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萬物生長

春天還可以找到，

但已不那么天真。

花朵被任意放逐，

果實還沒有形成。

草木都竭力地擴張，

維護著自己的生存。

——顧城：《平原》，1980年

如果以每十年為一個階段，那么1980年無疑是個令人心情愉悅的開始，中國人上一次獲得這樣的體驗，大概還要退到1950年。那種卷起袖子大干一場的沖動，以及一種成為國家主人的振奮感，都讓人們對未來的生活充滿希望，盡管這些感受注定是無法持久的。

在這一年的第一天，中央辦公廳舉辦了例行的茶話會，在這個并不正式的會議上，鄧小平卻突然談到：“為了把經濟建設搞上去，80年代我們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堅持黨的政治路線；第二，必須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艱苦奮斗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堅持社會主義、有專業(yè)知識的干部隊伍?！?/p>

日后人們在研究改革開放的時候，往往會因為這次談話的場合過于隨意，而忽視了它的作用，實際上，向來善作驚人之言的鄧小平，寥寥幾語便勾勒出中國日后十多年的發(fā)展方針。在他看來，政治上的因素是要為經濟建設而服務的，這也正是今日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根源。不過，經濟建設究竟能搞成什么樣子，會把中國引向何處，卻還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

盡管沒人知道路向何方，但鄧小平的這些談話，還是明顯地起到了作用。在1月份的人民日報上，破天荒地發(fā)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從農民怕露富說起》，言辭激烈地批評道：“擔負領導的同志一旦有了怕農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財?shù)牡缆房v有萬千條，也是不敢邁出一步的，這怎么能帶領群眾盡快地致富起來呢？”此文一出，全國各大媒體都開始紛紛效仿，鼓勵致富的文章，對“自謀出路”者的表揚隨處可見，《人民日報》甚至史無前例地放下身段，為長途販運這樣的小生意辯護道：“這不是投機倒把，允許長途販運是完全必要的”。

這種規(guī)模盛大的輿論浪潮，在政治運動頻發(fā)的年代里并不少見，和過去每一次輿論浪潮一樣，它似乎在預告著，一場新的潮流即將涌現(xiàn)出來。從長遠來看，這一次輿論浪潮竟然成為了中國私營經濟復蘇的號角。那些諸如“資本主義尾巴”、“挖社會主義墻角”一類的貶義詞匯，開始與私營經濟漸行漸遠，最終被打入厚厚的歷史塵埃之中。當然，媒體實現(xiàn)如此大幅度的輿論轉向，一來是集體“揣摩圣意”的結果，二來則是為了應付一個既現(xiàn)實又嚴峻的問題：返城知青待業(yè)。

由千萬知青回城所引起的就業(yè)壓力，已經成為了當時中國城市最嚴峻的挑戰(zhàn)：鐵板一塊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本沒有能力承受如此洶涌的潮水。于是，在這一年里，“待業(yè)青年”這個詞被創(chuàng)造了出來。據(jù)統(tǒng)計，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的11萬返城知青中，只有兩萬多人找到了工作，這些所謂的工作，也只不過是在工廠、街道、商店里當臨時工，每天領八角錢的工資。

這些青年人在過去的十年里飽受屈辱，吃盡苦難，被國家所虧負，恰好國家此時又無法對他們做出補償，他們需要生存，有著妻兒老小等最迫切的問題需要解決；他們又精力充沛，十年的鄉(xiāng)村生活讓他們敢于鋌而走險，一年前發(fā)生的云南返城請愿事件，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比這更令政府焦躁難安的，則是每天連續(xù)不斷的負面消息。根據(jù)《中國知青史》披露，北京市在1979年調查了10個區(qū)縣7萬多名待業(yè)青年，發(fā)現(xiàn)竟然有7000多人的家庭月平均生活費在15元以下。在知青回城第一年的前五個月，僅北京一地就有80名知青自殺，在當年的犯罪分子中，返城待業(yè)青年占三分之二。

確定的是，假如不能妥善為之解決，那么大規(guī)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fā)，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如何為這些一無技能，二無知識的青年人謀一條生路，成為當時社會各界都頭疼的問題。

顯然，鄧小平也在思考這件事情，在他看來，如果想要在不變動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便只有用“開閘放水”的法子，通過經濟民營化，讓這些知識青年去自謀生路。

于是，在這一年的夏初，一群經濟學家被召集起來，召開了一個“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問題座談會”。在經歷了一番討論之后，學者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yōu)勢的條件下，允許城鎮(zhèn)個體經濟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fā)展，對活躍市場，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擴大就業(yè)，都有好處?！痹诮Y論中，學者們還特別強調：“不能把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或者認為它必然產生資本主義。”

從這些僵硬的語句中不難看出，由政府主動來承認私營經濟，是一件多么不情愿的事情，但除了這樣，似乎也沒有更好的方法。正是在這種強壓之下，中國民營經濟的合法地位才被確定下來，雖然有些姍姍來遲，有些違心，但總是好過遲遲不來。

在北京，曾經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過八年知青的李曉華，突然辭掉了工作，下海當了一名推銷員。

在回城之后，自幼要強的李曉華自然不肯在家待業(yè)，在給科研所燒過一段時間鍋爐之后，他終于在外經貿部下屬的食堂當上了一名炊事員。一次，他正在和工友一起揉饅頭，突然莫名其妙地說了一句：“我這人長于談判，適合經商。”這自然引得身邊的人哄堂大笑。日后，李曉華每當談起這段往事的時候，總是唏噓不已，因為直到今天，那些嘲笑他的工友們仍然在揉饅頭。

在干了一段時間炊事員后，不甘心的李曉華終于辭掉了工作，跑到河北涿縣的一家玻璃儀器廠去當推銷員。他的精明頭腦從那個時候便顯現(xiàn)了出來，有一次，他去一家科研企業(yè)推銷，看到那里鋪著地毯，便靈機一動，假裝摔了一跤，將身上帶的燒瓶產品摔在地上。捧著沒有破損的燒瓶，李曉華開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吹噓產品的性能，他的這套把戲居然真的吸引住了對方，一下子和他簽了一筆大合同。

在李曉華看來，商人是需要天分的職業(yè)，所謂“十億人民九億商”的說法，只不過是媒體一時湊熱鬧而已，在這方面，他格外推崇美國大亨洛克菲勒的一句話：“你把我剝光扔進沙漠，如果有一支駱駝隊經過，我還能成為百萬富翁?！?/p>

在日后的幾年里，這個曾經的炊事員不斷地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商業(yè)才能。十五年后，他成為“全國十佳優(yōu)秀民營企業(yè)家”，連續(xù)五年登上福布斯排行榜。

比起早早下海創(chuàng)業(yè)的李曉華，同為知青的宗慶后，命運則顯得要坎坷許多。他的父親曾經在解放前曾任職于國民黨政府，每逢政治運動，宗慶后一家就不得不為此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今日的年輕人或許無法理解，但如果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則一聽便會明白，僅僅是父輩的成分，就可能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從1963年開始，還沒到下鄉(xiāng)年齡的宗慶后就不得不到舟山鹽場勞動，像挖鹽、挑鹽、筑海塘、挖渠這些重活，他幾乎樣樣都干過，解乏的唯一辦法，就是四處去找書來讀，后來他回憶說，生活雖然苦，但腦袋里卻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幻想，“總想著出人頭地，總想做點事情”。

可惜，宗慶后并沒有什么好運氣，在舟山鹽場、紹興茶場呆了整整15年后，他才得以回到杭州，在一個校辦紙箱廠里當推銷員，在隨后的10年里，他輾轉多家校辦企業(yè)，在1987年的時候，他已經42歲了，對于那個時代的大多數(shù)中年男人而言，這是一個可以把人生愿望寄托到下一代的歲數(shù)了。然而在被苦難折磨了大半生之后，宗慶后最終選擇再嘗試一次，希望能夠用超人的付出，彌補大半生的消磨，以及往日所有的遺憾。

就這樣，宗慶后承包了一家校辦企業(yè)的經銷部，然后騎著三輪車，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叫賣冰棍和日記本。雖然辛苦，宗慶后卻感到很有歸屬感，不久后，他就將用一點積蓄辦起一家“娃哈哈食品廠”，然后，再用幾年時間把這家廠子變成中國最大的飲料生產企業(yè)，他本人也在2010年，以800億的身家成為這一年里的中國首富。

李曉華與宗慶后的故事，只是那個時代里返城知青創(chuàng)業(yè)的一個縮影，自從上一年中央發(fā)布文件，規(guī)定閑散勞動力可以從事個體勞動后，僅僅一年時間，去工商局申請開業(yè)的個體工商戶就達到了十萬戶，而像李曉華、宗慶后這樣由推銷員、采購員入手，慢慢步入商業(yè)界的人則要更多一些。這一年的七月，在沈陽的一家從事機械制造的大型國企中，竟然同時有12名工人要求調離崗位，去當一名銷售員，甚至可以不拿任何工資，為的是“出去跑跑、見見世面，為日后自己做生意鋪路”。日后，這些人果然成為了中國最早的一批下海者，而在那些著名的民營企業(yè)家中，有相當一部分當年都有過當推銷員的經歷。

李曉華與宗慶后的故事，似乎暫時可以告一段落，然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千萬回城知青所引發(fā)的就業(yè)壓力匯集在一起，最終竟然成為了推動這個國家經濟改革的動力之一。這似乎可以證明，盡管體制有著一種剛性的束縛，但在人們的求生本能面前，任何阻礙都將變得十分脆弱。

和城市相比，這一年的中國農村反而表現(xiàn)得更加奇特，由于其肌體相對簡單，又遠離城市的中心，改革在那里所遭遇的阻力，反而要小的多，因此，私營經濟在農村的發(fā)展，居然展現(xiàn)出空前繁盛的面貌。

在這些農村當中，最有活力的地區(qū)，大概非江南、華南地區(qū)莫屬，在廣東珠江三角洲、浙南、福建潮汕等地，那些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庭作坊、小商品貿易不知何時悄然生發(fā)出來，形成了一幅與城市完全不同的活力場景。一位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在這一年來到了福建石獅和廣東南海，在采訪之后，他寫下了這樣的報道：“石獅的小商品貿易和南海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煉、小加工，像野草一樣滿世界瘋長?！?/p>

這位記者所描述的景象，與當時的實際情況頗為相符，事實上，這里的確是中國私營經濟的萌芽所在，而浙江溫州則更是以其盛名，被譽為中國私營經濟的圣地。如同前面所說的那樣，當?shù)仡I導的開明作風，讓溫州的個體戶們在一開始便獲得了滋生的土壤，而后的寬松管理，又讓他們有最大的空間可以肆意生長。

根據(jù)資料顯示，到1980年前后，溫州的個體工商戶已經超過了3000戶。其中一些頭腦靈活、敢闖敢干的個體戶，很快便嶄露頭角，成為其所在行業(yè)的“大王”。

在溫州樂清縣柳市鎮(zhèn)，一個名叫胡金林的男人剛剛度過他的三十歲生日，從1974年他從柳市初中畢業(yè)開始，不安分于種田或上班的他，就開始做起了小電器元件生意，先是做一些量具、標準件的小生意，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胡金林的生意得到了迅速發(fā)展，于是，他在1980年開了一間“向陽五金電器門市部”，除了銷售電器之外，也順帶著做一些初級加工、組裝之類的制作。由于服務周到，價格優(yōu)惠，生意好的令人羨慕，到了這一年的年底，營業(yè)額已經有120萬元，據(jù)說在當時的溫州，這已經可以稱作首富了，而“要電機，找金林”也成為了當年溫州地區(qū)的流行語。作為溫州小電器行業(yè)的佼佼者，“電機大王”的名頭就這樣流傳開來了。

就在胡金林成為“大王”的時候，一系列各種名號的“大王”也在同一時間崛起，有心的人點數(shù)了一下，能夠相提并論的柳市工商戶還有七位，(1)于是便把他們和胡金林并列在一起，合稱為“八大王”。事實上，柳市的私人工商戶遠遠不止這八位，早在數(shù)年之前，那里的個體工商業(yè)便已經風起云涌了。

柳市鎮(zhèn)位于耕地稀少的浙南地區(qū)，歷來是有外出經商的傳統(tǒng)，在解放后這種行為遭到打擊，于是當?shù)厝说纳畋汩_始日漸貧窮，常有人家把十多歲的女兒“送”到附近山民家里，換得100斤地瓜絲。

這種貧窮的生活狀況，自然令人很難忍受。既然不準外出經商，也無法通過種地致富，于是，“腦筋活絡”的當?shù)厝?，便開始動起了手工制造低壓電器的主意。許多人白天被責令到“打擊資本主義學習班”接受“洗腦”，晚上則迅速鉆進“地下工廠”，偷偷摸摸地遭一些插頭、插座、開關、臺燈、風扇之類的小電器、小配件。幾年下來，竟然在全國都有了一點名氣，改革開放之后，柳市鎮(zhèn)的低壓電器產業(yè)正式浮上地面，這時人們才發(fā)現(xiàn)，它幾乎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制造中心了。

在這一年的12月11日，那個名叫章華妹的19歲小姑娘，從溫州鼓樓工商所領到了一份“個體工商戶營業(yè)執(zhí)照”，她的編號是工商證字第10101號。執(zhí)照上的字是用毛筆填寫的，清楚地寫著：姓名：章華妹；地址：解放北路83號；生產經營范圍：小百貨。在拿到了這份執(zhí)照后，小章姑娘想了一想，把開業(yè)日期改成了1979年11月30日，因為是那一天的早晨，她第一次把小桌子擺到家門口的。

全國第一張個體戶營業(yè)執(zhí)照就這樣誕生了，根據(jù)后來的統(tǒng)計，這一批一共發(fā)出了1844張個體營業(yè)執(zhí)照，靠這樣的速度，到這一年的年底，全國從事個體經濟的人數(shù)，迅速地增長到了81萬人。在這一年6月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yè)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fā)展，不同經濟形式可以同臺競爭，一切守法的個體勞動者，都應該受到社會尊重?！?/p>

這一年里，個體戶這個名詞，開始作為一種身份的代稱在城市里流行開來，并在很短的時間內通行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然被廣為使用。不過，在當時，它卻并非是一個簡單的身份詞匯，由于解放后長達三十年的計劃經濟，讓許多人如同機器上冰冷的螺帽與螺釘，習慣于組織、紀律、被安排以及保障，當一個人主動將自己排除在體制外的時候，需要的不僅是決心與勇氣，他甚至還需要面對來自身邊人的勸告、懷疑、嘲笑甚至謾罵與鄙視。這也正是那些改革開放初期的下海者，為什么都是待業(yè)青年、返程知青、刑滿釋放者、農民和文盲，只有這些處于體制“關懷”邊緣的人，才能下決心與其脫離，也只有他們，才能夠直面冷漠的目光，用自己的勤勞或智慧，在一步步改善處境的同時，編織著未來的美好生活。

在北京，一家名叫悅賓餐館的小飯店在國慶之后開業(yè)了，地址在東城區(qū)的翠花胡同一間只有31平米的民房里，然而它卻擁有全北京城第一張個體餐館執(zhí)照。

餐館的老板叫劉桂仙，她在十幾年前就離開了河北老家到京謀生，此時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因為炒得一手好菜，她得到了在一位中央首長家里做廚師的機會，一干就是17年，而她的丈夫郭培基在“文革”前，也曾經是中南海和北京飯店的廚師。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劉桂仙從收音機里聽到，在浙江有人開了夫妻飯館，這讓生活困難的她很是心動，于是，她便找到一個機會，向首長請示開飯館的可能性，想不到首長對此表示支持，并且透露給她一個消息，國家正在打算放開個體工商業(yè)，這個時候去工商局辦執(zhí)照，說不準可以方便很多。

于是，劉桂仙讓念書的兒子寫了份申請書，親自送到東城區(qū)工商局。一開始，工商局的干部用“上面沒指示”的理由回絕了她，經過一個月的軟磨硬泡，忽然有一天，當時的東城區(qū)工商局副局長靳云平告訴她：“劉大姐，你的事情經過討論已經批準了，你先回去開吧?！?/p>

帶著500塊的積蓄和丈夫借來的100元，劉桂仙在自己家里裝上了上下水，用一個大汽油桶改成灶臺，從別人手里買來三張舊桌子鋪上塑料布，卻突然發(fā)現(xiàn)——她沒有錢買當時還很稀罕的電冰箱，但是飯館總不能沒有冰箱。于是，她又請工商局的同志幫她擔保，在信用社貸來了500塊錢，買來一臺降價處理的雪花電冰箱。

在劉桂仙的記憶里，開業(yè)第一天來了很多人，有市里的領導、區(qū)里的領導、還有不少拿著相機的外賓。區(qū)工商局局長把她拉到角落，悄悄告訴她：“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個體飯館，你要好好開，千萬別給政府抹了黑！”而劉桂仙卻正在為菜品擔心——當時所有的食品都是憑票供應的，她手里僅剩的一點錢，只能買來四只鴨子，所以，無論客人想吃什么，卻只能做幾道鴨子菜。更有趣的一個細節(jié)是，當菜賣光之后，客人們還遲遲不愿散去，有一個挎著相機的日本記者表示，不論吃什么，一定要在這家飯館里吃上一頓飯。無奈之下，劉桂仙只好從鄰居家借來幾勺白面，做了一碗打鹵面，他才心滿意足地離去。

在當時，劉桂仙顯然不能明白那個日本記者的用意，在50年代初公私合營之后，北京的所有個體餐館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國營飯館?，F(xiàn)在有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對于一個外國人來說，自然具有非比尋常的紀念意義。

事實上，從申辦執(zhí)照到開業(yè)，政府對于這個北京第一家個體餐館，的確給予了不小的支持。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記者冒充炊事員，從郭培基的嘴里套出他們“開店沒油沒糧沒政策”的苦衷。在這條新聞被播出之后，原本以為要受到批評的劉桂仙，卻出乎意料地拿到了糧本。原來，在看到新聞之后，東城區(qū)工商局找到了糧食局，給他們專門批了一個糧本。而那些專門憑票供應的油、蛋、肉、菜、禽、魚，幾乎都是區(qū)政府動員各個部門，為悅賓餐館專門開小灶弄來的。而劉桂仙本人更是每天早上提著兩個大口袋，專門到附近的河北農村去找原料。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鼓勵她的積極性，區(qū)長甚至專門拿著盆去幫他們找豆腐。

盡管這個舉動帶有很濃厚的示范成分，但是卻毫無疑問地表明了政府的態(tài)度——國家號召發(fā)展的個體經濟，并不僅僅是口頭允諾，在許多方面，國家是愿意給予扶持的。

在9月份召開的省市區(qū)第一書記座談會上，中央向在座的三十四個省市自治區(qū)的黨委書記們，提出允許“要求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村手工業(yè)者、小商販在與生產隊簽訂合同后，持證外出勞動和經營”。10月份，國務院又發(fā)布了《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guī)定》，提出“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形式之間、各個企業(yè)之間發(fā)揮所長，開展競爭。”

看的出來，隨著改革的深入，政策的方向越來越朝鼓勵個體經濟的路上推進，而就在這種漸變發(fā)生的同時，在南方的一個地方，一場巨大的變革正拉開序幕。

這場偉大的變革，在開始的時候并不惹眼。

不過，似乎所有偉大的進步都開始于一個微小的起點，往往當初似乎是極其不起眼的一個地方，最終卻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深圳大概就符合這樣的含義。

在人們的印象中，深圳似乎是絕對的改革開放橋頭堡，事實上，最早的開放地區(qū)，還要算袁庚在上一年搞起來的“蛇口工業(yè)區(qū)”，只不過“特區(qū)”這個名字實在太過響亮，才讓人們長久地記住了它。(2)

上一年的4月，鄧小平授命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勛，可以和蛇口一起，在深圳再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qū)域，面積更大一些，管理更寬松一些，力求引進外來資本，實行和其他地區(qū)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三個月后，一份《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被送到了鄧小平的案頭：在這份報告中明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qū)。特區(qū)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辦廠投資，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資企業(yè)和旅游事業(yè)……三個特區(qū)建設也要有步驟地進行，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p>

據(jù)許多老人的回憶，在當時敲定特區(qū)城市的時候，本來也將上海的崇明島列了進去，后來卻不知為何撤出了。這一設一撤，讓上海的發(fā)展一下子慢了十年，日后，在上海浦東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設立時，鄧小平因此坦言：“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qū)時沒有加上上海。”

很快，深圳便從縣級市到地級市，而后又由地級市升格為副省級，從這種行政級別上的躍升上，不難看出盡管帶有試驗性質，但中央仍然對那里的改革投入了不小的氣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資金匱乏，在當時，深圳市的總面積是2020平方公里，劃為經濟特區(qū)的面積則有327.5平方公里。面積雖大，中央?yún)s只劃給3000萬元的貸款，鄧小平對此的解釋是：“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有地卻無錢深圳特區(qū)，難免陷入大而無當?shù)睦Ь街校聦嵣?，當時那里不僅郵政、水電這些工業(yè)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甚至連道路和大塊的平整空地都找不出來。盡管特區(qū)“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建廠”，但很明顯的是，一塊連基本的投資環(huán)境都不具備的土地，即使那里的政策再優(yōu)惠，也實在難以拉來“下蛋的金鳳凰”。

這塊日后萬人矚目的特區(qū)，在一開始卻并沒有什么像樣的工業(yè)，只好和一些香港的小商人做點小生意。日后成為金威啤酒集團董事局主席的葉旭全，當時是深圳供水局的團委書記，他后來回憶說：“最早引進的行業(yè)是‘養(yǎng)紅蟲’，因為土地荒了，當?shù)氐霓r民就把土地租出去，用雞糞養(yǎng)金魚吃的紅蟲，雞糞一發(fā)酵，整個地方都是臭的，特別是下午一曬，幾公里內都聞得到！”看到這些，他實在是納悶，難道這就是改革開放？就是替香港人養(yǎng)蟲子？

這種疑惑不僅葉旭全一個人有，甚至連當時的市委書記張勛甫也沒搞清楚，這塊地方究竟可以發(fā)展成什么樣子。不過，盡管懵懵懂懂，他還是用上了中央所給的政策，并且冒著極大的風險，自作主張地為深圳掘來了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

在1978年，深圳農民分配收入，平均每年每人只有134元，而就在一水之隔的香港新界，那里的農民卻可以收入13000港幣，如此大的收入差距，讓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來越多。據(jù)統(tǒng)計，從1970年到1980年十年時間里，當?shù)鼐谷怀鎏悠呷f多人。“外逃風”帶來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耕地丟荒9萬多畝。張勛甫當時的深圳開發(fā)者們思來想去，便開始在這些地皮上打起了主意。

為了找到理論上的依據(jù)，當時一位名叫駱錦星的干部翻遍了馬列著作，終于在《列寧全集》里找到了一段恩格斯的話：“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xié)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边@個發(fā)現(xiàn)讓開發(fā)者們大感振奮，因為，有了恩格斯這位祖師爺當擋箭牌，他們至少不用擔心被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了。

就這樣，在這一年的1月1日，深圳簽署了全國第一份土地出租協(xié)議。一個名叫劉天竹的香港商人，拿到了當時東湖公園附近的一小塊土地，隨后在此基礎上開發(fā)出一個商品樓盤“東湖麗苑”，108套期房還未施工，就在三天里迅速被搶購一空了。當然，購買它們的都是買不起香港房子的香港居民，大陸地區(qū)的土地所有制度改革，則要等到七年后才能出現(xiàn)，當然，那也是發(fā)生在深圳的。

有了“東湖麗苑”的成功，開發(fā)者們的信心開始變得堅定起來，他們很快熟稔了這種“生財之道”，在此后的幾年里，深圳特區(qū)依靠收取土地使用費，完成了基礎的工業(yè)設施建設，隨后招兵買馬，引資入駐，五年時間里利用外資12.8億，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當四年之后，鄧小平來到這里的時候，這塊個原來的小漁村已經面貌一新，風氣領全國之先了。

在這里，我們或許可以做一個有趣的設想：假如我們將中國的各個地區(qū)看成一個個鮮活的人，那么深圳和蛇口這樣的地區(qū)，便像極了那些從體制中跳出的下海者，他們懵懂而大膽，對未來一無所知，僅憑著一腔熱血和希望前行，時常不循規(guī)蹈矩，卻不乏新鮮的元素，在世人的眼中，他們就像是另類的存在。然而，正是這種勇往直前的嘗試，才讓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商業(yè)史變得異常精彩。

如果說，當年那些下海創(chuàng)業(yè)的人們，用他們個人的努力，讓這個從半封閉狀態(tài)下的中國逐漸和商業(yè)社會接軌，那么作為一塊率先從體制中走出的土地，則充當了傳播清新空氣的“窗子”，在我們追溯新中國融入世界的歷史時，這扇開啟于1980年的窗，則必須被我們永遠銘記。

就在張勛甫一手賣地，一手抓建設，熱熱鬧鬧地開始深圳特區(qū)的宏基偉業(yè)的同時，遠在北京的鄧小平明顯也感受到了這種方式的可行型，4月初，鄧小平在和其他領導人談話時，提到了這樣一個話題：要改變一個觀念，就是認為建筑業(yè)是賠錢的，應該看到，建筑業(yè)是可以賺錢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梢砸淮涡愿犊睿部梢苑制诟犊?，10年，15年付清。

這大概是能找到的，最早的國家領導人關于住房問題的談話。在鄧公生前，他就看到了自己的話成為事實，房地產和建筑業(yè)不僅沒有“賠錢”，而且它還成為了中國最賺錢、最飽受非議的一個行業(yè)之一。

這樣的談話，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沒有任何意義，它甚至有點像是一種來自于個人的見解。然而在中國的政治氛圍里，威權人物的開明與否，最終決定了這個威權體制的進步程度。很顯然，鄧小平在經濟問題上所展現(xiàn)出來的各種態(tài)度，基本決定了后來中國商業(yè)社會發(fā)展的走向。日后我們將會看到，來自最高決策層的聲音，才是書寫近三十年來體制更迭的唯一筆墨。

在這一年里，一個名叫阿爾文·托夫勒的美國學者，成為了人們所追捧的對象。他原來是《幸福》雜志的副主編，在記者生涯的磨礪當中，磨練出優(yōu)美純熟的文筆，更重要的是，他開始對社會問題，特別是人類向何處去的問題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苦心鉆研下，他對未來價值體系以及社會走向的研究頗有進展。這一年，他的《第三次浪潮》出版，引發(fā)了雪崩般的評論，被業(yè)界稱為是“本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杰作之一”，這本書在三年之后正式被翻譯到了中國，但是在此之前，英文原版已經傳播過來，有許多習慣于“雪夜讀禁書”的人，得以搶先分享書中的思想。

書中所提到的人類社會發(fā)展三階段（農業(yè)階段、工業(yè)階段、信息化階段），在今天看起來早已是老生常談，但對于習慣了以階級與主義進行社會觀察的中國人而言，無疑是異常新鮮的理論，而在這本氣勢恢宏的作品中，托夫勒深入而精辟地闡述了知識經濟的作用，宣告了知識力量在未來的崛起，不能不說它幾乎相當于知識經濟時代到來的宣言。透過他的視角，許多孤立的事件都被聯(lián)系起來，被解讀成一次次令人心動的機會，這些串聯(lián)起來的事件在他的手里，被勾勒出一條隱約可見的未來之路，對于那些想要投身于充滿不確定性的競爭世界，對未來或多或少有些盲目的人而言，這無疑意味著燃起了他們心中的激情與希望。無論是已經在商海中沉浮的，還是尚未開始商業(yè)之路的人，都毫無例外地希望在這本書里找到一些啟示，正因為如此，在1983年它的中文版正式進入中國之后，便迅速地得到了年輕人的追捧。

后來創(chuàng)辦了中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搜狐的張朝陽，當時還在清華大學物理系讀書，他在那時接觸到了《第三次浪潮》，書中的思想或多或少持續(xù)指引著他去創(chuàng)造未來。在他從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畢業(yè)后，代表美國互聯(lián)網信息公司，提著兩個箱子回到中國，開始了他的創(chuàng)業(yè)生涯。

盡管張朝陽在日后的互聯(lián)網時代里名聲鵲起，但他卻并不算中國最早的IT中人，而在這個領域真正充當領跑者的人物，則早已在如火如荼的改革風云中淡出，形同滄海一粟。雖然他是那樣值得我們銘記。

這個領跑者正是陳春先，他在這一年的10月份回到國內，在過去的兩年里，他三次造訪美國，除了為那里高度繁盛的物質文化所感慨之外，最令他感到驚訝的，是硅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前者由一大群技術精英建立了“新技術擴散區(qū)”，后者則由一大群科學家在公路兩旁創(chuàng)辦了幾百家工廠。

在陳春先看來，北京的人才密度和素質，其實并不遜色于美國的這兩處地區(qū)，“只是潛力沒有挖出來”。他發(fā)現(xiàn)，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中關村地區(qū)尤為突出，那里幾乎是中國最大、也是世界少有的智力密集區(qū)。從1952年中國科學院定址之后，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又先后在那里建起教研院區(qū)。隨著中科院數(shù)個研究所和配套設施的入駐，到1980年，那里竟儼然一副高科技園區(qū)的面貌，陳春先評論說：“不夸張地講，在1980年的中關村轉一圈，遇到博士不稀奇，遇不到博士才是怪事?！痹诟叩冉逃€很匱乏的年代，中關村的科研人員密集度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里，每年有數(shù)以千計的科研成果被推出，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缺乏資金和渠道，這些成果卻往往被束之高閣。身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的陳春先心里很清楚，對于一個真正的科學工作者來說，獎勵其實并不重要，他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發(fā)明成果能夠被投入實際生產。這一點在美國尤為突出，在陳春先的心目中，“美國高速度發(fā)展的原因在于技術轉化為產品特別快，科學家和工程師有一種強烈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總是急于把自己的發(fā)明、專有技術和知識變成產品，自己去借錢，合股開工廠。”

想通了這一點之后，陳春先很是激動。于是，在回國兩個月后，他決定自己來實踐“美國模式”，他開始四處狂熱地奔波呼吁，要求催生出“中國的硅谷”，然而上級領導和政府官員們卻并不能理解他要干什么。不過，一些搞科研的同事們卻對他的想法表示支持，因為“老陳的想法實在太貼近他們的心了”。

終于，北京市科協(xié)被陳春先說動，借給了他200塊錢，還開了一張證明，幫助他去銀行開設了一個公司賬戶。就這樣，在這一年即將過去的時候，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倉庫里，中國第一家民營科技實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現(xiàn)金技術發(fā)展服務部宣布成立。

老實說，陳春先的這個“服務部”還算不上一家真正的公司，你從它怪模怪樣的名字上就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點，連同陳春先在內，15個從中科院物理所、電子所和力學所走出來的科研人員，成為了“服務部”的職工，他們沒有一個人不是技術上的高手，也沒有一個人有任何商業(yè)經營的才干，這種情形在日后將愈發(fā)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

不過，此時的陳春先和他的伙伴們，還沉浸在創(chuàng)業(yè)的快樂之中。他們?yōu)樽约耗茏叱隹蒲兴?，干一點“大事情”而歡欣不已。令他們想不到的是，所訂下的“科研人員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轉化規(guī)律、市場經濟規(guī)律，不要國家撥款，不占國家編制，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主經營、依法自主決策”的方針，日后竟成為建設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中關村科技園區(qū)、乃至所有中國民營高科技企業(yè)的核心思想。

從這一刻開始，陳春先這個出身書香門第、啃過洋面包的四川人，便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開始了前途未卜的企業(yè)家生涯。雖然幾乎所有人都在恥笑、懷疑、甚至辱罵他，盡管從領導到學生都一致認定他不務正業(yè)，但這個倔強的知識分子顯然對這些并不敏感，他開始樂顛顛地去跑生意，一趟趟地奔波談判、簽訂合同。服務部的第一單生意，是給一個街道小廠的機器安裝電源。一年之后，服務部結余財務，竟然有了兩萬多元的收入。

在這一年里，有許多人的身上似乎都在發(fā)生著某種變化，那就是追逐自己的夢想，無論是想要將科研成果轉化成產品的陳春先，還是想要改善家人生活的劉桂仙，以及不甘沉淪一生的宗慶后、李曉華，他們都開始嘗試著去尋找一種全新的方式，以便讓自己離夢想中的生活更近一些，假如要解釋下海者的動機，那么，對夢想的追逐，應當是值得關注的原因。盡管，有些人的方式在當時看起來是那樣的瘋狂。

在秋天，廣東省中山縣的小欖鎮(zhèn)，一個名叫梁伯強的18歲青年，和他的三個好朋友一起從中山小林農場的八一大堤縱身躍入大海當中，而后義無反顧地向對面泅去，之所以要冒生命危險做這樣的事情，是因為海的對面是澳門，那里可能會有他夢想中的生活。

到達了澳門之后，梁伯強和他的同伴開始了打工生涯，先是在碼頭給牛仔褲生產商扛大包，然后又在家具工廠里描摹山水花鳥和古代仕女，在他夜晚暫棲的大工棚里，住滿了和他一樣的偷渡客、年老色衰的妓女以及危險的毒販，像這樣的日子，梁伯強整整過了兩年。大概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在二十多年之后，他會成為全世界的“指甲鉗大王”，并會一次次地在大群碩士、大學生面前傳道授業(yè)。

對于當年的“激情一躍”，梁伯強的解釋是：“實在是太窮了，種地吃不飽，做小買賣又沒錢，而且可能被判刑，不如出去闖闖。”事實上，他所描述的生存狀況，正廣泛地存在于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生活當中。

在上一年里，8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稅務官員、財稅專家聚集在大連，用半年的時間制定出中國第一部《個人所得稅法》草案。在這一年的9月，人大正式通過了《個人所得稅法》，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定為月收入800元，這一標準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被沿用。有趣的是，當時全國民眾中，能夠達到這個標準的只有15人，甚至連鄧小平本人，都還夠不上征稅標準。

很明顯的是，當時以工資收入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財富來源的中國人，所得實在是大為有限，這一現(xiàn)象在計劃經濟的年代，由于供給制的全面實行而顯得不那么嚴重，現(xiàn)在，當這道閘門被稍稍打開，人們可以用錢到自由市場買到副食品、去商場購置電視機、洗衣機的時候，由收入微薄而引發(fā)的物質貧瘠，就變得嚴峻起來。

那個“豪言”要每月賺到2000元的劉永行，在這一年正是因為實在太貧窮，才不得已開始替人修收音機。

春節(jié)的時候，劉永行回到家里，全身上下只剩下了兩塊錢，這時4歲的兒子問他要肉吃，買不起豬肉的他只好買了一只鵝，卻不想被高興的兒子不小心放跑了。面對哭哭啼啼的兒子，被逼無奈的劉永行只好利用特長給人修收音機，短短一個假期過去，竟然掙了300多塊，不僅兒子有肉吃了，他下一學期的學費也有了著落。這個結果是他想不到的，也讓家里另外三個兄弟大感驚詫，他后來回憶說，正是從那個時候起，他們開始看到了創(chuàng)業(yè)的曙光。

劉家四兄弟的集體下海創(chuàng)業(yè)，還要再等兩年的時間，而那個日后叱咤中國商界的“希望集團”，則更是子虛烏有的事情，他們將從飼養(yǎng)鵪鶉開始，和大多數(shù)下海者一樣，經歷許多挫折與考驗，最終百煉成金。

在溫州，當了17年工人的鄭秀康在這一年選擇了辭職，目的是為了改善生活，讓家人“過得更體面些”，在此之前，他在工廠里苦打苦熬，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夠成為“坐辦公室的干部”，可以拿上每月72元的工資。在上一年里，眼看提升無望的鄭秀康，只好找了一位老師傅開始學習造皮具，為日后的生活做一些打算。

最終，難耐清貧的鄭秀康向單位提交了申請，離開溫州通用機械廠之后，創(chuàng)辦了一家小小的皮鞋作坊，他后來回憶說：“我打定主意做消費品，要么做沙發(fā)，要么做鞋，最終選擇制鞋業(yè)的原因，是因為家里的房子太小，一家老小只能擠在8平方米的小屋里，做出來沙發(fā)也放不下?！?/p>

盡管制鞋需要的場地并不大，資金也不多，但這還是讓沒有任何積蓄的鄭秀康頭疼不已，最后，他被迫把妻子的陪嫁都拿出去賣掉，才湊夠了買制鞋工具和皮料的錢。有如此來之不易的機會，自然令他格外珍惜，他每天蹲在不足3平方的空間里，從下午5點開始縫皮鞋，一直縫到第二天早上，連續(xù)多年雙手疲勞，最后竟落下了十指震顫的毛病。不過，憑借著每天三雙鞋的速度，鄭秀康一個月的收入猛增到幾百塊，在改善家里生活的同時，事業(yè)也慢慢地有了起色。日后，當他成為康奈集團董事長的時候，還保留著當初的幾件制鞋工具。

1980年的中國，還仍然保留著許多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不過值得欣慰的是，它們正變得越來越淡。

這一年里，全國每人平均消費糧食428斤，這個數(shù)字比1952年增長了8.2％，豬肉22.3斤，同比增長了88.6％，有這樣的進步，很大程度要歸功于當時中央所執(zhí)行的經濟政策，它的主要目標被設定為改善生活水平。然而盡管如此，人們還是感到物質匱乏。和食物相對應的，則是全國人均居住面積為3.9平方米，比1952年減少了0.6平方米。這則要歸功為文革十年里，毛澤東惡作劇式的生育號召。為了控制住這種增長勢頭，國務院不得不重拾馬寅初的人口理論，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明確提出“一對夫妻最好只生一個孩子”，很快，它就變成了強制性的基本國策，將生育這一基本權力，也納入到國家的計劃軌道中來。

計劃的風格在許多領域中都依稀可見，從這一年的10月1日開始，全國第十次廣播會議決定：“全國各級廣播電臺、電視臺、縣廣播站，必須轉播央視《新聞聯(lián)播》”。從此，這個時長30分鐘的節(jié)目，開始準時出現(xiàn)在中國人的生活當中，成為了許多人最主要也最權威的消息來源。有趣的是，或許是為了讓人們能夠及時地“領會國家精神”，從這年的11月1日起，電視機被允許敞開供應。

這一年里，那些日后將徹底改變中國私營經濟的變化，開始在體制內外同時進行。在北京的許多地方，原本只允許外賓和華僑進入的商店，在這一年也開始向普通市民開放。盡管只能看不能買，但更多的商品花樣還是讓當時的老百姓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沖擊。正在拉薩擔任自治區(qū)交通廳干部的王銘利，在這一年經北京回老家，在一家旅游飯店里，他第一次見到了瓶裝的可口可樂，這種黑褐色的液體讓他興趣盎然，卻被服務員告知“按規(guī)定只能賣給外賓”。這一經歷給王銘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來回憶說：“直到我當了經理、總經理、董事長，都還下意識地認為，那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飲料?！?/p>

學者費正清在觀察到上述一系列事實后，不無憂慮地寫道：“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象到的更窄?！?/p>

日后的事實證明，這位中國觀察家所言極是，中國的改革道路非但緊窄，而且曲折，在許多時候還會出現(xiàn)回流。不過，這些并不重要，當大勢確定的時候，即使再多曲折，也無法阻擋水流奔騰入海。而我們的眾多主人公，也終究會像水流一樣，雖歷千折而不回。

在這一年里，那個兩次落榜的俞敏洪，又參加了人生中的第三次高考，在過去的兩次高考中，他都因為英語成績不理想而失利，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的是，在這次高考中，長達兩個小時英語考試，俞敏洪卻只用了40分鐘就交了卷。如此舉動自然是相當特立獨行的，他回憶說：“聽到這個消息的英語老師勃然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說今年就只有你一個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結果自己給毀了。他認為我這么快就交卷，肯定沒有做好，但是我是一個典型的直覺型思維的人，如果做完題一檢查，可能就改錯了?！?/p>

從這個細節(jié)里我們不難看出，在俞敏洪的身上，浮現(xiàn)著一種非常感性，甚至可以稱之為沖動的性格因素，在他日后的經歷中，這種因素始終在發(fā)揮著作用，從他離職創(chuàng)辦民辦教育，到后來新東方的出現(xiàn)，以及他頻繁地以一種演講者的面目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都受到了這種因素的左右。事實上，在許多企業(yè)家的身上，這種沖動、樂于引人注目、習慣集聚目光的特征都有所出現(xiàn)，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或許可以解釋許多問題。

在這次高考中，俞敏洪的英語考了95分，這是一個相當高的分數(shù)，而500分的總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過了北大380分的錄取分數(shù)線。為此，這個來自江蘇農村的孩子終于考上了中國的第一學府。在離開的那天，村里還特意從城里調來了一輛卡車，把他從江陰一路送到了常州，在站了36個小時之后，他進入了北京大學，然后在那里一呆就是11年，而后一躍入海，成為中國最大民營教育集團的創(chuàng)始人。

不過，俞敏洪并不是這一行業(yè)的前行者，在這一年的湖南寧遠，新中國成立之后第一所民辦大學已經在世人的質疑聲中草草成立了。

它的創(chuàng)辦人叫作樂天宇，已經80歲的他是新中國的教育家之一，曾經擔任中國農業(yè)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在得到了一些中央首長的支持后，他拿出5萬元私人積蓄，在一所破廟里辦起了“九嶷山學院”。在下一年的秋天，全校分成三個專業(yè)，開始正式上課。

盡管只有四十多個學生，房屋也破舊不堪，遇到雨天，學生甚至不得不集體動手，停課補屋。但是從樂天宇到全體教師，心中卻激蕩著熱切的情愫，他們相信，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中國必然會越來越好，他們的九嶷山學院也會變得好起來，甚至，像美國的耶魯、哈佛一樣世界聞名。(3)

————————————————————

(1) “八大王”的版本，流傳至今的不止一份，最為公認的八位大王分別是：“電機大王”胡金林、“線圈大王”鄭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電器大王”鄭元忠和“舊貨大王”王邁仟。

(2) 據(jù)說，當時的籌建干部們對名字反復爭論，有人提出叫“出口加工區(qū)”，被認為“與臺灣一樣”，“好像資本主義擺在臉上”；又有人說叫“工業(yè)貿易區(qū)”，但是似乎又不符合，最后還是鄧小平出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就叫特區(qū)嘛！當年陜甘寧也是特區(qū)！”由此一錘定音。

(3) 不幸的是，樂老和教師們的愿望并沒有成為現(xiàn)實，從1981年到2005年，在成立之后的24年時間里，九嶷山學院始終沒能擺脫“卑微”的出身，它甚至沒能取得學歷教育的資質，而這就意味著它長期從事的是自考助學非學歷教育，連一所民辦高校都算不上。目前，它運營艱難，一年只能招收幾百名學生，大多數(shù)人來“看了一眼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