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自序

本書所收文章，均屬類似于18世紀稱為祭文的一類，即追念已故名人的致辭。除兩篇之外，皆為應邀之作：例外的兩篇，也即寫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劉易斯·納米爾的那兩篇，還有《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一篇，都不是受托之作，而是覺得自己有一些（就我所知）在別的地方還沒有說過的東西要說，才擅自命筆的。

這些祭文的形式，從某種程度上說還包括內容，主要取決于為文的初衷。所以，回憶莫里斯·鮑拉和約翰·普拉門納茲的兩篇是在牛津追悼會上所致的悼詞；《哈伊姆·魏茨曼》一文則是在倫敦一個類似場合所發(fā)表的一篇公開演講；緬懷理查德·佩爾斯、休伯特·亨德森、J. L. 奧斯汀、奧爾德斯·赫胥黎、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及奧伯倫·赫伯特的那幾篇是應一些學術期刊或紀念文集的編者約稿而寫的。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那篇是在紀念他誕辰100周年的座談會上所致的開幕詞，旨在展現他對社會現實和真理重要性的敏銳意識，而他的這種敏銳意識，是不為那些把他當作一個透過朦朧理想主義看世界的內向、圣徒般的思想家來膜拜的人所歡迎的。

寫丘吉爾的那篇，原本是為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第二卷寫的一篇書評；寫該文時，他是下院反對黨領袖，且已開始受到大西洋兩岸廣泛而猛烈的批評，有時候批評得還頗有道理。我認為，而且現在依然認為，他1940年在拯救英國（確切地說，是廣大的人類）免遭希特勒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沒有充分得到銘記，這有失偏頗，需要加以糾正。富蘭克林·羅斯?？偨y(tǒng)的情況也是這樣，我想提醒讀者一點，對于我們那代人——20世紀30年代的青年人來說，由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佛朗哥、薩拉查及中東和巴爾干半島眾獨裁者主宰的歐洲政治天空的確是非常黑暗的；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政策讓人看不到一絲希望；對于那些還沒有絕望，認為還是有可能建立一個從社會和道德上說都可以忍受的世界的人而言，僅有的一點希望之光，在我們很多人看來，似乎來自羅斯?？偨y(tǒng)及其新政。這篇文章也主要是在戰(zhàn)爭剛結束時出現的種種指責中寫出來的。

最后一篇是新寫的，而且是專為本書而寫的，所講的是我1945年和1956年的兩次俄羅斯之行。主要是想介紹一下我所碰到并漸漸了解的兩位天才作家的觀點與個性，我在別的地方，哪怕是在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和利季婭·楚科夫斯基的回憶錄中，都沒有見到過這方面的介紹，而她們二位的回憶錄，是我們所能讀到的對作家和藝術家在一段可怕時期的生活最詳細、也最感人的記述。我的這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曾在牛津沃德姆學院主辦的鮑拉講座上宣讀過，只能算是對她們回憶錄的一點微不足道的補充。

我的朋友諾爾·安南不吝筆墨，為這本雜集作序，^[49]在此謹向他表達一下我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想告訴他及讀者：我深知作序這差事之不易，不可避免地要投入大量的情感、良心、時間和勞動，要具備化解在事實與友情、知識與道德權變上相沖突的要求的能力；他慨然應允，對他的這種極大善意，我要深表感謝。最后，我想借此機會再次向本版文集的編輯致以我深深的、與日俱增的謝意。沒有哪個作者可以要求一位更好、更客觀、更嚴謹、更精力旺盛的編輯了；亨利·哈代博士挖掘、匯編出了這本時間跨度很大的文集，所克服的困難有時定然是不小的，其中有些困難是作者的個人癖好所造成，在此謹向他致以謝忱。

以賽亞·伯林

198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