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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人知的一次會面

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考辨 作者:蔡震 著


不為人知的一次會面

如果不是將同一個人撰寫的相隔半個世紀的兩篇回憶文章放在一起,那么郭沫若與一位朋友的一次會面,還可能是不為人知的一次會面。

1935年夏的一天,郭沫若冒著暑熱,從他寓居的千葉縣市川市只身前往東京西南的伊東。這是一處瀕臨海邊的避暑之地,隔海相望的是著名的伊豆諸島。但郭沫若顯然不是去避暑度假的,因為他既沒有攜家人同往,也沒有在伊東逗留,而是在當天匆匆返回市川。他是專程去見一位國內(nèi)來的朋友。

這是我在發(fā)表于七十余年前的一篇舊文中看到的關于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間行跡的一則史料,那是1941年11月16日《新蜀報·蜀道》刊登的題為《沫若先生印象片段》,是陳乃昌撰寫的一篇回憶散文。嚴格地說,這還稱不上是史料,而只是一個線索。因為陳乃昌并非把它作為一件史事寫在文章中,他只是順便提及此事:他早就仰慕郭沫若,但無緣相識,正好在伊東時聽自己的一個朋友(也就是郭沫若去見的那位朋友)說起郭沫若次日要來伊東,所以期待在這里可以結識郭沫若。不過事后,那位朋友才告訴他郭沫若已經(jīng)來過又返回東京了。想見到的人,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陳乃昌于是感慨失諸交臂,因而文中連那位朋友是誰也沒有提及。

大概因為文章不起眼,又不知郭沫若去見誰,迄今為止的任何一部郭沫若年譜或郭沫若傳記都沒有記載這件事。但是這個不起眼的歷史細節(jié)其實頗耐人尋味:這不像是一次一般的應酬往來,而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朋友會面。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郭沫若在流亡期間受到日本警察與憲兵的雙重監(jiān)視,他一直深居簡出,一般會見朋友,都是朋友到市川他的寓所去,像張元濟、陳銘德、郁達夫等人到日本晤見郭沫若都是這種情況。當然也有約在東京市內(nèi)見面的。這大概為的是不引起警視廳的特別注意甚至懷疑吧。郭沫若專程到外地(市川和東京之外的地方)去見一個朋友的事情,就目前所知,這是僅有的一次。所以郭沫若去伊東,不會是他主動約朋友在那里見面,只能是那位朋友特意約他相見。同時,從他去而即返的匆匆行跡,也可以推測應該是有什么特別的事情。

那么郭沫若去見的這位朋友是誰呢?陳乃昌在半個世紀之后寫的另一篇文章《相見五十七年前》[1]中告訴了我們。其實這篇《相見五十七年前》是在《沫若先生印象片段》一文的基礎上改寫的,增加了一些內(nèi)容。增加的內(nèi)容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在伊東海濱時,恰逢章伯鈞也在那里,我們彼此相識,他說:“我有兩位好朋友,就是朱德和郭沫若?!蔽覍δ粝壬f:“你到過海濱,章伯鈞沒有告訴我,你走了,他才說你來過了。”沫若先生說:“是的,北伐時期相識。當天就從海濱回來了?!?/p>

章伯鈞就是郭沫若專程去伊東見的朋友。這是一次什么樣的會見,里面包含了怎樣的歷史信息呢?

郭沫若與章伯鈞的確是老朋友,在北伐軍總政治部中,他們一個是宣傳科長,一個是總務科長。章伯鈞到日本,兩人見一次面,按理說屬人之常情。但是見面的地點和方式,特別是章伯鈞當時的政治背景,讓我覺得這不是一次尋常的朋友會晤。郭沫若斷不會老遠地跑去伊東只為敘敘舊,一定是章伯鈞有事與他相談。

章伯鈞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的主要負責人,鄧演達那時已經(jīng)遇害。他當時在日本干什么?我沒有看到相關的資料,但是他與李伯球等人在11月返回香港后,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港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這次會議根據(jù)章伯鈞等人的提議,將該黨更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后來的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并確立了反蔣聯(lián)共抗日的總方針。

這會與郭沫若有什么關系嗎?有可能。郭沫若與第三黨雖無關系,卻有淵源。大革命失敗以后的1928年1月,從海外回到香港的鄧演達籌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他特別派章伯鈞去勸說已被蔣介石通緝的郭沫若加入該黨,并邀請郭沫若起草該黨成立宣言。郭沫若在南昌起義后隨起義部隊南下廣東之際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那時,已經(jīng)輾轉香港回到上海。鄧演達會邀請郭沫若加入籌組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應該是不知道郭沫若加入中共之事。因為南昌起義雖然是共產(chǎn)黨人領導的,但起義之時仍然打著國民黨旗號,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鄧演達(雖然那時已在國外)、郭沫若均為這個委員會核心的主席團成員,且郭沫若任宣傳委員會主席。但鄧演達的邀請和勸說均遭到郭沫若婉拒,因為該黨的宗旨是既反蔣又反共,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鄧演達組建的這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既反蔣又反共,所以被稱為第三黨。有意思的是,1930年,中國共產(chǎn)黨為第三黨的事情有過一個考慮,欲安排郭沫若去歐洲做爭取鄧演達的工作,鄧演達那時在德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第三黨原來既反蔣又反共的政策有了一些變化。鄧演達經(jīng)過對歐洲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情況的考察,開始傾向于社會民主黨的路線,在仍然反蔣的同時,不再堅持反共的政策。不過郭沫若沒有答復這一安排。但這一情況說明中共黨組織也注意到郭沫若與第三黨領導人(鄧演達、彭澤民、章伯鈞等)之間那種無形的關系。[2]

把這樣一些相關資料聯(lián)系起來,是不是可以推斷:章伯鈞約郭沫若在伊東見面,就是談及第三黨改組的事情,而且可能又一次動員郭沫若加入該黨。當然,事情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不過郭沫若并沒有忘卻鄧演達,他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回國不久,即去南京憑吊過鄧演達的墓,還在1946年特別寫過一篇文章《紀念鄧擇生先生》。


[1] 該文收入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的《追隨周恩來的歲月》一書的“附錄”。

[2] 據(jù)王廷芳先生與我講起,這是郭沫若親口對他談起的往事。另外,郭沫若在新中國成立后所寫的一份自傳材料也間接寫到了這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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