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時代背景——東方帝國的危機與抉擇

中國和日本同居于世界的東方，是一衣帶水的鄰邦。這兩個東方國家的古代文明都得到了高度的發(fā)展，又都有很強的文化民族主義的特征，可以說中國和日本是東方一大一小的兩個古國。然而，這兩個古國是怎么陷入嚴重的危機的？

一、中日鎖國及其悲劇

北宋哲學家張載有句話：“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保◤堓d：《正蒙·參兩篇》）此話誠然。中日兩國近代的危機既不突然也不偶然，同中日兩國近世晚期的閉關鎖國有密切的關系。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征服，著名者要算是蒙古族統(tǒng)治中國時的元朝。這種征服在別的方面有沒有積極意義，暫且不談，但在打開中西交通、促進中西文化交流這一點上，其意義不可抹殺。隨著蒙古帝國的滅亡，明朝成為華夏的正統(tǒng)。明朝在對外關系上發(fā)生了兩個大事件，一個是鄭和（又稱三保太監(jiān)）三次下西洋。^[1]據(jù)載，鄭和下西洋號稱有寶船數(shù)十艘，兵員達萬人，氣勢非凡。這恐怕要使哥倫布、麥哲倫的船隊相形見絀了。這一壯舉推動了中國造船業(yè)和航海業(yè)的發(fā)展，擴大了中國同外部世界在文化、政治和經(jīng)濟等方面的交流，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再一個是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以此為契機，中國開始對西方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傳教士們帶來了西方的技術、器物（擺鐘、玻璃等），向中國的精英人士介紹和傳播西方的科學文化，這的確使中國上流社會的士大夫們大開眼界。中西交流史主要肇始于此，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但是，這兩個歷史事件又是在明朝“禁海令”下進行的。鄭和下西洋，并非明朝統(tǒng)治者真正要開放，同世界各國往來下去，而主要是為了宣揚國威和鞏固皇權。明鄭曉的《皇明四夷考·序》中說：“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耳?！闭f“國有大疑”，就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史》卷三〇四《鄭和傳》）。傳教士們在中國傳教，實際上也是在鎖國的大門中所開的一點縫隙中進行的。傳教士們千方百計地投中國士大夫乃至皇上之所好，才勉強得到傳教的一席之地。他們受到種種監(jiān)禁、審查和迫害，其主要原因也在這里。對此，《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述。^[2]清朝建立之后，鎖國政策并未徹底改變，只不過時嚴時松罷了。一些士大夫強烈反對湯若望留任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反對由他負責編修歷書。楊光先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保罟庀龋骸恫坏靡选と帐程煜篁灐罚┛滴醯郾憩F(xiàn)出某種寬容，先是開關，但后又再次海禁。

但圍繞著在華傳教的“禮儀之爭問題”，清帝派人同羅馬教廷交涉，得不到妥協(xié)，便一氣之下傳旨給嘉樂：“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sup>[3]結果又使國門緊鎖，這一鎖就是一百多年。到了1840年，國門再也鎖不住了，西方列強蜂擁而至，在炮火之下，中國國門被打開了。

再看一看日本。日本的鎖國差不多同中國走了相同的道路。日本在接觸西洋文明之前，對外交流的對象主要是中國和朝鮮，并不存在鎖國的問題。日本的鎖國必須從接觸西洋文明時說起。日本與西洋的直接接觸，以1543年葡萄牙人（當時稱南蠻人）乘船到種子島，向日本人傳授鐵炮、彈藥及其制造方法開始。之后，日本人同葡萄牙人的接觸迅速擴展。鐵炮、彈藥的制造技術傳播到日本各地，有的地方還成了制造中心。武器的更新使日本的兵制為之一變。與此同時，日本的對外貿(mào)易也活躍起來。葡萄牙船逐漸增多，九州的諸大名（領主）為追求貿(mào)易之利，爭先恐后把葡萄牙人迎接到他們自己的領地。1578年（天正六年），葡萄牙船開始出入相模（相當于現(xiàn)在神奈川縣的大部分）的三崎港，同領主北條氏進行貿(mào)易活動。在葡萄牙人航行到日本不久，1549年，天主教的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為了傳教，把出入馬六甲的日本薩摩武士彌次郎（因殺人罪而逃）作為導游，來到了日本。之后，更多的傳教士接踵而至。為了在日本布教，傳教士與大名聯(lián)合起來，可能的話，使大名成為教徒。在大名的保護和援助下，大名領地的人們改宗換教。大名們?yōu)榱舜_保同葡萄牙人進行貿(mào)易，也樂意同傳教士聯(lián)合，允許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內布教。正如貿(mào)易的發(fā)展使諸大名得到很多財富從而加強了勢力一樣，傳教士的布教事業(yè)在大名的保護下飛快蔓延。某些大名成了教徒，平民歸化的更多，到1582年，日本全國將近有15萬教徒，教堂林立。

傳教的迅猛發(fā)展，同日本文化產(chǎn)生了許多沖突，并發(fā)展為尖銳的對立和斗爭。天主教把上帝作為天地萬物的主宰，排斥所有其他神的存在，當然包括日本原有的神，這與日本固有的信仰相沖突。同時，耶穌會傳教士所代表的葡萄牙君王的力量與日本領主貴族也有了對立。斗爭只是時間問題。當時，豐臣秀吉是日本的權臣，他一直是把宗教當作工具加以利用，他一旦感到民眾信仰異教對他不利，便加以迫害或禁止。這也是當然之大事。1578年，他在平定九州之際，就對外國傳教士對大名具有強大影響力、長崎成為教會領土感到震驚。又正巧，他在博多久守陣地，要求把大名有馬氏領地內的美人帶到他的寢室。但不斷被選中的都是天主教信徒，她們嚴守教義。這使豐臣秀吉大為惱火。為了信仰，連女人也反抗國家的權臣，這使他難以想象。豐臣秀吉下達了著名的《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即神父），說日本乃一神國，天主教則為邪教，絕不能任其自然，命令所有傳教士在20天內離境。于是禁教開始，鎖國拉開了序幕。他禁止傳教，下令把傳教士驅逐出去，并沒收了長崎地區(qū)的教會領地。不過，此時日本還沒有禁止與葡萄牙的貿(mào)易，仍有偽裝起來的傳教士乘商船來到日本。

日本真正的鎖國是在德川家康時代完成的。當時，日本與西洋的貿(mào)易達到了全盛，日本海外移民已有一萬多人，日本船橫渡了太平洋。天主教不僅與大名聯(lián)合，還深入民間，勢力就更大了。這使家康感到天主教思想成了他專制統(tǒng)治的障礙。同時，葡萄牙、西班牙對荷蘭人壟斷了對日貿(mào)易極為不滿，企圖征服日本，這也引起了家康的戒心。同葡萄牙、西班牙的貿(mào)易已無必要，對天主教的寬大亦屬多余，家康決心禁教，于是殺害教徒，燒毀教堂。禁止中國船之外的其他一切外國船出入日本海，也不許日本人進行海外往來?？傊ㄟ^一系列措施和步驟，日本完成了歷史上的大的鎖國。

中日兩國的鎖國，從直接原因上看，都與天主教有關。在日本，傳教事業(yè)發(fā)展迅速，影響了日本封建勢力的絕對統(tǒng)治。同時，日本同西方貿(mào)易的發(fā)展使土地或莊園的領主（“大名”）強大起來，這也對德川幕府的專制統(tǒng)治不利。于是，統(tǒng)治者推行了鎖國的政策。在中國，主要是由禮儀問題引起的。中國本來對貿(mào)易不感興趣，為了防止海盜騷擾，加強海禁亦是自然之勢。但是中日鎖國，與其經(jīng)濟觀念和自我中心意識（不同民族程度不同）也有間接的關系。在中日傳統(tǒng)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是社會經(jīng)濟的主體。在日本，商人處于社會的最底層（士、農(nóng)、工、商），對外貿(mào)易完全被當作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再加上中國物產(chǎn)的一定豐富性，拒絕對外貿(mào)易也可行。乾隆皇帝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敕書中說：“天朝物產(chǎn)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chǎn)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sup>[4]這樣，對外貿(mào)易的愿望和動力就消融了。另外，中日鎖國還與其自我中心意識有關。它們都視自己的民族是天下和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代表，把其他民族或國家都看作未開化的、野蠻的，看作夷狄之邦?！痘食墨I通考·四夷考一》（卷293）中說：“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huán)。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為言邊也。”山鹿素行稱日本為“中央之國”，自夸“本朝得天之正道，得地之中樞”，“雖然四海廣大而國家眾多”，“但無堪與本朝相比之國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5]。

中日鎖國是不幸的，甚至具有悲劇性，斷送了外來文化所能給予的刺激因素和活力，使漫長的傳統(tǒng)社會得以強化和鞏固，使兩國失去了從傳統(tǒng)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機會。我敢斷言，西方各國如果各自都封閉的話，它們也只能在封建社會的道路上行進，資本主義社會不會在它們的領地上降臨。西方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1500年是歐洲和世界的轉折點，此前是世界影響歐洲，此后則是歐洲影響世界。正是在歐洲開始對世界產(chǎn)生影響的時候，中日都走上了長期的鎖國道路。我們看一看日本學者對日本鎖國悲劇的認識。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說：“由于鎖國，既不懂得促進國內商業(yè)發(fā)展之道，也不了解經(jīng)濟發(fā)展的法則。而且由于鎖國，民族獨特的文化雖然可以說形成了，但這一獨特性是一種從世界孤立出來，在閉鎖社會中所具有的獨特畸形性。日本與海外諸國往來，同時外國人來到日本，日本文化與外來文化進行交流，這才是在積極意義上發(fā)展具有民族特點，同時又有世界性的民族文化?！?sup>[6]“鎖國使社會停滯，它是造成島國根性這種排他的、視野狹隘的日本人的根本原因?！?sup>[7]日本著名學者和辻哲郎也指出，在日本，“文化的活力并不是沒有”，但由于鎖國，“無限的探求精神、視野擴大的精神就沒有得到自覺，或者它在走向自覺的途中被暗殺了。精神上的冒險心在此萎縮了”^[8]。他又說：“近世之初，新的科學開始發(fā)展以來，歐美人費了三百年的時間，使科學精神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而日本民族卻在開始發(fā)展的途中把國鎖了起來，之后二百五十年間，由于國家的權力，遮斷了這一近世精神的影響?！?sup>[9]他們的分析也適合中國?？偠灾i國之下，必有其災；兵臨城下，勢在攻門。西方列強壓境，東方帝國處于空前的危機中。

二、中日開國及其對應

在西方列強軍艦和炮火的壓力與進攻之下，中日鎖國的大門終于被打開了，不得已被迫開國。中日開國的過程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下進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主體性和選擇性。首先是中國，以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為開端，結果中國潰敗，不得已，1842年中國同英國簽訂了《江寧條約》（又稱《萬年和約》《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繼鴉片戰(zhàn)爭之后，1856年，英法聯(lián)軍發(fā)動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 1883年，法國發(fā)動了中法戰(zhàn)爭； 1894年，日本趁火打劫，這個剛剛擺脫了西方列強侵略的國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發(fā)動了侵華戰(zhàn)爭。這些戰(zhàn)爭都以中國慘敗而告終。與失敗相伴隨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1958年）、《北京條約》（1860年）、《中法新約》（1885年）、《馬關條約》（1895年）、《辛丑條約》（1901年）等相繼簽訂。這些條約使中國陷入了被征服地的深淵，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就這樣，中國被迫開國。

西方列強打敗了中國，使日本大為震驚。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很久以來的“老師”竟會一朝敗給歐洲人。他們爭相傳說，描述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并要以此為戒。但在日本還沒找出對策時，列強就涌向了日本。1844年，荷蘭國王威廉二世致信日本幕府，建議日本開國。在歐美列強中，最早要求日本通商的是俄國，但遭到了日本幕府的拒絕。繼之，英、法、美出動了。它們的戰(zhàn)艦駛入日本港，日本海防處于飄搖之中。日本幕府一方面試圖抵抗，但又感到力量不足；另一方面雖感到國不可再鎖，但又沒有開國的勇氣。就這樣舉棋不定，在不知所措的混亂中，列強們軟硬兼施，迫使日本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1854年，在美國馬休·卡爾布萊斯·培里艦隊的威脅下，幕府與之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1858年，在美國的強硬要求下，日本又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又稱《江戶條約》）；此外，還同荷、英、法簽訂了《修好通商條約》。

歐美資本主義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征服了中國和日本，這是顯而易見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在客觀上又對中國社會和日本社會產(chǎn)生了沖擊作用。井上清說：“由鎖國而受到保護的日本封建社會，隨著開國，正如密封在箱子中的木乃伊受到外界氣流的急劇沖擊一樣，無論是經(jīng)濟，還是政治，都迅速地開始分解?！?sup>[10]中國傳統(tǒng)社會亦開始走向解體。這樣，面對西方的挑戰(zhàn)，中國和日本就只能做出新的抉擇與對應。雖然中日兩國對西方文化的接受、吸收都有一個過程，但中國接受、吸收得緩慢故而過程就顯得漫長，日本接受、吸收得迅速故而過程就顯得短暫。費正清等人分析說：“在1840年以后的將近半個世紀以內西學的輸入是緩慢的，它對中國士大夫的影響是表面的，特別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紀日本的迅速發(fā)展及其改造影響相比就更加明顯，這是重要的然而經(jīng)常被忽略的事實。這個世紀中葉以后，當西學在日本迅速成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際，它在中國卻于數(shù)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圍之內和數(shù)量有限的辦理所謂‘洋務’的官員之中……中國大多數(shù)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們自己傳統(tǒng)的精神世界里?！?sup>[11]確實，中國對西方的挑戰(zhàn)，回應比較遲鈍。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竟被日本打敗。直到此時，中國才真正開始有所覺醒，才真正感覺到民族危機的嚴重性，于是有戊戌變法之舉。清朝統(tǒng)治者中的極端保守派違背歷史潮流而動，再加上光緒帝和變法派的草率，變法運動很快就失敗了，清朝從而為自己設置了覆滅的命運。辛亥革命在此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中國仍然沒有走上真正的統(tǒng)一與近代化的道路。中國的近代化在百年的復雜變遷中多災多難。日本的開國過程同中國相比，具有某種類似性。但日本應對得比較迅速，由于明治維新而邁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明治初期，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文明開化政策，如廢藩置縣、殖產(chǎn)興業(yè)、大力發(fā)展教育，加上明治初期的啟蒙運動，日本人接受和吸取西洋文明非常迅速。當然，日本的近代化具有單向度性，主要是謀求富國強兵，政治上的近代化、民主主義則遇到了挫折，從而使日本走上了帝國主義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日本才開始進行實質性的民主改革。在開國及其對應上，日本整體上比中國順利一些。其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1）中國的保守舊勢力比日本強大，中國改革的阻力比日本大。因此，對于西方的挑戰(zhàn)，中國的回應比較遲鈍，日本則比較敏銳。（2）當時的國際條件對中國更為不利。中國是西方列強殖民政策的重點，西方列強對日本則相對溫和，因而中國的反抗和抵制更強烈。（3）中日過去的條件不同。在日本傳統(tǒng)社會，幕府制與天皇制并存，改革是走向統(tǒng)一。且天皇制能維系人心，幕府已腐朽，容易形成近代統(tǒng)一國家。而中國漢族與滿族之間具有深層矛盾，變法的基礎和力量薄弱、不集中。清政府不能順應大勢，變法困難大，雖然辛亥革命顛覆了清朝，但并沒有使中國從傳統(tǒng)社會的統(tǒng)一走向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反而使中國失序，陷入混亂，走向軍閥混戰(zhàn)。中國的近代化被擱淺了。^[12]

注釋

[1]古代指馬來群島、馬來半島、印度、斯里蘭卡、阿拉伯半島、東非等地，非今日意義上之歐美各國。

[2]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上冊.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3]沈云龍.康熙與羅馬使節(jié)關系文書.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43.

[4]高宗實錄：卷1435∥清實錄：第27冊　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86：185.

[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周啟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51.

[6]井上清.日本の歴史：上冊.東京：巖波書店，1963：285.

[7]同[6].

[8]和辻哲郎.鎖國：日本の悲?。合聝?東京：巖波書店，1982：304-305.

[9]同[8]14.

[10]井上清.日本の歴史：中冊.東京：巖波書店，1963：9.

[11]費正清，劉廣京.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323-324.

[12]我們還可以從更多的方面去尋找其中的原因。丸山真男從“自然與制作”兩種立場對比出發(fā)，認為日本傳統(tǒng)思想強調“制作”內在地包含著從傳統(tǒng)走向近代的思維方式。（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貝拉.德川宗教：現(xiàn)代日本的文化淵源.王曉山，戴茸，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