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文本”

對于“重寫”的重要性，沈從文很早就有體認。他在《月下小景》題記中特別強調，自己曾經(jīng)研究“記載故事的各種方法”，提醒讀者要注意對照閱讀，才會“明白死去了的故事，如何可以變成活的”。韓侍桁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月下小景》的獨特，特別留心于“故事的復制”。他說：“依我自己的私見，那條腐舊的文藝原則——‘小說就是講故事’——現(xiàn)今的人還必要重視的；因為我們時代的創(chuàng)作是太屬于觀念的而缺乏故事了?！?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9/11/19493946626149.png" />韓侍桁犀利地捕捉到“故事的復制”這一現(xiàn)象，但進一步論述時卻將問題歸到小說素材上，并且認為，“從現(xiàn)在生活里取材”也好，“利用既成的故事作為材料”也好，就創(chuàng)作而言，很少區(qū)別。真的“很少區(qū)別”嗎？當然不是。很可惜，他沒有進一步研究“復制的故事”，尋找出“復制”和“原創(chuàng)”的差別來。

其實，我們不難看出，“復制”和“原創(chuàng)”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于“前文本”的有無。因此，就小說文體而言，完全可以按照“前文本”之有無為標準分為“重寫型”與“原創(chuàng)型”兩類。小說具有前文本并對其重寫，即為“重寫型”小說；不具有前文本，即為“原創(chuàng)型”小說。評判“重寫型”小說的標準，應該和“原創(chuàng)型”小說有所不同。拿統(tǒng)一標準來衡量“重寫型”與“原創(chuàng)型”小說，看不到兩者的差異，也許就錯過了理解前者的最佳視角。

根據(jù)“前文本”的存在與否來判定“重寫型”小說，這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前文本”概念的引進，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重寫型”小說與“原創(chuàng)型”小說在創(chuàng)作發(fā)生學層面、文本理論層面都有根本的區(qū)別。從文本理論來看，“重寫型”小說的“重寫”針對的是符號體系，包括政治、歷史、宗教、文學等在內的各種各樣文獻都可以成為前文本，這是已經(jīng)被整合、提煉的符號化的語言；“原創(chuàng)型”小說則直接對應著紛繁復雜的人類現(xiàn)象本身?！爸貙懶汀毙≌f總是既負載著前文本的信息，又帶有重寫時歷史文化語境的痕跡。重寫者一定對前文本有所認識，具有“前見”，進而在寫作中將時代因素、個人因素帶入小說。借用解釋學的術語，重寫文本對作者來說恰恰是“視域融合”的產(chǎn)物。這一點，韓侍桁也看到了，他說：“一個作家如是想利用過往的社會的故事的話，不只必要故事的選擇，而對故事的認識，同樣必須有著特殊的見地?！?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9/11/19493946626149.png" />與此相對，探討“原創(chuàng)型”小說的創(chuàng)作少了“前文本”這一影響因素，小說與作者、小說與寫作時代的關系成為主要問題，這樣的思路與研究“重寫型”小說顯然很不相同。

當選擇“重寫”角度時，不再像“原創(chuàng)型”小說研究聚焦于小說文本內部或者現(xiàn)實語境、作家背景，而是引入一種基于對比的結構性觀照，深入到對小說創(chuàng)作的認知模式之探尋當中。以往研究者考察“重寫型”小說時，將注意力放在“重寫文本”和作者，沒有對“前文本”的存在多加考慮，也就沒有更多關注重寫文本與前文本之間的關系。“重寫型”小說研究則立足于重寫文本與前文本的關系，這當然不僅僅是中國傳統(tǒng)的小說研究中本事考據(jù)等所能涵蓋的。本事的考證，只是“重寫型”小說研究的一部分內容而已；關系研究，才是重寫研究的重點所在?？紦?jù)研究，只能說明“重寫型”小說“重寫什么樣”的前文本；而關系研究，才能凸現(xiàn)“重寫型”小說“如何重寫”前文本。就創(chuàng)作發(fā)生學而言，前文本、重寫時的歷史文化語境、作者（重寫者）三方面都深刻影響著“重寫型”小說，這三者和重寫文本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交互關系。

因此，考察“重寫型”小說至少要考慮到四個方面：重寫文本、前文本、作者、寫作語境。對于重寫文本來說，前文本、作者、寫作語境都是制約重寫的因素。首先，前文本為重寫提供了生發(fā)的空間，原有故事的情節(jié)、人物、主題在重寫中可以不斷伸展；同時，前文本的存在使重寫本身具有張力，因為前文本既提供故事伸展的可能性，也對重寫時的闡釋空間有所規(guī)定。其次，重寫中體現(xiàn)的對前文本的理解與闡釋的欲望建立在對前文本的認知與態(tài)度之上，而作者的思想文化背景制約著自身對前文本的認知與態(tài)度，作者的學識、修養(yǎng)、審美追求等都直接影響其對前文本的認識。第三，作者對前文本的認知與態(tài)度以及重寫的動機，又與寫作時代的大語境不可分割，時代環(huán)境、思想風潮、意識形態(tài)等等都是不可忽視的寫作語境。

當然，除了這些因素，讀者也是重寫問題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元。讀者對前文本的熟悉程度、受眾的閱讀接收心理，這些都有形無形地影響著重寫者的創(chuàng)作。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xiàn)代“重寫型”小說的前文本大多數(shù)都是普通讀者較為熟悉的。讀者閱讀之前，熟悉的故事能夠吸引他們來關注，產(chǎn)生較強的閱讀期待；讀者閱讀之后，重寫文本與前文本的相似與差異則能夠使他們體會到遇見“熟悉的陌生人”般的審美愉悅。

在以往的研究中，重寫文本、作者、寫作語境都得到較多關注。比如，就重寫文本來講，論者注意到施蟄存《鳩摩羅什》、《將軍底頭》等小說中心理分析新方法的試驗；就作者的主觀動機而言，論者注意到郁達夫《采石磯》、《碧浪湖的秋夜》等小說中自我抒懷式的創(chuàng)作動因；就現(xiàn)實語境來說，論者也往往從諷喻的角度分析在高壓審查制度下鄭振鐸《取火者的逮捕》包含著革命與反壓迫的隱喻。不過，前文本問題卻往往成為研究者的盲點。這并不是說在以往的研究中不涉及前文本，而是沒有很好的研究模式來考察前文本在重寫中的位置。我所要做的，正是將這被忽視的前文本作為切入點，深入“重寫型”小說的探討。以前文本為中心，“重寫型”小說的探討可以轉化成以下問題：“重寫型”小說重寫了什么樣的前文本，兩者的相同與不同；前文本在以前被如何評價；作者為何這樣重寫，怎樣看待前文本，其思想學術背景如何；重寫時代有什么樣的思想學術語境等。通過考察這些問題，“為何這樣重寫”的答案就可能逐漸呈現(xiàn)出來。

1. 沈從文《〈月下小景〉題記》，《沈從文全集》第九卷，第216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2. 侍桁《故事的復制——評沈從文著〈月下小景〉》，1934年5月31日《中央日報》副刊。
3. “前文本”概念還可以細分成幾個子概念：（一）前文本，“重寫型”小說所參照的以前的文本。例如，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殺》是根據(jù)《史記·項羽本紀》重寫的，那么，《史記·項羽本紀》即為《楚霸王自殺》的前文本?！爸貙懶汀毙≌f的前文本可能是小說，也可能是經(jīng)籍、史傳、神話傳說、詞曲歌賦等等。（二）前文本群，一篇“重寫型”小說至少有一個前文本，還可能有更多的前文本。所有前文本的集合，稱為前文本群。例如，曹聚仁在其小說《孔老夫子》的標題下，注明了“用論語、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的材料”，那么，《論語》、《史記·孔子世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就構成了小說《孔老夫子》的前文本群。（三）直接前文本，即“重寫型”小說所直接參照的前文本。例如，馮至《伍子胥》的前文本群包含了《史記》、《吳越春秋》等一系列前文本，不過，小說故事情節(jié)直接參照的前文本是《吳越春秋》，因此后者才是《伍子胥》的直接前文本。譚正璧《還鄉(xiāng)記》寫高祖劉邦衣錦還鄉(xiāng)，前文本群包含了《史記》、《漢書》等許多史書，不過，直接前文本卻是睢景臣的散曲《高祖還鄉(xiāng)》。（四）重寫文本，即參照前文本創(chuàng)作的文本?！爸貙懶汀毙≌f研究就是重寫文本研究的一個重要類型。針對底本元縝《鶯鶯傳》來說，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與王實甫《西廂記》都是重寫文本。有時候，一個重寫文本的影響會大于底本，成為后世重寫主要針對的前文本。
4. 侍桁《故事的復制——評沈從文著〈月下小景〉》，1934年5月31日《中央日報》副刊。