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學視界中的人學

讓寫作者站在寫作的最高處回望寫作。一部文學史就是一個“人”不斷被發(fā)現(xiàn)、強調(diào)的歷史。文學是人性之學、人生之學、人情之學，人的文學圍繞人的關愛意識、歷史意識、抗爭意識、追求意識、孤獨意識五大內(nèi)容，圍繞人性、人生、人類社會三大悖論展開。文學來源于神話，來源于現(xiàn)實生活。文學需要終極關懷，需要兼容并包的思想。

第一節(jié)　為什么文學是人學

如何理解文學是人學，必須從人的經(jīng)典定義出發(fā)來理解。馬克思認為，人是自然的、社會的、精神的復合體。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個獨立的、豐富的內(nèi)宇宙，文學的歷史終歸是“人”的歷史，談論文學就是談論人。文學流溢著作者人生體驗的靈性和生命搏動的乳汁，它是有溫度的。文學是對生命的發(fā)現(xiàn)、感悟和體嘗，需要滿懷慈悲地去關心那些泣血的生靈：文學讓人體認自身命運，讓生命的熱血噴涌而出……生命的嘆息、生命的抗爭、生命的憤怒、生命的哀怨、生命的孤獨和荒誕感……

一、對應于人的自然性，文學是人性之學。文學家高爾基曾說，文學是“人學”。因為文學是人學，所以文學應該表現(xiàn)人類共有的生活和普遍的人性。而人性是全人類共有的，所以文學是世界性的，故而我們看阿Q，先覺得其深刻地表現(xiàn)了當時國人的劣根性，繼而感覺到這是人類的共性，體味到小人物的悲涼和無奈，以及可憐之人的可恨之處。只有了解這些，我們才能更好地探討生命的意義。必須指出的是，人的自然性并不意味著文學是自足的東西，文學是人在情感上溝通的橋梁，文學本質(zhì)是自身功能的結(jié)果，像文學中的“崇高”“優(yōu)美”這類文學現(xiàn)象只能從“人”學的根源上去理解。尤其是像喜、怒、驚、恐、憂這些人的基本情緒，是共同人性的基礎。人的吃喝拉撒、生育和死亡、自私來自動物性。難怪猶太箴言錄把人性分成四種天使品質(zhì)，四種低等動物的特點。人像天使一樣能直立行走、說話、思考和有見識。同時，人又有動物的自私性，第一種是自我與他我分得清清楚楚，“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第二種是分不清自我與他我的界限，“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第三種是自我消泯于他我中，“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第四種極端是自我凌駕于他我之上，“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被咬了一口的蘋果是人性固有弱點的隱喻。作家必須深入作品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才能以全知全能的上帝心態(tài)，揭示人心靈的秘密。比如每個人都有需要的東西，人都好面子，人都喜歡聽奉承話。比如《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美國作家馬克·吐溫）中描寫了所謂誠實清高的赫鎮(zhèn)19戶頭面人物，因為一袋金幣，他們窮形盡相，形如小丑，以理查茲夫婦為代表的人物想盡一切辦法去占有它，大家相互攻訐、責罵，身敗名裂，人性的丑陋到了極點。與其說給作品貼上一個揭露資產(chǎn)階級道德虛偽性的標簽，不如說這是人類的一個普遍性弱點：從亞當、夏娃開始，人就無法抵御誘惑。對于這一弱點，我們不能簡單地“扣帽子”“打棍子”，然后輕松地躲到一邊看笑話，我們并沒有這種優(yōu)越性。如果我們像小說人物理查茲夫婦一樣辛苦了一輩子，老來仍舊赤貧，以至于深更半夜還不得不在外打工，那么面對從天而降的財富，你還會心平如鏡嗎？中國有句古話，學好三年，學壞三天?？梢姟俺苏T惑，我什么都能拒絕”是每個人內(nèi)心隱藏更深的，甚至是與生俱來的。人從搖籃到墳墓都被教導要誠實，要禁得起誘惑，可是一旦誘惑真正來臨，我們?nèi)匀徊豢耙粨?。我們未必是自己所認為的那樣的人，畢竟我們的道德優(yōu)越感未接受考驗。所以，赫德萊堡現(xiàn)象不僅是美國社會的縮影，更是人一生中隨時都可能遇到的嚴峻問題，它早已超越了民族種族的界限。

二、對應于人的社會性，文學是人生之學。文學會以高貴、典雅的質(zhì)地滋養(yǎng)我們的人生。文學與人生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文學是社會的、人生的反映，是作家發(fā)自心靈的創(chuàng)造，它為我們提供的是人生的歷史，人類靈魂的演變史，它是人類情感的“云盤”。這是一個廣闊、深遠的心理實驗場。在這個虛擬的實驗場中，欣賞者展開想象，自由地徜徉、沉醉于古今中外的人生情景中，體驗作家寫作的時空生活，體驗各種人物的各色情感，追索人物的心路歷程，探求人生的奧秘和底蘊。具體說來，包括：

（一）人類的自我認識。學過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古希臘德菲爾神廟上有三句箴言，其中第一句是“認識你自己”。認識自我從此成為了人類覺醒以來文學的一個永恒主題?？茖W的發(fā)展，尤其是分析法的廣泛應用，讓人類對外界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人類也越來越自信。然而對于人自身的認識始終處于燈下黑的尷尬境地。“自我”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哪一個“我”才是真正的“我”？弗洛伊德和馬斯洛開啟了自我認識的新篇章。心理結(jié)構(gòu)中最原始的部分，即基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部分構(gòu)成“本我”，大多處于無意識之中，充滿著被壓抑的本能、欲望和沖動。社會需求和尊重的需求構(gòu)成了“自我”，正常的自我感覺由隱藏于內(nèi)心深處的“內(nèi)我”與通過行為表現(xiàn)于外的別人眼中的“外我”是一對矛盾，但大家一般能夠處理好這種關系。自我實現(xiàn)和自我超越構(gòu)成“超我”，是主體力量的喚醒和價值最大化。身體對食物、溫暖、性的需要注定了內(nèi)心想要爭奪各種相應資源，不愿讓渡權利。保護、安全、穩(wěn)定渴望組織為其提供相應保障的理性又提醒自己必須讓渡權利，這是矛盾的存在。愛情、友誼、歸屬感、渴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和承認，這類社會屬性渴望與人交往，而自我實現(xiàn)、潛能發(fā)揮又或多或少會占用別人的資源，這里也存在沖突與對立。幾種需求層次的滿足和斗爭、糾結(jié)，于文學作品中都有著微妙而動人的描述和分析。對“我是誰”的困惑和反思證明了人——“我”的復雜性，千百年來，哲學家在思考，作家也在思考。反映到文學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是一個多層次人格因素組成的、多側(cè)面的、有機的、完整的、不斷發(fā)展變化著的、活的精神體。對人的揭示和描寫是文學作品永久魅力之所在。

（二）人生的意義。人為什么活著？人活著的價值在哪里？一旦我們在不經(jīng)意間或夜深寂寞時想起這個話題時，都顯得很沉重。千百年來，多少仁人志士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但無人能解。“死生亦大矣”，無論何種文明，無論人類文明如何發(fā)展，無論世界怎么改變，人類對生命本質(zhì)的體驗驚人一致。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認為，儒者，人需也，滿足別人的需要和自身的需要就是存在的價值，所以要“入世”。道家認為，人的價值在于與天地相諧，自然，生命的長度和密度同等重要。佛教認為，吃喝拉撒本身就是意義，就是佛；佛者，人弗也，人要學會放棄各種欲望以減輕人世間的苦痛。歷代文學家、哲學家也為此做了積極的探索和思考。莎士比亞、史鐵生都有對人生意義問題的探索。從終極視角看，人從出生就開始走向死亡，人生是無意義的，人早晚得死，地球終歸要毀滅；從現(xiàn)實視角看，人生是有意義的，存在就是合理。兩種意見針鋒相對，各有各的道理，形如陰陽互抱，人生的意義就在于“有意義的無意義，無意義的有意義”之悖論。正是因為人本問題的復雜，人生才有永遠的困惑和迷惘。否則，答案就表述為有無即可，何談困惑？面對關于人生意義《等待戈多》般的悖論，當今哲人用“過程論”超越了它。

人活著的價值到底在哪里？西緒福斯因為得罪了至高無上的太陽神宙斯而被罰做苦役，每天做的是單調(diào)而重復的推石上山，眼看石頭就要到山頂時又會滾落下來，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出發(fā)，這種永遠無聊遠勝監(jiān)獄里囚犯的痛苦。肉體痛苦、精神苦楚，無助、無用、無望、無休止讓人難受，可是西緒福斯內(nèi)心充實而堅定，腳步沉著而穩(wěn)健，每一次石頭滾下山去都是重新出發(fā)。即令永無成功希望，他也照樣敢于笑傲命運，不懼諸神。假如普羅米修斯的肝臟不被啄了，也許他會因不斷增大的肝臟而身亡，假如西緒福斯不推石頭而選擇死亡，一切都將不復存在，人死如燈滅。人生存在的意義，就是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尋找價值所在，尋找精神家園。即我們必須賦予勇敢的抗爭過程本身以歡樂和幸福，此外并無其他意義。西緒福斯既象征了人類命運，也隱喻著人類對命運應該采取的態(tài)度。無獨有偶，中國神話中吳剛伐桂花樹的故事與其如出一轍。吳剛一斧子砍下去，樹又愈合了，所以必須不斷地砍，用身體的勞苦消解人生的無意義。因此，只要為之奮斗了，你的人生就是有意義的。人從哪兒來不重要，到哪兒去也不重要，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人生只是一個過程。不必痛苦，苦澀、虛無、恐慌之后，才能真正了解人生的真相，才能有超越的愉悅。人生的苦痛是哲學的苦痛、智慧的苦痛、清醒的苦痛，是受難的英雄般的苦痛，它痛中有快，苦中有樂。這種痛并快樂才更接近人生的真實，更持久和更有深度。我們不用擔心這種苦痛會讓人一蹶不振，相反，它會讓我們增加更多直面人生的勇氣，增加承受人生苦難的精神力量，增加我們從容應對人生的智慧與自信。

（三）人生的根本困境。人生的根本困境之一表現(xiàn)為怕死不想死而又不得不死，出生就在走向死亡，無法抗拒。無論你是凡夫俗子還是帝王將相，無論你是一介草民還是大富大貴，好死不如賴活著，服用丹藥或放浪形骸都是這種恐懼的表現(xiàn)。人生的根本困境表現(xiàn)之二為人活著就有欲望，佛教教義要求消除這種欲望，認為這是痛苦的根源，極端的表現(xiàn)就是過苦行僧的日子，用身體的苦壓制膨脹的欲望，據(jù)說魯迅喜歡冬天穿得很單薄，也有這個原因。當欲望無法滿足時，這意味著痛苦，就算滿足了，很快也會被新冒出來的欲望所占據(jù)，所謂欲壑難填就是這個道理。人生的根本困境之三是人類永恒面對的世界中絕大多數(shù)是不可知的。盡管我們認識世界的能力越來越強，但不可否認，可知的仍然是少部分，不可知是永遠存在的困境。人生的根本困境之四就是言語的蒼白無力，可知亦不可道，人生來注定是社會化的動物，但卻無法與他人徹底地溝通，這一方面意味著孤獨，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所有的東西只有自己體會到了才有意義。

上述困境，文學作品里有，現(xiàn)實生活中也隨時可能遇到。對于人生的根本困境，作家往往只是提出問題，而難以給出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這不是作家的生活經(jīng)驗、人生智慧不夠，而根本原因在于它來自生命、生存、生活本身固有的矛盾。矛盾在，人生的困境就會存在。就像史鐵生，身體的殘疾阻礙了他人生的正常生活狀態(tài)。這樣，他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關心世界的眼光中轉(zhuǎn)移到了理解和接納自身上。因而對人生的理解也比普通人來得深刻。

三、對應于人的精神性，文學是“人情”之學。人作為高等生物，具有復雜的情感。七情六欲、喜怒哀樂都自然真切，容易引起心靈的共振。所以在劉心武看來，文學就是研究人類感情學的準科學。麥克杜格爾博士早在1898年就指出，任何動物，其群體沖動只有通過和自己相類似的動物在一起，才能感到心滿意足。類似性越大，滿意感越強。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山中人特別好客，因為山中人煙本來就稀少，加上兩眼看得見、抬腿走半天的道路阻隔，他們好不容易才能碰到一個同類。任何人在與最相似的“類”相處時，更能充分地發(fā)揮其本能作用，并且容易得到最大的滿足，因為那些人類舉止相似，對相同事物有相同的情感情緒反應。故而我們能夠明白，人是文學描寫的唯一目的，文學表現(xiàn)歷史環(huán)境中人的靈魂、人的情感、人的命運的變化，小說只有集中描寫情感才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才能具有長久的影響力。一個作家，應該站在非功利的、跳出階級思維的立場上來處理筆下的人物、題材。歷史教材可以從政治、階級的角度出發(fā)來思考，但文學作品應該站在民間的、個人情感的角度去表現(xiàn)人性，否則便難以成為一流作品。

四、文學是人學的意義。理解了文學是人學，我們就找到了理解所有文學問題的總鑰匙。透析西方文學中人的觀點的歷史嬗變，可以看出西方文學自始至終貫穿著人對自我靈魂的拷問，貫穿著強烈的人文精神與生命意識，深沉、深邃，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其實，只要誰想深入文藝的殿堂，不管他是作家也好，文藝理論家也罷，都借助文學是人學這把鑰匙。創(chuàng)作家借此寫出激動人心的真正的藝術作品，理論家借助它解釋文藝上的諸多現(xiàn)象。過去許許多多的文學大師都曾表示過類似觀點。而過去所有杰出的文學作品，也都充分證明著這一觀點的正確性。

既然文學是人學，那么文學描寫和表現(xiàn)的中心對象應該是人。文學的中心是人，一切都是從人出發(fā)，一切都是為了人。文學必須以人為描寫的中心，文學對象、文學題材都應該關于人，應該是時時在行動中的人，應該是處于各種復雜社會關系中的人。怎樣描寫人，怎樣對待人，是評價作家及其作品的標準。因為人處于社會現(xiàn)實的焦點，乃生活的主人，抓住人，也就抓住了現(xiàn)實生活。只要我們真正寫人，寫人的個性，就必然會寫出這個人所處的時代、社會與當代復雜社會人們間的關系，就必然反映整個社會現(xiàn)實。而在作家世界觀中起決定作用的部分也在于他對人的看法，在于作家的人道主義精神。

文學是人學，最后必然要歸結(jié)到作家對人的看法、作品對人的影響上。西方文學同步描寫人的生存狀況、人類文明歷史進程。其實，注重探究人的自我生命價值和意義，這也是西方文學演變的深層動因。古希臘—羅馬文學反映了歐洲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時期人的生存狀況，他們個性張揚，放縱原欲，重視世俗生活與個體生命價值；希伯來—基督文學體現(xiàn)了濃重的宗教人本意識，超現(xiàn)實生命價值，他們崇尚理性，重視群體本位。東方文學以抒情為主，“桃花潭水深千尺”“安得廣廈千萬間”更是直接表現(xiàn)和彰顯人的情感情緒。

必須指出的是，文學領域廣闊，不單要描寫人，還要描寫人之外的物，不單描寫社會現(xiàn)象，還要描摹自然景觀。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文學之物、寫出來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它們集中體現(xiàn)了人對自身生存環(huán)境的態(tài)度，它們本身就具有了人的感情。因此，物和自然納入文學視野，并不影響文學認識人和反映人的基本性質(zhì)。

不僅文學的描寫對象是人，文學的服務對象也要是人。文學的任務和作用就是要影響人、教育人、美化人，鼓舞和引導人去認識生活，改造現(xiàn)實，提高自己，使人們生活得更美好。總之，在文學領域里，一切都是從人出發(fā)，一切都是為了人。文學能使人懂得美、感受美、體驗美。文學豐富的內(nèi)涵與變動不羈的表述，往往成為人們的情感皈依。文學能使人感動，能凈化人的心靈。文學描述各種各樣的人，多種多樣的人生，人們可以藉此認識自己、反省自己，從而提高自己。人們間有一條隱秘的通道，讀懂自己就可以了解他人，讀懂他人就可以認清我們自己。作家試圖告訴我們：文學乃人生的鏡子，文學中的人生色彩斑斕。從某種角度來說，文學的歷史就是文學的創(chuàng)作史、閱讀史、精神流變史；文學中的人文與啟蒙、政治與文學、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道德與婚戀、歷史與崇拜等的糾結(jié)，實際展露了人生百像。

當然，文學既然以人為中心對象，以影響人、教育人為目的，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就應該肯定“人的本質(zhì)力量”，就應該體現(xiàn)人道主義。

文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幫助人了解自己，提高自信心，發(fā)展閱讀者追求真理的意向，和身上的庸俗習氣斗爭，發(fā)現(xiàn)個體身上好的品質(zhì)，并在心靈中激發(fā)起羞恥心、勇氣，竭力使人們變?yōu)閺娪辛Φ?、高尚的，并且使人們能夠用美的神圣之精神鼓舞自身的生活?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8/19/22105957397031.png" />

一方面，文學要達到教育改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要達到反映生活、揭示現(xiàn)實本質(zhì)的目的，這便必須從人出發(fā)，將人作為注意的中心。文學的核心是人，文學的目的和任務在于揭示生活本質(zhì)、反映生活發(fā)展規(guī)律的說法，取消了文學與其他社會科學間的區(qū)別，因而也就必然扼殺文學的生命。

“人學”是作用力的體系。一個在整齊劃一的簡化式感知和思維習慣中浸染過久的人，會基本上喪失對新奇事物的理解力，何談對歧異的容忍和尊敬呢？好奇、虛懷若谷、靈活寬容、在接受斷言和觀點前要求得到證明是避免一元思維、產(chǎn)生真正人的文學的必要態(tài)度。

得勒茲曾提出了一個公式：他者＝一種可能的世界之表現(xiàn)。文學帶給我們的不是天下大同，而是一個無限可能并存不悖而且能夠相互寬容和相互對話的多彩世界。如果用集體壓抑個性，會使正常的欲望停止工作，從而使文學失去基本的鮮活，甚至導致出現(xiàn)偏執(zhí)和盲點、理想化或妖魔化某些東西。畢竟文學是人學。寫作的過程應當是高揚人文精神，學做“大寫的人”的過程，因此，培養(yǎng)寫作者豐富的人文情感是寫作訓練的首要任務和動力之源。

第二節(jié)　人的文學圍繞五大內(nèi)容三大悖論展開

一、文學主要表現(xiàn)關愛意識、歷史意識、抗爭意識、追求意識、孤獨意識五大內(nèi)容。

（一）關愛是一個微笑，關愛是一個眼神，關愛是一句問候，關愛是一縷春風，關愛是一場春雨，關愛是一泓清泉；關愛的諸多好處決定了關愛意識是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

全球范圍內(nèi)的戰(zhàn)亂、旱澇、地震、饑荒、瘟疫、惡性事故與金融危機；房奴、車奴、孩奴……；毒豆芽、三聚氰胺……；“蒜你狠”“姜你軍”“糖高宗”“油你漲”“蘋什么”……整個人類都處于焦躁狀態(tài)。從關愛生命角度去解讀文學類作品，才會使文學是人學的意味更清晰。作家通過對自己生命的感悟來打量群體的生命狀態(tài)與生存境遇，會大大激發(fā)人們對生命本身的珍視，思索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燭照下的生命之光因此而更加絢爛。從生命活動的角度來理解文學，較之社會學視角更貼近文學的審美特質(zhì)，更合乎生命的表現(xiàn)特征，也更能反映人生命活動的個性審美。

關愛意識主要表現(xiàn)為：關愛生命，生命的個體對自身有清醒的認識，能夠正確地認識生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欣賞生命；關愛人性，用愛來表現(xiàn)人性的美好與丑惡、人生的追求與迷惘、人格的獨立與尊嚴，理解并珍重人的感情，敬佩人類天性中所蘊藏的愛的精神，相信它正是組成偉大人性的本質(zhì)因素或永恒部分；關愛社會生存狀態(tài)和追尋生命終極價值；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呼喚正義、理性和人類的良知。

關愛意識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精湛的心理刻畫與描寫背后，常常潛伏著作家的人道精神理想、對現(xiàn)實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對人類終極關懷的人道主義熱忱。同情、博愛、理解、寬容與犧牲精神有利于促進人與人之間，以及信仰、文化與民族間的人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二）人類的歷史活動都滲透著人類的思想與痕跡，文學概不例外。文學的歷史意識首先呈現(xiàn)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時間意識。歷史的時間包括過去、現(xiàn)在、未來，文學的時間似乎僅有過去和未來。如果從歷史意識這個術語本身的結(jié)構(gòu)來看，它又含有政治意識、黨派意識、階級意識、價值意識與終極價值意識等。歷史意識影響作家對題材的選擇，主題傾向與人物評價、品位構(gòu)成乃至敘述風格，貫穿在全部的創(chuàng)作中。

文學歷史意識不同于歷史本身，是情感的真實，符合人的本性的真實。歷史真實沒有選擇性、可能性、主動性。而文學中的歷史只是可能、應該，文學家揭示的只能是可能之真實，假設的真，應當?shù)恼妗ι畹牟粷M、對命運的抗爭讓文學具有了永恒的價值，大家寧愿相信這種真實。人們除了現(xiàn)實的日常生活，總還要追求一種對現(xiàn)實缺憾的彌補。文學就是這種“謊言里的真實”。文學用虛構(gòu)的謊言來滿足大家生活中的缺憾，換句話說，文學是個人精神的理想化升華。正如略薩所說：“小說之所以寫出來讓人看，為的是人們能擁有他們不甘心過不上的生活?！庇袃r值的文學必須體現(xiàn)歷史理念，抓住人們在歷史中的缺憾和不滿做文章。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弊骷易杂X認同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主流歷史意識，在作品中明確地冷靜地觀察人間，從成千上萬的現(xiàn)實事件中選擇出最有意義的，再將這些事件整理起來，使之產(chǎn)生強烈的印象，再明確、冷靜地將它描寫出來?；蛘咴诨菊J同主流歷史意識的基礎上，又根據(jù)創(chuàng)作主體的當代需要對其進行強化或弱化，這樣寫出的作品往往被冠以現(xiàn)實主義或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品。如果完全同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主流歷史意識和“話語”背道而馳，通過象征、意象、意識流等曖昧地體現(xiàn)作者的想法、認識，我們認為這樣的表達具有現(xiàn)代主義作品因素，這類作品不反對、不擁護，逃避主流與所有歷史意識，這樣的作家要么把文學當成一種純粹的藝術行為，要么完全撇開現(xiàn)實與歷史、價值和意識，如同文字游戲，這是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意識。的確，當作家的歷史意識完全被權力意識、歷史意識淹沒的時候，人物往往非常高大上，不食人間煙火。在作家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當權力歷史意識與個人歷史意識發(fā)生沖突對抗的時候，虛假、造作、滑稽、墮落就暴露出來，社會現(xiàn)實各個層面都可能被當成片斷的、異質(zhì)的和偶然的事物來加以肯定。

在作品中體現(xiàn)歷史意識，最起碼要辯證地、發(fā)展地對待人，不以好壞、善惡、正邪、忠奸等既定觀念模式化寫人。人性是復雜的，不是好人一切都好，壞人一切都壞，也不是好人永遠都好，壞人永遠都壞，真實的人物大都是發(fā)展變化著的，大多數(shù)人物的性格具有明顯的二重性，甚至具有多重性。從審美的角度說，文以載道的歷史意識作品過于工具化，基本無吸引力可言，而充滿個人歷史意識表達的作品則是審美性的，在不同的作家筆下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充滿緊張冒險，灌注了作家的激情和才智，可以贏得不同層面的欣賞者的心理共鳴。

（三）抗爭對個人和民族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抗爭可以說是文學與生俱來的天性，人類的抗爭儼然成了文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抗爭意識來源于生命的矛盾意識，包括黑暗與光明、生與死、絕望與希望等。其表現(xiàn)為抗爭習俗、挑戰(zhàn)社會黑暗、絕不茍從的生活態(tài)度與認識立場；表現(xiàn)為靈與肉、理性與欲望、善與惡、神與人的對抗；表現(xiàn)為對那些鋼筋混凝土和玻璃幕墻籠罩下被封閉的居所、被管制的時間、被束縛的歌聲、被扭曲的人際、被污染的愛情、被毀壞的環(huán)境、被分裂的和平的無奈與憤怒；表現(xiàn)為從個人到群類、從國家到種族、從本土到全球的對未來恐怖、前途渺茫的憂慮和失落感；表現(xiàn)為反戰(zhàn)意識和恐怖意識。

抗爭意識催人成熟，讓我們真真切切地認識自己，尤其是領悟到人的尊嚴、人生的意義，因此形成強大的生命意志力去克服發(fā)展路上的諸多困難，并借以不斷地升華主體人格、完善道德審美、實現(xiàn)人文關懷、啟迪人生智慧，從而照亮生命旅途，完成人生的崇高使命。

（四）無論是什么地域，也無論是什么時代，只要是人，其行為動機都會遵循弗洛伊德的快樂原則，追求意識上的愉悅或是消除意識上的不愉悅。追求意識表現(xiàn)為在各種原始需要的動力支配下，推崇心靈、人格的創(chuàng)作，在藝術作品領域呈現(xiàn)出生命需求的細膩體驗和切近人性的直擊本質(zhì)的深邃感。如對愛、友誼等的期待，對自由人生的期盼，對生與死的近距離關注，對自我價值的最大化的追求與探索，對宇宙生命意識的把握，對文化觀念的批判與反思等展現(xiàn)出的獨特而永恒的價值和魅力。

寫作活動的起點始終是一種生命體驗。而需求的結(jié)果是資源的爭奪或理性獲取、分配，這樣勢必帶來各種阻礙和考驗，從而更加深化生命需求的艱巨性。離了生命追求，便沒有文學，因此，作者不但要在個體生命方面追求永恒的焦渴體驗，還要對社會、歷史、宇宙等事物充滿感性與理性的生命體悟和理解；不但要在內(nèi)容方面尋求各種突破，還要在形式等方面也不斷追求完美。

在不斷的追求中體悟生命的真諦，在焦渴中體味豐滿的感覺，在生命寫作中調(diào)控鮮活的生命意識。

（五）動物也需要同伴，但孤獨意識是高等生物——人才具有的生命體驗。這種人類個體性的、偶發(fā)性的憂患意識，是感覺自己孤獨無助或感覺孤單寂寞的心理狀態(tài)。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日暮鄉(xiāng)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孤獨意識主要表現(xiàn)為懷才不遇、生不逢時、前途渺茫、失望悵惘、焦慮痛苦帶來的孤獨感傷；表現(xiàn)為傲立天地之間無依無靠、形單影只、煢煢孑立而無人能解的苦悶；表現(xiàn)為蘇世獨立、睥睨傲視、曲高和寡，像一個清醒的受難者，“舉世皆濁我獨醒”“一肩挑盡古今愁”的寂寞與孤獨；表現(xiàn)為急流勇退、自我放逐；表現(xiàn)為天地人生不過是萬物之逆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茫茫塵世中每個人都無法逃遁。

孤獨意識是一種覺醒的個體生命意識，因為超越了當下，超越了一般人，所以往往給人以崇高感。英國美學家李斯托威爾說：“崇高是穩(wěn)定的存在于精神上或物質(zhì)上的令人震撼的宏偉里的。它既包括外界事物的莊嚴宏偉，也包括靈魂的高尚偉大。沒有靈魂的高尚偉大，最高貴的藝術作品和自然都必定會永遠暗淡無光。”基于自我肯定心理機制的孤獨意識，彰顯了人的本質(zhì)力量，可以讓我們感受到來自作者主體人格力量的崇高。這樣就賦予了作品以超然不群的性格力量，這種崇高感并非來源于我們見到的情境，而是來自我們所體會到的力量。

孤獨意識往往給作品帶來深沉的悲涼感。當作者面臨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時，生命的尊嚴和生活的重壓讓作者產(chǎn)生強烈的自我意識，這種似為“小小鳥”的無奈的生命體驗滲透進作品，給其作品帶來深沉的悲涼。

二、人的文學圍繞現(xiàn)實反映表現(xiàn)人性、人生、人類社會三大悖論。

（一）人的理性與欲望。人性作為文學發(fā)展的支撐性力量，在歷史的變遷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在邏輯構(gòu)造。人性是什么？大多數(shù)人認為，人性絕不單是個生物學意義上的概念，它更是一個歷史性存在。它體現(xiàn)著人類因為實踐與客觀世界發(fā)生必然關系時的漸進行程，既從物質(zhì)方面體現(xiàn)著人類不斷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人性的歷史變遷，也反方向地體現(xiàn)著文學不斷豐富與發(fā)展的歷程，從精神方面印證著人類所走過的路，體現(xiàn)著自然不斷人化以及人類自身不斷完善的過程。

社會資源的有限和人欲望的無限始終是一對矛盾。我們在想有些東西卻又不能或不敢得的情況下，人性內(nèi)部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始終是一對矛盾，人性在文學中總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文學的魅力也正基于此，在于此。從某種角度上說，人性的欲望轉(zhuǎn)化為寫作本能沖動，移位、推進、釋放、逆反，讓語言表現(xiàn)出巨大的能量，這種能量在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xiàn)和演繹，既是寫作的意義，也是作家原創(chuàng)力的源泉。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人性有一個逐步消失的過程?！瓣P關雎鳩，在河之洲”揭開了飲食男女的第一頁，《靜女》《木瓜》《大車》《狡童》等大多奔放自然。之所以鄭衛(wèi)多淫聲，是因為頻繁的征戰(zhàn)，男丁大量死亡，政府為了推動人口繁衍，利用原始風俗，仲春二月桃花汛到三月上巳節(jié)提倡自由戀愛。隨著教化的深入和滲透，個人和社會的矛盾日趨突出。由于體制的強大，“文以載道”的最終結(jié)果靠犧牲個體的尊嚴和人性來實現(xiàn)和解。因此，個人的價值必須借助集體或團體來加以彰顯；個人的自由和個性便消弭于社會的需求中了。隨著倫理綱常的加強，中國古典文學中“存天理，滅人欲”觀念不斷被強化，人性中的自然性和社會性長期處在了分裂狀態(tài)；人性的自然性、社會性在文學作品中，要么基本處于無活力狀態(tài)，要么處于生理本能畸形發(fā)展狀態(tài)。就像《金瓶梅》大膽露骨地寫性一樣，絕不是簡單地局限于張揚個體、反抗封建制度層面，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十足地放到了人的生理本能上。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人集體向“西”看，外來文化的視野讓他們明白了傳統(tǒng)文化對人性的壓抑。于是，他們轉(zhuǎn)而從西方思想汲取創(chuàng)作的靈感，人性、人道主義首次擺到了國人面前。在文學中，他們提倡個性解放，抒發(fā)性靈情感；提倡恢復人的自然性，尤其是個體性。

步入20世紀的中國文學，“人性”已經(jīng)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原點。文學始終伴生著人性。但總體而言，20世紀早期中國文學對人性的耕耘仍缺乏深度。在中國文學中，我們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靈魂“拷問”。靈魂的剖析遠無生動的、個性化的表現(xiàn)，大奸大惡總是臉譜化。由于外在的政治、經(jīng)濟、倫理等一系列阻礙，真誠的自我反省失去了深入人心靈世界的力量。文學運動的結(jié)果是人性的社會性因素不斷強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漸退卻。

“五四”新文學運動，發(fā)現(xiàn)人、描寫人成為這一時期文學最流行的主題。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人的覺醒。以周作人《人的文學》為代表，提出了以進化論為依據(jù)，人性是獸性與神性的復合體。在周作人看來，獸性就是人的動物性，而神性則是以兼愛為中心的人道主義。中國的人首蛇身，埃及的獅身人面，法國的人頭馬，其實都反映了人的這兩個稟性。在周作人看來，人生的目的須要發(fā)展人的神性，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強調(diào)情感的自然流露，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主義，“為人生”和“為藝術”。周作人指出：“我說的人道主義，就是立足于個人基礎之上的人性。我們大談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人的資格，由此而生發(fā)出的是‘個性解放’要求。”

周作人“個性解放”的提出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個人的發(fā)展，人道主義的興起，動搖顛覆了古典文學塑造的以家族為本位的專制社會機制，從而以個人為本位的民主社會機制得以解放。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為藝術而藝術”強調(diào)浪漫主義，“為人生而藝術”主張現(xiàn)實主義，看起來大相徑庭，其實兩者統(tǒng)一在人性與人道主義旗幟下，在表現(xiàn)情感、鼓吹自我意識覺醒方面驚人一致?！盀槿松囆g”派強調(diào)文學藝術為社會，顯然不同于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文以載道”（文學的教化功能），它主張的是要以情動人，提倡個性解放，恢復人的尊嚴和價值。

“五四”新文學運動更多地強調(diào)了人的自然性，注重個體性張揚，這實際上是針對中國古典文學無視人性問題的矯枉過正?！拔逅摹毙挛膶W運動注入人性，對于恢復文學的本質(zhì)特征、實現(xiàn)文學的社會作用，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人性、人道主義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大打折扣。人性被階級性取代，不少文學作品干脆圖解政治。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群體性掩蓋了個體性，社會性直接取代了人的生物性，因而文學單一化、同質(zhì)化現(xiàn)象非常嚴重。失去個性、個人情感、人類生理需求的文學，也失去了溫度，失去了生活的現(xiàn)實基礎。

70年代末，隨著撥亂反正的開始，人們痛定思痛，開始反思。文學中，人性重新得以蘇醒。于是，《神圣的使命》《班主任》《大墻下的紅玉蘭》《傷痕》等一大批反映人性的作品面世。在這些作品中，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僅有人的社會性，還有自然性，在階級性之上還存在著人類之愛，“主體性”“人道主義”開始復活，人生意義與人文價值進一步受到人們的關注。

這一時期，人的價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在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作品突破了政治情感的傳統(tǒng)寫作窠臼，把筆觸更多地轉(zhuǎn)向了個體和個體的心靈世界，提出了長期被人忽視的個人的生存，人生的價值實現(xiàn)等問題。張賢亮的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揭示了人的肉體與心靈間的矛盾，批判了時代悲劇對人性的摧殘，還從更深層次探討了人性和社會性間的矛盾與對立。這一時期，年輕的作家們沖破了過去僵死的文學創(chuàng)作模式，獨立地表達內(nèi)心世界，在整體上關照人生意義和人文價值，文學的應有地位得以恢復，人性得到了應有的尊重。

進入新世紀，市場經(jīng)濟日漸深入人心，人們越來越沉湎于感官的享樂。物質(zhì)至上、享樂至上成為了人們生存的源動力。人性、人生意義、人的價值被現(xiàn)世的、現(xiàn)實生活所取代，理想墮落為生理體驗、生理官能的滿足，生命的內(nèi)在激情被消解了。近幾年，作家們文學創(chuàng)作中更多地貼近現(xiàn)實生活中柴米油鹽等生活細節(jié)，一度限制了精神的向上飛揚。

人性在西方文學中有大量的表現(xiàn)。古希臘文學猶如一個健碩的兒童，天性得到了保存。之后由于受基督文化的影響，有許多描述罪與罰的作品。譬如《紅字》《悲慘世界》《墮落》《黑暗之心》《紅與黑》《蠅王》《盧梭懺悔錄》《失樂園》，無不表現(xiàn)了濃重的宗教情懷。罪與救贖互相依附，文學作品表達罪時，也都涵蓋渴望救贖的主題。

（二）人生的有限與無限。萬物有靈，生命的定義是無限廣泛的。從宇宙到地球，從草木到人類，再從動物至細菌，生命都有大限，世間沒有永恒，無論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大能量，都逃不過宿命，都有無法左右和支配的東西。面對山川草木，歲月枯榮，人們有諸多慨嘆和無奈。聰明的俄狄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當他千辛萬苦找到殺死國王的兇手來解救國家時，卻意識不到兇手是自己。歷史沒有按秦始皇的設計“秦二皇秦三皇”地延續(xù)下去，他自己因為怕死尋訪仙丹反而五十歲就死了。唐太宗李世民想長壽，吃了天竺方士的長生不老藥中毒而亡。于是，我們不得不敬畏生命，在對自身命運的支配上，人的能力是何其有限！科學發(fā)展到今天，大概再沒人會天真地認為我們可以征服世界和宇宙。人類不得不重新承認，信心、直覺和情感，至少與理性有同等重要的價值。

人出生時緊捏拳頭，到頭來卻撒手人寰。面對命運的漂泊不定和變幻莫測，大家每天都在絞盡腦汁規(guī)劃人生，策劃明天，掌控自己，結(jié)果流產(chǎn)、失控、出人意料，大家開始欣賞和追逐《我想和你一起浪費時光》。人生就像《等待戈多》，就像推著巨石上山的西緒福斯：滾下來，推上去，又滾下來……我們每個人都在搖著自己的生命之舟，擁擠在有限的水域中碰來撞去，自己以為自己能決定方向，實際上誰也決定不了自己去哪里，看上去只是每個人都在奮力爭取著什么，一代又一代地碰撞著，直到沉沒到水底，消失了為止。超越與永恒，不過是盲目渴望看見前面的道路而已。

當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無法追求生命的長度時，我們轉(zhuǎn)而追求生命的厚度，活得精彩。人生宇宙中，生命來之不易，且又魅力無窮。忙碌的人生就像一架快速奔跑的戰(zhàn)車，疾病、痛苦、忌妒、詛咒——都是兩旁嗖嗖作響的子彈。作家醉心于關注他人與自我人生、命運，樂于創(chuàng)造那些富于個性魅力與共同命運的人生，無怨無悔。海子、海明威、巴爾扎克，因為寫作，他們的生命密度得以加大，閃爍出金剛鉆般堅韌的光澤，而被他們賦予靈魂的藝術則更接近于永恒。

為了超越，人類開始追求“立言”以永恒。時間是永恒的參照，愛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真善美是人類永恒的價值標準。偉大的藝術必將成為永恒。李煜的“一江春水向東流”，道盡了人世的滄桑。潯陽江舟中婦人彈琵琶曲，竟使江州司馬淚濕青衫。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讓人感慨萬千。寒山寺的鐘聲，將張繼愁思化成千古絕唱?！稐鳂蛞共础菲瓶斩鴣?，造就了一位永恒的詩人，一份永恒的鄉(xiāng)愁。一代詩仙李太白聽蜀僧彈琴，癡迷而進入“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的境界。

（三）人的異化。“異化”是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德國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哲學術語。“異化”一詞首現(xiàn)于德語，“Entfremdung”就是異化的意思。這一詞最早來源于希臘語“allotriosis”，有疏遠、分離和陌生化之義。在德語中，“Entfremdung”一詞在非宗教的、世俗的使用中還融入了拉丁語“alienatio”與“alienare”的內(nèi)涵，前一詞有陌生、脫離以及權利與財產(chǎn)轉(zhuǎn)讓的意思。后一詞有陌生化、取走、剝奪、讓別人支配、讓異己力量統(tǒng)治等義項。后來德文“entfremdung”（異化）被譯作英文即“alienate”。

異化是科技發(fā)展和社會高度分工的產(chǎn)物，人制造機器是為了生活更美好，到頭來人反而淪為了大生產(chǎn)流水線上的一個工具。人的物質(zhì)、精神活動及其產(chǎn)物褪變?yōu)榱艘环N外在的異己力量，這種力量轉(zhuǎn)過來又反對、支配與統(tǒng)治人本身。異化反映了人的活動及其產(chǎn)物轉(zhuǎn)化成了統(tǒng)治人本身、與人相敵對的異己力量，從而人由社會歷史過程的能動的主體異變?yōu)橄麡O的、被動的客體的范疇。

“異化”一詞的提出，是人類對自身發(fā)展的哲學反思。人雖然是一種感性的肉體的存在物，是受環(huán)境制約的存在物，但人絕不像動植物那樣被動地適應自然界或?qū)ο螅擞凶晕乙庾R，人身上存在著一種類似于格式塔心理學的完形結(jié)構(gòu)，人是有生命力的激情存在。

異化是人的存在狀況和理想狀態(tài)間的一種固有矛盾。社會化大生產(chǎn)需要秩序、紀律，而張揚個性是人的本能和理想。當社會規(guī)則緊箍咒越念越緊的時候，人就會有壓抑、焦灼、困惑等心理感覺。而作為個人的獨特存在方式的個性，天生向往自由，追求無拘無束，在人的內(nèi)心深處，都有一朵“水仙花”（narcissus），都有自我膨脹的趨勢。放棄一部分自我利益，獲得族群的認可僅僅是人確保自我生存必需而采取的方式，在一個層次的需求滿足后，更高層次的需求又產(chǎn)生了，人總是追逐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超出常人的表現(xiàn)可以凸顯個人的優(yōu)越性，以博得心理的滿足；更為重要的是，資源的有限讓個體傾向于取得凌駕于群體之上的地位，以獲得更大的自由發(fā)展空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異化始終存在，有可能是自己讓自己異化，也有可能是別人讓自己異化。在一定程度上，個人內(nèi)在的心理斷裂，以及個人在群體面前的主體意志的喪失，歸根結(jié)底是一種不可逃避的宿命。

或許人性異化更多的是由人性本身及人類的生存所決定的，社會分工只是導致矛盾激化的導火索。

回望整個社會歷史進程，異化問題伴隨著歷史的前進日趨嚴重。由于原始社會社會發(fā)展自身不完善，人的異化并未讓人覺察。畢竟原始人群體生活尚處于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階段，尚無現(xiàn)代意義上的高度分工。一旦人類為了改善自身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運用理性發(fā)明技術、發(fā)展工業(yè)，人的理性和感性就開始對立與分裂，人就再難有整體感，人的存在感降低了，人成了大生產(chǎn)條件下的一個可有可無、隨時可被替代的零件。人性喪失了，人的價值貶低了，自我異化了。

事實上，人不異化是不可能的，異化固然讓我們感到壓抑的痛苦，但這也是人類走向文明，維持發(fā)展所必須承擔的代價。

異化表現(xiàn)為：人的各種器官功能因為發(fā)明創(chuàng)造得以延伸?！熬有苑钱愐?，善假于物也。”耳機、助聽器成就了“順風耳”，貴州省平塘縣大窩凼FAST工程成了人迄今為止最大的“千里眼”，各種大型機械、可穿戴設備讓我們可以體會無所不能的感覺，發(fā)達的航天航空、航運、高鐵更是遠遠超越了古人“一日千里”的夢想。用進廢退，在這個科技看似無所不能的世界里，我們倦怠于用腦記憶、用心思考，倦怠于用手寫字、用腳走路，總是樂觀地認為，科技讓人類生活更美好。我們只在乎一件事：錢。不休息沒關系，因為有按摩儀器；不規(guī)律飲食沒關系，因為有保健品……按照這個邏輯思考下去，沒有子女親情不重要，因為有寵物或者電子寵物……那我們是不是還可以推出你不存在也沒關系，因為有人替你存在？科技用品真的可以替代我們正常的器官運動，代替我們真切的感受與體驗嗎？

精確、精細化、控制是現(xiàn)代化管理的標配。生產(chǎn)被設計，休閑、消費等日常生活也被占領了，每個人都成了格里高爾，成了生產(chǎn)和消費的機器。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物之間的正常關系消失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簡單化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為了填滿自己的所謂“需要”，人們貪婪地賺錢，不知疲倦地購買商品，不停地消費，金錢成了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深諳人們心理的廣告人士已經(jīng)替我們設計好了欲望，在強烈的暗示和誘導下，我們通過被“需要”而證明自身的存在，淪為了社會這個巨大的生產(chǎn)機器上的齒輪，我們自己鉆進了自己精心設計的金鳥籠。統(tǒng)一的著裝、統(tǒng)一的節(jié)奏、統(tǒng)一的行動讓我們沾沾自喜于檔次、專業(yè)，殊不知，我們不知不覺中都成了裝在套子中的人，物化、同質(zhì)化，連個性化色彩最濃的消遣性娛樂也迅速地同化著、物化著人們的思維。馬克思說，人是會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動物。他在下這個定義時萬萬沒想到，人的創(chuàng)造本質(zhì)已經(jīng)變成了個別人的高尚活動。人類的本質(zhì)、人生的意義逐漸遠去，人們自甘于變成一臺賺錢與花錢的機器。人文精神以及根植于人文精神上的人文關懷的缺失，使人喪失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它使各種機構(gòu)與過程單一化、機械化，身處其間的人們一切都例行公事，喪失了工作和生活的樂趣。

總之，人類作為人的主體性因為個性發(fā)展、工具理性、過度消費逐漸淪喪，進而導致人與他的類本質(zhì)、他的理想間的異化不斷加深?，F(xiàn)代化給了我們豐裕的物質(zhì)生活，但在現(xiàn)代化的浪潮中，現(xiàn)代人類自身卻迷失了。

人類的這種“人”迷失和異化導致了諸多問題。人的生物本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物種的延續(xù)而被產(chǎn)生的。而異化，作為本能的對立面，是人長期有意地控制本能的產(chǎn)物。自控能力固然可貴，但長期控制本能也會產(chǎn)生巨大的副作用，導致身心分裂。一方面，人的生物本能弱化，主要表現(xiàn)于人的行為活動上，毫無縛雞之力也許不再是針對書生的笑話了；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層面出現(xiàn)問題，諸如精神分裂、憂郁、歇斯底里癥等患者不斷增多。這些問題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為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異己的物質(zhì)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使人無法全面發(fā)展，于是走向反面，只能片面地，甚至畸形地發(fā)展。

“物物而不物于物”，我們在使用工具的同時，應該強化人的本能，不能讓物質(zhì)生產(chǎn)和精神生產(chǎn)及其產(chǎn)品變成異己的力量。對工具的依賴導致對人的依賴減少，與之伴隨的是信任危機、道德危機和金錢至上觀，是現(xiàn)代人羞恥感與同情心的普遍缺乏，經(jīng)濟利益幾乎成了所有問題的出發(fā)點。人情冷漠，利益至上。大家瘋狂追求“物質(zhì)生產(chǎn)和精神生產(chǎn)及其產(chǎn)品變成異己的力量”，導致了道德危機的出現(xiàn)。為了自身的快樂，人們正在變得越來越任性和不負責任。

現(xiàn)代人要想擺脫目前的矛盾與困惑，就必須從哲學層面審視異化以及因而產(chǎn)生的生存矛盾。異化植根于人性本身。故而通過文化，尤其是文學作品才能消除或者至少減輕異化給人帶來的苦痛。文化，是由文學、藝術、宗教和思想組成的負責詮釋人生意義的領域。在文化、政治、經(jīng)濟三大領域中，文學是最接近于人的本質(zhì)的。文學主張獨創(chuàng)，張揚個性，鄙棄程式化，不同于政治的權力驅(qū)動、經(jīng)濟的利益驅(qū)動，具有非理性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唯一旨歸是人，是人的解脫、人的發(fā)展直至人的最終幸福。因而，文學常常在個人和社會的尖銳矛盾中起一種緩沖作用。社會需要文學來維護自身的穩(wěn)定，個人仰仗文學來保持心理平衡。

文學不同于政治、經(jīng)濟，社會不能亦不會采取強制性手段壓制，或者另外去培植所謂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在人的異化已成為普遍現(xiàn)象的今天，政治、經(jīng)濟又無法從根本上消弭個人和社會間的內(nèi)在矛盾，所以，用文學的光芒照亮我們的靈魂、安撫我們的內(nèi)心是非常必要的。文學的一個重要作用便是將人所感受到的精神壓力釋放出來，從而減輕異化帶來的苦痛，緩沖人和社會間的矛盾，避免對現(xiàn)存秩序造成沖擊。物極必反，設若不合理的政治、經(jīng)濟狀態(tài)僵化不變，文學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反映現(xiàn)實的需要，功用就可能由緩沖矛盾、維護社會安定走向另一個極端——積極改造人們的思想，推動真正的社會革命，以保護個人權利的實現(xiàn)。

必須指出的是，異化問題在任何社會狀態(tài)中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現(xiàn)的尖銳程度不同而已。異化不是洪水猛獸，我國在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異化問題也會越來越突出，最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便是依靠文化、文學繁榮來實現(xiàn)人性的舒展，使人在精神的領域得到全面自由的發(fā)展。

第三節(jié)　人的文學從哪里來，往何處去？

高更有一幅名畫《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在哪里？我們向何處去？》（見下圖），異域神性的畫面，把我們帶到了渺遠的過去。其實，從文明的誕生到死亡，我們都在追問。文學也需要這樣叩問歷史根脈，尋找立足點，確認方向。畢竟我們面對的是地基不穩(wěn)、立足不穩(wěn)的當代文學。

一、文學從何處來？文學來源于神話，其背后是現(xiàn)實生活。

耶和華用泥土造出亞當，蘇美爾神寧瑪赫用泥土創(chuàng)造出六種不同形態(tài)的人，印度《吠陀》的原初巨人普魯沙、中國的女媧等皆用泥土作為造人原料。從比較文學角度來看，賦予創(chuàng)造生命的能量，主要源自農(nóng)耕文化的直觀經(jīng)驗：作物是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在人類遠祖那里，他們相信土地一定具有孕育生命的潛能。從人類文化學的視野來看，神話中特別提到造人要用“深淵的泥土”，或許深淵本身就是大地母親子宮的隱喻，那里的泥土蘊藏著最充沛的“力比多”。

從更寬廣的視域來看，埃及、希臘、巴比倫、澳洲土著、新西蘭毛利人、塔西提島民、美拉尼西亞土著、達雅克人、薩摩亞人、古印度、菲律賓島民、美洲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非洲土著等遍及五大洲的數(shù)十同類神話，都指向了摶土造人。或許遠初人類觀察到土加水和成泥，具有可塑性，故而神話在講述神用泥土造人時，用的詞是“fashion”。造人的工匠拼為“fashioner”，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說，這表明神造人的方式取法于人用陶土制造器皿的實踐。換句話說，具有上萬年歷史的新石器時代以來制陶術的廣泛流行，成為用土造人神話得以發(fā)生的現(xiàn)實基礎。莊子妙喻“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逍遙游》），正基于制陶術經(jīng)驗基礎，和由此而形成的造人神話觀念。

神為什么要造人呢？從功利的角度看，蘇美爾造人神話解釋了造人的動機，因為神沒有足夠的食物，造人是為了侍奉神的生存需要。站在宗教學的角度看，神話對造人動機的描述實際上為人的祭祀行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人必須定時獻祭食物給諸神，因為這是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勞動異化是人與生俱來的宿命。站在生產(chǎn)關系的角度看，人的被創(chuàng)造同時催生出了不勞而獲的寄生神。我們不得不承認，人奉為神的現(xiàn)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蘇美爾人把谷物神、畜牧神等同衣食之類的事物聯(lián)系在一起，這可以說是神話思維的深層追憶、遙遠回想與顛倒表達。只有把作威作福之神看成人的變相投影，被顛倒了的進化內(nèi)容才可能被理解。

人只是神的依附性存在，尚沒有獲得獨立生存的理由。死是人的宿命，只有神才享有永生。至于神在醉酒后造出的虛弱不堪的廢人，更顯得人的被動性與渺小無助，如同神靈手中的玩物，難怪希伯來語中“人”的詞根“Enosh”意為“弱”或“病”。人匍匐在神的腳下，始作俑者就是蘇美爾人，可他們創(chuàng)造了最早的文明。

蘇美爾神話歷經(jīng)千載塵封，失而復得的遺產(chǎn)就這樣因造人主題的沉重表達顯得格外悲涼而陰沉，而對這些伴著世界文明曙光最先刻寫下來的珍稀神話的文本解讀增長了我們的知識，開闊了我們的思路，培養(yǎng)了我們的歷史感，更能激發(fā)我們覺悟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對后來產(chǎn)生的種種類似神話也有了查源知流的效果。

我們不難看出，神話雖然產(chǎn)生于初民的想象，但是其中卻潛藏著豐富的原始智慧和深奧的人文意蘊。神話作為文學的源頭，用象征的形式向后人傳達著文明發(fā)生的永恒信息。

對于神話，可以有多種解釋。

比如語言學的解釋。太陽發(fā)出的光我們理解為“射”出萬道金光，太陽神阿波羅的標志便是弓箭?！棒唷边@個字本來就是兩支并列的箭，順著這個思路，我們推斷后羿射日神話所反映的可能不是人和自然的對立，而極可能是太陽神家族的兄弟內(nèi)訌。

可以有儀式學的解釋。弗雷澤的著作《金枝》將基督死而復活的核心神話追溯到了遠古西亞社會盛行的谷神祭祀儀式，把表演神的死亡和復活的儀式解釋為農(nóng)耕社會原始信仰的產(chǎn)物。

可以有心理學的解釋。海姆在《夢幻之門》中解釋各民族的洪水神話的起因非常有意思，它認為其源于人夢中想排尿。由于此種欲望是普遍的，故而洪水神話遍布所有人類群體之中。從功能上看，洪水神話就是以夢幻轉(zhuǎn)移方式疏導欲望，防止睡覺者尿床。

可以有哲學的解釋。神話盡管具有幻想性質(zhì)，但神話的內(nèi)容確實涉及嚴肅的哲學問題，如宇宙的起源、人類和萬物的由來、罪惡與懲罰。又譬如俄狄浦斯戰(zhàn)勝獅身女妖斯芬克斯的情節(jié)，象征著主體的自我覺醒與對傳統(tǒng)啟蒙儀式的顛覆。俄狄浦斯（綽號“腫腳的”）和蘇格拉底一樣，不盲從于已有的知識。

還有結(jié)構(gòu)主義的解釋。神話針對人類面臨共同的生存問題，比如人有生命，不得不走向死亡；比如人源于自然又異于自然，當追溯自己所崇拜的始祖時，卻發(fā)現(xiàn)自己是始祖亂倫的后裔，等等。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化解這些永恒對立的矛盾，超越由此造成的精神困惑與焦慮，恢復心理平衡。

二、文學該往何處去？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的創(chuàng)作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發(fā)現(xiàn)原始文化的活力和尊嚴。

人類在經(jīng)歷了種族間無數(shù)次拼殺，犧牲了無數(shù)同類之后，才開始意識到不同種族與文化的人，原來都是“上帝的子民”，他們彼此之間并無優(yōu)劣高下之分，因而是可以和平相處、平等互補的。

（一）文學要弘揚容忍差異、尊崇他者的人類意識。人對同類的任何歧視、殘忍與侵害行為，被看成是人性中的獸性遺留的表現(xiàn)，在文學中都當受到道義上的譴責。

文學要消解傳統(tǒng)文化的偏見，擺脫“我族中心主義”“精英中心主義”的思維和情感定勢，尤其是國家圖騰的去神圣化之后，才有可能客觀公正地面對異族人民和異族文化，才能在帝王將相與杰出人物之外去發(fā)掘歷史同文化真相。這樣，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才能得到關注，文化的交流、互補、綜合以及多樣化才會出現(xiàn)。

文學家往往充當了打破國族和文化界限的思想先驅(qū)者。文學的伊甸園中，原始思維具有自然、神秘、非理性特點，它那不可思議的風格化形式，毫不掩飾的生殖器和性崇拜，對觀察視覺的蓄意扭曲等，直接表現(xiàn)為超凡的想象力。從某種程度上說，超現(xiàn)實主義者作為精神的冒險家，不安于現(xiàn)狀和平庸的日常生活，為了逃避西方精神貧困，要么向個人內(nèi)心世界的陌生領域探險與拓荒，要么向現(xiàn)實世界的陌生空間探險與追尋。拉丁美洲那純樸、真誠、自然的節(jié)奏，與大地相依為命、宗教敏感性、集體傳統(tǒng)的穩(wěn)定性等，成為拯救的一劑良藥，文學家開始走向異文化與荒遠絕域。

（二）文學如同文化，需要碰撞。東方國家原來夜郎自大，隨著近現(xiàn)代西方文化“異文化”因征服而強制進入，文化人由原來的拒接和自大，又轉(zhuǎn)而為自卑、膜拜，這一殘酷現(xiàn)實讓本土知識分子產(chǎn)生文化身份焦慮，產(chǎn)生失落感和錯位感，寫作者在反思煎熬中苦苦尋覓。隨著我們經(jīng)濟的強大，文化的自信也開始增強，故而如今國學興盛，影響力劇增。我們在本土文化中找到自尊的源泉，所以民族情感所具有的補償作用與心理自衛(wèi)特性就顯現(xiàn)了出來，跨文化認知價值就自然向本土一方傾斜。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東方。不過世界局勢的遽變不以個人或個別民族的意志為轉(zhuǎn)移。那些傳統(tǒng)深厚、歷史悠久而又相對閉鎖的文化，由于全球化的進程而面臨巨大的社會轉(zhuǎn)型與思想、觀念、情感轉(zhuǎn)型。文學在這個過程中，對于人們緩沖、改造思想和孕育新思想，對于揭示自身弱點與局限，擺脫傳統(tǒng)的本土主義束縛，對于差異容忍，獲得文化反思與認知能力，對于減少社會震蕩與紓解人們痛苦都具有重要作用。文學的“雜交授粉”不僅沒有弱化本土文學，反而使自身更繁茂地成長。

（三）文學需要抵御現(xiàn)代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如種種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機。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學成了治療拜物主義、殘害動物、歧視性別和蹂躪地球等現(xiàn)代性病患的靈丹妙藥。環(huán)保主義者在這里看到了人與動物、植物世界的共榮共生；女權主義者從中看到了母性中心文化與性別平等理念；信仰追尋者從中看到了圣潔的精神；價值失落者從中看到了滋養(yǎng)生命的原始魂靈；身心受害者從中看到了療救的希望；后現(xiàn)代哲學家則從中看到了人類現(xiàn)實困境中永恒的和諧……阿斯圖里亞斯的《危地馬拉的傳說》給了我們最好的啟示。作品以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手法，基于瑪雅女神瑪爾瑪特的隱身術，揭示了原始純樸的人性在資本主義拜金主義的腐蝕下逐漸走向墮落，最后又不得不憑借原始思維或巫術思維來拯救，返璞歸真。作品中，四條道通向世界四極，黑綠紅白分別代表黑夜、春風、狂歡與福地。扁桃樹師傅運用法術把靈魂一分為四，配到相應的四條道上。但沒想到黑道靈魂因為愛財如命喪失了本性，嫁給了商人。商人為了縱欲享樂，用它換了個美女。扁桃樹師傅了解到黑道靈魂的行徑后，決意收回靈魂。最終他找到商人與女奴，結(jié)果官差以上帝的名義宣布他們?yōu)槲讕熍c邪女，投入大牢。在獄中，扁桃樹師傅給女奴文了身，并教以隱身術讓她重獲自由。小說將原始和理想、現(xiàn)代和罪惡對立貫穿在小說內(nèi)容和形式之中，反思批判了現(xiàn)代西方文明價值。

（四）文學需要終極關懷精神。終極關懷就是關心、關注世界和人生中那些最本原、最基礎的問題。這是人類“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它源于人類生存的基本困境。有限與無限的根本對立，激發(fā)起了人類超越有限、向往無限的強烈渴求，激發(fā)起了思考、探索和“無限”相關的那些最原始、最根本的終極問題。終極關懷是一個意義世界，終極問題源自有限但又超越有限。探尋這些問題，賦予其意義，人們能夠獲得找到人生家園、靈魂歸宿的感覺。這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我們生存的價值依據(jù)和根本性評價標準。所以，終極關懷是人類精神生活中最有深度、最有魅力的領域，值得為之奮斗不懈。終極關懷體現(xiàn)著文學思想的深度，具有強大的精神魅力。領悟這種精神內(nèi)涵，才談得上修養(yǎng)與境界。畢竟所謂修養(yǎng)與境界，都是以“深度”為標尺的。在“深度”中，我們才能找到心靈的歸宿、人生的家園，才能感受到宗教般的沉靜和澄明。“深度”的獲得絕不是空話，它是以對關乎人生的一系列終極問題的悟解為前提與基礎的。

第四節(jié)　輝煌文學舊路的啟示

文學大繁榮有其現(xiàn)實的土壤。

一、先秦文學以其特有的開拓精神與豐富想象力，標新立異，具有開拓性意義。文學藝術的起源、文學體裁的產(chǎn)生、思想體系的形成、藝術手法的探索、文學流派的開創(chuàng)都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

先秦以前，緣事而發(fā)，“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文學普遍具有實用性。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大動蕩、大變革、大改組，出現(xiàn)了抨擊現(xiàn)實政治的屈原；出現(xiàn)了定是非、決嫌疑的史傳散文，出現(xiàn)了為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拯救社會而各陳己見的諸子百家。這一時期，文體以詩歌和散文為主，盡管文學還沒有取得獨立的地位，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專職作家，但風格上表現(xiàn)出了古希臘般正常的文學天性，典雅淳厚，磅礴大氣。

究其因，小國林立，難有統(tǒng)一的思想和主張，加之各國出于人才爭奪原因，往往都會營造寬松的環(huán)境。這一時期，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百家爭鳴。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適價值，墨子提出“兼愛”“非攻”主張，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民為貴”的觀點。這些價值和主張，提供了文學發(fā)展的豐厚土壤，體現(xiàn)著人類成員的自我認同和共同利益，體現(xiàn)著人類的自省與對生存欲求的控制。

前文字時代，原始歌謠與神話傳說自不必說。即使是文字已產(chǎn)生的殷商時代也無所束縛，對天神無限崇拜的情況下還有武乙之輩敢于射天。周代初崇禮制，《詩經(jīng)》中的鄭風，依然用樸實的語言“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對大人君子做了無情的嘲諷，對男女愛情做了坦率的表白。屈原算是最有個性的騷客了，離騷者，罹憂也，他宣泄自己的憤懣，一吐心中塊壘，全然沒有“徵圣宗經(jīng)”的意思。到了東周，諸侯坐大，天子權威逐漸名存實亡。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分裂的政治局面為思想的活躍與言論的自由創(chuàng)造了客觀條件。儒家傳播仁義道德，道家蔑棄仁義道德，而縱橫家干脆以利害關系取代仁義道德。面對舊秩序的破壞、舊制度的式微、頻繁的兼并戰(zhàn)爭，諸子百家針對現(xiàn)實，提出了自成體系的救世良方。為了更有效地傳播自己的學說，他們競相探尋最為適切的表達方式與最美妙的語言技巧，從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審美情趣。因而文學也大放異彩。

二、文學的第二輝煌當推以建安文學為代表的文學時代。這一時期，綱紀松弛，文學自覺。作家因為身處亂世，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改朝換代的速度比翻書的速度還快，作家們既要適應戰(zhàn)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后屬于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亂世中文人膽小怕事，消極遁世。面對變幻莫測的政局，他們產(chǎn)生了悲觀情緒，覺得人生是短暫的，生命倏忽易逝，“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余秋雨說：“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后表現(xiàn)出長久的文化韌性?！庇嗲镉暾J為，改朝換代對于文人來講，是一場生命浩劫，因為改朝換代必定是新的統(tǒng)治者推翻上一代統(tǒng)治者，正統(tǒng)思想使得文人總是同情被推翻的一方而鄙視造反之人，這種不合作的態(tài)度就容易使他們遭到新朝廷的殺戮。在政治的強勢面前，文人往往如同沒有殼的蚌一樣孱弱，竹林七賢的自我麻醉式的、陶淵明的自我陶醉式的行為，實為消極避禍心態(tài)的一種表現(xiàn)。

三、唐代文學的繁榮與之前的文學繁榮有所不同。唐代前期國力強盛、經(jīng)濟繁榮，文化高度自信，思想上兼容并包，文化上中外融合。這樣的大環(huán)境為文化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開元盛世之后，安史之亂的災禍空前，那種殺戮、破壞、顛沛流離、災難深重的生活又展現(xiàn)在文人眼中。大繁榮與大破壞都被唐代的人經(jīng)歷過了，之后跌跌撞撞地走到中唐。中唐人想恢復中興，重新崛起，但最終沒能振作，社會問題在平淡的局勢中醞釀著，后來的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與牛李黨爭，讓帝國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崩潰。

所以說唐朝的歷史發(fā)展軌跡是這樣，有繁榮昌盛的一段，也有苦難落魄的一段，最后又歸于平淡了。唐朝作者經(jīng)歷的歷史相當豐富，這種豐富的歷史并不是每一個朝代都能碰上的，豐富多彩的生活會給任何藝術提供豐厚的土壤，文學也是如此。正是因為人們經(jīng)歷得多了，感受也就多了，于是才想要把感受抒發(fā)出來，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藝術作品和文學作品。

唐朝的立國者是一個被鮮卑化了的漢人家族，他們對文化采取了寬容的態(tài)度，沒有民族歧視心態(tài)，也不會認為夷狄之邦就不如中原。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母親姓獨孤，唐太宗李世民的母親姓紇豆陵，而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都是鮮卑族人的姓氏。不僅如此，這個家族長期居住在北方，而北方是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地帶，自然也就受到胡族文化的影響。于是整個唐代廣泛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從唐人的文學藝術，再到他們的生活趣味，乃至風俗習慣上，都能夠看出這種影響。那時候萬邦來朝，唐人的習俗和風貌也受到各國各民族的影響。唐太宗說過：“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8/19/22105957397031.png" />

敦煌殘本記載，唐朝民間舉行婚禮的時候，主要儀式都在女方家里進行。《虢國夫人游春圖》可以看出，唐朝女性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唐朝崇尚武力，社會風氣開放，武則天與太平公主皆很喜歡男裝。唐朝社會風氣的開放對文學題材的開拓、文學風格的多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社會風氣開放了，人們的創(chuàng)造力才會強，才會敢說話。唐朝幾乎沒有文字獄，文禁不嚴。比方說，唐明皇和楊貴妃之間的愛情故事這個唐代文人比較關注的題材。白居易以對其贊美的態(tài)度寫下《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他認為李楊是值得同情的，歌頌了這種生死不渝的愛情。而李商隱有一首《馬嵬》，“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說可憐玄宗當了四十多年天子，楊貴妃都不能夠像平常人家的女兒一樣，享受愛情婚姻的幸福，帶有批判性的態(tài)度。他認為唐明皇為了保全自己，在馬嵬驛把楊貴妃勒死，這種帝妃之愛成了宮廷斗爭的犧牲品。同樣是唐代的兩部作品，一個贊美，一個批判。而唐玄宗作為唐朝有相當影響力的統(tǒng)治者，他與楊貴妃的故事能夠在本朝被人們按自己之觀點演繹，寫成文學作品，可見社會風氣的開放程度。

宋朝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講，“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隱避。至宮禁嬖呢，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今之詩人不敢爾也”。意思是說，唐朝的詩人，沒有太多忌諱，想寫什么就寫什么，甚至是宮闈私生活，也可以暢談，朝廷不會怪罪?！敖裰娙恕?，當然是宋朝的詩人，他說我們這個朝代相比較而言，就難多了。

士人的人生信仰對文學也有重要的影響。唐代的世人對人生普遍持一種積極進取的態(tài)度。“寧為百夫長，不做一書生”，他們想的是，我要出來做官，我要為社會多做貢獻，以此來實現(xiàn)我的人生抱負。因為唐朝國力強大，天下太平，為有真才實學的人出來做官提供了多條途徑?？婆e、推薦，做官的機會多了，把大家的積極性都調(diào)動起來了。唐太宗曾經(jīng)把一介布衣馬周一下子提拔為宰相，朝廷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貧寒卻有遠大抱負的子弟也能夠進入官場，進入文壇。這個時候文人的隊伍就發(fā)展壯大起來了。各種階層的文人進入到文壇中去，使得文學創(chuàng)作擺脫了貴族化的狹小圈子，創(chuàng)作題材豐富了。唐朝文人的功名心特別重，很想建功立業(yè)。唐朝詩人里很少有沒做過官的，不論做得成功與否。就連李白這樣的人，可以說是唐代詩人里藝術才華最高的一個了，被稱為“詩仙”。神仙是什么？神仙應該是淡泊名利、瀟灑不羈的。但李白有自己的功名理想，他在詩歌里自比管仲、姜尚、謝安，要建立不朽的功業(yè)，再像范蠡一樣功成身退。王昌齡的“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抒寫大漠將軍功垂青史的決心。祖詠的“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說自己不是投筆從戎的班超，但是仍然有一腔創(chuàng)建邊功的豪情。杜甫也有一番政治理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輔佐君主建立堯舜時代那種安定的社會。由此看來，唐朝士人這種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成就了文學中那種斗志昂揚的基調(diào)。

總之，唐人恢宏的胸懷氣度與對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態(tài)，造就出了唐代開放的社會環(huán)境，這種環(huán)境為文學提供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如同暮春的陽光和雨露一樣，滋養(yǎng)了雍容華貴的唐朝文學。

四、到了宋代，一方面，隨著社會矛盾錯綜復雜和國家危機的日益深化，人們的苦悶和煩惱也越來越多，人們對人生的思考越發(fā)加深。他們有時感到世俗生活前所未有地令人幸福與滿足；有時又備感人生世相的空虛與無奈。這便形成了宋代詞人既熱情又衰憊、既快意又苦悶、既滿足又悲涼的復合型靈魂。因此，抒情特別深刻細膩、韻致特別婉轉(zhuǎn)纖柔的“小詞”，便被廣大文人作者作為曲盡其情、表現(xiàn)其矛盾心理的最好語言工具。這種心理在宋代詞篇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反映，其中又以戀情和人生虛無的情感為最多。到了蘇辛，把詩的境界拓展到詞，才走向了宏大。另一方面，宋朝對文化的控制很強，對文人的約束非常嚴密。就像蘇軾，寫了一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本來是寫樹根很直，但卻被人硬說成是謀反，搞出個烏臺詩案來。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生活，必定會使得文人噤若寒蟬。有了忌諱，文學創(chuàng)作的整體水平當然上不去。

五、元雜劇與元散曲一起作為元代文學創(chuàng)作最高成就的標志，其繁榮興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詩詞已難以逾越唐宋高峰的原因，也有市民階層形成、需要休閑文化的原因，更有以蒙古族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農(nóng)業(yè)文化的沖突、交流、融合的影響的原因。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民族大交流的特殊政治和歷史背景，加上蒙古族的文化特質(zhì)，形成了元代較寬松的思想政治等環(huán)境，客觀上為元雜劇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有利條件。

六、明清的小說是中國文學的又一高峰。明清戰(zhàn)爭歷時大半個世紀，社會的動蕩、國事的傾頹，嚴酷的現(xiàn)實讓很多人被迫失去家園、土地，失去地位、身份，加上旱、澇、蝗、雹、風、沙等自然災難，作家往往不得不與故鄉(xiāng)、土地長期分離，不停地游走、遷徙、漂泊，使他們產(chǎn)生了濃重的異鄉(xiāng)情結(jié)和生存焦慮。

第一，因為不得不放棄閉關自守的想法，所以人格大奔放，產(chǎn)生了諸如《西游記》《東游記》（又叫《八仙過海）》）之類的作品，產(chǎn)生了行者文化與俠客文化，比如行者悟空、行者武松，他們借助游走（時空轉(zhuǎn)移）奔波來尋求個人出路。

第二，借助游歷結(jié)構(gòu)與漫游情節(jié)，拓展了小說的信息容量和搜奇述異功能?！端疂G傳》借助游歷結(jié)構(gòu)以貫通不同的敘事單元，串起了一百單八將。《西游記》八十一難充滿了奇聞異談，好奇逐異，寵寶信寶，什么袈裟錫杖、金箍棒、九齒釘耙、金剛鐲、芭蕉扇、捆仙繩，寶珠、寶瓶、寶鏡、仙草，不一而足。

第三，流氓暴力文化盛行，主人公身份危機。孫悟空沒有父母，直立行走困難，拒絕對維護社會秩序做出承諾（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看，反映了人類早期的婚姻狀況與從猿到人的過程）?！端疂G傳》活脫脫就是一部暴力美學的盛宴，贏者通吃，暴力至上。這個時代，“韋小寶”之類的痞子可以混得如魚得水。

第四，相同的經(jīng)歷導致主題重復，為了避免人物類型化，必然走向典型化。恰如挪威作家哈姆遜在分析易卜生的“問題文學”時所說：“人物形象如果太鮮明，就勢必會變成一種性格象征，一種人物類型。”故而千人千面，栩栩如生。

七、清代以降，文學樣式主要集中在現(xiàn)實主義詩歌、小說流派的發(fā)展上了。

第五節(jié)　文學該怎樣行走

談文學最后必然要歸結(jié)到作家對人的看法、作品對人的影響上。筆者希望文學首先是人學，希望文學能給人一雙美麗的慧眼。希望文學思想能自由地閃光，能夠架起不同文化、學科、人際間理解和溝通的橋梁；希望文學能讓人們勤奮地工作、安靜地思考；希望文學能排除現(xiàn)代人害怕、焦慮的障礙，重新找回自我價值。希望文學能關注現(xiàn)實生活，改進人類文化生態(tài)和人文環(huán)境，多關心人性、人道、民主、人類的前途和命運。

一、文學應當承擔起文化整合的重任。歸屬感是防止社會整體滑落為唯我論的重要一環(huán)。民族或個人的唯我論會導致偏執(zhí)狂與神志錯亂，導致歪曲現(xiàn)實，生出仇恨，導致戰(zhàn)爭爆發(fā)與人類互相殘殺。現(xiàn)在是一個知識專業(yè)化的時代，知識專業(yè)化帶來的巨大好處可以深化知識的探索與科學的試驗，成為發(fā)展的原動力。但恰恰也是因為知識之無限豐富與科技飛速發(fā)展，導致專業(yè)化的出現(xiàn)和深奧語匯的使用，人們的隔膜在加深。專業(yè)化在淘汰著大家共處、交流和產(chǎn)生團結(jié)友愛文化的基礎。知識專業(yè)化導致碎片化，導致人類整體破碎成單家獨戶，或者破碎成技術人員與專家的亞文化圈，語言、法規(guī)與日益專門化、片面化信息把人們禁錮在自我的小圈子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科技已經(jīng)難以完成文化整合的任務了，文學則不同，它過去、現(xiàn)在與將來都為人類經(jīng)驗的共同分母之一；通過這個分母，我們可以交流與對話，而不必管生計和生命的打算有多不同，不必管各自所處的地理與社會環(huán)境的差異有多大。

二、文學可以防止我們的愚蠢與偏見，防止排外主義、種族主義、政黨或宗教的狹隘與短視，甚至民族沙文主義，等等。偉大之文學反復證明：全球各地男女應是平等的；男女間確定的種種歧視、束縛與剝削的形式欠缺公正。文學能讓人們看清楚：因為種族與文化的不同，人類的遺產(chǎn)豐富多樣；人們珍惜豐富性，因為它乃人類各種創(chuàng)造力的表現(xiàn)。閱讀優(yōu)秀作品可以讓我們解頤；也可讓我們用一種直接且強烈的方式學習，即通過聯(lián)想體驗的方式學習，通過我們的行動、夢想與想象，掌握我們是誰與怎么樣，掌握我們獨處與在和他人聯(lián)系的關系框架中是誰與怎么樣，在公開出場與隱秘的意識里，我們是誰與怎么樣。借用以賽亞·柏林的話說，今天我們只能于文學中尋覓我們是誰與怎么樣。在構(gòu)成人類境遇復雜至極的真正矛盾總和中，只有文學如此全面與生動地展示關系人的知識，其他人文學科，如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或藝術，都難維護這個整合的觀念，因為在知識的病態(tài)分工與再分工難以抵抗的情形下，即使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或藝術也不得不屈服于專業(yè)化的淫威，孤立在碎片化、技術化的園囿之上。這些學術語言早就超出了普通男女理解的范圍了。然而文學虛構(gòu)是通過想象來豐富大家的生活的，這種豐富不可能被肢解、被破碎、被壓縮，豐富永不消失。為此，馬塞爾·普魯斯特才斷言：“真正的生活，最終澄清與發(fā)現(xiàn)的生活，為此被充分體驗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學?！?/p>

三、文學溝通古今中外。文學在人們間建立友好聯(lián)系，這一聯(lián)系超越了時間的障礙，要求人們進行對話，讓人們意識到大家有共同的本質(zhì)，意識到大家都是同一精神家族的成員。文學讓我們了解過去，讓我們和過去時代的人們成為兄弟；而歷史上的人創(chuàng)造了作品、享受了作品并把作品留給了我們；今天我們得以享受這些作品，產(chǎn)生美好的夢想。這一超越時空的集體歸屬感是人類文化的最可貴成就。

四、文學教人向往美好。當有人問博爾赫斯文學有什么用時，他很厭惡這個愚蠢的問題，于是回答說：“沒有人會問：金絲雀的叫聲或日落的彩霞有什么用處！”的確，由于有了這些美好的事物，生活才不那么丑惡，不那么凄慘，哪怕只是一瞬，如果非要尋找實用性的理由，那豈不是心靈太粗鄙了？不同于鳥兒的啼叫或者彩霞，文學是人類獨創(chuàng)出來的，它誕生于意識深處，通過和潛意識協(xié)調(diào)的力量表現(xiàn)感覺與激情，給人類提供文學延續(xù)漫長時間的理由。文學如同飄忽不定的幽靈，作家利用話語，給幽靈賦予外形、肉體、動作、韻律、和諧與生命。這是用語言與想象力制造出來的人工生活，它和另外一種實在的生活共處，兩者早在遠古時代就和平共處，男男女女都求助于這一想象的生活。

五、文學讓語言的掌握更為精細。無論何種藝術分支、學科，都不能代替文學在培養(yǎng)語言交往能力中的作用。人們通過優(yōu)秀的文學，也必須通過優(yōu)秀的文學，才能學會正確、深入、嚴謹與細致地講話。想象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想象一個不讀詩歌與小說的群體。在那不會寫字的文明里，在那小人國式的詞匯文明中，可能壓倒性話語是嘟嘟囔囔的聲音與猴子般比比畫畫的手勢，沒有什么堂吉訶德式的、卡夫卡式的、喬治·奧威爾式的文學形容詞。在那種文明里，會有瘋子，會有偏執(zhí)狂患者，會有因為受迫害而神經(jīng)錯亂的人，也還會有欲望超常、行為放肆的人，無疑也會有以受苦或制造痛苦為樂的兩足直立動物。

六、文學為不妥協(xié)的精神供給營養(yǎng)，文學庇護那些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和理想無法實現(xiàn)的人。文學把我們從時間與歷史的河流中拉了出來，變成一個沒有時間概念、不朽國度里的公民。在其中，我們成了另外的人，我們顯得更緊張、更富有、更復雜、更幸福、更清醒。小說夢想的生活比起我們醒來時的生活要好得多，要美得多、豐富得多，也更加完美。一旦我們合上文學作品時，幻想又離我們而去，我們又被拉回到了常規(guī)生活中?，F(xiàn)實結(jié)果是如此令人沮喪！原來我們處于被限制的有缺憾的環(huán)境中！從這個意義來說，優(yōu)秀文學永遠具有煽動性，是不屈不撓的，是制造混亂的，文學本身并非有意挑戰(zhàn)存在的一切，甚至沒有這樣的意識。文學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它提醒我們，即便這個世界渾身有病，現(xiàn)實多存卑劣，處處設限，處處腐蝕我們的理想，道貌岸然的人在撒謊，但這個世界是可以改善的。

七、在塑造公民品性人格方面，文學可謂功不可沒（當然話分兩說，優(yōu)秀的文學在暫時安撫人們不滿情緒的同時，也能讓人們更加適應不幸）。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需要有責任感與批評精神的公民。文學讓我們經(jīng)常審視我們生活的世界，讓這個世界往我們向往的世界靠攏，盡管這永遠是不切實際的，但這種執(zhí)拗的精神執(zhí)拗地追夢，對于培育有批評精神、不被他人操縱、善于獨立思考、永遠斗志昂揚和想象力豐富的公民，具有重要作用。優(yōu)美的文學作品會讓讀者產(chǎn)生一種警覺，警惕現(xiàn)實世界的缺點與問題，但這并非意味著文學作品會煽動社會動亂。當然，這也不是說文學沒有效果，難以確認并不意味著它不存在，而是意味著效果產(chǎn)生的方式是間接的、多樣的、滯后的，是通過公民的舉止與行動產(chǎn)生的，魯迅也曾想過用文學來改造國民性格。

八、文學的美好讓我們對生活感到不滿，促使人們思考和社會進步。如果沒有對生活的不滿，沒有對生活的平庸和骯臟的反叛，人類可能還處于原始階段呢！面對匱乏和無法忍受的生活，如我們屈服，歷史可能還停滯不前，個性還沒有誕生，科學與技術還沒有起步，人權也還沒有得到認可，自由也當然不存在。文學就像固執(zhí)地尋找三條腿的貓，盡管明明知道貓有四條腿；就是自尋煩惱也要以某種方式展開。

九、文學讓我們短時間內(nèi)模擬體驗了豐富的人生，讓我們更趨于成熟。

堂吉訶德甫一出現(xiàn)，最早的讀者都嘲笑這位古怪的幻想家，態(tài)度跟小說中其他人物一樣。而今，我們方才知道，這位愁容騎士以近乎天真的執(zhí)著和熱情，看似可笑地孜孜不倦于磨房發(fā)現(xiàn)巨人與種種蠻干之舉，竟然是針對這個苦難世界的一種抗議方式，是試圖改變現(xiàn)實世界的一種嘗試，是寬宏、豪爽的最高級形式。這樣詮釋理想與理想主義，不得不讓人肅然起敬。

愛瑪·包法利是一個講實際、穿裙子的小堂吉訶德。她狂熱地為體驗那燦爛、充滿激情與奢靡的生活而斗爭，她通過閱讀小說知道有那種生活，又像蝴蝶那樣由于過分接近火焰而自焚。她帶我們?nèi)ブ苡位孟胧澜绲耐瑫r，又讓我們睜眼看人性中的陌生方面與秘密，武裝我們頭腦去探索與理解人性心靈深處的奧秘。

我們一提起“博爾赫斯式”，就立刻疏遠了平庸與理性的現(xiàn)實，隨即進入一個幻想、嚴謹與優(yōu)美的精神狀態(tài)。每當我們看到手無寸鐵的個體被那些機器壓迫威脅時，卡夫卡式形容詞就會很自然地進入心中，如同老式照相機的拉桿閃光一樣，想到給當時世界造成如此多痛苦、不公與濫施淫威的機器來源于獨裁專制政權、無情的教會。如果沒有這位生活在布拉格的總是處于窺伺狀態(tài)、備受折磨的、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作家的長、短篇小說，我們就不太可能清醒地理解，孤立個人或被歧視、被迫害的少數(shù)民族面對獨裁專制政權時何其軟弱與無自衛(wèi)能力，因為獨裁專制政權隨時可以把他們碾成齏粉，讓他們像落葉一樣消殞，而劊子手們連臉都不用露。喬治·奧威爾影射了20世紀獨裁專制政權最極端、殘酷與全面的專政，控制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思想活動乃至夢囈。他在長篇小說《一九八四》中，用冰冷與夢魘般的筆墨，描寫了一個屈服于“老大哥”的電幕控制下的群體?！袄洗蟾纭笔莻€專制型老爺，他通過恐怖政策和現(xiàn)代科技的有效結(jié)合，消滅了自由、自愿與平等。在他治下的世界里，總有些人比別人“平等”；他把社會變成了人類自動化的蜂房，人們都按機器人那樣被設定了程序。不但行為要服從政權的設計，而且語言也得以凈化，清除掉各種個人主義色彩，清除掉各種發(fā)明與主觀色彩，語言被改造成一串串無人稱的八股套話，這更加重了制度對個人的勞役。既然個人和這個沒有自主權、也沒有自我的生活群體相連，既然個人是這個從搖籃到墳墓都被“奧威爾式”的噩夢政權操縱的群體成員，那么談個人還有何意義？《一九八四》中可怕的預言沒有化作歷史現(xiàn)實，如同法西斯納粹的專制主義覆滅一樣。但“奧威爾現(xiàn)象”這個詞依舊鮮活地存在，仿佛提示人們：文明經(jīng)受過一次最具破壞性的社會政治體驗，而正是喬治·奧威爾的小說幫助我們理解了這政治體驗的深層結(jié)構(gòu)。

十、文學讓我們首先探究人類現(xiàn)象的深淵，首先發(fā)現(xiàn)了人類身上具有毀滅與自我毀滅的可怕力量。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極可能看不到人類異常行為舉止的可怕之處。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有可能非常不公正地對待別樣的文化、世界。沒有文學的世界是沒有教養(yǎng)的世界，野蠻的世界，缺乏感情、笨嘴笨舌的世界，無知、愚昧的世界，沒有激情與愛情的世界，可被描寫成噩夢般的世界。沒有文學的世界簡直就是個動物世界。

十一、文學讓我們的心靈變得柔軟。文學是咱們發(fā)明的一種狡猾的方式，目的是自我滿足與陶醉，因為那強迫我們永遠是一個老樣子的不公道的生活侮辱與傷害了我們，因為我們想變得多樣，要多到足以安撫我們心中火熱的欲望。

思考：

1.文學史的經(jīng)驗給了我們什么啟示？

2.人的文學有哪些基本內(nèi)容？

3.從作家創(chuàng)作的角度，怎樣理解文學是人學？

4. 文學來源于哪里？

5.文學該往何處去？

6.輝煌文學舊路給我們的啟示有哪些？

7.按照本書的理解，理想的文學是什么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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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