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謀殺之外，福爾摩斯力不從心

上周三看了《踏血尋梅》。這部根據(jù)2008年轟動香港的王嘉梅命案改編而成的電影，被包裝成了懸疑、破案題材，是今年香港金像獎的最大贏家。

說它“被包裝”，并非小瞧這部電影，而是說導演翁子光的目的不在于拍一部懸疑、破案題材類型片。事實上，兇手在電影開始20分鐘時就投案自首了，案件已經(jīng)告破。

翁子光不滿足于當時已經(jīng)清楚的法律事實，試圖探尋這起兇殺事件的成因，拒絕依照大眾想象潦草地解釋一樁聳人聽聞的新聞。電影中，上司一再要求負責案件調(diào)查的臧警官盡快提交結(jié)案報告，臧警官卻像個社會學者，苦心挖掘王佳梅的尋死動機和丁子聰?shù)臍⑷藙訖C。

有童年心理陰影的底層卡車司機，想生活得更體面的援交“北妹”，處處潛藏的人際疏離與心理創(chuàng)傷，讓秉持“犯罪心理分析”武器的臧警官以為找到了答案。但監(jiān)獄中的丁子聰說他不討厭女人，他甚至喜歡王佳梅；王佳梅自己想死，他幫了她。

這些回答，宣告了臧警官探索真相的全部努力徒勞無功——他發(fā)現(xiàn)的案件成因，只不過是心理分析上的另一種陳詞濫調(diào)、老生常談——這種常規(guī)的歸因和想象，與大眾讀到這起案件新聞時腦海中浮現(xiàn)的平庸想象又有何不同？

從尋找真相的意義上看，《踏血尋梅》的故事顯得諷刺，它沒有闡明一個答案。當然，插一句題外話，電影《踏血尋梅》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引起觀眾留意一起社會新聞背后的故事，探索人性的復雜和香港下層社會的生存現(xiàn)狀，而不只是把它當成小報追捧的黃色故事、茶余飯后的談資、事不關己的離奇命案。

看《踏血尋梅》時，當見到臧警官追尋真相的努力化作虛無，我就在想：同樣熱衷尋找真相的福爾摩斯斷然不會陷入這種虛無之境。

實際上，臧警官對真相的追尋，與福爾摩斯對真相的追尋迥然不同。他們不是在尋找同一物。臧警官尋找心理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答案，福爾摩斯只尋找邏輯和理性。

邏輯推理是偵探小說的靈魂。經(jīng)典的偵探小說本質(zhì)上都是對“真”的虛構，它排斥非理性因素，排斥當時科學無法解釋的現(xiàn)象，不管這種現(xiàn)象是自然界的，還是心理上的。它遵循科學原則，將一個一切均可以由邏輯法則解釋的客觀世界告訴讀者。

偵探小說從現(xiàn)實罪案中取材，但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小說，它避免探究罪犯的復雜心理，不去挖掘非理性事件的社會深意，因為這是福爾摩斯們難以解釋的。

在福爾摩斯同時代發(fā)生過一起驚天大案：開膛手杰克案。開膛手謀殺案發(fā)生在1888年8月到1891年2月。此時的福爾摩斯正處于事業(yè)的巔峰，聲譽正隆，蘇格蘭場承認遇到困難的時候經(jīng)常來找他咨詢。福爾摩斯與開膛手這個話題引起過偵探迷異想天開的探討。實際上，柯南·道爾也分析過這起案件，并有過自己的判斷。但是，柯南·道爾并沒有將這樁19世紀的經(jīng)典謀殺案寫入福爾摩斯故事。

現(xiàn)在無法確切知道柯南·道爾究竟為什么不讓福爾摩斯“插手”開膛手杰克案。從經(jīng)典的福爾摩斯故事來推斷，是因為柯南·道爾本著經(jīng)典偵探小說原則，不將福爾摩斯置于無法用理性去解釋動機的境地。

福爾摩斯是可知論者，不喜歡玄學，他對人動機的分析，沒有神秘之處，都是符合邏輯推理法則的。他心目中的事件，就如日本推理小說家京極夏彥說的，“這世上沒有不可思議之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發(fā)生可能發(fā)生之事”。但研究過案情的柯南·道爾顯然明白，開膛手杰克的罪行已經(jīng)顯著超越理性認識，常人無法理解其動機和心理，除非簡單地給“開膛手”貼上“瘋子”的標簽。柯南·道爾不忍心讓心地單純的福爾摩斯面對這樣的窘境，也就不難理解了。他只得讓福爾摩斯“遠離”開膛手杰克，安安靜靜做個完美偵探。

根據(jù)華生的總結(jié)，在福爾摩斯的知識體系中，他對化學、植物學、地理學、解剖學、法律、體育、音樂等諸多學科都頗有造詣。在華生列出的清單中，并沒有提及心理學知識。以福爾摩斯的好學和鉆研精神，如果心理分析理論吸引過他，他定會去研究一番的。我認為，福爾摩斯固然也懂些人的心理，但他并不相信心理分析和精神病學（包括變態(tài)心理學）那一套。要知道，心理分析等新理論成為一種觀念被普遍接受、認可，是在福爾摩斯時代之后。

雖然早在19世紀初精神病學就已經(jīng)插手法律領域，但當時的精神病學還未脫離神秘玄乎的氣質(zhì)，它對沒有利益、沒有激情、沒有動機、忤逆天性的瘋狂犯罪的解釋顯得力不從心，認為“這些個體（瘋狂的犯罪人）并非普通的不守規(guī)矩的人，并非在法律和常規(guī)的邊沿盤桓的模糊身影，而是巨大的惡魔”（米歇爾·?？拢?/p>

如果福爾摩斯參與進去，當他的知識無法理解隱晦、模糊的行為動機和意義時，他就會隨著偵探小說本身一起陷入困境。他要么假裝宣稱自己理解這種行為意義，要么有意將“惡魔”行為納入自我設定的知識體系，以罪犯“發(fā)瘋”機械論觀點作總結(jié)陳詞，給罪犯套上一個簡約的符號，就像米歇爾·福柯在《我，皮埃爾·里維埃，我勒死了自己的母親、妹妹和弟弟：19世紀的一樁弒親案》中的法庭上一樣，認為自己既學識淵博又公正合理。這是法庭的武斷，用不成熟的心理分析理論去解釋“惡魔”行為難以自圓其說。

雖然福爾摩斯偵破的案件類型覆蓋面很廣，囊括了復仇、金錢利益、恐怖主義等，但在罪犯類型上，沒有天生犯罪人這種無法解釋的“惡魔”存在?？履稀さ罓柫⒆阌诳茖W、理性認知，筆下的罪犯行為和動機有明顯意義和因果關聯(lián)。他筆下的罪犯常常有情非得已的苦衷，有的是被逼上絕境，有的甚至是在為社會除暴安良。

作家奧威爾在《英國式謀殺的衰落》中緬懷舊日時光時，以黑色幽默筆調(diào)分析了“英國式謀殺”。他認為經(jīng)典的英國式謀殺事件發(fā)生的背景很關鍵，罪犯“在同自己的良心經(jīng)過長期而可怕的斗爭后才終于決心不惜犯罪”，“有了這種背景，這樁罪行就可以有戲劇的甚至悲劇的性質(zhì)，使它令人難忘，并且使人對被害者和兇手都感到同情”。

他以“下巴頦兒”謀殺案為例作為“英國式謀殺”衰落的證明，指出“在這起案件中沒有感情的深度”，罪犯對案件發(fā)生和人的死亡都是麻木不仁的。他說：

“但是很難相信，這個案件會像以前的那種家庭毒殺戲劇那樣為大家長期流傳，后者是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的產(chǎn)物，在這種社會里，左右一切的偽善至少能保證，像謀殺那樣嚴重的犯罪應該有強烈的感情作為動機?！?/p>

休謨在《人性論》中說：“一切深奧的推理都伴有一種不便：它可以使論敵啞口無言，而不能使他信服……當我們離開了小房間、置身于日常事務中時，我們推理所得出的結(jié)論似乎就煙消云散，正如夜間的幽靈在曙光到來時消失一樣……”

但當麻木不仁、心理極端扭曲的罪犯連偽善都不能保證時——一切變得無法預知，最優(yōu)秀的偵探也無法從行為與行為之間尋找因果，邏輯鏈條突然崩裂，“推理”不再可靠，這就是奧威爾和柯南·道爾都心生恐懼的事。在讀福爾摩斯故事時，要明白，謀殺還處在“古典”階段。

2016-05

1. 2016年，楊早、仕圖、梅子酒和我等幾個人做了一個“名著異讀”公眾號，我負責談偵探小說，本書選取其中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