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柯洛布克博士的法律

“該死的波恩”是六十年代初期，我們英國的年輕外交官們對這個地方的稱呼。一個沉寂的萊茵蘭[65]水療之城，神圣羅馬帝國選帝侯所在地，路德維?！ゑT·貝多芬的出生地，我們并非有意對其不敬，只是對我們的東道主國家妄圖將聯(lián)邦德國首都從此地遷往柏林的這個想法，抱有懷疑地脫帽致敬罷了。況且我們實際上也跟他們一樣，認為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會發(fā)生。

一九六一年的英國大使館，是一座難看的、雜亂無章的工業(yè)建筑，位于波恩與巴特戈德斯貝格[66]之間有分隔帶的一處雙車道旁。他們宣稱這里有三百來號人，大多數(shù)都是派來此地駐扎，而非當?shù)卣心嫉?。時至今日，我已經(jīng)很難想象，身處萊茵河畔悶熱難受的天氣之下，其他人都在干些什么。就我本人而言，在波恩的三年使我的人生發(fā)生了地動山搖般的改變。如今，我想，過去的生活之所以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我的寫作生涯之所以會開始，都是以那個地方為源頭的。

誠然，我還留在倫敦的時候，我的第一本小說就已經(jīng)被一家出版社簽下了。但一直到我調(diào)往波恩好幾個月之后，那本書才得以低調(diào)面世。我記得那是在一個潮濕的星期天下午，我開車前往科隆機場，買了一份英國報紙，然后停好車，坐在波恩一處有蔭蔽的公園長椅上，獨自讀報紙。書評還算溫和，雖然不如我所期待的那樣令人欣喜若狂，反正，他們接受了喬治·史邁利。突然之間，這一切就這樣發(fā)生了。

可能所有的作家，無論是在他們?nèi)松械哪膫€階段，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的痛苦和冤枉路；用打字機逐字打出的、已經(jīng)完成的珍貴書稿；代理人和出版社例行公事的禮儀熱情；審閱編輯；高度期待；大日子接近時的焦躁不安；書評；突然之間，事情就這樣結(jié)束了。你寫這本書已經(jīng)是在一年以前，除了再寫些新的東西，你還坐在那兒等什么呢？

好吧，事實上，當時我確實在寫些新東西。

那時我已經(jīng)開始寫一本以英國公學為背景的小說。背景借用了我讀書時所在的舍伯恩中學[67]，以及任教過的伊頓公學。有種說法是說我還在伊頓教學時便已經(jīng)開始構(gòu)思、準備這部小說了，不過我本人完全沒有這種印象。每天，在出發(fā)前往大使館上班前，我都會在早得離譜的時間起床寫作，最終用了很短時間便完成了小說，并把它寄了出去。所以又一次，事情搞定了——只是，接下來我決定做些更加勇敢無畏的事。我要寫一些關于我門前這個世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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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駐此地一年之后，我的轄區(qū)已經(jīng)覆蓋了整個西德，這讓我有了不受限的行動和進出自由。身為大使館派往各處巡回、宣揚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好處的其中一員，我可以隨意出入西德各處的市政廳、政治社團和市長室。年輕的西德政府決心展現(xiàn)出民主開放的社會風貌，因此，所有的大門都向這位年輕的外交官敞開。我可以在聯(lián)邦議院的外交旁聽席坐上一整天，和跑議會新聞的記者及顧問們共進午餐，也可以去敲部長的門，加入抗議集會，參加各種探討文化和德國精神的、立意高尚的周末研討會。同時，我也試圖探索在第三帝國垮臺十五年之后，舊德國究竟在何處結(jié)束，而新德國又會從何處開始。在一九六一年，這都并非易事，至少對我而言并不容易。

從一九四九年聯(lián)邦德國成立時便擔任總理，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卸任的康拉德·阿登納[68]，外號叫作“老頭”。他曾有一句名言，干凈利落地概括了問題所在：“沒得到清水之前，不要倒掉臟水。”人們普遍認為他這句話暗指漢斯·約瑟夫·瑪利亞·柯洛布克博士[69]，這是一位在國家安全與其他諸多事務上都有著顯赫地位的人物?？侣宀伎说墓?，就算以納粹的標準來看，也十分令人印象深刻。遠在希特勒掌權(quán)之前，他就因為替普魯士政府草擬反猶太人法而名噪一時了。

歸于那個德國獨裁者麾下兩年后，他起草了《紐倫堡法案》[70]，剝奪所有猶太人的德國國籍，同時為了辨別身份，要求猶太人必須在名字里加上“薩拉”或“以色列”這兩個單詞。和猶太人結(jié)婚的非猶太人被強制要求拋棄他們的配偶。他在阿道夫·艾希曼[71]手下，任職于納粹政府的猶太事務部門，接著又起草了名為《保護德國血統(tǒng)和德國榮譽法》的新法律，這也是大屠殺開始的信號。

與此同時，據(jù)我推測，由于他本人是極度虔誠的天主教徒，柯洛布克也與右翼反納粹抵抗組織聯(lián)系上了，算是勉強給自己上了一個雙保險：假若暗殺希特勒的行動成功，到那個時候，他必定會出任高階職務。或許正是因此，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他逃過一劫，盟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沒有起訴他。阿登納一心想把柯洛布克納入自己麾下，而英國也沒有擋柯洛布克的路。

就這樣，到了一九五一年，此時距離大戰(zhàn)結(jié)束已經(jīng)六年了，也是西德創(chuàng)立三年之后，漢斯·柯洛布克博士得以為他那些前任和現(xiàn)任納粹同事通過了一項現(xiàn)在看來也幾乎匪夷所思的法律。在“柯洛布克新法”（我個人是這么稱呼這項法律的）的作用之下，希特勒時期政權(quán)下的公務員們，如果因為超出他們本身所能控制的情況，而導致供職年限被迫縮短的話，自該法律通過后便能得到全額賠償，還可以獲得欠薪補償，以及領取養(yǎng)老金的權(quán)利。如此一來，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根本沒有發(fā)生，或是德國在大戰(zhàn)中贏得了勝利一樣?？偠灾?，盡管盟軍勝利帶來諸多不便，這些公務員在職業(yè)生涯中原本有資格獲得的升遷，如今照樣可以延續(xù)，不受任何影響。

該法律的效應立竿見影：那些納粹的老看門狗們緊緊霸著美差不放，而沒怎么受到玷污的年輕一代，只能置身于底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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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登場的是約翰尼斯·烏爾里克博士[72]，他是一名學者、檔案專家，熱愛巴赫、優(yōu)質(zhì)勃艮第紅酒和普魯士軍事史。一九四五年四月，就在身處柏林的軍事指揮官們無條件向蘇聯(lián)投降的前幾天，烏爾里克正做著過去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在位于柏林威廉街的德國外交部普魯士皇家檔案室內(nèi)，同時作為館長和身份卑微的檔案管理員，兢兢業(yè)業(yè)地整理檔案。普魯士帝國于一九一八年瓦解，因此，他所經(jīng)手的這些文件，沒有哪一份的歷史少于二十七年。

我雖然認識他，但并未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不過我可以想象，他那時是個體格相當健壯的小伙子，一絲不茍地穿著套裝和硬領襯衫，仿佛要同他精神上所向往的那個舊時代的標準著裝保持一致。希特勒掌權(quán)之后，上級曾三次力勸他加入納粹，不過三次他都拒絕了。因此，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當朱可夫元帥[73]的紅軍進入威廉街時，他都還是個事必躬親的檔案管理員。進入柏林的蘇聯(lián)軍隊對于俘虜戰(zhàn)犯并沒有太大興趣，但是德國外交部答應給他們高價值的戰(zhàn)犯，同樣還有可以用來追究罪責的檔案。

面對就要抵達檔案室門口的蘇俄軍隊，烏爾里克的所作所為時至今日已經(jīng)成了傳奇。他用油布裹住帝國檔案，裝進手推車，不顧連續(xù)不斷開火的小型武器、迫擊炮彈和手榴彈，推到一處軟土處掩埋了起來，接著便及時趕回自己的位置，準備被俘。

針對他的指控，以蘇聯(lián)軍事審判的標準來看，他毫無疑問是有罪的。作為納粹檔案的管理員，他被認定是法西斯主義侵略行為的代理人。在接下來的十年里，他待在西伯利亞的監(jiān)獄里，其中六年是單獨監(jiān)禁，剩下幾年則被關在專門關押精神失常罪犯的集體牢房里。為了生存，他學會了模仿那些人的怪異行為。

一九五五年，烏爾里克在囚犯遣返協(xié)議下得以釋放。他抵達柏林后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帶領一支搜尋隊伍去他埋檔案的地方，親自監(jiān)督，將檔案挖掘出土。在那之后，他才回去調(diào)養(yǎng)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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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再回到柯洛布克的新法律。

烏爾里克，這個自納粹時代起便忠于職守的公務員、布爾什維克的囚徒，不是更應該被賦予這些權(quán)利嗎？盡管他三次拒絕加入納粹黨，盡管他對納粹的每一項行動都深惡痛絕（這也讓他更加有時間去深入研究普魯士帝國的過往歷史）。不妨捫心自問，如果第三帝國獲勝，一個有著金光閃閃學術背景的年輕檔案管理員將能提升到怎樣的位置？

約翰尼斯·烏爾里克，已經(jīng)將近十年沒有見過西伯利亞牢房以外的世界了。不過，在他被監(jiān)禁的整個時期里，他仍舊被當成一個原本有著遠大前程的外交官。因此，他所獲得的待遇，也是按照他原本應該獲得的職務提升來計算的，包括補發(fā)的薪水、津貼、退休金福利，以及——絕對是公務員最想要的額外福利——大小與他職位相稱的辦公空間。噢，還有帶薪休假，加起來至少有一年。

休養(yǎng)之際，烏爾里克開始深入研究普魯士歷史。他重拾了對勃艮第紅酒的喜愛，娶了一個討人喜歡，性格幽默，又很崇拜他的比利時口譯員。最終，這一天到來了，他再也無法抗拒一個完整的普魯士人靈魂里必不可缺的使命感的召喚。他穿上自己的新西服套裝，由他的妻子幫他打好領帶，并開車載他前往外交部。外交部已經(jīng)不再位于柏林的威廉街，而被安置在了波恩。一名看門人陪同他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不是“辦公室”，他反駁道，而是“國務議會廳”。這里擺著一張足有三英畝大的辦公桌，他發(fā)誓說那是阿爾伯特·斯佩爾[74]設計的。不管他喜不喜歡，約翰尼斯·烏爾里克先生，他今后都會是西德外交部門的資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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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完整詳盡地形容此時的烏爾里克——我曾有幸在幾個場合碰到過他，你會看見一名弓著身子卻又精力十足的五十來歲男士，他在那兒坐立不安地來回走動，就好像他依舊在西伯利亞的牢房里踱步。他一邊轉(zhuǎn)頭向你投來探詢的目光，以防自己的行為太出格；一邊不停轉(zhuǎn)動著他那雙帶有焦慮神情的雙眼，為自己的舉止感到驚恐，繼而爆發(fā)出一聲大笑，揮動手臂，再一次在房間里打轉(zhuǎn)。但是，他并沒有瘋，不像那些當年和他一樣被囚禁在西伯利亞的可憐囚犯。他非常聰明，理智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一如既往，瘋狂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周圍的人。

首先，在我位于萊茵河畔柯尼西斯溫特市租來的那套外交官公寓里，烏爾里克為那些聚集在此、聽得入迷的晚宴賓客詳盡描述了他那間“國務議會廳”里的每一處細節(jié)：想象一下那個德國國徽，有著紅色爪子的黑色老鷹，頭轉(zhuǎn)向一側(cè)，在墻上怒視著他——說到這里，他還專門為我們模仿了一下那只轉(zhuǎn)向右肩的鷹頭所特有的輕蔑冷笑——還有銀色墨水瓶和筆架。這都是大使級別的職位才能使用的文具套組。

接著，打開那張存在于他腦海中的、由阿爾伯特·斯佩爾設計的三英畝大小辦公桌上的抽屜，烏爾里克取出了一本西德外交辦公室內(nèi)部機密電話簿，精裝的，他跟我們說，這本電話簿用了最好的牛皮做封面。他用空空如也的雙手握住并不存在的電話簿，向我們展示，虔誠地垂下頭去，聞一聞封皮的味道，為它的優(yōu)質(zhì)沉醉到翻起了白眼。

現(xiàn)在，他打開了它，動作非常緩慢。每一次重演都是在為他自己驅(qū)魔，動作都是精心安排的，是為了把他腦海中，初次看見就直瞪著他的那串名字給驅(qū)除殆盡。那是些貴族名字，其中一些名字屬于在荒唐可笑的喬基姆·馮·里賓特洛甫手下、獲得了外交功勛的一些人士。喬基姆，這名希特勒政府時期的外交部部長，在紐倫堡的監(jiān)獄里仍高歌自己對阿道夫·希特勒的熱愛。

這些有著高貴姓氏的人，他們?nèi)缃窨峙乱殉闪艘蝗焊鼉?yōu)秀的外交官，或許已經(jīng)轉(zhuǎn)變成了民主的擁護者。他們或許像柯洛布克一樣，當希特勒倒臺的時候，已經(jīng)和反納粹組織做好了交易。不過，約翰尼斯并不打算用這種善意的眼光來看待他這些同事。他仍是在我們這一小群觀眾的注視下，癱在扶手椅里，喝了一口我利用自己的外交官特權(quán)、特地為他從總務處買來的優(yōu)質(zhì)勃艮第紅酒。接下來展示給我們看的，是那天早上在他那間“國務議會廳”里，第一眼看見那本機密的、牛皮精裝西德外交部內(nèi)部電話簿之后的事情：講他是怎樣癱倒下去，身陷在扶手椅里，用雙手打開電話簿，沉默地注視著一個接一個的高貴名字——緩慢地從左到右、仔細盯著每一個“馮”和“楚”[75]。我們瞧著他眼睛睜大，嘴里念念有詞。他盯著我家的墻，說，我就是這樣盯著我那間公寓的墻的。我就是這樣盯著西伯利亞牢房里的墻的。

他從我的扶手椅里跳起來，或者，更準確點說，是從他“國務議會廳”的椅子上跳起來，走回阿爾伯特·斯佩爾三英畝大的辦公桌旁——盡管這實際上只是一只快要散架的桃花心木餐具柜，挨著通往我家花園的玻璃門。他用掌心把電話簿攤平。我那只搖搖晃晃的紅木餐具柜上并沒有電話，盡管如此，他還是拿起了想象中的聽筒，另一只手的食指劃過電話簿上的第一個分機號碼。通過他鼻子發(fā)出的聲音，我們聽見了內(nèi)線電話響起的嘟嘟聲。我們看見他寬厚的背脊拱起、挺直，接著又聽見他的鞋跟，以規(guī)規(guī)矩矩的、普魯士軍人立正的形式并在了一起。我們聽見那軍事化的、厲聲喊話的聲音，聲音大到足以吵醒樓上正在睡覺的我家的孩子們。

Heil Hitler, Herr Baron！Hier Ullrich！Ich m?chte mich zurückmelden！——希特勒萬歲！這是烏爾里克！我要歸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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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希望讓你們覺得，正當我們的情報局投入全部力量去提升英國貿(mào)易水平并抵御共產(chǎn)主義的時候，我在聯(lián)邦德國外交部門的三年時間卻都投入到了強烈譴責這些老納粹身居高位這樣的事情上。如果我確實怒斥了這些老納粹——他們其實也沒那么老，因為在一九六〇年，我們距離希特勒的年代也不過十五年左右而已——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發(fā)現(xiàn)，那些與我同齡的德國人，為了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竟然還必須去善待那些曾經(jīng)毀掉了整個國家的人。

我經(jīng)常捫心自問，如果一名胸懷大志的年輕政治家得知他們黨內(nèi)的高級職位上充斥著諸如恩斯特·阿亨巴赫[76]之類的名人，那會怎樣？恩斯特·阿亨巴赫在德國占領巴黎期間擔任德國駐法國大使館的資深官員，親自監(jiān)督了大規(guī)模驅(qū)逐法國猶太人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行動。法國和美國方面都想讓他接受審判，但他本人就是律師，不知用了什么神秘的特權(quán)，竟然得以安全脫身。他并沒有被紐倫堡法庭正式傳訊，反而創(chuàng)立了一間完全屬于他自己的、頗能賺錢的律師事務所，替那些被控與他相同罪名的罪犯進行辯護。我設想中那名胸懷大志的德國年輕政治家，如果他知道有恩斯特·阿亨巴赫這號人物正在掌管他的政治前途，又會作何感想？我在心里琢磨著。莫非他只能選擇咽一口唾沫，然后微微一笑嗎？

我在波恩，以及之后在漢堡任職的這段時期，雖然還關注過其他一些事情，不過，德國這段實際上始終未被征服的過往，卻怎樣也不肯放過我。內(nèi)心深處，我從來沒有屈服過那個時候的政治正確，即使我表面上依舊順應潮流。從這點看來，我猜，我的行為就和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期間經(jīng)歷戰(zhàn)爭的那些德國人一樣。

不過，我離開德國之后，這個問題仍舊不肯放過我。在《柏林諜影》出版很久之后，我回到漢堡，試圖尋找一名德國兒科醫(yī)生，他被指控參與納粹的安樂死計劃，這個計劃旨在消滅那些對于雅利安國家無用的人口。結(jié)果證明，這項指控是他的學術競爭對手因為嫉妒，毫無根據(jù)地捏造出來的。我被狠狠訓了一頓。同樣在一九六四年，我到路德維希堡去拜訪“巴登——符騰堡州納粹罪行調(diào)查中心”[77]主任歐文·舒勒。我那時正在尋找后來寫《德國小鎮(zhèn)》的素材，不過當時還沒有想到用駐波恩的英國大使館作為背景。那段經(jīng)歷離我還太近了。

結(jié)果歐文·舒勒完全就是宣傳單上的那種模范形象：正直、坦率、敬業(yè)。他手下那六七位膚色蒼白的年輕律師也不遑多讓。他們各自擁有一個狹小的隔間，要花上很長時間，從納粹檔案和極少的目擊證詞當中仔細查看、收集那些駭人聽聞的證據(jù)。他們的目的是找出屬于個人的、程度足以被送上法庭審判的暴行，因為軍事單位的行為不能被起訴。他們跪在小孩子玩的沙坑前，擺放一個個被標記了數(shù)字的人偶。一排是穿著制服配槍的玩具兵，另一排則是穿著日常服裝的玩具人偶，有男人和女人，也有小孩。橫在它們之間的是一道溝渠，那是等待被填滿的群葬墓。

到了晚上，舒勒和太太邀請我去家中吃飯。我們坐在陽臺上吃飯，他家位于被森林覆蓋的山坡上。舒勒熱情激昂地談起自己的工作。這是使命，他說。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我們彼此達成一致，說很快就會再次見面，不過后來并沒有見上。次年二月，舒勒在華沙下了飛機，他獲邀去視察近期發(fā)現(xiàn)的納粹檔案。哪里知道，迎接他的是一張放大仿制的納粹黨員證——他的黨員證。蘇聯(lián)政府同時對他發(fā)起了一連串的指控，其中包括指控他在蘇聯(lián)前線作戰(zhàn)時，以手槍擊斃兩名蘇聯(lián)平民，強暴了一名蘇聯(lián)婦女。但這些指控最后再次被證明是毫無根據(jù)的臆測。

從中得到的教訓？越是你努力去尋找的絕對真理，越是難以找到。在我和舒勒見面的時候，我就相信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但是他必須帶著自己的過往走下去，無論曾經(jīng)有過多少過往，都必須要去坦誠面對。他那一代德國人究竟是如何面對過往的——這一直是我持久不變的關注點。當巴德爾——邁因霍夫[78]時代分裂德國的時候，我一點都不意外。對于很多德國年輕人而言，屬于他們父母的過往已經(jīng)被埋葬，或是被否定，或者僅僅用簡單的謊言來掩蓋其存在?？傆幸惶欤隙ㄓ惺裁磿蝗槐l(fā)——事實也確實如此。并且，爆發(fā)出來的不只是少數(shù)“暴力分子”，而是整整一代憤怒的年輕人，他們是失意的中產(chǎn)階級子女，他們躡手躡腳地走進這場爭斗，為第一線的恐怖分子們提供后勤與精神支持。

這樣的事情會在英國發(fā)生嗎？我們已經(jīng)很久不再與德國互相比較了?？赡芤彩且驗槲覀儾辉儆羞@樣的勇氣?，F(xiàn)代的德國已經(jīng)是一個擁有自信、毫無侵略野心的民主強國——更不用說他們樹立起來的人道典范——這些對于我們英國人而言，恰恰是一劑難以吞咽的苦藥。而且，這也是讓我遺憾已久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