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清白的書

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歷來有知人論世的傳統(tǒng)。文學史的專家無不精通歷史，歷史學家也常常涉足文學。從王國維、陳寅恪到郭沫若、吳晗、向達這些學者，人們很難判斷，他們的歷史知識和文學史知識，究竟哪一方面更多一些。在他們那里，不但是“六經(jīng)皆史”，而且簡直是“文學皆史”。

知人論世的傳統(tǒng)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中，首先表現(xiàn)為確認作者，確認其作品，并進一步研究其生平的巨大興趣?！安軐W”的研究比“紅學”的研究更引人注目，對作家生平的研究比對作品的研究被認為更有價值。在一些人眼里，對作者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作品本身的興趣。

對于《儒林外史》來說，沒有尋找作者的苦惱。沒有一位專家或?qū)W者對吳敬梓的著作權表示懷疑。光是這一點，《儒林外史》就已經(jīng)算是十分幸運了。

吳敬梓的生平基本上是清楚的，爭議不多。他為我們留下了一本《文木山房集》，他的佚文不斷被發(fā)現(xiàn)。此外，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吳敬梓的很多親朋好友對《儒林外史》作者的介紹。其實，光是一部《文木山房集》，就足以使曹雪芹的研究者們羨慕不已。他們找到一點兒間接的材料，都那么欣喜若狂。

在《儒林外史》的研究園地里，有分歧，但并不嚴重。比起其他一些古典小說的研究園地來，簡直可以說是風平浪靜。各家的意見大同小異，聽不到什么怪談。在平靜的爭論中的各家意見，猶如溪流中的石子一樣，磨掉了它們各自的棱角，變得愈來愈相似。這固然減省了不少麻煩和苦惱，但同時也增添了幾分寂寞。

經(jīng)過學者、專家們的辛勤努力，吳敬梓的一生軌跡已大致清楚。甚至軌跡的起點和終點(1701-1754)也是那么明確和肯定。各種文學教科書和文學辭典上，都放心地書上了吳敬梓的生卒年，數(shù)字的右下角也沒有令人討厭的疑問號。一般地說，作者的生卒年有那么一兩年的誤差，似乎沒有多大關系。但是，如果我們要召開一個吳敬梓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紀念大會，那么，確定吳的卒年就成為必要的前提。大家意見一致，事情自然就好辦了。倘若有人認為吳的卒年不是一七五四年，而是一七五五年，那么，他那個紀念大會就得晚一年去開。

遺憾的是，很多著名的古典小說家由于生卒年的含糊，還很難召開這樣的紀念大會。不僅如此，有些著名的古典小說，連它的作者是誰都不清楚，更談不上什么生卒年和紀念大會了。

《金瓶梅》的署名是“蘭陵笑笑生”。這位“蘭陵笑笑生”究竟是誰？時至今日，還是一個謎。現(xiàn)在很多人想揭開這個謎，發(fā)表了不少文章，有的還出了專著。他們都寫得頭頭是道，入情合理，真讓人愿意相信。然而，他們又那么互不相容，難以共存，真讓人無所適從。人們常常把文學史上的考證比作偵探的破案，這確實是一個恰當而有趣的比喻。在推理的嚴密、想象的豐富與大膽等方面，《金瓶梅》的考證和《福爾摩斯探案》《月亮寶石》《東方快車謀殺案》等偵探小說相比，真有異曲同工之妙。所欠缺的是，考證文章沒有偵探小說那么驚險罷了。我想，讓考證家去破案，恐怕未必比大名鼎鼎的福爾摩斯或布洛差到哪里去。盡管如此，人們總是半信半疑地注視著考證家絞盡腦汁得到的成果。他們囿于自己十分有限的抽象能力和想象能力，不愿意完全拜倒在理性分析的腳下。他們總是傾向于相信直接的證據(jù)。理性分析得出的結論，總是不能使他們死心塌地。間接的材料、拐彎抹角的考證，盡管其中可能凝結著更多的智慧和血汗，也難以讓他們確信不疑。他們固執(zhí)而誠摯地幻想著、期望著，有朝一日，在山東、江蘇，或是別的地方，在明代什么名士或王公的陵墓中，找到《金瓶梅》最早的本子。那上面明確無誤地記載著作者的真實姓名。到那時候，有關《金瓶梅》的作者的一切考證文章都將化為灰燼，從此湮沒無聞。

《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作者似乎已成定論。假如有人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要來推翻這一成說，恐怕會激怒一大批文人學士，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只要回憶一下有人否定屈原為《離騷》的作者時所引發(fā)的憤怒和輕蔑，也就可以理解了。然而，關于羅貫中、施耐庵的生平，我們又知道多少？

《西游記》的作者是吳承恩。近年來，有人對吳承恩的著作權提出了小心翼翼的懷疑。盡管一些《西游記》的專家認為這種意見不值得加以理睬，然而，據(jù)說懷疑者也不是毫無根據(jù)的。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幾種《西游記》的明刻本，都沒有吳承恩的署名。連“射陽山人”之類的字樣也沒有。人們只是在天啟《淮安府志·藝文志》上看到，吳承恩名下載有《西游記》。這種目錄式的記載，簡省至極，人們對此不免有點兒遺憾。

與《儒林外史》同時的《紅樓夢》在這方面的情況也并不太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離曹雪芹愈近，我們就知道得愈少。對曹雪芹生平的研究，至今還是一片假說之林。至于《紅樓夢》后四十回的著作權，更是眾說紛紜。

如此看來，《儒林外史》真是古典小說中的幸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