過倒騰銀圓發(fā)財了。所有的關于不再苦熬地卑賤地生活下去的愿望，關于有朝一日鬧翻身的愿望，都因了革命的存在革命的主張而有了寄托了。

何平與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熱情、理想、坦率、充滿活力。他不遺余力地對我與我的一位好同學，昌平一家農(nóng)民的子弟秦學儒進行赤化教育，我曾說，何平的家對于我們倆來說，是一所家庭黨校。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令我豁然貫通，無往而不利。華崗的《社會發(fā)展史綱》令我參盡天機天條，五種生產(chǎn)方式，歷史必然規(guī)律，誰能違反？誰能改變？一讀此書立即覺得是正義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書店社會科學小叢書，使我遍覽天下大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使我認識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簡潔，胸有成竹。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使我內(nèi)心充滿希望與對革命的擁戴。蘇聯(lián)小說《孤村情劫》（卡達耶夫著，原名《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虹》（瓦西列夫斯卡婭著）、《妻》（卡達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經(jīng)》：“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于人只有一次而已……”我立即服膺，背誦，熱血沸騰。朱赫來、保爾·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對冬妮婭我也十分喜愛。

何平還帶我去位于北新華街的朝華書店，說那是一個進步書店。我在那里看到了以蘇商名義經(jīng)營的“時代出版社”出版的《時代三日刊》，是對開報紙形式，上有延安廣播一欄，令生活在國統(tǒng)區(qū)的我們耳目一新。后來我又去過多次，估計書店已被舊北平當局封閉，關著門窗，一副永遠打烊的樣子，令我失落痛惜悲哀已極。

在何平給我的“赤化”書籍中有一本畫冊《蘇聯(lián)兒童之保護》，應是蘇聯(lián)對外文化協(xié)會發(fā)行的宣傳品，正是社會主義革命強調(diào)解放婦女，大規(guī)模開創(chuàng)了托兒所幼兒園的建設。在我少年時代，是把托兒所等視為蘇聯(lián)的發(fā)明與提倡的。

另一本名為《蘇聯(lián)紀行》，是由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們寫的。他們高度贊揚十月革命后蘇聯(lián)的各項成就，但也對他們所說的蘇聯(lián)對于言論自由的限制等狀況提出了疑問，這使我看了相當困惑。一九八七年我以官方身份訪問英國的時候，我與英國工黨影子內(nèi)閣的文化大臣費舍爾談起了我少年時代對于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的文字的閱讀。什么事都是這樣，沒有全無意義的閱讀和行事，“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一年多后何平中學畢業(yè)，就業(yè)了，他的地下工作從面向中學改為面向“職業(yè)青年”了，他不再與我們聯(lián)系，而改由職業(yè)的革命者、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委中學工作委員會委員黎光同志聯(lián)系我們。用地下的術語，我與秦學儒這兩個“進步關系”（因我們當時并無組織身份）由黎光——當時告訴我們的名字是“劉楓”——帶，“帶”是指地下黨的單線聯(lián)系的上級對于下級的指導。

劉楓一表人才，堅毅英俊，說話聲音有很好的共鳴，許多年后我發(fā)現(xiàn)，他的外表很像曾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的著名演員石維堅。劉楓的形象完全符合我對黨的地下工作者的想象，他分析問題從來是要言不煩、切中要害。他的話沒有何平那樣多，也沒有那樣活潑和幽默，他帶給我的革命事業(yè)的前景要嚴峻多了，他是一個嚴肅矜持的人，你與他在一起，你覺得他永遠是胸有成竹，說一不二，堅定正確。

今年，二〇一一年，我該七十七歲了，尚未洋溢出“是為賊”的慚愧。但想一想，短促的幾十年，世界竟然出現(xiàn)了這么大的改變，上述的一切回憶，已經(jīng)隨風飄散，上述的老北京面貌，已經(jīng)不復存在。嗚呼北京，你變化的節(jié)奏也太快了，嗚呼世界，你怎么能讓人們感受一點陌生與恐慌、失落與惆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