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初為人師的日子

那個年代的工農(nóng)兵大學生，畢業(yè)后原則上要回原單位、原地區(qū)工作，也有一部分根據(jù)國家需要統(tǒng)一分配。讀大學時，我一直想著畢業(yè)后再回臨清老家工作，為家鄉(xiāng)人民做點事情。畢竟，我是當?shù)赝扑]來上大學的，學習結(jié)束后理應(yīng)要回去服務(wù)。意想不到的是，我最終卻被分配留校了，就分在哲學原理教研室任教。剛得知這個消息時，感覺有些失落。后來想想，這或許是因為老師們覺得我比較適合當老師，同時也是對我學業(yè)的肯定，慢慢也就想通了，說服自己安心留下來了。那年，我們班一共有4個同學留校，我留在了哲學原理教研室，其他3位同學去了政治經(jīng)濟學教研室、馬列主義教研室。

哲學原理教研室，主要是給學生講授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1977年2月，我走上工作崗位，不是一下子就上講臺，要先從做助教開始。我先前做過哲學專業(yè)76級文科班、77級本科生的哲學原理助教，77級本科生的哲學原著課助教。作為助教，我的任務(wù)是為李華鈺、孫伯鍨、胡福明等授課老師做一些輔助性工作，例如為學生提供輔導答疑等。南京大學哲學系有一個好做法、好傳統(tǒng)——小組討論，這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形成了。我記得，擔任助教期間，我經(jīng)常組織和參加與課程內(nèi)容相關(guān)的小組討論。一個小組十多個人，同學們求知欲很強烈，讀書勤奮，思考深入，現(xiàn)場討論氣氛非常活躍。討論中，如果同學們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我就來解釋回答。如果討論中談到一些好的觀點或者錯誤的觀點，我就插話、點評，進行一定的教育引導。做好這件事，對于剛剛大學畢業(yè)的我而言并不輕松，甚至還是不小的挑戰(zhàn)。但這倒逼我學習思考更深入、更扎實一些。

這段時間，為上講臺做準備，我不僅努力把哲學原理知識搞清楚，還認真揣摩學習老師們的講課風格，學習他們的授課技巧。老教師們上課確實是各有千秋，每個人都有“幾把刷子”，孫伯鍨老師課上充滿思辨氣息，李華鈺老師講課清晰易懂，胡福明老師的課堂思想火花閃耀……這些都給了我很大啟發(fā)。不久后，我迎來了一次試講。所謂試講，就是我來講一次課，請老教師們聽聽怎么樣，決定到底能不能上講臺。清楚記得，那是在西南樓二樓會議室進行的，由李華鈺老師主持。因為前期準備比較充分，我的試講得到了老師們的肯定，同時也收獲了他們提出的寶貴意見。

試講通過了，老師們首先安排我為校外的班級講課，例如為口腔醫(yī)院大專班講哲學原理。1978年秋季，我正式登上了南京大學的講臺，給78級經(jīng)濟系的學生講哲學原理。由此，我開始了數(shù)十年的教學生涯。在我心中，上講臺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把每一堂課上好是教師的天職。剛登上講臺時，真可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特別認真地備課，用一個字來形容，就是“磨”。我們常說，要把這門課給“磨”得滾瓜爛熟才行，不然上課就心里不踏實。對于上課的敬畏之感，自那時起就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一直到現(xiàn)在，我都是力求把每一次課當成第一次課，從來不敢懈怠、馬虎、應(yīng)付。在我看來，能夠把課上好，把課程內(nèi)容講清楚，受到同學們的喜歡，引發(fā)同學們的共鳴，本身也是很有成就感的。許多年以后，我偶爾聽到“課比天大”四個字，想起當年在南大的做法和經(jīng)歷，總覺得本著“工匠精神”站好講臺、做好“教書匠”，是一名教師的天職。

通過這段時間的教學，我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有了較為深入的把握，進而幫助我更加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信念。也因為這種理想信念，我在日后的黨政工作、學術(shù)研究中，都保持了應(yīng)有的思想定力。今天回想起來，幾年哲學原理的教學實踐，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chǔ)，練就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功，對我日后的學習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如果沒有這段哲學原理教學經(jīng)歷，我可能就缺少了這個“望遠鏡”“顯微鏡”，日后的倫理學研究也許不會有多么鮮明的風格。

1980年，就在我給同學們上哲學原理課開始“順手”的時候，哲學系交給我一個新的任務(wù)——轉(zhuǎn)向倫理學的教學研究。那時，南京大學哲學系決定將倫理學列為本科生的必修課程。1980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在江蘇無錫舉辦第一次全國倫理學學術(shù)討論會暨中國倫理學會成立大會。葛林老師、潘潔老師和我三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我開始概略地了解到當時國內(nèi)倫理學界所面臨的形勢、研究現(xiàn)狀和緊迫任務(wù)，并受到了羅國杰、李奇等老一輩倫理學專家學者的熱情鼓勵和關(guān)懷，對倫理學研究也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從無錫回來后，哲學系分管教學的副主任孫伯鍨老師就找我談話，說系里開倫理學課，但缺一個老師，系里研究后認為我適合搞倫理學，并且他覺得我這個人也“像是搞倫理學的”，決定讓我轉(zhuǎn)向倫理學教學研究。面對這個安排，我也很樂意地接受了。

1980年9月，南大哲學系派我到北京大學進修。其間，適逢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辦第一屆全國高校倫理學教師進修班。當時開辦這個進修班，具有特定的時代背景。“文革”后不久，教育部建議在全國綜合性大學哲學系和高等師范院校的政教系開設(shè)倫理學課程。羅國杰教授受教育部委托，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辦了一個高校倫理學骨干師資培訓班。從1980年至1983年，這個培訓班一共辦了兩期，吸收了當時全國高校的倫理學骨干師資。若干年后，許多學員成為國內(nèi)倫理學界的中堅力量和領(lǐng)軍人物。

那時候，系里的潘潔老師來參加這個班。我雖然在北京大學進修，但也不愿意錯過人大培訓班的學習機會，于是就兩邊跑，往返于未名湖畔和人大校園。為了方便來回跑，我還專門讓哥哥從德州寄來一輛自行車，騎車就方便了許多。在兩個校園里，我親耳聆聽了張岱年、李奇、周輔成、朱伯昆、羅國杰、汝信、朱德生、魏英敏、宋希仁、許啟賢、姜法曾、金可溪等著名學者的課?？梢哉f，每位前輩都是滿腹經(jīng)綸，學問做得很扎實，上課講得也非常精彩。他們講授的倫理學原理、中國倫理學、西方倫理學等課程，打開了我的學習和研究視野，讓我對倫理學的認識有了質(zhì)的提升，并且逐漸摸到了倫理學學習研究的門道，找到了進行學術(shù)研究的感覺。同時，我還結(jié)識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才俊，彼此志同道合，頻繁進行討論交流，在觀點交鋒中建立了深厚友誼。這些同學、同仁，對我日后的倫理學研究都有很大幫助。

一年進修，轉(zhuǎn)瞬即逝。經(jīng)過了這段時間的學習熏陶，我領(lǐng)會到了倫理學的博大精深，真正“死心塌地”地轉(zhuǎn)向倫理學的教學研究。1981年7月，我結(jié)束進修回到南京大學，就正式轉(zhuǎn)入了新的教學研究領(lǐng)域。1982年，我再次走上南京大學的講臺，但不是之前的哲學原理課了，而是單獨開設(shè)的倫理學課。盡管在人民大學訪學的時候，已經(jīng)為回來講課做準備，但真正要走上一個全新的講堂，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況且當時還沒有成熟的教材，只能根據(jù)之前自己的課堂筆記來拉框架、寫講義，認認真真捋清楚。尤其是對許多基礎(chǔ)概念的理解，必須琢磨、推敲，確保能夠自圓其說，而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我經(jīng)常在西南樓二樓那個朝北的辦公室里備課。當時家里住房很小，只有12平方米，小孩也很小，沒法在家集中精力備課，只能到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沒有陽光，冬天就像冰窖一樣，讓人感覺非常冷。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我動手寫出一本本的講稿，力求把倫理學的基礎(chǔ)性內(nèi)容講清楚，同時結(jié)合現(xiàn)實問題引導同學們延伸思考。因為備課比較充分，還產(chǎn)生了不錯的課堂反響，同學們在課上很活躍，互動性很強，有效地激發(fā)了大家的學習興趣和熱情。

我們常說，萬事開頭難?；仡櫮嵌谓?jīng)歷，我開了自己研究倫理學的頭，也開了在南京大學獨立講授倫理學課程的頭，可謂難上加難。但做起來很有意思，現(xiàn)在想起來也很有意義。而今，每次路過鼓樓校區(qū)的西南樓，我總想起那時的夜色，那時的燈光。

初為人師，4年的時光，從哲學原理的講臺，到開設(shè)倫理學課程，我原先的哲學專業(yè)訓練，已經(jīng)落地到關(guān)注社會道德現(xiàn)實，關(guān)注世道人心，更加體認到中國先賢們“推人事”“助教化”的職志。所以，所謂工作的意義，已經(jīng)落實在課堂、學科及南大生活的方方面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