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初賦》用《左傳》事典的學(xué)術(shù)史意義
王思豪
內(nèi)容提要：劉歆《左傳》學(xué)觀點，史料闕如。考其《遂初賦》因欲立《左傳》于學(xué)官失敗后、經(jīng)歷故晉之地有感而作，且《遂初賦》又密集征引《左傳》事典、舊辭十一例之多，故《遂初賦》與劉歆《左傳》學(xué)有深切之關(guān)聯(lián)。對這些事典文獻進行爬梳，勾陳劉歆“引傳文以解經(jīng)”的具體內(nèi)涵，裨益于觀覘西漢《左傳》學(xué)故實?！蹲髠鳌肥恰耙允陆饨?jīng)”、“以史傳經(jīng)”的典范，而《遂初賦》征引事典，引《春秋》經(jīng)傳語入賦，“征圣立言”傳統(tǒng)由“賦詩言志”走向“以賦傳經(jīng)”，因經(jīng)及史，因史及地，構(gòu)筑起“賦—經(jīng)—史—地”的書寫“范式”。且所賦景觀是“晉地”實存，人事出自《左傳》史實，以“史事”寓“寄托”，以“事類”約“辭章”，從而形成了迥異于《大人賦》、《太玄賦》等“神游”、“仙游”的“人游”書寫風(fēng)貌，以“紀(jì)實”的風(fēng)格將行旅賦的事類由“虛辭濫說”向“征實”的路徑轉(zhuǎn)變推進了一大步。
關(guān)鍵詞:劉歆；《左傳》；《遂初賦》；事典
劉歆是漢代學(xué)術(shù)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他直接開啟了漢代的今、古文學(xué)之爭。其經(jīng)學(xué)首功在《左傳》學(xué)，惜其學(xué)術(shù)觀點史料闕如。《藝文類聚》卷二十七錄有劉歆《遂初賦》賦句，前有《小序》云：“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學(xué)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zé)讓深切，為朝廷大臣所非。求出補吏，后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jīng)歷故晉之城，感今思古，遂作斯賦?！?sup>《遂初賦》寫于劉歆欲立《左傳》于博士官失敗后，則此賦的創(chuàng)制與《左傳》是否有深密之關(guān)聯(lián)？《文心雕龍·事類》篇云：“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鳥賦》，始用鶡冠之說……劉歆《遂初賦》，歷敘于紀(jì)傳，漸漸綜采矣?！?sup>劉勰認(rèn)識到《遂初賦》與《左傳》的關(guān)系，即《遂初賦》大量征引《左傳》事典、舊辭，那么這些事典在《春秋》學(xué)史上有什么價值呢？《遂初賦》被尊為中國賦學(xué)史上的“紀(jì)行賦”發(fā)端典祖，其在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否與賦作大量引述《左傳》事典、舊辭有關(guān)聯(lián)？《遂初賦》在賦學(xué)史上究竟有什么“范式”意義？
一、“引傳文以解經(jīng)”獻言
據(jù)統(tǒng)計，《遂初賦》用《左傳》事典共11例，具體分布是文公二年（1次），成公元年（1次），襄公十四、二十六年（合1次），襄公十七、十八年（合1次），襄公二十一年（1次），襄公二十九年（1次），昭公三年（3次），昭公八年（1次），定公十三年（1次）。這些材料在劉歆《左傳》學(xué)文獻喪失殆盡的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有助于觀覘劉歆《左傳》學(xué)的具體面貌；另一方面還涉及《春秋》學(xué)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劉歆是否偽竄了《左傳》？對《遂初賦》用《左傳》事典進行爬梳，或可就此有所獻言。
《漢書·劉歆傳》載：“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jīng)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zhì)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xué)者傳訓(xùn)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jīng)，轉(zhuǎn)相發(fā)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sup>劉歆《左傳》學(xué)的特征是“引傳文以解經(jīng)”，“章句義理備焉”。在對這一特征的理解上，學(xué)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一是章太炎和劉師培的觀點，章太炎指出“引傳文解經(jīng)，章句義理備”者，意即“傳之凡例，始由子駿發(fā)揮，非謂自有所造”。劉師培也認(rèn)為：“引傳文以解經(jīng)，轉(zhuǎn)相發(fā)明，謂引傳例以通他條之經(jīng)耳，故章句義理，由是而備。非舊傳不系年月，欲依經(jīng)文相別也?！?sup>一是劉逢祿與張西堂的觀點，劉逢祿認(rèn)為：“歆引《左氏》解經(jīng)，轉(zhuǎn)相發(fā)明，由是章句義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jīng)》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證乎?”張西堂引崔適之說云：“‘《傳》自解經(jīng)，何待歆引；歆引以解，則非《傳》文’，可見解《經(jīng)》的《左氏春秋》從劉歆才有的，在《漢書》上說得再明白不過了?！?sup>可以看出，對“引傳文以解經(jīng)”的不同理解，直接關(guān)乎學(xué)界對劉歆是否偽竄《左傳》問題的看法。如何利用《遂初賦》用《左傳》事典材料對“引傳文以解經(jīng)”進行具體勾陳呢？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即劉歆《遂初賦》中用《左傳》的事典，屬于劉歆《左傳》學(xué)的內(nèi)容，與《左傳》分屬不同的范疇。通過劉歆《左傳》學(xué)的內(nèi)容，在《左傳》與《春秋》經(jīng)之間架起溝通融匯的媒介，以此來理解“引傳文以解經(jīng)”的具體內(nèi)涵。先列《左傳》文字：
襄公十七年：“衛(wèi)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襄公十八年：“執(zhí)孫蒯于純留”。
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遂初賦》賦文：
執(zhí)孫蒯于屯留兮，救王師于余吾。
《春秋》經(jīng)文字：
襄公十七年：無
襄公十八年：“晉人執(zhí)衛(wèi)行人石買。”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mào)戎?！?/p>
由賦文到《左傳》再到《春秋》進行逆推理，賦文“執(zhí)孫蒯于屯留兮”是《左傳》中的“舊辭”，僅增加一“兮”字，《公羊傳》、《榖梁傳》不載此事，而《春秋》經(jīng)中僅說“晉人執(zhí)衛(wèi)行人石買”事，不言“執(zhí)孫蒯”事，為何？杜預(yù)集解謂：“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春秋》義例，在家庭關(guān)系層面倡導(dǎo)“親親”，在國家政治層面要求“尊尊”，《左傳》直書“執(zhí)孫蒯”有什么內(nèi)涵呢？通過賦文言孫蒯在屯留被晉人俘獲事，讓世人知道晉國為了行霸業(yè)而不尊天道人倫。賦文“救王師于余吾”，據(jù)《左傳》記載，“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但王季子劉康公對戎人心存僥幸，乘機偷襲，“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結(jié)果大敗?！洞呵铩方?jīng)僅書“王師敗績”，不言誰敗之，《公羊傳》謂：“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mào)戎?jǐn)≈Ｈ粍t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dāng)也。”《榖梁傳》謂：“不言戰(zhàn)，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公》、《榖》皆指出是晉人打敗了王師。《公羊傳》認(rèn)為，經(jīng)不直書“晉人敗王師”，屬“王者無敵”義例，《榖梁傳》認(rèn)為《春秋》經(jīng)載某師敗績，一般書作“某師與某師戰(zhàn)，某師敗績”，經(jīng)不書“戰(zhàn)”，意在王者獨尊，無人為敵。更有意思的是賦文與《左傳》將王師敗的地點明確指向“余吾”，且賦文承接上句主語，指向主導(dǎo)者“晉國”，意也在對晉不尊周王室表達不滿。賦文前句是晉不“親親”，后句是晉不“尊尊”，由章句解讀進一步去揭示與印證《左傳》義理，“轉(zhuǎn)相發(fā)明”，再與《春秋》相比析，以經(jīng)證傳，以傳證經(jīng)，經(jīng)、傳互證，這就是“引傳文以解經(jīng)”的內(nèi)涵之一。
其次，“引傳文以解經(jīng)”的另一個內(nèi)涵是：劉歆創(chuàng)寫賦文，而非自創(chuàng)傳文。上揭賦文觀點與《左傳》一致，但明確一點的是劉歆的《左傳》學(xué)與《左傳》不是同一個概念，劉歆之學(xué)有時也有與《左傳》不相一致的地方，章太炎即有所揭示。《春秋》經(jīng)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謂：“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榖梁傳》亦謂：“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劉歆襲用《公羊》、《榖梁》之說,以為“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這一說法顯然與《左傳》不一致?？追f達指出：“劉、賈以為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于用幣,用鄫子,諸若此,此皆當(dāng)須書‘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圣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案《左氏傳》,‘用幣于社’，《傳》曰‘得禮’。冉有用矛于齊師,孔子以為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guī)熦M欺我戰(zhàn)！”若據(jù)劉歆“用者不宜用”之例,則《左傳》“用幣于社”即含貶義,這與傳文“得禮”也相違。章太炎指出劉歆“旁采《公羊》而與傳例不合”,“若傳例為子駿自造,何不并此數(shù)十條入之《傳》文,顧留此以遺后人指摘乎？”據(jù)此，批駁劉逢祿等人言“劉歆偽竄《左氏》”觀點不成立。
劉歆旁采《公羊》、《榖梁》而與《左傳》義例不合的地方，在劉歆《遂初賦》中亦有一條，一直未被學(xué)界掘發(fā)。《遂初賦》云：“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zé)趙鞅于晉陽?！笔碌涑鲎浴蹲髠鳌ざü辍罚黑w鞅無視國君，殺邯鄲大夫趙午，進入晉陽，“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狈丁④鲀杉衣?lián)手逐趙鞅，“趙鞅奔晉陽”。又韓氏、魏氏與趙氏交好，遂鼓動晉定公伐范、荀，“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這里涉及的是晉國的一次內(nèi)訌，《左傳》用“奔”、“入”二字。《春秋》經(jīng)謂：“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薄豆騻鳌分^：“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cè)之惡人也。此逐君側(cè)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薄稑b梁傳》謂：“‘以’者，不以者也?！选?，直叛也?！薄洞呵铩方?jīng)與《公羊》、《榖梁》皆用“叛”字。劉歆在賦文中用“肆”、“叛”、“憎”、“責(zé)”四字，對荀寅、范吉射、趙鞅三人持嚴(yán)厲批判的態(tài)度，相對照《左傳》文字，用“奔”“入”字，似二者褒貶之意不同?！氨肌迸c“叛”的用例，有意于褒貶。杜預(yù)《春秋釋例》“王侯夫人出奔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茍免，非自出也?！?sup>又“大夫奔例”引《春秋·成公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例，《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庇帧洞呵铩の墓四辍罚骸肮珜O敖如京師，不至而復(fù)。丙戌，奔莒。”杜預(yù)《集解》謂：“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庇帧稌牙分^：“大去之后，季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薄皠①Z謂紀(jì)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sup>按照《左傳》義例，《遂初賦》理當(dāng)用“奔”、“入”等字，傅隸樸先生即指出荀寅、范吉射“奔朝歌”，“按朝歌為衛(wèi)邑，例當(dāng)書出奔”；“趙鞅奔晉陽”，是因為“晉陽仍屬晉有，并未以之屬于他國，趙鞅身既歸晉，則晉陽自仍受命于晉，何反之有？”據(jù)此，劉歆《遂初賦》的事典出自《左傳》，而義例則源于《公羊》、《榖梁》。
從《遂初賦》用《左傳》事典來看，劉歆對《左傳》的理解已經(jīng)相當(dāng)精熟，已不是古字古言的訓(xùn)詁、釋讀階段，而是走向了“章句義理”完備之學(xué)?！蹲髠鳌肥且馈洞呵铩方?jīng)立傳，劉歆《左傳》學(xué)的特征是“引傳文以解經(jīng)”，《遂初賦》用《左傳》事典是引經(jīng)、傳語入賦，據(jù)此，又有了“以賦傳經(jīng)”之說。
二、“范式”：由“賦詩言志”到“以賦傳經(jīng)”
《文心雕龍·事類》云“劉歆《遂初賦》，歷敘于紀(jì)傳，漸漸綜采矣”，此句之前有謂“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此句之后有謂“至于崔、班、張、蔡，遂捃摭經(jīng)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最后總結(jié)為“皆后人之范式也”。連貫劉勰所述，有兩個值得關(guān)注的地方：
一是說屈原、宋玉“號依詩人”，即取法古《詩》?！稘h書·藝文志·詩賦略序》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xué)《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fēng)，咸有惻隱古詩之義?！?sup>這段話可與劉勰語相呼應(yīng)，而這段話又極有可能出自劉歆之筆?！霸娧灾尽笔侵袊膶W(xué)批評史上的重要命題，屈原、宋玉自創(chuàng)屬篇，是“作詩言志”，而落實到《左傳》中，又有“賦詩言志”之論，此又是賦體產(chǎn)生的重要源頭之一。《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記盧蒲癸語“賦詩斷章，余取所求”，據(jù)統(tǒng)計，《左傳》賦詩有134條之多，其直接原因是春秋之后禮崩樂壞，《詩》的樂章義失落，詞章義凸顯，而“賦詩”者之意又與《詩》本有之意以及樂章義和詞章義不同。清儒魏源《詩古微》云：“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詩》的“作詩者”與“賦詩者”角色分開，由兩種人分擔(dān)，“作詩”者“意盡于篇中”，“賦詩”者“事征于篇外”。至漢代，《詩》、《春秋》等先秦典籍的經(jīng)典地位得到強化，漢人在辭賦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開始征引經(jīng)典，個中緣由，誠如萬曼先生所云：“辭賦”是從“語言時代”到“文字時代”的“橋”，辭賦以前，文學(xué)多半是口語記錄，如春秋行人辭令中的“賦詩”，辭賦以后，進入書面寫作時代，辭賦正是由口語文學(xué)轉(zhuǎn)移到書面文學(xué)的一個重要載體。文學(xué)傳播的載體與路徑發(fā)生了變化，而征引經(jīng)典的手法卻如出一轍，具體到《左傳》而言，劉歆因為專研《左傳》，力推立于博士官，于是在《遂初賦》的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了大量征引《左傳》事典的現(xiàn)象。比擬于《詩》之“作詩之意”與“賦詩之意”，劉歆《遂初賦》用《左傳》事典，是既意盡于篇中，又事征于篇外，融“作詩言志”與“賦詩言志”身份于一身，在作賦比事屬辭的同時，化用、摘引經(jīng)文事典、舊辭，宗經(jīng)、征圣，以賦“傳”經(jīng)。
在西漢，“賦”與“傳”、“論”等體式有互通現(xiàn)象。“傳”相對于“經(jīng)”而言，是解“經(jīng)”之作?！皞鳌斌w源自左丘明，劉勰謂：“然睿旨存亡幽隱，經(jīng)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chuàng)為傳體。傳者，轉(zhuǎn)也。轉(zhuǎn)受經(jīng)旨，以授于后，實圣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sup>“傳”與“賦”的結(jié)緣，源于“賦”與“傅”古字相通，而“傳”與“傅”形近而轉(zhuǎn)，如西漢的兩篇作品：劉安《離騷傳（賦）》、王褒《四子講德論（傳）》。《漢書·淮南王安傳》云：“安入朝……（武帝）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鳖亷煿抛⒃唬骸皞髦^解說之，若《毛詩傳》。”明言劉安作《離騷傳》。而《漢紀(jì)·孝武皇帝紀(jì)》載：“上（武帝）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sup>高誘《淮南子·敘目》：“初，安為辯達，善屬文?！⑽幕实凵踔刂t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sup>皆云劉安所作是《離騷賦》。王念孫主張劉安所作是約《離騷》大旨而作《離騷賦》。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云：“淮南崇朝而賦騷”，似乎也認(rèn)為劉安所作是賦，但《辨騷》又曰：“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此種現(xiàn)象，范文瀾解釋：“彥和不應(yīng)先后矛盾。疑淮南實為《離騷》作傳，略舉其訓(xùn)詁，而‘國風(fēng)好色而不淫’云云，是安所作傳之?dāng)⑽?。班固謂淮南王安敘《離騷傳》，是其證。東京以來，《漢書》傳本有作‘傳’者，有作‘傅’者，彥和兩采而用之耳?！?sup>劉安究竟作“傳”還是作“賦”？聚訟紛紜，無有定論。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漢書·王褒傳》云：“褒即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sup>而《文選》載有王褒《四子講德論》，但其序卻云：“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王褒究竟作的是《四子講德論》還是《四子講德傳》？民國學(xué)者嘯咸《讀漢賦》辨析道：“王褒所作之傳，即《文選》所載之《四子講德論》；據(jù)《序》云：‘作傳，名曰《四子講德》’，則原題當(dāng)為《四子講德傳》，猶淮南之《離騷傳》也。淮南之《離騷傳》，荀悅《漢紀(jì)·孝武紀(jì)》、高誘《淮南鴻烈解序》皆稱為《離騷賦》，亦必?fù)?jù)《漢志》言之（使稱《四子講德傳》，亦必?fù)?jù)《漢志》稱為《四子講德賦》，從可知矣），是傳亦謂之賦也。（《四子講德傳》，《文選》改題《四子講德論》，收入論類，與賦別。案班固《離騷序》稱淮南王安敘《離騷》者，據(jù)原題言之也?！段男摹け骝}》稱孝武愛騷而淮南作傳，《神思》稱淮南崇朝而賦騷，傳賦二字錯用者，一據(jù)原題，一據(jù)《漢志》故也。范君仲澐《文心雕龍注》謂淮南所作，實是《離騷賦》；又引楊君遇夫《讀漢書札記》謂《離騷傳》與《四子講德論》文體略同，并非賦體，荀、高改傳為傅云云，要皆不合。）二子所作，既同稱為‘傳’，則此體之文，在當(dāng)日必尚有之；惜漢賦多不傳，而傳者又往往為后人所改（如昭明改《四子講德傳》為《四子講德論》，改《洞簫頌》為《洞簫賦》，改《吊屈原賦》為《吊屈原文》，即其例），致今日除《離騷》、《講德》之外，號稱為‘傳’者不可復(fù)見，亦憾事也?！?sup>嘯咸認(rèn)為王褒《四子講德論》即《四子講德傳》，亦是賦體。
上述傳、論、賦互通現(xiàn)象，實質(zhì)上并不是單純的由形、音相近而導(dǎo)致的文字舛誤或相通問題，而是與漢代的文體混沌狀態(tài)密切相關(guān)。漢代除以“賦”名篇的賦作外，還廣泛存在著以論、解、傳等形式存在的類賦之文（或名賦體文），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東方朔《答客難》《非有先生論》、揚雄《解嘲》《解難》之屬。尤其是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漢書》本傳、《文選》皆題作《非有先生論》，而任昉《文章緣起》“傳”體下注曰：“漢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當(dāng)另有所本。劉向《列女傳》，《尹灣漢墓簡牘》之《君兄繒方緹中物疏》載為：“《列女傅》一卷?！?sup>又杜篤《論都賦》是“賦”而作“論”，近年出土的西漢《神烏賦》書作《神烏傅》等。我們沒有必要考證出它們究竟是“賦”體，還是“傳”或“論”體，視它們?yōu)榫哂小皞鳌被颉罢摗毙再|(zhì)的類賦之文，也未為不可。在這里所要強調(diào)的是“賦”也具有“傳”體的性質(zhì)，漢賦具有“依經(jīng)立義”、“以賦傳經(jīng)”的特征。劉歆《遂初賦》運用賦體辭章敷寫《左傳》“事類”，有賦與紀(jì)、傳體的特征，這也是劉勰所謂“歷敘于紀(jì)傳”之一端，亦在客觀上達到了以賦傳《春秋》經(jīng)之《左傳》的效果。
二是劉勰在中國文論史上首次提出“范式”一詞。何種“范式”？運用“事類”的范式，何謂“事類”？《文心雕龍·事類》開篇即謂：“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jù)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sup>意有二端：一是征引同類事例比析意義；二是援古事以證今情。就此兩層意義而言，劉歆《遂初賦》征引《左傳》事典可謂后人創(chuàng)作“范式”之一。首先，征引同類事例比析意義者?！端斐踬x》云：“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蘧瑗抑而再奔兮，豈材知之不足?！绷瞒硎乱姟蹲髠鳌の墓辍罚骸熬右詾槭ФY?！倌嵩唬骸拔闹?，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guān)，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sup>蘧瑗的兩次出奔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襄公二十六年》，《襄公十四年》載：“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guān)出?！倍蓬A(yù)集解謂：“懼難作，欲速出竟。”衛(wèi)獻公暴虐，孫文子欲謀反，蘧瑗出奔。《襄公二十六年》載：“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煨?，從近關(guān)出?！倍蓬A(yù)集解謂：“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guān)出?！毙l(wèi)獻公欲謀求重登君位，甯喜向蘧瑗告知此事，蘧瑗懼難作，再次出奔。征引柳下惠、蘧瑗正直有才智的賢者都難以被人接受、遭人嫉妒陷害的人事來類比自己的遭際，寄托“賢人失志”情懷。
其次，援古事以證今情者?！端斐踬x》：“過下虒而嘆息兮，悲平公之作臺。”典出《左傳·昭公八年》：“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于是晉侯方筑虒祁之宮?！睍x平公作虒祁之宮，諸侯皆來賀成，“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傻跻?，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倍蓬A(yù)集解謂：“言諸侯畏晉，非獨鄭。”劉歆感嘆晉國不惜民力作虒祁宮，諸侯因為畏懼晉國，只好前來賀成。又《遂初賦》：“背宗周而不恤兮，茍偷樂而惰怠?！钡涑觥蹲髠鳌は骞拍辍罚骸皶x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哟笫逶唬骸瓡x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古文苑》章樵于此注曰：“歆因晉以傷漢也?！辟x中所引事典皆因經(jīng)歷晉地，思及晉國史事，總結(jié)歷史興亡教訓(xùn)，誠如《遂初賦序》有云“志意不得，經(jīng)歷故晉之城，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嘆征事而寄己意”，章樵注謂：“哀帝之世，權(quán)柄下移，故歆思周晉舊事有所感傷，而寓意此賦?！?/p>
徐復(fù)觀先生曾把對《春秋》的解釋分為兩類：一是“以義傳經(jīng)”,此為三傳共有；一是“以史傳經(jīng)”,此為《左傳》獨具。且指出：“以義傳經(jīng),是代歷史講話,或者說是孔子代歷史講話。以史傳經(jīng),則是讓歷史自己講話,并把孔子在歷史中所指出的經(jīng)驗教訓(xùn),還原到具體的歷史中,讓人知道孔子所講的根據(jù)?！?sup>其實，無論是《公羊傳》、《榖梁傳》，還是《左傳》；無論是“以義傳經(jīng)”，還是“以史傳經(jīng)”，本質(zhì)上都是在以“言”傳經(jīng)，即“以文傳經(jīng)”，誠如張衡《南都賦》所謂“經(jīng)論典訓(xùn)，賦納以言”，其旨?xì)w亦在于“征圣立言”。具體到劉歆這樣的《左傳》學(xué)者而言，在《遂初賦》中密集征引《左傳》事典11例之多，可謂“以賦傳《春秋》經(jīng)之《左傳》”，甚至不厭其煩地用數(shù)句闡述《左傳》史事，如《遂初賦》有云：“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奚于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群邪之所惡。賴祈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贝藢憽蹲髠鳌は骞荒辍菲磙删仁逑蚴拢簳x誅欒盈之黨，叔向之弟羊舌虎與焉。于是囚叔向，祈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xùn)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禝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禝，不亦惑乎？”宣子悅，“言諸公而免之”。傅隸樸先生將《春秋》三傳比義后謂：“左氏詳敘欒盈出奔的原委，在傳事?！?sup>《左傳》重在“以事解經(jīng)”，注重對歷史事實之解說，釋義則寓于傳事之中，《遂初賦》用數(shù)句敘寫此事，意亦在此，誠如清人黃叔琳謂《遂初賦》“按賦中感往寓意，皆紀(jì)傳中事”。據(jù)此，從“賦詩言志”到“以賦傳經(jīng)”也已潛存了一種經(jīng)、賦互證的回環(huán)過程，劉歆的《遂初賦》是較早進行這種互證的典型，也即劉勰所稱的“范式”，而這種互證的媒介是“事類”。
劉歆《遂初賦》創(chuàng)作的緣起是因為爭立《左傳》于博士官失敗，求出補吏，經(jīng)過晉地，感古思今而作，賦中內(nèi)容是由晉地名而思史事，由史事而征引《左傳》事典，因經(jīng)傳而及史，因史而及地，遂成后人征引經(jīng)典、“以賦傳經(jīng)”的書寫“范式”，又因為在賦文中由現(xiàn)實地理推及紀(jì)實史事，形成“賦—經(jīng)—史—地”的回環(huán)過程，將賦文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事類“紀(jì)實”的路數(shù)。
三、事類：“虛辭濫說”與“征實”之爭
“辭”（辭章）與“理”（義理）的矛盾，歷來受到中國文學(xué)批評界的重視，論述不可不謂多矣，而“事”的概念往往被忽視。揚雄《法言·吾子》：“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jīng)，足言足容，德之藻矣。”“事”與“辭”的關(guān)系，直接關(guān)涉到經(jīng)與賦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問題。沿此思路，晉代摯虞又提出了“古詩之賦”與“今之賦”的分別：“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dāng)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于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yuǎn)。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禮而害政教?！?sup>摯虞提出了“類”、“事”、“義”、“情”四個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與劉勰一樣都提出了“事類”一詞，摯虞將“類”指向的是“象”，“事”指向的是“辭”。
《墨子·大取》謂：“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于其類，則必困矣?！?sup>賦體以“辭”著稱，“類”的意識在賦文中相當(dāng)受重視，枚乘《七發(fā)》云“離辭連類”，《漢書·揚雄傳》載揚雄論賦“必推類而言”，《文心雕龍·詮賦》“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皇甫謐《三都賦序》“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可以看出，“類”皆與“辭”合言，“辭”又指向于“事”，“事類”是賦體的一個重要內(nèi)核，曹丕即謂：“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sup>摯虞言“今之賦”有“四過”，其中有“二過”是“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yuǎn)。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這是西漢賦的通病，《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即云相如賦“多虛辭濫說”，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篇中對司馬相如《上林賦》中事類浮夸進行批評，謂：“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颓f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sup>《呂氏春秋·古樂》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sup>相如將三個人夸大成上千上萬人，劉勰認(rèn)為這是相如賦虛夸無征而造成的錯誤?！疤撧o濫說”即事類無征，左思《三都賦序》中有更明確地指摘，謂：
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
左思以為馬、揚、班、張諸賦多“虛辭濫說”，有類無征，有事無本，有違事類“征實”之旨，從而創(chuàng)作了可作類書、志書讀的《三都賦》，賦學(xué)上的“虛辭濫說”與“征實”之爭凸顯明晰化，而在此過程中，劉歆《遂初賦》所開創(chuàng)的“紀(jì)行賦”的“紀(jì)實”特征卻被忽略，劉勰在《事類》篇中贊劉歆等人賦為“后人范式”，批相如賦“濫侈”、“妄書”，旨意亦在此。劉歆《遂初賦》用《左傳》事典，摒棄了賦中事類的“虛辭濫說”，這里以《遂初賦》三次征引《左傳·昭公三年》事典為例：
賦文：“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闃其無人?！?/p>
《左傳·昭公三年》：“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賦文：“日不悛而俞甚兮，政委棄于家門。”
《左傳·昭公三年》：“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倍蓬A(yù)注：大夫?qū)Ｕ?。慆，藏也。悛，改也?sup>
賦文：“叔群既在皂隸兮，六卿興而為桀。
《左傳·昭公三年》：“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欒、郄、胥、原、狐、續(xù)、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瓫r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遂初賦》敘寫晉國衰弱，舊臣八大家族降為賤官，宗族里的人像樹葉一樣散落，而家門六卿專政逞惡，百姓無所依靠，但國君是非不分，忠奸不辨，不肯改悔，終日歡樂無度，晉國的公族要完結(jié)了。與《左傳》原文比對，辭有所征，事有所本，也即前文所言“以賦傳經(jīng)”，可以說劉歆不僅開啟了漢代經(jīng)學(xué)史上的今、古文學(xué)之爭，同時將賦學(xué)史上的“虛辭濫說”與“征實”之爭問題凸顯出現(xiàn)，且二者潛脈相通。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指責(zé)今文經(jīng)學(xué)之弊謂：“往者綴學(xué)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xué)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或懷嫉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xué)，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文經(jīng)學(xué)有“分文析字，煩言碎辭”與“信口說”、“不考情實”的弊端，這與賦學(xué)上的尚“瑋字”與“虛辭濫說”之風(fēng)相對應(yīng)?！稘h書·藝文志·詩賦略》：“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fēng)諭之義?！鄙辖摇稘h書·藝文志·詩賦略》本自劉歆《七略》，那么劉歆的賦學(xué)觀是反對賦的“侈麗閎衍之詞”，主張賦要有所諷喻與寄托。
賦學(xué)史上的行旅類賦，其遠(yuǎn)祖可追溯到屈原的《離騷》、《涉江》、《哀郢》等，而抒發(fā)個人的思想情感是從行旅類賦創(chuàng)作伊始便已經(jīng)存在，《遂初賦》當(dāng)然也不例外，但全賦的主干是“紀(jì)行”，“紀(jì)行”的方式是“事類”敷陳，而“事類”多有出自《左傳》。與此前行旅類賦不同的是，《遂初賦》用《左傳》事典，就其所表達的情感，主要是對“紀(jì)實”的“事類”寓以褒貶，從而影射現(xiàn)實，是寓有寄托的“征實抒情”，這一點是與此前行旅賦抒情的最大不同。前揭《遂初賦》三次征引《左傳·昭公三年》事典即多有寄寓，章樵注曰：“嘆宗周衰微，晉平不能嗣伯業(yè)以尊周室，卒致晉公室卑，為三卿所滅，其傷漢之心切矣?！眲㈧頌榛适易谟H，身處西漢末年，吊古傷今，比照衰晉，預(yù)感西漢王朝又要重步當(dāng)年晉國后塵。行旅類賦還有一類仙游、神游之作，如西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揚雄《太玄賦》，以及東漢張衡《思玄賦》等，這些賦所寫人物、事件多為地上神游和天上仙游，所經(jīng)歷的地點和人事多以“虛幻”為主。《遂初賦》棄去這些神游、仙游模式，轉(zhuǎn)向“人游”，地是“晉地”實存，事出自《左傳》史實，所賦事類都是真實的存在，以“史事”寓“寄托”，以“事類”約束“辭”，以“紀(jì)實”的風(fēng)格將行旅類賦由“虛辭濫說”向“征實”的路徑轉(zhuǎn)變推進了一大步。
黃侃評潘岳《西征賦》、庾信《哀江南賦》謂：“皆自《遂初》出?！?sup>劉歆《遂初賦》是“紀(jì)行賦”的顯明發(fā)端，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李尤《函谷關(guān)賦》、蔡邕《述行賦》等，皆承續(xù)而作，此《遂初賦》的第一重功績。臺灣鄭毓瑜教授在論劉歆《遂初賦》時云：“全篇所記述的地理空間其實有著主觀與客觀的雙重質(zhì)性；客觀的地理配合著現(xiàn)實旅程的逐步推進，主觀的地理象征著眷顧懷往的心神遠(yuǎn)游?！鄬Χ?，《遂初賦》的前半段，就不同這種心靈空間的披露，而是依照著旅程的推進，標(biāo)示出現(xiàn)實的地點。但這并不表示劉歆是在作一種客觀的景物描繪，反倒是將空間歷史化，而首創(chuàng)了因地及史的方式?！?sup>明確《遂初賦》開創(chuàng)了“地理——歷史”的書寫方式，此《遂初賦》的第二重功績。而于此兩重功績之外，《遂初賦》運用《左傳》事典，不僅有助于觀覘劉歆《左傳》學(xué)的具體特征，豐富兩漢《春秋》學(xué)史料，而且不囿于“因地及史的方式”，“以賦傳經(jīng)”，構(gòu)筑起“賦——經(jīng)——史——地”書寫“范式”，從而形成了迥異于《大人賦》、《太玄賦》等“神游”、“仙游”的“人游”書寫風(fēng)格，促使賦文創(chuàng)作中的事類元素向寓有“寄托”的“征實”路數(shù)發(fā)展，其功當(dāng)不可沒。
- 作者簡介：王思豪，江蘇省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賦學(xué)。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漢賦與《詩經(jīng)》學(xué)互證研究”（項目編號：14CZW072)階段性成果。
- 周予同先生在《經(jīng)今古文學(xué)》中指出：漢代今、古文學(xué)之爭規(guī)模較大的有四次，劉歆與太常博士之爭為第一次。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jīng)學(xué)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2頁。
- 按：《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未注明作者。《舊唐書·經(jīng)籍志》著錄：《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劉歆撰。書已佚。
-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年版，第615頁。
- 學(xué)界對此問題亦有揭發(fā)，惜未深論，如周振甫先生謂：“《遂初賦》的敘述，根據(jù)《春秋》、《左傳》（即紀(jì)傳）?！保ā段男牡颀堊g注》，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修訂本，第535頁）楊明先生在《〈文心雕龍〉注釋商榷》一文中于“劉歆《遂初賦》，歷敘于紀(jì)傳”語下云：“按該賦內(nèi)容，多據(jù)《左傳》。”見《漢唐文學(xué)研賞集——楊明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頁）郭維森、許結(jié)師在《中國辭賦發(fā)展史》中也謂劉歆《遂初賦》：“所詠史事多據(jù)《左傳》，亦可見其念念不忘此書?！保ńK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頁）
- 馬積高先生《賦史》謂《遂初賦》“非屈原賦所有，故為創(chuàng)格。后來班彪《北征》、潘岳《西征》等作，即由此脫胎。但班彪賦見錄于《文選》，而劉歆賦不見收，于是后人多只知《北征》，而昧其所自出。惟劉勰《文心雕龍·事類》中‘劉歆《遂初賦》，歷敘于紀(jì)傳’，給我們留下一點線索”，見《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頁。按：這里遵照《文選》分類之目，將劉歆《遂初賦》所創(chuàng)格的賦類稱為“紀(jì)行賦”，不采用“述行賦”之名?！凹o(jì)”，記載也，常與“傳”連用，是中國傳統(tǒng)史書的一種體裁，重在敘述史實，劉勰謂《遂初賦》“歷敘于紀(jì)傳”，意即指其“事類”之“實”。
- 按：這11例事典、舊辭皆不符于《戰(zhàn)國策》、《國語》以及《史記》、《漢書》、《新序》、《說苑》等典籍記載。
-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967頁。
-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見《章太炎全集》（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頁。
- 劉師培：《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見《劉申叔遺書》(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頁。
-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見《續(xù)修四庫全書·經(jīng)部·春秋類》，第125冊，第252頁。
- 張西堂：《左氏春秋考證序》，見《古史辨》(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頁。崔適語見《春秋復(fù)始》卷一《序證·左丘明不傳春秋》，見《續(xù)修四庫全書·經(jīng)部·春秋類》，第131冊，第382頁。
- 按：杜預(yù)集解謂：“純……《地理志》作屯。”“救”，從此句出典來看或是“敗”之訛字，存疑?！坝辔帷?，即“徐吾”，杜預(yù)集解謂：“徐吾氏，茅戎之別也?！北疚乃蹲髠鳌芳岸蓬A(yù)集解文字皆出自《春秋左傳集解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引《遂初賦》及章樵注文字，如未特別注明，皆出自《古文苑》卷五，《四部叢刊》韓元吉本。
- 所引《春秋》及《公羊傳》、《榖梁傳》文字皆出自阮元?？瘫尽妒?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
- 見《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本,第1921頁。
-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章太炎全集》（第二冊），第828頁。
- 杜預(yù)：《春秋釋例》卷四，清刻武英殿聚珍版從書本。
- 杜預(yù)：《春秋釋例》卷四。
- 傅隸樸《春秋三傳比義》，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92—493頁。
- 按：劉歆主張《左傳》是《春秋》之傳，他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即批評當(dāng)時的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見《漢書》，第1970頁）趙生群先生將《左傳》與《春秋》細(xì)加對照分析，認(rèn)為“《左傳》實為解經(jīng)之作”，“《左傳》依經(jīng)立傳”。（參見氏著《〈春秋〉經(jīng)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2頁。）
- 關(guān)于“以賦傳經(jīng)”之說，筆者在與許結(jié)師合撰《漢賦用經(jīng)考》（載《文史》2011年第2輯）和《漢賦用〈詩〉的文學(xué)傳統(tǒng)》（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1年第4期）二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論述?！稘h賦用經(jīng)考》一文對今存漢賦作品明確引述“五經(jīng)”的文獻作了系統(tǒng)爬梳，指出漢賦用經(jīng)意在“歸復(fù)王言”，重在發(fā)掘經(jīng)文的內(nèi)涵與歷史意義，有經(jīng)賦互文的特征。《漢賦用〈詩〉的文學(xué)傳統(tǒng)》一文從賦是“古詩之流”、“依經(jīng)立義”的特征入手，系統(tǒng)梳理漢賦用《詩》文獻440余條。漢賦用《詩》“取辭”、“取義”，廣取“四家詩”傳語；而賦家也用以“傳”解“經(jīng)”的發(fā)揮來豐富《詩》義，以致后世經(jīng)史學(xué)家論《詩》，引漢賦以解證《詩》義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我們認(rèn)為漢代賦家在作賦用“經(jīng)”時，主觀上不一定旨在“傳經(jīng)”，但鑒于經(jīng)的“圣言”地位，作品在流播的過程中，客觀上卻達到了“傳經(jīng)”的效用。《世說新語·文學(xué)》載晉孫綽語云：“《三都》、《二京》，五經(jīng)鼓吹。”（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60頁）劉勰指出劉歆《遂初賦》“歷敘于紀(jì)傳”，崔、班、張、蔡賦“捃摭經(jīng)史”，均指出賦作的“傳經(jīng)”功用。清人袁棟《書隱叢說》卷十一云“賦體恭儉莊敬似《禮》”（清乾隆刻本），朱鳳墀《五經(jīng)鼓吹賦》“京二冊而都三篇，于五經(jīng)之余得五……蓋其詞盡切今，論皆稽古，經(jīng)以開賦之原，賦亦為經(jīng)之輔”［見鴻寶齋主人編《賦海大觀》（第四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影印光緒甲午鴻寶齋重印本，第243頁］，阮元謂“綜兩京文賦之家，莫不洞穴經(jīng)史，鉆研六書”［氏著《四六叢話序》，見《揅經(jīng)室集》（四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738頁］，均在暗示賦家有“以詞章解讀經(jīng)義”的意趣。
- 《漢書》，第1755—1756頁。
- 按：班固自述謂對《七略》做過“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刪去浮冗，取其指要”（《漢書》，第1701—1702頁）的工作。梁阮孝緒也明確指出：“校書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辭，為《漢書·藝文志》?！币娽尩佬稄V弘明集》卷三載梁阮孝緒《七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8冊，第261頁。
- 據(jù)夏承燾先生《采詩與賦詩》（《中華文史論叢》1962年第1輯）一文統(tǒng)計：《左傳》引《詩》有134處，這里從之。
- 魏源：《詩古微》上編《齊魯韓毛異同論中》，皇清經(jīng)解續(xù)編本。
- 萬曼：《辭賦起源：從語言時代到文字時代的橋》，《國文月刊》1947年第59期。
- 《文心雕龍注》，第284頁。
- 《廣雅釋言》：“傅，敷也?！敝祢E聲《說文通訓(xùn)定聲·豫部》：“傅，假借為敷?！薄皩牎迸c“專”在甲骨文、金文中字形非常相似，參見高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
- 《漢書》，第2145—2146頁。
- 漢儒視《離騷》為“經(jīng)”，據(jù)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目錄知：《九歌》至《九思》題下本皆有“傳”字，故《九歌》等是屈原自撰之傳；《九懷》以降諸篇乃后人賡續(xù)之傳?！毒鸥琛?、《九懷》諸篇以文學(xué)描寫傳經(jīng)，劉向編《楚辭》皆視其為傳，明王世貞《楚辭序》即謂：“（劉向）尊屈原《離騷》為經(jīng)，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yán)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diào)者為傳?！保▌⑾蚓幖?、王逸章句《楚辭》之王世貞《序》，叢書集成初編本。）
- 《兩漢紀(j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05頁。
-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之《敘目》，中華書局1989年版。
- 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第九》曰：“傳當(dāng)為傅，傅與賦古字通。（注曰：《皋陶謨》：‘敷納以言’；《文紀(jì)》‘敷’作‘傅’，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篂椤峨x騷傅》’者，使約其大旨而為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端囄闹尽酚小痘茨贤踬x》八十二篇’，事與此并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見氏著《讀書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頁。王先謙亦贊同此說，見《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25頁。）
- 《文心雕龍注》，第50頁。
- 《漢書》，第2822頁。
- 嘯咸：《讀漢賦》，《學(xué)藝》第十五卷第二號，1936年3月，第130—131頁。
- 宋章如思《群書考索》卷二十一《文章門》之《文章緣起類》為東方朔《非有先生傳》一篇單列“傳”類。又洪邁《容齋隨筆》之《三筆》卷八“吾家四六”條亦題作“東方朔《非有先生傳》”。
- 《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4頁。
- 裘錫圭：《〈神烏傅（賦）〉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
- 以漢賦與《詩經(jīng)》為例，漢賦傳《詩經(jīng)》的一大征象是賦作與《詩》序、傳的文字重復(fù)互見，且經(jīng)學(xué)的經(jīng)、傳思路也直接影響漢賦的造作。與此相應(yīng)，后代學(xué)者考鑒經(jīng)、傳釋意，對漢賦文本亦有頗多引證。詳見拙文《漢賦與〈詩〉之經(jīng)、傳關(guān)系芻議》，《中國韻文學(xué)刊》2013年第1期。
- 《辭源》在解釋“范式”一詞時，也即引用劉勰語，按照《辭源》體例，也認(rèn)為“范式”一詞最早出處是《文心雕龍》。
- 《文心雕龍注》，第614頁。
- 事又見《論語·微子》：“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遂初賦》語與《論語》更近，故此例只作事類比析用。
- 徐復(fù)觀：《兩漢思想史》，臺北學(xué)生書局1984年版，第271頁。
- “傳”之初義之一為“言”，有描述、表達之意，《孫子·計篇》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倍拍磷ⅲ骸皞鳎砸??！眳⒁娂毂］嫛妒患易O子》卷上，宋刻本。小說中的“傳”則有演義性質(zhì)，參見唐妍《論〈兒女英雄傳〉的“敘事僭越”》，《明清小說研究》2015年第3期。
- 傅隸樸：《春秋三傳比義》，第123頁。
- 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471頁。
- 汪榮寶：《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0頁。
- 摯虞：《文章流別論》，見嚴(yán)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晉文》卷七十七，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1905頁。
- 孫詒讓：《墨子閑詁》，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7頁。
- 許結(jié)師撰有《論漢賦“類書說”及其文學(xué)史意義》（《社會科學(xué)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論述詳明，可參。
- 曹丕：《答卞蘭教》，見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62頁。
- 《文心雕龍注》，616頁。
- 《呂氏春秋集解》，廣益書局1936年版，第49頁。
- 蕭統(tǒng)：《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74頁。
- 袁枚《歷代賦話序》云：“古無志書，又無類書，是以《三都》、《兩京》，欲敘風(fēng)土物產(chǎn)之美，山則某某，水則某某，草木鳥獸則某某，必加窮搜博訪，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傳播遠(yuǎn)邇，至于紙貴洛陽?！币娖帚姟稓v代賦話》卷首，清乾隆刻本。
- 此件史事又見載《史記·晉世家》：晉平公十九年齊晏嬰使晉，晉叔向說：“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但從言辭來看，賦文當(dāng)出自《左傳》。
- 《漢書》，第1970頁。
- 關(guān)于《遂初賦》的抒情特征，張宜遷《博采史傳，情詞美亹——劉歆〈遂初賦〉簡析》（《古典文學(xué)知識》1997年第2期）、蔣文燕《疏闊悲涼，蒼茫雋永——讀劉歆〈遂初賦〉和班彪〈北征賦〉》（《名作欣賞》2004年第6期）二文有詳論，此不贅述。
- 黃侃撰，黃焯編次：《文選評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頁。
- 鄭毓瑜：《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版，第74—75頁。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