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萬·謝羅夫的倒戈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冷戰(zhàn)正值高峰期，政府并不鼓勵派駐海外的英國低階外交官們與和他們持對立立場的蘇聯(lián)人士結(jié)交。任何這一類型的社交接觸，無論是意外巧合、社交行為，還是官方行動，都必須立刻通報上級，而且最好在事前就提前通報。所以，當我被迫向倫敦辦公室報告，說自己在過去幾周的大部分時間里，每天都跟蘇聯(lián)駐波恩大使館的一位資深人士進行接觸，而且會面時沒有第三個人在場之后，這件事立即就在我們的公務系統(tǒng)內(nèi)部掀起了一陣騷動。

對于這件事的發(fā)生，我個人的驚訝程度并不亞于我的上司。我所負責匯報的西德國內(nèi)政局，正在經(jīng)歷其周期性的動蕩狀況?！睹麋R》周刊[93]的編輯因為違反德國機密法而進了監(jiān)獄。送他入獄的弗朗茲·約瑟夫·施特勞斯，這位巴伐利亞出身的國防部長，被指控在為德國空軍采購星式戰(zhàn)斗機過程中存在不法行為。每個新的一天，都會有一幫皮條客、浪蕩女和鬼鬼祟祟的掮客輪番登臺演出，讓人得以瞥見巴伐利亞令人浮想聯(lián)翩的下層社會生活百態(tài)。

在這個政治動蕩時期，我還是做著我平常該做的事情（這也是理所當然）：快步走進西德國會，在外交官旁聽席上找個位置坐下，接著便逮住任何一個機會溜下樓，通過我在國會里的熟人打探各種消息。可是這次，等到我突出重圍回到旁聽席的時候，卻驚訝地發(fā)現(xiàn)有人坐了我的座位。那是個和藹可親、胖乎乎的五十多歲的紳士，眉毛濃密，戴著一副無框眼鏡，身穿灰色西裝。而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這樣的天氣里，他的西裝外套里面竟然還穿著一件緊緊箍住他圓滾滾身體的背心。

我之所以會說這是“我的座位”，僅僅是因為這個狹小的、如同劇院上方小包廂般的地方，是位于聯(lián)邦議院會議室后墻上的旁聽席。以我的經(jīng)驗來說，除了一個叫作舒爾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外，這里通常都是莫名其妙地空無一人。而且，舒爾茲這個名字顯然是個假名，難以令人信服。舒爾茲先生曾經(jīng)看過我一眼，似乎感覺極有可能會被我影響到，于是便盡可能地離我遠遠地坐著。不過今天，只有這位胖乎乎的紳士坐在這里。我沖他笑了笑。他也笑容滿面地對我笑了笑，態(tài)度很溫和。我在距離他幾個座位遠的椅子上坐下。下方的辯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我們各自全神貫注地聆聽，也都注意到了對方的專心致志。等到午餐休息時間，我們都站了起來，為誰先走出門口彼此謙讓了一番，然后又各自走到樓下的國會餐廳，一邊在不同的桌子上喝著每日例湯，一邊客氣地彼此致以微笑。幾個國會助理走過來，加入了我這一桌，不過我那位外交官旁聽席鄰居卻一直都是獨自一人吃飯。喝完湯，我們回到了旁聽席的座位。國會議程結(jié)束后，我們又各自離開了。

隔天早晨，我到達國會時，他已經(jīng)到了，而且又坐在了我的座位上，依舊滿面春風地對我笑了笑。午餐時間，我和幾個游說團體的記者閑聊，他仍舊獨自一人喝著湯。我應該邀請他加入我們嗎？畢竟他是我們的外交官同行。那么，我應該過去和他坐在一起嗎？我強烈的同理心一如往常，擔心他一個人太過落寞。不過，這種推測顯然是毫無根據(jù)的：實際上，這位男士非常自得其樂地閱讀著《法蘭克福日報》。那天下午他沒有出現(xiàn)，不過那畢竟是夏日的周五，國會很早就關(guān)門了。

到了下周一，還沒等我在我的老位置上坐下來，他就進來了，出于對議院下方喧鬧討論的敬意，他將一根手指放在唇邊，示意我們此時不必寒暄，同時伸出另一只柔軟的手向我打了個招呼?？墒?，這種親切的態(tài)度令我心中的罪惡感油然而生——他知道我是誰，而我卻不認得他。我們之前肯定在波恩那些沒完沒了、走馬觀花的外交官酒會上碰過面。他一直記得我們的碰面，我卻不記得了。

更糟的是，從他的年齡和舉止來判斷，他很有可能是波恩不計其數(shù)、無足輕重的外交大使當中的一個。這些無足輕重的大使最不喜歡的就是其他的外交官，尤其是那些并不認識他們的年輕外交官。接下來，又過了四天，真相才展現(xiàn)出來。我們都是愛記筆記的人：他用的是橫線紋的劣質(zhì)筆記本，用紅色橡皮筋捆扎起來，每記一筆都要再次把皮筋重新放回原處。我用的是口袋本大小的空白便條本，在我匆忙記下的筆記里，偶爾會穿插一些隨手涂鴉的、以德國聯(lián)邦議院里各種賊頭賊腦的表演者為對象的漫畫。所以（發(fā)生這樣的事情或許根本就沒辦法避免），在某個枯燥無味的下午休憩時間，我這位鄰居突然頑皮地伸展了身子，探過我們之間空著的那幾個座位，問他是否也能看一下我畫的漫畫。我剛答應，他那藏在鏡框后的眼睛便愉快地瞇成了一條縫，上半身也因為笑聲而扭動，接下來，他以魔術(shù)師般的夸張手法，從他的背心口袋里變出一張有折角的名片，認真注視著我，看我一個一個地讀上面的字。首先是俄文，接著，為了讓愚昧無知的人也能看懂，所以也印上了英文。

伊萬·謝羅夫先生，二等秘書，蘇聯(lián)大使館，波恩，西德。

底下還有一行用黑色墨水印上的大寫字母，也是英文：文化部。

* * *

時至今日，我都能依稀聽見我在看過他名片之后、我們之間隔著幾個空座位距離進行的那次對話：

“有時間一起去喝一杯嗎？”

好主意。

“你喜歡音樂嗎？”

很喜歡。事實上我五音不全。

“你結(jié)婚了嗎？”

結(jié)婚了，你呢？

“我妻子，奧爾加，她很喜歡音樂。你有房子？”

在柯尼西斯溫特。何必騙他呢？我的地址列在了外交官名錄里，他想查隨時都可以查閱。

“是個大房子嗎？”

四間臥室，我數(shù)也沒數(shù)就回答了。

“你有電話號碼嗎？”

我給了他我的電話號碼。他記了下來，把他的號碼也給了我。我給了他我的名片：二等秘書（政治組）。

“你會什么樂器嗎？鋼琴？”

我很希望會，不過確實不會。

“你給阿登納畫了個糟糕的畫像，對吧？”——他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記，爆發(fā)出一陣大笑，“聽我說，我的公寓太小。我們演奏音樂的時候，每個人都跑來抱怨。你打電話給我，好嗎？邀請我們?nèi)ツ慵遥覀冄葑嗪寐牭囊魳方o你聽，我是伊萬，可以嗎？”

我是大衛(wèi)。

* * *

冷戰(zhàn)的第一條法則：沒有任何事情看起來是表面的樣子，絕對沒有。每個人都會有第二個動機，也許還會有第三個。一位蘇聯(lián)官員公開表示他和他的妻子想要造訪一個他根本就不怎么認識的西方外交官的家？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是誰先拋出了橄欖枝呢？換個角度講，是我一開始說了或者做了什么事，才會讓他提出這種不可思議的提議嗎？讓我們再回想一下，大衛(wèi)。你說你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現(xiàn)在你又說你或許見過？

組織上最終達成了決定，至于是誰最后拍板，這也不是我能夠去問的。反正，我應該依照謝羅夫的提議，邀請他到我家來。用電話邀請，而不是寫下邀請函。我應該撥打他留給我的那個號碼，那個號碼是蘇聯(lián)大使館駐巴特戈德斯貝格的官方號碼。我應該報上自己的姓名，說要找文化專員謝羅夫。這些看似尋常的行動，全都是組織極為精準、詳細地告知我的。一旦和謝羅夫聯(lián)系上——如果我真的辦到了——我就應該用隨意的語氣詢問，什么日子和時間邀請他和他的夫人過來最為方便，歡迎他們來我家舉辦我們曾經(jīng)討論過的那場音樂演奏會。我需要表示日子越早越好，因為那些潛在的投誠者都是一時沖動。我也應該問候他的妻子。問候妻子的行為（像他妻子這樣涉及此事乃至知情的極少），在類似的案例中可以算是個例外了。

從電話里聽起來，謝羅夫的語氣簡短而生硬。他一副不太記得我的樣子，說是要查閱一下自己的日志，然后再給我回電話。再見。我的上司預測，我不會再有他的消息了。一天過后，他給我回了電話。我猜是從另一部電話打來的，因為聽他說話的語氣，他像是恢復了那種歡快的本性。

好的，星期五八點怎么樣，大衛(wèi)？

你們都來嗎，伊萬？

是的，謝羅夫太太也會來。

很好，伊萬。八點見。請?zhí)嫖蚁蚰姆蛉藛柡谩?/p>

* * *

整整一天時間，從倫敦派遣過來的錄音技術(shù)人員都在我家客廳里擺弄各種電線。我的妻子始終擔心他們會刮花家具油漆。到了約定好的時間，一輛由司機駕駛、車窗漆黑的ZiL [94]大型豪華轎車開進了我家的車道，緩緩地停了下來。后車門打開，下來的是伊萬，先是臀部移了出來，就好像阿爾弗雷德·希區(qū)柯克在某部電影里曾經(jīng)做過的那樣，接著從身后拉出了一把一人高的大提琴。然后就沒有人再出來了，他單獨來的嗎？不，不是的。這時，另一扇后車門也打開了，但我站在門廊位置，沒辦法看見那是誰。我以為自己就要初次見到謝羅夫太太了。不過，現(xiàn)身的卻并不是謝羅夫太太，而是一個動作敏捷的高個男人，身穿時髦的單排扣黑色西裝。

“來跟迪米特里打個招呼吧，”謝羅夫在門階上說道，“由他來代替我的妻子?！?/p>

迪米特里說他也很喜歡音樂。

晚餐之前，謝羅夫顯然對各種酒都毫不陌生，對我們呈上來的各種酒品來者不拒，然后，他又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整盤餐前小面包，接著為我們用大提琴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序曲，我們也都鼓掌叫好，迪米特里的掌聲最為響亮。晚餐的主菜是鹿肉，謝羅夫大大贊賞了一番。迪米特里則很有見識地跟我們講解了蘇聯(lián)最近在藝術(shù)、太空旅行和促進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晚餐后，伊萬給我們演奏了一首難度很高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我們再次鼓掌，依舊是迪米特里打頭陣。十點鐘，那輛ZiL豪華轎車又回到了車道上，伊萬帶著他的大提琴離去，迪米特里坐在他的旁邊。

幾個星期之后，伊萬被召回了莫斯科。我從未得到過有關(guān)部門允許，沒辦法去了解他的檔案——無法得知他是克格勃還是格勒烏[95]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叫謝羅夫。如此這般，我也得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回憶他：我私下里稱呼他為“文化部謝羅夫”，性情開朗，熱愛藝術(shù)，時不時地就會有些投誠西方的念頭。也許是他所放出的一些信號讓人有如此的印象，但他并沒有真試圖去執(zhí)行到底。況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實際上并不是克格勃或者格勒烏的人，因為如果他是，很難想象他可以享受如此隨意行動的自由。之所以在他的名字里加上“文化部”，是因為這個詞實際上就等同于“間諜”。簡而言之，他不過是在愛國情懷和自己無法實現(xiàn)的自由生活夢之間左右為難的又一個俄國人而已。

他也把我當成間諜同行了嗎？另一個舒爾茲？如果克格勃做過功課，幾乎不可能弄不清楚我的身份。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外交官考試，從未出席過準外交官在鄉(xiāng)間宅邸舉辦的聚會（據(jù)說這類聚會純粹是為了檢驗這些準外交官的風度禮儀）。我沒上過外交部的課程，也沒有見識過白廳的外交總部。我就這么簡簡單單地抵達了波恩，能夠講一口流利的德語。

就算這一切還不足以讓我的間諜身份被揭穿，也還有那些眼神如老鷹般銳利的外交官太太呢。跟任意一個克格勃專員一樣，她們眼光毒辣，時刻注意著自己丈夫?qū)κ值纳w、授勛以及最終的封爵。只要瞧一眼我的資歷，她們就知道不再需要擔心我。我跟他們不是一路人。我是“朋友”。朋友，這就是可敬的英國外交公務人員用來稱呼那些他們不愿意承認是自己人的間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