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春秋

書院是一種氣象，也是一種氣場。書院給徽州帶來的不僅僅是人才，更重要的，它也在為這個地方積淀著底氣，為這個地方培養(yǎng)一種人格力量，形成寧靜暢達的地域靈魂。

|一|

去雄村的時候，是在炎熱的夏天。那一次正好是從婺源回屯溪，我忽然想，去看一看雄村吧，這個名氣很大的徽州村落，我竟一直沒去過呢！于是就去了雄村。沒想到雄村居然離屯溪很近，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半個多小時，然后一拐，經(jīng)過一段蜿蜒的山路，就到雄村村口了。

雄村是那種典型的徽州村莊，在村口，有一座雄偉的大牌坊。村落不大，據(jù)說目前尚不到2000人。但這個小村風景優(yōu)美異常，它位于兩條龍脈交匯的開闊地上，清澈的練江從它的旁邊流過。在江邊，有一片茂密的桃樹林格外引人注目，雖說現(xiàn)在不是桃花盛開的日子，但完全可以想象春天時的姹紫嫣紅。這一塊風水寶地在長達上千年的歷史中一直人才輩出，確實“所在為雄”。有一位叫作曹元宇的雄村游子曾作了一首《題雄村圖》，對故園做了頗為自得的描述：

練江蜿蜒村前繞，上接岑山下義城。

竹為飾山疏更密，云因護閣散還生。

……

詩中的“竹為飾山”指的就是村中的竹山書院。因為竹山書院是雄村最有名的建筑，自然成了雄村的象征。走進竹山書院后，我大吃一驚，沒想到這座相當有名的書院竟如此破敗，霉苔荒草，野墻斷垣，只有園子里的很多株桂花樹在落寞地瘋長，陰陰的，帶有野氣。鄉(xiāng)政府的人介紹說，原先竹山書院系協(xié)議承包給別人搞旅游開發(fā)的，但對方一直沒有真正投入，鄉(xiāng)政府又不便再介入，所以就成了目前這樣的局面。

這樣的場景不免讓人心事重重。我在破敗的書院里徜徉著，揣摩石碑上斑駁的文字，想象清晨來臨，當柔和的亮光開始映在古舊的瓦檐上時，書院里便會有瑯瑯的書聲泛起，摻雜在練江的霧靄之中，單純，清脆，縹緲。那該是怎樣的一番情景呢？

|二|

書院是一種氣象，也是一種氣場。竹山書院是一座二進三楹的學舍建筑，正壁懸有藍底金字板聯(lián)一副：“竹解心虛，學然后知不足；山由簣進，為則必要其成?！边@副對聯(lián)既解釋了竹山書院名稱的由來，也寓意治學和處事的態(tài)度?！昂垺笔鞘⑼恋闹衿?，“山由簣進”，指山由一點點的泥土堆積而成。這樣的比喻，跟荀子《勸學》一樣，闡述的都是一種學習的道理，也是一種做人做事的道理。

竹山書院的建造同樣受助于徽商。寓居揚州的兩淮八大鹽商之一的曹堇飴稱富宇內(nèi)，曾奉命接駕第二次南巡揚州的康熙皇帝，這達到了他榮光一生的巔峰。曹堇飴讀書不多，但卻向往晨鐘暮鼓的讀書生活，向往著“學而優(yōu)則仕”。而于商，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自卑和無奈。在曹堇飴輾轉(zhuǎn)病榻、彌留之際，他再三地囑咐兒子曹景廷、曹景宸，“當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閣，修書院”。

18世紀中葉，乾隆年間一個春天的上午，陽光明媚，由曹景廷、曹景宸兄弟捐資建造的竹山書院終于矗立在雄村村口。這一天可以說是雄村人的節(jié)日，四鄰八鄉(xiāng)的人都來了。而后，這幢清麗優(yōu)雅的書院便成了曹姓子弟進軍仕途的演練場。后來，族人曾立下規(guī)矩，中舉的人可以在院內(nèi)種植桂花一株，以示嘉勉。故而書院的清曠軒，又有“桂花廳”的別稱。從建成到現(xiàn)在，園內(nèi)已長有數(shù)十株桂樹，平日里郁郁蔥蔥，而到初秋之時，滿庭桂花，香飄數(shù)十里，整個雄村都可以嗅到書院的芬芳。嗅香思源，這香氣，無形中也成了激發(fā)子弟的一種動力。

從雄村走出的名宦當首推曹文埴、曹振鏞父子尚書。曹文埴25歲考中傳臚(即第四名進士，居狀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內(nèi)廷為官多年，官至戶部尚書。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乾隆皇帝任命他為總裁之一。他偏房所生的兒子曹振鏞，更是直接在竹山書院就讀，剛成年就考中進士。關于曹振鏞的苦讀，雄村至今還流傳著一則故事。曹振鏞在竹山書院就讀時，頑劣異常，不肯用功，其姐十分著急，規(guī)勸他：“你不讀書，將來如何登堂入室，承繼父業(yè)？”曹振鏞夸下?？冢骸八瘴叶楣伲覄傥岣??！苯憬慵に骸澳闳魹楣?，我當出家千里之外為尼?！辈苷耒O從此潛心攻讀，后一舉中榜，并官至軍機大臣，權傾朝野。其姐為不食言，堅持要出家，曹振鏞苦勸無效，又怕姐姐在千里之外孤苦伶仃，只得借當?shù)刭嫡Z“隔河千里遠”之意，在雄溪對岸建了一座慈光庵供其姐修行。

現(xiàn)在，與竹山書院隔著河流的對岸的山上，一抹綠樹修竹之中，坐落著寂靜的慈光庵。當年，曹振鏞的姐姐就一直在這座尼姑庵里出家至死。這樣的故事又能說明什么呢？說明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的犧牲？說明為一種價值觀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三|

盡管竹山書院里桂樹滿園，但在我眼中，它并不算一個很出色的書院，只算是一個比較合格的科舉工廠。真正散發(fā)著思想光華的，是明代之前的那些徽州書院，在那里，才能依稀看到閃亮的火花。

1998年，我曾去過位于績溪縣龍井村的桂枝書院遺址。

這個書院是宋景德四年(1007年）績溪人胡忠建立的，它是績溪歷史上第一個書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書院。據(jù)說，這個書院是在蘇轍的倡導下興建的，當年蘇轍曾任績溪知事，受他的影響，當?shù)匚娘L蔚起，書院大興，社學和私塾也紛紛建立。由于歲月久遠，桂枝書院現(xiàn)在已是頹垣碎瓦、荒草冷月，只有殘留的碑文，昭示著昔日的榮光。我不知道桂枝書院的山長是誰，誰又曾在這里講過課。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河流的源頭，水總是清的。桂枝書院創(chuàng)辦的宗旨不是為了科舉，為了功名，而是為了超世脫俗的精神追求。

沒有資料能翔實地介紹桂枝書院的風貌。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既然題名為“桂枝”，想書院里必定滿園丹桂。這也難怪，宋朝的讀書人一直把置身于寧靜閑適的大自然、寄情于山水作為自己的生活理想，追求著精神上的相對獨立。因此，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寧靜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正好體現(xiàn)了理學人士對于自身的超越。

同時興建于宋朝的，還有位于徽州府的紫陽書院。在這里，朱熹曾經(jīng)做了兩次非常著名的講演，在徽州引起了轟動。在此之后，紫陽書院重建，宋理宗親自為書院題名，紫陽書院成為徽州最有人氣的地方。紫陽書院昌盛之時，書院里刊刻著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王陽明也為書院題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紫陽書院一直是新安理學的中心，就像一盞燈，照亮著徽州的山山水水。

宋代徽州共有書院15所，除一所官辦之外，其余的均為民辦。而宋代之后，民間書院更是像雨后春筍一樣興盛，書院的出現(xiàn)，使讀書、教書成為一種樂趣洋溢的社會性活動。歙縣的師山書院、斗山書院，休寧的東山書院、天泉書院，婺源的明經(jīng)書院、福山書院，祁門、績溪的東山書院等，在當時都遠近聞名。盡管這時候的書院有著各種各樣的不足，比如對科學技術的忽略、輕于務實、流于清談等，但卻有著自由討論學術、交流思想的傳統(tǒng)，并且可以自由地批評官府、批評官員，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道德要求。這些早期書院的存在，在一定意義上，對于拓寬中華民族甚至人類的思維寬廣度都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

一個個經(jīng)天緯地之才，就這樣從一座座書院中成長出來。徽州也因此成為“東南鄒魯”。在此時，書院給徽州帶來的不僅僅是人才，更重要的，它也在為這個地方積淀著底氣，為這個地方培養(yǎng)一種人格力量，形成寧靜暢達的地域靈魂。

|四|

但到了明代之后，隨著統(tǒng)治者的狹隘和嚴酷，徽州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在文化上也急驟墮落。明朝更像是地主或者干脆是地痞流氓在統(tǒng)治，律政不守信用，教育機械淺薄，書院大都摒棄了高妙的思想，轉(zhuǎn)而以八股求功名了。這樣的倒退，不僅僅是教育的倒退，也是一個民族智力的倒退。

我一直對于明王朝比較看低。在這個王朝里，君王低劣而陰暗，大臣昏庸不作為，制度嚴酷而暴戾。統(tǒng)治者既沒有政治理想，也很少有政治手段，只是靠著愚民和殘忍來維系統(tǒng)治。它一方面用嚴刑峻法扼殺思想自由、扼殺創(chuàng)造力、扼殺商品流通；另外一方面又濫用道德倫理的力量，通過大力旌表的方式，以虛名延伸統(tǒng)治?；罩荼榈氐呐品?、匾額等，都出自這樣的背景之下。明王朝統(tǒng)治的277年，包括政治、文化、經(jīng)濟在內(nèi)的幾乎所有東西都裹足不前，有的甚至轉(zhuǎn)而倒退。而這時候，正值人類歷史進入關鍵時期，科學和理性掙脫了長長的昏暗，堅定地抬起頭來，眼前一條金光大道。在歐洲，表現(xiàn)為經(jīng)過文藝復興，進入近代史的階段，科學精神抬頭，自由文化興起，人文思想昌盛。但中國呢？明王朝之前，中國的文化和經(jīng)濟還在世界上有著優(yōu)勢，但經(jīng)過一個漫長的明王朝之后，已經(jīng)被世界潮流遠遠地拋在了后面。

明王朝就是這樣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在世界科學化的潮流中，按理說，教育應該朝著更符合社會進步的方向努力，但明王朝倒行逆施地搞起了八股科舉，以生硬的道德綱常束縛全民族的思想。在這樣的情形下，徽州書院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思想的火花暗淡，靈魂在慢慢喪失，自身的文化特色被龐雜而強勢的社會風習所埋葬。以自由文化起頭辦起來的書院，慢慢地變成了科舉制度的小作坊。

當然，以徽州人原先的智力，對付八股的“小兒科”，自然是不在話下。從1647年到1826年的近200年時間里，徽州府共產(chǎn)生了519名進士，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5前6名。而與此同時，江蘇省卻只產(chǎn)生了一甲進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浙江一甲進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罩莓?shù)亍斑B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或者“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之類的科舉故事，不勝枚舉。但這樣的“輝煌舊夢”又有什么意義呢？人民就那樣懵懂著，死心塌地地陷入了一種僵死的游戲之中，與世界的潮流背道而馳。要是沒有徽商這泓活水，這塊插滿牌坊的土地更會像墳墓一樣死氣沉沉。

這種僵死的八股科舉對于社會進步幾乎是毀滅性的。我們甚至可以套用英國哲學家羅素對于伽利略案的評價：這個案件“結束了意大利的科學，使得科學在意大利歷經(jīng)幾個世紀未能復蘇”。同樣，這種僵死的八股科舉方式，“結束了中國長達上千年的求知精神，并且使得知識分子精神在中國歷經(jīng)幾個世紀都難以復蘇”。也正是從明朝開始，“文字獄”開始流行，特務機構的“東廠”“西廠”檢控成災，中國缺乏基本的、健康的人本環(huán)境，科學文化的近代化也變得無從起步，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爭先恐后地當起了專制政權的“家奴”。言論自由的扼殺，以及教育方向的誤導，最終造成了人格變異、創(chuàng)造力萎縮、良知缺乏，各種猥瑣和卑劣歡呼雀躍。

徽州變得沉寂了。在明朝統(tǒng)治的數(shù)百年中，徽州幾乎沒有產(chǎn)生過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這樣的局面一直延續(xù)到清朝，清朝建立后，在吏制和科舉上，仍舊沿用明朝的老一套。只是在清朝乾嘉年間，徽州才出現(xiàn)了一批頗引人注目的學者，他們是婺源人江永，休寧人戴震，歙縣人程瑤田、洪榜等。不屑于八股的他們，一直試圖建立自己的教育體系。在我看來，他們才是真正的飽學之士，因為他們的治學精神，是真正“求真求是”，是“治國、齊家、修身”的事業(yè)。在一片科舉的洪流中，只有他們，固守于偏僻的書院或鄉(xiāng)村，積薪傳火，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維系著一脈微弱的火種。

|五|

在到雄村之前，我們還去了對岸不遠處的柘林村。去柘林，是為了看汪直墓。前不久，傳聞汪直的墓碑被砸，我們很想去看看事情的真實情況。經(jīng)過一番打聽，我們找到了汪直墓。只見墓上堆滿了許許多多柴火，也許，當?shù)卮迕袷窍胍赃@樣的方式來回避一些矛盾吧。正午的汪直墓周圍非常安靜，我們掀開了那些柴火。汪直墓碑其實沒有被砸，被砸的只是據(jù)說是汪直后人的日本人在一邊立的一個紀事碑。我們在墓前拍了幾張照片后，仍把那些柴火還原了。也許，該塵封的東西還讓它塵封一段時間吧，很多歷史還不是露面的時候，還要繼續(xù)躲在黑暗中，品嘗自己的孤傷。

我在想的是，汪直出生在柘林，那么他在少年時就極可能渡河來過雄村，甚至極可能在雄村上學。當然，這樣的情形只是假設，并且毫無意義。因為汪直的一生，實在與徽州提倡的東西南轅北轍。但在雄村出生的尚書曹文埴是知道老鄉(xiāng)汪直的，也了解汪直。曹文埴在主持《明史》編纂時，就曾經(jīng)為明朝時牽涉進嚴嵩案的胡宗憲翻案，把胡宗憲的奸佞帽子給摘了。胡宗憲是績溪人，是曹文埴的徽州老鄉(xiāng)。曹文埴這樣做，不知道有沒有鄉(xiāng)情的因素在內(nèi)。曹文埴在了解胡宗憲的身世時，肯定知道胡宗憲殺害他更近的老鄉(xiāng)汪直一事。對于這個大逆不道的老鄉(xiāng)，曹文埴在面對時肯定心情很復雜。不過，他還是不敢斗膽給汪直翻案，畢竟，對于汪直，不僅明王朝不能接受，清王朝同樣也不能接受。

曹文埴不愧為科舉制度生產(chǎn)出來的精英。就做官、做人來說，他顯然要比汪直，甚至比胡宗憲都要聰明得多，也圓滑得多。他在朝廷做著大官，而他的兄弟在揚州做著大生意，官商勾結，名譽地位賺錢都不誤，居然還深得皇帝的寵信。當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好幾次，都是曹文埴出面在揚州承辦一些差務。而當曹文埴在朝廷當了幾十年命官之后，眼見得靠山搖搖欲墜時，曹文埴便“見好就收”，主動提出告老還鄉(xiāng)。這樣的“世事洞明”，那些畢生專注于“大學”的鴻儒哪能達到呢？這種扭曲人格的本領，非得是打小有科舉“童子功”才能練就的。

現(xiàn)在，昔日的竹山書院靜靜地安臥在練江邊上，風光旖旎，一派安寧。在雄村，已很難從當今的世景感受到昔日的榮光和典雅了。歷史漸行漸遠，當年的榮光和高貴仿佛像沒有出現(xiàn)似的，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巢，這樣的氣韻一旦割碎，就會煙消云散，很難復原，像歷史的諸多舊夢，無法挽留，也無法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