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以前北京同仁堂藥鋪的經(jīng)營模式:有關同仁堂的口述歷史

定宜莊

一、有關同仁堂研究的空白和誤區(qū)

同仁堂中藥鋪是北京久負盛名的老藥鋪。在如今的北京街道,“同仁堂”的招牌觸目皆是,它所宣傳的“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制藥法規(guī),也已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

同仁堂在京城的老藥鋪中并非歷史最悠久的一個,與它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鶴年堂就開業(yè)于明代,延續(xù)時間比它更為長久,買賣也頗為興隆。而同仁堂之所以能在京城當時的百余家中藥鋪中一枝獨秀、脫穎而出,一般都認為與它自清雍正元年起就供奉御藥房用藥、成為承辦官藥的“皇差”直接相關,同仁堂自己顯然也非常樂于強調(diào)和宣揚這點。但事實上,自清入民國再到1949年以前,同仁堂經(jīng)歷過數(shù)度起落,所有權也一度轉入他人之手,[1]所謂“供奉御藥”盡管是一塊金字招牌,但對這個藥鋪日后的發(fā)展究竟起到幾分作用,乃是一個令人懷疑的問題。

與此類似的空白和誤區(qū),在有關同仁堂的研究中遠不止此,我們還可以再舉幾例:

其一,將同仁堂視為一個傳統(tǒng)的中藥鋪,忽略了民國以來百余年、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這個“老字號”致力于學習和借鑒西方企業(yè)管理經(jīng)驗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正是民國時期新與舊、西與中相互碰撞、交擊同時也并存、交融的特殊時代的縮影。這里尤其要強調(diào)的是,這種轉型不僅僅發(fā)生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同時也發(fā)生在被人們視為“土氣”“守舊”典型的北平,同仁堂的發(fā)展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其二,同仁堂固然是一個由樂家創(chuàng)立的家族式企業(yè),但同仁堂的歷史,卻不等同于樂家的家族史,這是目前有關同仁堂的研究和宣傳中最大的誤區(qū)。事實上,如同任何一個企業(yè)、商鋪一樣,同仁堂是一個由資本家、專業(yè)技術人員和工人以及其他相關人員構成的整體,其中的藥工尤其不可忽視。正是由于擁有這樣一批既有敬業(yè)精神又有各自獨門絕活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豐富的藥工,以及他們對同仁堂的認同,才使同仁堂能夠在北京百余家中藥鋪中脫穎而出,這是同仁堂獲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其三,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藥鋪),而是一個由樂家四大房集體構筑的相當龐大的藥業(yè)網(wǎng)絡。據(jù)《北京同仁堂史》稱:“樂家四支家族的代表開會,共同議定,取消寄賣制,允許各支在外邊開辦店鋪,可用‘樂家老鋪’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繼在外開辦藥鋪?！睋?jù)載,老大房一支開設藥鋪的時間是民國十年(1921年),樂家諸房這種獨特的經(jīng)營模式的形成即自此始。據(jù)統(tǒng)計,到1949年,樂家四大房子孫開設的藥鋪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設在天津、上海、長春、西安、長沙、福州、香港等地,實際數(shù)字當不止此。[2]同仁堂的名聲就是這樣不僅靠自己,也通過這些遍及各地的樂家老鋪顯現(xiàn)出來,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有很強的實力。

1954年公私合營以后,北京的同仁堂僅余本店一座(天津達仁堂仍然保留),其他各房開設的藥鋪均被以各種名目改歸其他名號而基本消失。即使唯一保留的同仁堂本店,被關注的也僅僅是樂松生和他所在的房支。這種只知其一不計其他、只關注中心的一點而不及全面的做法,是無助于了解樂家和他們創(chuàng)立的這個同仁堂藥鋪的。

其四,同仁堂是北京市最早公私合營的企業(yè),樂松生因此而成為“紅色資本家”的代表,同仁堂何以能夠成為資本家中的“楷?！?資本家的對立方即工人一方對此持何種看法,也是很少有人涉足到的空白。

種種空白和誤解的出現(xiàn),固然都事出有因,但僅僅依據(jù)檔案和官私方文獻的記載,對這些問題難以進行具體深入的探究。為此,我們嘗試采用不同的途徑,其中尤其借助了口述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來考察在百年來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同仁堂的發(fā)展過程和經(jīng)驗,以及勞資雙方各自的命運。

目前出版的介紹同仁堂的作品已經(jīng)不少,其中當然亦不乏佳作,而我們這部口述史,不同于其他著作的特點有二:

首先,我們特別地將訪談重點,放在老藥工這一群體上。究其原因,一是因為能否吸引這樣一批人才,是同仁堂也是其他任何企業(yè)能否成功的關鍵。二是在所有有關同仁堂的出版物和影視媒體中,他們一直是隱而不見的、沉默的一群,而口述史的最大意義,正是能夠賦予這些不掌握話語霸權的人們,以發(fā)出自己聲音的可能性,并從而使他們那些極其豐富的治藥經(jīng)驗、對同仁堂管理的體會和評價等,有了進入這個企業(yè)歷史的機會。

其次,雖然我們的采訪對象以同仁堂藥工為主,但也盡其可能地照顧到各個相關方面,尤其是同仁堂樂家的后人(本書將其稱之為“資方”,因為迄今為止藥工們?nèi)匀涣晳T稱他們?yōu)椤百Y本家”)。也就是說,本書是由老藥工、資方兩部分構成的,每一部分都以口述為主,同時參之以文字記錄,因此,將口述與相關文獻資料進行互證互補,便構成了本書的第二個特色。

還要說明的是,本書涉及的時間,基本上是20世紀以后,至于同仁堂在清朝時的發(fā)展與興衰史,恕不贅敘。

二、本書資料來源介紹

下面將本書的口述與文獻來源作一簡要介紹:

(一)資方資料來源

我們將資方訪談放在第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對于同仁堂的情況,包括樂家四大房的族譜脈絡、各房支集體構筑的整個藥業(yè)網(wǎng)絡、同仁堂作為企業(yè)的經(jīng)營特點,以及樂家子孫的生活方式、選擇的不同政治道路等等,都有著比較概括的敘述,有助于讀者找到進入這個題目的門徑,也為后面老藥工口述的內(nèi)容,作一個必要的鋪墊。

1.樂篤周手稿:《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這部手稿是樂篤周在30余年前亦即1977年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林泉水先生之約所撰的文章,迄今為止未曾公開發(fā)表過,見過的人也不多。我是在2009年采訪賈懷增先生時,從他手里得到的。據(jù)作者自稱,這篇文稿中凡1926年以前的歷史,得自前輩故老的講述, 1926年后,全系個人經(jīng)歷。態(tài)度是頗為謹慎認真的。該文涉及的內(nèi)容包括:

(1)帝國主義、同業(yè)資本家和同仁堂的關系;

(2)同仁堂家店不分和職工分零錢簡述;

(3)學習改造后的思想情況。

據(jù)樂篤周在文中稱:

因為手頭既無《同仁堂藥目》《樂氏家譜》等材料,也無其他參考資料。加之年老,記憶力衰退,執(zhí)筆更困難,只能就想到的,口述由別人幫助記錄、整理、抄寫。因為是根據(jù)個人的親聞和親歷回憶而寫出來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只能說是“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寫于那個尚未擺脫“文革”影響、仍然心存余悸的特定年代,不斷批判自己,擺脫不了那些套路和套話在所難免,尤其是第三節(jié),但這份文獻仍不失為一份非常寶貴的資料。它的意義在于,這是目前為止唯一一份曾直接參與同仁堂管理,并從這個角度較為系統(tǒng)地總結同仁堂經(jīng)驗的文件。

樂篤周(1894—1979年)字葉潛,樂小庭第三子。同仁堂的中興人物為樂平泉(號印川),樂平泉生有四子,即后來的四大房,其中長子名樂孟繁,樂孟繁有兩子,即樂小庭和樂均士。樂小庭也有四子,即樂佑申、樂西園、樂篤周和樂益卿。

樂篤周早年留學法國,民國八年(1919年)回國。民國二十年(1931年)在北京創(chuàng)辦宏仁堂國藥號,后又在上海、青島、天津等地開設分號。新中國成立后曾被選為上海市第一屆政協(xié)委員,南京市第三、四、五屆人大代表。

在樂家四大房的諸多子孫中,樂篤周受到的爭議最多。但據(jù)他的侄子樂曙青口述,他是同仁堂眾子弟中最值得一寫的人物:“他在歐洲美洲的轉了一個彎兒,回來以后就開了眼界了,他自己上祁州藥市采購去,他認為要弄中藥,就應該把中藥弄成托拉斯,可是他這一個愿望始終沒實現(xiàn)?！睒泛V周最受該家族子弟詬病的一件事,就是在南京開設同仁堂,據(jù)樂松生稱:“民國十七八年(1928—1929年)政治中心南移,樂佑申就要他的親弟弟樂篤周到南京開設同仁堂分號,所有資金藥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撥付。這是違反族規(guī)的,于是群起而攻之?！?span >[3]

但是無論如何爭議,由各房支子孫各自開設藥鋪的模式,后來被樂家各支沿襲下來,直到20世紀50年代。

2.樂俠口述

樂俠是二房樂仲繁的第四代曾孫,其父為樂元可。樂仲繁生三子,次子樂詠西有四個兒子,樂元可是長子。據(jù)說這房中最活躍的,就是樂詠西這兩個兒子,即樂元可和樂孝先。樂元可曾與三代內(nèi)務府大臣增崇的侄子,以及華比銀行總經(jīng)理柯鴻年的兩個少爺?shù)鹊?并稱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所謂八大少,無非經(jīng)常在一起談藝論畫,說古道今而已。20世紀40年代,樂元可的家曾是中共地下黨的活動地點,據(jù)稱他夫妻為地下黨保存經(jīng)費。在物價一日三漲之期,他們常易款為藥材或黃金以免黨的經(jīng)費過分貶值。故而這對賢伉儷被地下黨譽為“金庫主任”。20世紀50年代這段故事曾被拍成電影《地下金庫》。1949年以前,二房中參加共產(chǎn)黨的似較其他各房更多。不過在樂俠的口述中,還是講述了很多他的父親參與同仁堂制藥和管理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

3.樂曙青口述

樂曙青是老大房樂孟繁的第四代。父親樂益卿,20世紀50年代曾與樂松生一道作為資方管理同仁堂,任同仁堂藥店副經(jīng)理。樂曙青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并未直接參與任何同仁堂的事務,但對四大房各房支的情況還是頗為熟悉。他講述的內(nèi)容主要有二:一是同仁堂作為各房子孫供奉的“大公中”,各房自行開設的藥鋪為“小公中”的經(jīng)營方式;一是各房子孫的生活方式。尤以后者為更有趣。

4.北京市檔案館所藏相關檔案

包括民國九年(1920年)三月第四房樂季繁次子樂達義曾因三房樂達成侵吞公產(chǎn)一事呈報北平市警察局請求保護的檔案、北京市檔案館藏《財政部北平國稅稽征局函國藥公會改制藥酒先行登記》案卷、《北京市成藥業(yè)同業(yè)公會會員名冊》等等。對于了解同仁堂在民國時期家族內(nèi)部矛盾等問題有一定參考價值。

(二)同仁堂老藥工口述

1.賈蔭生口述

賈蔭生,河北辛集人,出生于1914年,1932年到同仁堂。他是我們目前尋訪到的唯一一個20世紀30年代就進入同仁堂并從此終生工作于此的見證人。賈蔭生和他父親、兒子以及侄子賈懷增全家都在同仁堂工作,他接受采訪時已經(jīng)98歲,仍然身體康健,聲若洪鐘,思維清晰,能夠尋訪到他,十分難能可貴。

賈蔭生是1949年以后同仁堂職工中最早加入共產(chǎn)黨的三個人之一,并作為工會代表,直接參與了公私合營中與資方談判的全過程。接管之后于1954年到1974年任同仁堂藥店主任。

2.賈懷增口述

賈懷增,賈蔭生的表侄,1946年1月經(jīng)賈蔭生介紹到同仁堂, 1999年退休,在同仁堂工作時間長達53年。曾任同仁堂藥店主任、經(jīng)理,高級工程師。退休后其職由李建勛接替。

3.李建勛口述

李建勛,河南沁陽人,出生于1934年。1948年到北京同和堂學徒,1953年到同仁堂工作,1978年任同仁堂副經(jīng)理,后任經(jīng)理。1997年辦退休手續(xù)后又被返聘,任藥品咨詢委員會專家。

4.李榮?？谑?/span>

李榮福,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人,出生于1934年。13歲到北京德壽堂藥店學徒,后到鶴鳴堂工作,1952年年底到同仁堂。曾任同仁堂制藥廠質量技術科科長,副總工程師。

四位老藥工的共同特點:都在同仁堂工作過50年以上,后來都在同仁堂擔任過重要的技術和管理職務。其中兩人即李榮福和李建勛是在其他藥鋪學徒后再到同仁堂工作的,對同仁堂的經(jīng)營管理,尤有深刻體會。

李榮福退休前給同仁堂廠長提出建議,他說同仁堂需要搞四個東西:第一是同仁堂的作業(yè)法;第二是同仁堂藥品的標本;第三是整理同仁堂藥品的配方;第四是寫同仁堂歷史。結果是同仁堂有關領導采納了他的建議,搞了其中兩種,但他認為都不夠理想:一是整理配方?jīng)]有按照歷史原貌;再一個,就是把同仁堂的廠史寫成了樂家的家史。我認為他指出的這兩個問題都非常到位,尤其是關于同仁堂歷史的書寫確實很成問題,基本上成了樂家的家史,迄今卻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這表明了李榮福先生的見識,也是我力圖通過老藥工的口述了解同仁堂的重要原因。

這些人的口述與手稿內(nèi)容都非常豐富,涉及同仁堂歷史、傳說,家庭生活、家族矛盾、個人經(jīng)歷,同仁堂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銷售方式、與其他藥業(yè)同行的關系,以及大量有關中醫(yī)藥的專業(yè)知識等方方面面,難以一一盡述,這里只能選取幾個方面,做一個大概的闡釋。

有關同仁堂在買賣背后的生活,由于很少見諸于記載而難以探究,采取對同仁堂樂家后裔及老藥工進行訪談的方式,可以多少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所以我們對同仁堂歷史的討論,就是從口述訪談入手,再與相關文獻資料互證互補來進行的。

三、同仁堂背景簡介

由于本書并不打算從頭詳述同仁堂的源起,所以一些必要的背景,有必要在全文開始時作一簡要交代。

(一)四大房的經(jīng)營模式與家族矛盾

同仁堂樂家老鋪雖然早在清前期就已建立,但經(jīng)歷過多次起起落落,直到第十代傳人樂平泉時才得“中興”。樂平泉號印川,他有四個兒子,這便是同仁堂“四大房”的由來。為方便起見,這里先將樂家自樂平泉之子起的家庭關系簡要羅列如下:

長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樂平泉死后,同仁堂藥鋪由其四子共同管理,號稱四大房。四大房不僅在藥鋪的經(jīng)營上,而且在生活方式上都各自為政。由于1949年以后第四房的樂達義之子樂松生在公私合營運動中表現(xiàn)積極,并因此得以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因此凡有關樂平泉之后四大房的各種經(jīng)歷,往往都是以四房即樂松生一支的立場敘述的,包括Sherman Cochran 于2006年出版的China Medicine Men: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一書。該書中有一節(jié)專門談及同仁堂的歷史(Inventing Imperial Traditions and Building Old Shops)[4],對于樂平泉經(jīng)營藥鋪的方法,包括同仁堂與清朝皇家的交往及獲取的特權,清亡之后樂家在接受西洋影響與堅持舊傳統(tǒng)之間的選擇取向等發(fā)展過程,都有詳細的描述。

有關四大房之間的關系,樂篤周有一段話總結得頗有道理,他說:

曾祖樂印川去世之后,祖父輩共分四房,但未分家,仍由曾祖母管理,矛盾還不突出。曾祖母去世之后,由四大房議定每房每年提取一萬兩,即所謂四大房共管,根本沒有分家析產(chǎn)。當時也許認為這樣可以保存同仁堂的實力,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職工的勞動使營業(yè)逐年增加,這個封建性的管理方式已經(jīng)完全不適應形勢。由于原來奉行的一套辦法都是為了防止別人侵占樂氏利益的,從來沒有考慮樂氏之間會有矛盾,當然不會有嚴密的會計制度相互監(jiān)督,也沒有人負責每年的結算,實際上每年的盈余遠遠超過每年提取的四萬兩,多余的并不按四房四份分掉,所謂“肉爛在鍋里”,即此謂也。經(jīng)管人愿意保持沒有嚴格的制度,這樣的狀況,可以隨便支取,甚至有的人就到制藥部門拿貨,當時在職工看來都是東家,誰也不敢阻止,“肉”的確爛在鍋里,至于那爛在鍋里的肉,誰吃得多?誰吃得少?就很難說了。

當時的情況,也許比樂篤周在這里的記述還要嚴重,這從官方保留的檔案中可以一窺究竟。民國九年(1920年)三月第四房樂季繁次子樂達義曾因三房樂達成侵吞公產(chǎn)一事呈報北平市警察局請求保護。文中稱:

達義有祖遺同仁堂藥鋪一座。達義之祖故后,由達義伯父暨達義之父兄弟四人管理,伯父兄弟相繼棄世,即由伯母王氏管理。上年舊歷三月間業(yè)經(jīng)交出。詎達義之兄達成即三伯母之子出為把持一切,款項均入私囊。兩月之久吞沒巨萬,族公憤,咸抱不平。乃議定公推一人管理。旋經(jīng)公舉達義之兄樂鐸經(jīng)管。樂鐸系三伯母長子。一面族另籌管理辦法以圖永久。詎達成突于舊歷正月十六日至鋪中,將當日所得賣款提出一部分強行持走,益聲言嗣后永遠照此辦理。是夜又函知族人,欲將家中鋪中歷年所存之貨物款項照前項方法分配云云。伏思同仁堂鋪中各事,現(xiàn)正由族人等竭力整頓之際,乃達成忽有此擾亂之行為,實屬破壞公益,不顧大局。惟達成頑梗性成,不可理喻,不得已由達義之侄樂禔分呈外右一外左一警察署,請求飭警到場保護……[5]

可知矛盾已經(jīng)公開化并白熱化。

這個呈子中提到的樂達義,是Sherman Cochran在書中用大量篇幅提到的樂達仁的弟弟,亦即1949年之后擔任過北京市副市長的樂松生的叔叔。樂禔也名樂佑申,是老大房樂孟繁長孫。樂鐸又名樂靖宇,是三房樂叔繁之子。至于這份呈子中的主要人物樂達成,在以后同仁堂后人所編家譜與口述中均未提到,這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故意隱諱,還有一個是他另有其他名字。據(jù)二房樂仲繁之孫樂崇熙擬的家譜,稱三房樂叔繁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上面提到的樂靖宇即樂鐸,還有一個是樂舜慕,不知是否就是樂達成的又一個名字。[6]

這份呈子提到的這場家族糾紛,很可能是樂家四大房各自子孫開設分號的開始,據(jù)《北京同仁堂史》稱:“樂家四支家族的代表開會,共同議定,取消寄賣制,允許各支在外邊開辦店鋪,可用‘樂家老鋪’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繼在外開辦藥鋪?！币驗榇藭涊d老大房即樂孟繁一支開設藥鋪的時間是民國十年(1921年),正是發(fā)生家產(chǎn)糾紛的第二年,樂家諸房這種獨特的經(jīng)營模式的形成即自此始。

據(jù)樂崇熙稱,到1949年,樂家四大房子孫開設的藥鋪除同仁堂外共40家,分設在天津、上海、長春、西安、長沙、福州、香港等地,實際數(shù)字當不止此。

同仁堂的名聲就是這樣不僅靠自己,也通過這些遍及各地的樂家老鋪顯現(xiàn)出來,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有很強的實力。僅以北京的幾處為例,我曾從北京市檔案館揀得一份北京幾大藥鋪申請制作藥酒的登記表,時間為北京解放前夕的1948年:

本表根據(jù)北京市檔案館藏《財政部北平國稅稽征局函國藥公會改制藥酒先行登記》案卷第一冊(檔案號J133-28)制作。

孫岳頒題寫的同仁堂老匾

藥酒制作的多少當然不能完全說明藥鋪的經(jīng)濟實力,但從表中登記的資本總額,還是可以一窺樂家這些藥鋪的規(guī)模。我們從北京商會檔案中還揀得一份1945年的《北京市成藥業(yè)同業(yè)公會函北京市商會》的名冊,登記的43個藥鋪的資本金,最少的50元、80元不等,最多的2160元,大多數(shù)都在數(shù)百元左右,與幾個大藥鋪動輒幾百萬、幾千萬的資本,相差十分懸殊。[7]而表中提到的幾個經(jīng)理人,首先是當時掌管大柵欄同仁堂的樂靖宇。從中可見同仁堂總店的資本總額比起其他各店鋪還是雄厚得多。

總之,同仁堂是大公中,各房開設的藥鋪是小公中。但每一房里,也有大公中,分支之下又有小公中。例如老大房的樂仁堂相對于同仁堂總號,是小公中,但在老大房里,它又是大公中,所以它的股息,老大房的其他兄弟都可均沾。這樣層層相扣的大公中、小公中,使樂家藥鋪構成一個龐大細密的體系。各房支開設的藥鋪都用樂家老鋪之名,卻又各不相干,各自獨立。這樣的經(jīng)營方式,在當時樂家以外的其他藥鋪是很鮮見的。

1954年公私合營以后,樂家這種經(jīng)營模式被完全打破。同仁堂在公私合營以后直至如今發(fā)展迅速,但樂家老鋪的傳統(tǒng)卻在這一運動之后無形之中消失很多。無論對這些現(xiàn)實狀況做如何評價,研究者如果僅僅把目光集中于同仁堂這一個老店而不著眼于全局,終將是片面的。

(二)同仁堂內(nèi)部的管理機構與用人制度

同仁堂的藥品質量之高世所公認,究其原因,所謂宮廷御藥無非是宣傳用的金字招牌,真正的原因,還是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受西方先進管理經(jīng)驗的影響,才取得的成功。

1.同仁堂的管理機構

同仁堂的人員可分為職員和工人兩部分,擔任銷售工作的為職員,制造藥品的為工人。

第一部分是職員,掌管的都是同仁堂最重要也最核心的部門。

首先是賬房。賬房的職責是記賬,每天計算分零錢,分配給每個職工。賬房在同仁堂的管理制度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同仁堂藥店無論銷售還是制造成藥,都是靠發(fā)“零錢”(對此下面諸篇口述都有詳述)來鼓勵職工積極性的,而“零錢”的記錄、核算乃至發(fā)放,都由賬房操作。同仁堂賬房由周家世代管理,從周胤堂,到他的兒子周嘉金、周嘉銀,都極得樂家人信任。公私合營以后改為財務科,周嘉銀還是科長。像這樣以一個家族而不是以個人身份在同仁堂任職并且把持一個要害部門,是同仁堂用人的一個突出特點。

其次是庫房,負責保管、記賬、發(fā)藥。

再次是門市售藥,也就是前面柜臺的營業(yè)。這里最重要的人物是“查柜”(查,讀zhā)。職工們都稱他們?yōu)槔舷壬?。查柜不同于一般職?和北方舊例的“掌柜”也不一樣,職權較掌柜略小。負責監(jiān)看售藥員售藥,查問賬房、人事考核,接洽大筆生意,到祁州買貨等。據(jù)李建勛說,熟悉業(yè)務,有管理知識,還得被資本家看得起,這是當查柜的三個條件。

第二部分是由工人承擔的部分。主要負責中藥加工等。包括幾種,即刀房、斗房、碾房、丸藥房和打雜等。

刀房專門切藥,是技工。

斗房負責炒制、挑揀飲片,以及外配,譬如制牛黃清心丸,除了細料以外,糙料就由斗房來配。

碾子房,負責把藥軋成面,變成細末。

藥房,就是揉藥丸。

這些都是非常需要技術的工種,老藥工談及這些的口述,內(nèi)容亦十分豐富,容在下面詳述。

2.根據(jù)營業(yè)額提成的分配方式:“分零錢”

同仁堂職工的固定工資比較少,都是采取根據(jù)每日營業(yè)額提成的做法來刺激職工生產(chǎn)與經(jīng)營的積極性,稱為“分零錢”。對此本書的幾乎每篇口述都有具體詳細的講述,唯所站立場、觀察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說解。為使讀者對這一制度有個基本了解,茲引安冠英《同仁堂傳人樂松生》一文中對“分零錢”的說明如下,因為在筆者翻閱過的各種文件中,這篇文章的敘述是最清楚和詳盡的:

低工資加提成零錢制是樂平泉重振祖業(yè)以后制訂的分配制度,一直沿襲了下來,這是股東獲取最佳利潤的制度,也是股東控制職工的最好辦法。這個制度規(guī)定了同仁堂收入總額的分配比例,大體上是貨物成本約占30%,資方利潤約占50%,工資加其他職工福利費約占20%。職工工資以月工資結合日工資形式發(fā)放。月工資由內(nèi)賬房每月發(fā)一次,一般工人每人每月1至2元銀元,徒工、勤雜每人每月2角銀元,月工資訂得很低,所以叫低工資。日工資由每日售貨總額提成多少而定,叫作“零錢”。每天以午炮為準,由查柜剎賬,計算頭天下午和當天上午售貨總收入,按百分制計算,死分活值進行比例分配。每天樂家首先提出87.3%作為成本,剩下的12.7%作為提成零錢。這12.7%的分配就很復雜了,首先售貨先生要提出2.7%,售貨員也分幾等,最高的拿10成,最低的為5成,最高的能拿到自己售貨額的2.7%,最低的占1.35%。除去售貨員這一份,其余當日收的10%叫作大份零錢,這大份零錢再分作二百幾十份:樂氏四大房提出24份,宅里提去三十幾份,供神佛香燭紙馬錢4份,斗房1份,慈善費8份,賬房提5份6厘,其余按每人訂的分數(shù)來分配,10年以上工齡的職工拿1份,其他按工齡、業(yè)務能力再加上東家對其人的印象來訂,勤雜工2厘分,生產(chǎn)工人按每天完成生產(chǎn)定額計算。同仁堂這種提零錢的日工資,遠遠高于月工資,由外賬派專人計算,每日一發(fā)。[8]

3.“父傳子家天下”的用人方式

同仁堂不收徒弟,這是同仁堂的突出特點。不收徒弟的原因,公認的說法就是當年為清廷供奉御藥的時候,有個徒弟把藥配錯,導致掌柜遭殺頭之禍。

除了賬房以外,像查柜這樣的重要崗位,也是由資本家最信得過的人擔任的。李榮福和李建勛都提到,查柜有“八大如”,指八個名字中帶有“如”字的大管事。藥房則基本上由左家當家,甚至廚房都是邱家的。每個部門都由某個家族掌握著。李建勛將此稱為“世襲”。作為資方的樂篤周對此的說法也基本一致,他說:“同仁堂的職工多數(shù)非親即故,一般都是三四代在同仁堂做事,勞資斗爭并不突出。”

此外,同仁堂對待職工也比較寬厚,不像有些資本家那么刻薄。曾在北京另一藥鋪鶴鳴堂干過活的李榮福說,鶴鳴堂掌柜的名叫孟金甫,他的兒子叫孟華田,當時在北京市藥行流傳一句順口溜:“寧受十年苦,不幫孟金甫;寧愿十年閑,不幫孟華田”,就是形容孟家用人太狠,對職工又非常刻薄吝嗇。而同仁堂不是這樣。

職工對同仁堂形成相當強的向心力,結果便出現(xiàn)了李榮福所說的“多數(shù)管少數(shù)”的局面。直到公私合營以后,同仁堂的這套制度還是基本上保持了下來。

4.以批發(fā)為主的銷售方式

同仁堂是一個既出售成藥,又自制丸、散、膏、丹的中藥鋪。從樂家后人和藥工的口述中可以得知,20世紀50年代以前,同仁堂主要是做外地買賣,類似于批發(fā),在北京的零售只是附帶而已。總之,同仁堂之所以能夠賺錢,憑借的是他們在外埠的大宗買賣。李建勛說:“同仁堂賺錢,主要是靠對外埠的買賣,但并不搞批發(fā),只是零售,叫郵寄,都是成藥,飲片很少,藥酒也是當成藥往外賣。無論買多買少都是一個價。外地來買藥的,每天最多達到二三十個人?！辟Z懷增也說:“那陣兒同仁堂的買賣主要靠外省,每天來的單子有幾十種,都是郵寄,管郵寄的有六七個人。”

(三)同仁堂藥品的質量

1.“貨高價出頭”的經(jīng)營理念

“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事實上這兩個“必不”之前還有一句,是“遵《肘后》、辨地產(chǎn)”,同仁堂老藥工認為,這六個字,才是同仁堂制藥的真諦。

這段文字來自同仁堂創(chuàng)始者樂顯揚之子樂鳳鳴《同仁堂藥目》一書的序,該序全文為:

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號尊育,為太醫(yī)院吏目。秉性樸誠、居躬簡約,喜閱方書。辨藥味地道疑似,嘗語人曰:古方無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應癥耳。平日汲汲濟世,兢兢小心。凡所用丸散無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每庭訓之余謂:可以養(yǎng)生、可以濟人者,惟醫(yī)藥為最。又云: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愛其公而雅,須志之。予業(yè)舉子碌碌三十余年,先君之訓幾忘之矣,壬午鄉(xiāng)比后閑居無事,追憶昔年遺訓,翻然、勃然鼓舞而為之,遂立同仁堂藥室焉。“汲汲濟世、兢兢小心”,雖不能承繼先人萬一,而至于遵《肘后》、辨地產(chǎn),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可以質鬼神,可以應病癥,庶無忝先君之志也。謹將藥名治證分門開列于右,取用諸君子庶便觀覽焉。[9]

這是老北京人都知道的同仁堂的祖訓和招牌。無論資方還是藥工,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都有基本相同的共識,并將其提升到醫(yī)德、藥德的高度。

2.“一角活”的生產(chǎn)分工

幾乎我們訪問過的老藥工都提到,同仁堂工人制藥與當時北京大多數(shù)藥店的一個明顯不同,就是“一角活”。舊日一般藥店并無明確分工,職工和伙計等從學徒時起就需樣樣活計都干,日后出師,需樣樣活計都拿得起來,但同仁堂的職工卻每人僅需負責一項工作,這大大提高了職工對某個具體工種的熟練程度,是提高生產(chǎn)效率和保證產(chǎn)品質量的一項關鍵舉措。曾經(jīng)在其他藥店學徒并當過伙計的李建勛與李榮福二位先生都特別提到過這點,他們將這種做法稱為“一角活”:

李建勛:同和堂因為小,如飲片加工、丸藥制作、前臺賣藥,方方面面都能接觸到,不像同仁堂,我那時候就是做蠟丸,別的基本接觸不著。

賈懷增:同仁堂和別的藥店不大一樣,比較專一,做蠟丸就專管做蠟丸,分工很細。

這當然是比一般中藥鋪更符合現(xiàn)代化企業(yè)生產(chǎn)的方式。

此外,老藥工們在總結同仁堂經(jīng)營成功的原因時都提到兩點,一是同仁堂從祖上來說,本身就是郎中,有些藥就是他們自己研究出來的:“樂家為什么那么出名啊?就因為他家多少代都是中醫(yī),就是給人看病,一般都知道,醫(yī)德,就是深刻體會到藥是治病的,賺錢倒在其次。當然也賺錢,不賺錢弄它干嗎啊?但是首先你得治病,就是這。你說樂家三百多年維持靠什么呀?藥得管事,那藥不管事能站住腳嗎?你要說這藥不管事,甭說三百多年,十年也未必站得住?！?/p>

另一點,是同仁堂在藥材的制作及其銷售方面十分注重細節(jié)。老藥工們提到,譬如負責切飲片的刀房,都是用手工,這是專門技術,要求也很高。但一般藥店只有“北刀”,唯有同仁堂的刀房分“北刀”和“南刀”兩種,像檳榔、元胡這類需要切得特別細的藥材,就都使用“南刀”,切出來比較講究,好看,更重要的是能夠使藥性更好地被煎出來。同仁堂對切飲片的要求,用歌訣表示就是:“陳皮一條線,枳殼賽紐襻,檳榔沒有邊,木通飛上天”,即以其中第三句的“檳榔沒有邊”為例,指的是每個一寸左右的檳榔要切出一百多片。為此,同仁堂專門請了兩位南刀師傅,還為他們安排了一間屋子,因為他們是南方人,吃不慣北方飯菜,同仁堂便給他們錢,讓他們自己開伙做飯。再如同仁堂有大宗向外省郵寄藥品的業(yè)務,打包、裁紙都有專人負責,也都有專門要求,還特別請了兩位先生,就負責在郵寄包裹上繕寫地址,為的是寄出的包裹上字體漂亮。

同仁堂擁有一批身懷絕技的工人,其中便包括我們訪問的這幾位老藥工。例如賈懷增先生入同仁堂當練習生時就在參茸部,該部負責的是對人參、鹿茸兩種名貴藥材的采購、保管和整理,他曾跟隨師傅李棟臣到遼寧營口、天津等處采購人參,對各種人參以及人參各部位的藥性都如數(shù)家珍;再如李榮福先生在對中藥材的鑒別方面有獨到之處,他還將細料藥材的特點編成歌訣,僅僅犀牛角,就編了歌訣若干種,如犀牛角歌訣、云角歌訣、藏角歌訣、小犀角歌訣、廣角歌訣,此外還有羚羊角歌訣等等。[10]當然像李榮福先生之成為專家,已經(jīng)不能歸功于樂家的同仁堂,而是公私合營以后的事了。也正因如此,李榮福先生認為同仁堂的歷史不能僅僅寫成是樂家一個家族的歷史,而應該包括多少代職工的貢獻,是非常有道理的。

3.小結

同仁堂的成功,在于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的管理制度。同仁堂有18個“大賣藥”,他們享受的待遇和分得的零錢在職工中都是最高的,這18人是同仁堂唯一面向市場的出口。而這些藥能否賣得出去,能否賣得高價,關鍵并不在于這18人賣藥的本事,而在于他們背后的那個團隊,是由那個團隊所做藥品的質量決定的。這是“貨高價出頭”的必要前提。

要貨高,就必須在制藥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不出問題,要保證這點,采取的是提零錢的方式,亦即提成。同仁堂的工資特別低,甚至低于當時同行業(yè)的其他藥鋪,但提成很高,這就使職工有一種自覺,因為藥賣得好壞,關乎他們每一個人的利益,人人都知道,只要某個環(huán)節(jié)出錯,就會影響到整體,“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是人人掛在嘴邊的、眾人皆知的道理,這樣就形成了多數(shù)人管少數(shù)人的風氣。資本家需要用心的,就是籠絡人才,用高工資吸引各藥行的人才,即使一時派不上用場,也不讓他們離開。另外,就是“看好老本”。所謂老本,指的是《同仁堂配本》和《同仁堂藥目》,最初于康熙丙戊年(1706年)由樂家第五代樂鳳鳴制訂,收載15門類,363種成藥配方。此后又不斷將老本更新,乾隆甲申年(1764年)樂家第七代樂以中修訂該本,收載15門類, 449種成藥配方;同治八年(1870年)前后第十世樂平泉又做第三次修訂,收載16門類,495種成藥配方,使之不斷適應新的市場。

[1].據(jù)載,同仁堂的官藥承辦人最初確是由樂家擔任,但后來遭遇各種天災人禍,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便將承辦官藥之事轉交給樂姓的世交張世基,詳見乾隆十八年(1753年)樂禮之妻樂張氏的呈文:“身夫樂禮,原承先業(yè)開設同仁堂藥鋪,承辦官藥有年,緣身夫在日所欠官項債負頗多,以致鋪務難支,具呈告退官藥,蒙皇恩準著都院出示招商,并無承辦之人……上年四月間忽被天災,鋪中盡毀,長子繼亡,將家產(chǎn)入官歸償資生庫。一門孤寡(尚有幼子以中)坐守待斃。復蒙天恩垂憐,將所焚鋪基并堆房殘貨,仍賞身養(yǎng)活孤孀,復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辦……官藥客賬私債準著十年后帶銷?！?樂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顧與展望》)再如《清史資料》(一)曾載《崇文門外萬全堂藥鋪資料輯錄》,據(jù)文中說明,這些資料是著名歷史學家鄧拓同志搜求的,包括了乾隆朝合同、議約等七件,嘉慶朝賣約、典字等五件,光緒朝售房字據(jù)一件,新中國成立后調(diào)查所得《萬全堂國藥店敘述資料》一件,共十四件。都很有價值,可供參考(《清史資料》158頁)。萬全堂為樂家祖上(第四世樂顯揚的次子樂鳳儀)開設的另一家中藥鋪,據(jù)樂松生的回憶:“在清初,我家開設同仁堂藥鋪的同時,或者更早些,還開設了萬全堂藥鋪,這是現(xiàn)在崇文門外的萬全堂藥鋪也稱為樂家老鋪的原因。創(chuàng)辦同仁堂藥鋪的五世祖樂梧崗(名鳳鳴)有兄弟四人,其中鳳儀應當是開設萬全堂藥鋪的人。因為在同仁堂文獻中保存了一套在乾隆年間由鳳儀之孫將萬全堂出賣倒租與他姓的契約,在嘉慶年間又有鳳儀的第四代析產(chǎn)分家賣絕的字據(jù)?！睒匪缮谶@里提到的樂鳳儀之孫,即指樂毓麟、樂毓秀和他們的侄子樂開基(《清史資料》159頁)。這里特別提到此事的原因是說明,許多人和事的發(fā)展,都不是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是從一條線簡單地發(fā)展過來的,其間往往經(jīng)過各種錯綜復雜的、多條支線交替變換的過程,有的時候,與開始時相比,已經(jīng)面目全非了。

[2].關于樂家子孫在各處開設分號的情況,有關報道的說法與樂曙青先生所說基本一致:“樂家四支家族的代表開會,共同議定,取消寄賣制,允許各支在外邊開辦店鋪,可用‘樂家老鋪’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繼在外開辦藥鋪。民國十年(1921年),樂孟繁支開了樂家老鋪‘宏仁堂’藥店。隨后,樂仲繁支開了樂家老鋪‘宏濟堂’藥店,樂季繁支開了樂家老鋪‘達仁堂’藥店?！睋?jù)統(tǒng)計:“前后總計,樂孟繁支開設了南京同仁堂一個,宏濟堂三個,樂仁堂五個,宏仁堂四個;樂仲繁支開設了頤齡堂一個,永仁堂三個,懷仁堂一個,沛仁堂一個;樂叔繁支開設了濟仁堂兩個,樂舜記一個,宏德堂一個;樂季繁支開設了達仁堂十個,樹仁堂一個。這三十多號‘樂家老鋪’遍及天津、上海、長春、西安、長沙、福州、香港等地,進一步擴大了北京大柵欄同仁堂在國內(nèi)外的影響。”(見《北京同仁堂史》,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

[3]. 載《北京文史資料》第11輯,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

[4].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蘇基朗教授提供給我有關此書的消息及復印件。

[5].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J181-18-11804。

[6]. 樂崇熙是樂家后裔中接受采訪和發(fā)表相關文章較多的一人。這里提到的他提供的家譜,見《樂家老鋪的譜系與軼事》,載《中華醫(yī)史雜志》1993年第23卷第2期,110—113頁,并見《同仁堂:三百年沉浮成名店》,載《法制晚報》2005年2月12日A18版。

[7]. 北京市檔案館藏《北京市成藥業(yè)同業(yè)公會會員名冊》,檔案號J37-1-51。

[8]. 該文載《北京文史資料》第55輯,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頁。

[9]. 《同仁堂藥目》,學苑出版社2011年標點本,伍悅、林霖、楊建宇點校。

[10]. 對李榮福的介紹和歌訣,可參見王鳳岐主編《中華名醫(yī)特技集成》,中國醫(yī)藥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3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